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