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远也最近》 第一章 炮火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招募志愿兵的海报贴到了云南一个村镇墙上,对了,那会儿不能叫海报,得叫告示。余恒生正在刨刚分下来不久的两亩地,就被朋友们拥呼着推近了海报前的围观人群里,他读过几年书,于是成了海报的“翻译”,他看清上面写的补贴是粮票,回来还能分配工作有定期工资,想到家里三个十来岁的兄弟和失明的母亲,应征报了名。

北上的路很艰苦,余恒生身材娇小,长期在农田里劳作使得他看起来黝黑又瘦弱。抗日战争过后的中国前途光芒万丈,鲜红的站上了世界舞台,可那短暂的狼藉并不能使志愿军们在舒服的状态下北上,他们有时坐车有时走路,坐很远的车,走很远的路……嗯,远的看不到尽头,有时要趟水,有时要爬坡。

此时东北的屯子里人心惶惶,边境的炮火声扎在百姓们的心里,他们害怕一会儿又很快振作起来,他们坚信不会输,所以嘴里只骂出“他奶奶个腿的洋货。”土胚累起来的房子里住着一大窝人是常态,他们永远乐观的生活,炊烟弥漫村落,听到炮火声再发出一句“他奶奶个腿的洋货。”

梁忆家属于比较安静的,小姑娘十二岁就窜的老高,梳着两个麻花辫穿个红袄,单眼皮下大大的卧蚕很抢眼,冰天雪地里榨出来两个红脸蛋子,在院里熟练的忙活然后冲路过的邻居们咧嘴笑,左边的虎牙格外俏皮。她的哥哥也报了志愿兵,院里只剩父亲吸水烟的声音,和梁忆稀稀落落的笑。

她笑的很大声,与内敛的外表并不符合,她总骂院里的狗:“我寻思养只猪吧还能宰宰吃点儿肉,养你这么个死玩意儿,能吃能拉啊,外边儿都快闹饥荒了,对家里还没有点儿贡献!”然后又把碗里的清水面刨在狗的苞米糊碗里,她的声音粗狂豪爽,内心柔软善良。

部队行到了梁忆的村庄,余恒生被派到村子里要土豆,他很会说漂亮话,收获颇丰,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东北人本来的热情和民众爱祖国的心。他抗着土豆坐到树下,掏出怀里皱巴巴的窝窝头吃的正香,一双黑布鞋就映入眼帘,鞋很旧却干净,缝补的针脚很整齐。抬头看到一双弯弯的眼睛,再是两条看起来营养不良的枯燥泛黄的麻花辫,梁忆抬着一碗清水面,下了很多,是她家里一天口粮的两倍。

十七岁的少年抬头看她,高挺的鼻梁和亮着光的眼睛,黝黑皮肤上硬朗的五官,淡淡的冻伤倒像是一层水墨画。

“你的眼睛好大哎!”梁忆说.

“我们不能吃百姓的面,只能收土豆。”余恒生回她.

他说这话时咽了咽口水,他确实很久没吃面了,看到梁忆调笑的眼神慌忙的站了起来,碰的面里的汤撒了点儿出来,撒到梁忆的衣服上,又慌忙的扯自己的衣角去擦。他不知怎么道歉,显得笨拙又可爱.

“不让你白吃,我家鸡丢了,听说你们还在这待两天等后面的队伍,你应该能帮我找找鸡吧?”梁忆的鸡其实没丢,她把它放到村里堆谷堆的地方去了,看吧,她内心柔软又善良,还带点小聪明。

于是余恒生吃了几个月来最饱的一顿饭,接下了帮梁忆找鸡的活……

雪还没化完,天擦黑的谷地里月光和零性几片雪化做一团,像是月亮的表面,孤独又荒凉,盖在谷堆上的薄膜被风吹的砰砰响,像北边传来的炮火一样,打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上。梁忆问“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很累?”

“没种田累吧,我会写几个字,但我们连长不会,我大多时候在写信,可是我也不认识多少字,派不上多大用。”余恒生回.

“那你得老厉害了,我大字不识,只会写我的名字而已。”梁忆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失落,她望着雪地里发了霉的谷堆,不知是在难过生活还是在难过自己不识字.

于是余恒生教她写了自己的名字,树杈撇在地上,梁忆发现他的字很漂亮,像她去县里墙上标语那样好看,他告诉她那几个字念余恒生,是要长久的生存下去的意思,她夸他的名字好“哎呀妈呀,这得老有文化的人才能起吧?”

余恒生没有告诉她,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起的,他的父亲40多岁就撒手人寰,他反倒想把这个名字给他的父亲。

然后他们并没有想起来找鸡,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很久,聊到余恒生的堂哥来找他,他悻悻的离去。

梁忆像他苦涩生活里的一点慰藉,开朗又善良,十七岁的少年情窦初开,他很久没有忘却那双大大卧蚕的眼睛,却也很久没有再见到……

反观梁忆,年纪尚小的她当然只觉得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庆幸与学会了除名字以外的三个字,她写了很多遍余恒生,直到多年以后才发现这三个字很早就刻在了她的心里…… 第二章 她从东北走向云南 梁忆没有再见过余恒生,她的哥哥葬在了朝鲜,她没有收到任何信物,甚至不确定哥哥下没下葬,家里收到烈士补贴,此时她的父亲因为没钱治病而卧床,院子里再没有过咕嘟咕嘟吸水烟的声音,就连那只狗也不再叫唤。

战争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梁忆在谷堆地里象征性的埋了一个土堆,木碑上没有刻名字,她也不会写哥哥的名字。那时候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十四岁的梁忆站在荒凉的谷地里,远方没有传来炮火声,可她的生活迎来了巨大的炮火。她不再呵斥门口的狗,每天平静的在院里发呆,直到东北伐木业兴起,院落前的那棵树只剩下半截,梁忆的父亲因为疾病离开。此时东北的屯子里热闹非凡,邻居们很多时候都会热情的招呼她去吃饭,教育开始普及,十四岁的梁忆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每天回到院子里只剩下她和那只狗,安静到她开始恐惧,她从动荡年代跨入新社会,连一个亲人都找不到,孤独的像无儿无女的老人,想挣扎又使不出力气。

有天她跟老师学了哥哥和父亲的名字,沾了鸵鸟墨的粗耗毛笔并不好写,梁忆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木碑上,看起来像蜈蚣一样扭曲。谷地里的薄膜呼呼响,像极了那时候北方的炮火,她想起那晚的月光和少年,不知道他是否也葬在了朝鲜,她翻转过笔杆在土地上写下余恒生三个字,内心惆怅又荒凉。那时候的梁忆没有想到,雨水会冲刷掉黑色的墨,即使有一天她回到这里,也找不到悼念亲人的木碑……

梁忆回到家里将父亲留下的资产揣了一半,解开了狗链子将狗牵到邻居家,像她父亲托付她那样,将狗托付给了邻居。国营企业开始办厂,可梁忆不想呆在北方,广东服装厂来招人,她就坐上了去最南方的绿皮火车。领头的经理很严厉,梁忆并没有听懂她的粤语,但看得出她在骂人,于是她很卖力的踩缝纫机,订纽扣,然后拿着比那边人薄一半的工资,麻木的,孤独的,迎接独属于她的炮火。

余恒生没有葬在北方,他回到云南的小镇上,国家给退伍志愿兵分配工作,他和堂哥分到了昆明的邮局做事。母亲因为失明不能劳作,他的两个弟弟才十来岁,村里只有一间教室,里面六七个学生,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列。他因为识字少,那时候的昆明开始发展,邮局的工作让他很是惶恐,于是他回到了小镇,又开始在田里劳作,春天他就卖桃,秋天就去山沟里敲核桃。弟弟们能照顾自己的那年,母亲为了帮余恒生减轻负担去捡板栗,老黄花木做的拐在地上蹭的圆滑,老人失足落入了水潭里,找到的时候身体泡的浮肿,余恒生在地里晒得比去战场时候还要黑,眼泪滑落下来倒像是累出来的汗。祖坟里一排排都是姓余的人,他的亲人尤其多。

余恒生的弟弟们开始到禄劝县城务工,一个在五金店门口修自行车,一个在餐馆学炒菜,留在昆明的堂哥给他写信,让他去昆明电影院做保安,他答应了。十九岁的余恒生带着两件蓝色布衣和一双母亲纳的黑布鞋来到昆明,安保室也是他的宿舍,这地方小得很,他挪两步到窗口接电话,又按照原来的步子挪回到床上,走两步开门去院门口挪摆放不整齐的自行车,又回到屋里听收音机。铁窗玻璃外的马车渐渐少起来,路边建起公交站台,甚至开始有汽车经过,余恒生才开始到路边买点瓜果,出门吃一碗八毛的米线。他把钱寄回去给弟弟们,家里的茅草屋垒成了土房,顶上铺上了瓦片,他看着昆明盖起十多层的大厦,自己却好像从不属于这里,他忘记了很多字,有时候想给梁忆写信,却不知道寄到哪里……

有天他去马街买条裤子,原来的迪卡裤破的不像样,在街上他看到一个卖纽扣的摊子,摊主长着大大的卧蚕,马尾辫却黑了不少,操着东北话在叫卖,那是梁忆!

她从东北走向了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