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涛涛洛口岸》 第一章 洛口 泺口 第一章洛口泺口

有人说，先有泺口后有济南。也有人说，是有着古老悠久历史的济南，带动了泺口的发展。我想无可厚非的是那条古老黄河的灵魂，赋予了泺口的繁华与兴盛。无论怎样的说辞，都证明了了泺口与济南，泺口与黄河的鱼水关系。

洛口，又称泺口，在济南北部，现济南天桥区的一个地名，是跨越黄河，北出济南的门户。同时，也是济南的一个重要码头，也可以说是，济南交通的咽喉要塞。

洛口是古代泺水入济水的地方，所以也叫“泺口”。北魏时就有“济水又北流，注入济，谓之泺口也”的记载。金朝《金史·地理志》时称“上泺口镇”，说明泺口的历史悠久。也有人，将“泺口”写作“雒口”，而“雒”与“洛”相通，所以“泺口”也写作“洛口”。随着时间的沧桑变化，古济水演变成为大清河，泺口就占据了两河交汇的有利地势，到了明朝时，泺口逐渐变成了繁华的水运码头。

明代，大清河、小清河水路运输繁忙、昌盛，泺口建有水路两用码头，极大的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

明末崇祯年间，刘敕在他撰写的历城县志《历乘》中记载：“泺口镇，城西北二十里，商人贸易之处，胶莱公司驻焉，鹊山高峙，大清东流，楼船往来，亭阁飞甍，诚一巨镇。”

当时，济南、泰安、东昌、兖州、沂州、曹州等地所用的食盐、日用品都是由泺口转运。泺口还是木材、药材、毛皮等货物的集散地。也有古书记载：“泺口，商业重镇之地，商贾大贾麋集，菜馆酒楼布满街市，楼船往来，亭阁飞翁。”可见，当时的泺口是多么的重要和繁华。

当我想把泺口写成一部小说的时候，心里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泺口作为济南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济南人心目中，还是在泺口人心目中，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当人们把“小济南”这个称谓送给泺口的时候，谁能说得清，是济南人的骄傲，还是泺口人因身在济南旁边的骄傲呢！或许都有，或许都没有，就是一个雅号而已。

但是我真的不这样认为，原因是，我既然和泺口有缘分，我就要把它古今血脉融入进我文字的血脉里去，让我的文字发光、发热，让泺口的一些事情永恒。我决定深入到这个离济南最近的地方，深入到这个离黄河最近的地方，去聆听泺口的喘息声，去聆听涛涛黄河水的声音，探索古城古水给泺口带来的契机和撞击。

我在一个周六的上午，驱车来到了泺口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探寻它历史的的足迹。

滕大伯叫滕续良，是土生土长的泺口人。实际年龄九十多岁了，看上去像七十多的样子，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口齿清晰。老伴早就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没有儿女，孤身一人。

自从老伴去世后，本来不爱在大街山转悠的他，也有了不愿意回家的习惯，没事的时候，就拿着一个马扎，坐在大街的一个特别显眼的，又特别安全的地方，看太阳，看风景，看来来往往的人群车辆。

当我说明了来意，要在泺口走访几天的时候，滕老伯很高兴，他毫不夸张的对我说：“年轻人，可以给你这样说，我就是泺口的百事通，祖祖辈辈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很庆幸，认识了滕老伯。结识了这位泺口的百事通，这位不用花钱的导游和讲解员。不过，只是来的时候我给老人带了一箱奶和一些水果。

“你贵姓呀！小伙子！”听到腾老伯这样问我，我既高兴又诧异。难道我还是小伙子吗！或许在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面前，即使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也要被称之为小伙子或者说是年轻人，不是因为你自己长得真的是那么年轻，我感觉主要的是，老人会说话，懂礼貌，这也或许是老人长寿一方面原因吧！

“老伯！我姓范，以后你就叫我小范吧！我和过去一个在你们这里生活过的盐商范家是一个范。说不定，五百年前，要是按辈份论起来，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听完我的回答，老人呵呵呵地笑了。

“老伯！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泺口人，你是希望你们是叫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各的洛口呢？还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乐的泺口呢？”被我这一问，老人好像有点诧异。

“我基本没有啥文化，就读了三年私塾，就不再读了，你好像是在说绕口令考我吗！”老人一改刚才的高兴劲，显得有点生气的样子。

我连忙解释道：“大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问问你们这些当地人，更喜欢让你们的地方，写字的时候，写哪个字，更高兴一点！就像我，我娘从小就叫我老臭，不叫我大名一样的道理！我更喜欢更多的人，不叫我老臭，而是叫我范祥龙一样。”

听了我的解释，老人说：“我希望我们是带有乐字的，不是带有各字的名字。因为，乐字是高兴、是欢乐;各，这个字是各奔东西的意思，各奔东西不就散摊子了吗！”我微笑着说了句，“对呀，老伯，你说的太好了。”

也许是，我的幽默和老人拉近了距离，我和老人就十几分钟的交流，就成了熟人。于是，滕续良老人，便滔滔不觉得给我讲述了泺口的过去······

“黄河就在我们身后，靠着我们家这么近，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光知道是从西边天上来。我看你是个文化人，今天你就给我说说黄河的事吧！行吗？小范！”“好吧！老伯！我就给你说说，黄河的事。”我掏出了一支烟，又问老伯，“刚才，我也忘了问问您老吸烟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我不吸烟，虽说喝点小酒，但是也喝不多，就是二两适中。小范，你以后喊我大爷吧，别叫我老伯了，我还是听着大爷舒服。”“好的！大爷！”我以后就喊你大爷。

我虽然抽烟不厉害，但还是点燃了一只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两只鼻孔，冒出了两只烟柱。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彦拉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这是原来的认识，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真正的源头已经被发现了，它在青海省的腹地。据说源头有三个，一个是扎曲，一个是约古宗列曲，第三个是卡日曲。其中呢，第三个源头卡日曲有五个碗口粗细的泉眼，即使是夏季，也还是泉水旺盛，不会干涸，这才是黄河的真正的源头。源头的黄河水很清澈，直接可以喝。”

听了我的解释，能够看出来，老伯很高兴。他终于明白了，天天守着的黄河，是这样发源的，紧接着他又问我，为啥源头河水那么清澈，而到了我们这里，就是黄色的浑水了呢。

我就给老人说了，那是因为黄河经过黄土高原，被冲刷下来的泥土，经过几千里的奔流，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把泥沙沉积了下来，所以，我们济南段的黄河，就成了地上河。

“小范呀！你还真行，知道的还真的不少呢！今个，你不要笑话我，让人家知道了，一个生活在黄河岸边几十年的黄河人，不知道黄河真正的来龙去脉，真的会让人笑话。”

“大爷，你不能那样说，我知道黄河的大概模样，但是我可不知道泺口的来龙去脉呀！各有长处，各有千秋。”显然，老人对于我的解释，很满意······

快要中午的时候，我给老人说，要出去一趟。不一会功夫，我就出去到了外面的小卖部，买了一个烧鸡、豆腐皮，花生米，还有两瓶二锅头白酒。

“小范，你太客气了，你不出去买东西，我也不会让你饿着，中午，家里有啥，就吃点啥。”

说着，老人拉开了冰箱的门子让我看。里面还真的是，各种蔬菜和肉类，满满的。

“小范呀，说实话，现在吃喝是没有问题，就是有点孤单。”

“大爷，那，我以后，就有事没事的，就来你这里拉呱，行不？”

“好啊！欢迎呀！”老人高兴地说道。

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老人就把我买来的酒肴，弄到了盘子里。另外，他又从冰箱里拿出来一个水果罐头，四个菜齐了。他说，他不爱喝二锅头，除了度数高之外，主要是那种味道，他不习惯。

于是，他拿出了用十斤塑料桶装的纯粮食酒。他说，别看是塑料桶酒，但是几十块钱一斤，一点不比原瓶酒差。

“大爷，你说的这话，我信，我也尝尝你的纯粮食酒。”其实，我在家里也喝这种纯粮食酒，不过我不能说实话而已，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还是有用的。为了让老人高兴，我只能说尝尝这两个字了。

按理说，我开车真的不该喝酒。万一酒驾，那就要揍了醋了。

我让老人给我倒上了，二两半的茶杯的一半。老人，理解的说：“小范，你开车，我不会让你喝太多，一两酒吧！”

“好的！好的！大爷，咱们边喝边聊！”

也许是老人喝了点酒的缘故，话多了起来。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是说起来话来，一套一套的，就好像讲解员一样，可以用滔滔不绝来形容。也可能是，老板去死的早，长时间没有了倾诉的对象，今天遇到了我，就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

“泺口这个地方，早在金代时就属于济南历城老县。到了明朝的时候，就改成了雒镇。清朝时，虽然叫了一段时间的雒镇，后来又改成了泺口镇。民国以后，也就是1912年以后，先是设了泺口区，不知道是咋回事，后来又改成了泺口镇，仍然隶属于老县历城管理。解放以后，先是成为由济南市的直属镇，后来又划属市郊区，，再后来，又成立人民公社，风风雨雨最后成立了现在的泺口街道，属于了天桥区管辖。”

通过老人粗略的讲解，我大概了解了泺口的过去和现在。我不禁感慨道，百年泺口，风雨沧桑啊！

如果说黄河影响着泺口码头的繁华兴盛，那么泺口村居民社和济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街道布局，还是生活习俗等都有济南的影子。

过去，匪患猖獗，为防止匪患，保民平安，泺口仿照济南府的样子，修建了城墙。修建时，采用土夯石砌成了高七米，顶宽四米，城墙上面各有垛口，城墙外设有圩子壕，壕外是沼泽盐碱芦苇地。由于，泺口一面的城墙，紧靠黄河而建，也就是三面城墙一面大堤的格局，所以，整个城墙布局成“月牙状”，俯卧在黄河的南岸。因此，在泺口的大街上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泺口街的圩子墙——少一面！

泺口城墙设了四个门：东门叫经海门，站在东门上，向东可以远远看到东面的大海。东南门叫瞻岱门，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东南门上，可以看到远处的泰山。西南门叫普药门，人们没事的时候，站在西南门上，可以望见附近的药山，据说经常远看药山，可以保全家身体康健，平安吉祥。西门，也就是泺口镇的正门，正冲着邻村小鲁庄，西门是出入泺口镇的重要通道。

人们说，黄河发大水时，只要把东南门、西南门囤住，再大的黄水，也进不了街。

至今，泺口的主要街道，都有着济南的影子。像济南有条“天桥塘子街”，泺口也有一条“泺口塘子街”。

泺口的街道有：上关街、中关街、下关街、朝山街、奎文街、枫林街、太平街、花园街、泉子街、进士街、斜路街、九曲街十八巷，还有民国初年曾设盐业稽核命名的所里街，有顺治年间秦、关、范三大盐商结盟之地三义街和义和巷。所以，泺口镇的街巷有被称之为“三十六街套七十二巷”的说法。

济水也被称为大清河，19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大海，泺口就成了黄河上名副其实的重镇。随着黄河航运的发展，向东沿着黄河的轨道，可以直接通到大海；上及鲁南、河南、陕西等地。镇上集市贸易兴盛昌达，店铺林立，泺口被当地人称为“小济南”。 第二章 黄河岸边“清明上河图” 第二章黄河岸边“清明上河图”

在以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个周天，都要去泺口滕续良老人家里，聆听老人讲关于泺口的故事。每次去，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新的感受，对老人也有了新的认识。老人把他知道的，还有自己经历的时代的风风雨雨，也都会向我这个忘年交讲述。

泺口，几百年的繁华、兴盛，源于黄河码头。也可以这样说，是黄河成就了泺口几百年来的辉煌。

因黄河，才使得泺口通过京杭大运河，与南方的浙江、云南黔宁等省有了密切的联系。江南的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铜器、竹器等，还有大西北的牛羊肉，都通过水运来到了泺口，也就到达了济南，以及济南泺口的周边地区。于是，黄河岸边的回汉村寨，也逐步的兴盛起来。

滕续良老人，继续说。泺口几百年来，饱受战火和匪患的的骚扰和蹂躏。清朝宣宗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48年，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没有了康熙、乾隆时代龙腾虎跃的雄姿风采，有人比喻说，像是老态龙钟的老人一样，虽说龙脉还在延续，但气数已尽。

那年，各地土匪猖獗，打家劫舍，骚扰百姓，抢劫财物。为了，防止土匪抢劫在镇上村民的财物，泺口开始修建圩子墙。

公元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捻军北伐，盗匪横出。第二年，捻军赵浩然部，进入山东境内。更加加剧了泺口形势的危机，镇上的一些名人之士，催促尽快修建圩子墙，以防御匪患和捻军的骚扰。

1866年，泺口镇又重新修建了毁坏的城墙，这次吸取了前面的教训，紧靠黄河大堤修建城墙。两年以后，城墙竣工，泺口就形成了四周共四千五百多米的独立城池，有效的抵御和预防了匪患的骚扰和外军的侵袭，泺口的安全有了基本的保证。

明清时期，泺口镇的繁华兴盛吸引了一些朝廷官员，商贾富商在此修建园林宅院。当时，就有河北广平府知府刘淑枚在泺口镇上修建的奕园。清朝工部员外郎李世琛在泉子街上建造的基园，在当时二者都聘请了清代乾嘉年间济南府有名的园林设计专家陈霖，为之设计建造。

最有名的是，位于泺口塘子街义威路旁的蔡家花园，因泺口出了个前清的巨人叫蔡慕涛，所以也被人们称之为“蔡举人庄园”。庄园占地26亩，有山景园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抗战爆发后，被日寇霸占。

几百年来的泺口繁荣，使得泺口镇有了小济南和第二济南府的雅号之称。也有人称泺口为“黄河岸边的清明上河图”。

清朝乾隆年间，济南的盐业盐商达到了鼎盛时期，一些有经营头脑的山西人，来济南或者泺口做了盐商。济南府有名四大盐商：关家、茅家、范家、尚家。他们的富裕水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乾隆皇帝曾经六下江南时，每次都从山东路过，济南的盐商都有巨额的报效。

泺口的三大盐商，有秦家、关家、范家三家。在济南的四大盐商中，就有两家是泺口的三大盐商里的人物，可见当时的泺口镇的盐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山东济南四大盐商之一的茅祚宏，曾经奉诏进京参加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办的“千叟宴”。能够受皇帝之约，前去参加宴会的人员，都是各业精英和达官贵人。

千叟宴是清代宫廷中举行的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皇家盛宴，始于康熙时期，盛于乾隆时代，嘉庆以后就不在举行。

康熙五十二年，是康熙皇帝六旬万寿，在畅春园分别宴请了六十五岁以上的现任和修致的满、蒙、汉大臣，兵丁等1020人。

乾隆年间，曾两度在乾清宫举办了3000多人参加的盛宴。反映了清代所提倡的“养老尊贤、八孝出悌”的优老政策起到了笼络民心、维护朝廷统治的作用。

清末明初，济南几大盐商家族日益壮大，儿孙分立门户，官商勾结，参与盐业中牟利。高达800多道，而小的盐商才只有几十道，所以就有了“引碎商散”的说法。

有的县因为参与盐业的人太多，就采取了，由盐运史主持的，五年一次的抓阄分配活动。“金招房，银库房，不如南杂引的一晚上。”就说明了，当时的现状。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济南历城县设立了盐业公店，还开设了分店26处，公店的设立，垄断了私人盐商，有效的制止了私人盐商的牟利行为。使得私人盐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和限制。

泺口码头的繁华，极大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泺口的盐业盐商，也达到了空前发展的程度。

关家盐商，在泺口世代经营，由于懂经营、会管理、业务广，所以他家的盐务覆盖了泺口、历城、还有鞭指巷一带。关家盐商，不仅在济南鞭指巷南首路东建造了具有古老建筑风格的关键盐商宅院。还带头修建黄河民捻，名载史册。

早在汉代的时候，泺口就是济水（后称大清河）上的重要码头。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夏季，从六月十八日起，黄河水多次猛涨，洪水肆虐，激流翻卷，惊涛拍浪，许多地方洪水已经与黄河大堤相平。第二天，黄河河南兰考北部决口，酿成了著名的铜瓦厢黄河水改道，又经过了130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的黄河下游。这次改道，不但结束了七百多年黄河南流的历史，而且还是当今黄河下游形成的直接原因。

于是，黄河夺济南大清河道入海，泺口便成为黄河下游沿岸上最重要的一个码头。 第三章 大摆渡、领事馆、济泺小铁路 泺口陈醋、草包包子 第三章大摆渡、领事馆、济泺小铁路泺口陈醋、草包包子

几百年来，黄河两岸的人员物资交流，全部是以黄河渡船的形式进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大摆渡”。

大摆渡就是大船运送人员物资，这种大摆渡，长约30多米，宽约20多米，专门用来运送车辆、粮食、棉花包等大宗物品。一次大摆渡的运载能力极大，能运送好几台车辆。而且这种大船，全部靠人力，每次需要30——40个工人。

大船在南岸码头时，需要2个人在船尾摇橹，其余的几十人在大船的两侧撑篙。由于北部码头偏西些，而且黄河水又自西向东流，水流大的时候，大摆渡经常被冲到北岸，偏离码头位置，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人拉纤。

拉纤的时候，船上的船员负责摇橹、撑篙，岸上的船员就需要排着队，喊着号子，使劲弯着腰拉纤。经过一番折腾，南岸到北岸时，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等到北岸返回南岸的时候，是顺程，即使船上有物资，顺水而下，也就一会儿就能到达南岸。

南岸的码头被称为上关道口，是官渡码头，专门运送大的物件和车辆的。向东三四百米的地方，是下关道口，被称之为民渡码头，是一些小船，用来运送一些过往市民和小的物件。

北岸码头，也不是固定的码头。因为，大船冲到北岸后，在哪里停下，便在哪里靠岸，所以又称漂浮码头。

1906年4月，在济南和泺口的历史上迎来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就是，连接小清河黄台码头和黄河上泺口码头的一条轻便铁路支线正式建成通车，被人们称之为“清泺小铁路”。全长六公里，把黄河和小清河联系到了一起。当时的济南各界群众，一起欢呼，一起庆祝，这一济南和泺口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件盛事。

济泺小铁路的开通，使得泺口码头更加繁忙。不仅促进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人员、物资交流。并且，全国各地的粮、棉、农副产品、燃料、建材以及海边的海产品、海盐等物品，也通过泺口码头涌入济南及济南周边地区。与此同时，济南本地的民族工业所产的棉布、面粉等各类产品，通过泺口码头，沿黄河西进到济宁、菏泽、河南等沿黄地区。

据1993年出版的《天桥区志》记载：清末民初，泺口港成为水路、公路、铁路的货运中转站。沿黄5省90多个县市，所需要的原盐由此集散。每年棉花上市季节，棉商、花客约3000多人，在泺口港聚集，日集散棉花10万多担。同时，济南的原粮、面粉也在此集散、中转。泺口港的繁荣，迅速带动了济南经济的大发展。

早在，清泺小铁路建成通车的两年前，也就是1904年，德国人在山东建设了胶济铁路，济南正式开埠，成立了济南商埠区。济南老城西部，火车站以南，赴长青大道以北，十王殿以西，大槐树以东地区出现了繁荣的商埠区。

泺口的兴荣，不但带动了泺口周边地区的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济南商埠区的开埠和兴起，起了推泼助澜的作用。

从1904年开始，外国人看到了济南这块风水宝地，先后有五个国家在商埠区建立了领事馆。

早在1902年德国就在济南经二路27号的老市政府院内，开设了领事馆。

英国的驻济南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5月，在济南南新街，后来于1914年迁至到经六路纬四路165号，曾经遭遇火灾，烧毁了原貌，之后复原修建。

1914年10月23日，日本在济南经三路纬七路的原济南饭店内，建立了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也曾经被爱国人士焚烧，现建筑完好。

美国驻济南领事馆早在1904年美国就在济南委任了代理领事馆，从事领事馆的活动，经历了三次馆址迁移，于1918年10月，定址于经七路小纬二路东北角，现建筑保存完好。

瑞士驻济南领事馆，晚于其它四个国家，始建于1942年1月，馆址在经六路纬四路165号的英国驻济南领事馆内。

德、英、日、美、瑞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之一，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在济南建设领事馆，可见当时的济南在世界上位置的重要性，见证着当年济南辉煌的历史和传奇。

日本在济南设立的领事馆，为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侵略山东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说是打着领事馆的合法外衣，干着特务的勾当。

济南商埠区的兴起，不仅带动了本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给济南这座百年古城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开埠以后，胶济铁路以北，泺口码头以南，一些有头脑的济南人，还有一些在济南经商多年的外地人，都看中了商埠区的发展后劲，纷纷把自己多年的继续拿了出来，买地建房，建设工厂。

腾老伯说：“说起泺口，不得不说我们泺口的醋和名吃，济南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老风船的酱油，泺口的醋”，这种说法中的风传酱油就是济南酿造厂的“风船”牌酱油，洛口醋就是我们泺口自己酿造的“泺口陈醋”，说起泺口的名吃滕续良老人，显得格外的骄傲和自豪，他说，他年轻时也在做醋的厂子里上过班。

洛口醋，以济南泺口黄河渡口地名俗称。生产历史已有二百多年了，特点就是味道鲜美、色乳琥珀，稠浓能够“挂碗”，要是放上二三十年，不但不会变质，还会浓缩成“醋膏”，这种醋膏用于配药极为珍贵，要是取一小杯，浸水就能复原一大缸上好的洛口醋。

据《济南市志》的有关记载：洛口醋，因其选料精致，工艺独具，陈酿老道，气味清香，酸味柔美，，食药兼用，耐储备用，得食其味着无不交口称赞，得知难忘。

泺口过去有一条叫汇源街的街巷，这条巷形成于清朝时期，街上有刘会岭创办的汇源醋坊。有咸丰五年，1855年创办的北泺口永成醋坊、南泺口信诚醋坊，都很有名气。南北泺口加在一起，有十余家醋坊。

滕续良老人，当时就在汇源醋坊上班。他说，1914年，汇源酱园的食醋获得了物品展览会金奖。

1915年的时候，信诚酱园的食醋与坦洋工夫红茶，还有国酒茅台一起荣获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世博会前身）金奖，为当时贫积的祖国争得了荣誉，更为济南人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成为济南人和泺口人，津津乐道的美谈。也就是说，汇源酿园和诚信酿园都是洛口醋的前身。

洛口醋的制作工艺和制作原料，特别讲究，主要原料是高粱和地瓜干。首先，选料是决定醋的质量的基础。

第一步：精挑细选高粱、地瓜干原料。

第二步：清洗、粉碎、烘干、蒸煮。

第三步：蒸煮后，加水拌料酿成酒醪。

第四步：稀醪酿酒。

第五步：入缸。

第六步：扒缸。

第七步：淋出。

第八步：装瓶。

洛口醋的特色之一，就是稀醪酿酒。特色之二就是，手工扒缸。

酒醪加上糠拌麸子之后，就入缸。入缸后，每日不停地人工搅拌，就是扒缸。注意在扒缸时，既不能过热，也不能完全散热后在操作。这种扒缸工序，要进行15天，原醋才能淋出。然后，原醋贮入瓷缸陈酿，冬天捞冰，夏天晾晒，要历经数月甚至一年，最后滤清，装瓶销售。

陈酿增香是洛口醋特色之三，最好的醋，要经过春夏秋冬四季才能达到上乘的质量，不能急于求成，否则，质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酿醋，最辛苦的环节就是扒缸，无论寒暑，工人手上都必须戴上铁指套，每天弯腰低头翻搅缸里的醋料。如果翻搅不均匀，或者漏扒，就会严重影响醋的产量和品质。所以，一般的醋坊在挑选工人的时候，都会找泺口的人。因为，来自泺口的工人，都懂得如何下料，适时扒缸。

洛口醋的盛名得益于，泺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济南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发源于趵突泉的泺水向北流，与黄河水在泺口地区交汇，这使得泺口的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

制作洛口醋就是用的这样的水，现在的泺口地区，随便往地下一打，就能渗上水来，泉水好喝自不必说，而黄河水是活水，营养价值非常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条件，使得洛口醋有了明显区别于其它醋的特点。

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大改道占了大清河道，使得本来就很繁忙的大清河，更加繁忙。由于，当时还没有建造黄河铁路大桥，所以泺口的地里位置成了济南黄河段最重要的位置，泺口码头也就成了黄河下游最重要的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渡船，东来西去的船舶在这里交汇，泺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集散地。四面八方的人来到了泺口，都会带上一点土特产，因此，再加上洛口有好多家制作陈醋的作坊，而制作出来的陈醋，质量好，气味清香，所以就成了土特产的首选。洛口醋的名气，就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这里就成了食醋的集中制作地。

那时候的洛口醋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特点就是前店后厂，制作食醋的作坊很多。久而久之，洛口陈醋也就和“山西熏醋”、“镇江米醋”等全国名醋齐名了。

解放前前，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百业俱废，醋业难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仅剩下19家醋店作坊。

1956年，19家老字号醋坊实行公私合营，组建泺口玉兴酱园，有职工64人，当年产食醋38吨。

1966年，玉兴酱园改称历城县泺口酿造厂，1980年又改称济南市泺口酿造厂，隶属济南市供销合作社。

不甘示弱的洛酿人，以复兴泺口醋业为己任，汇聚全国酿造名师，博彩众家酿造之长，秉承传统工艺，引进现代科技，使得洛口醋的产量日增，风味更加益美。

1984年，山东济南洛口醋获省优部优称号；1985年起连续三届荣获国内行业最高奖——国优银质奖；2015年洛口醋荣获山东省非遗名录和山东省老字号称号。

泺口不但洛口醋好吃好用，并且泺口的名吃还有“草包包子”和“糖醋鲤鱼”，腾老伯高兴地说道。

传说，最早包子的发明者是诸葛亮。明代郎瑛撰《七修类稿》中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亮征服孟获，命以面团包肉为人首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中华民族自从发明“馒头”一说，诸葛亮便被面塑行业尊为祖师爷。

古人对包子和馒头的区分并不严格，直到清朝，面食增多，人们才彻底把馒头和包子分别称呼。清《素食说略》中记载：“以发面蒸之，曰蒸馍，俗呼馒头。以发面实蔬菜其中蒸之，曰包子。”

至于民间称谓，济南地区四五十年前还笼统地称为大包子、小包子，其中包括水饺、锅贴、煎包、蒸包、肉包、菜包、菜团、菜饽饽等，那时候似乎只有馄饨才是单列的称呼。

经过上百年的市场竞争淘汰，济南涌现出四大老字号品牌包子铺，也就是老济南口头禅中说的：“要吃一兜肉丸的，就吃狗不理和草包；要想图清静，就吃长清大素包；要想烧包，就吃便宜坊的锅贴。”

老济南著名的四大包子铺的长青大素包：最早发源在长青县老城西门里，原西门里大街49号的赵光和及两个儿子赵君祥、赵君荣爷仨。长青大素包的特点就是调馅上的秘诀，秘传的口诀乃是“麻油胡椒面，粉条豆腐陷，外加生姜片、八角、大料、花椒封包熬出的料汁，还有小磨香油。”蒸出来的包子，香味扑鼻、清香可口。

天丰园的狗不理，创始人是师出天津狗不理包子调味师李文志、闫中元、房汉中等人的魏子衡。

还有一个，就是便宜坊的“方便宜人”，创始人是张月祥，主要经营锅贴油煎包，被称为济南油煎包第一人。

再就是泺口街上的草包包子铺，创始人是居住在泺口普利街东口的张文汉。人们称草包包子一兜肉，虽然肉多，但经济实惠，咸淡可口，深受食客们的欢迎。

相传，日伪统治后期、国民党接收济南前后几年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草包包子铺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只能在平淡中勉强维持。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第二天国民党就派飞机对济南城狂轰滥炸，很多无辜百姓惨遭不幸，一颗炸弹投中了包子铺旁泰康食物店的房顶，两层山墙瞬间倾倒，压塌了包子铺，正在铺房西墙根方桌下避难的张文汉一家五口，除怀孕妻子幸免于难外，其他人均被压死在墙下。

济南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草包包子铺重新整修开业。张文汉妻子委托丈夫的挚友何俊岭和大华饭店厨师绳华泰两人代为管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市政府餐饮服务公司投资重新扩建了店房，增加了职工。如今的“草包包子铺”历经风雨沧桑84年，仍然红红火火经营在普利街上。另有8家“草包包子铺”也活跃在济南市区大街小巷中。

济南四家包子铺老号，全部创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着济南、泺口本土包子的最高水准，饱含着老济南几代人的乡土感情。因为历史的原因，其中一些老字号的发展和传承面临一些问题，若再任其自生自灭，再过几年，这些老商号很可能会淹没在商海大潮之中。现在济南本地80后、90后新生代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济南有狗不理、便宜坊、草包和长清大素包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热衷于时尚的是烧烤、涮锅、麻辣烫、比萨饼等，对于老济南的传统名吃已经淡化，只有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说起这几大包子铺，还沉浸在满满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 第四章 黄河鲤鱼美名扬 人们对济南名吃念念不忘的时候，也不能忘记糖醋鲤鱼这道最能代表泺口鲁菜水平的名菜。他是用泺口黄河段的鲤鱼做成，其他地方的鲤鱼无法与之相比。 黄河鲤鱼，简称黄河鲤，它和淞江的鲈鱼，兴凯湖鱼、松花江鲑鱼被共誉为中国四大名鱼。 黄河鲤，自古就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洛鲤伊鲂，贵如牛羊”之说，向为食之上品。黄河鲤还以其肉质细嫩鲜美，金鳞赤尾、体型梭长的优美形态，驰名中外，是山东省和中国的宝贵鱼类资源。 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白居易等古代诗人都曾为其写诗作赋，称其为“龙鱼”。民间流传有“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的美好诗句。 资料记载：黄河鲤，金鳞赤尾，体形梭长，肉质细嫩而鲜美。与其它几种鲤鱼相比，其肌肉中具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和较低的脂肪含量，含有丰富的人体全部必需8种氨基酸和4种鲜味氨基酸，还含有3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铁、铜、锌及大量元素钙、\u007f镁、磷等。 黄河鲤鱼，体侧鳞片金黄色，其体梭形、侧扁而腹部圆。头背间呈缓缓上升的弧形，背部稍隆起。头较小。口端位，呈马蹄形。背鳍起点位于腹鳍起点之前。背鳍、臀鳍各有一硬刺，硬刺后缘呈锯齿状。自古以来即为民间喜庆各种宴席所不可缺少的佳肴。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作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曰孔鲤，山东孔府历史上因此有不吃鲤鱼的禁忌。《诗经》中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烩利于鲤鱼。”（《羽林郎》）到了唐代，鲤鱼因沾了个鲤字，与“李”谐音，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 《诗经?陈风?衡门》有记载：“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鲤风”其实很早就是一种崇尚“美满生活”之社会风气。 鲤鱼，自古以来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后世以“鱼水合欢”祝福美满姻缘，而鲤鱼则是友情、好运、迎财神，寓意美好期盼的象征。包括现代的“锦鲤”，也来自于此。 “糖醋鲤鱼”，济南一绝，经典传统鲁菜之一，最早起源于黄河岸边的泺口镇。黄河鲤鱼肥嫩鲜美，肉质细嫩，用其制作的糖醋鲤鱼翘头、翘尾，造型美观（有“跃龙门”之造型）、大气，色泽红亮、香甜酸醇还浓郁，质地外酥里嫩，是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上等菜，也足见鲁菜从内之外，皆是精心雕琢。 鲁菜，作为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浸润着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精神追求，因其技法丰富、味道醇厚，奠定了中国饮食注重精细、中和、健康的审美取向。 在众多的鲁菜名菜之中，有一道菜品名为“糖醋鲤鱼”，被权威授予“中国名菜”的称号，并以其金黄璀璨的色泽，鲤跃龙门的造型，酸甜适口的味道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这道拥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名菜糖醋鲤鱼，诞生于鲁菜的重要发祥地——济南。济南北临黄河，黄河鲤鱼肉味纯正，肥嫩鲜美。 《济南府志》上亦有：“黄河之鲤，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这条来源自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名鱼”，象征着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的信念。 在老派济南人心中，鲁菜的天花板必须是糖醋黄河鲤鱼。泺口码头，是糖醋黄河鲤鱼的发源地 鲁菜代表黄河流域饮食文化，是奉献给中华民族的美食瑰宝;糖醋黄河鲤鱼诞生在泺口码头，是母亲河奉献给鲁菜的经典美味，且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 鲤鱼在鲁菜中地位首屈一指，黄河鲤鱼更是在国内四大名鱼，长江鲥鱼、松江鲈鱼、太湖银鱼中独占鳌头。 古人云：黄河之鲤沿黄河逆流而上，跃过壶口瀑布者便是真龙。过去，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喜贴年画，一幅家喻户晓的胖小抱红鲤、美其名曰“年年有余”的年画更是深入人心，几乎家家张贴，代表着一种家庭红火、五谷丰登的寓意。 济南府过去因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等原因，席宴上很少有海产品出现。况且，老济南素有“吃无鳞鱼犯陈病”之说，一般人不吃海鱼，因为海鱼多无鳞。 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这几代人，小时候只吃过带鱼、鲅鱼、偏口等少数几种海鱼，价格也远比鲤鱼便宜。其他海鱼在当时的市场上几乎从未见过，海参则更是奢侈品，除了婚宴、寿宴等重大宴席上有海参扒肘子或葱烧海参外，老百姓平时几乎看不到。即便像黑鱼、鲇鱼这类淡水鱼，也因是无鳞鱼而很少有人问津，大宴席上是绝对不上的。后来，婚宴、寿宴等大席，必不可少的是糖醋黄河鲤鱼。 据老泺口的人们回忆：糖醋鲤鱼始创于泺口，首创者名叫郑祥，老泺口街人，百年前曾任清宫御厨，后衣锦还乡回到泺口镇，在泺口街名餐馆“泺镇园”当主厨，他做的糖醋黄河鲤鱼名唤“卧龙”，配泺口三伏老醋，在烹饪上属“炸溜”技法，鱼腹卧入汤汁，汁如琥珀，色泽鲜艳，味道酸甜可口，寓意荣华富贵。 泺口镇曾号称“小济南”，自古是渔盐集散大码头，集市繁华，盐号、粮栈、商铺林立。清末民初，泺口镇曾有大小餐馆30多家，著名的四大餐馆泺镇园、继镇园、松竹楼和四季春，都以做糖醋黄河鲤鱼扬名，四家餐馆主厨是彭柯、李安、张怀德、徐贵生，其中最有名的是郑祥再传弟子彭柯大厨。 在济南的街头巷尾，流传着糖醋鲤鱼砸个汤的故事。济南人吃糖醋鲤鱼的一大特色——砸酸辣汤，又叫醒酒汤。味道是酸酸的，有点辣、有点甜。手法是把鱼头拍碎，汤头烧乳白，添洛口老醋、胡椒粉，出锅前放芫荽梗或青蒜末。汤瞬间上来，干脆麻利快，爽合济南府人的秉性。 济南曾流传过“砸个汤”的笑话事这样的：据说济南几家企业厂长去广州参加广交会，吃了几天粤菜，感觉不太习惯，有人突发奇想：何不整条广东风味糖醋鲤鱼品尝品尝。于是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条糖醋鲤鱼，服务员如实禀报，厨师长只听说过糖醋鲤鱼，但没做过，正在为难。后厨一位实习生小心翼翼道：“我在山东老家做过。”厨师长便顺水推舟，让实习生做了一条糖醋鲤鱼。几位厂长吃后，颇觉有家乡味道，便对服务员说：“把糖醋鲤鱼给砸个汤吧。”服务员把鱼盘端回厨房，请厨师长砸汤，厨师长一听又是一头雾水。实习生在旁边连忙说：“我来做吧，这是俺济南老乡来了。” 十几分钟后，糖醋鲤鱼酸辣汤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汤来不一会儿，厂长们告诉服务员，俺加点钱再砸一遍汤。实习生听罢，笑着对厨师长说：“这汤我得亲自端上去了，这几位客人肯定是俺泺口街上的，好事成双，这是老规矩。” 虽然是笑话，但糖醋鲤鱼上桌后，有些老济南甚至只象征性地吃点鱼肉，便急火火让服务员回锅砸个汤。 说到糖醋鲤鱼，昂首翘尾，老济南叫“鲤鱼跳龙门”，其出处在历下名店“汇泉楼”，也是老济南公认的糖醋鲤鱼第一家。老店位置在江家池，原名德盛楼，楼前池中常年养着上百条黄河鲤鱼，酒楼从泺口街请来名厨彭柯，彭柯最早开发出鲤鱼跳龙门造型，使这一鲁菜绝品上了一个大档次。 但是，真正的糖醋黄河鲤鱼前身，可追溯到北宋开封名吃“糖醋软熘鲤鱼”，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开封)市场已流行此菜，其特点是色泽枣红，软嫩鲜香。明朝后又发明鲤鱼焙面，即把面条过油炸焦，使其蓬松酥脆，称“焙面”。置软熘鲤鱼身上，吸汁后配菜肴同食，现成为豫菜十大名吃之一“糖醋软熘鲤鱼焙面”，简称“鲤鱼焙面”。 济南的鲁菜，又叫历下风味，细分可为三派：即历下派、泺口派、商埠派。三派制菜方法互为融合，但各有特色，这在糖醋鲤鱼制作上最为明显。好菜必选精料，先说纯正黄河鲤鱼特点，有诗为证： 黄腹金尾水中藏，双目点丹须自昂。 大河故道巧个鲤，头尖腰舒柳身长。 糖醋鲤鱼泺口派：鱼全身蘸干面粉下油锅，经过三个伏天的泺口醋、白面糖炒汁，不放酱油，颜色熬至金黄，外酥里嫩，酸头稍大。 历下派：鱼挂湿淀粉面糊，鱼炸出后外焦脆内紧实，鱼腹大开，冰糖醋炒汁，肉感似螃蟹。 商埠派：鱼挂全蛋面糊，炸出的鲤鱼造形丰满，点酱油上色，浇糖醋汁后易回软，但砸酸辣汤味道最好。今天的野生黄河鲤鱼，比大连野生海参都珍贵。 另外，历下派烧菜必炒汁，炒汁飞酱。吃鱼口语上也有风俗差别：老泺口多是撑船人后代，请客人吃鱼叫“撑一槁”。 历下派因靠近大明湖，过去南岸司家码头有家“雅园”菜馆，吃鱼最讲究，叫“游过来”。 南北商埠多经商的买卖人，小清河、工商河两岸菜馆，吃鱼多称“划一下”。 老济南人吃鱼，最忌讳鲁莽之人说“把鱼翻过来”。因为，糖醋鲤鱼发源于泺口，而泺口是各种船只穿梭游走的地方，把鱼翻过来，就是翻船的意思，翻船就是买卖赔钱或者是赔本的意思。因此，这话不吉利，所以商埠的买卖人，都会计较不好的话语。不如说句恭喜发财，听之让人舒服。后来，济南吃鱼的一些风俗，也慢慢地流传到了周边地区，甚至整个孔孟之乡。 在济南，汇泉楼、燕喜堂、聚丰德办婚宴，席上必备鸡头鱼尾“四大件”，即清蒸鸡、四喜丸子、海参扒肘子和糖醋黄河鲤鱼，鲤鱼必压大轴。 至于“葱烧海参”原属燕翅席“下八珍”中的一道菜，明清民国时，除了德王府官宦人家，普通家庭哪里享受得起！即便糖醋鲤鱼，过去整个济南府的消费量，还不如今天一家酒楼的消费量大。只是此鲤鱼是人工养殖，非野生黄河鲤鱼也。 老济南宴席中，品尝品糖醋鲤鱼时，一是鱼上桌必成席间高潮，主人提议全席起立共进一杯酒。二是主宾需离席去灶间敬主厨一杯酒，若是婚宴还有红包伺候。三是糖醋鲤鱼上桌摆放也有讲究，鱼头必对主宾，说明对主宾的尊敬和尊重。 泺口、商埠派糖醋鲤鱼开腹小，鱼腹朝里，用意是主人不能拿“大肚子怼人”。 但历下派相反，糖醋鲤鱼讲究鱼鳃、鱼腹、分水翅三张开，腹对主宾。内含“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史记》载春秋末期，公子光(阖闾)为夺吴国王位，雇用刺客专诸，把“鱼肠剑”藏入鱼腹，借献鱼之机刺杀了国君王僚。正是“敞开胸怀凭君看，一片真诚对贵宾”。 如今的人们，已经不在讲究一些规矩了。只要是糖醋鲤鱼头，对着主宾，就一切都没事了。 但如果主人想通过糖酥鲤鱼这道菜，让参加宴席客人们都喝点酒，宴席的主人或者是主宾，就会说这样的话。“各位，辛苦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宴会，这不，我们的主菜上来了，我们济南有个规矩，那就是头三尾四、正五副六。” 听到这样的规矩，真的有好多人不懂事啥意思，如果你真的不懂得是啥意思，就说明你不懂济南的酒场规矩，或者是参加的正儿八经的大场合有点少。 主人会给大家解释：头三尾四、正五副六的意思呢！就是，鱼头冲着主宾，主宾就连喝三杯酒；鱼尾巴冲着谁，谁就连喝四杯酒；鱼的脊梁骨是鱼的正面，冲着谁，谁就连喝五杯酒；鱼的肚子冲着谁，谁就连喝六杯酒。这样一来，主人或者是主陪的一句话，就能消耗下去1—2斤酒。 如今，这条鱼已经北跨黄河，一路北上来到了天津、河北、内蒙古；向南游过了长江，游入黄浦江边的上海滩，西子湖畔的杭州城，游入了巢湖之滨的合肥等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菜经典代表之作。 第五章 盐商富可敌国 盐商，一般指从事食盐专卖的商人。春秋时期的猗顿被称为中国盐商的鼻祖。他原本只是一个穷苦百姓，后来在陶朱公的启发下，把家搬到了河东盐池附近，做起畜牧和食盐生意。后来食盐生意越做越大，十年之后便富可敌国。 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他算过一笔账，“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以万乘之国计之，每月每人三十钱，即可得钱三千万”。所以，他建议齐桓公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收归国有，由此开启了食盐专营之先河。 有了齐国的榜样，后世力图“富国强兵”者无不效仿。汉武帝时，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大兴功业，致使国库日渐空虚。 在理财专家桑弘羊的建议下，汉武帝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并设置了专门的铁官和盐官。对于破坏国家专营的处罚也很重——“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即给左脚戴上镣铐。 国家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转手又高价出售，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食盐运输等劳役也要征发百姓，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到了汉昭帝时期，很多人建议废除“盐”、“铁”政府专营制度，不要和人民争利。但是，时任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决不同意废除，他认为这都是政府的重要收入财源，开疆拓土、保护国家、庞大的军费开支，都要靠此。 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大辩论就此展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在辩论会上，正方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国营派，反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贤良文学。会议共举行了两次，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其实就是反对垄断，为私企争取更多利益。 最后，盐铁会议的结果是，国家放松了对铁和酒的管制，但仍然保留了盐的国营地位。后来，学者桓宽根据这场会议内容编著了《盐铁论》一书，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专门探讨政治经济的巨著，较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 唐代中期以后，食盐专营制度，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刘晏提出了“榷盐法”。具体来说，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食盐仍然由老百姓生产，官方对老百姓生产的食盐进行控制，然后交给商人经销。官方给商人卖高价，而且还可以向商人征收高额税收，这就是“一盐两吃”，官府既卖食盐赚取重利，又向商人征收重税。这项政策实施后，史书记载盐价上涨36倍，盐税盐利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一半，刘晏的食盐专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唐朝速亡的命运。 不过，盐价的上涨，繁荣了盐贩子的“生意”。盐贩子们为了对抗官府缉捕，开始组织武装自卫，甚至发展成大规模农民起义。 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而积蓄力量，黄巢甚至一度带领起义军攻入长安。而五代十国的开国者也多是贩盐起家者，如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吴越王钱等。 到了近代，194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盐专卖法》，规定了制盐统一审批、产品统一收购、零售统一许可、国家统一定价、偏僻地区计口售盐、征收商人专卖利益等一整套食盐国家垄断经营制度。1945年，盐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一度达到53%。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此前的盐业专营制度，并成立了中国盐务总局和中国盐业公司，对行业制度逐渐加以规范。盐业公司成立之初，一个最大的职责，就是保证碘盐供应，因为当时全国人民缺碘严重，儿童甲状腺肿大和智障比例很高。另外，就是控制盐价，打击囤积行为等，例如几年前的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抢盐风波。 但是近十年来，我国人民的碘含量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征税途径的增多，盐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也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盐业专营的弊端逐渐凸显。 2014年，工信部首次确认，我国将取消食盐专营，涉盐企业将实现自主经营，公平竞争，食盐专营退出了历史舞台。 后来，国家正式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由此，延续了2000多年的“食盐专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一勺普通的盐，穿越千年，来到今天，终于褪去了它的“财政光环”，回归了它作为五味之首的最初功能。 我们天天吃盐，要知道传说中的三大盐神，也是中国盐业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饕餮神最重要的助手——盐神。有人说，盐不仅是食物的首要调味品，更是重要的生命资源，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在斯拉夫文化圈中，面包蘸盐是用来欢迎贵客的隆重礼仪，它象征着一种最慷慨的赠予。而在构成中国味觉体系的五大基本味觉中，盐是最重要的一味。毫无疑问，没有盐，就没有美食的存在。 中国最早的盐业，发源于山东沿海地区，那里诞生了最重要的三位盐神。首先，是海盐生产工艺的创始人宿沙氏。早在炎帝神农氏的时代，在山东胶州湾一带的东夷部族中，诞生了一个叫做宿沙氏的大发明家，他是一位擅长渔猎的高手。大概是在煮海水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盐的结晶体，而且，蘸着盐粒来食用烤熟的兽肉，味道鲜美无比，由此揭示了盐作为调味品的重大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发现了海盐及其提炼方式，继而又发明了盐作为食品调味剂的用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首席盐神。 在盐被发明和生产出来之后，它的贩运业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一个名叫胶鬲的商业奇才便应运而出。胶，指的就是胶东，鬲，则是一种用来煮盐的容器。这个名字显然是蓄意编造的化名。据说，这位胶鬲先生是东亚地区的第一位盐商，他的背景与草根出身的夙沙氏全然不同，原本是殷商王朝的贵族，但是在纣王的暴政之下，他只能改名换姓，远离政治，转而成为一名大商人，而他的主营业务，就是把沿海地区出产的鱼盐贩卖到内地。也许是因为业务做得很大，还是被周文王发现，又因他是一位商业奇才，所以举荐他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以此作为自己在朝廷里的内应。后来，胶鬲也被人追封为盐神，排名第二。 第三位盐神在他们中最为有名，那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他实施制度改革，发展经济，令齐国迅速崛起，为其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由于海盐业是齐国核心产业，管仲为此制定了第一部中国盐政大法，核心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按人口分配食盐，第二，国家专营并严禁走私。这构成了历代统治者管理盐业的法理依据，时至今日还在延续。管仲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祭拜的盐神，正是因为他率先实现了国家对盐业的绝对垄断。 说到盐业资源的问题，一定有人好奇，古代中国到底有哪些类型的食盐呢？按照盐的来源，除了刚才所说的取自海水的海盐之外，还有出自内陆湖的湖盐，从盐井中获得的井盐，从裸露的地面上采集的矿盐与土盐等等。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个特定的盐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庇护神。 以井盐为例：四川盐源县的纳西族人所供奉的井盐神，是一位年轻女子。当年，她在牧牛的时候，看到鹿群在池边饮水，她所放牧的牛羊也常常麇集在那里，她感到十分好奇，就自己尝了一口，却发现池水居然是咸的。她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族人，于是人们就在此处挖井打水，取出含盐度极高的井水，入锅煎熬，制造出大量的盐，使当地人从此摆脱了食盐匮乏的困境。这口井因此被后人叫做“白盐井”，为了表达对发现者的缅怀和崇敬，人们在盐井附近建立了一座祠庙，称为“开井娘娘庙”。 四川自贡向来以盛产井盐著称，那里的盐民，则供奉梅泽为自己的盐神。他是一位聪明的猎人，在狩猎时，他发现附近的鹿喜欢舔舐某处的泥土，梅泽觉得很奇怪，将泥土抓起来一尝，发现是咸的。于是，他就地掘井，取出盐水，熬制成盐，然后就把这种原始的煮盐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 像这样的地方盐神还有许多，他们往往是盐源的发现者和制盐技术的发明者，比如福建莆田祭拜的是一位名叫陈应功的盐神，他是海水晒盐法的发明者；天津盐民供奉的“盐姥”，则是矿盐的发现者。而这些盐神发现盐源的模式大同小异，大多是通过动物的异常行为得到启示，一跃成为地方盐资源开发的鼻祖，由此带来制盐业的繁荣，从此被视为盐神并受到当地居民的供奉。 明末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清代盐商以扬州盐商最为闻名，扬州的盐商主要有晋商、陕商、徽商，其中一半左右是徽商。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的利润很高，可以用暴力形容。据说一个富豪盐商的早晨一顿便饭，就可以顶得上普通人几个月的生活费用，可见，盐商的富裕程度是何等的奢华。 由于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明朝中前期，来自西北的山西、陕西商人（时人谓之“西商”）聚居于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他们以贩盐致富，雄霸一方。明中叶以后，徽商大举涌至扬州经营盐业，至清朝初年，力压西商，形成垄断。 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帮，结果是“徽进、陕退、晋转”。徽商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逐步蚕食陕商的固有优势，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陕西盐商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而转战四川，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促成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 第六章 济南四大盐商 清朝时济南的四大盐商是：关家、茅家、范家、尚家，他们大多都是山西人。在当时，泺口也有三大盐商是：秦家、关家、范家，三大家族，他们是清代顺治年间出现的。 明朝末年，关呈麟的高祖迁来山东济南，1644年，济南盐商秦、关、范三家取得了泺口盐业的行商特权，他们结拜为异姓兄弟，出资在泺口三义街修建了三义阁、在义和巷修建了三义庙，成为济南盐业经营的翘楚。 关呈麟少年时，他就怀有读书文人梦，因此在私塾学习时焚膏继晷，异常刻苦。随着清王朝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山东制盐灶户开始发展私有产业，私开的盐滩盐池往往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造成私盐管理混乱，甚至发生地方穷苦百姓百余人闯入盐场，打散盐巡和护盐兵勇，哄抢盐码（盐垛，俗称盐码）事件，给济南盐业经营商户遭受重大损失。 关呈麟为承担起光宗耀祖的重任，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舍弃科举，集中精力从事盐业经营，收拾残局，他在盐业行内轮值，竭己奉公，受到盐运司的长官盐运使所器重，在处理盐务经营时时常委以重任，在泺口镇实现家道中兴，不仅所经营盐业生意蒸蒸日上，将业务范围延伸到银行票号等，堪称商业奇才。 清末，太平军、捻军常常袭扰山东，济南泺口镇为保乡亲平安举办团练，关呈麟总是身先士卒。其间，修圩墙、挖濠沟、招兵买马等等事项需费浩繁，关呈麟振臂一挥，带头倡议募捐，聚集商贾、乡贤、居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乡里提及无不交口称颂。 呈麟召集群众于刘家沟一带筑埝堵截缺口，至1867年，民埝已基本连接。到1883年，北岸自泺口至济阳交界，南岸自长清县邱家庄至邹平的杨家桥，共计修成民埝55.6公里。经年后，黄河河讯不断，但泺口一段安然无恙，皆赖关呈麟的义举与远见。1868年，捻军余部扑向济南泺口周边，关呈麟奉接到上级发来的信息后，在统筹安排下于城玗上昼夜巡守，不惮因体力透支，突发疾病，溘然而逝。 关呈麟的去世，上至官府官员，下至乡民村夫，无不悲痛欲绝，有的甚至捶胸顿足，如丧考妣。关呈麟膝下两子关守约、关守纶，皆知书达礼。 关守约，字少符，年少始性情笃厚，孝敬父母，与人友善，关呈麟经营盐业实现家道中兴，他却常常因为没有机会读书而深以为人生憾事，他把自己的缺憾化为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动能，不惜重金聘用名师，对子女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关守约从内心感受到父亲关呈麟的殷切期待，深居简出，心无旁骛，一心苦读圣贤书。功夫不负有心人！1862年，关守约中举人，在那个“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对于盐商关家而言，关守约的中举，无疑增添了成为德高望重乡绅的筹码。当时，关家正堂有一块书写“文魁”的大匾额，让富商关家增添无尽的传奇。 1866年，关守约自此主持家族盐业经营家政，他主持盐业时，谨遵以往制定的行业规范，当时历城的引额为9999道(每道盐引按乾隆制为225斤，宣统初年改为每引395斤)，随着盐商人数增多，每人持有的盐引数量减少。 在关守约的苦心经营下，济南作为盐运销区，其中尚家3000多道，王家2000多道，关守约持有1000多道，范茅两家各数百道，其余小盐商户仅有几十道，遂有“引碎商散”之说。 关守约在城关及各大庄集设立了子店，子店逢集流动下庄售盐，他在济南南关、仲宫等共设置子盐店26处，关家的盐业经营很多依靠水路，运盐的船队在小清河上桅杆林立，舟帆点点，行舟至济南城区，在西门桥、铜元局街、成丰桥设有关家的客货码头。 当时，在俗传有“三十六街七十二胡同”泺口，盐商关家最为实力雄厚，关家的盐园子和泺口的盐务局成为当地最瞩目的地方。关守约对家庭、对自己平时生活要求极为节俭，常常要求家人穿衣服不能追求华美，吃饭不能铺张浪费，家产虽多，决不能铺张浪费。 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关守约，在繁衍后代问题上却遭遇人生的窘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人到六十仍无子嗣，族人、很多乡亲担忧其后继无人。关守约却心态平和，他常说：“人有没有子嗣是命中注定的事，强求不得。我惟有勤勉工作，修身养德，相信上天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在关守约事业蒸蒸日上时，1895年，年逾六十的关守约，他的妻子生下长子关松坪，关守约为他取名际泰，关家上下喜气洋洋，报喜的声音弥漫在泺口古镇上空，关家一派欢腾、欣喜，“厚德之报”的声音在回荡。 关守约高中举人，实现了家族威望的升腾，生命中最后的几年，关守约陪伴着关松坪的健康成长，他无比欣慰，生意兴旺、家庭和睦，在他染病卧榻，感觉时日不多之时，他让儿子关松坪将族人、乡亲的借贷之券拿出来，在他面前焚烧。关守约教导儿子，善事是不能声张的，否则就不是善事，而是欺世盗名。数年之后，有来还债者，追索不到原先写的借据，到那时才知道借据已经被关守约焚烧，却从来没有向世人宣告、讲述，让听闻整个事情原委的族人、乡亲感慨万千。 关守约销毁亲朋借贷之券的义举成为言传身教的最生动的家教，与人友善、大度从容的品格深深埋在管松坪的幼小心里，伴随关松坪的一生。 第七章 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宗昌（1881年—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奉系军阀头目，曾担任山东省山东军务督办，有着“长腿将军”和“狗肉将军”等绰号。 1882年正月，也就是光绪八年张宗昌出生在山东掖县路旺乡祝家村，其父是吹鼓手，家中颇为穷困。年幼时，张宗昌曾跟着同村的祝修德念了一年的私塾。在十二三岁时，张宗昌便跟着父亲一起打短工，帮卖布的拉车。等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张宗昌在本乡一个黄酒馆里当伙计。期间，经人介绍，张宗昌和本乡茔里村贾永泉之三女定亲。为了谋生，张宗昌曾多次前往岳父村中叫卖。但即便如此，张宗昌依旧难以维持生计，曾多次向岳父借贷，勉强糊口。 1900年左右，为了谋生，张宗昌和同村的祝欣德结伴下关东。在东北，张宗昌到处闯荡，先是在哈尔滨淘金，而后又到“宝局”当了保镖。三年后，张宗昌回家和贾氏完婚。完婚后，张宗昌又回到了东北。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打算组织华人武装力量来扰乱日军后方。因略通俄语，张宗昌被俄军委以重任。在俄军的支持下，张宗昌组建了一支以胡匪为骨干的游击队，并担任队伍统领。经过扩充和训练，张宗昌统领的队伍较好地配合了俄军前方的作战。次年，日俄战争结束，俄军战败，张宗昌便将这只借助俄军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解散。 解散队伍后，张宗昌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在矿场，张宗昌担任总工头，较好地锻炼了自己枪法和捕猎技巧。而后，因矿场经营不善，张宗昌辞去总工头的职位，辗转到了海参崴。到达海参崴后，张宗昌在华商总会当上了门警小头目。由于张宗昌之前当过胡匪，对追踪胡匪归案很有经验，张宗昌颇得华商总会的青睐，与俄警的关系也日渐亲密。故而，当时张宗昌在海参崴颇有威望，许多商贩都前来投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海参崴开展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张西曼接到指示，要在东三省秘密招募胡匪成为骑兵南下。而早已和张宗昌相识的张西曼便想通过张宗昌和当时一个胡匪队伍的首领——刘双玉联系。但由于刘双玉误认为这是诱捕他的陷阱，此次联络工作并未成功。而后，张西曼上山拜访，经过多方联系，刘双玉最终放下防备，下山和革命党人接洽。而张宗昌也参与到了这次接洽，并坚决要求随同南下。与此同时，他暗地里拜李征五为师，以此投机革命。 1912年初，李征五和刘双玉率领大部队分批南下，前往上海。随后，张宗昌也和程国瑞一起带领一百个胡匪南下。张宗昌一行先是到达山东烟台，打算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被拒绝后便再次南下，前往上海投奔李征五。赶到上海后，张宗昌积极运动李征五，窃取了本该属于刘双玉的骑兵团团长的职位。 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了临时大总统。同年6月，袁世凯借口军队多，任命王芝祥为南方裁兵大员，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裁编军队。而张宗昌的骑兵团便被编入了徐州冷遹第3师内，张宗昌仍担任团长。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特务刺杀了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宋教仁，这打破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实行共和的幻想。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伐袁世凯。7月下旬，袁世凯便命令北军经徐州进攻南京，镇压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而张宗昌所在的地三师便奉黄兴之命镇守在徐州，阻止北军南下。但第三师寡不敌众，很快便被北军打败。而张宗昌的骑兵团也被打得七零八散，张宗昌也成了“光杆司令”。见此情形，张宗昌便转头投靠了北军，凭借自己的能力，张宗昌很快便受到了北军军长冯国璋的赏识，跟随冯国璋镇压“二次革命”。 同年12月，张宗昌接受冯国璋的委托，成为了江苏军官教育团的监理。为镇压南方革命，袁世凯接连刺杀国民党人。在刺杀了宋教仁后，袁世凯又令冯国璋前去刺杀中华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陈其美。接到命令后，冯国璋便将此事委托给张宗昌秘密实行。当时，陈其美住在上海租界内，深居简出，难以刺杀。于是张宗昌便策划选派数位刺客伪装成大实业家，在上海活动投资。经过几个月的活动，这些刺客终于见到了陈其美。第一次见面，刺客初步打探了情况，并获取了信任。第二次见面时，即1916年5月18号，刺客们成功枪杀了陈其美。此事之后，张宗昌更加受到冯国璋的器重，被冯国璋视作心腹。1917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次月，冯国璋正式就职，而张宗昌也被任命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初，接受冯国璋的任命，张宗昌以副总统代表身份到山东，拉拢山东议会。而张宗昌习惯闯荡，便恳请冯国璋将其外放，于是冯国璋便将他调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 1918年，援湘之战爆发。同年3月，受援湘大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的委托，张宗昌担任北军右翼协同第二路其他部队作战。张宗昌率领军队从南京浦口出发，乘船至九江登陆，而后赶到湖南。当张宗昌带领军队到达小集时，第二路主力部队便在攸县、醴陵一带被南军刘建灌部击溃。张宗昌曾打算率领第六混成旅前往援助，但考虑到自己的兵力，张宗昌最终决定退到长沙，驻守在长沙东郊开元寺。为此，张宗昌险些被捕获正法。 当时，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在视察过张宗昌的队伍后，张敬尧对其颇为满意。加上来自南军的压力，张敬尧急需里利用张宗昌所带领的第六混成旅部，以巩固其在湖南的统治。因此，在张敬尧的支持下，张宗昌在自己的部队中选拔了1200人组成了敢死队。而后，张宗昌便带领敢死队奔赴前线，冲入了南军阵地，大败南军，俘获了很多南军官兵和炮弹装备。此战的胜利让冯国璋颇为高兴，将张宗昌的队伍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委托张宗昌为师长，同时，任命张宗昌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因不被冯国璋的后继人视为直系的人，张宗昌陷入了孤立的处境。此时，在直系和皖系的斗争中，张宗昌既不属于直系，也不属于皖系。再加上吴佩孚为准备直皖战争而从湖南调兵北上，将湖南防地交给湘军赵恒惕部，并暗中协助湘军驱逐属于皖系的张敬尧，张宗昌更觉形势不妙。 因此，为避免和南军正面冲突、保存实力，张宗昌于1920年6月初退出湘东，驻守在江西袁州一带。而属于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对于张宗昌的到来十分恐惧，将全省的军队调到袁州附近，对张宗昌形成包围。因北京政府不给发饷，加上张宗昌用度挥霍，处在包围中的张宗昌部队很快便军饷不足。于是张宗昌便擅自发行军用票，使百姓和地方当局都受损。为此，陈光远派人进京告状。 1920年冬，张宗昌亲自前往北京索要军饷，与此同时，他还和陆军总长靳云鹏密谋驱逐陈光远的计划。当时，陈光远早已花重金买通了张宗昌的一个团长王康福和另一个团长褚玉璞。因此，张宗昌的部下王康福团长便暗中将其发动和布置情况告诉了陈光远。1921年1月，张宗昌兵分三路向南昌推进。随即，陈光远便派军拦截，两军在分宜激战两日后，张宗昌的部队被击溃，张宗昌也被迫伪装逃出袁州。 1920年冬，张宗昌从袁州逃往北京后，最初想投靠直系曹锟，重组军队，但因吴佩孚反对，没有得到结果。后来因为在北京和张学良有一面之缘，张宗昌便到东北投靠了张作霖。 在直奉备战之际，张作霖决定先派张宗昌组织旧部，潜入苏鲁边区，联合地方武力，扩大军事活动，以配合京津一带的作战。 1922年4月初，张宗昌率领部属五六百人由奉天经大连分三批乘日本船到青岛。在这个过程中，队伍不断进行扩张，最后在青岛组成了有1000多人的便衣别动队。在青岛住了十多天之后，别动队开始派队出发，准备在日照县石臼所登陆。登陆石臼所的第三天，张宗昌带领的部队被县警队围困。经一致讨论，张宗昌决定将枪炮弹药集中来进行突围，最终击溃了县警队。 次日中午，张宗昌率领别动队到达郯城北约20里野外树林里，而后便停止前进。此时，张宗昌得知了奉军失败的消息，别动队人心惶惶，最终分崩离析，而张宗昌也带两个亲信，化装由原路前往奉天（今辽宁省的沈阳市）。当时，正巧有人在五站地区聚众，准备向张作霖属地哈尔滨进攻。于是张宗昌便主动请缨前往五站地区击溃了这些聚众的人。由此，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而在收纳了中俄边境上的俄国沙皇的溃兵后，再加上自己招募的士兵，张宗昌的军队人数已超过万人，第三混成旅也就正式编成了。 1923年秋，奉天军事当局决定在怀德县举行秋操，检阅自己的实力，而张宗昌队伍也参加了这次的检阅。检阅完成后，张作霖决定将张宗昌军队的番号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调到奉天境内的东丰、西丰、西安等县驻防，并予以整补。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5日，张宗昌奉命率领军队在大窑沟附近集中，进入热河，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劲敌，畅行无阻。故而，9月15日至22日，张宗昌所在的奉军第二军部队先后攻占开鲁、朝阳，并在30日攻占凌源。 在凌源稍作休整之后，张宗昌便率领第三混成旅向冷口地区进发。10月，张宗昌及其部队经过了茶棚，与直军董政国的军队对战，这便是玉麟山战役，最终也以张宗昌成功攻下玉麟山宣告结束。而后，为了直捣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后方，张宗昌率领军队连夜前进，来到了滦州附近。 10月27日，在派遣许琨团防守滦河南北两岸之后，张宗昌率领其余部队抢占滦州车站，将路轨切断，分头截击敌军，而此时车站直军已全部溃逃。至此，直军的后路已被奉军截断。故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主力全面失败宣告结束。由于在此次战争中的贡献，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此时张宗昌的军队已超过了10万人。同年10月，张宗昌又奉命南下，击溃了江苏齐燮元的部队。 在奉军南下的战争结束后，张宗昌便进驻上海。但由于不满张作霖对督办的任命，张宗昌很快便下令把他的军队大部撤出江南，调到徐州集结。为此，奉天军事当局不得不为他安排一个地盘，以示笼络。而张宗昌也因此被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 1925年4月15日，张宗昌到达济南，打算正式接管山东。但即使奉军方面被迫再次发表张宗昌为鲁督的命令，原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却始终不肯让位。张宗昌因而准备用武力进攻，而在参谋长王翰鸣劝阻下，张宗昌改变主意，打算和平解决。5月1日，王翰鸣奉张宗昌之命，前往济南疏通。在多方施压下，郑士琦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而张宗昌也如愿接管了山东。在上任后，张宗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排挤走了不是自己嫡系的山东高官龚积柄，而在7月8日，他也受命兼任了山东高官一职。 而在督鲁期间，张宗昌勾结日本，接受日本的扶持，而日本也利用与张宗昌的关系，迅速扩大了对山东得侵掠。192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不公正对待举行了罢工活动。5月29日，在张宗昌用武力解决的授意下，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而这便是青岛惨案。 次日，上海又发生了“五丗”惨案，由此，全国都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而山东也在其中，山东各界人联合游行示威。对此，张宗昌再次采取了镇压的政策，但在张宗昌联合山东高官龚积柄的多次威胁镇压下，爱国运动更加汹涌。 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又掀起了第三次工人罢工热潮。此时，张宗昌正巧带领七列军队出巡青岛。此时工人们还没看清张宗昌的反动面目，便想向张宗昌请愿，但此时张宗昌已经和日本资本家勾结，计划屠杀工人。 7月26日，张宗昌镇压了纱厂的罢工运动。次日，他又派人赶到四方，封闭工会，搜查工人地址，殴打工人，并逮捕了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而后，中共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揭露张宗昌的罪行，派伦克忠前去北京请愿，联合北京各界人士共同反帝。因而，北京大学的学生编写了《张宗昌祸鲁记》。 8月16日，伦克忠在市民大会上散发《张宗昌祸鲁的十大罪状》的传单。张宗昌听闻此事后，立马要求直隶军阀追踪伦克忠的行踪。27日，伦克忠被捕，并于9月中旬被杀害。 与此同时，张宗昌也镇压济南的工人运动，解散工人夜校，追捕共产党人。在镇压完工人运动后，张宗昌又在山东省全省制造白色恐怖，严令禁止“赤化”，而山东的工人运动也因此转入了低潮。 张宗昌仇视革命，*****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他将一切进步和革命的势力和活动都视作“赤化”，都列为应该被镇压的对象。从1925年到1928年，张宗昌疯狂追踪并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严禁一切“赤化”行为。同时，张宗昌还残忍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如1926年镇压了农民反抗“讨赤捐”的斗争、1927年镇压了陵县的农民暴动、1928年镇压了东昌县的农民暴动等等。 张宗昌在位时，十分维护封建，为此，他曾任命前清状元王寿彭为教育厅长。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宗法制度、地方主义、裙带关系，实质上是封建的专制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在督鲁期间，张宗昌政府中的官员多为自己的同乡和亲戚，而张宗昌便企图用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 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张宗昌在督鲁期间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一方面，张宗昌迫害进步报社；另一方面，张宗昌又拉拢收卖一般的报馆，使其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张宗昌封闭了一切爱国团体，又通令禁止了人民一切集会，严重禁锢了民众的思想自由。 在督鲁期间，张宗昌筹办地方银行，疯狂发行纸币，同时还大量发行公债，大肆搜刮人民群众的钱财。在滥发纸币的过程中，张宗昌为维护纸币的信用，保证其官办银行的独占地位，一方面命令其它银行库存现金代兑省行所发纸币；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强制推行这些纸币。但这些强制措施依旧无法维护纸币的信用，纸币一再贬值。同时，张宗昌大肆向银行界借款，最终山东的金融也变得十分紊乱。 张宗昌十分推崇孔子，他不仅在山东提倡尊孔读经，甚至主张在北洋军阀所能统治的地方都要读孔子的书，推崇礼义廉耻来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7月20日，张宗昌就上书国务总理潘复，陈述自己的建议。 张宗昌统制和摧残教育的举措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任意缩减、欠发和挪用教育经费；二是纵容士兵侵占学校，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提倡复古教育，增添军事课，使教育为军阀统治服务；四是迫害进步教师，实行独裁教育；五是组建山东大学，集中控制学生及其思想，以此来对抗革命的潮流。 自1922年在东北五站起家，张宗昌就开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信奉“有兵则有权”的原则，在后面的军事生涯中不断扩充这支军队。[15]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专制主义来管理军队，企图用宗亲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领兵打仗前，他还会进行占卜。 1925年10月，孙传芳利用江苏人民对奉军纪律败坏的痛恨情绪进攻南京。在孙军攻击之下，奉军迅即溃败，杨宇霆弃城逃走，10月16日，孙传芳进入南京，安徽的姜登选感觉自己处境危险，弃职逃跑。随即张作霖便派出张宗昌南下增援，而在孙传芳的猛烈攻击下，仅仅过了一个月，张宗昌也败下阵来。 张孙之战刚结束，张宗昌又参与了豫军图鲁之战。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命令靳云鹗率领部队进攻豫东。李纪才腹背受敌，随即便迅速带领军队向河南撤去，至此，豫鲁战役宣告结束。 张宗昌又恢复了山东全省地盘，得到了一时的安定。12月20日，冯玉祥率领军队战胜李景林，占领了天津，李景林狼狈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张宗昌便和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一路进军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张宗昌命令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铁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的攻击，又派王琦和王翰鸣负责治安事宜，而他自己则留住北京，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其中一路军队由福建进入浙江，进攻孙传芳的部队。12月1日，张作霖命令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企图阻止南军北上。但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直鲁联军节节退败。因而，张宗昌将总司令部也移到了徐州，放弃了安徽。 1927年的秋末冬初，韩复榘占领了九里山阵地和陇海路徐州北站，经过四五昼夜的苦战，直鲁联军击退了韩复榘的队伍，夺回了九里山的阵地，而徐州也暂时转危为安。直鲁联军虽在徐州地区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战局仍对奉军不利，冯玉祥的一支军队直逼徐州。经过会议讨论，张宗昌最终决定各军立即向北转移，放弃徐州，退至山东临城一带地区，重新布置防务。 1928年4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后，直鲁联军节节败退，到4月20日前后，北伐各军已经到达兖州、济宁之线。 4月30日晚，张宗昌被迫从济南退到天津。5月5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一部分避开济南，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很快接近了天津，退居天津的张宗昌部队被迫再次转移，向滦州方面集中。最终，张宗昌及其部队因受到前后夹击，孤立无援，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张宗昌只得弃军逃走，化装成为赶大车的逃往滦河口，乘小渔船渡海到大连。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宗昌在滦州扩大编成的部队，此时又在滦州全部被消灭了。 1928年秋，直鲁联军残部在滦州被缴械后，张宗昌逃往大连，已是穷途末路。但他仍野心不死，豢养亲信，联系旧部，想伺机再起。 1929年3月中旬，接受了段祺瑞的委任的张宗昌率领天津和大连两地的旧部，分别乘船到烟台。张宗昌计划收编刘珍年部队，于是派刘的保定军校同学郎贯一，向刘珍年游说，要求刘听命收编共同行动，往返数次，刘珍年始终没有要听从命令的意思。于是张宗昌决定先围攻刘珍年，以消除胶东的主要障碍。但很快，前去进攻的褚玉璞部队被刘珍年缴械，褚玉璞被俘。得知战况，张宗昌立即抛下队伍，带着随从人员乘日本船离开胶东，逃回大连。1930年夏，张宗昌决定听从日军的话，逃往日本久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急欲实现“华北特殊化”的阴谋，想让吴佩孚出来当汉奸，组织傀儡政府。吴佩孚便要求张宗昌回国给他当帮手。因此，在1932年春，张宗昌带领全部随行人员及他的姨太太和两个儿子，搭乘日本轮船“奉天丸”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韩复榘趁在北平参加会议的机会，去拜访了回国的张宗昌，而后韩复榘反复邀请张宗昌前往济南，商量扩军事宜。张宗昌十分渴望再获权势，最终不顾众人的阻拦，前往了济南。到达济南后，在9月2日晚上，韩复榘的参议张受骞跑来向张宗昌告密，说韩复榘将要对张宗昌不利，要张宗昌多加防备。于是在第二天张宗昌便诈称母亲生病，来电要张宗昌火速返回北平。但最终，张宗昌还未上车，便被早有准备的刺客郑继成枪杀。 刺客被捕后，金寿良、徐晓楼等随从人员立即下车将张宗昌的尸体用地排车送到日本医院。与此同时，金寿良先行回到北平向，有关人士报告了张宗昌被刺的经过，次日，徐晓楼、程伯容等人便护送张宗昌的尸体回到北平，埋在了北京西山。 第八章 “诗人张宗昌”与戏子朱宝霞及姨太太们 张宗昌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却是一个爱写诗歌的。张宗昌，主政山东多年，号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更有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既然主政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怎么也要有一些诗词歌赋来装点一下斯文的门面。下面就是张宗昌作的一些诗。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就凭最后一句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也敬你是条汉子，此诗可评诸佳作之首。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无题 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 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 要不怎么能对得起“三不知”将军的名号呢。 混蛋诗 你叫我去这样干，他叫我去那样干。 真是一群小混蛋，全都混你妈的蛋。 求雨 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为难俺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张宗昌的臭诗，真的是可笑。他的私生活也十分混乱。据说一生娶了二十一房姨太太。 1928年，47岁张宗昌看上14岁的朱宝霞，花10000大洋娶她做21房姨太太。谁知，洞房夜，小新娘却不见踪影。“小玩意儿，你在哪儿？”张宗昌笑着喊。 1914年，朱宝霞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唐山家庭，6岁那年，为解决温饱问题，她被卖到了一家戏班，成了班主朱景贤的养女。朱景贤发现朱宝霞聪明伶俐，便让她跟着名师张福堂学习评剧。 朱宝霞对戏剧有着惊人的天赋，不到一个月就能上台打小配角。再过些日子，她就能独挑大梁，担任戏班主要演员。 12岁那年，朱宝霞已经是戏班的主要小生，经常带领戏班在河北、山东一带巡回演出。 1928年，14岁的朱宝霞正值青春靓丽之年，这一年，她跟随戏班来到上海演出，受到剧评人们的一致好评。 朱宝霞的评剧造诣已臻化境，她既能把剧中的人物刻画得立体生动，又能融入自己的情感诠释，让观众为之动容，上海滩上从未有过这样出色的少年旦角，朱宝霞一时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就在朱宝霞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与张宗昌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这一年，朱宝霞带领戏班在济南巡演，张宗昌看上了这位才华洋溢的小旦角，强行用1万块银元将她买回家中，成为他的第21个姨太太。 47岁的张宗昌已经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他凶狠霸道，甚至吃人肉，被戏谑为“狗肉将军”，而14岁的朱宝霞从未谈过恋爱，哪里知道洞房花烛夜对她意味着什么。 新婚之夜，朱宝霞被张宗昌的手下强行押送进洞房，吓得她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 “小玩意儿，你在哪儿？”张宗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朱宝霞胆战心惊，紧紧抱着被子一动也不敢动。 她以为张宗昌会破口大骂，没想到，他竟笑着对她说：“小宝贝，别害怕，出来吧。” 张宗昌并没有对朱宝霞生气，反而对她宠爱有加，平日里，他总爱叫她“小玩意儿”，买她喜欢的衣物首饰，让朱宝霞敢那么做也由此可见一斑。 朱宝霞渐渐不再害怕张宗昌，甚至依赖上了这个比她大了30多岁的男人。 张宗昌教她识字、绘画，带她四处游玩，有一次，朱宝霞不小心打死了张宗昌最宠爱的白马，张宗昌不仅没有怪罪，还耐心地教她射击。 一次，张宗昌得了“义威大将军”的封号，他就封朱宝霞为“镇威大将军”，让朱宝霞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 朱宝霞和张宗昌的故事在上海滩传为佳话，所有人都说张宗昌爱死了这个小姨太太，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朱宝霞22岁那年，张宗昌在一次政治斗争中被仇家暗杀。 朱宝霞失去了这个爱她入骨的男人，只得默默离开张家，重操旧业。 1935年，朱宝霞重回上海，凭借自身的实力很快再次成为“评剧皇后”。 然而，好运并没有一直眷顾着她，同年，上海明星公司投拍了一部反映艺人生活的电影《海棠红》，本来女主角非朱宝霞莫属，但因片酬问题，导演换了另一位评剧演员白玉霜来出演。 这部电影大获成功，一时间，白玉霜取代了朱宝霞，成了新的评剧皇后。 由于失去了最红时期的发展机会，朱宝霞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去日占区演出，这也招来了很多非议，朱宝霞开始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无法自拔。 后来，朱宝霞又嫁给了一个商人，但感情并不睦，新婚不久，朱宝霞应邀去山西工作，但丈夫不愿跟随。 一年后，丈夫提出离婚，深深刺痛了朱宝霞，就在即将登台演出的时候，她突然晕倒，当晚便离开了人世，年仅37岁。 一生顺境迅速变故，朱宝霞经历了太多不公和痛苦，但她至死都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评剧是她放下一切也要坚持的事业，给她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加重她的屈辱。 也许，当初注定会飞黄腾达的她，正是因为碰上了张宗昌，才渐渐偏离了本该属于她的轨道。 朱宝霞与张宗昌的故事，是爱情的长跑，也是舞台人生的缩影，兴衰无常，命中注定，顺境不久，逆境亦可改变。 有人说，张宗昌：“他是近代中国军阀中最率直、最封建、最不顾羞耻的一个人” 在林语堂的散文中，他说张宗昌大概有80多个老婆......到底有多无耻呢? 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何谓三不知？ 一是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是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是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 他的兵太乱，有招募的，有收编的，还有投降的外国兵；他也不知自己有多少钱，总之很多就是了，百姓们养鸡鸭要交税，买大粪也要交税，这钱能不多嘛；至于女人，就更多了，他把“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贯彻的淋漓尽致。 在山东，张家几乎每天都有女人进门，有的是张宗昌自己看上带回来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来的，只要长得还看，能入他的眼，对于女人，他是来者不拒，同时对于女人，他那叫一个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今夜是他的小妾，明天一早就跑了，他也无所谓。 张宗昌有着两个称号“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三不知将军”我们解释过了，那他又为什么会被叫“狗肉将军”呢？关于这个称号，其实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张宗昌到了山东之后，成天就知道招猫遛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当地人称打麻将为“吃狗肉”，而且张宗昌在和部下打麻将的时候经常耍无赖，部下们没有办法只好装作没有看见，私下里都骂他“狗肉将军”。 另一个说法就是张宗昌在有一次外出阅兵时被突然窜出来的一条狗咬到了皮靴，这条狗还咬了他的马，张宗昌大为气愤，下令全城打狗吃狗肉。 张宗昌其实是底层社会出身，凭借着谋略和勇气，硬是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闯出了一条路，先后投靠过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发达的时候曾经拥有几十万的兵马。 跟了张作霖之后，他曾经参加过直皖战争，第1次直奉战争，第2次直奉战争，最后奉系在军阀混战中胜出，坐上了北洋政府的第1把交椅，而张宗昌也顺利回到了山东，当起了山东的“土皇帝”。 从此在山东省上至高官、厅长，军长、师长，下至走卒爪牙都是他的亲戚，同乡，他是山东掖县祝家村人，所以但凡是同村的人来投靠他，他都给他们安排职位。 在他坐镇山东时，一点儿都不为百姓办实事儿，而是以各种名义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 百姓养鸡要交鸡税，养鸭要交鸭税，购买大粪要交大粪税，对此山东的百姓们非常不满，专门编了民谣讽刺他的这种行为，“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 但是这位狗肉将军却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应该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还不错吧。 有一次外出他专门问了一位百姓：“你们觉得咱山东的督办张宗昌怎么样啊？”百姓闻言纷纷嗤之以鼻，讽刺的说：“这个天煞星可把俺们害苦了，一年到头挣的辛苦钱全都被他搜刮去了，他做这坏事将来可是要天打五雷轰的！” 张宗昌一听是又气愤又难过，回去之后他召集来各个机关的下属，把他们训斥了一顿，“我张宗昌自从坐镇山东以来，自问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捞点钱玩几个女人而已，我摸着自己的良心，就算不是个青天大老爷也不能天打五雷轰啊，还是你们这帮坏小子连累了我的名声。” 可笑的是这个爱招猫逗狗的张宗昌，还特别喜欢做诗，但他写出来的诗算不算是诗，能不能读就是另一番说法了。 有一次和下属的聚会上，张宗昌来了兴致，当即做了两首诗。 一首是《笑刘邦》，“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另一首是《蓬莱阁》，“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靠窗摆下酒，对海唱高歌，来来猜几拳，舅子怕喝多。” 在山东张宗昌还大力推崇读经讲经，这与当时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等先导们倡导的文化潮流相反，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张宗昌喜欢找女人，是山东百姓们都知道的事情，你要问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记不清。 这事儿，要去问他的副官，他的副官，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作用，就是帮他管理他的老婆。 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热衷于娶妻纳妾这回事，变化都是从他娶了袁书娥开始的，只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原配夫人贾氏。贾氏是他的包办婚姻夫人，是父母指定的，那个时候他只是山东掖县农村的一个贫民，贾氏也是贫民，但他们不在一个村子。婚姻什么时候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两家都是贫民，张宗昌父母打听好了，贾氏是个贤惠的，所以就相中她了。 结婚之后，贾氏和张宗昌没有感情的生活着，连相敬如宾都不是，他们之间也没有子女，只不过没等到张宗昌发达跟着享福，这个贾氏就死了，死得还颇冤，因为她是为张宗昌死的。 1916年5月的一天，张宗昌在上海刺杀民主派人士陈其美，你刺杀人家，对方势力当然会以牙还牙，所以在同一年，张宗昌遇刺了，但是他却幸运的逃过了一劫，而贾氏遭殃了，死在了他的身边。 不知张宗昌是否会为贾氏的死感到伤心，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贾氏也是为他而死，也或许他并不伤心还感到庆幸，因为他本就不喜欢她，这下自己可就感情自由了。 张宗昌最为人熟知的大太太是袁书娥，两人属于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时张宗昌在北上闯关东时在奉天住过一段时间，在这里遇到了袁书娥，袁书娥身高高挑，大概有一米七左右，肤白貌美，张宗昌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两人就结婚了，理所应当的袁书娥就成了张宗昌的大太太，这个时候贾氏还没有遇难，但是张宗昌在娶袁书娥时和贾氏说好了，两人同等地位，属于平妻，不论进门先后。 贾氏根本就不管，她也管不了啊，而且她知道张宗昌不喜欢别人管他，所以索性什么都不管，他爱娶谁就娶谁。 娶了这个袁书娥之后，张宗昌的生活就变得精彩多了，如果说之前和贾氏的婚姻生活是灰色的话，那么和袁书娥就是彩色的。两人有一个习惯——见面抱三抱，每次从外面回来，两人都会先拥抱三次，当时在公开场合夫妻或者恋人别说拥抱就是牵手都会感到害羞，他们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先进的，不过见了几次之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他们之间感情特别好，但是袁书娥怎么也想不到妹妹肖想姐夫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的妹妹叫袁中娥，比她小三岁，人称“二姑娘”。二姑娘一贯的形象就是梳着一条超长的辫子，齐腰长，但长相却不如姐姐漂亮，这也是为什么张宗昌会对姐姐一见钟情，而对妹妹并不感冒。 流水虽无情，落花却有意，袁中娥看上了姐夫，就经常借着看望姐姐的名义来到张家，其实是借机看姐夫，还主动和张宗昌说话示意，这时间长了，张宗昌和袁中娥真的搞到一起去了。 袁书娥知道他们的事情后，把妹妹大骂一顿，并永远不许她再来张家，但是为了嫁给张宗昌，袁中娥硬是绝食7天以示抗议，张宗昌大为感动，就决议将袁中娥纳为妾。进了门之后，家里可没有了安生日子，姐妹俩天天吵架，张宗昌不堪其烦，经常躲到外面，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回来。 袁书娥为了报复张宗昌，竟然公然和一个瘸子在一起了，两人公开在张家住了下来，据说还有一个女儿。张宗昌知道后大发雷霆，照着瘸子就是一枪，只不过他故意没有打中，只把他吓跑，后来瘸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场变故之后，张宗昌性情大变，开始不计其数的纳妾，而袁书娥也因为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不管他纳妾的事情。 此后什么二姨太、三姨太纷纷进门，这不过这些人都是流动的，有的走，有的来，所以到底有多少姨太太没有一个定数，据说在张宗昌死后几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自称是张宗昌的二十七姨太太。 1920年，张宗昌一下娶了5个姨太太，这些姨太太都是妓女出身，张宗昌也不在意，还把她们赎出来，纳为妾，让他们跟着过起了富裕的生活，这些妓女大都是冲着张宗昌的钱来的。好多个进来后哄着张宗昌赏了好多东西，攒了很多钱就走了，之后再找一个良人或者自己过日子也够了。 除了这些青楼女子，还有杂耍艺人是张宗昌比较喜欢的，他的妾里面也有很多是杂耍艺人，比较得宠的有“富贵儿”、“朱宝霞”，张爱玲的也有朱宝霞的形象描写。这个朱宝霞属于是“萝莉”类型，娇小玲珑，与身材高大的的张宗昌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宗昌亲切的称呼朱宝霞“小玩意儿”。为了宠她，张宗昌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古代文人比较喜欢做的教小妾识字画画，是一大雅事，还有张宗昌被授予“义威大将军”，回家后张宗昌就封了朱宝霞“镇威大将军”，意思就是她能镇住自己，他笑着对朱宝霞说“你官大，我官小，小的要听大的话。” 张宗昌去世之后，朱宝霞分得了3000大洋，在当时是很多的钱，但是她的钱都被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骗了个干净，后来她就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唱评剧去。 和朱宝霞命运相似的有很多，她们大都在张宗昌死后分得了钱，但是在那个乱世，有的被男人骗了，有的被银行吞了，总之大部分走投无路的都选择了改嫁，也有的拿着钱回到老家一个人过了。 改嫁的有的嫁给了普通人，平平淡淡的过着还行，但也有的被欺骗了，最后还是一个人做点小活计生活，如小妾之一朝鲜人安淑义命运比较悲惨，钱被男人骗了，自己靠糊纸盒活着，后来生病没钱看病而去世了。 1932年，张宗昌被刺杀的济南火车站，秘书拿出50大洋找人抬尸体没有人愿意，最后涨到300都没有人，百姓们说就是5000也不干，他们嫌脏，而且最要命的是全城没有人愿意卖给他们棺材，可见百姓们对张宗昌的痛恨程度。 张宗昌死后，他的妻子小妾们都过得不好，孩子们过得更不好，因为他们死去父亲的身份还受到别人指摘，真是凄凉，不过有果必有因，还是张宗昌作恶在前，失了民心，百姓们才会对他这么恨之入骨。 第九章 山东军阀韩复榘 韩复榘，国民政府时期的山东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1890年-1938年)，字向方，直隶省顺天府霸州煎茶铺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韩复榘19岁离家闯关东自谋生路，曾先后两度投身冯玉祥军中，跟随其征战成为冯玉祥的亲信之一，个人也屡迁至师长。 1927年其部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韩复榘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随队北伐，先后历经兰封大战、会攻徐州等战役，并率先进入北京，成为北伐中第一个攻入北京之人。 北伐结束后，在冯玉祥的保举下，韩复榘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军阀混战中二次叛离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并率军进攻山东地区抗击晋军。 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此后韩复榘主持山东政务长达七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先是主张抗日，1937年被日军在黄河击败后，韩复榘开始消极抗战，在济南进行逃跑准备。12月3日日军进攻济南，韩复榘一路溃逃，致使山东大半国土在几日内沦陷。 1938年1月，蒋介石诱使其到开封参加军事会议，于1月11日将其拘捕后交由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于1月24日对其执行枪决，时年47岁。韩复榘死后安葬于河南南部的鸡公山。新中国成立后，由其家人移葬于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主政山东后，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大行政纲领，在经济上试图建立“山东独立的经济体系”以摆脱国民党的控制，但最终破产。民国史学家吕伟俊评价韩复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军阀，是一个出名的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一生中尤其是统治山东的七年中，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于河北霸县东台山村。韩复榘出生时，家中较为富有，父亲韩世泽，字静源，26岁时考中秀才，在当地乡村私塾任教师。韩复榘少时在私塾中随父亲读书，通读四书，还学习了古文选、八股文、唐诗绝句等。此外，韩复榘喜爱书法，小楷颇为清秀工整。韩复榘修完高小功课时，清政府已于早前停止了科举，韩复榘只得辍学在家，白天劳作，晚上读书。 后来，韩复榘父亲托人到霸县县衙户房与“稿公”[王佐舟说妥，让韩复榘跟随他学习，拜他为师。在王佐舟的引荐下，韩复榘成为了户房的一名“贴写”。进入县衙后，韩复榘逐渐沾染了赌博，不久便欠下赌债。看见到家中催债的债主，韩复榘决定离开家乡，另谋出路。 韩复榘离开家乡后经由天津出山海关投奔在东北的大哥韩复森，但他只知大哥韩复森在关东煤窑做工，却不知道具体位置，韩复榘一路流落到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市）。适值新民府陆军第一混成协（不久改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招兵，韩复榘决计从军。1910年（清宣统二年），韩复榘成为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的一名新兵，当时第三营管是冯玉祥，他见韩复榘面目清秀，又有文化，对其颇为喜爱。在韩复榘入伍之初，便做了冯玉祥的司书生。 冯玉祥受当时革命思潮的影响，在军中组成“武学研究会”，成员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冯玉祥为会长。冯玉祥利用“武学研究会”传播革命思想，逐渐引起外部的注意，为转移视线冯玉祥设立“山东同乡会”来为“武学研究会”作掩护，韩复榘作为非山东籍士兵入会成为其中的名誉会员。 1911年（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因形势变化，韩复榘跟随冯玉祥的军队自新民府调往海阳镇驻防。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后，每每都能圆满完成冯玉祥所交任务，于当年11月被提升为队官。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命袁世凯前往镇压。为策应起义军，身在海阳的冯玉祥和甚至滦州的王金铭等人发起滦州起义。韩复榘随冯玉祥在海阳参加了此次起义，在起义军中被任命为滦军左路司令。随着袁世凯调兵镇压，滦州起义最终失败，冯玉祥在海阳被拘捕后押回原籍，韩复榘也受到牵连，被递解回原籍。回家后的韩复榘大多时候都是躲避到亲戚家。 1912年，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冯玉祥借助姑丈陆建新是袁世凯亲信的关系得以被重新启用。韩复榘得知后再度前来投奔，在冯玉祥部中历任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后提拔为司务长，又于次年升任排长。此后，韩复榘开始以军官的身份跟随冯玉祥征战各地，参与讨伐张勋，镇压南方政府的护法军，在冯玉祥所部攻下湖南常德后，韩复榘跟随冯玉祥进驻常德。1918年，韩复榘因多次作战勇敢，愈加得到冯玉祥的赏识，屡有升迁，与当时军中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等同为冯玉祥的亲信，时称“十三太保”。 1921年，北洋政府以冯玉祥多年战功，将其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不久冯玉祥被任命为陕西督军，韩复榘也升任骑兵团团长。次年，第一次之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入京供职，韩复榘随冯玉祥入京，随后韩复榘调任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第四十三团团长。 1924年，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北京政变，韩复榘率所部参与。政变后，韩复榘按照国民军的新编制，晋升为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北京政变之初，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达成协议，双方联合对付直系，但奉系不得入关。但在政变之后，张作霖违约派军入关，导致国民军与奉系的关系逐渐紧张。直系军阀李景林也一直在直隶积极扩充地盘，想要把国民军排挤出去。 1925年日本举行秋操，国民军以韩复榘为领队，奉军以郭松龄为领队，前往日本参观。在日本期间，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想要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向日方购买军火进攻国民军。郭松龄对张作霖亲日的行为心有不满，于是将消息告知韩复榘。韩复榘回到中国后，与身在包头的冯玉祥取得联系。经过磋商，双方商定联合倒张计划，此外郭松龄还联合了直隶督军李景林，请他率队出关援助，直隶省则由国民军接防。 郭松龄在滦州发出讨张通电后，所部改为国民军第四军，原本应当出关援助郭松龄的直隶督军李景林却违背规定没有按时出兵，反而积极准备队国民军作战，由而引发了“国直战争”。韩复榘率部参加国民军的攻津之战，在其他各部的策应下于12月24日攻入天津。攻津战役结束后，韩复榘因攻津有功，被提升为陆军第一师师长。 在韩复榘所部攻占天津之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部、奉系张作霖部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等共同对付国民军。起初，韩复榘与石友三在廊坊一带设司令部，兵在黄村一带对反国民军进行猛攻，后因奉军对北京进行轰炸，韩复榘随国民军撤出战斗，退至南口。 国民军退守南口后，总司令张之江对部队进行了重新的组编，韩复榘被任命为第八军司令官，旋又改编为第六军司令官。1926年5月，反国民军联军进攻南口。适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韩复榘与石友三率部救援晋北，韩复榘出任前敌总指挥，在大同、天镇一带与晋军作战。但随着国民军在南口作战不利，转而退向绥远，并计划向甘肃撤退，韩复榘与石友三与晋军将领商震取得联系，转投晋军。投身晋军后，韩复榘被阎锡山委任为晋军第十三师（一说第一师）师长，下辖第一旅、十四旅、十五旅，驻包头、归绥一带，受商震节制。 时在苏联的冯玉祥得知国民军战败的消息后，于1926年9月自苏联抵达五原（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随后，冯玉祥重招旧部，组成国民军联军，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对转投阎锡山的韩复榘颇能体谅，认为他们做出此举是形势所迫，并决定招韩复榘等旧部回归。正在归绥医院养病的韩复榘不敢放归，后经冯玉祥多次打电话抚慰，韩复榘决定重回冯玉祥部，被任命为援陕军第六路总指挥，下辖第一师、第十四师、第十五师，后随冯玉祥入陕以督师剿办的身份肃清后方残敌。 1927年4月底，冯玉祥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改编，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三路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对北洋军阀进行围歼。韩复榘仍以第六路总指挥的身份于7月底随军进抵郑州。进入河南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进行重新编制，改路为方面军，韩复榘继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同年9月，韩复榘率部参与讨伐靳云鹗，连克登封、白沙、禹县。 10月，北洋方面的直鲁联军遣孙殿英、袁振青等部3万人进逼豫北，时冯玉祥孤处河南，虽屡次电请蒋介石调兵支援，但未见援军。加之豫南北伐军樊钟秀部与冯玉祥产生摩擦，冯玉祥深感危机，在对形势进行判断后，冯玉祥以兰封为主战场进行布防。 韩复榘奉命由郑州出动，先是与孙连仲急赴豫北，逼迫孙殿英等部后退，后又迅速撤回，到郑州、开封之间担任总预备队。10月21日，直鲁联军沿陇海县进攻，韩复榘亲率3个师自郑州向杞县方向急行军，与29日当晚与石友三、梁冠英部兵分六路向敌后抄袭。直鲁联军猝不及防，被打乱阵脚，各路军接连溃退，兰封被冯玉祥部攻占，韩复榘所部攻占柳河车站，将铁路截为数段，缴获钢甲车四列、山陆炮二三十门以及百余名俄兵。 11月5日，韩复榘与庞炳勋部攻克归德，俘虏直鲁联军军长袁家骥及所部官兵万余人。次日，第一次“兰封大战”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获胜而告终。但当日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与直鲁联军右路在考成附近相抗，第二次“兰封大战”爆发。韩复榘奉命由郑州赶往兰封，作为总指挥与石友三部为中路军，在陇海线迎战直鲁军主力徐源泉、方永昌、王栋等部。韩复榘先于野鸡岗攻克方永昌部，又与石友三在柳河会和与褚玉璞部展开激战，在韩复榘与石友三的英勇作战下，褚玉璞部向东溃退。12月1日，在右路军鹿钟麟部攻克夏邑后，第二次“兰封大战”以冯玉祥破敌十万余人的战绩告终。韩复榘与石友三因担任破敌主力，再立头功。 战后，韩复榘部所缴获的3000余挺新式手提机关枪系数被冯玉祥收走配发给自己的卫队旅，韩复榘对此心有不满。 第二次“兰封大战”后，冯玉祥下令进攻徐州。韩复榘奉命作为中路军的攻徐主力，沿陇海铁路向徐州猛进，接连攻克徐州西北郊九里山、陇海路徐州北战并切断津浦铁路，将张宗昌、褚玉璞围困于徐州城。张宗昌、褚玉璞急调援军，但韩复榘感知对方援军到来之前已命一个团攻入徐州城东关。 韩复榘沿陇海路激进，造成孤军深入。不久，张宗昌、褚玉璞的援军赶到，对韩复榘部发起反攻，对方里应外合将韩复榘部反包围于徐州西北一隅。韩复榘孤军奋战，与张宗昌等人反复搏杀，双反激战4昼夜，伤亡惨烈。远在郑州的冯玉祥得知后迅速电告韩复榘以及其他军队，向后引退到李庄、黄口一线设防。韩复榘率部从郝寨突围，迅速撤至李庄、黄口一带待命。 12月12日，在得到第一集团军何应钦部的支援后，冯玉祥电告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发动第二次攻徐之战。韩复榘再次担任中路军，沿陇海铁路朝徐州城北的龙海车站和茅村车站进军。12月14日，第一、第二集团军同时向徐州发起进攻，韩复榘率部联合石友三等人合力击退直鲁主力军褚玉璞、徐源泉部三万余人。在第一、第二集团军的合力进攻下，徐州被包围。直鲁联军开始分兵突围，均被韩复榘等人击退。最终，第一、第二集团军成功会师徐州，战后韩复榘及其军队威名远震。 1928年4月5日，在北伐军鏖战山东时，奉系军阀在彰德一带对冯玉祥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彰德之战爆发。暂住漯河、许昌的韩复榘被急调彰德以南。韩复榘于4月16日抵达彰德以南，向奉军右翼发起猛攻，接连攻占30余堡。随着奉军在大后方补充兵力，反扑迅猛，韩复榘部伤亡过重。韩复榘下令退回阵地、固守待敌，但冯玉祥不准军队后退，于是韩复榘再次组织军队于徐口、曲沟集一带向奉军发起攻击。战争激战至5月1日，韩复榘亲临前线，率军击退了奉军，后又下令沿路追击，攻下沿途各地，直至到石家庄后在晋县待命。 在得知张作霖于“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冯玉祥决定进攻北京。韩复榘率军猛进，于6月6日先于其他军队进驻北京南苑。然而在进入南苑后，韩复榘被南京政府禁止入城，原因为蒋介石为了拉拢阎锡山、压制冯玉祥，将平津之地交予阎锡山接收。与此同时，北京（当时已改北平）的西方各国使团也竭力抵制韩复榘部入城。冯玉祥表示为顾全大局，愿意将平津之地让给阎锡山，但韩复榘对此表示不满。 时驻留北京的鲍毓麟旅在晋军接手防务后滞留北京，全旅1000余人被韩复榘部包围缴械，收容于南苑。该事件引起西方使团的不满，向韩复榘进行交涉谈判，遭到韩复榘拒绝。西方使团将此事上告南京政府，韩复榘被迫释放鲍毓麟旅东北籍人员。 北伐之后，南京政府委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省政府委员。韩复榘认为自己是北伐中第一个攻入北京之人，当居首功，故而对屈居人下的省政府委员一职十分不满，未出席河北省政府成立的委员就职宣示。 1928年12月，在国民党中央供职的冯玉祥保举韩复榘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到任之后多遵照冯玉祥的旧治。元旦前，韩复榘发布《民国十八年行政计划大纲》对河南的财政和吏治进行治理。在吏治方面，韩复榘组织了“省政府政治视察团”对河南的政治人员工作情况和操行的优劣进行考察；在财政方面韩复榘列出十七条财政清理事项，但由于国民党军新军阀混战的爆发，部分内容未得到实际进行。 韩复榘就任河南省主席后，其二十师师长的位置由与他颇有嫌隙的石敬亭担任，导致韩复榘对冯玉祥心怀不满。加之河南省政府大多是冯玉祥的原班人马，韩复榘对他们难以发号施令，常常觉得自己当了一名空头主席。心中愤懑的韩复榘开始不理政事，以外出“巡视”的由头在外玩乐，冯玉祥得知后大加斥责。加之先前投晋一事，韩复榘总是认为冯玉祥对自己有所怀疑。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方面都想借机拉拢冯玉祥。韩复榘在冯玉祥的保举下，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南下讨伐桂系。蒋介石利用韩复榘南下的机会对其进行收买、拉拢，在韩复榘抵达孝感时，蒋介石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对他优礼相待。此外，蒋介石还曾借机与韩复榘秘密会晤。 “蒋桂战争”结束后，再度爆发了“冯蒋战争”。5月，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反蒋。为了便于集中兵力，便于指挥，冯玉祥计划将山东孙良诚部撤至河南，将河南兵力撤至陕西。该计划遭到了韩复榘的反对，韩复榘不愿意放弃河南。冯玉祥对韩复榘严厉斥责，迫使二人公开决裂。会后，韩复榘离开华阴前往陕州，计划重整二十师旧部。抵达陕州后，韩复榘宴请了西北军在陕州的部分人员，包括二十师师长李兴中、兵站总监闻承烈、兵站监部参谋长张钺、军校校长吴锡祺等人。席间，韩复榘带走二十师的计划遭到了李兴中的反对。韩复榘见谈判不能成功，决定将他们强行带走，在二十师的部队向甘棠步行东去之后，韩复榘在当天下午两点钟让李兴中等人登上了开往洛阳的火车，同行的还有韩复榘的亲信李树春、孙桐萱、张绍堂等人。 抵达洛阳后，韩复榘与驻扎在南阳附近的石友三取得联系，二人决定共同反冯。5月22日，韩复榘在洛阳发出叛冯投蒋的通电。不久，二十军大部队也抵达洛阳。公开反冯后，韩复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再度回到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与各派系混战期间，韩复榘认为蒋介石不值得信任，希望迎阎锡山主持北方大局。但阎锡山对韩复榘心有戒备，韩复榘认为阎锡山不能共事，在其到达郑州时试图将其扣押，但事情遭到泄露未能成功。随后中原大战爆发，韩复榘不愿再河南与冯玉祥兵戎相见，也担忧自己的部下倒戈冯玉祥，于是向蒋介石请命到山东境内抵御阎锡山的晋军。 1930年3月，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冀鲁豫剿匪总指挥，向鲁西转移。在韩复榘抵达济宁后，蒋介石又于4月任命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担任整个山东地区的防务。5月起，晋军在阎锡山的指挥下分三路南下进攻平原、禹城、东阿、平阴、青城各地。韩复榘蓄意保存实力，向蒋介石发电请求撤守黄河南岸。随着晋军的全面进攻，韩复榘率部退守胶东。退守胶东后，晋军并未缓和对韩复榘的进攻，韩复榘所部也多有临阵倒戈，联合晋军进攻韩复榘。鉴于这一情况，韩复榘下令由淄河东撤，同时以“腹背受敌，不得不向后退”报告蒋介石，并于6月28日通电下野。 在蒋介石调遣大军进入山东大举反攻后，韩复榘于8月被任命为胶济鲁总指挥，韩复榘逐渐打消下野之意，于8月5日以二十师为右翼、以二十九师为中央、以十六军为左翼进行反攻，屡挫晋军。后在第二团总指挥刘峙的配合下，晋军很快溃败。山东战事结束后，国民政府与于1930年9月5日改组山东省政府，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9月9日到任。次年，韩复榘又当选国民政府委员。 1931年1月，蒋介石调任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河北地区的王金钰第五路军前往江西“剿灭”红军。然而韩复榘拒绝率部入江西，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韩复榘将收押狱中多年的中共山东省高官邓铭恩、刘谦初等共产党人全部枪杀，获得蒋介石的嘉许。韩复榘又在接下来的南京国民会议中，进行了一番活动，使得蒋介石打消了调韩复榘部入江西的念头。7月，蒋介石通电命韩复榘为鲁豫清乡督办。在宁粤之争、石友三反蒋期间，韩复榘受蒋介石的拉拢，面对石友三数次求援时，未出兵协助。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驻青岛的东北海军发生内讧，韩复榘趁机遣兵胶州湾，驱逐张学良在青岛的实力，借机夺回青岛，但未能实现。事后，张学良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无力与韩复榘作战，双方几经转圜达成协议，青岛税收的一半要交予韩复榘。与张学良的争斗结束后，于1932年下令对盘踞在山东地区的另一支军阀刘珍年部发起攻击。 韩复榘对刘珍年发起进攻后的次日才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擅自行动十分恼火，蒋介石派出蒋伯诚前往山东进行调停。张学良仅在表面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接受调整，却一直未停止对刘珍年的军事进攻。后又因不满意南京政府的调停政策，韩复榘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以此要挟蒋介石将刘珍年部调离山东。发出辞职通电后，韩复榘仍保留军职，继续围困刘珍年。随着事情的扩大，社会各方纷纷要求停息战争，且大部分倾向韩复榘。1932年10月25日，刘珍年见自己大势已去，自请调离山东。刘珍年离开山东后，胶东各县均为韩复榘所属，山东在韩复榘治下实现“统一”。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之间，力求自保。他一方面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竭力讨好日本人，并借《何梅协定》下令禁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山东。另一方面，日本多次诱降韩复榘，令其参加“自治运动”，韩复榘都因怕被骂作“汉奸”而拒绝接受。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韩复榘通电表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并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进攻陕西的中央军的后路。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向恶化。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面对日本人的拉拢，韩复榘采取果断措施，限令日本领事馆人员何日侨全部撤走。7月30日，平津失陷后，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在平津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入山东。韩复榘将这些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容纳倒他的政训班中，并允许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济南也由此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全国划出六个战区，山东被划归为第五战区。韩复榘所在的第三路军，与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列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被编为第三集团军，韩复榘任总司令，指挥山东军事并负责黄河防务。 1937年9月，随着日军南下，占领泊头后兵临山东，而津浦线北段仅有第一集团军的李必藩的第二十三师。在冯玉祥的施压和蒋介石的电告下，韩复榘被迫将两个师调往德州。9月30日，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攻占河北与山东交接的桑园车站，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第二四三旅（旅长运其昌）在德州以北的于庄与日军对峙。 10月1日，日军以400人、7辆坦克车的兵力进攻于庄，遭到韩复榘部的反击。与此同时，冯玉祥的第一集团军庞炳勋、李文田等部从日军侧后方反攻泊头、沧州。韩复榘与冯玉祥经过商议后，决定趁日军立足未稳，夜袭桑园。展书堂收到命令后，于10月2日凌晨率领500人的奋勇队夜袭桑园火车站，将日军逐出车站，经过反复争夺后，展书堂于当日下午6时控制桑园火车站。然而在入夜之后，展书堂被韩复榘告知德州以北的日军正在集结，于是率部退出桑园火车站，转而驰援德州于庄。10月2日夜，日军向德州发起猛攻，并在次日发动飞机、大炮等全力攻城。德州守军运其昌旅率部发起德州保卫战，在激战2日后，德州城防被突破，运其昌被迫弃城撤退，德州失守。德州失守后，韩复榘受到了蒋介石的指责，愤而辞职，后在蒋介石的安抚下继续进行抗战。 德州失陷后，韩复榘率军沿老黄河右岸布防。10月12日，日军偷渡老黄河，韩复榘退守骇河。蒋介石见日军主力集中在山西，陈津浦线军力薄弱之际，命令冯玉祥、韩复榘趁机反攻。在冯玉祥的指挥下，展书堂率部对日军发起反攻。就在展书堂对日军发起乘胜追击之时，韩复榘突然电令展书堂所部从前线撤回。由于展书堂的撤退，日军进行反扑，先前的抗战成果旋即丢失。冯玉祥对韩复榘的行为十分不满，韩复榘的部下也多对韩复榘在抗战中袖手旁边甚至拆台的行为表示不满，要求韩复榘再次出战。 在部下激昂的抗日情绪下，韩复榘决意亲自出马渡河迎战。11月13日，韩复榘率领手枪旅贾本甲第一团和朱世勤的特务队渡过黄河，于冯玉祥一起在前线督战。日方在探知韩复榘的行踪之后，派轻装装甲车别动队进行袭击，手枪旅抵挡不住后退。韩复榘所部不到100人在济阳城关被日军的装甲车和飞机包围，贾本甲第一团几乎伤亡殆尽，韩复榘险些被俘虏，在随从的拼死相救下骑摩托车冲出包围。 韩复榘回到济南后，济阳失陷，其他战场也伤亡甚多。韩复榘于11月16日下令撤退河北防线，并在撤退时炸毁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此战之后，韩复榘受到打击，开始消极避战。在冯玉祥的司令部撤至黄河南岸后，冯玉祥向韩复榘请兵挽回败局，但韩复榘坚决不肯。 韩复榘回到济南后，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第一，重新部署兵力；第二，将军政籍贯南移；第三，将全省汽车编为交通团；第四，派人收编地方武装和壮丁；第五，以“救国捐”的名义强令各县地方摊款，共计收得五六万元；第六，强行摊派鸦片，再次索得数十万元；第七，没收日本洋行财产。此外，韩复榘还令人炸毁济南洛口铁路大桥、释放政治犯等。 日军抵达黄河北岸后，没有渡过黄河，双方对峙多达一个月。直至12月3日，日本南路军在攻占南京后，北路军奉命进攻济南，济南告急。韩复榘则加紧部署撤逃，并在撤出济南前夕，对济南实施“焦土政策”，纵兵在济南等地大肆焚烧抢掠。1937年12月24日晚8时，韩复榘与蒋伯诚从济南西门悄然出逃，从白马山换车前往泰安。蒋介石得知后，向韩复榘急电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但韩复榘收到电报时已到达泰安。12月25日，日军对济南进行猛攻，27日凌晨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未放一枪一弹，率部逃走，济南失守。济南被攻占后，日军乘胜追击泰安，韩复榘继续逃走。蒋介石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电报到达时，韩复榘已经抵达济宁，后被迫在兖州进行反攻，但没有成功。韩复榘的不战而逃，致使几天之内山东大半沦为日军之手。 1938年1月7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第五战区军政会议，韩复榘缺席。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韩复榘，请他到开封开会，韩复榘同意前往。1938年1月10日傍晚，韩复榘抵达开封，于11日下午1点半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出席军事会议，并于当日被扣留。次日下午，蒋介石宣布“韩复榘在山东违抗军令擅自撤退，被交由军事法庭讯办”。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消息，称韩复榘于1月24日被执行枪决。韩复榘死后，被运往河南南部的鸡公山安葬。新中国成立后，由其家人移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第十章 韩复榘施政 韩复榘初任河南省主席时，在施政方面多承袭了冯玉祥主政时期的旧章法，但不久也进行了一些革新。在吏治方面，韩复榘对当地的官员政绩进行考核，禁止“任人唯亲”；在财政方面，提出了17条财政清理的内容。但因为中原混战，很多措施未及时得到实施。第二次回到河南之后，韩复榘对河南省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在财政方面，为给河南省政府的财政进行纾困，韩复榘以冯玉祥在河南成立了河南农工银行作为河南省银行，代理国库，又在郑州、洛阳、许昌、商丘等地设立办事处，以此控制河南全省的经济命脉。 在清乡剿匪方面，韩复榘下大力进行剿匪，设立各级行政的清乡局，自己出任清乡总局局长。并于1929年颁布《河南各县防匪剿匪办法》《办理剿匪案件考绩条例》。在河南省的建设方面，韩复榘大力发展水利；推广农业机械；鼓励民营产业；兴修公路；架设电话；植树造林。但个地方建设局长敷衍公事，致使韩复榘在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未见理想效果。在民俗方面，韩复榘继承了冯玉祥的做法，严厉禁止鸦片；反对蓄婢纳妾和女子缠足等，还专门制订了《河南省政府取缔缠足妇女办法》。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韩复榘于梁漱溟合作在河南进行“乡村建设”，即反对中共农民革命，维护乡村地主阶级统治。韩复榘在《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中明确“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和其他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梁耀祖、王怡柯等人主办河南村治学院，并未后来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打下基础。 韩复榘入主山东后，开始在山东设置专署，于1935年1月在山东菏泽、济宁等14各县设立了“行政督察员”专署，作为政府的派遣籍贯，负责处理辖区内的一般事宜，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转呈省府解决，为省府的事务压力减负。此外，韩复榘在山东办法了许多“求治”条例，要求官员们执行，他还要求山东官员的服装必须整齐划一。为了担心自己的下属腐败而使得自己垮台，韩复榘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规定了许多“官规”。作为军阀对山东进行统治，韩复榘常常亲自审案、干预司法。导致法院正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的案子，却被韩复榘提走了当事人，而法院审结的案子被韩复榘重新推翻重审。从山东省高等法院到县法院，几乎形同虚设。 韩复榘主鲁后，清乡是他进行的四项施政方针之一。韩复榘清乡的目的有二，一是清楚匪患，二是镇压革命。韩复榘一面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工厂私修枪械；一面利用自己军队实力雄厚，多次下达剿匪的“训令”和“布告”。为了使剿匪行宫更加有力，韩复榘还组织了“特别侦探队”。但韩复榘在杀戮土匪的过程中常常滥杀无辜，对降匪、俘匪常常成批杀戮，往往有一些被土匪帮来的无辜百姓等也被杀掉。 韩复榘到山东后，继续任用在河南合作过的梁漱溟等人进行“乡村建设”，于1931年在邹平县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乡村建设”骨干，充当韩复榘统治农村的工具。这些骨干还帮助韩复榘进行“地方行政改革”，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此外，韩复榘还建立乡农学校，举办民众自卫训练，为韩复榘扩充兵员提供了便利；建立农村合作社，但农村合作社却成为了农村地主阶级发展经济实力，压迫农民的一种方式，反而加深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化；发展乡村教育，举办各类短训班和学校，在社会教育方面对成人和妇女进行必要的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如植树造林、养蚕种棉等。 为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韩复榘在山东进行征工服役、公共生活规范化、社会风俗改革、查禁烟毒等行为。此外，韩复榘还对当地的官运和军队禁止嫖娼。对当时的女性禁止缠足、取缔奇装异服。但在婚姻方面，韩复榘不主张离婚，认为这是从欧洲学来的。然而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是极其虚伪的，他给官吏制订了诸多严格的规定，自己却生活腐化。其官员们也大多都上行下效，因而韩复榘的种种举措并未达到实际效果。 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企图建立“山东独立的经济体系”，摆脱国民党中央的统治。韩复榘在山东供养了数量庞大的军队，需要充裕的粮饷，除了自己想尽办法筹措粮饷外，韩复榘曾于1931年10月和1932年1月两次，擅自派人接管国民政府在山东的税收机关，截留中央税收，迫使蒋介石不敢再拖欠韩复榘的军饷。 韩复榘为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促进山东经济的发展，在“救济民生”“振兴实业”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工业，先后在山东设立了许多“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厂企业。但为了与民争利，韩复榘利用政权滥发纸币，增加税收，利用直接经营企业等手段进行竞争。在矿业方面，韩复榘不仅鼓励国营矿业发展，也积极提倡民营矿业，使得山东矿业有所发。面对山东手工业不景气的状况，韩复榘曾采取扶持政策。在商业方面，韩复榘提倡国货，并设立了一些山东省劝业场等商业发展组织，但韩复榘利用权利对民族商业进行了摧残和掠夺，滥发纸币、增加税收以及对商号进行直接的敲诈和勒索。 在财政金融业方面，韩复榘为增加山东省的税收，成立了“山东财政厅赋税视察处”，分赴各地视察，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列整理财政的举措，另一方面挖掘财源。在加强对金融业管理方面，韩复榘先后颁布禁止制钱、铜元出境等条令，并逐渐恢复银行业的发展。但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后，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宣布“白银国有”，导致山东省境内的大多现银都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这也导致了韩复榘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韩复榘在山东的财政统治，是以维护自身统治为出发点，虽然对推动山东积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村治为自己聚敛财富、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 韩复榘在山东期间对共产党长期持反对态度，曾伙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青岛市长沈鸿烈三次破坏了中共山东省委，并多次逮捕和成批的屠杀共产党人。在韩复榘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停顿两年之久，导致中共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两年。此外，韩复榘还经常镇压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韩复榘一度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其第三集团军中成立“政训班”。但韩复榘并非真正想与共产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想利用共产党发展其军阀实力。 原韩复榘的参谋官傅瑞瑷在晚年会议会攻徐州一战时，称：像韩先生（韩复榘）这样与部下同甘共苦，战场上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将领，“我”实实在在没见过第二人。 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在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在1994年《炎黄春秋》上撰文，谈及接触韩复榘后的感受：“仅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的‘儒将’中很难找到第二人。” 1928年，韩复榘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后，各大报纸称誉他为“飞将军”。民国史学家吕伟俊评价韩复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军阀，是一个出名的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一生中尤其是统治山东的七年中，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 韩复榘死后，社会曾传闻他于四川军阀刘湘联合“密谋倒蒋”，即刘湘率领川军封闭蒋介石入川之路，韩复榘的陆军在南阳、襄樊、汉中，对蒋介石前后夹击合围。但该事泄露，韩复榘被蒋介石杀于武昌，3天后刘湘死于汉口医院。 此传闻在韩复榘死后流传多年，不断有人以此来作文章，为他们提供素材是曾任宋哲元参谋长的张樾亭，以及曾为川军将领的范绍增。关于此事，曾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韩复榘密谋倒蒋，从他们的历史关系以及抗战后的摩擦来看，存在历史必然性；但从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和韩复榘的胆识以及他当时的实际能力来看，又似未必，况且传闻毕竟是传闻，并无确凿材料加以佐证。 韩复榘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时，曾在东北一家老夫妇的小客店中病倒。店主夫妇是从山东逃荒至东北，因二人没有儿女，便对书生模样的韩复榘生出恻隐之心，免费收留了韩复榘还为对他精心照顾。病了二十余日的韩复榘生出轻生的念头，他听信“伤寒病人喝凉水必死”，于是便在一日夜里背着店主夫妇喝下一肚子凉水。为了不给店主夫妇添麻烦，韩复榘离开客店，走到一篇荒芜的墓地，在一个坟丘上过了一夜。次日，韩复榘醒来后感觉身体好转了一些，觉得自己命不该绝，再度返回了小店，随后韩复榘在夫妇二人的调养下身体逐渐转好。不久韩复榘决定从军，店主夫妇还为他做担保人，韩复榘临行前认夫妇二人为干爹干娘，并发誓“日后若有出头之日，定会为二人孝养送终”。后来，韩复榘曾派人多方打探店主夫妇，但始终未找到。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一直视曾任山东督办的张宗昌为心腹大患。在得知张宗昌试图积蓄力量图谋山东在起后，韩复榘决定诱杀张宗昌。韩复榘得知手下的一名参议与张宗昌的承启官刘怀周相识，便派参议与其联络。刘怀周深得张宗昌信任，参议向刘怀周转达了韩复榘“敬仰张宗昌，希望张宗昌能够东山再起，共同合作”，还表示愿意帮助张宗昌与蒋介石疏通。在多次劝说之后，张宗昌逐渐放下警惕，韩复榘也多次向其示好，请他前来济南。 韩复榘将诱杀张宗昌的意图告知寓居泰山的冯玉祥后，冯玉祥告知韩复榘可利用与张宗昌有杀父之仇的郑继成，以替父报仇的名谋杀刺杀张宗昌。1932年9月2日，张宗昌抵达济南，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次日，张宗昌启程离开山东时，受韩复榘指使的郑继成埋伏在车站，将张宗昌枪杀于火车之上。事后，郑继成投案自首，在韩复榘等人的斡旋下，郑继成被特赦，而韩复榘诱杀张宗昌的计划也得以完成。 韩复榘故居位于今河北霸州市煎茶铺镇，宅院的布局为四合院形式，南面倒座儿，东西配着厢房，北面正房是五开间的两层楼，建造工艺是民国初期较为常见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房屋外面没有过多的装饰。 韩复榘的灵柩最初安葬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1954年被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人们便在鸡公山为其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墓中摆放了一些韩复榘的遗物，以及后人纪念他的书籍文章，还有一瓶霸州的夹河老烧锅酒。 第十一章 韩复榘的奇闻异事 韩复榘在主政山东期间，留下了许多奇闻轶事。 一、审理案件 韩复渠喜看《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甚慕“清官”之为人。因而身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不管是否干预了司法权限，以躬自断案为快，并以速审速决为尚。 由于他对案情不求清明，平日错杀冤杀了许多人。不过，也有些案子处理得干脆痛快，所以也有人称他“韩青天”。这个称呼用得时间久了，既有赞美的含意，也有讽刺的味道。 韩复渠审案，一般在上午，有时在下午或夜间。 韩复渠问案的地点，上午经常是在山东省政府（珍珠泉院内）大堂前。大堂正中原有四扇屏风，屏风前有一个两层的台子，韩总是站在第二层台子上，两旁各放一痰盂（韩有吐痰的习惯）。下午或夜间则在五凤楼主席办公室审问。 他问案时并不让军队站立两旁。手枪旅和执法队的士兵都散站在大堂前各处。执法队总是预先在地上放一大捆绳子和七、八条军棍。韩复渠由里面走出，军法官喊一声“立正”，韩稍稍点头，算是升了堂，便开始审问。 韩复渠问案时，旁听的人都是省府低级职员或传达人员，没有人民群众。不过，经常有三、五个记者站在他的身后，随听随记。韩问到高兴的时候，有时回过头来问记者：“我问得怎么样？”记者总是说：“主席问得很好。” 韩所问案件，凡是属于济南市的，都由山东省会公安局司法科管理；属于全省的案件，则由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管理。这两个部门先把所管案件预审清楚，登记到簿子上。到了韩的面前，属于公安局的案件由司法科长杨金标念簿子；属于军法处的案件，由王军法官（中校）或牛军法官（中校）念簿子。念的时候全案人犯都带到韩的面前。韩听完案情，他认为要杀的，把手从面部自上而下一抹，往右一摆手，就说：“枪毙！”这时执法队的人过来把人拉起，架出绑好，等上刑车。他认为不要杀的，手往左一摆，犯人站在左方一旁，等待审问后或押或释放。如果该罚款的，韩说每人罚款若干元，案就结了。 韩复渠问案喜欢人喊他“青天大老爷”或“青天”。遇到这类的案犯就可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公安局从南城根街抓来一个吸大烟的老妇。韩问到这一案，这个老年妇女，走路哆哆嗦嗦，嘴里叨念着：“都说韩主席是青天，我也没见过，这一回，我可看看俺那青天。”韩听到这些话，很顺心，就向司法科长说：“抓她干嘛！把烟灯给她送回去。”这个老妇不但没受罚，并且从此公开吸大烟。 韩复渠审问毒品案件心中有个“数”：凡是卖大烟的，无论烟土、烟膏，总是每两罚款两元；吸食的送戒烟所戒除，时间至少一个月，释放时在左臂刺字，再犯加重处罚。凡是贩卖海洛因、白面的，一律枪毙。吸食的按抓到的毒品数量决定，数量少的送戒烟所戒除，数量多的也是枪毙。 韩复渠对于“车”、“行”、“店”、“脚”、“牙”等人物，具有成见，认为都不是好人。每逢案件中涉及这一类人，他不问是非，先打五十军棍再问。有的案子涉及到税收人员，也是先打后问。遇有关妓院的案件，他不问事由，就直接命令公安局把这个妓院封闭，全部妓女送救济院择配。 一九三四年，韩复渠问到一件盗窃案。司法科杨金标念案由，念到“这名小偷释放三天，又被抓回，……”韩说：“为什么放他？”杨说：“判了三个月苦力，到期释放。”韩说：“枪毙！”又向杨金标交代：“今后小偷犯两次以上，一律枪毙。”从此公安局又多了一个规定：凡初犯小偷释放时在左臂上刺一个“一”字。 商埠公安局四分局的警探盯上了一个卖白丸的人，此人在街上雇了辆人力车坐上就走。警探喊他站住，这人知道不妙，跳下车来，急逃无踪。警探就把拉车的逮捕，检查车上有白丸十袋，用包袱包着。韩复渠问到这一案，把车夫打了一百军棍，叫他去找那个坐车的。第二次韩又问到这一案，韩问：“找着了没有？”拉车的说：“我不认识他，没找着。”韩说：“没找着，东西就是你的。”就把这个拉车的枪毙了。 韩复渠审案粗略，人所共知，但有时也有能问清楚的案子。有一次，韩复渠到外县去视察政情，派他的师长展书堂暂代他的军务。展书堂一时高兴想问案子，就在省政府五凤楼主席办公室坐起堂来。适有商埠公安局四分局报送了一个拉人力车的贩卖白丸案。展书堂一见是有半袋白丸的毒品犯，也没问青红皂白就把犯人判处枪决。当时由执法队押赴刑场执行。但实际情况是商埠四分局有一个内勤警察，和这个被处死的所谓“毒品犯”的女人通奸，他们合谋害死本夫，想作长久夫妻。这一天，他趁着人力车夫外出之时，将半袋白丸暗塞在车夫的枕头底下。第二天四分局的警察来搜查，当场将白丸搜出，“真赃实犯”送到省会公安局司法科，正赶上展书堂问案，这个人力车夫便白白地送了命。韩复渠回济后，死者的儿子来省府控告这个警察和他母亲通奸，密谋栽赃害死他的父亲。晚上，韩在他的办公室内问到这一案件。韩复渠见告状人是个小孩，年纪不过十二、三岁，就问：“是有人给你出主意来告状的吗？”小孩说：“没有人给我出主意。”韩又问：“你母亲和警察要害你父亲的事，你怎么知道的？”小孩说：“他两人夜里睡觉说话，我听到的。”于是，韩令将两人一同捉来。韩复渠先问这个警察，警察不承认。韩说：“打一百棍！”打完又问，仍不承认；韩说：“再打一百棍！”打完，把警察押在旁边，教把那个女人带上来。韩问：“小孩告的可是真事？”那女人不肯承认。韩说：“打！”女人一听要打，便害怕起来，就说：“我讲，我讲。”这个女人就把和警察通奸，密谋栽赃，害死亲夫的实在情形全部说出。韩复渠见案情大白，下令：“枪毙！”警察和这个女人立即被绑起，押赴刑场枪决。 二、草菅人命 韩复渠到各地视察，兴之所至，有时乱杀人。他一遇上“匪”字“毒”字，也总是以杀为快。 一九三二年冬，韩到肥城视察。他走到一个村庄，叫来庄长问：“你们庄里有坏人吗？”这个庄长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在沉吟之间说：“有。”韩让庄长把他们叫来。庄长一共叫来了四个人。韩问这四个人：“你们四个都是坏人吗？”这四个人不知为了何事，没法答话，韩见他们长得虎里虎气，认为他们不是好人，就吩咐随员把他们一律枪毙。 又一次，在一九三三年秋天，韩复渠到益都县视察县政，随后到山东省第四监狱视察。韩复渠到第四监狱，把全部在押犯人提出审问。共有七十多名，问后下令一律枪毙！其实这七十多名犯人都是经司法部门分别判处徒刑关在第四监狱执行的囚犯。 还有一次韩复渠视察县政途经平原。平原县长曹梦九是他的结拜弟兄，一听主席来了，率各机关人员恭迎他到县府。韩召集机关人员讲话，他介绍说：“曹县长是我的大哥。不光平原的事他能替我办，邻县的事也能替我办。你们要听他的话。”讲毕，他问这里的犯人多不多？曹梦九说：“这里押的长期刑事犯很多，快容纳不下了。”韩说：“我给你清清仓。”遂叫典狱长把判刑十年以上的犯人开个名单来。名单开来后，韩复渠不加思索地拿起笔来在名单上批了“枪决”两字，交军警立即执行。这一下，监狱大大的空了，所有在场的人员看他不顾一切的杀人不觉悚然而栗。 一九三四年夏天，韩复渠到潍县视察。县长厉文礼不在县政府内。韩复渠在县府没多停留就出来了，走到埧堐大街，有一个老妇拦车喊冤。韩下车讯问，原来老妇告她在公安局当巡官的女婿，说她的女婿不赡养她。韩立即把这个巡官叫来，问他为什么不赡养他的岳母。这个巡官还没说出所以然来，韩就说：“枪毙！”这个巡官就被拉到沙滩上枪毙了。韩复渠刚到达火车站，这个巡官的女人急急忙忙赶来，向韩哭诉他丈夫并非不赡养他的母亲。实因她母亲平素好赌，好吃懒做，巡官每月挣的钱有限，不能满足她母亲的要求，故而控告。韩听她这么一讲，说：“这个老女人不是好东西！把她抓来枪毙！”于是这个老妇也被拉出车站枪毙了。 有一次韩复渠视察禹城，县城官、商都来迎接。他进了城门不远，正行之际，有一个老妇跪在街心喊冤。她说她的儿子因为贩大烟被公安局长抓了来，罚了二百元还押了起来。当时公安局长朱淑彬也在欢迎之列，韩听完老妇的申诉，没向朱淑彬问审判经过，就冷笑着向朱局长说：“你这个局长可发了财了，抓个人罚二百块，老百姓受得了吗？趁早你别在这里害人了！”又对老妇说：“抓你儿子的局长撤了职了，你回去吧。”老妇听了，磕了三个头，站起来走了。韩复渠返济时，欢送人员在车站站台上排成一排候送。被撤了职的朱局长换了便衣也站在欢送行列。韩看见了他，说：“你怎么也来了？”朱出列说：“我送主席。”当时商会会长向韩复渠说：“适间那个婆子所告罚她儿子二百元判押，不是朱局长判罚的。这个案子是县法院办的。”韩一听，又转向朱淑彬说：“你回去，还当你的公安局长吧！” 一九三四年冬，韩复渠到平阴县视察。韩面谕县长王珊多：次日晨六点钟在县府集合机关人员讲话。县财政科长丁世恭，性喜赌博，平时就离不开麻雀牌桌，一听主席一早要讲话，惟恐有误，干脆借赌消夜。散赌之后，他一看时间不早，睡觉是不行了，就到县府办公室里等候开会。他坐着无聊，随便翻阅文件。这时韩复渠正好走进来。韩见丁世恭这么早就办公，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办公？”丁说：“公事多，我白天办不完就赶早来办，每天都是这么早。今早主席召集讲话，所以早来把公事赶出来。”六点钟时，人员尚没到齐。韩大怒，在讲话中把县长和其他科局长骂了一顿，全部撤职，指明县长职务由丁世恭接任。 牟平东南乡五区境内（距城五十华里）有一个小土山盛产沙参。一九三四年春，山旁大小两村农民因争掘沙参，酿成械斗。大村人众械多，小村不敌，死者达十六人。官司打到县法院，院长胡某正亲自讯问，韩复渠出巡到达牟平。小村诉讼人拦车喊冤，请求审理。 韩下车后，迳赴县府，将该案全卷调来亲自审问。当日两村被传到案人甚多。韩不暇细问原委，仍如平日问案方式，择大村中面貌较悍者十六人，抵偿小村人命。此十六人皆大声呼冤。韩略沉思，复由其中择面貌尤犷者八人，谕令枪决。此八人又复大声呼冤。韩拍案大骂：“你们应用十六个人抵他们十六人的命，现在我只用八个人抵偿，一人抵两命，还有什么冤枉！”胡院长说：“此系司法案件，主席如此处理，应该发一个手谕。”韩即取笔亲书将八个人枪决的条谕，并签名盖章，附于卷上，这个案子就算完结了。事后，韩竟认为处理此案得法，常说：“处理打群架的法子，可不问里表，来个一命抵一命，包管再不敢打群仗了。” 三、沽名钓誉 一九三一年冬天，韩复渠穿了一件旧棉袍，戴一顶旧呢帽，穿双打着皮包头的旧布鞋，带着几个随从，骑着自行车，到了纬一路日本洋行最多的地方。日本商人住的房子门口都挂着一个不大显眼的木质招牌，有的写着“日商××洋行”，也有只写“××洋行”的。橱窗里有的摆着几个纸盒子，有的什么也不陈列。从表面上看，谁也不知道这些洋行是卖什么东西的，而实际这些所谓日商的洋行，就是日本人在日本领事保护下开的毒窟。他们不仅出卖毒品，而且在房内设有烟榻，供人在内吸食。韩复渠在一间日本洋行门口下了车，示意随从都留在门外，只带了一个便衣走进了洋行，正想迈步进屋，一个警察穿着警服从屋子里走出来。韩见是个警察，就问：“你是个警察，到此何事？”这个警察不认识他是韩主席，便说：“我是来买老海，你管得着？”这个警察边说边往外走，韩跟着走到洋行门外，招呼随从把他绑了起来。当时问明是商埠一分局的，也没问姓名，说：“交军法处枪毙！”这个警察被押送到省府，交军法处执法队用卡车载往南圩门外，执行了枪决。 有一次，一个农民推着一车陶器进城。正好被韩的车子撞上，一车陶器被摔碎。农民急得直跺脚，要哭的样子。韩复渠下车后出一张名片给他，并说：“你到前面那个衙门，把这个名片给站岗的卫兵，他就会替你找到我，我全部赔你。”说完，韩就骑着车子回省府了。车主无奈，收拾起陶器破片，推着车子来到省府门外，卫兵见是韩主席的名片，即报告卫兵班长，向韩请示。 韩令带车主进见，并嘱传令兵向糖果店称糖果二斤。传令兵买来糖果，韩令称一称。传令兵一称短半斤，韩立即传来糖果店主，告诉他：“你卖糖果短称，罚你五十元，以后不准短称。”韩复渠就以此款和糖果付给车主，作为赔偿损失之费。车主千恩万谢而去。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韩复渠约同参议姚以价、张联升到千佛山游览，在山上“洞天福地”小院北屋里闲谈。姚以价说：“从前济南有四大富绅。这四家是：东关陈钦家，西关毛鸿宾家，南关傅家（后营坊街），西关回族金筱卿家。现在陈、毛、傅三家都已垮了下去，就剩下金筱卿还是非常有钱。金家不仅有钱，房产土地也很多，单是估衣市街一条街几乎都是他家的房产。钱多了伤身，主席让他家捐一笔款赈济灾民不好吗？”韩听着笑着微微点着头，没作答复。韩复渠回到省府，找来城外公安二分局局长雷万里（回族），问明了金筱卿西关永长街的住址，随即带着副官卫士骑着自行车向金家走去。他进了金家的大门，没容通报，直接走入金筱卿的卧室。这时金筱卿正横卧烟榻吞云吐雾，一见进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韩主席。金大惊失色，战战兢兢急忙向韩让坐。韩复渠说：“你经常吸大烟吗？这得罚你！”金筱卿说：“受罚！受罚！请主席吩咐。”韩复渠没加思索地随口就说：“罚你十七万元，送到省府去。”说完，带着随从人员走出。韩既没抓金的烟具，而金也没作任何要求。隔了一天，金筱卿果然派人将十七万元送到省府。 四、奇事奇闻 小公馆被盗 济南市经七路小纬二路旧美国领事馆宅院是韩复渠私人招待宾客的地方，也是他花天酒地、金屋藏娇的处所。每逢沈鸿烈、葛光庭、蒋伯诚到济南来，他和他们在这里促膝谈心。其先他不过是招妓陪宴，久而久之，竟在这里讨了一个艺名叫“红菊花”的名妓，作为他第三房如夫人。这里也就成了他第三处“公馆”。 韩复渠在河南时已纳纪甘青为次室，自到鲁后，生活安定，旧日妻妾虽不说厌倦，但已有更新之意。由于妻室高艺珍对韩复渠早年事业有赞助之功，韩对其心怀敬畏，所以自从纳了“红菊花”之后，一直不敢让高氏知道。 但是，金屋固可藏娇，历时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为高氏探悉，免不了和他大闹一场。不过，天天吵闹，不是办法，且木已成舟，总得有个结束。后经人调处，高氏始正式承认“红菊花”为第三房侍妾。 一九三三年“红菊花”生得一子，韩颇欢悦，于满月之日，背着高氏，广请宾客。并有鼓书、京剧堂会助兴，喧闹终宵。其高级幕僚及富商大绅为了逢迎，争送金银饰物，为数甚巨。 高氏闻知，心想一小妾生子，举动如此铺张，自己生了三个儿子还没如此排场，高氏越想越火，转生恶念。于是在庆祝喜宴次日深夜，密集心腹二十余人，各带武器，化装至小纬二路“红菊花”处，割断电话线，破门而入。卫兵被捆绑起来，锁入空房。其余四个佣人也被看守在一间房内，不准喊叫。 “红菊花”一时呼救无应，只得将前日所得财物全部献出，以求保命。盗众于劫得财物后，扬长而去。 当夜韩复渠知道了这事，甚为震怒，除饬大批特务出动搜捕外，并责令省会公安局长王恺如破案。王见韩恼怒，赶快责成公安第四分局局长限期侦破。一连三、四天，没查出结果。于是，韩复渠登报悬赏，要求省府诸务不理，专究此事。所有省府内的公务员都提心吊胆，老怕倒霉的事落到头上。 高艺珍见事态扩大，遂对韩复渠说明，盗首是她，将原因和经过全盘托出，并责韩忘恩负义，不应厚妾薄妻。 韩复渠见高氏出首，竟瞠目无言。从此对缉盗的事再也没提。事情渐渐熄灭。 文姬不嫁贵人 济南八卦楼有一个妓女，名叫文姬，江苏人，年纪不过十七、八岁，颇有姿色。韩复渠在小纬二路招待宾客时，多呼文姬侍酒。韩很喜欢她，有意为她赎身。 文姬虽流落烟花，但心大志大：“宁为贫家妇，不为贵人妾”，希望将来能找一个诚实可靠的青年配偶，共偕白首。自己既有此心，就暗暗积攒钱钞首饰以备赎身之用。 正巧省政府电务处里有一个报务员，名叫薛履厚，安徽人，二十来岁，人长得聪明漂亮，也常到八卦楼找文姬谈心，两人情投意合，日久生爱，竟订了白首之盟。 但是薛履厚每月薪俸只有三十来元，要想把文姬赎出苦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文姬就把私房钱拿出来为自己赎了身。她总算脱离了烟花柳巷，走向自生之路。 文姬虽然获得自由之身，手中却无余钱可供生活之用，甚至连住宿处也无力租赁，因此，薛履厚去找济南市工务局局长张鸿文请求支援。 薛履厚的哥哥薛仁厚与张鸿文同在西北军学兵连当过学兵，相交甚厚。薛履厚向张求助，张鸿文念及友谊，就派人在宽厚所街四十七号找了三间西屋，替他们安了家。他们得到了帮助，安心生活，节俭度日。 三个月过后，张鸿文忽然接到韩复渠的电话，说：“电务处有个报务员薛履厚，在电务处胡闹，我把他开除驱逐出境，你怎么把他留下了？”当时张鸿文在电话里听韩讲话带着气，就赶紧回答说：“我不知道他被开除。因为我和他哥哥是同学，所以帮他的忙。我就叫他离开济南。” 张鸿文接完电话，立刻找薛履厚夫妻商量，教他们赶快离开济南，以免再出麻烦。于是薛履厚在张鸿文的帮助下，带着文姬回安徽去了。 事后张鸿文得知，韩复渠叫文姬出来陪酒，妓院的老板回答说，文姬嫁了人了。韩复渠派副官去问嫁的什么人，老板说嫁给省府电务处一个叫薛履厚的。韩一听是个报务员，心中大不高兴。韩回到省府，立刻叫来电务处长面谕：将薛履厚开除，驱逐出境。 吓杀和尚 一九三四年春天，韩复渠在龙洞（在济南市东南三十华里山间）的佛峪庙下边修建了一座别墅和一处游泳池，供他休假游浴。竣工后，他派了手枪旅一个连常驻龙洞防卫。他在夏秋之间不时到那里住几天。 一九三五年夏季，韩复渠带着随从来到龙洞。他高兴起来坐在楼上边喝茶边和随从人员闲聊。 有一个和尚从外面山路上走过，被韩的副官李某看见。 李副官说：“龙洞庙里那个当家的和尚是个菜和尚，不会念经。” 韩复渠说：“把他叫了来。” 老和尚听说主席叫，不知为了何事，赶快披好袈裟，手拿念珠，毕恭毕敬地来到韩的面前，手打问讯：“主席慈悲。” 韩问：“你会念经吗？” 老和尚说：“会念。” 韩复渠说：“我听说你不会念经。过一天我叫你念给我听听，你要不会念，可小心你的头！” 韩复渠有意调侃老和尚，取笑一时。可是这个老和尚回去之后，吓得泻了肚，没出一个月，竟而圆寂。 主仆纠纷 韩复渠主鲁，碰到了一次“主”与“仆”的纠纷。事情是这样： 一九三一年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济南院前大街）的一个学生，名叫周顺生，胶东人。他是一个运动员，在全省运动会上以推铅球著称。有一天，他走到省政府门前。因为省政府在珍珠泉大院，有卫兵把守，出于好奇心，他边走边往院内张望。卫兵见他不住地向院内探头探脑，让他走开，免得找麻烦。他没有理睬，反而说：“你当你的卫兵，我走我的路，碍着你来！”卫兵见他态度生硬，就向值日官报告。值日官把周顺生叫到传达室里盘问。这时，韩复渠由院内出来，看到值日官同一个人纠缠不休，问值日官：“什么事？”值日官说这个人神色不对，在门前老是探头探脑，有嫌疑。韩因为有事要出去，没细问，就说：“你们不要问了，等我回来问。” 韩复渠回到省府，亲自提问这个学生。韩说：“你为什么在省府门前乱转，叫你走你不走，还不住地向里张望？” 周顺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难道省政府门前就不让走，省政府门里就不准看吗？” 韩复渠一听这个学生自称是主人，就说：“我是一省主席，一省之主，你是什么主人？” 周顺生辩说：“你是公仆，不是主人。” 韩复渠听学生说他是公仆，不是主人，大不高兴，一时按捺不住，举起手来“啪”打了周一记耳光，命卫兵把他关起来。 韩复渠因次日要到一个地方讲话，秘书给他准备了讲演稿子。晚上秘书把稿子送来给主席审阅。他看到稿子上自称是民之公仆，就问秘书：“白天学生骂我是公仆，怎么你也说我是公仆呢？” 秘书知道韩复渠没用过这个名词，就作了一些解释。韩复知道是错打了那个学生，就以五百元现钞送给周顺生而结束了这一场戏剧性的风波。 审理控告县长案 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有人向韩复渠控告禹城县长吴云祥受贿八千元而撤换政务警六人一案。 原来禹城县政府有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虽然表面上每人每月工资不过二十来元，但由于政务警班长兼催县里的田赋，可捞到很大的好处。这个差事既然收入甚丰，也就有人图谋钻营，企图得到这块肥肉。 禹城县长有一个姓田的小同乡，在县府当科员。他和当地一个姓孟的人认识。姓孟的让田科员转托吴县长的胞弟吴佩卿（县府庶务会计），向吴县长关说：如能革除原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补用他们六个人，每人情愿报效吴县长一千元，以后再送中间人（田、吴）各一千元。这个贿赂不小，颇能吸引人，吴县长自然是答应下来。 被撤换的六个人，心有不甘，四处活动，终于引出了好多对吴县长不满的人，联合控告了吴云祥三大罪状：（一）受贿八千元卖补政务警六人；（二）终日横卧烟榻，不理县政；（三）从不下乡“剿匪”。 有一天，禹城县政府第二科长杨介忱接到在省政府当秘书的兄弟杨锡桂的信，告诉他说：听到张秘书长（绍堂）言讲，有人控告禹城县长吴云祥，可请吴县长打听打听，作个准备云云。 吴云祥知道这个事后，急忙带了几千元现钞到济南找谷良民师长打听消息。 他在十二马路谷的住处和谷良民见了面，谷说：“你可到张秘书长的公馆里见见他，托托他，带点钱可送他三千两千的，张秘书长那里非钱不可。他只要帮忙，就没事了。”谷良民当即和张秘书长通了电话，约好十二点钟吴云祥到他公馆里见他。谷放下电话，交代说：“你去吧，我今天午后或明天午前也去省府看看情况。” 吴云祥辞出，十二点准时去谒见张秘书长。见面后，张绍堂将禹城县人控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说主席已派了一个姓赵的委员去调查。你可见见军法处史处长，托他为你打点一下他下面的人。吴告辞的时候，拿出一个装了二千元钞的大信封放在桌子上，随说：“本想给秘书长和太太买几件衣料，因不知秘书长和太太喜欢什么质料，请秘书长和太太自己选择吧。” 吴云祥又到了军法处，拿出了一千元现钞请托了一下军法官们，又到省府传达处登记上住址，告诉传达，如秘书长找我，请打电话到二十二师师部。办完了这一天的事，吴云祥也没回禹城，在济南住着候信。 第四天，张绍堂把吴云祥叫到省府秘书处，对他说：“主席明天上午问你这一案。你要好好准备准备。地方上告你的三大罪状，预备好答辩辞。我已电禹城县府，让他们留一个人看家，其余来省府听讯。你到军法处问明审问的时间，早来大堂听候提讯。” 禹城县府接到省府电话，即商定留第二科长杨介忱看家。秘书李荩忱找出全卷，检查一遍，看到革除六个政务警班长都是一个日子办的，不妥，就用笔改成三个日子，遂带全卷于夜十点同收发员、田科员和公安局长等搭火车一同来到济南，见到吴云祥，向他说明卷上改动革补政警日期的原由，嘱吴将全卷交诵呈子的军法官，将卷上革补情况读给主席听。 次日七点赶到大堂前，就听副官高声传呼禹城控告吴县长的原告前来听讯。只见被革掉政警的六个正副班长，还有农会梁会长共七人齐集堂前听候问话。 韩复渠问：“你们谁是被革掉的政务警班长？” 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齐声应：“我们是。” 韩又问：“你们告县长受贿八千元，将你们革掉另补。是借什么理由这样办的？” 一个姓刘的班长说：“我们所管的钱粮户上年欠缴尾数，还没摊齐，限期没到，县长就把我们六个人革除了。” 这时那个读呈子的军法官向韩复渠报告说：“禹城县长已将革除和考补政警的全卷缴上来。”军法官遂展开卷宗诵读：“五月×日讯追政务警第一班长刘××与副班长××欠缴上年未缴上的钱共五百×十元×角，至期不缴，革除、追缴、另补；又五月×日讯追政务警第二班长李××与副班长××欠缴上年欠缴钱粮六百×十元×角，限一星期缴齐，至期不缴，革除、追缴、另补；……”韩复渠没等军法官念完，就向控告吴云祥的原告说：“你们尽管催缴钱粮，钱粮缴不齐，就是你们正副班长的责任；限期缴不上就应革除另补。这明明是你们不服革补，勾结地方人士，挟嫌告你们县长。你们这些刁民，每人给我打五十军棍。”军法处的执法兵早已持棍等待，将七个原告拉到下面一个个打了个遍。打完，韩复渠说：“统统赶出去！” 吴云祥见官司打赢了，赶紧说：“报告主席，被革的这六个班长，都欠缴钱粮丁漕，县里票传他们六个人，正找不着他们，请主席暂将六人还押，等我回县派人来解，追缴欠款。” 韩复渠遂命将六个政务警班长还押，其余人赶出去，至此，全案即告结束。 所谓李伯诚自杀 利津、沾化边境的夏洼是一个面临河岔可以通往大海的内陆小码头。韩复渠在这里设有税卡，私收进口日本丝、麻、糖等货物的关税。开始由赵心德主持其事。商人贪图税率低（海关百分之百收税，夏洼卡只抽百分之二十），由大连运进私货，争先在此报税登岸，运至山东内地销售。青岛海关也有一些耳闻，知道韩派员在这里私设关卡，但由于税卡收税手续简便，不给收据，且卸货运货均在夜间，外人很难找到线索。后来南京财政部虽也曾到济南了解，终因投鼠忌器，没有取得结果。 赵心德在利津贪污税款过多，韩不满意，密令鲁东民团指挥赵明远移驻利津，接收赵心德的工作。 赵明远知道赵心德为什么下台，所以对韩竭力表示忠诚。前几个月他给韩送去税款一次三万元，一次五万元，月送一次或两次，多是现洋装箱，用汽车迳送韩的公馆。韩见到银箱累累，喜之不尽。二赵相比，自然是赵心德不够忠诚，故赵明远每次晋见，均受韩当面奖励。不过，半年后赵明远进贡的款子渐渐少起来，但为减少韩的疑心，往往假借种种口实，进行欺骗，韩复渠有时信之不疑。 由于在夏洼、羊角沟进口私货畅行无阻，从天津日租界和大连进入山东内地的丝、麻、砂糖等货物很多。例如砂糖一包（二百斤）贴海关税票要两角一斤，不贴海关税票只合七、八分钱一斤；丝、麻一捆贴与不贴，相差的数目也在一倍以上。差额如此之大，利润可观，商人自然不惮险阻，如蝇逐臭、趋之若鹜。 这些商人大多数在购买私货时向银行钱庄贷款，利息甚重，购进之货不能积压，必须快运快销。但这些私货都没有海关税票，虽然过了进口一关，仍不能行销各地。济南进货多的行栈就找本行业公会想办法，公会又找济南市商会会长李伯诚拿主意。李伯诚转求济南市长闻承烈向韩复渠关说，由省政府发给各商家一种运行票证。这种运行票证要缴纳手续费。例如糖每包缴纳大洋两元，丝、麻更多。不过这种票证只能在本省地方通行，不能行之省外。 货进得多了，省内一时销不下，商人由黄河西运河南省境内销售，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弄不巧就惹来大麻烦。 有一次，货刚进河南境就被河南税务当局查获，一验凭证是山东省发的运行证，明白是韩复渠包庇走私，变相收税，即将这种运行票证剪下，呈报到南京税务总署。税务总署立刻来电向韩复渠查询。 韩复渠接电无词可说，就往济南市商会方面推，复电说：他不知道，经查明是济南市商会办的。南京税务总署又来电要韩将商会负责人解送南京讯究。韩复渠无法，只得让闻市长将情由转告济南市商会会长李伯诚，假报李伯诚畏罪自杀，以死了之，这一关才算脱过。 第十二章 老商埠 1904年济南的开商埠和胶济铁路的开通。使得北商埠的开发把铁路与泺口河码头连接起来。铁路与商业的相互促进，使商埠得以迅速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虽然在当时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并没有实现接轨，但商埠区实际上已成为两条铁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繁华景象，蔚蔚大观。 与此同时，商埠已显局促之势，拓址成为必然。1918年，商埠曾有过一次拓址，从普利门沿顺河街向西至纬一路拓为商埠租地。1926年，商埠再次拓展，将清泉街（今并入顺河街）以西、馆驿街以南（皖新街、凤翔街等）纳入，面积增至250公顷。尽管如此，也并未缓解制约商埠发展的“瓶颈”。人们意识到，在既有环境条件下，商埠无论如何拓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既能继续借助铁路运输之便，又能跳出既有的空间格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基于如此认识，商埠拓址的设想与规划被一个特殊人物所构想并付诸实施。此人便是时任山东督军张宗昌。 1926年印制的《济南商埠北展界计划书》描述“……查洛口为济南之重镇，黄河上下游之土产于此卸船，转津浦、胶济两路以运赴四方。而上下游各处之输入品，亦多由铁道转入水路沿途分销，徒以济洛之间相隔虽仅十里，而素乏交通之设备，往来惟赖泥途笨车，以致航路、铁道中为泥途荒地所阻，不能连为一气，水陆交通互助之效用因而不能尽量发展。若将济洛之间辟为市街，筑成马路，则工商各业不难云集，水陆交通……” 在胶济、津浦铁路北侧至黄河泺口间开辟一块新区域作为商埠的构想，被提上议事日程。具体规划：北从洛口镇的圩子墙外，南至官扎营街，东沿津浦铁路，西到黄家屯、毕家洼，面积17700亩。主干道南起天桥，北至洛口，行政中心设在济洛路中段，沿行政中心四周构筑辐射式道路网络。 由此看出，北商埠的拓址是以连接铁路与航运为基本思路，通过疏通河道，修建码头，实现胶济、津浦铁路物流与黄河航运通道的连接，构成水路联合运输的交通格局。 如此规划不可谓不宏阔，与1904年袁世凯暗自谋划的自开商埠想法异曲同工。在这一规划中，可称之为神来之笔的，便是开挖一条U字型河道。这条后来被称之为“工商河”的河道以美丽的弧线与笔直的主干道济洛路构成了一个浪漫的“竖琴”形象。津浦铁路南端丹风街位于U字型底端，两个出口向北分别通至小清河，以济洛路为中心线，构建起商埠的基本框架。小型木船可由小清河直抵成丰桥，码头正对铁路货物集散地官扎营，铁路与水运在此实现完美对接。工程于1927年便初具规模，铁路货物遂可以经小清河直达寿光羊角沟入海，运输格局豁然开朗。 直到现在，工商河依在，只是由于内陆河道的淤塞，小清河已无法通抵大海。工商河最南端的成丰桥依是旧制，过去人称“义威桥”，盖因张宗昌“义威将军”称呼而得名。 其实，张宗昌的计划并没有全部完成。1927年正当工程紧锣密鼓进行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张宗昌落荒而逃，接下来发生了“五三”惨案，规划被搁置。直到1929年韩复榘入鲁后，才复提“北展”计划。所谓“北展”即是北商埠规划的延续。 1932年6月，韩复榘的“北展”计划开始逐步推进实施。计划仍以济泺路为主干道，东设纵路2条，西设纵路5条；小清河南设横路12条，北设横路4条。1934年划地出租，得水路交通便利，仁丰纱厂、中兴诚染厂、成丰面粉厂等一批民族企业陆续在此崛起，成就了济南工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 1937年日占济南后，韩复榘的“北展”计划被日伪政府的“北郊工业区”所取代。“北郊工业区”将原来的北商埠规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建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支昌和洋行、三井物产、济南铁工组合、三岛制纸株式会社等一大批日资企业纷纷进入，挤占民族工业发展空间。那便是另外一番心酸的景象了。 北商埠规划建设延续了近三十年，虽然没有1904年商埠开埠时的万众一心与一气呵成，但胶济、津浦铁路一直被视作规划基准，以此为坐标，渐次形成济南城市发展的基本轮廓…… 明末清初时，说是南关毛洪滨，北关傅小三，东关陈钦，西关金小马为“四大富”。 毛洪滨是清代总督后因贪腐被查，但家底还是很厉害，其家原在舜井街附近，后人毛居荪名票与四大须生奚啸伯是把兄弟。败落以后搬城顶长春观附近住过。傅小三不知具体情况，没有留下什么传言。陈钦听说不是盐道就是海关道。金小马，金筱卿回族，家父有功名，做过河南翔符县知县，其家资产据说东不过院前（珍珠泉，过去为巡抚大院），西不过圩子河（现在银座晶都，也就是老火柴厂这块），尤其在城顶，估衣市街，泉城路这一溜儿商业房产很多。其家在现麟趾巷附近，据老人说金家花园很大，到八月十五或过年时济南各处回族玩灯高跷的，都争先到金府表演为挣赏钱。传闻剪子巷石板路就是韩复渠时抓金抽大烟毛病，狠狠砸了金一下，让他出钱修的。 据说，有一天，韩复榘和姚以阶、张联一等人一起去千佛山游览风景名胜。韩复榘每次来，都要住在山上的“洞天福地”小院里面，这次也不例外。到了晚上，大家在里面载歌载舞，好不高兴。尽兴之后，大家坐下来喝起茶来。聊着聊着，姚以阶竟然把话题扯到了济南四大富豪上。 姚以阶说：“从前济南，有四大富豪。东关的陈家、南关的毛家、北关傅家、西关金家。现在，前三家，都已经垮下去了，唯独金筱卿家，还非常的有钱。金筱卿家中的田，也是非常的多。估衣街一整条街，几乎都被金筱卿买了。钱多了伤身，这是韩先生说的呀！我看韩先生倒不如，让那金筱卿捐些钱出来，帮帮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韩复榘听了之后，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回到济南之后，韩复榘就把西关的雷万里叫来，问清楚金筱卿的住处，然后带着几个人，骑着车出发了。韩复榘走进金家的门口，还没等人去通报，就大步的走进客厅中。见金筱卿不在，便又让人带其去金的卧室。此时的金筱卿正躺在卧榻上，拿着一把烟枪，吞云吐雾。 金筱卿见猛地走进来一群人，以为是儿子回来了，没想到进来的却是韩复榘。金筱卿不知道韩复榘如此气势来找自己，是要干什么。忙起身，招呼韩复榘。韩复榘坐下之后，对金筱卿说：“现在外面，正在闹灾，你却天天在这里抽大烟，得罚你！”金筱卿看着声色俱厉的韩复榘，哪里还敢说不是。连忙答道：“受罚、受罚，我愿意受罚！”韩复榘想都没想就说：“17万元，明天送过来。” 说完韩复榘就起身，径直的走了出去。金筱卿顿时松了一口气。第二天，自认倒霉的金筱卿，派人把17万元送了过去。 第十三章 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当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后，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在惨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同时，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 济南惨案的背景，1926年12月25日时，大正天皇死去，裕仁继位，改为昭和天皇，这个名字取自中国《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927年的3月，昭和天皇继位不久就发生了“昭和金融危机”，稳定的时期至此结束。3月15日开始，银行歇业、提存、倒闭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歇业银行多达30家，金融混乱可谓达到了极致，经济的混乱导致与之有关的中小型企业、地方工业出现了生产上的停滞以及企业的大量倒闭。 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接替了若礼次郎组阁。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4月20日上台之后，首先就采取了通货膨胀的措施，把负担转嫁到了人民的身上，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给日本的银行下拨了5亿日元的补助，加速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帮助垄断资本阶级顺利度过了危机。之后他召开了“东方会议”，制订了侵华战略方针，对中国推行“积极干预政策”，试图把中国东北、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由日本帝国占领。田中义一还加快了侵华的行动，他宣布把华北驻屯军扩大一倍！ 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先击败了两湖吴佩孚的军队，又开始进击江浙的孙传芳军队。孙传芳军队败走逃离后，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进入首都南京。部分北伐军进城后，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教会进行了烧杀和抢劫。杀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也遭中国军人殴打。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此后英、美派出军舰（在长江上）对南京进行了炮击，炸死约2000名南京居民。此后蒋介石开始了“反共”的“清党”运动。但清党运动也招来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上任之后，频频向美国暗送秋波，对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承认美、英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这样，蒋介石扫除了他对英、美的外交障碍。“南京事件”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政府和美、英帝国主义的结合。 在美国的支持下，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向山东济南进军。 当时，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济南。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军来攻山东，便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快发救兵。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进占青岛后，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现在见张宗昌前来搬兵，便满口答应驱赶北伐军，扰乱革命军的后方，但要求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张宗昌眼看地盘不保，便全部答应日军的要求。福田彦助又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于是便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进发。日本侵略军被张宗昌引入济南后，日军迅速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并用沙袋筑起堡垒，设置活动电网，不许华人接近。 “狗肉将军”哪知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反而觉得日本人“够朋友”，将福田彦助及手下将领请来赴宴，并把他的姨太太全都叫来侍候作陪。宾客正与主人喝得酒酣耳热，参谋长金寿良忽报北伐军已占领济南门户万德，胶济铁路也被截断。 张宗昌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福田彦助求援，岂料福田彦助将金鱼眼一翻冷笑道：“大日本皇军只管驻地防守，不干涉中国内政！”这家伙不但不帮张宗昌的忙，反而和“狗肉将军”的四姨太动手动脚，肆意调笑。张宗昌气得直想骂娘，但又惹不起日本人，只得哼他写的“大风歌”以泄胸中烦闷：“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参谋长金寿良哭笑不得，见形势迫在眉睫，不容再加延宕，便上前小声劝道：“大帅，现在不能吞扶桑了，北伐军已攻进济南，我看还是归隐扶桑吧！”张宗昌见大势不妙，赶忙结束筵席，命令家眷尽快收拾金银财宝，带着四姨太，坐上挂着日本国旗的小轿车，连夜逃离济南至烟台，后乘船经大连逃命去了日本。 张宗昌退走逃亡，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国民党当局接管济南后，多次声明保护外侨，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随后，蒋介石率众视察济南军情，发现日本军队在许多路口修起防御工事，摆出一副临战架势，荷枪实弹，待机而动。又见遍地都是日本散发的传单，落款是“日侨义勇团”，传单中写道：“济南一处，中外杂居，战线缩小，有所扰乱，良民恐慌。日军临此，固期保护日侨，而日侨混在华境，日军保护之法，不得不选择中外侨期一并而护，实为常法。本日，纬十一路日侨万屋商店、大马路日侨山东仓库会社、二马路航空处，纬十一路总监部制造处等，流氓便袭掠一空。日军治扰，流氓误损其命，诚可悯也。由来日军不放空弹，不用空喝，无论中外不逞，若有接近日军所守地域，非有预先派人表示诚意，不然枪杀不论。特此布告。” 蔡公时气愤地说：“济南商埠本是中国领土，日本竟敢公然出面声称保护，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面露愤愤不平之色，俄顷问道：“传单中说‘流氓误损其命’，是指什么事情？”蔡公时回答道：“今天早晨，有个叫宋占光的饥民，到纬十一路中国人开设的食品厂内拿了点吃的，被日本兵看见枪杀！”蒋介石听了甚感气愤，于是便对蔡公时说：“请日本驻济南领事来司令部谈判”。 第二天，也就是5月2日，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偕日军参谋应邀而来。蒋介石寒暄后正面提出要求说：“贵国士兵在济南市区高筑防御工事，实是引起我国人民之恶感，易招纠纷。为防止意外冲突，请贵军先行撤除一切防御工事。”日本领事西田畊一当即回答道：“总司令言之有理，我军马上照办。”当天晚上，日军在济南马路上建的防御工事迅速撤去，日军撤回原驻地点，济南城内顿时不见日军巡逻车踪影。 第十四章 蒋介石进入济南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第三师攻克济南，5月2日上午，蒋介石入城。在此过程中，日军并未对北伐军的行动有所影响。蒋介石遂派人请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来总司令部谈判，计划“令日军撤除一切防御工事”。当日夜里“日军即撤消铁丝网、沙袋及警戒兵”，同时，躲进日军警戒区的日侨见局势稳定也开始陆续回到原住处。 不料5月3日，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持续数天。日方死亡的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双方负伤者更多。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也遭日军杀害。 1928年5月3日清晨，泉城济南城内各处商店相继开门，生意兴隆，市面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但不料在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与此同时又向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北伐军损失惨重。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奋起还击，立即制止住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佐佐木到一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便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到各部队传令，对日军停止还击。 不久，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7黄郛到了设在正金银行的日军司令部，福田彦助避而不见，只派其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黄郛回来后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一面以武力将济南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路局的外交部长办公处。堂堂外交部长，号称“隐身仙人”的黄郛及其卫士亦被缴械，乖乖退出其办公处，迁往北伐军总部办公。 正当中国派人与日本人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本侵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日本侵略军更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哀声动地，中国军队7000余人被迫缴械。 此时，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只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蔡公时正要与日本方面交涉，但见交涉署已被日军包围。蔡公时只得拿起电话，要通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询问因何发生冲突。西田畊一狡黠地回答：“不知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立即停战。”蔡公时再派人出去，但全被日本兵开枪打回。全署人员被围困一天，又饿又乏。到晚上11时左右，传令兵跑来报告：“外面日本兵撞门，势极凶猛，怎么办？”蔡公时略一沉吟，随即毅然决定：“开门，请他们进来！”还没等传令兵转身，交涉署大门已被日军枪托撞开，20多个日本兵撞了进来，不容分说，剪断电灯、电话线，交涉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在日本兵的手电筒照射下，日本兵直入寝室，搜查枪械。一个穿西服的日本人首先说：“我们是为搜查械弹而来。白天被打死的两个日本皇军，必是你们署里的人干的，你们的主管是哪位？”蔡公时挺身而出，婉言解释说：“上午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确系为流弹所击，彼此不要误会。我们是外交人员，从来不带枪支，请不必搜查，免滋纷扰！”那日本军官，一声令下，除蔡公时外，其他工作人员全部被绑了起来。日本兵翻箱倒柜，抢了五大包文件，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日本军官厉声高叫：“我们已经查明，大日本皇军确系署中人员所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蔡公时据理辩争，请释放被绑人员。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命令日本兵也将蔡公时绑缚起来。蔡公时忍无可忍，便操日语叱责道：“汝等不明外交礼仪，一味无理蛮干！此次贵国出兵济南，说是保护侨民，为何借隙寻衅，肆行狂妄，做出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于已死之日本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中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你们如此喋喋不休耶？若你们果系奉日本领事之命令而来，则单人即到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 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冷笑道：“你们的蒋总司令都不敢骂大日本皇军半句，他想找我们谈判，我们都没有兴趣。你的官儿有多大，再大也大不过蒋先生！”那日本军官还不解气，一巴掌掼在蔡公时的脸上，顿时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还咬牙切齿骂道：“你不要命啦，竟敢辱骂皇军，把你送到蒋总司令手里，他也得杀了你，再向大日本皇军道歉！”蔡公时一腔爱国热血似烈火般熊熊燃烧，义愤填膺，痛斥他们说：“你们这些强盗！我早就看透你们。现在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痛斥你们这帮强盗。”日本军官兽性大发，便命日本兵将中国人绑在柱子肆意毒打。更命日本兵挥动刺刀割耳、切鼻。顿时鲜血喷流，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本强盗大声狂笑，形同禽兽！那日本军官原以为会把蔡公时吓得屁滚尿流，低声下气求饶性命，却见蔡公时虎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 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这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强盗先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日本侵略者仍不放手，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拽出屋外。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枪声一响，可怜蔡公时正值英年，未见国家统一，竟牺牲在倭寇的乱枪之下。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8年5月4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 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残杀中国军民多达千人。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借机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二十多倍。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商埠区。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 5月8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猛烈攻击，守军退守内城。自9日开始，日军大举进攻内城。守军浴血奋战，死伤惨重，11日奉命撤离。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逼他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片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市中区党家庄住下。梳洗己毕，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事前。” 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传话：“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急得顿着脚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蒋总司令阁下：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平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坏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右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简直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大都气炸心肺；但蒋介石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他横眉怒目回答：“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福田彦助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 第十六章 国共两党觉醒 进入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第二次北伐渐入尾声。3月，蒋介石决定沿津浦线用兵快速北上，其谪系中央军入主中原。但北伐军必须进入山东，特别是通过津浦线枢纽济南。这触及到日本在华利益的集中区山东。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势反应。 1928年4月19日，为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正式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4月21日，日军第6师团开进济南城。5月1日，蒋介石命令第1集团军朱培德部也进入济南。1928年5月3日，日军突然在济南挑起事端，先是残杀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蔡公时等人，后炮轰济南城，中国军民共死3245人，伤1450人。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高层集中商议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同意，决定先完成北伐，对日暂取“不抵抗”，于5月3日下午5时命令撤离济南，这就形成了“不抵抗主义”。4日，“日军所占区附近，已无一华兵”，蒋介石将此事通知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请其约束部下，还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但据熊式辉回忆：黑田“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而是“求能扩大事态”，阻碍北伐军“渡河北进”。 在1931年10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曾回忆1928年济案经历：“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身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物”。可见当时战事爆发之突然，之危险。 济南惨案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军事上对日本“不抵抗”。但决定对日本进行外交和对外宣传战，并全面开启中德军事合作和对日备战，中德军事合作对中国抗战影响深远。同时对日进行经济战，其主要手段就是发起抵制日货和经济绝交运动。这得到了海内外国人，民众团体组织及第三党派的积极响应，就连中共也积极参与。 1928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进行反日宣传和日本商品排斥运动，向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明确支持，同时指出“……切望民众持冷静的态度，慎勿做暴动及游行等，尤不可对日侨加以虐待，以致授日人以口实，或予共产党以活动机会”。 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员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简称反日会），从此反日运动组织开始形成。 1928年5月8日。9日，以市人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 1928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纲》，并要求国民党党员“以坚忍刻苦的精神执行”。 惨案应付方案七项，大致如下： 1、尽最大努力彻底解决惨案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须积极准备武力、体力、财力并唤起民众研究日本问题、了解现实形势。 2、提倡增进国货生产抵制日货，不宜采用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有害无益的方式。 3、进行有利宣传，指导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一致。 4、劝告民众“整齐严肃，准备最后最大的奋斗，不可有无计划无组织甚至于无目的之动作”，防备共产党的破坏。 5、日本的目的，“一为镇压其国内政潮，二为延长中国残余军阀之运命”，故要“力持镇静……勿中日本军阀之奸计”，并且要更加注意“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使日本军阀无可藉口”。 6、日本第二次出兵时，颁布的八条方案继续有效。 7、惨案事实和外交状况随时通告民众，使中央和民众“息息相通，以一致精神，共济当前之危局”。 此方案要“严守秘密，禁止登载报纸”。显然，国民党要求民众和中央一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不要采取有害无益的方式盲目行动。同时避免“过火”行动，成为日本扩大事态的借口，并“防备共产党破坏”。还明确提出增强国货，这成为“保护国货运动”的发端。 至于抵制日货、经济绝交，会议也制定了15条要纲： 1、指导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领导经济绝交。 2、要能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不能单个系统独占多数。 3、设总务、宣传、调查、纠察等科。 4、目的是给日本经济以极大的打击，唤醒日本民众抵抗军阀政治。 5、主要工作：拒用日本银行的钞票，提取存款、停止汇兑和买卖货物等，但所有日本工厂、洋行、日侨家庭或私人雇员和雇工等暂不罢工，以免影响工人生计。 6、囤积或余存的日货，制定日货调查表，分发各店主限期填报，必要时可以秘密调查，登记统计后，按发给凭证售卖。 7、已经定购的日货停运，如果已经付钱不能停止，也要按前项办法处理，制订不得继续定购办法。 8、日本所产各种原料确属必不可少，得由委员会酌量通融，但须领有该会执照才能交易。 9、须切实联合码头、机房工人和海员等作消极抵制和秘密侦查工作，但不可作有形式的检查和罢工。 10、如与行商发生纠纷，由民众仲裁机关判定，条例另规定；11、奸商惩戒，简章另订。 12、开办和维持费用，由民众团体和行商捐助或筹垫。 13、罚款一律存储，备慈善事业之用。 14、对日经济绝交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形势规定一切，各地务须一致。 15、其余未宣布事宜，由各地酌量办理；“注意严守秘密”。 基于以上应对方案看，国民党期望通过民众运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统一步骤紧跟外交形势，要尽最大力量打击日本经济，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指导民众抵制日货。在宣传，外交上寻求国际同情，打击日本外交形象。但又维护本国经济和民生，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时避免罢工等“过火”行动。在这当时，是中国打击日本最佳最可行的办法。也很快得到全国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响应。 但是由学生运动为主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检查日货等行动，给社会造成很大不稳定。影响民生。故5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过决议，严禁学生罢课游行及检查日货。同时令各地警察协助反日会开展抵货工作。（8）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立即停止同盟罢课或示威及日货检查等，一切反日运动必须听从中央的指导。 早在1928年4月23日，上海各团体就率先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发出了全国民众的反日运动的先声。5月6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提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并向日方提出3日内撤兵之要求；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在继续北伐的同时重视对日交涉，立即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从7日开始停课3天，参加反日宣传。1928年5月9日，天津，宜昌，南京等地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在国民党领导下，5月7日全国首个反日会在上海成立后，反日宣传和经济绝交运动遂蓬勃发展。 在国民党上海市党委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的主持下，6月13日至20日进行反日宣传周活动。（11）南京，广州，南昌，天津等地也陆续成立反日会，外交后援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等反日团体。至此，全国性反日组织开始成形。 1928年6月26日，上海反日会第13次执行委员会决定筹备全国反日大会，并以上海反日会名义电请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及各地反日会选派代表，正式开始准备工作。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7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上海首届全国反日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市党部具体指导了这次大会，陈德征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并主持了大会。在当天的正式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两项议案：一是根据经济委员会的提议，拟制日货和国货对照表，以此制定经济绝交标准；二是通过全国经济调查，为提倡国货运动做准备。 7月31日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告全国民众及世界民众声明书，主要内容：经济上促进经济绝交，积极提倡国货，向中央提出关税自主宣言，主张减轻本国产品的关税；政治上对妥协的外交交涉加强监视，反对妥协，修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日本立即全面撤退。 与此同时，5月1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同日本断绝经济往来通电。主张团结一致对日，并决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的同时促进经济绝交。5月11日，上海反日会成立经济绝交委员会。5月17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上，通过《经济绝交进行大纲》，由此开始，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 《经济绝交进行大纲》规定：以5月16日为准，除一些必需品外，所有日本商品一律不许进口；已经进口的日本商品，必须于5月31日以前，到检查委员会登陆，同时以交纳一定救国基金（一般为商品价值的50%）为条件，发给流通贩卖许可证；取消全部进口合同。如有违背上述规定而私自贩卖日货或者代理贩卖者，即按奸商处理，并公布名单，同时作出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告限制其公民权的制裁规定。 5月24日，上海反日会成立检查日货办事处，26日起开始登记日本商品和收缴救国基金。并组建了工商学联合检查队。至1929年，中日有关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正式开始前，检查队揭发并没收了很多未登记日本商品。并收缴不少救国基金。 9月18日，在全国反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中，明确中国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资料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允许部分出口日本。除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切日本商品均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而各商店在济南惨案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须到反日会登记，并缴纳救国基金后才能出售，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经查获一律没收。 上海反日会还制定《惩儆奸民办法》，对违反抵货规定者，用木笼陈列，停止公民权，金钱惩儆，名誉惩儆，信用惩儆等五种惩罚。全国反日会参照上海反日会的办法，也制定了《惩戒奸民条例》对违反者，采取名誉惩戒，公权惩戒和金钱惩戒。不过部分地方反日会，另立办法。如将贩日货商人装入木笼和游街示众，上海，南京，汉口，北平，天津等均在冲要地点设立木笼。仅1928年12月至翌年2月，上海被罚站木笼者多达26人次。特别是沪商龚芳来被罚游街，引起了国外内广泛关注。 天津继上海后，成为北方反日活动的中心。天津总商会，天津总工会，学生为中心的天津特别市反日会，发出抵制日货运动，除积极宣传外，还检查日货，要求市民不到租界购买日货，提倡国货，警告国货商人不许乘机抬价，并制定了抵制日货务项规章制度等主要内容。从1928年11月开始调查日货并登并，并对认证的日货商品按其价值征收90%的“救国基金”费。至1928年底计有221家商户的日货被扣留，反日会将其存5个仓库，造册验收。 天津的抵制日货，引起了日租界的大举戒备。不仅将租界各路口封闭，仅留四处通行，还增兵，设置电网。1928年12月14日，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召开职员会，向日本政府要求“对于违反国际间的法规惯例并世界公道的狂妄不能漠视之；对于在经济上残忍破坏自然组织和统制的暴行，在当地生存上也不能旁观，因此此时应促请中国官宪深刻反省”。 北平特别市反日会成立于1928年10月27日，其常委虽身份各有不同，但都来自于国民党北平党部职员；市政府，市党部每月分别补助该会300元，100元，反日会成立时中央党部另补助500元。 1928年5月6日，国民党中执党务委员会制定促进国货生产，排斥日本商品的方针。中央宣传部队叶楚伧就明确表示，奖励国货生产和对日经济绝交是非常重要的对策，这也是中央的立场。面对日本政府及各驻华领事馆的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取缔反日运动，仅表示“已令禁止反日运动，并保证彻底‘取缔排日’运动”。 1928年5月12日，日驻福州领事西泽义征因日轮进口无人卸货，向福建省政府交涉，省政府答复此系民众自动，当局不予负责。5月27日，日驻南京领事冈本地策请外交部禁止南京张贴反日标语，取消反日后援会，取缔各地反日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驳复”。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抵制，沉重打击日本在华贸易，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1928年9月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召开的九七纪念会上，以报夫工会的名义发布拒绝邮递《顺天时报》的宣言，号召市民勿在《顺天时报》刊登广告，勿购《顺天时报》。北京各界济案后援会认定《顺天时报》为日本文化侵略之工具，号召各界厉行抵制，结果导致该报发行量骤减。翌年9月，北京反日会已经遵令撤销，但报夫工会依旧抵制《顺天时报》，认为“顺天时报一日不倒，中华民族一日不安”。《顺天时报》事件的发生，反出当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激烈程度。使该报的发行量也由1927年日17000份降至1929年3000份，以至1930年被迫停刊。 当时的《申报》报道，据日方调查至1928年7月，日商仅棉类损失达600万元，糖类损失150万元，杂货类损失250万元，总计已达1000万元之巨，而8月份因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合同所受损失尚未计入在内，因此日本“所受影响，至为重大”。 抛开其他客观因素，抵制日货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在华航运势力，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如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指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十七章 海外华人先后发起抵制日货行动 第十七章海外华人先后发起抵制日货行动

济南惨案发生后，海外华人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祖国掀起轰轰烈烈抵制日货和对日绝交运动。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也纷纷响应南京国民党的号召，部分地区还掀起支持国货浪潮。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商采取和平行动，借口商业不景气，终止与日本公司的交易，并从日本银行提取全部存款，停止从日本进货和销售日货，不经营日本商品，不购买及不使用日货。华工拒绝装卸搬运日货和修理日本船只。由于抵制日货的影响，仅1928年5，6两个月，日货输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比上一年同期减少叻币400万元。再者，新加坡居民大多为华侨，日本在新加坡的零售商遂生意冷清，销售额骤减至过去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特别是新加坡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了大约一年，使日本损失惨重。新加坡也成为南洋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

新加坡华侨还提倡使用国货。1928年5月28日新加坡成立了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该会一方面推销国货，另一方面为济南惨案遇难同胞筹款。1928年6月15日至26日展览会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楼举行，有26家公司参加，展览会吸引了至少1万人前来参观，销售额约为1万元，其中2000元捐给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

在荷属东印度，从1928年6月中旬开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巨港，棉兰，望加锡等地华侨纷纷开展抵制日货斗争。6月20日，泗水13家杂货商，棉布商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不经营日货，销售日货的商店大减。至9月，由于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压制，才告停止。

在泰国，当地盛产优质稻米，华侨碾米商首先组成对日不卖同盟，拒绝卖稻米给日本。以华工为主的码头工人则拒绝搬运日货。到7月，华侨抵制日货取得了突出成效，日本在泰国的贸易额迅速下降。据统计，1927年日本对泰国出口额为暹币1300万铢，而1928年为500万铢，减少62%。

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抗敌会，推动抵制日货，到1929年3月抵制日货行动席卷全菲；甚至菲律宾本地人也参与。法属越南，由当地华侨总商会和华侨总工会等侨团倡导，发起抵制日货，得到其他各界华侨的响应。由此，1928年较1927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含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进口贸易减少40%，出口贸易额减少30%。缅甸，北婆罗洲，沙捞越的华侨也都加入抵制日货的浪潮。

就连远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华侨，也响应反日号召。侨领陈明沃先生等发起成立对日经济绝交总会，并在各地成立16个分会。当时正有一大批日本生产的中兴火柴运抵马达加斯加，遭到华侨抵制。受此影响，当地欧洲人商店也不敢贸然批进日货；当地侨胞还成立醒群白话剧社，演员均是义务演出，每周在华商礼堂免费为华侨演出三次，多为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等内容，受到当地侨胞欢迎。国民党驻马支部则趁机创办《侨民新报》，成为当地第一份中文报纸，以扩大反日宣传。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发动抵制日货，国民党发起“保护国货”运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国货保护”运动。从政府层面，积极帮助民族工商业发展。打击国外商品对华倾销。

1928年4月，国民政府规定提倡国货的五条办法：

（1）在大学院编审中小学课本时，注重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

（2）由工商部速筹振兴工业的计划，并严禁商人以外货冒充国货；

（3）由财政部实行保护国货政策；

（4）由内政部，大学院分别行文到内外各官署，各学校，嗣后购用物品，除图书机器及其他为中国所无而必须购用者外，应一律购用国货；

（5）由各省政府及特别市政府布告民众，一律提倡购用国货。

6月9日，国民政府又通令各机关尽量使用国货，“如有适用之国货而仍购用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事”。1929年4月29日和5月4日又再次发布训令，要求国民党员和全国各机关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一律采用国货。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商部还先后提出议案，要求采用本国生产的产品。

为加强民族工业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力。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扶持民营企业。至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发展工业提案”，明确奖励民族工业的原料生产，要求“先就棉，麦，羊毛，烟叶四项积极整理”，“吾国棉地约有35000万亩，麦地48500万亩，蜀，鲁二省之烟叶，口北之羊毛......政府一方加以指导改良，一方减轻各项税捐，予以特殊便利，其他工业上必须原料，国内已设厂制造者，政府应设法助其推广”。

国民政府工商部在全国举办大规模国货展览会，其中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和浙江西湖博览会规模最大。1928年工商部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展览会，其宗旨是“提倡国货”，“发扬国民的爱国精神”，“发展国民生计”和“提高我国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受到全国实业界欢迎，展出全国数万种国货产品。

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成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推销国货的团体或机关。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货公司，主要以寄销方式推销国货。1934年成立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作为在全国范围推销国货的中心机构，并在郑州，长沙，广州，西安等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由联合办事处统一采购，向各地国货公司寄销。 第十八章 国民党中止抗日后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第十八章国民党中止抗日后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后来，蒋介石中止抗日运动。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政府《济案协定》签订：由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解决，南京政府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协定换文两个月后，日军方才撤出山东。这缓和了中日双方冲突。日本政府也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党政权。

国民党中央开始停止对反日运动的支持。随着新的内战爆发，国民党开始全面制止反日活动。1929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各地反日会，立即取消反日会名义，并议定办法，将各地反日会改组为国货维持会。

1929年4月27日，5月13日，蒋介石两次召集全国反日会常委训话，“一，根本救国之道，在吾国人人能自立自足，然后能使国家进于自存自容之境，其唯一方法，即在从事于积极的建设工作；二，一国之内不能存第二机关代行国家最高主权之行政，司法事务；三，反日会与中央非为两个对待团体，不能为条件的协商”。全国反日会必须做的是，“一，反日会名称必须更易；二，以后不得直接检查外货”。

1929年4月23日，蒋介石电令张群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劝止，取缔反日运动，要求将以前所扣日货予以发还，以后不得再有擅扣日货之举，违者将以破坏大局论罪。25日是，又电熊式辉，称“济案解决，反日运动亟应劝止，免贻外人口实。所扣各货，应由警备司令部会同党部发还”。

5月16日，全国反日会决议6月3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6月8日，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简称全国废约会）”。至此，济南惨案后全国反日活动暂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活动再掀浪潮。蒋介石和国民党再次站上了运动的舞台中心。

所以，后人对蒋介石的评价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济南惨案后，领导的反日活动中是积极，革命，爱国的。但要看到，受制于内部尚未统一，地方实力派割据和“剿共”，外有日，苏，美，英等强敌环伺。南京国民政府又刚刚成立，国力贫落。故在领导这场抗日运动，采取了积极，又务实的政策。即鼓励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抗日宣传等，但避免民众“过激”“过火”行动，给日本扩大事态以口实，避免过早的中日全面战争。为实现真正统一，对日备战赢得了时间，并有效打击日本经济侵略，极力保障了本国经济和民生不受冲击。这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当时抗日运动种种限制，就是要将民众的爱国行动控制在对当时中国最有利的范围内。避免因失控，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中日全面战争。这在当时，是中国无法应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党组织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地方组织之一，从1921年初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开始，山东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参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左”倾挫折，在山东的地方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且不能公开活动。尽管如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及时发布反日通告，抵制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壮大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反日斗争，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反日爱国的光辉形象。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很快作出了反应。1928年5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指出“这次事变之主动，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它的用意无非是一面借此种非常事件来缓和其国内倒阁的政潮，一面据为口实，更进一步地侵略山东”。同时，号召山东民众“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占的主权完全交回不止”，并提出“限日兵停止枪炮射击，恢复商埠秩序”“限日兵军队即行退出山东”“工农兵自动联合起来誓死驱逐日本军队”等一系列主张。据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局和党的策略与工作的报告》指出，“日兵在济南开始横行后，省委即提出讨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面对济南惨案后的民族危局，山东党组织采取灵活策略，把动员民众反日与争取民众权益相结合进行宣传。1928年5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再次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除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停止枪炮射击”“限于一星期内日兵全体撤出山东”“日政府赔偿济南一切损失”外，还提出“胶济路、淄川炭矿、津浦大厂、兵工厂归工会管理”“济南政权归市民政府管理”“工人八小时工作，押支发清，增加工资”“免征农民一切粮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归贫农兵士耕种”等一系列保障民众权益的主张。

需要说明的是，济南惨案发生时，正值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斗争中处于低潮时期。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提到，“济南因党的力量之薄弱，组织三个人的一个反日委员会，七拉八凑，还是拉不成功”。尽管因为日军的占据和国民党的限制，难以公开有所作为，但山东党组织的活动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反日态度，因此警察、商人和一般民众都“同情我们的行动”。

尽管如此，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揭露国民党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中，强调“蒋介石决不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口口声声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实在侍奉帝国主义惟恐不谨”。

1928年6月28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治局势的通告》中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办什么革命的外交的，只会取缔民众运动，以博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为了使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国民党的本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辑了一本《入校须知》的小册子，指出“国民党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军阀御用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新式工具”，“我们要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工农革命，即应先打倒国民党”。

济南惨案后，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建立，国民党中央却号召民众停止反日运动。于是，1928年9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在《为反对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告全市各界民众书》中，指出“五三惨案”的发生，“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野蛮，大炮轰城，使我们千万同胞浸卧于血泊之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卖国媚外的结果”，指望国民党救民众于水火，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并向工农进一步宣传：“只有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工农兵联合武装暴动，根本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极大影响了山东政局。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淄张县委的信中认为，“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之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指出，“党与团的组织在这一个期间，应很快地发展，要把我们的基本组织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同样，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潍县县委的信中，也指出，“在这个行动的时期，把党的组织巩固起来，亦是重要工作之一”。中共山东省委要求潍县县委，“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健全支部、小组，要使同志经常地过党内生活，……你们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个工作”。

由于日军进入山东后造成的地方割据形成乡村政权空白的局面，山东党组织积极开辟乡村根据地。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积极进行乡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几个乡村割据的局面”。

济南惨案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探索以反日斗争为中心广泛动员民众的途径。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反日工作“是目前号召群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个很好的目标。以后应当把工运农运及一切群众工作与反日联系起来，譬如淄川炭矿这次大罢工，虽然不特是反日的工作，但恐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受打击最大的还是这一次罢工。济南的失业工人募捐运动，这几天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好的反日方法，因为借此我们可以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群众的反日运动”。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在山东进行反日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8月，山东省委在《反日运动计划》中提到，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使得“各地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另一方面，认为“已知道反帝运动在目前的重要”，“加之日兵在济南各处任意搜索逮捕横行无忌，尤其使一般人民深恶痛绝……所以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浓厚，应该是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斗争的主要目标”。

因此，在山东，“反帝就是工农民众的本身利益之一项，并且是最紧要的一项。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特别重要”。“但是山东各重要都市暂时直接在日本统治底下，反帝运动的方式也与中央所指示者略有不同。……我们要直接按照旁的省份干去，是事实上做不到的，而且反使群众害怕，不肯参加。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应该用许多曲线方法。”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对于前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注意改正各种错误，将中央关于反日通告及行动大纲，省委反日计划及行动大纲印成小册子训练同志，务须使每个同志明了并实行参加反帝工作”。

总之，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能够紧跟形势，密切联系民众，进行反日斗争，并且发展自己，壮大革命的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革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2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状况党的策略与团的工作》中指出，“济南事变后，革命显然有复兴的趋势：城市工人运动逐渐开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马路上作示威的尝试；各地农民争斗还在继续；兵士革命化的意识更加明显；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希望幻灭。这些现象，自然还不能过分估计，但的确是革命复兴的黎明现象”。 第十九章 济南五三惨案的影响 第十九章济南五三惨案的影响

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给这座“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城内泉水众多，拥有“七十二名泉”。但是，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再欣赏美丽的泉景，而是笼罩在日寇无故屠杀济南市民的阴影之中。“五三惨案”的发生地，使得自古著名的泉城，城垣残破，血流成河。

百年开埠，给这座城市带来巨大嬗变。自开埠以来，济南整修道路，建造衙署，设立市场，开泉种树。商埠区内，道路规整，楼房林立，工业活跃，人口密集，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

五三惨案的发生，济南几百年历史上最为伤痛和耻辱的历史。济南惨案唤醒了国人抵御外敌的决心。当国家、民族利益受到威胁，人民生命受到侵害之时，济南守军不惜以血肉之躯誓死守土，蒋介石南京政府却命令所部“不准还枪”，对日寇采取了屈膝退让以乞求和平的政策，致使日军得寸进尺，更进一步增兵山东，相继实施对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的占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活动的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始终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英勇地战斗在反日爱国运动的第一线。

史料记载，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胶济铁路总工会发表了《为反抗日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发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响亮号召。党组织在济南散发了几千份宣传反日爱国的传单、标语、画报；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济南惨案遇难同胞救济会”等团体。反日爱国运动迅速由济南遍及中华大地。正如《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的，全国民众现在已为日本在山东的炮声所激起，各地反日运动已经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已经普遍全中国了。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以后，山东各地的党组织，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泰安的党组织积极声援济南，抗议日寇的残酷的暴行。在共产党员王仲修等人领导下，泰安火车站工会以“津浦铁路泰安职工筹委会”的名义公开挂牌，以合法身份进行活动。他们在火车站一带宣传、演讲，组织检查日货，联合社会各阶层成立“泰城各界反日会”，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军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队伍行至遥参亭，国民党政府警察前来干涉，愤怒的游行群众痛打了军警。泰安火车站工人的反日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新泰、莱芜、东平、聊城等县民众也开展了反日斗争，声援泰安泰安火车站工人的运动。

济南不屈的革命精神已融入进了济南人的血液之中，虽然当时济南的党组织还比较薄弱，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但是他们在人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勇的站起来，秘密的活跃在反日、抗日的行列当中。 第二十章 百年泺口水文站、老济南大集 第二十章百年泺口水文站、老济南大集

在古老的泺口渡口，有黄河上唯一的一个百年水文站，泺口水文站。

据《山东黄河水文志》记载：1919年3月，顺直水利委员会在山东省济南市泺口镇设立泺口水文站，这是黄河干流上修建最早的水文站。

泺口水文站的首任站长是章锡绶，在他的带领下，几个站员于1919年3月11日开始观测水位，4月11日开始流量测验。当年10月13日，泺口水文站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旋杯式流速仪测流，这是黄河干流上第一次使用流速仪测流。1920年3月1日，又开始含沙量测验。

后来，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争爆发、黄河改道等因素，泺口水文站长期举步维艰，工作时断时续：1921年9月，泺口水文站更名为水标站，1928年恢复泺口水文站名称。

1930年2月因移交停测，1930年11月恢复观测，1937年因战争又停测;1938年黄河改道，山东黄河断流，泺口水文站停用;1939年1月经伪建设总署重新设立，1945年7月再次停测。

1947年1月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重新恢复泺口水文站。

1947年5月，泺口水文站恢复观测。在这段时间里，泺口水文站有流量整编资料的年份只有12年，有含沙量整编资料的年份只有7年。

新中国成立后，泺口水文站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从1953年起，泺口水文站相继经过扩建、改建、合并等，先后更名或隶属泺口水文分站、泺口水文总站、郑州水文总站、位山库区水文实验总站、位山水文总站、山东黄河河务局水文总站、黄河水利委员会济南水文总站等。

1992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济南水文总站更名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水文水资源局，泺口水文站遂隶属至今。

据介绍：100年来，泺口水文站的测验水平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地变化、提高，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5个阶段。

人工阶段：泺口水文站刚设立时还是民国时期，受制度、经费、科技水平等限制，河上测流没有测船，全靠人力，测验历时长，测验资料质量低。

木船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木质测船，采用一锚一点法测流，设施设备简陋，操作费时费力，1957年，使用了长缆水力绞关移渡法施测，一锚可横向摆进100米左右，窄深河道两三锚即可完成，由此开启了从人力向半机械化时代的转变，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过河缆道的建成。

吊船缆道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相继建成并改建吊船过河缆道，同时用钢板船代替了木船，加强了安全保障，缩短了测验历时，测验条件得到初步改善。

吊箱缆道阶段：2007年12月，建成重铅鱼过河缆道，2016年，开始使用低水电动吊箱缆道。

无人吊箱阶段：2016年11月，黄委水文局启动水文测报能力提升工作，山东水文水资源局在多年来研发改进吊箱的基础上，研制开发出无人吊箱，2018年，在泺口水文站安装使用。

今天的泺口水文站，是全国基本水文站和重点报汛站，开展有降水、水位、流量、泥沙、水质、水温、气温、冰情等观测项目，常年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等各级防汛部门拍报水情，为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及水资源调度提供各项水文资料，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开发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济南的风景，除了泉多柳多之外，还有一个风景，那就是济南的大集也很多，也可以说是济南的一景。

据说，济南人赶大集可追溯到大舜时期，当时舜躬耕于济南历山，隔三差五在山脚下摆个地摊，于周围其他的农人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后来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交易时间也相对固定，而且物物交换也慢慢变成了现钱买卖，最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早年济南还有许多大集，像仲宫、王舍人振、八里洼、甸柳庄、英雄山、白马山、十六里河、标山、凤凰山等集市都比较有名，只是大都以蔬菜、瓜果、鱼肉、服装为交易对象，没什么特色。倒是有几处季节性比较强的专业批发大集更受人们关注。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东郊东圩子门外街北头路西曾形成过一个地瓜大集，每年收地瓜的时候周边农民肩挑背扛车拉驴驮将地瓜集中到这里的一处场院里，场院北头还有个简易戏台，每天晚上都有戏班子演出，人们白天做买卖，晚上看节目，“地瓜集上看大戏”，竟成了当时的济南一景。后来，这处地瓜大集在粮食统购统销的时候被取消了，遗憾的是再也没能恢复起来。

山水沟在济南老城的西南，因南部下来的山水在此流入西护城河而得名。当时在这里聚集的大多是外地人，为了养家糊口就地摆摊做点小买卖，久而久之演变成了大集。最初以买卖农副产品为主，后来发展成一处旧货市场俗称“破烂儿市”，每逢农历二、七集日，一个挨着一个的地摊儿卖的全是旧货，什么旧服装鞋帽、旧座钟唱机、旧农具家具、旧火炉烟筒、旧锅碗瓢盆、旧坛坛罐罐，还有陈报旧画、废旧书籍、铜钱刀币、手镯玉佩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那时多数人家的日子比较清苦，家里缺少什么东西基本都来这里淘换，图的是价格便宜。当然也有些有钱人、文化人或喜欢搞收藏的来此淘宝，还真能淘到不少诸如名人字画、绝版古籍、红木老玉、珍贵钱币之类的稀罕玩意儿。

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济南的集日很多，五天一集，都是相互岔开的，喜欢的人围着济南转悠，天天都有大集可赶。但抡起规模来，南有山水沟，北有泺口镇，是当时规模比较大的集市。

泺口当年是个黄河边上的古镇，建有单独的圩子城和圩子河，与济南老城相比像个独立王国。因为这里有黄河码头，南来北往的货物需要中转交易，所以集市规模更大且不止一个集日，二七、三八、四九都有，只是不在一条街上。大集却被人们以街道名字的形式保留下来，比如现在的二七集街、三八集街等，都是当年赶大集的地方，它们成为一种文化遗存，永久印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这里买卖的都是大宗物品，比如木材、煤炭、牲畜、布匹、瓜果、水产品等，成交之后接着装船再运往别处，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赶集的时候更有耍猴的、摔跤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玩把式的、练气功的以及算命、打卦、猜字、看相的也来助兴，引得老城及黄河以北的百姓都来看热闹。

三天以后，恰逢泺口，三八大集。牛哑巴怀揣着一沓宣传材料，在大集上散发。每每走到一个摊子上，他就会，咿呀呀的连说带比划的哇呀几句。有时候，牛哑巴把一张宣传单，散发到一个摊位上的时候，摊主会比划着让他拿走，牛哑巴就抓起一样东西，意思是，你让我拿走，我就拿走你的一样东西。摊主也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就顺手把传单塞进了放钱的箱子里。

济南警察局天桥警察局分局在泺口设有警察所，负责泺口一带的治安。每到泺口大集的时候，队长候三多，外号一撮毛，因为在侯三多的下嘴巴子上，长着一撮毛，集上算卦相面的先生说他，有福就是因为，他下巴上那撮毛的事，所以人送外号一撮毛。侯三多对于人们送的一撮毛的外号，很是高兴。在他看来，越是多的人，叫他一撮毛，他越是有福。所以，有时候讲起话来，他就会说，我一撮毛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是泺口三八大集。一撮毛带领着两个警察在大集上巡逻。名义上是巡逻，但是实则是在大集上捞点外快。因为，他每到集上的时候，所长白立辰都会让侯三多，去集上敛治安保护费。每个摊位敛50个铜板，还没有开张的摊位，就想耍赖，一撮毛是不会放过的。他要秉公执法，在他心里认为，只要是他干的事情，都是法律，谁不那也不行。对于实在拿不出来的，就拿值钱的东西，顶上治安保护费，直到再拿钱来赎，才会把东西给你，也有的干脆就不给了。

侯三多每次都把收上来的治安保护费，都会带着两位警察，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数一数没看看多少钱，多少东西。收上来的钱，他就留下一半，剩余的另一半，交给所长白立辰。他留下的这一半，再把一半分给另外两个警察，他自己再要剩余的一半。所以，另外的两个警察，都愿意和一撮毛到大集上收敛治安保护费。

正当他们数钱的时候，牛哑巴出现在了他们跟前，一撮毛一看是牛哑巴，根本就没有在意，另外一个叫小孟的警察则说道：“队长，你别看他是个哑巴，但是，他的心眼子可多了，啥也知道，要不给他几个铜板，打发他走吧，免得麻烦，不得不防呀！”

一撮毛感觉小孟说的也有道理，就拿起了三个铜板，对牛哑巴说：“牛哑巴！别在这里看了，给你几个铜板，到别出去玩吧！”或许是，哑巴看到了一撮毛他们敛的钱太多了，看到一撮毛给他三个铜板，只是摆摆手。

“他奶奶的，给你几个铜板，还嫌少？老子一个铜板也不给你了，滚一边子去······”一撮毛一边骂道，一边掏出了盒子炮，对着牛哑巴说：“信不信老子一枪嘣了你，让你去那边享福去？”

这时，小孟又说到：“队长！你干嘛呀！俗话说得好，君子不给牛治气，大不了再多给他几个铜板，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事了。”

一撮毛也觉得有道理，是啊，我一个堂堂的警察所的队长，干嘛给一个哑巴怄气呀！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呀！

然后，一撮毛就又重新拿起了五个铜板，“牛哑巴！今个算你幸运，遇到老子发善心，要是没有小孟拦着我，我他妈的非得用枪把子，把你的脑袋砸开花不可！给你，快滚！别再让我看到你！不然，老子的盒子炮不认人！”

牛哑巴接过那五个铜板，嘴里呀哇呀哇的走了······ 第二十一章 黄河船工号子 第二十一章黄河船工号子

船工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大摆渡上摇橹。大摆渡今天运送一个客商的棉花包，是要从南岸运送到北岸，今天，出船的人员是三十二个人，他和另外一个叫滕富贵的老汉，负责在大摆渡后面，摇橹掌舵。其余的那三十个人，一边十五个人，分别在两边撑篙。为了大船能够平安顺利的到达北岸，既要做到摇橹的两个人动作一致，就连两边撑篙的人就像划龙舟一样，动作也要一致，只有这样，大船才能，又快又平稳。

泺口渡口61岁的崔老伯，出身于船工世家，17岁上船。他说：“黄河不行哑巴船，拖船下水唱出沿号、拉篷升起唱搭篷号……船的走、靠、行全靠号指挥。”号声一喊动作齐，号声一喊心气足。黄河济源段水流湍急，货船逆流而上时，全靠人力篙撑纤拉。

黄河船工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河边上，木船就他们的另一个家，是他们生活的大床，祖祖辈辈的黄河人，依赖于黄河，生存与黄河，日久生情，在真正的家里，还没有在船上时间长，黄河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是他们的魂。行船时，他们在潜意识之中，慢慢地创作了一些黄河号子。

正因为黄河是船工号子的生存之地，他们对于黄河是了如指掌的，船只是黄河人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会把船只当成至宝，他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在与黄河的风浪搏斗中的经历，或者说是多年来的对黄河的思想感情，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黄河号子。

黄河船工号子有很多种，主要有：“拨船号子”、“行船号子”、“拉蓬号子”、“拨船号子”“行船号子”“拉篷号子”“爬山虎号子”和“推船号子”等类别。

黄河船工号子抒发了船工们复杂的感情同时，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忧、怨、悲、欢。有的深刻反映了黑暗岁月中船工的悲惨生活，而有的则体现了船工们对大自然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黄河船工号子伴随着船工的劳动，是船民生活的旋律。它音韵优美，感染力强，工地上热火朝天，歌声震天。

一首好的黄河船工号子，内容健康、格调清新、词句优雅、代代相传，深受群众喜爱。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号子的内容更加丰富、健康。它不仅是一种歌唱艺术，也颇富文学色彩。它更可贵的是把治黄工作的意义，即如何保证工程质量、标准，施工人应抱的态度及施工状况，都融合于黄河号子之中，成为群众自编、自喊、自乐、自我教育的良好教材和施工的真实记录。

船工们一投入工作，就开始唱“黄河叫号”，招呼大家准备行船。船在岸上检修后拖船下水时唱“威标号”，接着有“起锚号”“搭篷号”“扬蛮号”(船工们忌用“翻”音，“扬蛮号”即“扬帆号”)，使用最多的是“拉纤喂喂号”。黄河的拉纤号，又有清早拉纤号和晚上拉纤号之分，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内容是不一样的。黄河中下游的船工，横渡黄河的时候比较多，在劳动实践中，船工们摸索出了向前抛锚，然后用水的冲力推船横渡的劳动方法。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适应这种劳动的急促有力的“抛锚号”和“抡大锚号”。

黄河岸边的船工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古黄河不行“哑船”。黄河船工从船下水到船到岸，每一个过程都伴有不同的黄河号子。

从船下水时喊出来的“威标号”，起锚时喊的“起锚号”，搭棚时喊的“搭棚号”，扬帆时喊的“扬蛮号”，调头时喊的“带冲号”，乘船时喊的“跌跤号”，快到码头时喊的“大跺脚号”，以及两船之间穿行时喊的“车挡号”，拉纤时喊的“喂喂号”……黄河号子的节奏，都是随着河道的变化而变化。水流急，船工们喊长号“喂号”，三步一声；水流缓，船工们喊短号“喂号”，一步一声；在风平浪静时，船工们则改为花号。可以说，黄河船工号子，伴随着行船的整个过程。

黄河船工号子的号词大多根据生活和生产中的经典经验、常识等编排而成，熟练时可即兴创作。像“这边鼓、那边锣，我们河工治理黄河……”这些号词对老河工们来说，都是信手拈来，朗朗上口。

另外，黄河号子以三国故事为歌词内容的也比较多，譬如《杨家将》《孟姜女》《二郎担山》等历史传说故事在生产、生活中的传唱及演绎。

“一声的号子，一身的汗！一声的号子，一声的胆！三声号子又一滩……”聆听着黄河号子，眼前仿佛出现了那样的一幕：遥远年代那些裸膀露肩奋力拉纤的纤夫，身体始终向前倾，腿上的肌肉隆起，胳膊爆出青筋，纤绳在肩头勒下深槽，一步一步地在泥潭里前行。这古老而粗犷的号子，还有那弓背哈腰的身影，带着希冀和虔诚，在黄河的急流险滩处写下一支与天地争斗的悲壮之歌。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这是冼星海笔下的《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黄河船夫曲》是有名的黄河号子，它是以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为背景，与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相结合的歌曲；它是冼星海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抱病完成的曲作；它是在民族解放中发出的抗战冲锋号。歌曲慷慨激昂，令人振奋。声声号子，唱出了中国黄河之魂。

另外，船调头时有“带冲号”，撑船时有“跌脚号”，快到码头时有“大跺脚号”，在两船之间穿行时有“车挡号”等。直到停船，每一劳动过程，都有号子伴奏随着河道的变化，船工们还创造出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号子，以适应劳动节奏的变化。黄河上游是黄土高原和豫西山地湍急。，谷深峡险、水流黄河船工们逆流而上，步步艰难;顺流而下，提心吊胆。船工们在这些河段里行船，必须黄河船工雕像同舟共济，有力挽狂澜的胆识。

黄河号子是黄河的魂，是华夏民族优秀的特色文化。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黄河船工的数量开始锐减，传统的人工抢险也被机械抢险替代，作为“指挥”信号的黄河号子没有了“生存土壤”，逐渐被人淡忘。

黄河船工号子是由黄河中下游，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民，在长期的黄河人力船运实践中首创的，并逐步加工完善而形成的传统民间音乐，是黄河岸边的船工，在集体的船事劳动中用来协调动作、团结力量、振奋士气的音乐口令，一人高歌领号，众人随声唱和。

黄河号子作为劳动号子的一种，历史源远流长，《宋史·河渠志》称为“杂唱”。是黄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济南作为黄河流域核心区域，黄河号子分布在沿黄各乡镇。

黄河船工号子是民歌的重要载体和艺术形式，主要包括船工号子、硪工号子、河工号子三种，在指挥集体劳动时具有鼓舞精神士气的作用。但随着时代变迁，机器取代人工，黄河号子失去了生产实践的土壤，但它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和价值永不过时，是后世子孙奋发前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沿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把入选申遗文化项目的黄河船工号子，经过不断地实践、创新，提炼、加工，把集中展现了沿黄人民百折不挠、坚强豪迈、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如今，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全面深入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掀开了新篇章，黄河号子的保护传承也迎来了重大机遇。积极深入挖掘黄河号子新时代价值，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十二章 大场面铭新池 第二十二章大场面铭新池

铭新池，位于山东济南市经二纬三路路口，于1933年建成，在在1996年时折除。铭新池是山东黄县人张斌亭创办的，位于济南老商埠区的适中地段，它是济南30年代的企业之一。

张斌亭只想信实力，他毕竟在青岛见过大场面，筹建之初，他就发誓要将“铭新池”建成济南最好的浴池。为此他去青岛参观了玉德楼、三新楼、中新池等较大的浴池，后来又考察了大半个中国，看了沈阳的浴新池，大连的大连池，天津的清华池北京的兴华池，学习成功经验。

然后于1932年破土动工，1933年12月建成开业。其建筑面积2734平方米，三层楼房，是个形似回字的四方建筑；外层为二层楼，一层设有普通座及女子浴室；二层设有240个房间，分为雅座、小房间，大房间等各种档次的休息室供顾客选择。回字内圈为三层楼，一二层设有两个大浴池和洗脸间，三层为职工集体宿舍。东院有一自备井，依靠摇水设备提升地下水作为浴池水源。铭新池的建立，解决了济南人，洗澡的大问题。

位于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口西南的这座独特的百年建筑，曾经是德国洋行，名为怡和洋行。如今，这座建筑已经被改造成三个场馆的合一体，分别是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济南蔡公时纪念馆以及济南五三惨案遗址。

当你踏入这座建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一楼大厅，这里设立了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以充满历史氛围的展览陈列为特色，让人们可以了解济南商埠的发展历程和繁荣景象。在展览中，你可以饱览各种珍贵的文物和图片，了解德国洋行时代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

同时，博物馆还举办各式各样的主题展览和活动，为游客带来更丰富多样的体验。

而在二楼，是济南蔡公时纪念馆的所在地。蔡公时是一位古代文化名人，他在济南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贡献。

纪念馆以蔡公时的生平事迹和文化成就为主题，通过展览和展示来向游客们展示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在纪念馆的展区内，你可以看到蔡公时的照片、手稿和实物等珍贵藏品，这些都是见证他一生的宝贵遗物。

同时，纪念馆还定期举办文化讲座和传统艺术表演，让游客们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蔡公时的文化影响力。

此外，这座百年建筑还是济南五三惨案遗址。五三惨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起重大的血案，发生在1933年5月3日，意图压制反日抗议的日本军队在此残忍地屠杀了许多中国学生和市民。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纪念和追思斗争英雄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举行悼念仪式和祭奠活动，用来铭记历史、怀念逝者，并呼吁和平与正义。

无论你是来探索济南商埠历史的文化爱好者，还是对蔡公时这位伟大人物感兴趣，亦或是想要追忆五三惨案的历史意义，这座独特的百年建筑都会成为你寻找答案的绝佳场所。

免费开放的三个场馆不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展览和活动，更让人们能够穿越时空，感受济南的历史韵味和情感共鸣。欢迎您来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济南蔡公时纪念馆和济南五三惨案遗址留下宝贵的回忆和体验。 第二十三章 女画家辛锐壮烈牺牲 第二十三章女画家辛锐壮烈牺牲

1933年，济南民众教育馆，为一位15岁的女孩举办个人画展，同时进行画作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抗日将士和东北流亡同胞。当是时，长城抗战正酣，二十九军将士殊死守土的精神感染者每一位国民。这位义卖画作的女孩名叫辛淑荷，后改名辛锐。2014年9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里面，就有辛锐的名字。

辛锐出生于1918年，是济南工商、文化界名人辛铸九的孙女，其父辛葭舟曾任山东平市官钱局潍县分局局长。她在大明湖边的辛公馆长大，早年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善绘画，工木刻，师从济南书画名家黄固源先生。如果没有日军侵略，以她的才华，应该成为国内一流的大画家。

七七事变爆发了，命运将这位文弱女子送上了离乡背井的流亡路。她和弟弟妹妹从济南被送到潍县，又跟随父亲辛葭舟从潍坊辗转到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在这里，父亲辛葭舟带着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加入了八路军。能写会画的辛锐，很快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秘书、山东省妇联秘书、“姊妹剧团”团长等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创刊初期，报纸上的毛主席木刻像，据说就出自辛锐这位才女之手。

1940年秋，辛锐与担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结婚。新婚第三天，她便投入中共山东分局姊妹剧团的筹备工作，1941年“姊妹剧团”成立后，辛锐任团长。

为了更有力的宣传抗日救国，她集编、导、演于一身，工作十分忙碌。她的小妹辛颖也在这个剧团工作，表现出色。剧团在经常编演小型曲艺、歌舞的同时，也排演像《血路》、《雷雨》这样的大型剧目。

1941年11月，日军出动5万兵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辛锐的丈夫陈明在突围时，不幸遇难，辛锐也双膝中弹，已有身孕的她成了重度残疾，被战友抬着四处转移。

1942年1月，鬼子包围了辛锐驻地火红峪，4位抬辛锐的战友仅韩波一人幸存，据他回忆，鬼子本想抓活的，辛锐一连扔出两颗手榴弹，鬼子倒下数人。鬼子再次蜂拥而上，一梭子子弹射中辛锐胸部，她强忍剧痛，靠在石头后面，待鬼子靠近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辛锐的祖父辛铸九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士绅，济南沦陷后因拒不接受伪职，曾被逮到日本宪兵队残酷折磨达37天，经工商界同仁出面调停获释后，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其间联络社会名流捐资抢救“海源阁”藏书，多次秘密接待和掩护地下抗日工作者。

辛锐的父亲辛葭舟在1937年率子女及家族子弟多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将山东平市官钱局潍县分局所有的钱（两麻袋银元）全部交给八路军，为工作方便，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一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抗战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1948年济南解放时任省交际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省交通厅长。

辛锐的弟弟辛树英这一辈兄弟姊妹一共六人，受祖父、父亲影响，大哥辛树声、二哥辛树铭、二姐辛锐、三姐辛颖在抗战初期都加入了共产党。在二姐辛锐壮烈牺牲的1941年前后，二哥辛树铭因叛徒告密而与前来抓捕的鬼子展开交战，最后也壮烈牺牲，骨骸后来都没有找到。此外，还有数位辛家族人当年在辛葭舟带领下参加了革命，当时辛树英还不到10岁，很多名字他都不记得了。 第二十四章 泺口九烈士 第二十四章泺口九烈士

1933年8月18日，中共青岛市高官李春亭、全总特派员李伟仁、共青团省特委代书记孙善帅等9名党的重要干部，被山东国民党当局在济南泺口杀害，史称“泺口惨案”，李春亭等9同志史称泺口九烈士。

“泺口九烈士”名单

李春亭原名祖茂林，1901年生于安徽，1926年3月入党，曾任中共济南市高官、青岛市高官，1932年5月在青岛被捕。

李伟仁原名刘远翔，1904年生于四川，1925年底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市高官，1932年5月在青岛被捕。

孙善师原名孙镇国，1904年生于临沂，1932年7月在郯城被捕。

孙善帅原名孙镇东，1910年生于临沂，1933年2月在济南被捕。

张福林原名张梦荪，1910年生于山东博兴，1928年入党，曾任共青团青岛市高官，1932年5月在青岛被捕。

唐东华原名唐纪虞，1905年生于江苏，1927年春入党，曾任中共徐海蚌特委鲁南特派员，1932年10月在郯城被捕。

段亦民原名段明光，1900年生于山东临朐，1926年秋入党，曾任中共益都县高官，1932年9月在益都被捕。

郑心亭原名郑云岫，1909年生于山东益都(今青州)，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益都县高官，1932年8月在益都被捕。

王常怡原名王清怡，1905年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1931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1932年5月在青岛被捕。

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济南。8月18日，在泺口马家道口刑场上，9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面对刀枪，他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手拉手齐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歌声和呼声中，英勇就义。

这9名共产党员系原济南市高官李春亭、青岛市高官李伟仁、共青团山东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山东省委巡视员张福林、郯城县委组织委员孙善师、益都县高官段亦民、中共鲁南特派员唐东华、益都县高官郑心亭、青岛市委秘书王常怡9名党领导干部，史称“泺口九烈士”。

沿着泺口浮桥向西大约2公里，可以看到泺口九烈士纪念碑耸立在黄河大坝南岸，是济南市委、市政府2004年为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人而建立的。

人们可以看到，眼前的这座纪念碑高耸挺拔，革命先烈们眼神坚定、双拳紧握，展现了共产党员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高6米、宽8米、厚2米的纪念碑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浩然之气犹存。

时间回到1932年5月，李春亭、李伟仁、张福林、王常怡在青岛被叛徒王复元余党出卖，遭到逮捕。7月，在郯城县以四哨为中心的“郯马暴动”失败后，中共郯城县委组织委员孙善师和中共鲁南特派员唐东华被捕。8月，曾先后担任中共益都县高官的段亦民、郑心亭，也因益都暴动失败而被捕。1933年2月，共青团山东省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被捕。

李春亭、孙善帅等9人被捕后，不畏敌人严刑拷打，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党组织和其亲属都曾多次设法营救。在狱中，他们同敌人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以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最后痛下杀手。

9名烈士中，孙善师和孙善帅是同胞兄弟。当时有人提议是否留下一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张苇村提笔批下“斩草除根”四个字。郑心亭同志曾多次向家人捎信，表示请家人不要再为他奔波操心，他已准备好了要为国捐躯，为党捐躯。这团心中的热火，这份信仰值得所有爱国志士尊崇与敬佩。

这9名党员的牺牲，使山东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天桥人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天桥区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把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照亮前路的灯，转化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中心城区的不竭动力，紧抓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机遇，为天桥美好未来继续奋斗！

李春亭，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曾任中共济南市高官、中共青岛市高官。

1932年初，李春亭临危受命来到青岛，整顿、恢复党组织，振兴党的工作。李春亭来青岛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集中的区域——四方、沧口一带，发展党员，重建了中共四方支部，并通过沧口宋哥庄小学支部，领导四方、沧口各纱厂的斗争。李春亭还深入铃木丝厂，调查工运情况，写成《对于铃木丝厂工人指导和组织方法》小册子，指导该厂的工人罢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根据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特殊形势，发动学生成立帝国主义研究会、反帝大同盟等抗日组织，指导青岛大学的学潮；主编出版《大众周刊》，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发布红军反“围剿”的消息，宣传党的主张。

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身处恶劣环境，再加上生活条件差，李春亭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同志们劝他休息治疗，他却语重心长地说：“不少同志为了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吐两口血又算什么！现在工作刚刚开始恢复，我怎能安闲地去养病呢？”

李春亭任书记期间，青岛党团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市委成立了沧口、四方、青岛3个区委，8个党支部，选拔了7名产业工人到区委工作。全市发展党员到81人、团员21人，并建立了团的特支。李春亭在青岛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的肯定。1932年5月，省委在向中央递交的3个月的工作报告中称“青岛市委比较健全”。

1932年5月，因领导罢工，李春亭身份暴露，被敌探跟踪，处境十分危险。月底，省委派全总巡视员李伟仁接替李春亭的工作。在交接过程中，由于内奸出卖，李春亭、李伟仁先后被捕。

李春亭被捕后，在青岛拘留所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敌人用诱、骗、诈、打等卑劣手段，并让叛徒出面对质，都没能从李春亭口中获得一点党的机密。在转押济南的途中，李春亭了解到有的年轻同志因缺乏经验，在敌人诱、诈之下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抓住时机，避开押差的监视，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介绍自己对敌斗争经验。在他的启发下，这些同志到济南后全部翻供，并申诉了青岛当局酷刑逼供，使得敌人无所措置。

1933年8月18日，李春亭、李伟仁等9名共产党员被敌人杀害于济南泺口西的马家道口。临刑前，他告别难友：“同志们，难友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李春亭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李伟仁烈士：李伟仁(1904～1933)四川岳池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任中共青岛市高官。1933年8月18日，9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在济南泺口刑场英勇就义。史称“泺口九烈士”。

烈士张福林

张福林，曾化名张梦荪， 1910年出生于庞家镇赤张村一户农民家中。博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私塾启蒙和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就读期间，因聪明过人又写得一手好字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1928年春，他考入全省著名的正谊中学，就读不到半年，因无力交纳学费，忍痛退学，而后又考入济南师范。在师范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启迪、熏陶下，他渴求真理，开始阅读进步书籍。他捧着《共产党宣言》如饥似渴地读，读着读着，他的心亮了，真理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发了芽，很快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张福林经常在傅敦吾、王苇塘等同乡中宣传革命道理，并借《国家与革命》等书给他们看。在他的启发下，后来傅敦吾、王苇塘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还经常奔走在济南的大街小巷间，贴标语、撒传单做宣传。一次正在执行任务，忽然遇上敌人搜查，他机智地将传单吞进肚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躲过了一劫。

由于活动频繁，他暴露了，不得不于1930年离开学校，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奔波于矿区，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被党组织派往青岛，以沟渠头村小学教员为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初，已经成为省委巡视员的张福林，到鲁东视察工作，顺便回到博兴，没有顾上回家，径直住进县立一小。中共博兴特支负责同志向他详细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又对博兴党组织作了考察，认为博兴县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建立县委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向省委作了汇报，很快得到省委批准。1932年3月20日，中共博兴县委在博城成立，这是党在今滨州市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县委。

在离家返回青岛的前夕，考虑到自己从事工作的危险性，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如遭不幸，你就嫁人，千万不要苦守！”妻子听了这话，哭着说：“我不走！”父母苦苦留他，但他毅然告别了亲人，踏上了返青之路。回到青岛，接任共青团青岛特支书记。

1932年5月间，张福林在青岛被捕。事后才知道是被窃据了中共四方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内奸高振东告的密。张福林在青岛拘留所关押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敌人用尽了利诱与刑讯，他始终坚强不屈。在狱中，他不忘为党除奸，借机“咬住”日本富士纱厂工贼王林山，说自己加入共产党是受王林山领导。由此，王林山被捕死于狱中，为富士纱厂工人除了一害。1932年8月8日，张福林等11人均被砸上手铐脚镣，押上火车，解往济南的山东高等法院。1933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成立“济南军法会审委员会”，专门审理“青岛共产党案”。张福林和青岛市委原书记祖晨、正在接任的市高官李伟仁、党内刊物《铁路工人》主编王常怡被判处死刑，另有7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0年、5年的有期徒刑。

1933年8月18日张福林等人被押往泺口刑场杀害。刑场上，他们高唱《国际歌》，最后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张福林时年仅23岁。

唐东华烈士

唐东华（1905-1933.9.18），名纪虞，字东华，曾用名唐棣。中国共产党郯城县地方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革命烈士。

唐东华（1905-1933.9.18），江苏邳县（今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姚庄人，名纪虞，字东华，曾用名唐东海、唐棣。中国共产党郯城县地方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革命烈士。

唐东华是江苏邳县（今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姚庄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其父靠推面磨、打烧饼、烧窑维持生计，唐东华在亲友资助下得以入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邳县第一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宿迁中学，但因家贫未能就读。1927年，唐东华在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后，他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邳县保安总队任队副，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因组织武装暴动被当局通缉。1929年党组织派他到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工作，1930年调任中共沭阳县委军事委员。同年7月，他领导了新淘河暴动。暴动失败后，中共徐海蚌特委调他到郯城、邳县边境地区，以鲁南特派员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唐东华(1905—1933)原名继禹，曾用名东海、棣。江苏邳县人。1930年10月，以中共鲁南特派员身份赴山东临(沂)郯(城)苍(山)等地区开展党的活动。1931年夏，在郯马地区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两次组织武装暴动。1932年10月被捕。次年8月18日在济南泺口英勇就义。

段亦民烈士

段亦民(1900～1933)，原名段明光，字耿文，化名吴尚，吴浩然、王子健，早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临朐县上林镇黄山店村人。8岁入本村私塾读书，成绩优秀。1914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青州守善中学。3年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科预科学习，后转为本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新思想的影响，弃医学文，开始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学习和研究。1923年齐鲁大学毕业后，到济南万国储蓄会任职员。此间，他广泛结识进步人士，阅读各种进步报刊，提高了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满腔热情投入革命洪流，白天忙于储蓄会的业务，晚上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宣传革命道理，多次参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活动，他的寓所成为党员活动和隐蔽的处所。1927年下半年，他随万国储蓄会迁至青岛，并同青岛的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这时，他被晋升为万国储蓄会总会计师，以此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万国储蓄会成为党组织的活动场所，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他月薪百元大洋，但节衣缩食，生活简朴，将大部收入资助了党组织和困难的同志。

1929年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党投敌，使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他险遭逮捕。脱险后，回到济南；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夏，省委派他到益都开展工作。同年秋，建立中共益都特别支部，他任书记。还相继建立了“互济会”、“士兵联合会”、“左翼作家联盟”、“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益都发动抗日请愿运动，起草了《告同胞书》，广为散发、张贴；同时，领导东关小学400多名师生举行罢课、游行，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他还组织省立十中、省立第四师范、师范讲习所、商校的进步师生轮流上街集会演讲，迫使国民党益都县党部在天齐庙召开了“抗日大会”。

1931年冬，他多次深入农村，从事恢复和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工作。至次年春，益都县建立起20多个支部，并在城区和郑母一带建立党的区委，党员发展到167人，各进步群众组织发展到1000余人，受到省委表扬。同年5月；中共益都县委建立，他任书记。 1932年春，他组织发动师范讲习所学员，掀起反对国民党益都县党部执行委员；捕共队长兼该所训育主任赵若谦的学潮。同年夏，他领导部分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国民党县党部举办的乡镇长训练班上，与县党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2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张鸿礼在中共益都县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要县委做好准备，在青纱帐起时举行暴动，并指定段亦民任益都暴动总指挥。7月上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张鸿礼宣布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他在会上陈述了准备还不充分，特别是缺乏军事指挥干部的实情。张批评他右倾，两人发生争执。最后张宣布撤销段县高官职务，他表示职务虽撤，但决不变心，继续革命到底。8月18日，益都郑母暴动失败。

他被撤职后，与爱人汤佩琛到临淄县南仇村，以教学为掩护，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省委对他十分关怀，派曹金言于9月15日到南仇村找他时，夫妇已被逮捕，押往国民党济南法院看守所。在狱中，面对国民党的酷刑，他坚贞不屈，进行绝食斗争。1933年8月18日，段亦民等9人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手挽着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王常怡烈士：王常怡(?—1932)又名王清怡。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早年到青岛做工。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并担任青岛市委机关刊物《工人之家》的主编。同年5月底，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在济南泺口牺牲。 第二十五章 郑心亭烈士郑母暴动 第二十五章郑心亭烈士郑母暴动

郑心亭烈士因失联暴动失败为保护文件被捕

1932年8月18日晨7时，在益都十区的郑母镇按计划举行了武装暴动，冀虎臣等人率领的暴动群众冲进了国民党第十区区公所，打死了原定作内应、后又动摇的区助理员贾希尧和民团分队队长张官云，解除了民团三分队的武装，夺得了部分枪支，但终因敌强我弱，十区暴动宣告失败。

在一区暴动的前一两天，国民党政府将七十四师调进益都城里驻防，加强了城内的防御。敌人可能得到了一区要暴动的消息，整个城区实行紧急戒严，郑心亭和县委一班人无法取得联系。虽然他心急如焚，但也难以突破一道道的封锁。最后一区暴动因为互相无法联系而流产。

郑母镇暴动的当天，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就在城区增加哨岗，加强防卫，大肆捕捉武装暴动嫌疑人员。郑心亭在夜间乔装打扮穿过敌人层层封锁，通过城墙边上的一棵大槐树跳出城外，不顾扭伤的脚踝，一瘸一拐连夜赶赴大陈村，指令该村支部书记陈锡德，迅速掩护起义人员分散在弥河西各支部潜伏，保存力量，等候通知。

暴动当天，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民团在城区盘查行人。次日，杨九五亲率军警300多人开赴郑母一带，与十区民团配合，镇压抓捕武装暴动的群众及家属。

8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派牟铭勋、陈叔俊到益都，郑心亭汇报了暴动情况，检讨了自己的失误，本来商定次日继续开会，郑心亭也可以隐藏到郑云山的瓜棚里。但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些重要文件在区公所，为了不给组织造成损失，必须立即前去拿出销毁。可是当他赶到的时候，敌益都县捕共队长赵若谦正张网以待。郑心亭被捕。

诱降拷打均无效，家书明志不屈服。郑母暴动失败后，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当局共抓捕暴动人员27人，用铁甲车押送济南，关押在国民党省公安局拘留所。同年8月28日，就有14名暴动者惨遭杀害。这日晚，山东省国民党当局组织法庭，提审郑心亭、张基亭、牛瑞丰三人。一名法官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参加了叛乱，也允许悔过自新，只要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负责人名单，就可宽大处理……郑心亭，你不是互济会的负责人吗，你们三人各负什么责呀？”

郑心亭坚定地回答：“我们只是组织了一个互济会，是个慈善团体，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二人我更是不认识。”法官又问：“你们认识他吗？”张基亭与牛瑞丰都说：“不认识。”法官气急败坏地怒吼道：“不和他们啰嗦，明天让他们和那14个共党分子一块去见阎王吧。”面对三人的冷笑，看守们就把郑心亭等推出法庭，结束了这场气急败坏的审问。

在狱中，郑心亭被整整折磨了一年，但他意志坚定，从不屈服，率领同狱战友开展斗争。其间，国民党特务以高官厚禄诱降，用严刑拷打逼问，郑心亭均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党组织和家里也进行了多次营救。郑心亭的叔父卖掉了家里40亩地，求到东阳河村在国民党中任职的王姓亲戚。亲戚也很卖力，上下打点。狱长承诺，只要郑心亭写一个悔过书，声明从今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就放他出来。郑心亭却誓死不写。

王姓亲戚无可奈何地说：“郑心亭一心赴死，我是尽力了，可是他不配合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还是再想别的招吧。”

在这一年中，他从狱中曾发出三次家信，每次都一再陈述：誓为革命而死，决不为活命而偷生，希望家中不要挂念。1933年6月，其叔父去济南探望，也希望能当面劝一劝自己这个侄子，却仅收到郑心亭用铅笔书写的纸条：“叔父，不要再来济南奔波了，侄儿将誓死为党捐躯。”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1933年8月18日，在益都暴动正好一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在济南泺口枪杀了郑心亭和段亦民（中共益都县高官）、李春亭（中共济南市高官）、李伟仁（中共青岛市高官）、孙善师（中共郯城县委组织委员）、孙善帅（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唐东华（中共徐海蚌特委鲁南特派员）、张福林（共青团青岛市高官）、王常怡（中共青岛市委秘书兼市委机关刊物《工人之家》主编）等九名中共党员干部。史称“泺口九烈士”。

在刑场上，他们神色自若，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郑心亭英勇就义，时年仅24岁。

今天无数的学生、工人、农民，每当清明节前夕，都会自发前往祭奠，在泺口九烈士纪念碑前，面对用生命书写忠诚，短暂一生献给革命的郑心亭烈士，面对不屈不挠的泺口九烈士，他们无不肃然起敬。

郑母暴动失败，郑心亭汇报了暴动情况，做了自我检讨。次日，他想到要拿回重要文件销毁，以避免组织损失，却在区公所被益都县捕共队逮捕。在狱中，郑心亭不受高官厚禄诱惑，也不为严刑拷打屈服，他发出三次家书，一再表明誓为革命而死。1933年，他在济南牺牲，时年24岁。

郑心亭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儿子在颠沛流离中度日。儿子郑祥光虽然在父亲去世时还很小，却也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尽己所能造福乡梓，跟着族里的叔公认真钻研医学，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医。

如今，郑心亭烈士静静躺在东阳河村北的麦地里。往北一望就是他战斗过的大陈村，往南紧贴着家乡。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曾无数次往返于两村之间，奔走在革命救国的道路上。微风轻拂，吹动他坟墓上飘摇的花朵，那是东阳河小学的孩子们清明期间敬献的花圈。 第二十六章 亲兄弟俩烈士孙善师、孙善帅 第二十六章亲兄弟俩烈士孙善师、孙善帅

孙善师，又名孙镇国，1904年生，1926年冬，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与同学刘之言一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孙善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后经营救而获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与刘之言受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分别回到临沂、郯城两县从事革命活动，于是，他们成为鲁南地区党组织最早的开拓者与领导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鲁南革命的先驱。

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在郯城县马头镇县立三小建立，刘之言任书记兼宣传委员，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1932年 6月初，中共郯城县委成立，刘之言任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1932年7月1日，孙善师在郯邳边区组织农民暴动途中，被地主武装逮捕，并押送到涝沟区。之后，又从郯城被转押到济南监狱。

孙善帅，又名孙镇东，1910年出生， 1931年冬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孙善帅担任了共青团济南市委组织委员。为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反抗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斗争，他经常深入到学校中去开展工作。

1932年下半年，孙善帅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委宣传部部长。1932年冬，共青团山东省特高官陈衡舟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后孙善帅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1933年2月，由于叛徒陈衡舟出卖，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省特委、团市委机关遭到破坏，中共山东省高官任作民、共青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等20多人被捕。

孙善师、孙善帅兄弟俩被关在济南同一个监狱里，他们不畏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在狱中，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1933年8月18日，孙善师与孙善帅等9名共产党员优秀干部被押往济南泺口刑场。刑场之上，他们站成一个圈，高呼着口号，唱起《国际歌》。

和孙善师、孙善帅兄弟俩一起在济南泺口刑场被杀害的共产党员优秀干部分别是：中共济南市高官李春亭、中共青岛市高官李伟仁、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张福林、中共益都县高官段亦民、中共鲁南特派员唐东华、中共益都县高官郑心亭、中共青岛市委秘书王常怡，史称“泺口九烈士”。

孙善师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孙善帅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

孙善师、孙善帅是同胞亲兄弟。2005年10月31日，山东省民政厅山东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出具证明“孙善师、孙善帅系我省著名烈士”。 第二十七章 济南沦陷以及日寇在济南的暴行 第二十七章济南沦陷以及日寇在济南的暴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在平津地区和北宁铁路及京津铁路沿线就驻扎有日军。是清朝时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驻军权。最早叫清国驻屯军。后改成中国驻屯军。

到1937年年初，驻屯军兵力有一个旅团，约80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而在北京常驻一个步兵联队。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又前后占据了冀东，平北等地区，丰台事件后，日军又强占了丰台。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北平。

中国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组成察哈尔兵团越过长城南下助战。同时，日军增兵华北，所有部队都是乘船从天津的大沽和塘沽登陆，加入战场的。

进攻山东的日军是兵分两路：一路是攻占平津的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渡过黄河，攻占济南。另有一路是，参加太原会战后的坂垣师团，转隶属第二军，在青岛登陆，攻占青岛后，沿胶济铁路进攻。

山东半岛的鬼子主要是从青岛登陆的，但数量不多，也就是1个师团，日后从海阳等地也有登陆的鬼子数量不多，青岛主要是运输物资

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由此，济南人民陷入长达8年的日军残暴统治之下。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日本驻军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演习时失踪，要求入北平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向中国守军进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

7月28日、7月30日，平津接连失守，气焰嚣张的日军更是有恃无恐，长驱南下。

1937年10月德州失守，11月13日，日军攻陷济阳，中国军队退守黄河南岸，炸毁了泺口黄河铁路桥与日军隔河相持。

12月24日，韩复榘命令所部纵火焚烧省政府、日本领事馆及市内的一些重要建筑物，仅留少量部队断后，在冲天大火中弃城城而逃。韩复渠为保存实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不战而弃济南。

12月26日，黄河北岸鹊山一带日军从泺口渡河，韩复榘所部断后部队不战而逃，仓皇南撤。

27日，济南沦陷，由此，济南人民陷入长达8年的日军残暴统治之下。

1937年12月23日，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从齐河与济阳以东渡过黄河，包抄济南。

12月24日，韩复榘撤出济南。所部奉韩之命，放火焚烧省政府各机关、高等法院、火车站等，实行“焦土抗战”。

12月26日，日军又自泺口渡河，炮轰济南。

27日，日军炮轰济南竟夜。凌晨，第十二军孙桐萱所部奉韩复榘令南撤。旧军阀马良等人迎接日军入城，济南沦陷。

1937年9月，日本鬼子从华北方向入侵山东德州，而此时的负责山东防务的韩复渠依然坐镇济南进行遥控指挥。日军进入山东境内后，韩复渠的部队才姗姗来迟，韩复渠的决定让中国迎来一场大溃败，也让山东百姓遭到了大灾难。

韩复渠的部队和日军交手后一战即溃，韩复渠本人仓皇逃亡济南。原本中国军民都以为韩复渠会在济南构筑防线，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济南大肆搜刮后就逃之夭夭了。

日寇在济南的暴行，罄竹难书。日本军队抵达济南鹊山一带后进行部队整备，他们原以为在济南要经历一场恶战，日军先是用飞机大炮对济南城进行了轰炸，但是没有等来预想中的反击。

等前线的探子回来报告情况后，日军才知道韩复渠留下了一座空城。日本鬼子瞬间变得十分猖狂得意，而首先遭到侵害的便是鹊山的百姓。

鹊山附近地区自1937年10月起就被日军控制，而这里也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当地百姓有几百人死于日军屠刀。

鹊山村民杨吉水被抢粮的士兵劈断了胳膊，强迫他生活在猪圈中。村民李玉山因为拒绝给日本人粮食被开膛破肚，还有不少妇女都被日本鬼子勒令自杀。

后来日军进驻济南城，这里的百姓也没有逃过日军的浩劫。日军挨家挨户地搜索中国士兵，不少日本士兵以此为由进行抢劫。

一户人家将自己的孩子们藏进了地窖，日本人发现之后将孩子们绑在树上，然后任由狼狗反复撕咬他们，还强迫孩子的父母亲眼看着。

有的孕妇还被日军剖开肚子，用刀尖挑着婴儿让众人观看。日本鬼子还抓来一批孕妇，以猜测肚子里孩子的性别为乐，这样的后果是母子全亡。

有些日本鬼子颇为好奇中国女人的小脚，他们把女人的脚剁下来，说要让人看看“顶小的脚”。

济南下属的济阳县更是被屠杀2000多人，农民邓奎洁因日本人想看凌迟被抓住，日本人在他身上割下了上百多，最后邓奎洁活活疼死了过去。

山东人民也是有血腥的，济南泰安有个英雄村庄名为东良庄。这里的人坚决反抗日本人，说出“只要东良庄有三岁以上的人就要和鬼子们斗”的口号。

日本人对这个村庄早就不顺眼了，1938年1月一个日军大队进入东良庄，村民们拿着土枪、草叉抵抗了3个小时，最终被日本鬼子攻进了村里。

日军将东良庄的百姓都压到了一座庙里屠杀殆尽，最后一把火烧掉了村庄。

日本和我们有着国仇家恨，很多历史不应被遗忘，我们有记住这些历史的使命！

据《济南市志》记载：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第五、第十师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南侵。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第八十一师协同冯玉祥部对日军作战，但该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为保存实力，行动消极。

日军于10月5日侵占德州，12日偷渡老黄河泺口，韩复榘遂令其防守部队退至徒骇河一线防御。广大官兵纷纷要求还击日军，韩被迫于11月13日率手枪旅一团和特务队渡河应战，后在济阳被日军包围，一团伤亡殆尽，韩幸免被俘。

回到济南后，11月15日，韩复榘下令炸毁泺口铁桥，将第十二军二十师和第五十六军七十四师撤至黄河南岸防御。

日军侵占鹊山后，用飞机、大炮对城区、商埠区、千佛山等处进行狂轰滥炸，企图迫韩投降。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既不投降，也不应战，与日军隔河对峙了1个多月。日军见韩仍无投降之意，便开始增兵，准备强攻济南。韩复榘则积极准备南逃，令已撤至宁阳的省府人员再撤到曹县，同时将军需物资、医院、修械所、民生银行撤至河南南阳、舞阳等地，并先后将两个团和两个独立旅撤至河南漯河。

12月23日，日军从济阳县台子渡过黄河，相继侵占周村、博山，尔后向济南进犯。此时，韩复榘致电李宗仁，要求派兵增援济南，遭李拒绝。韩遂下令孙桐萱师留济断后，其他各部迅速向泰安、兖州方向撤退。

12月24日晚8时，韩复榘在白马山车站换乘钢甲车直趋南下。

12月25日，日军开始攻击济南。27日凌晨，孙桐萱部撤走，日军第十师团及齐河方向之敌侵占了济南。

日军侵占济南后，国共两军联合攻击济南日军。1938年夏，日军侵占徐州后，准备大举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授意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破坏境内交通，袭击驻守日军，牵制其南下。

7月下旬，石友三、张友渔(共产党员)等在新泰召开会议，研究牵制日军的作战部署。8月8日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孟昭进率所部组成六十九军先遣第一梯队，于13日拂晓前进入前线阵地，由东线进攻济南，并完成对胶济线周村至龙山段铁路、桥梁之破坏任务。

以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率部由西线进攻济南，并完成对津浦线德州至泺口段铁路的破袭任务。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杨国夫率第七、九、十一团在黄台、北关、王舍人庄等地，袭扰牵制日军，配合孟部作战。

当时，济南驻有矶谷、板垣师团，装甲、炮兵部队，空军作战分队、宪兵队、武装宣抚队，以及马良新组编的“山东武装警察总队”等日伪军近万人，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

8月12日下午，东线进攻部队领导人在商家庄召开军事会议，明确了作战计划和各部队任务，并确定于13日拂晓发起攻击。

八路军三支队占领黄台、北关，且尽量暴露目标，以吸引日军，为孟部突击创造战机;江兆明大队沿龙山、郭店一线直逼济南东关，负责歼灭东关之敌;王德五部经东西坞、港沟、张家山一线直扑南关，于13日拂晓后歼灭南关之敌，尔后扩大战果，向院前大街方向发展;张复乾支队沿东西彩石、龙洞、佛峪一线前进，于13日拂晓占领齐鲁大学，支援王德五部战斗;杨仁山支队于13日拂晓协助江兆明部攻入东关后，占领黄台桥以南地区支援友邻作战;翟毓蔚支队的4个营于13日拂晓占领七大马路以南地区，并强行占领商埠;王乐之大队于12日晚包围飞机场，对敌进行骚扰;辛建涛大队为预备队，配置在兴隆山与白马山之间，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13日上午11时，王德五部突破日军防御后，首先袭击了日军宪兵司令部;翟毓蔚部迅速攻入商埠。济南民众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将桌椅板凳抛向马路中间，阻止日军汽车前进。12时，日军步兵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千佛山、马鞍山一线反扑，杨仁山支队在千佛山东北角与日军反复冲杀三四个小时。江兆明大队在东舍坊门与敌遭遇，连长毕子光及全连官兵壮烈牺牲。战至天黑，各部撤出战斗，日军死伤共3200人。

杨国夫率八路军三支队参战部队于12日到达作战地区，13日拂晓第七、第十一团对黄台、北关车站之日伪军发起攻击，经激战后占领之。九团攻击了驻王舍人庄之敌。各团在占领地区大造声势，牵制日军，至黄昏撤出战斗，共击毙日伪军30余人。

范筑先接到进攻济南的命令后，于8月1日决定调动15个支队约2万人参加攻打在济日军。动员铁路员工及农民，破坏德州至泺口段铁路。

齐子修率第三支队于12日夜占领了西郊张庄，13日拂晓攻入商埠纬十一路。

刘志远率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独立营于上午10时攻入西郊大槐树。当日撤出战斗后，行至长清潘家店遭日军伏击，经浴血奋战后突围。

此战斗，挺进大队300余人伤亡殆尽，大队长范树民(范筑先之子)、副大队长何芳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