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五代十国》 后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的辉煌大唐，终究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渐渐陷入了混乱与纷争。公元907年，一个叫做朱温的豪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他凭借着自己的才智与勇气，终结了大唐的统治，建立了后梁，五代十国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

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原名朱元崇，出生于黄巢起义爆发前的唐朝末期。他早年丧父，为了生计和谋求出路，在唐僖宗乾符年间投身黄巢麾下，从此开始了他的英勇果敢的武略生涯。在黄巢起义军中，朱温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逐渐崭露头角。他不仅勇猛善战，更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黄巢出谋划策，屡立战功。

然而，随着唐末农民战争的持续加剧，朱温意识到黄巢的起义军难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在唐中和二年（882年）的关键时刻，朱温所率领的部队被困全州，孤立无援。面对这样的困境，朱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转投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麾下，希望寻求新的出路。王重荣迅速将此事上报给当时流亡在四川的唐僖宗。唐僖宗得知此事，大喜过望，赞叹道：“此乃天降奇才也！”于是下旨赐名朱温为全忠，并擢升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

自此，朱温率领部众与王重荣并肩作战，屡建战功，威震四方。他不仅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更在政治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深知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立足。因此，他不断加强自己的军队，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未来的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唐僖宗再次加封朱全忠为宣武军节度使，并暂代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之职。同年四月，黄巢自蓝关撤军，朱全忠遂率一旅精锐，历经数月跋涉，于当年七月抵达汴州治所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正式就任宣武军节度使。此时，黄巢余部肆虐中原，原辖四州之地的宣武镇，唯汴州在旧镇将的坚守下得以保全。

到了中和四年（884年）春，朱全忠挥师陈州瓦子寨地界，与许州镇将田从异等合力击败屯驻的数万敌军。随后，他率大军直抵陈州治所淮阳，经过四十余次激战，终于攻克黄巢军围困的城池，解了陈州之围。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使得朱全忠在中原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纪元年（889年），朱全忠斩黄巢余部秦宗权，因功被封为东平王。天复元年（901年），他更是荣升梁王，地位显赫。然而，此时的唐帝国已名存实亡，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其中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等人势力尤为强大。朝廷号令不出国门，国家危在旦夕。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朱全忠逐渐展现出了他的政治野心和谋略手段。他深知自己需要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他开始积极策划夺取更高的权力。

天复元年（901年），昭宗遭宦官韩全诲幽禁在宫中，无法行使皇帝的职责。宰相崔胤眼看朝政日渐衰败心急如焚遂决定召朱全忠进京勤王救驾。然而韩全诲并不想束手就擒他投靠了另一位强大的节度使李茂贞并与他结盟共同抵抗朱全忠的进攻。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朱全忠迅速调整了战略开始进攻凤翔李茂贞的领地。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最终取得了胜利迫使李茂贞和解并护送昭宗还朝。

在此之后崔胤痛斥宦官祸国殃民朱全忠遂诛杀数百名宦官废除神策军全面掌控皇室大权再封梁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诛杀宰相崔胤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同年八月壬寅夜他指使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发动政变杀害昭宗拥立其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宗。这一系列的动作使得朱全忠在朝廷中彻底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即公元907年6月1日，朱全忠易名朱晃，受唐哀帝禅让，荣登大宝，开创大梁王朝，定国号为“大梁”，纪元为“开平”，后世称之为后梁。相较于五代其他政权，后梁疆域虽略显狭隘，却囊括了中原的河南、山东全境，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更延伸至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疆域。尽管剑南王建、淮南行密、晋北李克用、陇西李茂贞及辽东刘仁恭等割据势力并未将后梁视为正统，但其余诸侯皆对其称臣纳贡，接受册封。诸如岭南刘隐，被封为大彭郡王；湖南马殷，贵为楚王；闽南王审知，得赐琅琊郡王之名；江南钱镠，被封为吴越王；河北王镕，更获赵王之爵。一时间，后梁声威远播，四方震动。

朱晃称帝次年，李克用辞世，其子李存勖承袭晋王之位。彼时，潞州已遭梁军围困逾年，局势岌岌可危。李存勖见梁军防备松懈，遂亲率精锐之师突袭潞州，一举攻破梁军所筑夹寨，斩首梁军统帅符道昭，梁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役胜利，不仅稳固了河东之南境，更使晋军得以虎视眈眈，窥伺后梁统治中心——河南地区，对后梁构成极大威胁。朱晃闻夹寨失守，大惊失色，忧心如焚。

然此际，后梁内部纷争频起，祸起萧墙。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成德节度使王镕，因朱晃削除异己之举而心生反意，竟举兵反梁，投靠李存勖，推其为盟主，共同举兵伐梁。朱晃听信谗言，枉杀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并灭其全族，此举引发大将刘知俊疑惧，遂于同州起兵反叛，与李茂贞联手共讨朱晃。朱晃为人忌贤妒能，常以莫须有之罪名诛杀功臣。骁将邓季筠因马匹瘦弱而遭诛杀，大将李重允、李谠则以违抗军令之名被处决；宿将氏叔琮、养子朱友恭因牵涉唐昭宗被害案，为推卸责任，朱晃竟将他们残忍杀害；名将朱珍亦遭无故诛杀，诸将求情无果，被逐出朝廷；爱将李思安因受贬谪而心怀不满，终亦难免一死。后梁内部矛盾重重，实力大损，风雨飘摇。

开平四年（公元910）十一月，朱晃遣大将王景仁领兵讨伐成德王镕、义武王处直。晋王李存勖闻讯，亲率大军驰援。次年，两军会战于柏乡（今河北高邑县境内），梁军铠甲鲜明，光彩夺目，晋军初见颇感畏惧。然周德威善用兵法，先遣小股部队骚扰梁军，待其疲惫不堪之时，发动总攻，大败梁军，尸横遍野，军资器械遗弃无数。柏乡之战，成为梁晋争衡之关键转折点，自此晋军掌握战略主动权，后梁则陷入被动。

乾化二年（公元912），幽州刘守光（刘仁恭之子）进犯成德、义武二镇，李存勖率军赴援。刘守光自知不敌，遂向朱晃求援。朱晃为报柏乡之仇，亲率号称五十万大军攻晋。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州），率五万精锐转攻蓨县（今景县）。此时晋军主力北攻幽州，南方空虚，晋军在赵州（今河北赵县）之驻军以小股部队骚扰梁军，晋将李存审又遣数百骑伪装梁军，夜袭朱晃营寨。加之被晋军释放之梁军士兵归来传言李存勖亲率大军来袭，朱晃惊慌失措，遂焚营夜遁。慌乱之中，迷失方向，竟走错百余里。河北百姓对梁军暴行怨声载道，纷纷持农具袭击之。朱晃连遭败绩，羞愤交加，狼狈逃归汴梁，病卧不起，后梁王朝自此江河日下。

乾化二年（912年），朱晃兵败退回汴梁，继而又转至洛阳，因其病势沉重，遂召朱友文自汴梁前来，以托付身后之事。然郢王朱友珪，虽为朱晃亲子，却不得其父之宠爱。友珪野心勃勃，涉足储位之争。此时，其妻张氏恰在朱晃身边侍奉，获悉此密谋，并得知朱晃有意将友珪贬为莱州刺史，遂将此情密报友珪。友珪闻讯惊恐万分，顿起杀心，遂买通禁军将校，率兵入宫，弑父夺位，于洛阳称帝。

朱友珪此举，引起朱晃诸子之愤慨与不满。宰相敬翔称病避世，朱晃养子朱友谦则传檄诸道，声讨友珪之罪，并以河中镇归附晋王李存勖。而梁之宿将杨师厚，素受朱晃猜忌，此时亦乘势占据魏博，友珪畏其势大，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命其为节度使。友珪欲诱杨师厚入朝商议军情，以图诛杀，然师厚率精兵万人入洛，友珪无计可施，只得厚赐遣归。在这场权谋斗争中，友珪不仅未得丝毫利益，反显露出软弱无能之态；杨师厚则更加骄横跋扈，视朱氏诸子如草芥。

朱晃第三子朱友贞，亦有觊觎皇位之心。友珪命其杀害朱友文，友贞虽心有不甘，亦不敢违抗，遂奉命行事。友珪即位后，任命友贞为东京留守、行开封府尹、检校司徒。后梁大臣赵岩赴汴梁办事，友贞设宴款待，席间谈及皇位之事，遂向赵岩请教取而代之之策。赵岩言及成败皆系于杨师厚一身，因师厚位高权重，禁军将士多为其部下，且占据魏博重镇，手握重兵。故赵岩劝友贞结交杨师厚。赵岩时亦在禁军中任职，返洛后，即将与友贞商议之事告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得其支持。友贞又遣心腹马慎交前往魏州拜见杨师厚，许以事成后赐劳军钱五十万贯，并允诺师厚可再兼领一藩镇。师厚初时犹豫不决，后终决定支持友贞。遂遣人入洛，密与赵岩、袁象先等商议举事大计。

得杨师厚之助，友贞遂付诸行动。此前，龙骧军一军官在怀州反叛，搜捕同党之行动四起。时左右龙骧军驻汴梁，友贞伪造友珪诏书，调其入洛，趁机威逼龙骧军起事。龙骧军将校闻讯惊恐不已，纷纷至友贞处求救生路。友贞趁机鼓动其起兵诛杀友珪，诸将校亦表示愿拥戴友贞为主。友贞掌握龙骧军兵权后，即遣人密告赵岩、袁象先等人。于是赵、袁率禁军突入宫中，友珪自杀身亡。友贞遂于汴梁称帝，即梁末帝，改名朱锽。

朱锽登基，因得禁军将校之力，登基之后遂大肆赏赐，以致国库告急。又逢连年征战，军费浩渺，后梁财政状况愈发紧张。为解燃眉之急，朱锽任用贪腐之官，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矛盾因此激化。杨师厚恃功自傲，行事不法，梁末帝对其颇为忌惮，朝中事务皆受其左右。然而杨师厚年事已高，不久辞世。然其所在魏博镇，兵力雄厚，善战之士众多，且地理位置紧邻汴梁，若不除之，梁末帝难以安寝。

于是，梁末帝采纳亲信赵岩之计，决定将魏博一分为二，削弱其势力。遂下诏将魏博分割为天雄、昭德两镇，将士府库悉数对半分配。然恐魏博将士不从，又遣大将刘鄩率大军六万渡黄河，进逼魏州，以作威慑。

魏博将士不愿流离失所，纷纷哗变，转而投诚于晋。李存勖闻讯，欣然率军亲征，接管魏州军政大权。此一变局，不仅使晋国占据军事重地魏博，直接威胁后梁统治中心汴梁，更获得魏博精兵强将，大大增强军事实力。尤其魏博银枪效节军，被李存勖视为亲军，日后在灭梁之战中功勋卓著。

李存勖亲征太行黄泽岭，又攻取德州、澶州，梁军连连败退。梁末帝不愿魏博失守，催促刘鄩速战速决，收复失地。刘鄩深知晋军实力强大，难以正面抗衡，遂设计偷袭太原，企图调动晋军回援，再趁机攻取魏博。然李存勖洞察其计，刘鄩无奈退守莘县，避而不战。梁末帝连发诏书催促出战，刘鄩因军粮匮乏，请求增援，反遭严责。刘鄩勉力进兵，终大败而归，此后坚守不出，以避晋军锋芒。

贞明二年，李存勖施计诱敌，梁末帝再催刘鄩进兵。刘鄩无奈再次出击，于故元城西与晋军遭遇，梁军大败，步兵损失惨重。同时，梁军偷袭太原之师亦遭内外夹击，大败溃散。晋军乘胜追击，连克邢、洺等州，河北之地尽归晋国，与后梁形成隔河对峙之势。魏博之战，以晋军大胜、后梁彻底败北告终。

与此同时，后梁皇室内部矛盾激化，诸子相互猜忌，宫廷政变频发。贞明元年，梁末帝改名朱瑱，其张贤妃逝世之际，其弟康王朱友孜竟遣人谋刺梁末帝，事败被杀。此后，梁末帝愈发疏离宗室，宠信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等人，朝政大事多与他们商议，每次出征亦必遣其监军。赵岩等人仗势卖官鬻爵，离间将相，朝中乌烟瘴气，人心涣散。老臣敬翔、李振等虽居相位，然其言多不被采纳，李振更以病为由，避祸不出。自此，后梁政事愈发混乱，终至灭亡。

贞明四年，李存勖挥师南下，欲灭后梁，两军相持于濮州。晋军进至胡柳陂，与梁军激战，梁军骑军败退，冲散晋军阵脚，晋将周德威阵亡。然晋军勇猛反击，大败梁军步兵，伤亡惨重。此役虽使晋军元气大伤，但梁晋战争亦暂告一段落。

龙德元年（921年）春，李存勖正欲称帝之际，镇州王镕突遭部下张文礼暗算，命丧黄泉。张文礼野心勃勃，竟勾结后梁与契丹，企图颠覆天下大局。晋军迅速进围镇州，梁军贼心不死，企图趁虚而入，却不料反被晋军勇猛击退，梁军伤亡惨重，折损两万余众。

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终成正果，称帝建唐，国号大唐，史称后唐。自此，后梁逐渐显露颓势。同年闰四月末，梁军正忙于西攻泽州之际，唐军巧妙部署，大将李嗣源率领五千精锐骑兵，突袭郓州，翌日清晨便成功占领。

后梁朝廷急令王彦章、段凝等将领，调集十万精锐之师，北上讨伐后唐。唐庄宗亲自披挂上阵，率军在杨刘与梁军展开激战。经过一番浴血奋战，王彦章兵败中都县，被俘后英勇就义。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李嗣源率领的唐军势如破竹，逼近开封。后梁末帝朱瑱的朝臣们纷纷逃离，甚至连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也被部下盗走，献给了李嗣源。朱瑱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日夜痛哭。

戊寅日，皇甫麟因愧疚难当，欲自杀以明心志，朱友贞却竭力阻拦。两人相对恸哭，情感交织。最终，皇甫麟决心斩断这乱世纠葛，杀死朱友贞后自刎身亡。此日正值龙德三年十月初八（公元923年11月18日），朱友贞终年三十六岁，命终乱世。次日，唐军兵临城下，王瓒无奈开城投降，后梁王朝宣告终结。 后唐 后唐，这一璀璨而短暂的封建王朝，于公元923年至936年间，屹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长河之中。该王朝由英勇的沙陀族创立，定都于洛阳城（今河南洛阳），历经风雨沧桑，共计一十四年。

追溯其起源，中和三年（883年），沙陀族将领李克用因在收复京师长安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被朝廷赐封为河东节度使，治理太原府。随后的中和四年（884年）与大顺二年（891年），李克用两度荣膺“陇西郡王”的封号，威名远播。

乾宁二年，李克用再受晋王册封，自此他便以河东为根基，割据一方，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晋国。然而，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自立，建立后梁，李克用则坚守旧制，继续沿用天祐年号，使晋国成为后梁北方最为强大的威胁。

天祐五年（908年），一代雄主李克用与世长辞，其子李存勖继承父志，登上晋王之位，继续领导晋国走向新的辉煌。

天祐七年（910年），朱温野心勃勃，意图一举荡平义武军与成德军，遂发大军征伐赵地。然而，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在强敌压境之际，独木难支，无法抵挡住后梁大军的猛烈攻势，无奈只得向邻国晋国发出求救之信。同时，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亦识时务，遣使表明归附晋国之愿。李存勖审时度势，果断派兵驰援赵地，于柏乡与梁军展开激战，终以雷霆万钧之势大败敌军。此役过后，义武军与成德军皆心悦诚服地归附于晋国麾下，晋国势力由此日渐壮大。

天祐八年（911年），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公然僭越称帝，改元应天，国号“燕”，史称“桀燕”。李存勖以平叛之名，挥师北伐，誓要荡平燕国。天祐十年（913年），晋国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灭燕国，并将叛逆之首刘守光擒杀于太原城下。此役胜利后，河北之地尽归晋国所有，为日后南下灭梁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祐十二年（915年），天雄节度使邺王杨师厚逝世，梁末帝为加强集权，意图将魏博地区一分为二。此举立即激起魏博军民的强烈反抗，纷纷以州县为单位归降晋国。经过一番激战，魏博诸州最终尽入晋国囊中。自此，河朔三镇尽归晋国统治之下，梁晋之间的形势发生逆转，晋国由原先的弱势一方蜕变成为叱咤风云的强国。

天祐十五年（918年），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征讨后梁，两军于河南胡柳陂一带展开激战。虽然晋军一度陷入困境，但最终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精湛的战术反败为胜。然而，此役也导致晋军伤亡惨重，无力继续进攻汴州。

天祐十八年（921年），赵国发生内乱，赵王王镕不幸为其养子张文礼所害。李存勖闻讯后，立即派兵讨伐叛逆。然而，张文礼在病榻上一命呜呼，未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天祐十九年（922年），李存审率部攻陷镇州，将张文礼之子张处瑾斩首示众，自此赵地彻底归入晋国版图。

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于魏州荣耀登基，遂将天祐年号革新为同光元年，并承袭“唐”之国号，彰显其承前启后之志。同时，追尊其父祖三代为帝王，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共尊为七庙之祖，以昭告天下，自己乃唐朝正统血脉之继承者。此举旨在树立权威，稳固新政，史学家因而称此政权为后唐。

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亲自统帅大军，由杨刘地界渡过黄河，直抵郓州。他委派部将李嗣源担任前锋，率领精锐先行突击。当夜，唐军迅速穿越汶水，次日晨曦初露之际，便与梁将王彦章不期而遇。经过一场激战，李存勖大获全胜，并成功攻克中都（今山东汶上），生擒王彦章。

此役过后，李存勖深谙兵贵神速之道，采纳了李嗣源关于迅速进军汴州的建议。他命李嗣源率领前锋部队连夜出发，自己则率领主力紧随其后。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进至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时，梁军将领眼见大势已去，纷纷选择不战而降。后梁皇帝朱友贞见援兵无望，绝望中自杀身亡。随后，唐军抵达汴州，守将王瓒无力抵抗，开门投降。不久，段凝率领五万大军抵达封丘（今属河南），亦选择归顺。至此，后梁王朝彻底覆灭。

李存勖入主汴州后，对原后梁官员进行了严厉惩处。他将郑珏贬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降为登州司户参军；同时，处死了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等人，并灭其家族，以儆效尤。

然而，李存勖登基之后，宦官势力却再次抬头。他身边聚集了近千名宦官，且将宦官任命为监军，用以牵制军中将领。李存勖逐渐沉迷于伶人和宦官的谗言之中，对宿将们产生猜忌，导致军中人人自危。即便是对忠心耿耿的大将李嗣源，李存勖也未能免俗，产生了不应有的疑虑。

同光二年（924年），南汉国主刘龑听闻李存勖灭梁的消息后，心生恐惧。为探明虚实，他派遣使者携带贡品进贡唐朝。使者何词返回南汉后，向刘龑汇报称：李存勖“骄淫无政，不足畏也”。这一情报无疑给了刘龑一颗定心丸，使他暂时放下了对唐朝的戒备。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庄宗李存勖决定趁胜追击，进一步扩大唐朝的疆域。他命令魏王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统领六万大军，自凤翔出发，穿越大散关入蜀；同时，任命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领荆南军攻取夔州、忠州、万州等地。

同光三年十月之际，李绍深马步军都指挥使英勇骁战，威武城遂告攻克；与此同时，蜀中大将王承捷亦携凤、兴、文、扶四州之地，诚心归顺大唐。唐军声威大震，长驱直入，李继岌兵锋直指兴州，蜀将宋光葆见势不妙，遂率梓、绵、剑、龙、普五州之地，亦降于唐。随后，蜀国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等人皆识时务，纷纷献城以降，归顺大唐。

然而，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却抱有殊死一搏之志，意图出秦州击唐军。然天意难违，二人兵马行至茂州，仅余两千残兵。安重霸眼见大势已去，遂以秦、陇二州之地，亦降于唐。与此同时，高季兴亦乘势而起，率水军逆流而上，攻打施州。然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早有防备，以铁锁断绝长江航路，大败荆南军，高季兴只得乘轻舟仓皇逃遁。

不久，张武闻北路唐军大捷，心知蜀国已无力回天，遂以夔、忠、万三州之地，亦降于唐。十一月，唐军昼夜兼行，势如破竹，至利州时，王宗弼闻风丧胆，弃城西逃。李继岌则率大军乘胜追击，向剑州、绵州、汉州一带推进。蜀国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亦识时务者为俊杰，以遂、合、渝、泸、昌五州之地，归顺大唐。

当李绍琛率军抵达绵州之际，适逢绵江浮桥被蜀兵破坏。然李绍琛不为所动，乘蜀兵溃败之机，率大军骑马渡江，勇闯鹿头关，攻克汉州，直逼成都。十一月下旬，李继岌率大军兵临城下，成都岌岌可危。翌日，蜀主王衍见大势已去，无奈出降，前蜀至此宣告灭亡。

同光四年（926年）二月，皇甫晖于邺都燃起叛乱之火，李存勖迅即派遣李嗣源挥师讨伐。然而，事态陡转直下，李嗣源所部竟于魏州城下发生哗变，转而与叛军联手，一致拥戴李嗣源登基称帝。李嗣源初时虚与委蛇，借故逃离魏州城，招募散落士卒。随后，在女婿石敬瑭及部将安重诲、霍彦威的策动下，毅然举兵反旗。

李存勖闻讯，急令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领精锐骑兵扼守河阳桥，誓死保卫京城。同时，不惜重金，以金帛厚赏诸军，亲身披挂上阵，率领大军疾驰汴梁，然而时运不济，途中获悉李嗣源已抢先入主汴梁，只得仓皇折返。途至荥阳，随行士卒已大半离散。及至洛阳，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又率部叛乱，与城内驻军展开激战，局势愈发动荡不安。

同年四月初，李存勖亲临战场，率近卫骑兵奋勇杀敌，不幸中流矢身亡。次日，李嗣源顺利进驻洛阳，被群臣推举为监国，不久后于李存勖灵前正式登基称帝，并将同光四年（926）更名为天成元年。

天成元年（926），霍彦威与孔循提议更换国号，李嗣源以兄终弟及之礼为由婉拒。丙申之日，李嗣源毅然下令处斩租庸使孔谦，以儆效尤。天成四年（929）六月，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高从诲，心怀诚意，上表请归朝廷。李嗣源见其忠诚可嘉，遂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共襄国政。

天成五年（930），李嗣源举行盛大的祀圜丘仪式，大赦天下，并改元长兴。此举昭示着新政权的稳固与繁荣，百姓日渐富裕，后唐国势渐显中兴之兆。然而，明宗晚年，国内乱象初现，政权稳定面临挑战。

长兴元年（930）十一月，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亦上表请归，李嗣源嘉其诚意，任命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兼中书令，共谋国家大计。同月，契丹国东丹王耶律倍归顺后唐，李嗣源以天子仪卫隆重迎接，赐其新姓名，并委以重任，彰显其归化诚意。

长兴二年（931）六月，李嗣源为振兴法制，复置明法科，此举深得民心，国家法度日益严明。在明宗统治时期，后唐国势显著回升，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实则暗流涌动，明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浮现。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一场宫廷政变悄然爆发，秦王李从荣因谋反之罪被处死。当时李嗣源病重，仍心系国家大事，急派宦官孟汉琼前往邺都召李从厚回京。不久，李嗣源病逝，秘不发丧长达六日之久。十二月初，西宫发丧，李从厚即皇帝位，改长兴五年为应顺元年。

闵帝即位后，疑忌潞王李从珂与石敬瑭，二人成为其眼中钉。闵帝先罢黜李从珂之子李重吉的控鹤指挥使之职，外任亳州团练使，又将李从珂改镇河东，同时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改镇成德，成德节度使范延光改镇天雄，并让自己的堂兄弟李从璋调任凤翔，接替李从珂的节度使职务。李从珂在部下的鼓动下，拒绝接受朝廷命令，毅然起兵反抗。

应顺元年（934年）三月，朝廷大军压境凤翔城，李从珂被逼至城头垂泪陈情，哭诉自身清白，痛斥奸人陷害。此时，禁军将领杨思权，为谋一己私利，煽动军心，率众倒戈相向，投诚李从珂麾下。李从珂不惜倾尽凤翔府库之财以犒赏三军，并誓言攻下洛阳后，必有重赏以待。潞王大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长安、华州、陕州，禁军将士纷纷归心潞王。闵帝见势不妙，仓皇逃往魏州，途中遭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石敬瑭果断出手，诛杀闵帝亲随，将其软禁于卫州，局势一时动荡不安。

同年四月，李从珂挥师入主洛阳城。宰相冯道率百官劝进，李从珂故作推辞之态。次日，曹太后下诏废黜李从厚为鄂王，任命李从珂为监国。不久，李从珂即皇帝位，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开启新的统治纪元。

清泰二年（935），末帝为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屯兵代州。然石敬瑭野心难抑，清泰三年（936），末帝调其为天平节度使，意图削弱其兵权，石敬瑭却拒不奉诏，公然反叛。他还上表朝廷，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要求禅位于许王。末帝闻讯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双方矛盾彻底激化。

五月，末帝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征讨石敬瑭。唐军迅速包围太原，筑长围以困晋阳。石敬瑭眼见局势危急，遣使向契丹求援，许以割地称臣之利。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铁骑驰援石敬瑭，唐军与辽晋联军在团柏谷展开激战，结果唐军大败，死伤惨重。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军一路南下，直逼京师洛阳。沿途唐军将领纷纷倒戈相向，安审信、安重荣、张万迪等将领皆归降石敬瑭，后唐统治岌岌可危，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清溙三年（936）十一月，末帝眼见大势已去，携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决意自焚以殉国难。火光冲天而起，后唐王朝随之覆灭，一代王朝就此终结。

后晋 后晋，自后唐清泰三年（936年）起，由石敬瑭承蒙契丹册封之荣，开启其历史篇章，直至后晋开运四年（947），契丹挥师南下，后晋终焉，其国祚绵延十一载。初时，王朝定都于繁华之洛阳，后又迁都至开封。

清泰三年（936年）盛夏之际，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暗结契丹，不惜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更以幽云十六州为交换筹码。在契丹的扶持下，石敬瑭于太原僭越称帝，建立新朝，国号晋，后世称之为后晋（天福元年）。不久后，他率军攻入洛阳，一举覆灭后唐。然而，石敬瑭这般割地称儿的行径，引来了无数人的谴责，连昔日的亲信也对此嗤之以鼻。这一行为不仅败坏了他的声誉，更为后晋的日后覆灭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石敬瑭的父亲石绍雍早年便追随李克用南征北战，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忠诚，成功地奠定了洺州刺史这一重要职位。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石敬瑭自幼便展现出沉默寡言、稳重沉厚的性格特点，深受李嗣源的赏识。李嗣源对石敬瑭寄予厚望，甚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使得石敬瑭得以在李嗣源的帐下担任要职。

在李嗣源的麾下，石敬瑭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智慧，逐渐崭露头角。他历任保义、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重要职务，在李嗣源帐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李嗣源称帝，建立后唐，石敬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直至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驻守一方。

然而，唐明宗李嗣源的突然离世引发了后唐朝政的剧烈变动。刚刚继位的儿子李从厚尚未稳固政权，便遭到了养子李从珂的兵变胁迫。李从珂急忙召唤石敬瑭前来洛阳商议军国大事，实则企图利用他牵制唐闵帝李从厚。

在前往洛阳的路上，石敬瑭意外地遇到了从洛阳逃出来的唐闵帝李从厚及其随从。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杀死唐闵帝的随从，并将唐闵帝幽禁起来。然后，石敬瑭匆忙赶往洛阳向李从珂请功。最终，李从珂还是残忍地派人杀害了唐闵帝李从厚。

李从珂继位以后，对石敬瑭心生猜忌，认为他是潜在的威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李从珂决定将石敬瑭调离河东这块兴王之地。然而，石敬瑭却坚信自己并无谋反之心，不愿束手就擒。他感到愤怒和不满，认为朝廷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石敬瑭决定谋反。

在此关键时刻，大将刘知远和掌书记桑维翰与石敬瑭心意相通，共同商议反叛计划。他们认为，石敬瑭作为一方诸侯，拥有强大的兵力和影响力，完全有能力对抗朝廷。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石敬瑭上表给唐末帝李从珂，指责他是唐明宗的养子，不应承祀。他要求让位于许王李从益（明宗四子）。这份表章无疑是一份催命符，彻底激怒了唐末帝李从珂。他撕裂了石敬瑭的表章，削去了他的官爵，并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率领三万大军筑起长围攻打太原。

面对后唐军队的猛烈攻击，石敬瑭深知自己兵力不足。为了抵挡这场危机，他迫切需要寻求外部援助。于是，石敬瑭决定向契丹寻求帮助。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对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称“儿”。这一举动无疑为石敬瑭带来了契丹的支援。然而，后唐君臣对契丹的来援却毫无戒备之心。他们没有及早截断雁门诸通道，致使辽太宗所率的军队顺利度过险要地带，进抵太原。在辽太宗的指挥下，后唐军队被大败于晋安寨。五万大军被包围在晋安寨内，内无粮草供应，外无援军救援。副使杨光远和大将安审琦曾劝主帅张敬达投降以保存实力但遭到拒绝。他们无奈之中杀害了张敬达并将其全军投降给了石敬瑭。

在后晋天福元年（936年），辽太宗亲自前来授予册书给石敬瑭并封他为“大晋皇帝”。随后在十一月时期石敬瑭在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即位晋高祖正式建立后晋政权。不久之后晋高祖石敬瑭攻入洛阳并迫使唐末帝自焚而死导致后唐灭亡。在天福二年（937年）时期晋高祖将都城自洛阳迁至开封。

石敬瑭在成功夺取后晋帝位之后，为了与契丹达成政治联盟并确保自身安全，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他将幽云十六州，即今日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契丹。这十六州分别为：幽（今北京市）、蓟（今天津蓟州区）、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音归，原属河北怀来，今已被官厅水库所淹）、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山西灵丘）、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

晋高祖石敬瑭之所以将这片战略要地拱手让人，是因为他依赖于契丹的支持以夺取皇位，并试图通过割让领土的方式来巩固与契丹的盟友关系。每年，他除了向契丹贡奉大量的财物外，在契丹国内发生婚丧嫁娶等吉凶庆吊之事时，也从未遗忘过表达敬意与忠诚，派遣使者穿梭往来于晋辽之间，奉上表章，自称臣仆，尊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尽管耶律德光实际上的年龄比石敬瑭还要小九岁，但尊号与礼节上的屈尊降贵，无疑加深了石敬瑭在中原王朝中的耻辱感。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对契丹方面的重要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贿赂活动，包括契丹太后、太弟、诸王、元帅以及重要大臣韩延徽等，都有贿赂相送。每当契丹的使者来到后晋时，石敬瑭总是在别殿恭敬地拜受诏敕，表现出谦卑的姿态。然而，如果契丹使者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往往会言语不逊，表现出傲慢无礼的态度。对于这些屈辱和挑战，晋高祖石敬瑭选择了隐忍不发，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无奈，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在晋高祖统治时期，朝野上下对于这种屈辱的求和政策充满了不满和羞愤。许多大臣们以国家尊严为重，拒绝出使契丹，不愿充当这种屈辱外交的牺牲品。兵部尚书王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他被晋高祖委派出使契丹，向辽太宗献上徽号时，王权因耻于向辽太宗跪拜而坚决抗命，宁愿丢掉官职，也不愿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他的坚贞不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晋朝廷内部对于这种屈辱外交的抵制情绪。

天褔二年（937年），风云激荡之际，天雄节度使范廷光在魏州掀起了反叛的狂潮。石敬瑭遂派遣大将杨光远领兵征讨，岂料杨光远自恃功高，不仅未遵号令，反而临阵倒戈，加入叛军之列。与此同时，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亦因不堪契丹的欺凌与压迫，愤而举兵反叛，一时间烽火连天，战火纷飞。

在平定这场叛乱的艰苦征途中，石敬瑭的几个英勇儿子相继捐躯沙场，为国尽忠。而石敬瑭本人，虽竭尽全力却仍未能扭转乾坤，最终在众人的非议与唾弃中，带着忧郁与遗憾离开了人世。

尽管石敬瑭未能亲自平定这场叛乱，但他的离世并没有结束这场纷争。相反，他的逝世反而使得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在石敬瑭去世后，其养子石重贵继位（开运元年）。石重贵对契丹的政策进行了改变，他不再向契丹称臣，只称孙不称臣，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辽太宗耶律德光。

自公元944—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凭借强大的骑兵和军事力量，连续不断地率军对后晋发起南下进攻。这期间，后晋虽然曾经奋勇抵抗，取得了两次重要的战役胜利，但终究未能抵挡住辽军的强劲攻势。特别是在辽军第三次南下时，后晋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将杜重威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投敌叛变，率领主力部队倒戈相向，使得辽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攻破了后晋的首都开封。这一事件导致了后晋皇帝石重贵全家被俘虏，整个后晋王朝也随之灭亡。 后汉 后汉（947—950年），五代十国时期五代的第四个政权，是由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鼎足而立。其都城设在东京开封府，即今日之河南开封，繁华之地，汇聚四方之气。然而，后汉政权国祚短暂，仅历三载，便匆匆落幕，如梦似幻，终成一曲悲歌。

公元947年，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政权席卷中原，后晋政权顷刻间覆灭。然而，契丹兵士的烧杀抢掠之举，却令民心尽失。无奈之下，辽国只得扶持一名傀儡皇帝以维系其在中原的统治，随后便携带着丰厚的财物钱粮与后晋晋出帝石重贵匆匆撤离，返回北地。

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洞察时机，以营救晋出帝为名，乘中原空虚之际，悄然渡过黄河，潜入洛阳。他果断斩杀辽国所立的傀儡皇帝，彻底断绝了后晋官员的复国之望。同年六月，刘知远在开封登基称帝，开创新朝，定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并将天福十三年更名为乾祐元年，以此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刘知远称帝后，为凝聚民心，深纳皇后李氏之睿智良策，毅然摒弃了往日括民犒军之旧习，转而慷慨解囊，将宫中珍宝悉数赏赐于英勇将士。此举一出，民心迅速安定，众将士士气高昂。

未几，见时机已然成熟，刘知远果断挥师南下，自汾水而发，兵锋所指，洛阳、汴京两地皆望风披靡，一举收入囊中。中原地区至此尽归其所有。

为进一步稳固中原之基，刘知远下令魏州节度使杜重威移镇归德（今河南商丘），以加强边防。然，杜重威恃强而骄，拒不从命。刘知远闻讯，遂遣精兵良将出征讨伐。然，魏州城坚粮足，久攻不下，我军伤亡惨重。在此困境之下，刘知远只得派人前去招降。杜重威见城内粮草日渐匮乏，终是无力再战，只得出城投降。至此，中原地区得以全面平定。

刘知远成功平定中原后，政权表面看似稳固，实则阶级矛盾重重，隐患早已在称帝之初悄然埋下。那些昔日的僚佐，如今均为朝廷重臣，各自执掌要害部门，权力显赫。杨邠与郭威身居正副枢密使之位，苏逢吉与苏禹担任宰相之职，王章执掌三司使权柄，而史弘肇更是兼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与平章事，位高权重。

然而，这些朝廷大员中，除郭威外，余者皆为粗鄙无知之辈，贪婪残暴，无恶不作。他们身居高位，却不知体恤百姓，反而肆意欺压，令人发指。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亦是如此，甚至比中央官员更加残暴无度。

以青州节度使刘铢为例，他执法极为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称之为“合欢杖”，残忍至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根据犯人年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此等行径，谓之“随年杖”，实乃丧尽天良。

又如卫州刺史叶仁鲁，他在捕盗之时，往往滥杀无辜，将普通平民当作盗贼随意杀戮。甚至对无辜之人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他们痛苦挣扎，哀号数日而死，其行径令人发指。

再观西京留守王守恩，他为了聚敛钱财，不择手段，胡乱收税，税目繁多，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是上厕所、上街行乞等细微之事，也要缴纳税费。甚至死人的灵柩，若不交钱，也不得出城埋葬，简直视人命如草芥。有时更是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其恶行可谓罄竹难书。

因此，后汉的统治被誉为五代十国中最残暴的政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困苦不堪，甚至卖儿鬻女都无法维持生计，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公元948年正月，刘知远身患重疾，命数将尽，难以扭转内部纷乱的局势。他召集史弘肇、王章、郭威等重臣，托付孤幼的刘承祐（即汉隐帝），随后驾鹤西去，将一个风雨飘摇的汉王朝留给了这位尚显稚嫩的帝王。

刘承祐年纪尚轻，朝政大权被一众功勋卓著的老臣如杨邠、史弘肇、王章、郭威所掌控。武夫们执掌国政，对文臣多有轻慢与歧视，导致了内部矛盾愈演愈烈。朝中武将们个个气焰嚣张，议政之时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使得汉隐帝倍感压抑与无奈。

李太后之弟李业曾谋求宣徽使之职，刘承祐与李太后私下向杨邠咨询，却遭其坚决反对。刘承祐欲立所宠妃子耿夫人为皇后，再次遭杨邠反对；耿夫人离世后，刘承祐欲以皇后之礼厚葬，亦被杨邠所阻。刘承祐因此勃然大怒，加之身边奸佞之人的谗言挑拨，终于在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下令诛杀杨邠与史弘肇等重臣。

随后，刘承祐又派遣使者赴魏州（今河北大名西），意图诛杀郭威。然而郭威却愤而起兵反叛。同年十一月中旬，郭威率大军渡河而来，刘承祐急忙调遣开封尹侯益、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等人领兵迎战。同时，他派出宦官鸗脱前往侦察郭威军情。不料鸗脱竟被郭威军擒获，郭威便利用鸗脱传递消息，要求刘承祐将李业等人送交军中处置。刘承祐接到奏章后，将信将疑地展示给李业等人看，李业等人见状，纷纷断言郭威的反状已明，于是刘承祐下令将郭威在京城的家属全部处死，甚至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郭威率领大军抵达汴京城下，刘承祐亲赴城外刘子坡观战。后汉军队大败亏输，刘承祐于次日清晨仓皇逃回城中，却不料被开封尹刘铢拒之城外。走投无路的刘承祐只得带领苏逢吉、聂文进和茶酒使郭允明等人向西北方向仓皇奔逃。在逃亡途中，郭允明眼见形势危急，竟暗下毒手，将刘承祐刺死。至此，后汉灭亡。 后周（一） 后周，自公元951年至960年间矗立于历史长河之中，乃由后汉枢密副使郭威之手缔造，定鼎东京开封府。然而，命运多舛，两代贤明之主皆英年早逝，致使王朝根基动摇，终在短短十载间黯然落幕，徒留后世无尽感慨。

郭威，出身于刑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之地，身为汉族子民，字子仲。年幼之时，遭遇战乱纷飞，父母相继离世，幸得姨母悉心抚养，方得成长。自幼喜好武艺，钟爱仗义之举，常助人打抱不平，尽显英勇本色。幼时历经战乱与颠沛流离，使得他深切体察百姓之苦，深知民间疾困。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称帝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倡导节俭之风的重要动力，为其治国理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

郭威年方十八，正值青春热血之际，恰逢泽潞节度使李继韬广募壮士。告别慈爱的姨母，他毅然而去，响应招募。自幼习武的他，身形魁梧，英气逼人，武艺超群，李继韬一眼便相中其不凡之姿，遂收为贴身亲兵。

李继韬对郭威颇为器重，不仅悉心栽培，更令其研读兵法古籍，于实战中历练成长。郭威不负所望，每次征战归来，都细心总结得失，军事才能日臻精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备受赞誉的年轻将领。

然而，天下大势，变幻莫测。不久，泽潞地区陷入战火纷飞的境地，李继韬不幸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败，部众星散。郭威亦身陷其中，但他凭借过人的武艺和才华，再次受到庄宗的青睐，被提拔为亲兵，继续书写他的传奇人生。

好景不长，同光四年（926年），李存勖因叛军流矢陨落，郭威的命运亦随之跌入谷底，沦为一介普通小兵，才华难以施展。某日，他途经驿馆，偶遇因返乡受阻而滞留此地的柴氏一家。柴氏见郭威虽衣衫破旧，但气宇非凡，遂命人将其请来交谈。经过一番深入交流，柴氏愈发觉得郭威非寻常之辈，遂下定决心，要将自己托付给他。

然而，柴氏的父母对这位落魄小兵并不看好，但在女儿的坚定意志面前，也只得无奈应允。郭威正处于事业低谷，意外收获佳人芳心，自是喜出望外，当晚便与柴氏在驿馆喜结连理。

婚后，在柴氏及其家人的大力支持下，郭威逐渐站稳脚跟，自立门户。他迅速拉起一支精锐之师，并在乱世中崭露头角。经过一番波折，他终被后晋大将刘知远赏识，收归麾下。在多次与契丹的激战中，郭威凭借卓越才能，以少胜多，屡建奇功，赢得了刘知远的信任和器重。

随着后晋政权的建立，刘知远升任河东节度使，郭威亦随之升迁，成为朝廷重臣。然而，命运多舛，公元947年，后晋被契丹覆灭，局势骤变。郭威审时度势，与诸心腹及佐僚共谋大计，拥立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政权。作为开国功臣，郭威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掌兵马大权，辅佐刘知远稳定政权，为后汉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事事难料，仅过一年，刘知远病逝，郭威再次肩负重任，成为后汉托孤大臣，辅佐年轻的刘承佑登基。

刘承祐荣登帝位之际，苏逢吉以宰相之尊主政，枢密使杨邠掌舵机要政务，郭威勇挑征战之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坐镇禁兵之职，三司使王章精擅财政调度。然这些庙堂之上的权臣们，多行专断，各自为政，致使朝政纷乱，犹如一盘散沙。在这群武夫之中，唯独郭威独具慧眼，深知文臣之重要。

彼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等恃兵自重，相继举兵反叛。乾祐元年（948年），刘承祐命郭威领兵出征，以定叛乱。郭威临危受命，率军至河中，立即布置防线，筑栅筑垒，分兵合围。李守贞屡次试图突围，均被郭威巧妙化解，双方相持日久，城中粮草渐尽。郭威遂趁势下令四面夹攻，一举攻克城中，李守贞走投无路，自焚身亡。随后，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亦相继归顺，后汉政权由此转危为安。

郭威继而挥师北伐，大败契丹敌军，战功卓著，得以进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并兼任枢密使，河北诸州郡皆受其节制。然而，乾祐三年（950年），朝廷风云突变，刘承祐与亲信李业密谋诛杀前朝重臣，其中包括宣徽使王峻及郭威等人。同时，亦密令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诛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然而，李弘义却将密诏泄露给王殷，王殷闻讯后立即派人向郭威告警。

郭威见势不妙，急中生智，采纳谋士魏仁浦之计，伪造诏书，宣称刘承祐欲借其手诛杀诸将，此举激起群情激愤，众将纷纷推举郭威起兵讨伐，以“清君侧”之名维护朝廷稳定。同年十一月，郭威率兵渡河进发，刘承祐闻讯惊恐，急遣开封尹侯益、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等人率兵迎击。又遣宦官瑽脱潜入军中刺探虚实。不料，瑽脱反被郭威军捕获，郭威利用此机会，迫使瑽脱向刘承祐传书，请求将李业等人绑送军中治罪。

刘承祐接到郭威奏章后，竟轻信李业等人之言，认为郭威反状已明，遂下令将郭威在京城的家属全部处斩，甚至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此举激起郭威极大愤慨，决心铲除奸佞，匡扶朝纲。

不久，后汉军在七里坡之战中大败亏输，刘承祐在仓皇逃亡途中被郭允明所杀。郭威趁势率兵入京，觐见李太后（李三娘），请其临朝听政。随后，郭威又假意拥立刘氏宗室、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以掩人耳目。然而，在途经澶州时，郭威军中突发兵变，将士们纷纷黄袍加身，拥立郭威为帝。郭威无奈之下，只得顺水推舟，返回开封后逼迫太后授其为“监国”，从而夺得国政大权。

951年，郭威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年号广顺），定都汴京，开启了后周的历史新篇章。

后周（二） 郭威登基后，锐意革除唐末以来之沉疴积弊，重用才德兼备之文臣，以期扭转后梁军人政权之恶名。他崇尚节俭，仁爱百姓，曾对宰相王峻坦言：“朕出身贫寒，幸得为帝，岂敢厚自奉养，以累百姓乎！”他不仅致力于减轻民众赋税负担，更身体力行，倡导俭朴之风，严令禁止各地进献珍馐美馔与奇珍异宝，甚至令人当众将宫中珍宝器玩及奢华用具悉数击碎，慨然曰：“凡为帝王，安用此哉！”

郭威敬拜曲阜孔庙、孔子墓，并敕令修葺孔庙，严禁在孔林滥砍滥伐。他亲访孔子后裔，擢拔其入仕，彰显尊崇圣人、以儒治国之志，为后周治国奠定深厚思想基石。

郭威在位期间，于改革累朝弊政方面成就斐然。他废除后汉所设之额外苛税及中唐以来地方官进奉之“羡余物色”，废止后晋、后汉之酷刑，允许民众与蕃人自由交易，遣散诸州散从亲事官等冗员，适度放宽对盐、酒、皮革之禁令，并废除京城内无定额之僧尼寺院等。为恢复农业生产，郭威更是采取有力举措，将无主田土授予归附中原之幽州饥民，并免除其赋税，同时分配田地予现佃户作为永业田，使得编户数量大增三万余户。他鼓励农民垦荒为永业，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之积极性。

郭威之治国理念，旨在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其所推行之改革举措既全面又深入，成效显著。概而言之，主要包括提倡俭朴生活、整顿吏治纲纪、减轻民众压迫剥削、招抚流民组织生产、治理河患灌溉良田以及为统一大业而积极备战。郭威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改革与统一战争，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除却利国利民之改革举措外，郭威个人亦极重节俭，力求减轻民众负担。他生活简朴，衣食住行皆从俭，严令禁止各地进献美食土产及珍宝。他对大臣们说：“朕出身微贱，尝尽人间百味，历经家国沧桑。今虽贵为天子，岂敢贪图享乐而累及天下苍生！”他不仅拒收宝物入宫，更命人将宫中珠宝玉器、金银床凳及饮食用具等数十件珍品当众击碎于殿堂之上，慨叹道：“帝王焉能用此等物哉！”

在治国理政方面，虽郭威具备卓越才能，然他仍谦逊地重用有才德之文臣，以改变后梁以来军人政权之恶劣形象。他对文臣们谆谆教导：“朕起于行伍之间，不通文墨，亦乏治国安邦之策。文武百官若有利国利民之良策，当直言无讳，勿以虚饰之词敷衍塞责。”

郭威之精心治理使得后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呈现出国富民强之新气象，为后周世宗继承并发扬其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953年寒冬时节，一代英主郭威因病沉疴缠身，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决定传位于自己的义子柴荣。他寄望柴荣能够承继大业，继续开疆拓土，保国安民。不久之后，郭威便驾鹤西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代明主的辉煌岁月就此画上了句号。 后周（三） 柴荣即位伊始，北汉主刘崇得知后周太祖郭威驾崩之讯，欣喜异常，遂遣使联络辽国贵族，意图联兵南下侵犯中原。柴荣不畏朝臣异议，毅然召开御前会议，决意亲自领兵迎战，对群臣慨然道：“刘崇乘我大丧之机，轻视朕年幼新立，有吞并天下之心。此贼必自来犯，朕岂可坐视不理？”

公元954年3月11日，柴荣亲临战场，率领大军北上御敌，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之南迎击北汉大军。周军将士心存疑虑，士气低落，然柴荣斗志昂扬，亲自督战。战况初开，周军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竟率骑兵临阵脱逃，致使周军阵脚大乱，步兵千余人被迫投降北汉。面对危局，柴荣毫无惧色，仅率亲兵五十余人直扑刘崇军帐。刘崇正于帐中饮酒作乐，猝不及防之下惊慌失措。周军将士见皇帝如此英勇，斗志立即被激发，大将赵匡胤更是振臂高呼：“皇上如此奋不顾身，我等岂能苟且偷生！”遂与张永德分兵两路，身先士卒，冲杀敌阵。在柴荣与将领们的激励下，周军将士个个奋勇向前，以一当百，终将北汉军击败，令其死伤惨重。

高平之战胜利后，柴荣着手整顿军纪。对于那些临阵脱逃、沿途劫掠的将领，如樊爱能、何徽等人，以及所部军吏以上七十余人，均予以严惩。柴荣采纳禁军大将张永德的建议，痛斥樊爱能等人的罪行，言道：“尔等身居高位，负有重托，却于战时望风而逃，实乃罪不容诛。朕欲一统天下，若军纪不严，纵有骁勇之士、百万雄师，亦难以指挥。”遂下令将樊爱能等人斩首示众。同时，对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将士，如赵匡胤等，予以嘉奖，并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自此，军中赏罚分明，骄兵惰将皆为之震慑，军威大振。

高平一役，柴荣的英勇果敢为群臣所折服，其政治抱负得以顺利实施。依附于辽国的北汉，亦因此战而丧失夺取中原、恢复沙陀政权的野心。同年十一月，北汉主刘崇病逝，其子刘承钧继位，北汉自此无力南征。柴荣返回开封后，亲自主持朝政，大力整顿纲纪，国家日渐安定。

柴荣在继承太祖郭威革弊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政治建设，强化军队训练，积极推进统一战争，为历史进步贡献卓著。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励精图治，革除五代积弊，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959年，柴荣决定亲征收复北方失地。正当他准备继续挥师北上、完成统一大业之际，却在北征途中突患重病，只得停止进军。他在瓦桥关设立雄州（今河北雄县），并任命韩令坤守霸州（今河北霸县）、陈思让守雄州。自知病情严重，柴荣开始安排后事，任命魏仁浦为枢密使兼任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兼任宰相，同时解除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军职，改任其为宰相，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他期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确保自己的儿子柴宗训能够稳固帝位，后周政权得以稳定。然而，他并未料到，日后赵匡胤会篡夺帝位，终结后周王朝。

事实上，柴荣对赵匡胤的提拔与信任，并未能防止其日后的篡权行为。公元959年6月19日，柴荣病逝于滋德殿，年仅三十九岁。同年十一月，他被安葬于庆陵（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郭店村）。柴荣的离世，无疑为后周王朝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按照他的生前安排，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为帝，而赵匡胤则成为后周禁军的最高指挥官，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

忠诚与背叛，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在柴荣离世后的半年内，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便发动了震惊天下的陈桥驿兵变，成功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改元建隆。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一举篡夺后周王朝，消息传至扬州，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勃然大怒，誓言誓复后周之荣耀，遂积极筹措粮草军械，伺机待发。李重进之乱（亦称李重进叛乱）因此拉开序幕。同年四月，泽潞节度使李筠亦起兵反叛，李重进闻讯，速遣幕僚翟守珣前往联络，企图南北夹击，共谋大计。倘若李重进之计成，彼时赵匡胤新朝初立，根基未稳，而李重进军中之威望颇高，胜负实难预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翟守珣竟将李重进之全盘计划悉数泄露于赵匡胤，赵匡胤闻讯后，迅速调兵遣将，一举平定李筠之叛乱。同年十月，赵匡胤亲率骁勇善战之将，如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等，挥师南下，直取淮南。

当宋军兵临扬州城下之时，李重进虽仓促应战，但依旧展现出名将之风范，以劣势兵力与宋军周旋月余，歼敌甚众。然而，终因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李重进终告战败。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面对败局，仰天长叹：“我有愧于周太祖之恩也。”言罢，举家自焚，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后周王朝的悲壮挽歌。

李重进之乱平定后，赵匡胤顺利接管后周王朝之疆域，后周这个曾有望终结乱世的王朝，终究成为北宋崛起之垫脚石，黯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