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杀死我》 第一章 八十年代的婚恋 1985年。

大山深处的一处机械厂里面，正在举办篮球赛决赛。

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五的黑瘦壮年人，轻松晃过面前比他高了大半个头的对手，轻轻把篮球托举进了篮筐里面。

这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也是车工队对钳工队比赛的致胜一球。

比赛结束后，队友们纷纷冲上来与功臣拥抱。

那最后被晃过的大个儿，则懊恼地捶了一下大腿。

球场边，一个中年妇女正踮着脚不住往场内观望。

看那神色，她绝非是一个篮球爱好者。

她是厂里的妇女干部，来这里的目的是找人。

这女人身材略微发福，却有着符合工人阶级时代特点的壮硕背影。

由于长期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一双眼睛显得非常有神。

忽然，她眸光微动，看到了人群中间的目标。

“小石啊，快过来！”

妇人扯开嗓子喊出一声，居然在现场嘈杂的环境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由此可见，这妇人年轻时，唱歌也绝对是一副好嗓子。

那立了功的黑瘦壮年男子有些疑惑，还是老老实实地分开人群，一路小跑来到了妇人身边。

“王主任，您找我？”

被称为王主任的妇人呵呵笑着，凑近被她称为小石的壮年男子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那男子看上去三十来岁的样子，被中年王主任称呼为小石，倒也不算委屈。

小石闻言之后，眼中精光爆闪。

转回头对着球场里面喊了一声：“老王，我有点事，先走了。”

说完，也不等老王回话，就火急火燎地跟着王主任走了。

被称为老王的同志，是个三十出头的健壮汉子，他被小石一喊，下意识地回头，却只看到一个离去的背影。

“小瑞子！嘿，小瑞子，你不领奖啦？”

对于比自己口中的小瑞子大不了几岁的老王而言，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比在厂级比赛中领奖，更露脸更重要的事。

王主任带着小石来到了自行车篷，想了想又对小石说：“你去厂门口等我，我去厂部要个车。”

小石停下手上开车锁的动作，重新仔细把自行车锁好。

“王主任，这不算公车私用吧？”

已然迈出好几步的王主任回头爽朗一笑：“哈哈，谁说我们妇女干部的工作，就不算工作啦？”

小石腼腆地笑，目送王主任骑着自行车离开。

一会儿之后，一辆绿色的BJ牌吉普车停在了厂门口的小石脚边。

王主任从车窗探出头来，打趣小石：“哟，这么短的时间还换了身衣服，业余华侨这个名号，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呢。”

穿着衬衣和西裤的小石仍旧腼腆笑着，没有回话。

王主任也不做那不依不饶的事，爽快地吩咐：“你坐后面。”

小石闻言，欢快地钻进吉普车后座。

山路崎岖又颠簸，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王主任和小石来到了县城的知青商店。

王主任先是安排司机在门口等，随后才拉着小石往商店走去。

小石原本以为王主任是要带他买东西，显得有些抗拒。

最终只是象征性挣扎了一下，便被拉着走上了商店门口的台阶。

“一会儿见到人家姑娘可不能这么腼腆，要大方一些。”

小石这才知道，王主任给他介绍的对象，就在商店里面。

进了商店，小石发现今天的商店没有客人。

里面摆了一张方桌，最靠里面的那个角的两边，已经坐了两个女人。

一个王主任这样的中年妇女，另一个则是看上去双十年华的漂亮姑娘。

中年妇女见王主任进门，赶紧起身相迎。

与她隔着桌角坐的姑娘，则是害羞地低下了头。

王主任与来接她的女人客气了两句，小石才知道对方是知青商店的经理。

这知青商店小石可没少来，却从来没见过店长的真容。

看起来，若非今天的相亲活动，他怕是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商店的领导。

四人分四边在桌前落座，都看着桌上摆着都果盘发愣。

这是一盘应季的山里红，吃起来酸甜爽口。

不过，眼下桌边都四个人，似乎都没有要吃的意思。

王主任率先打破僵局：“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中瑞同志，今年二十九岁。

他生日大，年龄虽然大，但不显老。

他还是我们五星机械厂车工组的技术标兵。

我们厂可是军工企业，你们以后成了家，也算是军人家庭。”

听到“军人家庭”，害羞的姑娘抬起头偷瞄了小石一眼。

在那个年代，许多姑娘都想嫁给解放军，这个姑娘也不例外。

当然，就算是在如今，职业军人也是婚恋市场上的紧俏货，是风靡万千少女的梦中情郎。

小石看到眼前的姑娘那天生丽质的容貌，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心中只冒出来一句，好像电影明星。

好在，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来，不然非得在姑娘面前露怯。

话语权转移到经理手中，她开始介绍自己的店员。

“这是刘桂芳，我们知青商店的售货明星，今年才二十一岁，长得还面嫩。

我们知青商店虽然叫知青商店，但知青集中返城之后，除了已经在本地成家的以外，也没有几个知青了。

这不，小刘就是当地工村的姑娘。

她父母都是矿上的工人，跟你们小石过日子，可不算委屈他。”

是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至少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还远不像之后那么低。

介绍完双方的基本信息，王主任就说要跟经理谈点事，让年轻人自己交流。

也不知道她是有心还是无意，很是自然地忽略了两名当事人年龄差距八周岁这个事实。

好似两代人的相亲对象，根本不知道应该跟对方说些什么。

而经理和王主任说话的音调，又因为性格使然，显得有些尖锐。

小石在商店里的方桌边坐着，隐约听见外面两个媒人在一唱一和。

“姑娘的爸爸可是大矿上的机修班长，矿长见了她爸都客气着呢。”

“我们小石的爹，那是厂里的技术科长，那可实打实有军衔的人。”

“你就是图他爹是个官儿，你才这么上心给他介绍姑娘，对不对？”

“哎哟哟，别说得你大经理做媒，什么也不图似的。”

这时，经理叹了口气，随后便打开了话匣子。

“我也不是不图，那姑娘的妈妈是工村的街道主任。

说是官儿吧，也不算官儿，就是个邻里纠纷的调解员。

就是这活计做多了以后，见得事也就多了起来。

我也不瞒你，你就说前几年旁边堡子男知青跟当地小姑娘睡一起让人堵被窝的事，你也知道对吧？

小刘她娘也是怕闺女越来越大，在家待不住，万一出了那事，这一家人的脸可往哪搁呀。

要不然，我才不让她这么水灵的姑娘，跟你们厂这三十岁的老光棍相亲呢。”

“二十九，二十九！”

王主任赶紧接过话头。

“大几岁怎么了？大几岁知道疼人。

这刘家姑娘嫁过来，可就享福了。

我们小石虽然不到三十岁，那可是七级工了，赚得钱比许多老师傅都多呢。”

经理又叹了口气：“哎呀，这事你还能糊弄得了我？

现在有钱有什么用啊？你买什么不要票啊？要不是政策放宽了不少，我这知青商店差点就黄干净了。”

王经理眼睛一亮，赶紧附和：“是啊是啊，我们是军工厂，只要姑娘身家清白，以后想弄点全国票还不方便吗？

就说这小两口在一块，工业券肯定少不了，随便拿出来几张，还愁换不来想要的东西吗？”

商店内的两个人尴尬地听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石忽然想起王主任叫他大方，不要腼腆，赶紧鼓起勇气找了个话题。

“你们商店今天不营业吗？”

刘姑娘抬起头，有些慌张地回话。

“为了等你。”

小石脸一红，尴尬得不知所措。

小刘赶忙找补：“也不全是，平时就没什么生意……”

话说到这里，又怕小石嫌弃她的工作单位不景气，赶紧闭上了嘴巴。

第一日的相亲活动，就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之中结束了。

回去的车上，王主任问小石，人家姑娘看没看上他。

小石思考良久，最终沉默无言。

回到厂部还车的王主任气急，不住地埋怨小石这个“小哑巴”，果然名不虚传。

但厂长却开导王主任说：“能有这么多外号的同志，人缘错不了。”

在家庭和单位的多方撮合之下，小刘和小石还是领了结婚证。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在小刘家吃饭。

家里给小刘准备了两人份的被褥脸盆等日用品，就当作了大女儿出嫁的嫁妆。

第二天上午，小石家在厂里摆酒。

新房里面纯手工打制的组合家具，就是小石家准备的聘礼。

在儿女婚事上面，石家和刘家格外开明，彩礼与嫁妆尽可能简单实用，且都给机械厂特批给儿女的新宿舍送了过去。

至于说当年流行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和录音机，身为当代潮男的小石婚前就已经拥有。

只需要保证婚后再买一台缝纫机，便算是凑齐了。

婚礼也极为简单平淡，前一日在娘家时，便只请了娘家的客人；后一日到了婆家，便只有婆家的同事。

除了接亲与送亲的亲属以外，娘家和婆家的亲朋，其实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

在娘家时，大家多半只是调侃与嘱咐新娘子小刘几句。

到了婆家这边，婚礼气氛更加平淡，除了向公婆行礼以外，只有一出咬苹果的游戏环节。

没有春宫图这样的婚前性教育，也没有新婚三天无大小的闹洞房表演，小刘和小石不仅结了婚，还在第二年就怀上了一个孩子。

没错，按原计划，那个孩子应该就是我——石福村。

第二章 生前之劫 我母亲“小刘”，不仅仅是知青商店的售货员，还是矿子弟排球队的队长。

是的，矿子弟排球队，是个女子排球队。

因为当时很流行一部日本电视剧，就叫做《排球女将》。

我的母亲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小鹿纯子。

当时我外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我母亲也是通过我二姨自由恋爱的男朋友在职工俱乐部上班的关系，跑到俱乐部的放映室看的这部片子。

为此，她付出了自家妹妹的爱情。

当我母亲收获自己的爱情时，她并不知道新婚妻子应该注意些什么？

对于听着邢燕子事迹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来说，努力奋斗就是她最应该去注意的事。

这样的精神面貌，导致她经常因为训练过度而造成例假不准。

同样，因为例假经常不准，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第一次怀孕，即将成为一个母亲。

在一次扣球之后，母亲忽然觉得下身一阵湿热。

同队的姐妹赶紧围了过来低声提醒母亲，“你来事了。”

母亲请了假去厕所处理，因为出血量异常多，才去了矿上的医务室。

医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关键，却没有办法处理，赶紧跟矿上要了个车，把母亲送去了县城的医院。

县医院的大夫告诉我母亲，她流产了。

孩子虽然尚未成型，却也是一条性命。

我母亲回家之后，伤心难过了很久。

我外婆劝解她说：“小灵，你身体底子好，以后还会再怀的。

再说，现在国家讲究计划生育，你一辈子也就养活一个孩子，怀多了也不让生。”

话语朴实简洁，被我都爷爷评价为，“话糙理不糙”。

当然，在我母亲看来，我那个时任技术科长的爷爷，才是做思想工作的好手。

特别是当她看到我老叔结婚时，老婶从我奶奶那要来了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这“三金”，她忽然觉得自己被骗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才知道我奶奶出身前朝贵族家庭，十六岁之前过得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她曾想过，这样的婆婆，得有多少普通人家没见过的好东西当陪嫁。

当然，只是想想而已。

朴实的母亲从未贪图这些东西，甚至会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些都是封建遗老的东西，不要说用，看都不应该看。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的爷爷答应我的母亲，尽快给她落实铁饭碗的工作。

毕竟，她自己也清楚，知青商店快黄了。

偏偏，我爷爷偷偷向他的三儿媳，也就是我的母亲透露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五星机械厂即将有大动作，这次过去之后，再落实的工作才是铁饭碗。

母亲信以为真，加上婚后从县城边的大矿搬到了山里与我父亲同住，去知青商店上班确实不方便，便专心当起了家庭主妇。

由于前一次的流产经历，排球队都训练也暂时搁下了。

她觉得，她必须趁着年轻生一个孩子，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她也到不了三十岁，到时候的广阔天地，她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最重要的是，她的爱人，我的父亲，马上就三十多岁了，还没当爹呢。

八六年中，我父亲已经过完了三十岁的生日，我母亲也再一次怀孕。

这一次全家非常上心，特意安排我母亲回娘家安胎。

遗憾的是，当时的母亲太过轻敌，选了一个父亲上班的日子，自己一个人赶山路回娘家。

我母亲是业余运动员，体能自然没得挑。

但她出身工人家庭，山路虽然没少走，却并不多么擅长。

在过一道坎的时候，她不小心滑倒了。

仗着在排球训练时总是摔跤，她并没有当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这一次肚子不疼，也没出血，应该没有问题。

赶回娘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外婆煮了一锅热汤面，为自己的大女儿接风。

这个时候，用爱情为家人换来看电视剧机会的二姨，也已经成家。

其实，二姨应该比母亲更早成家的。

只不过是外婆固执的认为，自己的孩子需要按排行顺序出门子，这才耽搁了。

也许是着了凉，更有可能是之前在山上摔了一跤，摔到了肚子。

喝完面汤之后，母亲肚子疼，跑了两趟公共厕所。

在第三次拉稀的时候，几个屁出去的同时，感觉下身一沉……

县医院的大夫再一次做出了诊断——习惯性流产。

外婆家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她却不是心疼女儿一年中连续流产，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亲家交代这个事情。

石家并未就此事刁难刘家，只是让我父亲推着自行车出山来接我母亲。

夏末的天气还有些闷热，父亲请了一天假，特意起了个大早出门。

中午在丈母娘家吃了顿饺子，晚上天黑之前终于赶回了家。

父亲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沉默，一如他“小哑巴”的外号那般。

他精心伺候母亲的小月子，并于这一年年末时，让母亲再次怀孕。

兔年新年过后，母亲检查出已有孕在身。

父亲认为，在安胎这件事上，没有人值得信任。

加之母亲两次流产之后，身体大不如前，经由县医院诊断，居然患上了过敏性支气管哮喘。

所以，父亲固执地要求母亲，一定要在自己家里安胎。

必须要由他亲自帮自己的妻子安胎。

奶奶得知消息之后，特意写了个安胎的方子叫人送来。

好在县医院条件虽然艰苦，中医科却仍然完好，可以抓药。

这一次，是母亲第一次知道奶奶识字，还会写一首漂亮的小楷书。

只不过，工人家庭出身的她，并不清楚这个楷书的价值。

她心目中最好看的字体，还是矿上清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在笔记本上写得瘦金体行书。

在自家安胎，每天除了吃就睡，生活过得不要太安逸。

这使得曾经体重一百出头的大姑娘，迅速增肥为体重接近二百的妊娠肥胖患者。

但这个情况，却被县医院诊断为正常情况。

在母亲怀孕的过程中，有两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他怀孕快七个月的时候，我的二姨生了个儿子，就是我的表哥。

第二件事是，在他怀孕快八个月时，五星厂正式开始军转民搬迁。

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去海津，去造自行车。”

母亲挺着大肚子参与了工厂的搬迁，在离开山里的大巴车上，邻座的妇女一本正经地向她科普。

“大妹子，我跟你说，怀孕这种事，就怕早产。

刚怀上早产，那叫流产:

坐胎了早产，那叫死产。

死产这事可邪性，有句老话叫七活八不活。

我看你这肚子最少八个月，万一这路上一颠簸，大人遭罪还好说，孩子生下来要是个死胎可咋整……”

母亲一路惴惴不安地坐车离开了被她们称呼为“山沟里”的三线厂旧址，来到了海津市。

这里作为当时的三大直辖市之一，明显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三线厂的职工们建设。

不过，心中不安的母亲并没有心情浏览大城市的精神风貌，她耿耿于怀那句“七活八不活”，仔细在心中计算着自己怀孕的日子。

对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的母亲，在等待分房的家属院里面，不止一次向其他大着肚子等待分房的孕妇吐槽过这个经历。

还特意拜托人帮忙打听过，那个在车上遇见的妇女是谁家的媳妇。

也不知道是记忆偏差，还是对方也觉得当日的话说得有些过分，故意躲了起来，母亲一直没有找到那个人。

随后，母亲的精力便多半被牵扯在分房抓阄的事情上无暇他顾，也就渐渐放弃了追寻那个人的念头。

接连两次分房都没有我家之后，母亲把心思动到了我的爷爷身上。

此时的爷爷已经被分到北郊的一处地方，按照“县团级”标准落实了离休待遇。

换句话来说，他虽然只有花甲之年，却因为为后辈“让路”，落实了比较高的待遇。

这也就意味着，他在位置上时，没有为家里谋福利，现在就算想犯错误，也没有机会了。

万幸，厂子里后来为我家建设的家属楼，就在一家医院的边上。

这让母亲和我在看病这件事情上，都方便了很多。

后来的岁月中，这家医院为我和母亲解决了很多大麻烦。

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刻，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我的顺利出生，提供了保驾护航的功能。

只是，我的母亲却不这么认为。

她坚定的认为，进城的那天，她怀孕还不足三十二周。

一定是不到八个月，才没有被那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诅咒成功。

但我对这些印象很浅，那时的我还不能清楚的认知世界，就更别提记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唯一有印象的事情，或许就是母亲孕育我的周期特别漫长，其中还有两次粉身碎骨的恐怖体验。

当然，这份体验也与记忆一般，显得十分模糊不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

我想我应该是记错了，毕竟，谁能拥有自己出生之前的记忆呢？对吗？

第三章 一岁之劫(上) 母亲为自己生产选定的医院，就是新家楼下的医院。

对于母亲来说，条件再好的医院，也不如离家近的这家。

她实在受够了以前那种，想去一趟县医院还需要去公家借车的生活。

同时，这也是她搬来“大城市”之后，少有的几件非常满意的事情。

预产期在1987年9月25日，星期五。

父亲特意让母亲于9月21日便入院待产，因为他害怕我或母亲出现什么意外。

这个举动让医院的医生都很费解，因为在那个年代，老百姓普遍显得有些讳疾忌医。

就算是生孩子，一般都是临盆时才送来医院。

坊间将临产称为“觉病”，不是睡觉得了病的意思，是感觉自己要生了的意思。

这样的产妇，一般送来医院就是急诊，多数会来不及安排产房，也有许多会折腾数个小时至一两天才顺利分娩。

而我的母亲，在妇产科病房住了近一周，送走了十几位同期产女的产妇，这在这家医院的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入院时，大夫仔细询问了母亲既往的病史与家族遗传史。

在她看来，母亲的提前入院极为不寻常。

母亲没有隐瞒自己一惯身体很好的事实，更加没有藏起来自己在老家确诊过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的事情。

医生见母亲除了因为妊娠肥胖而显得有些虚弱以外，似乎并没有气喘的症状，对于母亲的叙述表示出一定的怀疑。

当大夫听说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一直就有哮喘，需要长期使用止喘喷雾之后，才对母亲叙述的病史信了大半。

尤其是看到母亲比一般女性粗重得多的毛发，更加确信母亲接受过这方面的治疗。

不过，对于这年代肯让妻子提前数天便入院待产的父亲，医生出于职业敏感进行了合理怀疑。

医生冷冰冰地做出医嘱：“小县城的诊断在我们这不管用，你最好还是重新做一次检查。”

检查是一定需要检查的，可如何检查在当时似乎有一定的争议。

当时这家医院对气管的检查手段比较单一，只有拍胸片这一条途径。

但，孕妇接受x射线检查这种事，医生本能的觉得有些不妥。

在当时那个时期，对于孕妇是否可以做x光检查，其实具有一定的争议。

尤其母亲又属于已经确诊的病人，医生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较这个真。

万一因为x射线的辐射造成了胎儿的问题，从这家人提前这么早就安排产妇住院的表现看，怕不是不能善了。

医生思考了许久，最终还是开了拍胸片的医嘱。

如今回过头来看看，我个人觉得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当时的法制建设与宣传，远没有如今完善与健全。

医生对于自己最大的保护，只有尽量不要看错病一种手段。

第二，当时患者在医院面前，属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那个年代或许有医闹，但绝对不多。

大部分患者看病，都是全凭医生安排。

医生在看病时的态度和胆量，与如今可谓是大相径庭。

最重要是第三点。

在母亲即将生产的时候，一次x光检查，并不足以诱发已经成型胎儿的畸形，却可以确认母亲的气管究竟有没有问题。

对于医生来说，做这个检查的利，远远大于弊。

当然，我这些推断全部都是马后炮，是我知道我父亲眼睛都没眨便为母亲交了八百块的住院押金，以及在当时并不算便宜的胸片检查费用之后，才做出的推理。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的胸片结果很戏剧性。

那家医院的内科大夫看完之后，沉思了足足一刻钟。

随后才叹了口气，对我父亲说道：“仅凭胸片，我也能看出你爱人的气管和肺部没有什么大问题。

从片子上看，你爱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心脏不太好。

咱们医院这个设备不是特别好，我个人建议你们去医大总院再去看看。”

得知母亲不是哮喘，父亲很开心。

但得知母亲有心脏病，父亲又有些难过。

学历不高的父亲，本能地觉得，心比气管更重要，心坏了，也肯定比气管坏了更难修。

同时，因为母亲疑似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医院对于体重接近二百斤的母亲是否能顺产，持怀疑的态度。

但如果剖宫产的话，医生又害怕母亲出现更大的危险。

这份压力，最终还是给到了父亲身上。

医生对他说，由于医院处于郊区，剖宫产的话，还必须使用“全麻”。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产妇会有很大的风险。

当然，如果担心风险的话，可以选择去市里的大医院。

在那里不光有更加先进的设备，还有更加科学的手术手段。

据说有一种被称为“半麻”的先进麻醉方式，做手术时人还可以是清醒的。

如今看来，所谓的“半麻”，就是硬膜外麻醉，这是一种局部麻醉手段。

虽然在当时看，这种麻醉方式优于全身麻醉。

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其实还是稍显落后了一些。

对于文化水平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来说，做手术时人还醒着，无疑是极为恐怖的事情。

他们在畏惧手术之余，更加畏惧亲眼看到医生把母亲开膛破肚。

如果不去市里的大医院的话，父亲就需要签署很多他根本看不懂的文件。

当然，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就算去了大医院，这个手续也不可能省下。

他们犹豫了，连着拖了三四天也拿不定主意。

在24日下午，忽然有大夫找到我的父母。

她表示，医院周末是休息的，虽然仍然可以住院，但值班医生做不了剖腹产手术，需要我的父母决定是在周五手术，还是继续等待自然分娩的可能。

母亲思考了良久，最终决定周五手术。

父亲想要劝阻，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安慰父亲：“明天之后，你就是孩子的爸爸了，要抗得起事。

如果我没能从手术中回来，那也是我的命不好，你不用自责。

你要想开点，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不是跟着你来到了这么大的城市，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得的其实不是喘病。

人得知足，更得信命。”

父亲是个寡言的人，却并不固执。

至少，我的印象之中，他很听母亲的话。

他在手术确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是父亲能写得好看的字里面，为数不多的三个字。

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医生上班后的第一台。

被麻醉后的母亲感觉自己飞到了天上，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飞着飞着，她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唤她，问她疼不疼。

她仔细感觉了一下，似乎有人在扎她的肚子。

她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哎呀，疼！”

医生表示很欣慰，安慰母亲说：“最后两针，忍一下。”

母亲想抬头看看医生，眼前却被帘幕遮挡。

她恍恍惚惚地歪头，似乎看到好几个人正向手术室的门口走去。

她本能地觉得自己看错了，后来才从奶奶口中得知，那些是来观摩手术的实习医生。

我于八点半前后就成功出生，出生时体重近十斤，导致母亲的剖腹产刀口过大。

由于我的体重巨大，当时接生都医生判断我“肯定能活”，便将我放到一旁，专心抢救术中大出血的母亲。

没有开放气道的我，离开羊水之后完全无法呼吸。

当班的产科护士长在手术室外等了很久，依照经验判断，手术室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等她发现我时，我的小脸已经被憋得紫黑，身体也有些冰手。

我自己都以为，自己在那个瞬间已经死掉一次。

好在护士长没有放弃，把我拎起来抽打了一下。

婴儿的哭声从手术室中传出，手术室里面站了满屋的新老医生才恍然，还有个孩子忘了处理……

好在我活了下来，不然按照“肚子里面的没有人权”的通俗说法，我不知道自己的死会不会得到一个说法。

护士长没有声张，将我擦洗干净，便抱出了手术室。

等候在手术室门口的奶奶，听说这个就是她的孙子之后，寸步不离的跟着护士长。

护士长却好似忘记了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抱着刚出生的我就开始串病房。

不管见到的是医护还是患者，护士长就像显摆自己家孩子一样，不厌其烦地对人家说上一句：“看看，十斤的大胖小子，巨大儿，我们医院接生的。”

挨间病房串了一遍之后，她又抱着我倒着串了第二遍。

这一次，她兴奋地对所有人说：“要生的抓紧啦，这波是男孩。”

两圈过后，奶奶终于如愿抱上了自己的二孙子。

是的，我是石家的二孙子，我上面有个堂兄，是那种在前朝能够继承家业的“长子孙”。

奶奶看着脸色很差的我，小心地询问护士长：“大夫啊，这孩子没什么毛病吧？”

护士长明显在兴头上，高兴地回答：“能有什毛病？我跟你说老太太，这孩子不光没有毛病，他还是剖宫产，剖宫产都孩子都聪明！”

奶奶开心地揭开我的包被，借着重新包裹都机会，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

真好，枪弹都在。

第四章 一岁之劫(下) 我以为我顺利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便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事情。

遗憾的是，前面的危机，其实只是我多舛的一生中很小的一次浪涌。

真正的危机，在之后才会到来。

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被他挂关系的单位，安排去参加了门球比赛。

我爷爷觉得，这个安排非常让他满意。

一方面，他可以和老伙计们凑在一起疗养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不需要伺候他吃喝的奶奶，正好可以去伺候一下三儿媳的月子。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母亲才从手术室里面出来。

这个经历，让我很小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得知，一台手术往往需要数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认为当医生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劳动方式。

由于母亲的大出血，产后的她非常虚弱，暂时也没有奶水。

医院倒是提供了购买奶粉的渠道，可我父亲在又交了四百余元的手术及输血费用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身处穷苦人家的现实。

奶奶没有多说什么，帮我买回了奶粉。

后来听说，当时的奶粉也要票，唯有医院推荐的这个地方不要。

其实，并不是真的不要票，不过就是有人出售奶粉票，再让你拿着买来的奶粉票去买奶粉。

时间久了之后，流程太过熟练，在老百姓眼中看起来，就是溢价购买不用票的奶粉。

好在，我的母亲身体底子很好，三天便恢复过来。

顺便，在奶奶特意托人买来的小拇指大小的鲫鱼熬出的鱼汤帮助下，还完成了成功“下奶”的壮举。

随后，我便过上了“混合喂养”的日子。

而我一岁之前最大的危机，恰恰就发生在母亲恢复身体这三天里面。

当时的医院，布局很像后来我念书的学校。

长长的走廊里面，大多数房间都是多人间病房，只有走廊中间的位置，有一个混合了厕所功能的水房。

如今的眼光看，这样很不卫生，也没有什么隐私性可言。

但在当时，主要是可以用上自来水的地方，就能算是个好地方。

不过，这个自来水，其实也只有冷水。

如果想用热水，需要去医院后院的锅炉房。

烧锅炉是季节性职业，一般冬季才有人专职烧锅炉，顺便为全院供暖。

夏天的时候，烧锅炉的工人便有“白拿钱”的可能。

一方面为了不白养一个闲人，另一方面也为了不让锅炉工人夏天勒紧裤带过日子，医院决定让烧锅炉的师傅同时值守太平间。

夏天的时候，师傅在太平间值守，一天两次回来为锅炉点火，好给院里的带饭的职工热一下饭。

顺便，也帮需要热水的人灌一下开水。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住院，需要准备暖瓶。

因为医院只租给你一个暖瓶，一天只能打两次热水，一个暖瓶很多人会不够用。

冬天的时候，锅炉工人便专注烧锅炉，停尸房那边便没有人值守。

现在看来，这属于安防隐患。

但在那个年代，你要说有人会去偷尸体，怕不是没有人会信。

那个地方，又阴森又晦气，大冬天谁会愿意去冷柜里面拖出来一个死人呢？

更何况，医院的太平间也不是总有尸体停放。

大部分病死的人，三两天就会被家属安排去殡仪馆火化。

当然，后来也是因为这种轻敌大意，总是引发事情，这才把此地着重监管了起来。

回想起我小时候还经常干“勇闯太平间”的事情，就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楞。

正因为锅炉师傅经常需要同时干两个工作，比如既要热饭又要派热水，导致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恶劣。

不过，这难不住我的奶奶，她只用一句话就跟锅炉师傅套了近乎。

那就是，“我大儿子也是烧锅炉的，他是轧钢厂的。”

奶奶的年纪，说这话可不算占人便宜。

更何况，奶奶很清楚烧锅炉的辛苦，知道人长年在火前烤着的艰辛。

锅炉师傅跟奶奶很合得来，总是跟奶奶说，晚上要是用热水也可以找他。

正是这个“晚上用水”，用出了问题。

我出生的第二日，因为白天洗尿褯子用了太多水，晚上冲奶粉时，热水就显得很不够用。

原本，孩子喝奶这种在大人眼中看来，不过“一酒盅热水”的事，一起住院的人互相拆兑一下，也就就和过去了。

无奈，当时病房中的产妇只剩下母亲和一个白天才刚刚入院的。

那家人几乎没有住院的经验，晚上洗漱用的热水，都还是跟我家借的。

奶奶知道，动用社会关系的时候到了。

而且，她一个老太太，自认不怕半夜出去与陌生男人相见。

更何况，对方还是个有正式工作的人。

锅炉师傅只是工作忙的时候烦躁，其实人不坏。

尤其是看到奶奶抱着嚎啕大哭的我，知道奶奶遇到难处了，非常爽快便帮了忙。

奶奶打了满满一暖壶开水回来，给我沏了奶粉之后，还剩下很多。

这来回一折腾，奶奶便失去了困意，想着哄我睡觉时，自己也找找盹。

不成想，我和奶奶都是越呆越精神。

奶奶想了想，觉得明天白天母亲说不定可以帮忙看着我。

实在不行，这周歇“小周末”的父亲，周日正好歇班，也可以过来帮忙。

越想越觉得明天白天有机会休息的奶奶，一手抱着我，一手端着盛放了傍晚没来得及洗的尿褯子的脸盆，走向了水房。

寂静的走廊里没有别的声响，吃饱了的我甚至只顾着看周围那模糊不清的世界，根本没想着咿呀几句。

只有奶奶的脚步声，轻轻摩挲着地面。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护士都没在，奶奶没有吭声，继续向水房走去。

铛啷的撞击声，划破了夜色的宁静。

那是脸盆与水房水泥地面撞击发出的声响。

奶奶恍惚之中滑倒了，正好摔断了抱着我的左臂。

跌倒的过程之中，手里的东西全部甩脱。

脸盆被扔在了地上，我则撞在了水泥砌成的洗手池边上。

头侧一阵涨痛，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烂西瓜。

事实证明，我确实变成了一个烂掉的西瓜。

至少，我的头是那个样子的。 第五章 两岁之劫(上) 头部的撞击让我眼前一黑，除了碰撞时的痛苦以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伤痛。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奶奶的怀抱之中。

也许，这里便是我复生的“存档点”。

有了刚才的经历，大脑尚显稚嫩与简单的我，也是一阵阵的后怕。

我本能地觉得，我应该立即睡觉，不要急迫地去探索这个世界。

我强迫自己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这一次，奶奶很开心。

她认为，我是因为吃饱了，所以很快便进入梦乡。

她把我放在了母亲的床边，仔细用被子把我围在里面，随后便离开了病房。

那时的我还不会翻身，自然不用担心我掉到病床下面。

可是奶奶还是睡不着，她还是端着脸盆去了水房。

走廊里依旧安静，护士站里同样没人。

奶奶并没有因为少负担了一个我，成功躲开水房的湿滑。

熟悉的撞击声再度响起，这一次我离得很远，也没有摔晕，清楚的听到了大人们慌乱的脚步声。

奶奶的胳膊还是摔断了一条，医院为她简单处理之后，她连夜便被老闺女接回家伺候。

后来，我听说医院严肃批评了当日擅离职守的产科护士。

被批评的护士却委屈地表示：“哪有人上夜班不睡觉的！”

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完美的按照工作时间调整生物钟。

所以，夜班困急了打个盹，也是人之常情。

但，安排多人值守的岗位，集体跑去睡觉，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怎么能不让医院的领导上火？

护士写了深刻的检查，在全体医护和患者家属面前检讨。

因此，护士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出事就没事，出了事就是我们护士背锅，当领导可真容易。

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造成了患者家属摔伤的事实。

这个护士姐姐之后不管值不值班，都会特意跑到母亲的病床前帮忙。

母亲知道，护士是想用实际行动弥补过失。

只是，这个行为让护士在工作中时的精神状态更加恍惚。

也多亏母亲又住了没几天院，便出院回家了。

因为母亲对于住院这件事，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那便是：在城里生个孩子，可真是太贵了。

父亲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块左右，这次母亲入院生产，花掉了家里两三年的积蓄。

因为家庭财政即将出现赤字，我的父母纪念我出生的方式也显得十分朴素。

仅仅是把1987年9月25日的日历纸撕下，夹在字典里面。

有趣的是，日历纸上还写着另一个人的生日纪念文字——鲁迅诞辰纪念日。

对于家庭财政吃紧这一情况，父亲除了卖力的工作，并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我出生在夏末，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友好。

因为自1987年10月开始，气候忽然变得非常寒冷。

同年十一月，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特大寒潮自北向南席卷全国。

我家当时住的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

因为分房时我是个没有人权的胎儿，厂里只同意分给我父母一间房子。

甚至，连一室一厅的“直门独”都不批，只是将一套两居室分给两户人家做了“伙单”。

住在我家“对门儿”的，是安叔叔一家。

安叔叔的名字很吉利，就叫安家。

只不过，在我家刚刚搬进来的时候，周围的邻居都在叮嘱安叔叔。

“小安子，你对门的小瑞子不爱说话，你可不能欺负他！”

尽管小安子这个外号，有些像前朝的大总管，可若是叫安叔叔小家子，恐怕歧义更大。

后来与安叔叔相处多年才知道，安叔叔其实只是心思活泛了一些，道德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中，自私其实并不能算是人性的缺点。

毕竟，那个时代越是缺少什么，才越是要提倡与宣传些什么。

工厂自行建设的单元房，最大都特点就是基本能用。

若是讨论坚固与否，大地震刚刚过去十年，人们对抗震的执念还十分根深蒂固。

这座六层建筑，按照当时的说法，最少能抗八级地震。

但若论舒适度，建筑面积14平米的卧室，实用面积其实只有不到10平米。

屋里放上一张双人床，别的家私怕不是都要挂在墙上。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的那套手工打造的组合家具，也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组合家具，被落在一起塞进了这处住所。

而最为关键的是，设计这套住房的时候，并没有设计集中供暖。

设计师贴心的为住房设计了烟道，目的是为了每户人家都可以自行生火取暖。

这样的取暖方式，最大的弊病是:要想热，就得多烧煤。

可是，买煤得凭煤本。

你家里是光棍一个，还是一家三口，二斤半一块的蜂窝煤，只卖给你一百块。

一块二斤半的蜂窝煤，不闷火的前提下，从引燃到熄灭只能烧两个小时左右。

换句话说，一个月按煤本上限买煤，一天只能烧三四块。

为此，我最好是生在一个双职工家庭里面。

这样一来，白天父母上班，家里不需要点火，晚上回家再生火取暖。

为了能省一点煤，当时几乎每户家庭都在竞赛一般尝试着“压火”。

压火的好处是，晚上火不灭，屋内温度虽然上不来，却一直有口热乎气。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两个小时就起来续一次新煤。

要知道，抽拉炉膛隔板的声音，在那个建筑面积才14平米的小屋里面，异常刺耳。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午夜。

而压火不好的地方就是，蜂窝煤长时间处于燃烧不充分的状态，如果控制不好，特别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我的父母第一次为人父母，自然很舍得烧煤，因为他们怕我冷。

可他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冷，叫父母觉得我冷。

我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厚重的襁褓之中半年时间，到88开春之后，才被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早已养好摔伤的奶奶，再次向我父母伸出了援手，要求把孩子送去她那里看管。

父亲把我送到爷爷家的时候，才知道奶奶也通知了我老叔。

我的堂妹也在同一时间，刚好出现在奶奶家。

父亲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只是惊讶于，曾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家也会生儿子的老弟，怎么抱了个女儿回家。

完全没有顾及到，我老叔为什么在孩子过完百天才让孩子露面。

仅仅是因为冬天太冷吗？

在奶奶家的日子其实挺不错，尤其是由身体明显比奶奶更健硕的爷爷看管我，我觉得比在家里好多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奶奶注意到我长时间被裹在襁褓里，腿有点伸不直。

为了帮助自己的孙子获得一个好的腿型，我奶奶用粗布条把我的腿捆了起来。

据说，这是能让孩子腿长得又直又好看的土办法。

由于我离开了家里，母亲为了节省蜂窝煤的用量，在正在搞商品房试点建设的工人新村工地边上，找了个饭店上班。

这个时候的母亲，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爷爷曾经答应为她落实工作的事情。

爷爷刚刚进城，便从自行车厂调任去了农药厂，随后便立即离休。

母亲不清楚这里是否存在利益交换，她固执地认为，是她的公公说话不算话。

如果在“山沟里”的时候给她解决了工作，现在她也会是自行车厂的正式职工。

那样的话，她也就不用出来给人端盘子了。

时间过了一个礼拜，父亲这周休“大礼拜”，有两天工休。

父亲特意没有加班，与母亲一起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奶奶家看我。

当母亲看到双腿被绑的我的时候，明显有些难以压制怒火。

奶奶很是平静地解释了自己的好意，并表示，他自己的儿子们都绑过腿。

母亲压抑不住愤怒，指责奶奶那是封建迷信思想。

并口不择言地指责奶奶：“你们满族人罗圈腿是骑马骑的，我们家阿福又不骑马，怎么会罗圈腿？”

奶奶没有争辩，因为她会骑马是事实。

而且，在某段特殊的年月，她的民族出身，也确实是她的历史污点。

奶奶固执地把我交还给了母亲，她不肯再替母亲看顾我。

母亲也是一个骄傲的人，她抱着我离去，再次辗转了九十分钟的公交车程。

路上，我们母子因为晕车，吐得稀里哗啦。

回到家以后，母亲洗衣服洗到深夜。

饭店那边只请了两天假，母亲若是在家带我，便要辞去饭店的工作。

母亲思来想去，觉得不应该辞职。

一方面，她舍不得饭店月结的工钱，另一方面，她觉得突然让人家再去招工，人家也会措手不及。

母亲一刻也不肯耽搁，抱着我去找了楼上的邻居。

楼上住得是海叔叔，是厂长的助理。

后来这个工作，好像改叫了秘书。

母亲深夜来寻的，正是这个海叔叔。

第六章 两岁之劫 (下) 母亲深夜去寻海叔叔，只是想让海叔叔明天上班以后，给我爷爷家去一个电话，让我爸爸通知我的外公外婆来帮忙带我。

海叔叔没有露面，他的太太接待了母亲和我。

在逗弄我一阵之后，海太太大包大揽下了这件事情。

对于海叔叔一家来说，电话反正是公家的，不打白不打。

而在那个年代，安装一部固定电话其实非常困难。

且不说被老百姓称为“拉线钱”的初装费，就要普通工人三五年的工资。

就算是你肯拿这么多钱，也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行。

你要说我是钱多了烧得慌，装着玩，那电话局肯定不搭理你。

我家与大多数人家不同，我家有“正当”的理由，就是我爷爷家有电话，为了方便联系，我们也需要安装电话。

我家就是纯纯的穷，所以装不了这玩意。

我父亲接到自己厂里打来的电话时，正在我奶奶家打麻将。

这是我奶奶从她的娘家带来的“贵族习气”，并成功将这项娱乐活动推广向全家。

听清了海叔叔转达的口信，父亲知道母亲真的犯了难，也顾不上继续怄气，在通知了外公外婆之后，便向爷爷奶奶辞行。

其实，母亲完全可以让海叔叔将电话打回老家的矿上。

她要海叔叔打去爷爷家，就是为了让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也犯犯难。

很明显，这个计谋效果很好。

父亲在支支吾吾地向外公外婆解释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第一时间便赶回了家里。

外公外婆没有耽搁，收拾了一下，便差外婆连夜赶来海津市。

因为，外公还要留下帮忙照顾我的表哥。

大矿经营不善，俱乐部这样的娱乐部门已然裁撤。

二姨和二姨夫决定出外务工，只好把孩子留在外婆家。

那时的表兄已经过了一周岁生日，开始晃晃悠悠地走路，也能简单表达自己的需求，便交由外公照顾。

外婆则星夜兼程赶来，照顾我这个还不太能动的小家伙。

那年的列车还没有提速，外婆如果坐火车，需要十余个小时才能到我家。

因为时间差的问题，在投入外婆怀抱之前，我被父亲带去了厂里，在工具箱里度过了一整天。

不满周岁的孩子其实挺好带，唯一让父亲为难的地方，或许就是我吃奶的次数有些频繁。

外婆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我那对新手爸妈的育儿压力。

要强的母亲却并不敢留下外婆太多时间，仍旧向饭店提出了干完这个月就离职的请求。

本来就是临时用工，饭店也表示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建设工人新村的工人，许多是劳动改造中的犯人，他们没有钱，更没有机会去饭店吃饭。

母亲不愿多留外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虽然不禁止买卖，却还在使用粮票。

外婆的粮食关系在老家，每月领取的各种票证在海津市都不能用。

家里多了外婆这个人，就要多一张嘴吃饭。

外婆也是个细心的人，为了表示自己不白吃饭，特意从老家附近的堡子上，弄来了许多粗粮。

这些粗粮是堡子上的人自家种的玉米，当玉米产量高，有了结余，他们就会磨成棒子面，当做备用口粮。

人若是吃不完，拿去喂养鸡鸭猪狗，也好过平白丢掉。

当然，有些人家里不养家畜，这些棒子面便就落到了外婆手里。

时间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母亲回家早，正好看到外婆在挤弄我的乳头。

母亲看到已经有一侧乳头出血的我，暴脾气又没压制住，与外婆吵了起来。

外婆表示，这是在帮我挤毒水，没挤过的咪咪长大了是瞎咪咪，会陷在乳房里。

看到母亲不可思议的表情，外婆用了一句与奶奶一样的说辞。

她说：“我养了你们姐妹四个，每个人都挤过，所以你们现在才能有奶水。”

这句话把母亲惹急了，她近乎咆哮着对外婆吼道：“可他是个小男孩，她那咪咪不瞎，以后还能给人喂奶不成？”

外婆慌了，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

但她不肯认错，反问母亲：“我大老远跑来给你看孩子，还看出仇来了？”

很遗憾，外婆也不肯帮母亲看我，连夜回了老家。

第二天，母亲抱着我去饭店辞职，原本抱着不要工钱的打算。

老板说看在孩子的面子上，给了母亲十块钱。

十块钱确实不少，在88年冬天时，为家里添置了五十棵大白菜。

而我真正的危机，却来自于八九年开春后。

八九年的春天，带来了两个喜讯。

第一个喜讯，第一季度结束之后，凭票限量供应物资的制度，成为了历史。

以后买溢价奶粉，就不用先买张奶粉票啦。

第二个喜讯，是我开始学习走路了。

我小时候有些笨拙，站立、说话都比别的孩子晚一些。

但眼看着一岁半的我，却能摇摇晃晃地走出去。

小孩子刚会走，对于世界的好奇会成几何倍数增加。

我也不例外，每天都会指着窗子，表达自己的要求，“外，外！”

全职在家带我的母亲，尽自己所能地满足着我的需要。

只是，最近这几年，生活的重担压得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父亲每次提起带母亲去看看心脏，都被母亲以自己是喘病为理由拒绝了。

89年的夏天，在我自以为会无灾无难地活到两岁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母亲已经有些跟不上越跑越快的我的脚步，只能远远地坠在我的身后。

好在，八九年的海津市城郊，并没有多少汽车。

那年代看孩子的标准，还不需要寸步不离，只需要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内即可。

顽皮的我，热衷于绕着我家所在的楼房转圈。

母亲陪我玩了一会儿，体能有些跟不上，只好站在房头盯着我。

当我路过楼后没有关门的垃圾道出口的时候，脚下忽然拌蒜，一头扑进了垃圾堆里面。

母亲紧张地向我走来，怕我害怕，还大声跟我开着玩笑。

“哟，谁家小孩摔进垃圾堆里面啦？捡回来还能要吗？”

我想要回应母亲，却感觉自己无法说话。

手上、脸上、脖子、胸口，整个上半身都痛得要命。

努力张了张嘴，却忽然被一股热流呛了一下。

还来不及咳嗽，身体抽搐了一阵之后，我便再次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抽离感。

我脑海之中最后接收到的信息，是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 第七章 三岁之劫(上) 垃圾堆里面不知道谁扔了一包打碎的玻璃，身长只有七十多厘米的我，上半身正好扑在这包玻璃上面。

这样的伤害，对于任何人类来说都无异于酷刑。

好在，我是那种特别容易便死掉的体质。

恍惚之中，我回过神来。

这一次，我清楚地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

话确实是对母亲说的，却不是委屈或哭喊。

那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眼，“外，外！”

这一次的“复活点”，在这个位置吗？

这么看来，我出门是必然成行的事件，想要通过改变行为模式避免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的母亲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

在我表达完外出的欲望之后，母亲只回答了一个好字，随后便举着我下了楼。

在此际的母亲眼中，自己穿着的清凉套装并没有任何不妥。

因为我的外婆从小就教育母亲：没结婚的姑娘是金个个，结了婚以后就是银个个，等到生完孩子，那就是狗个个，狗个个没有人稀得看。

母亲开始并不这么认为，在当众为我哺乳几次之后，也便接受了这种粗俗的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夏季对于母亲来说非常不友好。

她一方面要抱着我，另一方面还要爬楼梯，最重要的是需要和自己的体重做对抗。

与其任汗水打湿复杂的衣衫，倒不如穿得简单一点来的舒服。

为了让母亲能休息一下，我还是壮着胆子来回绕着居民楼转圈。

路过垃圾道出口的铁门时，我小心谨慎地一个一个仔细观察。

我单纯的认为，只要我观察到了那一包碎玻璃，我便不会重蹈覆辙。

我的举动被妈妈看在眼里，她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发现我每一个垃圾道都要观察一下，便开口问我。

“阿福，你在找什么？”

眼前，是我仔细观察的第六条垃圾道，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母亲，同时听到垃圾道里面滚落垃圾的声音。

单元房一共七个门洞，也就拥有七条垃圾道。

我此刻站的位置，距离母亲所在的房头，只隔了最后一条垃圾道。

母亲很明显也听到了垃圾道里面发出的碰撞声，她下意识地向我跑来。

我本能地转身回避，正打算跑，一头便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毫无悬念，垃圾道里滚落的正是那一包碎玻璃。

塑料袋包裹的碎玻璃，从垃圾道出来时，便摔了个七零八落。

一些碎片溅起，四散乱飞，将母亲保护我的胳膊擦伤了好几条浅浅的伤口。

其中一片较大的，刺进了我的皮肤。

虽然不深，却留了疤，长大以后一直有一道浅浅的印痕。

母亲看到我出血了，立即就慌了神，也顾不得找寻丢玻璃的罪魁祸首，赶忙抱着我去了旁边的医院。

好在，医院到我家，距离不过三百米。

医生安慰了慌张的母亲，表示只是皮肉伤，小孩子恢复快，大了不会影响活动。

母亲抱着我回家时，路过二号楼门，正好看见有一位师傅蹬三轮来送玻璃。

愤怒的母亲跟着送玻璃的师傅一起上了楼，与二楼的杨家妈妈发生了冲突。

原来，住在这里的是杨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小男孩。

在他家分房时他已出生，所以分到了被称为“偏单”的两居室。

杨光小哥哥今日顽皮，打碎了厨房的玻璃。

杨母为了不伤到家人，特意将玻璃收好，用塑料袋装着丢进了垃圾道。

而来送玻璃的师傅，就是她刚刚找来为厨房换新玻璃的师傅。

母亲和杨母之间的冲突，在一瞬间爆发。

杨母一开始还显得有些歉疚，见母亲语气不善，便耍起了无赖。

工厂家属楼的一大特色，便是什么样的热闹都有人来看。

杨母见楼上楼下渐渐聚集起人墙，自觉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哎～！”

这一声喊，杨母吐气开声，叫得是又长又尖。

不熟悉她的人，完全无法想象他那塌缩得和小男孩差不多的身材，居然能发出这么刺耳的声音。

当众人完全安静下来，集体将目光凝注在杨母身上时，杨母才开腔。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今儿个人也来了不少了，不如叫大家伙儿给评评理。

你说你孩子屁股给玻璃扎了，怎么就知道是我们家的玻璃？

碎玻璃我扔土道里了，你们家养活孩子在土道里面啊？

咋滴，单位分的房不够住啊？

你咋那么会占公家便宜呢？”

这一套连珠炮似的输出，在目前看来，既颠倒了黑白，又反扣了帽子。

偏偏，看热闹的群众还觉得这话说得在理。

母亲很不喜欢这种场面，只是为了我，她不得不冲在前面罢了。

她组织了一下语言，正要反击，杨母却抢先控制住了话语权。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家愿意住土道底下，我正常扔垃圾有什么错呢？

你要找人打架，也应该是去找房管站，问问他们清垃圾的人为什么不关土道房的铁门！

你跑我这干什么来了？

咋滴，我们家是房管还是环卫啊？

你别瞅我，瞅我我家也变不成哪个衙门。”

母亲瞪杨母，是出于愤怒，她明显没有做好打这种嘴炮的准备。

沉默了良久，待杨母尽情输出完毕之后，母亲只是冷冷地看着前者，不紧不慢地发声。

“无妨，咱们报个警，叫警察来看看带血的那块玻璃碴子，能不能跟土道里的玻璃拼成一整块。

顺便这换玻璃的师傅也在这，让师傅受累给量一下，看看拼好的玻璃跟你家的是不是一个尺寸。

住楼房顺着土道扔玻璃还有理了？

你家这是住的二楼，也就伤到了路过的我们娘俩。

若是你家住六楼，下面住的岂不是都不能倒垃圾了？”

母亲的反击，条理性很强，逻辑性优于情感上的输出，一下子便控制住了场面。

与此同时，楼长已经率先跑去居委会找来了主任。

主任是一名精明的中年妇女，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肤色，精壮的身材搭配着精明的眼神。

那感觉，就好像是她专门为城乡结合部生就了自己一般。

主任一来，便大声呵斥：“在干什么？！

街里街坊的，还都是一个厂子里的家属，报警了你们自己家爷们脸上好看吗？

明个上班见了面，他们还说话吗？”

主任调解纠纷的角度非常新奇，也着实有效。

不管是我母亲，还是杨家妈妈，都有些不好意思再争执。

不过，母亲看了看怀里抱着的我，还是争辩了一句。

“我们家阿福就这么白挨扎了？”

居委会主任上前查看了一下我包扎着纱布的屁股，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示意母亲稍安勿躁。

“这么点小事，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围着？

我说你们也都是自行车厂的家属，怎么就这么看热闹不嫌事大呢？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要是再聚在一起看热闹，没有人帮我压事，别怪我记着你们。”

被居委会主任记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作为社区内最低级别的公务人员，并不会做出什么有损声威的事情。

就是吧，这年月无论办什么事，都少不了跑去居委会开证明。

你若是让她记住了你，见面就唠叨你几句，你想不想听都难受不是？

万一遇到可开可不开的证明或者材料，主任这边不配合，另一边又催着要。

折腾你来回来去跑不算什么，耽误了事情可怎么办？

刚才跑去请主任的楼长，也在一旁帮腔，组织人员疏散。

有些邻居或许敢不给主任面子，但楼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只要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人会不给他面子。

当然，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你不让我围观，我就躲在家里听着。

尤其是同一层另外两间屋子里面的住户，几乎是趴在自家门背后屏气凝神，生怕错过了什么。

见人群散去，主任把母亲和杨母一起拉进了杨家。

三人在杨家的饭桌边落座，主任一手一个地拉住两位母亲。

“垃圾房没关门，这个责任街道和居委会不会逃避。

石家媳妇，等你爷们下了班，可以让他去居委会找我。”

两句话，首先为这件事情定下了勇于承担责任的基调。

“不过，你们两个，也不是没有问题。

杨家媳妇，你们现在进城了，不比在乡下，应该懂城里的规矩。

玻璃这东西，可以从土道往下扔吗？

你就算今天没有伤到阿福，明天环卫工人来了，伤到人家也不好啊？”

杨母显得很委屈，她表示自己是按照城里的规矩丢的垃圾，不应该但责任。

主任很生气地拍了下桌子。

“我现在跟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讲规矩。

那好办，规矩就是邻里和睦，团结友爱。

你扔玻璃之前考虑过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吗？

你若不这么自私，能有今天的事情吗？”

杨家妈妈低下了头，她知道在不骂街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吵赢每日都在做调解工作的主任。

母亲觉得主任在为自己撑腰，也抬头挺胸，展示出得意的姿态。

不想，主任话锋一转，又批评起妈妈。

“还有你，石家媳妇。

你带孩子在哪玩不好，非要去垃圾房玩？

没出事时就不言声，出了事就找这个找内个的？”

主任“压事”的手段其实很朴实无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那个年代，却已经算得上工作手段强力。

为街区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至少在她负责的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报案率非常低。

关于我受伤这件事，在主任的调解下，杨母最终拿出五块钱作为医药费赔偿。

主任大包大揽地表示，如果后面换药时发现钱不够用，随时可以去居委会找她实报实销。

母亲出于对街坊的维护，更因为她不是个讹人的人，便接受了这个调解意见。

只有杨母耿耿于怀一件事，她觉得赔偿给我的医药费，比她家换玻璃贵多了。

为此，当天晚上她就拎着自己四岁的儿子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代打自己家孩子，可没有人管闲事。

并且，也没有孩子知道，被自家家长打了，还能找警察叔叔撑腰。

那时还不太记事的我，却并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也让话都说不利索的我，被人记恨了很长时间。

第八章 三岁之劫(下) 而我三岁之前真正的劫难，则来自于自己作祸。

两岁生日过后，天气逐渐转凉。

秋老虎虽然偶尔显威，却难敌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气候变化。

这一年的冬天，比我出生那年要温暖许多。

虽然临近年关，城市中也经常落雪，母亲还是动了回娘家过年的心思。

父亲理解母亲思念家人的心情，尤其是我的舅舅在这一年春季时曾去BJ治疗喘疾。

拖沓月余归家后，不仅病情未见明显好转，还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舅舅对这次的经历讳莫如深，并未与家人深入探讨。

母亲在通过信件辗转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忽然萌生出回家见见舅舅的念头。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能理解母亲的担忧。

山高路远，母亲是怕见不到舅舅的最后一面。

但此时的舅舅还活得好好的，母亲又不好说出自己的担忧。

父亲很能理解母亲的忧虑，二话没说便歇了倒休，将我和母亲送回了姥姥家。

不要看姥姥家的纬度，比大城市只高了一两度，这边的气候明显比城里更加寒冷。

至少，雪下得比城里大得多。

舅舅一家三口，特意从“矿区”的家中赶了回来，作为招待妹妹们的主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舅舅，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形容一个男子的外貌可以用英俊潇洒这样的词汇，我只是觉得，这个舅舅真好看。

与舅舅相比，舅妈和舅舅家的表哥，就不是那么吸引人的目光。

为了舅舅的好看，我努力尝试着跟他打招呼。

“舅，舅！”

我说话不是很清楚，却让舅舅非常开心。

二姨家的表哥看着我摇了摇头，追在舅舅身后，一叠声不住嘴地喊着舅舅。

那感觉，就好像在为我做示范一般。

母亲看着比我只大了三个月的表哥行动已经这么利索，说话也比我清楚太多，心里顿时有些着急。

二姨在一边开导母亲道：“孩子跟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就是嘴笨，天生的。

你们家老石就不爱说话，你这孩子随他爸。

我们家更生就嘴好使，孩子就爱说话。”

更生是我二姨夫的名字，取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句。

二姨夫是大矿俱乐部里的明星，吹拉弹唱无不精通。

二姨喜欢的，也正是二姨夫这一点。

母亲没有就这件事争辩，她只是把我唤过去，叫我多跟表哥一起玩。

当然，特意赶回家的母亲也没有心思争辩这些，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除了特意见见舅舅一家，母亲还要帮三姨相一下对象。

三姨已经从中专毕业三四年时间，作为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她并不肯安心上班。

她在家里不止一次发出过超越家庭认知的豪言：“如今这个年月，随便做点什么生意，都比上班赚钱多。”

对此，与她自由恋爱的同班同学，也非常认同。

只不过，她的同伴同学，毕业后并没有闲着，而是选择了参军入伍。

如今，三年过去了，三姨的同学复员回来，三姨觉得自己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便把自己的对象介绍给了家里。

我并不清楚这个高壮英挺的男子，即将成为我的三姨夫。

当三姨拿着糖逗我喊三姨夫时，只会发叠词的我，根本复读不了这么复杂的词语。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说话更为利索的表哥把糖拿走。

吃晚饭的时候，外婆主动与我那准三姨夫拉家常。

“从部队回来，打算干点什么啊？”

三姨夫说话很简洁：“做点小买卖？”

外婆又问：“有没有本钱啊？”

“部队上给了点安置费。”

聊了一会儿之后，外婆又问了问三姨夫家里的情况。

三姨夫不敢怠慢，一一回答清楚。

这时，正在与另外两个姑爷喝酒的外公，忽然放下酒杯。

“做生意的想法很好，那个新词叫什么来着？

好像叫，搞活经济。

我是不知道经济怎么搞活，反正就是当工人不吃香了，做点生意挺好的。”

外公还没说完，正在夹菜的外婆啪地一声把筷子放在了桌子上。

“当家的，你是不是醉了？”

“当家的”，是外婆对外公的昵称，同样，外公对外婆昵称是“掌柜的”。

但是，这一当家一掌柜，家庭地位高下立判。

不是有个伟人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

外公的酒本来就是半酣，这一下全都醒了。

他直入主题地说道：“做生意固然好，却不能保证稳赚不赔，还是要有个手艺才行。”

三姨夫点头附和：“叔叔说得对，我在部队学会了驾驶，就是还没来得及更换地方上的驾驶证。”

听到这个信息，外婆的神色也缓和了不少。

家里有一个司机，在当时可是很方便的事情。

尤其是汽车在当时很少见，私人拥有的汽车就更罕见了。

司机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外婆想了想，对三姨夫说：“过完年，你来我们家一趟，我带你去见个人。”

三姨夫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临时增加了对他这个新女婿的考核任务，显得有些悻悻。

三姨机灵地踢了他一脚，他才反应过来，未来的岳母在用一家人的口吻跟他说话。

于是，赶忙答应了下来。

这边相完了女婿，家里人的话题便集中到了还在上学的老姨身上，似乎是想让她也考虑一下终身大事。

老姨却义正词严地表示：“我要去上大学，学医。”

她实在是觉得，自己的哥哥姐姐看病太难了，她想要自己学医，学好了给哥姐看病。

外公外婆并没有觉得学医不妥，他们甚至不知道学医要学什么。

他们心目中的医生，那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他们只是出于本能地想，学医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人家才肯教给我们家闺女啊？

这种席间谈话，我们这样的孩子是不需要参加的。

舅舅家的表哥已经四岁，过年期间，一直是由他带着我们放炮玩。

说是放炮，却不是放鞭炮，而是家里特意买了短鞭，拆散成一个一个，让我们用一根香点着燃放。

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

每个孩子都喜欢玩火，很热衷于放炮炸响。

而香燃烧的时间是固定的，当香燃尽了，孩子便必须回家去取。

想让孩子玩多久，全看大人掰断的那段香有多长。

我也不能例外，第一次放炮便迷上了这种感觉。

那个时代还没有禁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即便我从外婆家回到自己家，母亲依然经常给我买炮。

而我三岁前最大的一次意外，也便来自独自出门放炮。

那是90年的夏天，趁着父亲上班，母亲睡午觉，我自行拆散了一挂小鞭，把家里烧到一半的线香拔出来，就溜达着下了楼。

楼下已经有大孩子在玩耍，而还不到三岁，却已经敢放炮的，只有我一个。

为此，看孩子的叔叔阿姨们，纷纷嘱咐自己孩子，不要跟我这个野孩子一起玩。

我确实不理解，这些人才进城几天啊，怎么就开始觉得别人是野人了？

当然，那时的我想不到这么多，更加不会这么说。

我热衷于向任何孔洞之中塞入爆竹，不管这些洞是砖缝，还是地面开裂，是蚂蚁洞，还是下水道…

就在我点燃一节爆竹，塞进一处有点臭的井盖上面的小孔后。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降临的我，还好奇地蹲在那里用一只眼睛观察井盖下面的黑暗。

这一天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也许，这里我用这句并不合适。

但我就是眼看着一点火星坠落，而后翻腾的火焰便铺面涌来。

一声巨响之后，我跟井盖一起体验了飞一般的感觉。

在围观群众看热闹的目光之中，我被回落的井盖重重拍在了地面上。

全身没有一处不疼的我，很快便失去了对疼痛的感知，开始觉得身体变得异常巨大和遥远。

随即，便再次体会到了熟悉的抽离感。

第九章 四岁之劫(上) 一种混合着撕裂和肿胀的痛感从身体里面不断钻出来，很难说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很不争气，无法遏制地大声哭喊了出来。

耳边传来母亲耐心解释的声音：“阿福，不要急，鞭炮马上就要拆好了。”

拆鞭炮？不是我自己学着大人的样子，偷偷拆鞭炮，然后偷跑下楼的吗？

心中尽管存着疑问，我却无法止住哭声，因为实在是太痛了。

这时母亲的耐心也恰好用完，一脸严肃地低头看着我。

“阿福，你是个会说话的大宝宝了，你不能总是哭。

你究竟是渴了？饿了？不高兴了？

你应该主动跟妈妈说。”

我知道，这个疼痛是我与生俱来的特异功能的后遗症。

上一次作得太狠了，以至于到了存档点，神经还在应激之中。

我很想说，妈妈，我没事。

但是我一张嘴，就忍不住大声哭喊起来。

看起来，再怎么天赋异禀的孩子，在面对疼痛的时候，也还是一个宝宝啊。

母亲仅有的克制也消失了，她转身拿起了给我擦洗用的小脸盆，一把塞进我的怀里。

“给你个盆，你就抱着哭，今天你要不能把盆哭满了，你不许给我停。”

我虽然还没当过父亲，但我理解母亲。

面对孩子哄不好的哭闹，母亲也尝试过喂水喂饭、送上零食水果，甚至用我最近最喜欢的玩具鞭炮进行诱惑，但始终无效。

这种无力感是很伤人的，换做是我也不会脾气太好。

但我控制不住啊，我就是还想哭。

更为重要的是，我忽然觉得，哭不是坏事。

至少，我只要不下楼放炮，就不会炸掉下水井。

母亲嘴上说着气话，看我的注意力被小脸盆吸引之后，还是快速翻开我的衣裤，检查着我的皮肤。

她在确认我有没有伤口或者淤血，她怕我是不小心弄伤了自己。

我心里清楚，母子连心，母亲猜测的方向很正确。

遗憾的是，我的伤口已经随着上一次读档完全消失了。

检查无果，母亲叹了口气。

她看了看墙上挂着的电子表，决定牺牲午睡时间，抱我下楼遛遛。

看起来，母亲已经确认了物理层面的无可奈何，开始从精神层面考虑我的需求。

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让母亲的情绪也能得到缓解。

如果是被抱着下楼，应该不会出事了。

我心中这么想着，母亲也尽可能快地向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窗外忽然訇然作响。

母亲没有回头，抱着我快步向楼下走去。

她小时候住在矿山附近，对于爆炸的声音反应极为敏感。

她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她担心自己住的楼房被爆炸波及，随后发生垮塌。

当母亲拼尽全力抱着我冲下楼，才发现是楼下的下水井爆了，井盖摔在地上碎成三瓣叮当作响。

而造成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二号门二楼住的杨光小哥哥。

他今年五岁半了，即将入学，也是到了干大事的年龄。

万幸，他比我大，也比我机灵。

鞭炮被他扔下井盖上面的小孔时，他立即往远处跑去。

就算是这样，他也还是吓坏了，被比此刻的他高不了多少的杨母，死死地抱在怀里。

而他，也好似死了一般。

杨母吓坏了，拼命呼喊自己孩子的名字。

杨光却一直呆楞楞的，没有回应。

邻居家的萌萌奶奶也来看热闹，她推了推杨母，小声嘀咕道：“你这样喊不行，他这是魂儿吓掉了，你得给他喊魂儿。”

杨母茫然地看着萌萌奶奶，一时不知所措。

萌萌奶奶地声音更低了：“你得喊‘杨光，回家啦，跟妈妈回家啦’。”

杨母言听计从，开始按照萌萌奶奶说得喊。

萌萌奶奶其实不只有萌萌一个孙女，只不过她跟着萌萌爸爸住，而我只认识与我年龄相当的萌萌。

所以，老太太在我眼里便是萌萌奶奶。

若是详细推敲，萌萌名字叫施萌，萌萌奶奶应该被称为施老太太，我应该称呼她一声施奶奶。

同样，施奶奶“喊魂儿”的操作，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应该算是一种心理疗法。

小孩子对自己名字的反应其实不强，在喊醒的语句之中加入妈妈和家这种常用词汇，可以更容易刺激到孩子有反应的记忆。

如果再把大名换成乳名，效果应该更强一些。

当然，这种浅显的心理疗法，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孩子如果真的留下了心理阴影，还是需要更加专业的心理干预。

这种“喊魂儿”发方式，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初步自查，确认孩子受惊吓的程度。

好在杨光小哥哥问题不大，只是经历了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一时不知所措。

加上小孩子心理本来就特别敏感，这才呆在了当场。

不过，这并不重要，只要不是我惹的祸就行。

90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亚运会、一国两制、东浦加速特区建设这种事，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对我家影响极为深远的是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我在牙膏厂上班的姑姑姑父，因为厂子效益不好，一家只能有一个人在岗。

姑姑为了照顾堂姐，毅然主动下岗。

那个年代挺有趣的，国营厂福利好，打到防寒服、军大衣、自行车，小到牙膏、牙刷、洗脸盆……

女职工连上厕所的卫生纸和卫生巾，男职工连回家办事的避孕套，全都是厂里发的。

可以说，在国营厂上班，每月工资可以一分不差的拿回家。

但是，国营厂下岗没有赔偿，回家就是回家，要求“服从组织安排”。

姑姑为了孩子，过上了手心向上的生活。

有道是：黄鼠狼光咬病鸭子。

牙膏厂属于轻工业企业，女工特别多。

在厂里开小车的姑父，失去了姑姑监督，赶了一把时髦——出轨了。

姑父的出轨，是姑姑绝不能容忍的事情，她毅然提出了离婚，并要求孩子归她抚养。

可怜我那堂姐，那年才七八岁，就这么过上了单亲家庭的日子。

我那姑姑回了娘家，奶奶问她怎么办？

她说：“比我早下岗的，去南方做化妆品生意发财了。

现在回来要带着我一起干，我投靠她去。”

这就引出了对我家影响深远的第二件事：加香香水登陆经济特区，为我国经济建设贡献了刺痛的一击。

第十章 四岁之劫(下) 加香香水公司是跨国企业，不仅仅登陆我国，在南美和东亚诸多国家都有厂子。

这个厂子主要经营化妆品，在作为拳头产品的香水之外，还有许多套装商品。

在第一个喊出“比女人更懂女人”的口号之外，他们那在我国从未出现过的“直销”方式，也让人耳目一新。

你要说，直销这个方式如今都烂大街了，名声还不怎么好，那我也承认。

但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它在当年的名声就已经臭遍街了，只是故事刚进行到90年，臭味还没飘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直销模式，和现在还是有点区别的。

现如今你买产品，一个人可以买21份、42份、63份，但在当年，一个人只能买一份。

你把你买的卖给别人，你和别人就可以各再买一份。

换句话来说，你得发展自己的销售网，用“业绩”来换取购买商品的机会。

这手饥饿营销，比后来的某杂粮玩得可溜多了。

尤其是这“按人头”销售都策略，着实为难了一下以钻空子著称的国人。

一时之间，借身份证的行为蔚然成风。

也许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会问，一个人头一份商品，什么时候才能发财？

我想，我应该这样回答。

我父亲当时在足额发放工资的前提下，一个月能赚三百多块钱。

这在当时的工人阶级里面，已经算很高。

而加香公司的香水礼盒，一套就要三千块钱。

我父亲攒一年，也够呛能买一套。

有一个不恰当的比较，94年时，我家在郊区，我去市里上学得交借读费。

90年时一个香水套装，能换我读的学校一个借读名额。

再说个更不恰当的比较，我母亲之前在饭店传菜时，隔壁工人新村正在建设。

如今工人新村建成了，一套一室一厅卖5000元，一套两居室卖6000元。

两套香水套装，就能换一套房。

在这个年代，我父亲供职的工厂效益还算不错。

毕竟是自行车王国，在小汽车售价还是天文数字的时代，能买得起车，简直比你说自己有百八十套房子还有面子。

而奔驰宝马动辄二百万的价格，一辆车可是等同于三四百套工人新村的房子。

尽管车子这么贵，加香公司的高层，肯定是买得起的。

刚刚登陆经济特区一年，他们的利润便过千万。

一千万，是当时一个师父级别的工人，2100年的工资。

换个算法，也就是相当于两万五千个工人干一个月活的工资。

而我的姑姑，就在年末搭上了加香的末班车，为这个千万级的项目，贡献了自己绵薄的力量。

我四岁生日前的危机，多少也与这个千万级的项目有一点点关系。

时间向后流转至91年春天，我家楼下多了一间小卖部。

一楼刘奶奶家的儿子下岗了，实在没找到事情做，便考虑开一个小卖部。

因为他听更早下岗的哥们说，小零食看着不贵，其实不少赚钱。

实践证明，用一袋五毛钱的小零食，从小孩子手里扣出来五毛一块的，确实不容易。

不过，小零食的进价更低，一般来说一块钱能买一大排。

小卖部刚开门时，街坊邻居都碍着面子，有钱没钱也要来光顾一下。

两个月之后，就没有人肯来了。

大家住在这里，不是因为别的缘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同一家工厂上班。

如今工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逐渐有工人下岗，在岗的也几乎不涨工资，哪有那么多人去消费呢？

尤其是，在第一家小卖部开张后，前后楼之间又多出来三个小卖部。

这种在自家一楼经营的方式，应该就是后面几年特别时兴的底商的雏形。

同样的经营内容，必然造成互相竞争。

在大家还不懂得打价格战的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分散了客流。

刘家儿子为生意的问题，思考了三天，抽光了百八十根恒大烟。

最终，他和自己的母亲刘老太太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对策。

他用自己前两个月的盈利，一共三千五百块钱，从比医院略远的电话局拉了这一片儿的第一部电话。

当然，这个营生不是他首创，他是在市里看到人家的小卖部有公用电话，他才也想这么干。

至于说三天抽掉大几十根烟，是因为他需要下定决心，拿出三千五去装电话。

三千五，相当于他没下岗前十个月的工资。

虽说如今他两个月就赚到了，可生意也开始走了下坡路，他必须考虑如果不成应该怎么办。

经过三天两夜的思考，他还是决定搏一搏，便装了电话，干起了公用电话的营生。

有了这部座机电话，每个来打电话的人，一分钟要收三毛钱，接电话的人一分钟也要收一毛钱。

尽管当年打电话是个挺不容易的事，大家在电话里也尽量长话短说，没事尽量不用电话联系。

可你去人家接个电话，怎么好意思转身就走，不得带点东西？

家庭条件富裕的，给孩子带点吃的玩的，给大人带点啤酒花生。

家庭不富裕的，来一次带走点油盐酱醋。

本来生意不太好的小卖部，因为可以做那种“房头张大娘给喊一声”的生意，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特意花了三毛钱给爷爷家打了个电话。

说家里这边通了公用电话，以后找我们可以打电话，就是得多等一会儿。

我爷爷家的电话是公配，有人报销电话费，自然不在乎多等几分钟。

就是这样，一天傍晚，我家楼下的小卖部，忽然接到了爷爷家的电话。

父亲下楼去接，回来时带了一袋醋和一个消息。

我奶奶想再把我和我堂妹接过去看些日子。

理由是，现在我表姐也住在那里，她可以帮忙带孩子。

这样一来，我的母亲就可以放心出去工作了。

母亲觉得，那毕竟是我的爷爷奶奶家，亲爷奶总不会害孙子，便答应了下来。

还是老规矩，爷爷看我，奶奶看堂妹，不同的地方，只有堂姐两边都帮忙。

不过，堂姐也八岁了，有了一定的男女观念，她多数时候都只陪着我的堂妹。

我爷爷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这与他年轻的时候手底下管着不少人有关。

他带我时，为了让我安静，便教我下象棋。

我才三岁半，自然听不懂象棋规则，但是我喜欢扒拉棋子，这就使得我能在桌边坐着很久。

意外，也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爷爷以为我自己在玩，起来倒了杯茶，我则一不小心把棋子扒拉到了茶几下面。

随着棋子的掉落，我一手按空，整个人都跌了出去。

下班重重地砸在了玻璃茶几角上，厚重的钢化玻璃被我的头部击碎。

爷爷听到声音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已经趴在一地的碎玻璃和血水之中。

第十一章 五岁之劫(上) 这次的痛感很熟悉，就让我对这种痛苦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挣扎着睁开眼睛，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需要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好确定自己这一次的复活点在哪里。

幸好，是在爷爷怀里。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接下来爷爷就要松开搂着我肚子的胳膊，起身去倒一杯茶。

我谨慎地等待着，想要确定这些记忆中的事情，会不会如记忆那般发生。

我感觉自己的身子下沉了一点，屁股与沙发轻轻接触上。

爷爷感觉我坐稳了，便松开环抱着我的手臂。

我近乎条件反射一般，快速丢下手里费力捏着的木质棋子。

棋子与茶几相撞，发出了余韵悠长的撞击声。

正要起身的爷爷重新坐回沙发，两手从我肋下向上，托着我的肩膀把我举了起来。

我平视着爷爷，有些不知所措。

“阿福不喜欢下棋了？下棋不好玩吗？”

爷爷笑眯眯地问我。

我忽然心生一计，附和道：“棋子不好玩，阿福要出门玩。”

爷爷哈哈一笑，就这么举着我到奶奶身边。

“阿福要出门玩，一会儿你带他和蔷薇出去买趟菜，过过风。”

奶奶答应了一声，便开始收拾婴儿车。

那是一辆木质的婴儿车，似乎是年代很久远的产物，木头上的清漆都有点变色，让小车的颜色呈现一种淡淡的暗黄色。

小车有很强大的功能，既可以将中间的一块板子升起，变成可供两个孩子对坐的婴儿车。

也可以将中间的板子放下，变成一个婴儿独享的婴儿床。

奶奶手动升起桌板，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将我和蔷薇堂妹分别抱进小车。

奶奶吩咐表姐：“阿琰，在家看好你姥爷，有急事就给农药厂打电话，电话本在电话边上。”

阿琰表姐答应了一声，显然经常被安排这样的任务。

与此同时，母亲在家也遭遇了姑姑的登门拜访。

与姑姑一同前来的，还有我的老婶。

母亲以为这两个法律意义上的亲戚，是来家里打麻将的。

热情地招呼他们进门之后，还不忘感叹一句：“咱们这三缺一啊。”

姑姑年纪其实比我父亲略大，但按我奶奶的说法，女孩不能算排行，见到男孩就得叫哥哥。

所以，姑姑称呼我母亲为“三嫂子”。

“三嫂子，今天先不忙打牌，我们来找你是跟你商量个事。”

在那个年代，一般亲戚这么说话，不是要借钱就是要借东西。

母亲维持我们这个小家的经济平衡，已经竭尽全力。

如果还需要借钱给亲戚，也不是全然不行，却会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在用钱上面更加捉襟见肘。

见母亲的脸垮了下来，经过大半年直销历练的姑姑，立即就意识到母亲在担心什么。

姑姑拉着母亲的手，游说道：“三嫂子，不瞒您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借点东西。

不过，那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要是可能的话，我打算带着你跟四嫂一起赚钱。”

听到赚钱，母亲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姑姑带来的赚钱方式，就是加入加香香水的直销经营。

母亲对于这种直销很是心动，但她对于三千块的门槛很抗拒，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母亲并不清楚这种直销怎么挣钱。

在她道听途说的认知里面，一个人只能买一盒的买卖，那就是一锤子买卖。

一套三千的价格已然令她咋舌，她觉得她不可能再加价卖给别人。

姑姑作为“行里人”，则有很多一手的不同见解。

“三嫂子，你想差了。

咱们这个加香礼盒啊，虽然不便宜，但它利润也高啊。

你花三千买一套，回来你看看周围谁还想干这个，你转手卖给她。

到时候她交那三千，你只要给公司两千七，自己转手赚三百。

到了那时候，你跟她就都可以再发展下线。

你自己发展的下线，每个人进门你就提三百。

你下线发展的下线进门，你下线提三百，你还能提二百。

再有下线，你提一百，再再有下线，你提五十。

你这只需要发展三个下线，每个下线再各自发展三个下线，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

下线的事就把母亲绕晕了，她不知道这么卖东西，究竟算不算做生意。

她只知道，如果进了加香的门，她就需要先交三千块钱门票，再花两份门票钱发展三个下线。

姑姑见母亲不说话，继续游说道：“这种简单发财的道，公司不想让一个人独占。

现在公司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三个下线，下线收益逐层递减，最多九层就结束收益。”

说着话，姑姑拿出来一个条格笔记本，翻开一页空白页，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了两条线。

两条线在顶部想交，与条格自然形成一个九层的金字塔。

随后，姑姑倒着在每层金字塔后面依次写上数字。

1、2、5、10、25、50、100、200、300。

“按照公司规定，你站在塔尖上，下面九层下线完全发展完成，你可以分到六万六千六。

咱们不想那么大的富贵，咱们只做最高那四、五层。

做到五层，收益一万五，做到四层收益也有九千五。

只要做到这里，咱们就不赔，后面他们再继续发展，咱们就是白落的钞票。”

姑姑没有说，她使用的是公司特意培训过的话术。

公司对她们这些已经加入的人说，只要每一级新加入的“下线”，都完美地发展完成四到五层下线，先加入的人员，早晚能做满九层，拿走六万六退休。

我想，姑姑可能是被话术绕进去了，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让你通过骗人营销的公司，它真的不会骗你吗？

母亲心动了，六万六千六，需要父亲不吃不喝在自行车厂干十五年。

可是，厂子越来越不景气，父亲还能不能干十五年，还是两说。

只是，这样一来，原本只需要三千的成本，忽然就变成了九千。

母亲怯怯地问：“如果进来之后，等分红够了再买下一个套装，可以吗？”

姑姑大摇其头，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可以，当然可以。

就是吧，你发展几个下线，也是做到四层回本。

你一开始就发展三个，同时做到四层，在时间上就更快一点。

你要是一开始才一个，最少得用别人三倍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到那个时候，别人七八层都做完了，就差等时间退休了。”

第十二章 五岁之劫（中） 姑姑的话语，特别具有煽动性。

母亲还在皱眉沉思，婶婶却已经眼泛精光。

原本姑姑的话是对着母亲说的，婶婶之所以更动心，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

我的老叔和婶婶都是教师，只不过不是大知识分子的大学老师。

他们两个在同一所技术学校任职，而学校则是本地劳动局办的。

虽然不是大知识分子，两个人结合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

此时中央才有一位伟人刚刚讲过话：知识分子的收入太低了。

他们目前的收入虽然还看不出与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至少在按月足额发放工资这一点上，是任何国营大厂也不敢随便比较的。

如今我们常识中的利税大户是烟草行业，但在那个“恒大烟只看有人抽，不看有人买”的年代，卷烟厂的职工也是人人自危地过着日子。

这样的家庭背景差异，使得母亲和婶婶在看待同一件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婶婶见母亲没有表态，拉过姑姑地手问道：“有没有什么办法，一次就可以拿出三盒货？”

姑姑的眼睛里燃着一团火，激动得有些难以呼吸。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管进口喷雾剂，摇了摇，倒转过来，对着张开的嘴里就连喷两下。

面色略微有些潮红的姑姑，又在母亲眼前晃悠了一下喷雾剂。

“三嫂子，干了咱们这行，你就不用去医院排队开那七块五的国产气雾剂了。

这进口的玩意一瓶也就大几十块，但是喷一次管用好半天。”

说完，也不等母亲回话，仍旧与婶婶四手相握。

“四嫂子，还是你们知识分子有眼界。

办法肯定是有，就是怕你们知识分子不好意思干。”

母亲本来还在思考如何能东拼西凑出三千块，此刻左右打量了一下婶婶和姑姑，忽然心生警兆。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表演。

就见婶婶异常兴奋地反问：“你不说，怎么知道我愿不愿意干？”

姑姑故意左右看了看，低声说道：“你多准备几张身份证，连你自己的，一共准备四张就行。

到时候，就说你是塔尖，另外三个人是你的下线，你一次交齐八千一，就能拿出来三盒货。

同时，这就算你发展完第一层下线。

之后你在找到别人把这三盒货卖掉，你想让公司把这三盒货挂在谁的身份证下面当下线都行。”

婶婶也兴奋起来：“如果能借到更多的身份证，岂不是说……”

话说到这里，姑姑立即接口：“身份证越多，等于拿货价越优惠。

很多人都这么干，就为了卖出礼盒时多赚点钱。”

母亲的数学并不好，她不清楚准备更多身份证的收益点在哪。

更为重要的是，她没有地方去搞那么多身份证，更加没有本事去搞来那么多钱。

婶婶不再说话，低头盘算着什么。

母亲很清楚，婶婶在算自己家有多少钱，需要去借几个身份证。

见姑姑把目光又投向了自己，母亲咳嗽两声开口了。

“咳咳，孩子他姑姑啊，我们家和小琴家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家就阿福他爸一个人上班，工作还没有小琴两口子好。

不要说多准备几张身份证，连一盒的钱都还凑不上呢。”

姑姑听说母亲不打算入伙，脸色就显得有些难看。

“我看你就是穷命脑袋，没有发财的命。

你不参加正好，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自己多买一盒。”

见母亲不参加，姑姑索性连三嫂子也懒得喊，开始你你我我的说话。

母亲这几年虽然体弱，年轻时打球养出的痛快脾气却更加盛烈。

听到姑姑的话，也没好气地回：“身份证我给不了你，我去市里看病还得用呢。”

那年还没有医保的说法，人民看病时查验身份，基本上全依靠户口本或身份证。

不过，医院挂号时，一般只要求你写好自己的名字，不会真的验看身份证。

所以，母亲使用的理由很正当，却并不能禁得起推敲。

姑姑很是精明，看穿了母亲的小伎俩，却没有揭破。

只是追问了一句：“那我三哥的身份证呢？”

母亲眼珠一转，编了个瞎话：“叫同事借走了。”

随即，也不等姑姑反应，母亲又追加一句。

“再说，我们家瑞子那是在国营厂上班，就算身份证在家也不能掺和这种事啊。”

姑姑脸色愈加难看，没好气地说道：“那四嫂子家里还教书育人呢，她们参加就没事？

把身份证借给别人都不借自己家人，真好意思在这讲规矩！”

说着话，姑姑一拉婶婶：“四嫂子，我们走！”

婶婶冲着母亲尴尬一笑，跟着姑姑向门口走去。

姑姑在过道上还愤愤不平地埋怨：“我三哥怎么找了这么个媳妇！”

母亲没有反击，她正在为姑姑的离去长舒一口气。

面对姑姑的说辞，母亲不是不会动心。

母亲拒绝这件事的唯一理由是，她觉得“上赶着不是买卖”。

母亲出身知青商店，那年在她们商店还没有推销或者促销的说法。

她朴实地觉得，如果东西好，人家肯定是不着急卖的。

只有快坏了的东西，才会主动问客人要不要。

如今回过头去看，母亲这样朴素的世界观，居然救了我们全家一次。

另一边被奶奶推向市场的我和堂妹，也开心地在车上手舞足蹈。

奶奶个子不高，推两个孩子买菜其实有点吃力。

好在，这车的桌板上可以放一些菜，减轻奶奶搬运时的体力消耗。

美中不足的地方，或许是我和堂妹会从网兜中间的空隙伸手进去扣蔬菜的表皮。

这种干坏事的感觉，简直轻松加愉快到了极点。

同时，也因为摆脱了铁头碎茶几的戏码，让我异常的兴奋。

回家的路上，路过了奶店在自家门口搭起来的零食摊位。

我兴奋地要求吃“哈哩哈哩”，奶奶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前面有爆米花，奶奶给你买点爆米花吃。”

堂妹显得很兴奋，开心地表达：“薇薇要吃，薇薇要吃。”

奶奶正想推我走，我猛然向着零食瘫子扑了过去。

第十三章 五岁之劫(下) 还请各位放心，这时我还没过四岁生日，这并不是我五岁的劫难。

这一次意外，我受伤很轻微，只是磕破了嘴唇，流了一点点血。

但是，我奶奶那个脾气啊，可受不得这个委屈。

不仅我要的哈里哈里没给买，堂妹要的爆米花都没买，径直推着我和妹妹回了爷爷家。

到了爷爷家，爷爷见我一下巴血，很是意外。

问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利用了“房头刘大妈喊一声”的便利条件，通知我母亲把我领回家。

电话里，爷爷并没有告诉母亲这是为了什么。

母亲也没打算使用来回三个小时车程的公交车，作为带我回家的交通工具。

她安静地在家思考了一下各种可能性，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我又淘气了。

不管爷爷奶奶说得是不是气话，做家长的总归需要露一面。

晚上父亲下班，母亲就跟父亲说了这个情况。

父亲本欲立即出发，却被母亲拦下吃了顿晚饭。

饭间，母亲嘱咐父亲。

“要是阿福淘气了，你别那么倔，该跟爷奶道歉就道歉，人家帮咱看孩子都没要钱，别倔得跟头不知道回头的驴似的。

万一要是爷奶有什么别的安排，看不了阿福了。

你也别耷拉个脸子，你骑车给阿福带回来就完了。”

是啊，父亲骑自行车去爷爷家，可以省下来回两块钱的车票钱。

人力驱动成本两碗大米饭。

最重要的是，我还不会晕车。

说不定还能很兴奋的唱一路儿歌。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是嗯了一声，快速吃完饭，便披着晚霞出门了。

晚上八点多，父亲到了爷爷家楼下。

急匆匆赶到二楼爷爷家，空着手敲响了爷爷家的防盗门。

奶奶来打开门，一脸严肃地将父亲让进屋。

父亲没来得及跟爷爷打招呼，先打量了一下委屈地坐在沙发上的我。

爷爷率先开口发难：“你们这儿子太淘，我养过五六个孩子，也没有一个这么淘的。”

父亲看着嘴角涂着紫药水的我，眉毛抖动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爷爷：“爸，我们兄弟姐妹也没有你看大的啊，不都是我妈看着我们吗？”

“你什么意思！嗯？”爷爷的眉毛也立了起来。

父亲没回话，探身从沙发上抱起我，对我说：“阿福，咱们回家了。”

我有点胆怯，小声拒绝：“不，不要回家。”

父亲看着我的眼睛问：“阿福还想住在爷爷家？”

“不，也不要……”

“那阿福为什么不想回家呢？”父亲耐心开导我。

“姐姐说，回家要坐大车车，阿福坐大车车会吐吐。”

父亲瞪了表姐一眼，最终没有跟一个孩子计较。

奶奶却不满地责备父亲：“你瞪孩子干什么？”

父亲抱着我往外走：“我看看她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奶奶在后面追父亲，似乎想说两句什么。

父亲头也不回地抱我出门，低头安抚我：“阿福乖，咱们不坐大汽车，爸爸骑车驮着你。”

爸爸的自行车，是二十八寸男款，带横梁也带配重架。

原本这样高的车子，对于父亲一米七五的身高来说，虽然算不上太高，却也不能算舒适。

但父亲为了能多驮东西，就选择了这款车代步。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以后也会喜欢上这个车型。

第十三章 五岁之劫(下2)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也是个心细入微的人，更加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他在自行车横梁上面为我安装一个木质的座位。

这是他亲自设计安装、亲手切割打磨的座椅。

坐在这上面，背后就是父亲结实的怀抱，让我感觉到满满的爱与安全。

我家到爷爷家，坐公交车要换乘一次，全程九十分钟。

爷爷家到我家，骑自行车全程也要九十分钟。

父亲载着我，在快九点时离开爷爷家，原本在十点半之前肯定能到我们自己家。

意外，就发生在这段路上。

有了专用的座椅，我便可以面相行驶的正前方，双手撑在车把上，稳定住自己的身体。

父亲贴心地为我设计了全景视角，并用自己的肉体组成了柔软舒适的半包靠背。

这样的设计，简直用心到了极致，也把现有条件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父亲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在他心里已经将我当作了最为珍视的宝贝。

同时，他可能也把我想象得太过老实了一些。

轻轻把我放在座椅上，看着我双手抓稳车把，父亲便站在自行车左侧，开始推着车向前走。

这是专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上车方式的第一步。

随后，父亲左脚踩在脚蹬上面，右腿向后潇洒一摆，便骑到了自行车上。

我羡慕父亲的潇洒，追问父亲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

父亲笑着回答我：“等你再长大一些。”

怀揣着快快长大的梦想，我一路唱着儿歌。

可是，被人骑车载着，还是有些无聊。

我在唱歌之余，开始想干一些“坏事”。

我侧过头，偷偷瞄着父亲，发现他的注意力都在逐渐变暗的道路上。

那时的市政建设还不是很完善，大多数路段，必须要有电线杆的地方，才会有路灯。

有了这样的发现，我开始试探着把我的屁股从座椅上挪开一半，好让悬空的那一半控制的腿，可以伸出去更远的距离。

我没有考虑过能用脚蹭到马路，我得目标是自行车的前轮。

凉鞋与前轮轮毂摩擦，发出一阵忒忒忒的声音，并伴随我半边身子一阵酥软地颤抖。

这种感觉真有趣，不断勾引着我继续尝试。

这时，父亲发现了我的异常，呼唤了我的小名一声。

我紧张得身体僵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想，僵硬的身体导致本就控制得很吃力的腿脚伸得更远了一点点。

车轮转动，力量不算太大，却比幼小的我力量强大得多。

我的右脚被车轮一带，快速向着斜下方伸了出去。

伴随着这个拉扯的动作，我的身体也快速向着右边一歪。

父亲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我的上衣。

很遗憾，他不仅没能成功拉住我，还因为我的右脚已经卡在车轮与车架之间，把父亲也带倒了。

父亲连人带车，一起倒向了便道的方向。

巨大的自行车，将父亲的腿砸在了下面，也将我压在了下面。

父亲扭伤了腰，挣扎半晌难以起身。

而我则把自己的头摔在了便道牙子上，将自己的大好头颅，摔成了一碗多放辣椒的豆腐脑。

第十四章 六岁之劫(上) 我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一定不能再出现头部受创的情况。

因为，头部受损之后，再恢复意识时，还是会感觉很眩晕。

这种眩晕来自于“前世”的受创，让我有一种今生无法控制的无力感。

头一歪，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还在自行车横梁上。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又歪向了另一边。

此时的父亲，已经当了二十年光荣的工人阶级，手上的力道不是一般的大。

铁钳一般的大手，稳稳地抓住了我的肩膀。

我感觉非常安稳，安稳得想要向后一倒，就这么沉沉睡去。

忽然，我右脚根一痛，爸爸同时停下了自行车。

“都有这一天啊！”

爸爸小声嘀咕着，显然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左右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用右手单手将我横抱在怀中，左手扶着车把快速蹬动脚踏板。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自己家楼下。

此时，比预计到家的时间，提早了大概一刻钟。

父亲并没有带我回家，他一只脚斜撑着自行车，抬起头高声叫着“阿福妈妈”。

母亲打开家里的窗户，扒头看向楼下。

父亲简洁地高声交代：“阿福的脚后跟叫辐条打了，你拿上钱去医院找我们。”

说完，也不等母亲回话，便带我去了家门口的医院。

家门口的医院医疗水平虽然不太高，却是一家全科综合性医院。

大到外科开刀、骨科接骨、妇人生产，小到感冒发烧、中医理疗、消毒换药……这医院虽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科室，却也都勉强能干。

尤其我这种把后脚跟夹青了的情况，看起来吓人，却只是毛细血管破裂和软组织挫伤，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父亲先是把我抱进了急诊，跟大夫说明一下情况，保证母亲会送钱过来。

大夫也同时查看了一下我的伤情，评估了一下治疗方案，便点头同意。

治疗对于我来说，非常提神醒脑。

装酒精的瓶子一打开，我立即就感觉呼吸道一阵灼烫。

紧随其后的，是脸色发红，头微微有些晕。

如果是现在的我，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就是闻了一下这个酒精的味道，我便已经进入了微醺的状态。

而那时的我，只是在心底感叹，这药劲儿有点大。

大夫对着我嘿嘿一笑，然后对父亲说：“这孩子可能酒精过敏，你们当家长的要注意。”

随后，便帮我清理了一下发紫的部位，并用手捏了捏。

“触诊判断，孩子应该没什么大事。

你们当家大人的要是不放心，一会儿等你媳妇来了，交钱拍个片子看一下骨头。”

父亲点头，只说了一个好字。

医生以为父亲还在担心我，用了一句父亲刚才说过的话开导父亲。

“孩子爸爸你也别着急，基本上每个孩子都有这一天，他这次夹了脚啊，下次就长记性，不敢往车轱辘里伸脚了。”

父亲叹了口气，简单解释了一下：“我怕他有这段子，还特意把座椅安装在了大梁上。”

大夫笑眯眯地看着我：“那这孩子可真是够淘了，得严管管。

不过啊，我个人建议，等他伤好了再教育。”

父亲依然只吐出一个字：“行。”

后面的事情没有什么悬念，拍了x光之后，医生说我骨头没事。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这孩子脚骨很长，以后个子应该矮不了。

父亲听了很开心，因为在父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身材高壮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若是身材矮小瘦弱，就会被人说是“二等残废”。

用如今时髦的描述，那应该叫“亚残疾”。

91年发生了许多对我家影响深远的事情。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有一天回家，忽然对母亲说，国家又把他们想起来了，要给他们发养老金。

在此之前，若不能像我爷爷那样定好职级待遇离休，退下来的人便没有了收入。

而我父亲开心的是，工厂跟他们说，从明年开始，会按月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等他们退休了，不干活也能有钱生活。

母亲听了以后很是开心，同时又在心里埋怨了一次不肯为她落实工作的爷爷。

得了这个好消息以后，母亲思考了几天，忽然跟父亲商量了一件事。

“瑞子，营营又找了我几次，还是想让我加入她那个什么香水直营。

我想了一下，咱们家攒点钱不容易，与其做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赚钱，不如把这钱借给孩子他老姨上大学。

等她老姨毕了业，肯定忘不了咱家的好。”

父亲对于老姨要学医的事情有所耳闻，原本听说考不上医学类专业了，如今母亲忽然又提起，父亲显得有些茫然。

半晌，父亲只问了三个字：“还学医？”

母亲组织了一下语言：“小妹她说学医可能没有把握考上，就报了护理，这个她有把握。”

父亲点头，说了一生中都少有的长句子：“那要是考上了，大伙凑钱也得让她上，这不仅仅是家里出了大学生，以后还是能去医院上班的能人。”

父亲的世界观非常朴实，他少年时上技校能分配工作，为了不在家里忍饥挨饿，他就上了技校，学了一门手艺。

如今步入九十年代，包分配的技校不是完全没有，却不是很多。

但大学生还算吃香，基本上毕业就能有个好工作。

当然，如果你学习的专业就业后比较辛苦，你必须不挑工作环境。

父亲觉得，如果一定要拿钱做人情，让姑姑拿着钱去做生意，不如把钱拿出来供老姨上学。

这样老姨就业以后，别的不用多说，找关系帮母亲把病治好，总还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种关系以前我家里没有，亲戚家里也没有。

不要说想治疗，连找个懂行的人问问都没有机会。

如果老姨进了医疗系统，哪怕永远都只是个小护士。

只要她发动一下同学和师长，终归是能帮母亲确诊一下究竟是什么病。

到时候不管治得起还是治不起，爸妈都更容易死心。

不过，我那时并不清楚，。

父亲是没看出来，母亲对姑姑的称呼，从“孩子他姑姑”，变成了直接称呼名字“营营”。

还是说，父亲其实看出来了，却故意在装看不出来。

第十五章 六岁之劫(中) 时间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很快便来到92年的夏天。

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许多大事。

国家愈发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制定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

这份《纲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直到近些年的许多科研方向。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又一项伟大壮举。

同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国家决定推动国有企业改制。

与如今的混合所有制改制不太一样，当年的改制多数是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让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工人阶级，从“以厂为家”的状态，跑步进入了“自己当家”的阶段。

自己当家，有利有弊。

有的企业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成功实现企业转型，再度焕发了生机。

有些企业则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是时代的变化，终成时代的尘埃。

父亲供职的自行车厂，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改革开放已过十个年头，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虽然我家还在为三千块钱的门槛，不敢参加加香香水的直销。

可加香香水已经在大礼堂和国际展览中心，连续办了两次直销大会。

现场的情况，可以用座无虚席和人山人海形容。

往好了说，与会的一些人，勉强算是“先富了起来”。

往坏了说，这样的野蛮的财富累积，培养了很强的暴发户习气。

当时在本地的无产者之中，颇为流行见人就叫“大款”的习气。

就连我在猴年春节时，家里也给买了一套“儿童西装”做新衣服。

这样的环境之下，生产自行车的企业，愈发变得不再吃香。

尤其是，此地是有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国营自行车厂不论，私营的就有近百家。

父亲在这一年，还接了一个南下出差的活。

过完年就出发，大半年后的盛夏才回家。

回家后，父亲为家里添置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我至今仍然记得，电视机的牌子，贴得是当时很热的长虹牌。

如今的我，会说父亲也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但，换我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话，我可能也会像父亲一样，激动地说上一句，“钱是挣来的，不花也攒不下。”

用彩电看奥运会转播，别提多带劲了。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内心的激动，出外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只会说，“那里面的人跟真的一样”。

其实，就算是看黑白的，我也觉得跟真的一样。

只不过现在有了彩色的，才觉得黑白的失真。

楼下经常帮人“喊一下”的刘老太太家的孙子，名叫刘明睿，他比我小两岁。

他在听到我的吹嘘时，只甩了一句：“切，不就是彩电吗？我家一直就有！”

我忽然意识到，我家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了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多此事做任何评价。

她虽然文化不高，却有着一定的眼界，她知道是家庭条件制约了我的眼界。

母亲思来想去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求父亲在每个双休的周末，一定要全家去一趟市区。

去看看城里的市政建设，商场里更新的商品，见见生活条件富足的人的活法。

这是母亲能想到的最省钱的见世面的办法，全家来回坐公交车，只需要三块钱。

而这六块钱如何省出来呢？

母亲忍痛让父亲把刚刚开通的有线电视，又停掉了。

父亲知道母亲的意思，自己在厂里弄个了铁圈，挂在了我家西面的玻璃窗上。

父亲说，这个东西能增强无线信号接受，接到电视上，可以多看一个频道。

至于说为什么挂下西面的窗子上，因为西面可以远眺电视塔，那是信号来的地方。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九月份，住对门的安叔叔忽然来家里敲门。

与安叔叔一起来的，还有他家的女儿，小安姐姐。

小安姐姐属虎，比我大八个月。

安叔叔对于自行车厂最大的怨念就是，当时他爱人怀着小安姐姐，依然足月，即将临盆。

负责分房的领导却说，只要没生出来，就得分“伙单”。

即便住进来以后，小安姐姐立即就出生了，也没有成功调整去偏单。

如今的小安姐姐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看起来是一个大姑娘的样子。

她很喜欢同年时的我，特意吃力的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

我想，在小安姐姐的奶奶眼中“虎头虎脑”的我，应该是可以风靡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之中的吧。

而我那时还不知道，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我在评价一年事情时，不自觉地用上了从商场里面听来的词汇。

安叔叔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从自家的有线电视上分出一根线给我们家。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我们两家住得是“伙单”，门外看着入户线是一条，基本查不出来。

有道是：衣食足才知荣辱，仓廪实才知礼节。

人在穷的时候，会为了生计，尝试各种触及界限的事情。

对此，我们这种人通常用，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来自我安慰。

父亲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说好听一点，是一身正气，说得难听一点，最少也是不知变通。

用一句本地话来说，就是“迂”。

迂是形容个性耿直，办事费劲，但还没有腐那么不可救药。

安叔叔劝说父亲：“我比你早看透这J8厂子几年，明白生活的不容易。

你耿直，你可以不看有线电视，你就忍心让孩子出门聊天时，连别人看过的动画片都插不上嘴？

我知道，你觉得这是偷。

我也承认这是偷！

可就连楼下的路灯都有人偷电，你偷个电视信号怎么了？

偷电视信号是应当枪毙还是无期？”

父亲沉默了许久，最终也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安叔叔很生气，他觉得这是在帮我们。

但父亲不领情，他没有强迫我们的道理。

92年九月份，母亲为了能出去做工，补贴因日益增长的物价而造成的生活水准下降，把我送去了离家最近的小学的“育红班”。

这个班，在如今看来，应该属于“幼小衔接”。

但在当时，对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人家来说，不是没有幼儿园，是收不下这么多的学生。

那么，上育红班，就是最好的托儿方式。

第十五章 六岁之劫(下) 原本，育红班只接收六周岁以上的学生。

由于我生日在九月底，育红班也在九月初开学，小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勉强同意我入学。

这样一来，我就变成了可以被看管一整天的状态。

我的父母便可以通过轮流接送我的方式，获得更宽泛的自由活动时间。

而此时的我还不清楚，我六岁生日前的危机，即将到来。

我刚开学一周，房头的刘大娘忽然喊了我们家一声。

母亲接到了外婆用大矿上的电话打来的省际长途。

电话中传递的信息极为简洁，就是我的舅舅刚刚去世了。

母亲急切地想要回家奔丧，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父亲得知消息之后，立即请假回家，并表示要送母亲回老家。

母亲在这个时候忽然清醒过来，问父亲：“阿福怎么办？”

父亲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表，距离接我放学，只剩下五分钟时间。

父亲急匆匆地赶来接我放学，却没有带我回家，他将我送到了我的大伯家。

委托大伯和大伯母代为照顾我一段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日，父亲就会过来接我回去。

为此，父亲特意给大伯母塞了十块钱，说是用作我这几天的伙食费。

大伯母看在钱的面子上，把我留下了，说是可以让我的堂兄看着我。

同时，她还表示了，都是一家人，何必给钱，没钱我们也管看孩子……

说着这些客套话的同时，她很利索地将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父亲本就不爱说话，商量好事情之后便匆忙带着母亲赶长途车回了老家。

这段路途，选择长途车其实比选择火车会早到一些。

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站虽然离外婆家不远，却属于固定站点。

而长途车的终点在大矿旁边的长途车站，可以要求司机在路过我外婆家时停一下。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途车一天发四班，比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出发的火车，出发时间更早。

而坏处就是，长途车需要走盘山公路，每年都会有车辆在这条路上出事。

并且，母亲晕车，尤其晕盘山公路……

但为了回家奔丧，他们不得不冒险。

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我的父母顺利回到了外婆家。

这一年，我的三姨和三姨夫在老家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是一家铅笔厂，主打一个不用削铅笔，直接一撕就行。

也不知道老板是哪里的人，给铅笔注册了一个“得撕”的商标。

我用过这样的铅笔，一般铅笔用木质笔杆，需要配合铅笔刀使用，这家铅笔用硬纸笔杆，确实很容易撕。

三姨夫给厂里的老板开小车，特意跟厂里申请了一辆车回家帮忙。

厂长为人很仗义，完全没因为是跑白事有忌讳，特意让三姨夫开了一辆商务接待用车回来。

理由就是，这车大，能多拉几个人。

三姨夫心里却明白，厂长给他面子，是冲着他手里那本几乎没有人见过的驾照。

三姨夫持有的驾照，是一本联合驾照，准驾车型是a，不区分123。

用当时给他办驾照的人的话说，是可以驾驶所有车辆的驾照。

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准驾车型没有细分得这么细，而我姨夫那是开过坦克和装甲车的手艺，在地方上自然什么车型都只需要熟悉一下就能掌握。

三姨夫开车将我父母拉到乡里，来到了舅舅家。

这时，我的舅母正在和我外公外婆交接家里的东西。

舅舅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他家住在一楼，窗前门外被他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

不爱开花的君子兰和文竹，爱开花的牡丹和月季，甚至还有两盆铁树。

知道的，会说这家住得是老刘家的儿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到了植物园。

三姨夫赶上前去，帮二姨夫把花花草草装车，打算运回外婆家。

商务车拉花草，想必也是它车生的头一遭。

这边正忙或着，舅母又拿出来一本集邮册。

“妈，这是大华留下的集邮册，您如果想留着，我肯定不能跟您抢。

但是，您要是不想留，我希望能留下当个念想。”

看着舅母那低声抽泣的模样，外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舅母是外婆特意为舅舅挑的妻子，外婆当时力主这门婚事，就是看中舅母是乡人民医院的护士长。

外婆想着，人家是专业的护理人员，万一舅舅哪天犯病了，也好提前给上点急救措施。

哪成想，舅舅犯病那天，舅母在医院值大夜班，等舅母回家之后，舅舅的尸体已经凉透了。

当时才刚上学的表兄，根本没意识到舅舅身上发生了什么，还天真的跟舅母说，舅舅睡懒觉，没有叫他起来上学。

外婆叹息了一声，快速分割了舅舅的遗物：“剩下的书我带走，集邮册你给团团留着吧。”

团团是我表兄的乳名，因为他是农历八月十五的生日。

另一边，住进了大伯家的我，正在经历人生中第一次“被害”。

前文提到过的，那个被人堵在女村民被窝里的男知青，就是我大伯。

而事件里的女村民，后来就成了我的大伯母。

由于已经在当地成家，大伯回城的事情拖了好久好久。

当然，大伯并不在意，因为他和一般知青不一样。

名义上，他的插队地点距离他的家乡有近三千华里。

可他自己也没想到，刚刚下乡插队没几年，自己的父母兄弟，会随着三线厂建设，来到他插队的地方附近。

既然家都搬到更偏僻的地方了，他回不回家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样一耽搁，就导致他随搬迁的机械厂来海津市时，已经没有什么在当时意义上很好的工作。

他只好去轧钢厂烧锅炉，这里之所以要他，是因为这是一个包容度非常高的企业。

不管你是高中毕业的高材生，还是曾经行差踏错的劳改释放人员，亦或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游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岗位。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大伯父身上染上了许多不太好的习气。

其中之一就是，笃信“不抽烟，不喝酒，不算是男人”。

为此，他不仅从小就培养了我堂兄喝酒，在又一次喝醉了之后，又开始培养我的酒量。

他培养我酒量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就是在吃饭时，给我倒上一小酒盅高度白酒。

在我吃饭中途渴了时，告诉我那是凉白开。

可怜的我天生酒精过敏，这一盅白酒不多，也就一两左右，刚喝进嘴里我就被呛得喷出了小半。

随即，我的脸开始发热、发红，皮疹蔓延至我的小腹，并开始向四肢扩散。

我的大伯和大伯母，此刻笑得前仰后合，就这么看着我逐渐意识模糊，从椅子上栽倒到地上……

第十六章 过敏体质 过敏，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事情。

就如同传说中有这么两种食物，一种叫山药，一种叫芒果，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它们产生过敏反应，只是症状上面有轻有重。

轻度过敏反应，有可能只是瘙痒和红疹。

重度的过敏反应，则有可能出现癫痕和呼吸困难。

最严重者，则有可能出现休克甚至死亡。

很遗憾，我是一个过敏体质拥有者。

酒精进入我的身体，逐渐分解为乙醛，但我的身体里缺少代谢乙醛的酶，导致了乙醛的堆积，出现了过敏反应。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我是一个民间讲，喝酒上脸的人。

大多数有“酒桌文化”的地方，都会流传一个传说，就是喝酒上脸的人好交朋友，他们对人真心。

在我看来，那确实是。

至少，他自己知道自己酒精过敏，还为了跟你在一块厮混而陪你喝酒，那他肯定是极为重视与你之间的感情。

但我显然不具备这种“舍命陪君子”的能力。

因为，我要舍得话，命是真的会没掉。

大伯父和大伯母，笑嘻嘻地看了我一阵，还在为我喝酒上脸的样子感觉可笑。

当我栽倒后，这才意识到不对。

等到他们蹲下身子来扶我时，发觉我的呼吸已经微弱到感觉不到。

这两个人，直到这一刻才慌了神。

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并不支持他们进行哪怕最简单的急救。

他们眼中的急救手段，主要包括：用鞋底抽脚心、用指甲掐人中、用大拇指压虎口、用手掌正反抽大嘴巴……

最终，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的人，是我那个已经小学五年级的堂兄。

“爸妈，弟弟这样……是不是应该送医院？”

大伯父和大伯母恍然大悟，赶紧起身换衣服。

换好衣服之后，由大伯父背着我向医院跑去。

大伯家距离医院很近，跑步过去只需要十分钟，就算走过去也不超过二十分钟。

遗憾的是，当我进入医院急诊室时，大夫只是查看了一下我的状态，便摇了摇头。

“送来时就没气了，准备后事吧。”

大伯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得，靠在急诊室的墙边往下溜。

大伯母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趴在我的尸体旁边嚎啕大哭。

一个护士过来拉了大伯母一把，小声劝道：“别这么伤心了，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

再说，医院这人来人往的，你们把心都扑在这个走了的儿子身上，另一个儿子丢了、跑了、磕了、碰了的，你们不是更得把肠子悔青了。”

……

我在一阵麻痒之中醒来，五脊六兽一般在椅子上蹭了半天，这才确认自己正在吃饭。

大伯父心情很好地吃了一口五花肉，然后给我倒了一酒盅高度白酒。

这次我有了经验，岂会上当受骗？

酒盅放到我的手边时，我就借着吃肉的机会，噗地一声吐出一口没嚼烂的瘦肉。

这一口，准确地吐进了酒盅里面。

“肉肉硬，不好吃！”

我哭闹起来，顺势打翻了酒盅。

大伯有些心疼他的酒盅，最终看在十块钱伙食费的面子上，决定不与我这个小孩子计较。

而我则继续哭闹：“阿福渴，喝水水！”

大伯母瞪了没六的大伯一眼，为我倒了一杯水。

顺便，将我碗里的五花肉倒回盘子里，回去厨房为我专门挑拣了一碗肥膘。

说实话，当年的我很喜欢吃肥肉，因为肥肉软烂，入口即化，而且没有瘦肉那么咸。

我在自己家的时候，父母不可能让我吃一整碗肥肉，他们会让我少吃肉，多吃饭。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一个月也只能炖一次猪肉的原因。

这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炖肉是招待客人才能使用的高端烹饪方式。

但，在我大伯家不是这样的，他们家吃肉就光吃肉。

我大伯吃五花肉就酒，吃得满嘴流油。

我大伯母五花肉当饭，吃得抬不起头。

我堂兄身材黑瘦，还有点与年龄不符的稚气，听说是因为他只爱吃瘦肉造成的。

而我，在开心地吃完一大碗肥肉之后，发现没有主食。

吃肥肉很容易腻，可我还是觉得有点饿。

这主要得益于我父母对我的不科学喂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孩子越胖越好，胖是福相。

我的父母每次给我吃饭，并不考虑我摄入的热量是否足够，也不考虑我是否吃饱了。

他们最进步的思想就是，不能剩下饭，盛多少饭都必须全吃掉。

天可怜，那饭也不是我自己盛的，我怎么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吃完……

所以，很多年以来，我吃饭都是吃到噎，有一种要吐的表现，我父母才会对我说上一句。

“好了好了，吃不完就算了吧。”

这使得我在别人家吃饭也不知道够不够，还是吵着要吃。

当然，此刻我吵着要吃的，其实是主食。

没有米饭的话，来半个大馒头也行。

遗憾的是，我的大伯母并没有准备主食。

她觉得我可能还是饿，就给我又盛了一整碗肥肉。

顺便，在从厨房端碗回来的时候，还不忘提点我堂兄一句。

“你看看人家吃多少！

再看看你自己，吃一口猫食，瘦得跟干儿狼似的。”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干儿狼”，后来我想，那应该是一种饿得皮包骨头的孤狼。

两碗肥肉下肚，不管我是不是真的饱了，我可不敢再要了。

若是再给我一碗肥肉，我怕我自己会当场去世。

当然，就算当场去世也好过被一两高度白酒毒死。

饭后，包括我在内的一家四口都有点困。

大伯借着酒劲先睡了，大伯母强打精神，把我安顿好才睡。

我那时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记忆中睡前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大伯母在夸奖我。

“看人家这孩子多乖呀，沾枕头就能睡着。”

是啊，我可乖了，这一睡，就从前一天晚上，睡到了转天下午。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大伯一家三口正在看VCD。

九三年时的VCD机，虽然不是很稀有，却也很新潮。

因为我身边大部分有影音需求的人家，还在看录像带。

第十七章 刘家的女婿们 舅舅的丧仪一共持续了三天，从“倒头”那天晚上开始算第一天。

“倒头”是老家方言，意思是人活着时，头是挺立的，只有死了之后，才会歪倒向一边，再也不能自己挺起来。

第二日早上母亲得到消息，于下午赶回老家，瞻仰了一下舅舅的遗容。

二日晚上“送路”，烧了一些“纸活”。

当时很多地方还没完全禁止土葬，烧掉一些纸人纸马，不光没人来抓，街坊邻居还会自觉让出十字路口大半的地方。

这一天，往来接送人员与运送东西，都是三姨夫开得商务车。

外婆在悲痛之余，向自己的三女婿表达了感谢。

三姨夫很不好意思，对外婆说：“人家也不是给我面子，是我那本联合驾照面子。

再说，能拿到那本驾照，不是还多亏了您带我见的那个人吗？”

是啊，当时部队回来的退伍军人，如果要更换地方驾照，需要去地方考试。

外婆家那一片负责这件事的人，就是外婆娘家的亲戚。

外婆带着三姨夫去拜访了这门亲戚，托付了一下事情。

对方既没要钱，也没要礼物，甚至都没把这件事当回事，直接掏出烟盒，从里面撕下来一块锡纸，反过来写了几个字。

三姨夫当时觉得很不靠谱，却仍旧客气地将锡纸接了过来。

回去的路上，三姨夫问外婆，这张“条子”能管用吗？

外婆微笑回答：“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因为“条子”太简陋，三姨夫一开始考试时没敢拿出来。

等人家给他定准驾车型的时候，他赶紧走上去看。

对方打了个官腔：“不瞒你说，你是我在这干活以后，见过的手法最好的退伍军人。

不过，你手法再好，我也只能给你定个b，叫你开个货车。

你要是想定个b加c……”

说着话，向三姨夫挑了挑眉毛。

三姨夫有过部队的锻炼，知道这是在要好处。

这种事在那年的部队，给不出好处，说两句好话也能混过去。

但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怕不是没那么容易解决。

思来想去，三姨夫想起了那张“条子”，赶紧掏出来询问。

“您看我这东西，能好用不？”

对方没当回事，却也不好直接拒绝，还是接过去扫了一眼。

这一眼，可把刚才还高高在上的他吓坏了。

一边翻着手里的表格，一边试探三姨夫：“你认识写条子的人？”

三姨夫大着胆子回答：“这都是自己家亲戚。”

那人埋怨地看着三姨夫：“有这关系还考什么试啊！”

说完，给三姨夫在表格上写了个UA。

三姨夫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人家：“我这怎么还俩字母，还能是美国驾照不成？”

那人觉得三姨夫好笑，却把到了嘴边的土包子三个字咽了回去。

“哪里能有美国驾照，再说美国那是USA。

你这俩字母，U代表联合驾照，a是最高准驾等级。

到时候你那驾照上面，只会写个a，但我们会帮你注明是联合驾照。

说白了，就是给你弄个最高等级的联合驾照，以后你在街上能看得到的车，都能开。”

三姨夫很感谢对方，更加觉得自己的丈母娘有本事。

这不，这次舅舅出事，三姨夫回报丈母娘家的机会就来了。

并且，这辆被戏称为子弹头的雪佛兰商务车，也让三姨夫很有面子。

街坊邻居看到了，个个都夸这家的三女婿有本事。

曾经在军工企业供职的父亲，此刻便正式成为了这家过气的明星。

而那个一身艺术细胞，能开后门让亲朋好友去俱乐部看电影的二姨夫，也因为录像机和彩电的普及，没有了往日荣光。

但二姨夫与我父亲还不完全一样，他的艺术细胞在红白喜事上也有用武之地。

舅舅在家停灵的这一晚，二姨夫叫来的吹打班子，可真得是震得街里街坊个个都竖大拇哥。

身为老刘家大姑爷的父亲，只是偷偷塞给外公一副牌九。

说起这副牌九，是外公听说父亲“军转民”之后，特意让父亲帮忙制作的。

当时，外公心里想要的，只是一副木质牌九。

没想到，我父亲一听牌九这俩字，就问外公：“您要牙牌、角牌、骨牌？”

牌九的材质，从象牙到犀角再到牛骨，都是很高档的货色。

低档一些的，可以用竹木，也可以用玉石。

与如今我们的以玉石翡翠为贵不同，在我奶奶家还富裕那个时候，翡翠得特指如今常说的冰种翡翠，最好还得是阳绿，剩下的哪怕是成色上佳的红翡或黄翡，那都算是不值钱的破石头。

而玉也是特指XJ产的和田白玉，若是别的玉，那只能是和玛瑙珍珠一样的装饰品。

为何如此？不过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物以稀为贵。

冰种阳绿的翡翠不好找，和田白玉更是已经挖不出新的，这才是最上流的权贵玩的值钱玩意。

随着社会地位的下降，普通权贵玩得，就多少显得有些残忍。

他们玩的玩意，要么是象牙，要么是犀角，要么是鸟头，要么是龟壳……

这些东西本来也不算太稀有，叫他们一玩起来，就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如今看来，玩这个东西的这帮人，其实还不如斗鸡、斗狗、斗蛐蛐那帮。

那些只是血腥，还会为了继续买卖帮助动物繁殖后代。

玩这些牙、骨、角、壳的，真就差点把动物们捕绝迹了。

外公是富农家出身，不敢玩什么象牙犀角，觉得有伤天和，他特意等了几年，从自己的老家找来了一对牛角。

老家的人本来是要用这对牛角做一把大弓，好在放羊时防备野狼。

外公则把这对牛角买下，托人送到海津市让父亲做成了一副牌九。

一副牌九哪用得了一对牛角？

父亲亲手切下了材料最完整最好的部分，打磨上色，做出一副牌九。

原本还不知道怎么给外公送过去，这回也算是个机会。

那年已经上了大学的老姨，还没有结婚，却领回来一个男朋友。

街坊们称呼他为老刘家的准姑爷，这人是个公务员，在当时最炙手可热的衙门——“外经委”公干。

第十八章 借读费 时间跑步进入1994年，这一年我六岁半，也属于跑步进入一年级。

原本，我的父母想让我在去年就读一年级。

奈何，五岁半的我，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

当老师问我，“阿福，你几岁了”时？

我父母原本为我准备的答案，应该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六岁了”。

如果我能准确回答出这个答案，老师就会通知我的家长办手续入学。

奈何，我这个人本来说话就不清楚，回答问题时“我我我”了半天，最终还是说了个“五岁半”。

五岁半属于口语化的表述，身边的小伙伴也有人用更加书面的表述说自己已经“满五进六”。

不过，那个年代的老师其实不太在意我是不是会早一年上学，她们在意的是我说话好像还不太利索，恐怕还不具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

事实证明，那一年面试我的老师，很有一定高瞻远瞩的眼光。

后面没几年，入学的年纪就管控得严格起来。

毕竟，不能因为家大人不爱看孩子，就把孩子一股脑都送去学校。

孩子太小的话，不要说学文化，连集体生活都无法适应。

对于我来说，晚上一年学，其实也有个好处。

因为，我念育红班的学校，它在94年的时候突然黄了。

我仍然记得那个春天，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下课后，我的父母就得到老师转达的消息。

因为政策调整，学校合并，这间学校被规划掉了。

如果需要继续上学，可以去隔壁庄子上的学校，离这里不算太远，家长骑车只需要多走十分钟路程。

我至今仍然记得，体育课上惹了老师不高兴，却没有想到那是我在那个学校的最后一节体育课。

我当时生活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父亲，并没有觉得多骑十分钟车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同住一个社区的其他家长，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自己家已经上了两三年学的孩子，本来可以自己走着上学，为什么非要家里骑车去送？

事情闹将起来，这些家长其实不敢把学校怎么样。

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学校里面去，在通知到所有学生或家长以后，学校很快便关门上板。

无法接受这些的家长，只好找自己供职的厂里。

这是他们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以厂为家，家里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工厂，找组织。

组织在这一刻，担负起了应有的担当。

工厂研究决定，如果孩子在今年需要转学或者入学，可以去一条街区之隔的区重点小学。

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学的，厂里负责沟通协调，并出借读费。

前文曾经提起过，借读费是一个学生三千块。

即便到了94年，那也是我父亲半年的工资。

这导致我父亲乍然听到这个消息，下班路上一路都在笑。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只剩下几个车间还有活干的厂子，居然能为工人出这份钱。

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实惠而高兴，他是觉得国家和组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些工人。

父亲回到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对命运的看法，她说：“我们家阿福就是命好，以前每到阿福过生日时，你爸爸都会发奖金。

这回更好了，单位直接给掏了借读费，我们阿福也要念重点小学了。”

我那时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对3000没有恰当的概念。

我对钱的唯一概念，停留在母亲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念叨的“连粮食都涨价了”。

前年一斤大米才两毛，去年一斤大米便是两毛六。

母亲说，这个涨幅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三分之一究竟是多少。

后来，难题又多了一个，因为母亲说，新闻里报道了，粮食涨价是国家让涨的。

这一刻，母亲对国家的看法与父亲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而到了今年，坊间又传闻国家要放开粮价，让粮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

大家都怕粮食涨价，争相在家里囤积粮食。

我家十四平米的小屋，有小一半放床，另外小一半放了粮食。

实践证明，粮价确实疯长过一阵，但那是因为民众的大量抢购和囤积。

骤然放开粮价管控，自然会出现供销失衡导致涨价的局面。

后来，国家看粮价涨势太快，便出手调控了物价。

如今回过头看看，国家的手段很强势。

毕竟，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翡翠涨的市场价格涨了三四百倍，而粮食涨价才涨了十几倍。

这与工人的工资的增长速度，是成比例关系的。

当然，那时的我并没有想过这么多，我觉得只要有学上就好啦。

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很不愉快的事情。

听说厂里要为上学的孩子交借读费，很多孩子已经小学毕业，甚至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人，心思活动了起来。

他们也能看出工厂这几年的不景气，生怕厂子没有几年活头，早晚得倒闭。

他们便自发的聚集起来，要求厂里给他们这些孩子没上小学的家庭，每家发三千块钱。

厂子里哪里还能拿出那么多钱，当然不肯同意。

斗争便在厂里展开，面对市场经济浪潮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工人师傅们，在面对厂长时拿出了企业主人翁的架子。

又过了几天，厂长近乎被逼疯，他决定破罐子破摔了。

他表示，可以接受工人师傅们的建议。

给孩子交借读费，就相当于给孩子解决了一个户口。

那么，不需要这个借读费的人，可以选择在旁边的工人新村买房。

还是之前那句话，手续上厂里给协调，买房子厂里给出一半钱。

工人新村的房子，历来就是各效益好的厂子买来给职工分房的福利房。

这里住进了当时许多强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他们有当老师的，有做炼钢工人的，有抄电表的，有抄水表的，还有抄煤气表的。

如今自行车厂打算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简直就是逆时代而动。

上一家在工人新村分房的单位，还是在1989年做得这件事。

但，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也成为压倒自行车厂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刚开学没几天，父亲便收到了一张“下岗通知书”。

第二十章 前婆婆 在奶奶收到我那在宝岛“当大员”的舅爷，经由虹空辗转而来的信笺之后不久，我的姑姑忽然去见了一个她最不愿意见的人。

那时刚过完年，姑姑对自己的定位，已经从一个婚姻失败的家庭妇女，转变为一个直销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她穿着女式西装，披肩的半长发烫了卷，向上蜷缩至下巴的位置。

刚刚开春的某一天，她忽然接到我那前姑父比彼岸的同来信还辗转打来的电话。

姑父想要见姑姑一面。

姑姑自觉，自己如今的女强人范，可以狠狠地打一下那个负心汉的脸，便约好了时间地点，并准时赴约。

见面时，姑姑自然打扮得光彩照人。

只是几年不见，原本也是一表人才的姑父，却显得有些沧桑发福。

他见到姑姑的第一句话就是：“营营，对不起。”

姑姑没有给他好脸色，冷淡地道：“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

姑父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当时美美怀孕了，是男孩。”

当年那个时候，因为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很多人都开始耍小聪明，出怪招。

为了能生出儿子，托人送礼让大夫给“超一下”的大有人在。

而生了女儿之后，为了能有机会再生个儿子，而离婚再娶的，更加是不乏其人。

我这个姑父，不知道是经历了怎样的深思熟虑，才编出了这么时髦的理由。

姑姑冷冷地看着他，良久才反问：“你是专程来打架的吗？”

姑父叹了口气，只好将目的原原本本地如实说出。

“营营，咱妈病了，半身不遂。

我现在给旅行社跑长途车，经常不在家。

美美是跟车的导游，也没时间回家看着咱妈。

你看，你能不能……”

后面的话，姑姑没有细听。

她已然知道自己这个前夫的意图，他是想让她回去照顾前婆婆。

姑姑冷着脸，很想甩下一句，“跟谁咱咱的呢？那是你妈！”

犹豫再三，姑姑还是没能把这句话说出口。

这个时候，姑父已经又把车轱辘话说了回来。

“营营，听说你现在干直销。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全家都给你当下线，只要你能……”

姑姑粗暴地打断了姑父：“我不要你们的钱！”

姑姑当时的直销事业，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如日中天。

她遭遇了事业上的瓶颈期。

原本加香公司派来的培训讲师告诉她们，把自己的金字塔做到九层，就可以拿到六万六千六退休。

姑姑真的开始做了才意识到，为九层金字塔填满人，大概需要三万个下线。

虽然说，每一个上线，只能发展三个下线。

但一个人的亲朋数量十分有限，当时又没有如今这般发达的社交网络。

在亲近的人都开始干直销之后，金字塔的建设就开始变得异常缓慢。

姑姑原本只做四五层就好的话术，如今也变成了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当时的姑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庞氏骗局”。

她们不知道，她们在为别人许诺的抽成努力奋斗时，别人一开始看上的就是她们的本金。

当然，姑姑之所以看不清，很大程度也是囿于当局者迷的怪圈。

至少后来母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才上小学的我，就已经意识到，一个人入门费三千，三万个人岂不是要收九千万？

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轻松攒够六万六退休的机会，却不知道人家可能从你这里获取了上亿的收入。

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姑姑的脑筋可能不太够用。

就如同，我无法理解她答应姑父去伺候前婆婆一样。

姑姑搬回了她曾经住过好几年的偏单，如今这里面已经没有了她的女儿和丈夫，只剩下一个因为无法自理而脾气很坏的老太太。

姑姑背着自己的东西进屋时，老太太正在用能活动的那条胳膊摔东西。

姑父和他的新欢，为了自己一出门就需要好几天时间的工作，为自家的母亲垫了厚厚的尿垫，还准备了许多点心。

他们对老太太说，饿了就吃点点心，少喝水，等他们回来给老太太洗澡、做饭。

真是可笑！

他们可能忘记了老太太是回族，回族爱洁，出门前都会把身体洗净，甚至五官逐个清洁一遍。

让老太太躺在自己的里面等着儿子与儿媳几天后回来？

这是欺负老太太只有半张嘴能动，说话不清楚啊。

要是老太太能喊出来，她肯定会告诉儿子，你还是直接弄死我吧。

想来，老太太在家摔东西，应该也不仅仅是一种发泄，她可能是真的想饿死自己。

老太太看到姑姑时，眼睛湿润了，正准备摔到地上的杯子也停滞在了举起的动作，久久没有落下。

老太太还能动的半张嘴抽搐着，似乎在问姑姑怎么来了。

姑姑一瞬间就领会了前婆婆的意图，一边收拾现场的烂摊子，一边没好气地回话。

“还不是你那个好儿子，天生了风流的毛病。

人家美美怕他老毛病又犯了，不得不跟车盯着他。”

老太太嘴角又抽动，姑姑赶紧拦住老太太的话头。

“妈，您别说了。

谁让我叫了您好几年吗呢！

以后啊，你就当你有个闺女吧。”

老太太的眼泪终于遏制不住，汩汩而下。

姑姑眼疾手快，用卫生纸挡住了老太太的耳孔，以免泪水流进去，导致发炎。

姑姑也不管老太太听不听得见，开导道：“我娘家妈妈说，人得病大多数都是从气上来的。

您哭出来也好，发泄了情绪，就不气了。

不气了，身体也能好一些。”

姑姑对于伺候前婆婆的事情，表现得任劳任怨，却发现了另一件让她的世界观都有些扛不住的事情。

老太太住的地方附近，出现了一大帮山寨加香销售点。

当时应该还没有山寨这个词，用当时时髦的词汇，应该叫“假冒”。

这些人出售的加香香水礼盒，与加香香水出售的一模一样，价格也完全相同。

甚至，他们还照搬了加香的营销模式。

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限购。

第二十一章 三角债 姑姑非常不理解那些人用得是什么样的办法，但她很心动。

当她得知对方不限购，却仍旧许诺兑付分红和返利时，立即就生出了抢购的心思。

拦住姑姑冲动的双手的，不是理智，也不是经济拮据。

最终拦住她的，是她已经很久没有找到过销路，怕买来太多砸在自己手里。

事实证明，姑姑在这一刻的忧虑极为准确，且有一定的先见之明。

不限购的原因，仅仅是有参与直销的人员发现了漏洞。

加香公司为每一个金字塔尖上的直销员，都准备了一个资料夹。

据说，当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格子，都登记了身份证号之后，就能成功完成九层金字塔的建设。

这样的行为，让每一个加入直销的人，都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的礼遇。

然而，当某些心思活泛的人，发现自己的社会关系即将用光时，便想了个钻空子的招数。

他们跨区域联系其他在塔尖上的人，彼此登记到对方的金字塔里面。

也不知道是没有发现，还是有意纵容，没能完全实现无纸化办公的加香公司，默许了这种行为。

加香香水礼盒的销量获得了空前提高，直接将加香香水公司在国内地区的年利润，推到了以亿元为单位。

只不过，这件事情的本质，并非是拓宽了销路，打开了更加巨大的市场。

事实上，这个行为只是已经深陷加香直销骗局之中的姑姑们，自己人内部的狂欢罢了。

钻空子的行为，很快便影响了加香真实的口碑。

当时不是没有有钱人，并且，在我的身边，就出了好几个“十万元户”。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赶上了好时代，摘掉“投机倒把”的帽子以后，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他们不管是倒卖服装、箱包、电子表、音像制品、水果海鲜……就没有任何一个“倒儿爷”赚不到钱。

特别是我姑姑那个前夫，人家两口子跑旅游，自己都置下房产了。

但，这些人把钱砸在加香香水礼盒上，完全没有销路。

就算是不限量出售，也都是已经进套的人在互相拆兑。

如此一来，我姑姑在被第三者插足后，又赶了一波时髦，被“三角债”了。

可能有人要问，姑姑既然没有参与那些不限量的假冒加香直销，为什么还会被三角债？

那是因为，姑姑的下线跑来找姑姑，说有销路，让姑姑给他先铺货。

当时姑姑没有多想，只要能把礼盒销售出去，她甘愿冒一些风险。

哪里想得到，那人是欠了别人的钱，从姑姑这里调了一批香水礼盒抵债。

对方也不知道得了哪一种奇特的失心疯，居然同意用香水礼盒抵债。

总之，就是礼盒没了，姑姑和她的下线却一分钱也没进账。

姑姑上门去要债，那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表示没钱。

姑姑气急，那人又说，其实还有人欠他的钱，叫姑姑不如直接去找欠他钱的人要钱。

姑姑在某一瞬间确实心动了，但常年直销经验，让她很清楚，自己又不是那第三方的债主，怎么可能要的回来欠款。

就算要得回来，怕不是也要惹上一身烂事。

她还有前婆婆要照顾，可出不起任何事。

又过了几个月，姑姑决定放弃加香香水的直销事业，全心全意伺候自己的前婆婆。

我奶奶对此事的看法尤为独特，她表示：“每个人只活一辈子，积自己的德，别管别人怎么说。”

其实，姑姑的故事，我是从我那个喜欢打牌的大伯母那里听八卦听来的。

大伯母可能觉得我一个不到六岁是小孩，听不懂这些。

我确实听得有些懵懂，却不妨碍我把这些事记在脑子里面。

同时记住的，还有回娘家奔丧归来的母亲，在见到大伯母之后的反应。

我父母来大伯母家接我时，看到我正在一本正经地看影碟机。

当时大伯在看《武状元苏乞儿》，而我堂兄在摆弄他的任天堂红白机。

尽管堂兄一直认为他的游戏机是日本原装的fc，但那一开机就会出现的提示音“小霸王其乐无穷啊”，还是出卖了他。

父母来接我，大伯便关掉了电视和影碟机。

我觉得无聊，跑去看堂兄摆弄游戏机。

堂兄警惕地看着我：“我妈说了，游戏机谁也不借。”

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没有借到意思啊，一样的游戏机，我在我外婆家玩过三姨夫买来的，我只是好奇堂兄的游戏卡带里有什么游戏。

母亲在这个时间节点，显得很是敏感。

她觉得我应该是受欺负了，便出声呼唤我。

“阿福，过来，妈妈有话问你。”

我乖巧地跑过去。

“阿福，大娘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大娘”是本地对大伯母的口语称呼。

我仔细想了想：“炖肉肉，肥肉好好吃！”

母亲笑了笑，鼓励我：“还有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了。”

大伯母赶紧过来解释：“孩子是不是之前在家里没休息好，昨天吃完晚上饭，一觉就睡到今天下午。

这不，你们来之前才刚醒过来。”

母亲知道我有认床的毛病，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睡这么长时间。

但人家帮忙看孩子是亲戚之间的情分，现在孩子看上去没有什么毛病，总不好怪人家让我睡得太多。

思来想去，母亲将目标对准了那十块钱伙食费。

前文说过，去年大米价格涨到了快三毛钱一斤。

今年，全国都放开了凭票供应粮食，还把粮食推向了市场经济。

在大家的抢购下，大米一度原地翻番，涨到了七毛多一斤。

但即便如此，十块钱也能买十五斤粮食，给一个六岁的小孩吃，怕不是要吃一个月。

母亲向大伯母追问伙食费的去向，大伯母则是一摊手。

“十块钱才买了二斤猪肉，一顿都不够吃。

话又说回来，你家儿子吃得最多，吃了整两碗。”

大伯母的话，无非就是在辩解，她并没有亏待我。

可我父亲虽然赚钱不少，是每年统计平均工资，都能在水准线以上的那波人。

我家却也不敢随便吃肉，哪怕只是吃猪肉。

而母亲也是直到这一刻才意识到，我睡了近二十个小时，是因为一顿吃了两大碗肥肉。

第二十二章 卫生委员 姑姑的运气不错，她虽然是在全国清欠三角债活动结束之后，才被三角债。

但历时近三年的全国范围清欠工作，为各级主管部门清理三角债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当姑姑将自己的遭遇提告，要求政府介入时。

她第一次领略了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强势得一塌糊涂，几天时间就为她追回了货款。

唯一让她心里有些难过的是，她那个靠借钱开公司的下线，在“下海”就能捡到钱的时代，提前熟悉了一下破产清算的流程。

为此，两个原本很要好的朋友，此生再也没见过面。

而拿回了货款的姑姑，开始转战“无极”口服液的直销市场。

对于姑姑来说，无极口服液不需要拉人头，只需要向普通经营者一样收钱发货。

她比较轻车熟路的地方，仅仅是，如果也有人想像姑姑一样卖无极口服液，可以登记为姑姑的“徒弟”，然后以优惠价格拿货。

而我姑姑就比较鸡贼，她直接以优惠价格出货，绝口不提什么师徒关系。

这为她在别人还在死守加香的时候，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我的父母明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照看我的事情，母亲与大伯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没有必要赘述，因为，写了也不能播。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出身工村的女售货员，与一个出身农村的农家女，展开了上中下三路，一共九路的亲切友好问候与交流。

其中的音调与用词，让天生喜爱看热闹的国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导致大伯家的邻居果断报了警。

警察叔叔转述了邻居报案的事由：邻居以为你们家杀人了！

同时，警察叔叔也给出了处理意见：别管有什么事，静下心来沟通，要是实在沟通不了，欢迎去派出所参加普法教育讲堂。

那个年代，虽然有点年纪的人都看过电影《今天我休息》，对于“有困难，找警察”这句台词特别熟悉。

不过，经历过八十年代“严打”的人们，还是不愿轻易走进派出所。

除非，是给孩子上户口。

被民警成功调解开的母亲和大伯母，虽然搁置了争议，却各自心怀不忿。

愤怒的母亲回家后跟不爱说话的父亲大发了一顿脾气，理由是在我们母子被欺负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

父亲觉得很冤枉，他认为我明明没有什么事，不值得母亲发这么大发脾气。

而且，就算我受了委屈，母亲生气却要迁怒父亲，这对于父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理不清三角债呢？

母亲用一个歇后语，就为父亲的行为定了性。

“耗子扛枪——窝里横！”

父亲为了不让母亲旧疾复发，也不敢太过顶撞母亲，只是一个劲儿追问，那应该如何帮孩子出气。

母亲想了想，忽然说道：“不就是个游戏机吗？还不让借！

咱不借，咱自己也买！”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为了庆祝我上小学购买的红白配色游戏机。

开机那句“小霸王其乐无穷”，伴随了我近三十个年头，再打开游戏机时，依然清脆动听。

但我直到多年以后，才理解三百块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时间推进到94年夏末，我正式入学一年级，成为了小学生。

开学便是教师节，同班同学都为老师准备了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只有我在教师节空手上学。

94年时，还没有禁止教师收礼的禁令。

师德师风建设中，只是提及着装得体，不得收受学生或家长提供的贵重物品。

但这只是要求，不是硬性指标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资的引进动辄以亿元为单位。

这个“贵重”的概念，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被不断刷新。

老师收到礼物很开心，却也没有因为我没有送礼而故意刁难我。

还在随后的班干部选举之中，因我的踊跃举手，授于我卫生委员的光荣职责。

只有我的同桌，在我举手时，一个劲儿地劝我：“你是傻吗？当了卫生委员，以后教室里的活儿都是你的了。”

这话被班主任老师听见了，狠狠瞪了同桌一眼。

“这位同学说的对，班里的活确实有点多，让石福村同学自己做确实有点吃不消。

不如这样吧，咱们为杨帆同学鼓鼓掌，让杨帆同学当石福村同学的副手，任副卫生委员好不好？”

同学们踊跃鼓掌，我也跟着使劲拍手。

只有杨帆很不开心，一直斜眼看着我。

放学后，两个卫生委员留下扫教室，杨帆还在不停抱怨，自己是被我害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早上上学之前，父母才叮嘱过我，叫我不管选什么班干部都踊跃举手的啊。

我只好表示，如果他不喜欢扫地，可以先回家，我自己打扫就好。

没想到，他真的扔下扫帚，拿着调查家庭成员的资料表就回家了。

我扫完地，关好了教室门，也离开了学校。

其实，扫地这种活，没有多难干，就是去去尘土。

刚刚上学的孩子，可没有敢往地上扔垃圾的。

扫个地，也不过就是晚出来几分钟的事。

父亲下班后没有回家，特意去菜场买菜，并在买完菜后过来接我。

坐上父亲的自行车，我开心地讲述着在学校的见闻。

父亲听说我当选卫生委员后，只是平淡地哦了一声，看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晚上回家，父亲做饭，母亲辅导我的功课，并帮我填写个人资料卡。

当填写到“主要社会关系”一栏时，母亲特意把父亲叫过来，询问爷爷的名字怎么写。

母亲特意写上了爷爷的名字，离休前的工作地点，现在享受的职级待遇，并留下了爷爷家的电话号码。

父亲觉得如此重视这件事很没必要，母亲却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我向母亲提起了我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带礼物的事情，母亲却告诉我：“如果要给老师带礼物，怎么能只给班主任带呢？

所有的老师都过教师节，岂不是要都准备礼物？”

那时的我并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现在回头去看，母亲确实有着与她所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的眼界，却依然因为个人阅历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十三章 七岁之劫 第二天上学，老师特意在上课前把个人资料卡收了上去。

我偷偷看了一眼同桌杨帆的资料卡，他的主要社会关系写得是奶奶。

看起来，每个孩子的社会关系，不外乎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亲戚。

杨帆的奶奶在退休前，好像是一所小学的校长。

同时，我注意到，杨帆也在看我的表格。

他最感兴趣的是，我爷爷在他奶奶写着退休的那一栏，填得是离休。

他小声问我：“阿福，你爷爷是老干部？”

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老干部，只听母亲说过，爷爷是离休干部。

所以点了点头，回答：“以前好像是，现在不是了。”

杨帆一脸恍然：“怪不得有电话。”

那时的我，觉得杨帆好聪明。

如今回过头来看，那不是心机，那是人家的眼界高过当时的我一大截。

真正有心机的同学，并不是杨帆这样的。

班主任李老师，很是不喜欢我们这两个总是窃窃私语的孩子。

但在拿起我们的资料卡之后，到了嘴边的批评，却被她收了回去。

她先是对杨帆说：“杨帆同学，卫生委员已经有人选了，再安排个副职有点浪费。

昨天咱们没选体育委员，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职务？”

杨帆眼睛一亮，赶忙答应老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当时也来不及问。

后来才听他讲，他奶奶说过，体育委员只有体育课时有活儿，别的时候没有用。

但是，体育老师这种副科老师，一到快要考试的时候，就会生病。

他当了体育委员，名义上也是班干部，却是最清闲的职位。

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就如同我听到李老师随后跟我说得话一样茫然。

“阿福啊，昨天教室的卫生打扫得不错，值得鼓励。

对了，你这毛衫外套上的花样挺好看的，是在哪买的啊？”

当时刚进九月，温度还在二十度上下，家里就怕突然变天，强行给我套了一件开襟的薄款毛衫外套。

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冷，叫爸妈觉得你冷。

上面的枫叶图案，是母亲亲手织就。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是我母亲织的毛衣，我母亲以前在娘家当闺女时，在京郊的一家手工编织工厂上班。”

老师很开心，说了两句我当时完全反应不过来的话。

“回家，问问你妈妈，还有没有这个镂空枫叶的图样，顺便问问她会不会绣台布。

另外，再跟你妈妈说，班里还有个中队委的空缺，一直没有人选，老师觉得你挺合适，一直给你留着呢。”

我本来以为，老师是器重我，很开心的答应了下来，回家也尽可能还原地复述了老师的话。

当时的母亲，身体愈发不好，眼睛也有些看不清东西。

听了我转述的话之后，明显怔愣一下，随后才撕了一张挂历纸，翻过来画了一个枫叶图样。

“阿福，你跟老师说，妈妈最近眼睛坏了，做不了活儿。”

我却很开心，转天就拿着图样上学了。

李老师看到图样之后，也是一愣，随即便开心地对我说：“石福村同学卫生委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老师都觉得自己有识人之明，以后石同学还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吧。”

老师走后，杨帆趴在我耳边小声说：“老师不喜欢你了。”

我很紧张，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下午，李老师过来宣布了一个通知。

“明天要给咱们班接种甲肝疫苗，各位同学回家询问一下爸妈，如果有不能接种的，明天一早跟我说。”

放学后，我把接种疫苗的事情跟父母说了。

父亲摸摸头，说他小时候没人问过他，需要打针都是直接按在那就扎了。

母亲却显得很有经验，跟父亲说，阿福以前也打过很多次疫苗，胳膊上划的井字，小时候吃得糖丸，都是疫苗。

父亲恍然，表示：“要是不要钱，咱们就打。”

母亲则比较谨慎，想起了家门口医院大夫说得话。

“阿福，你明天上学，问问你们老师，你酒精过敏，能不能打疫苗？”

我牢记在心底，导致当天晚上都没有休息好。

这一年教师节是九月的第二个周六。

按照当时的周末安排，九月的第二周是双休。

所以，同学们为李老师送上教师节的礼物那天，是9月12日。

1994年9月14日，星期三，接种日。

距离我的生日，还有11天。

我特意跑过去找李老师，询问过敏能不能打疫苗。

原本看到我跑过去还很高兴的李老师，忽然就有点变脸。

听完我的话之后，有点不耐烦。

“你酒精过敏啊？你长这么大没去过医院呗？

我还没见过对疫苗过敏的人呢！

要不这么地吧，你一会儿打完针，你过敏一个给我看看！”

我有些害怕，不敢吭声。

没过多一会儿，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接种疫苗，是可以不上课的。

不管你是学渣还是学霸，在记忆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终归不是那么清爽的一件事情。

同学们欢快地排好队，一个一个进入学校的医务室。

医生为我的上臂消毒时，李老师出于职责，提示医生我酒精过敏。

医生看着我微微有些泛红的皮肤，表示，是有一点，但看上去不算严重。

随后，便给我扎了一针疫苗。

现如今打完疫苗，一般会提醒留观三十分钟，当时不过是各班组织带回教室上课，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可以举手跟老师提出来。

排队等待时，我还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

回到班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些提不起精神。

这节课恰好是班主任李老师的语文课。

没有人敢不给班主任面子，只有我，东倒西歪，好像地球只在我这转动一般。

李老师来到我的座位旁边。

“石福村，你怎么了？打完针这么半天，你才开始过敏？”

我头晕晕的，根本分辨不出来老师所在的方向。

我的同桌杨帆已经看了我半天，赶紧站起来跟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他好像喝醉了。

我爸在家看球时，就总这样。”

李老师拉住我：“哟，涂个碘酒你就醉了，你这酒量还真好。

起来，给我站着听，我让你醒醒酒。”

被拽起来的我，忽然感觉眼前一黑，随后便倒向了一边。

第二十四章 全耽误了 歪倒的我并没有真的摔倒在地上，而是感觉到一片柔软。

原来，是李老师用她的身体接住了我。

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还没有结过婚，对于我的突然投怀，显得有些茫然。

不过，现在可没有时间给她思考对策。

因为这一歪的同时，我的胃口翻江倒海，立即就呕了出来。

李老师怕伤到我，没敢躲，看着裤子上的呕吐物陷入了沉思。

我肩膀一抽，差一点又呕出来。

李老师慌了，安排了两个同学架着我去了厕所。

厕所与教室隔着大操场的对角线相望，我在中间又留下好几滩呕吐物。

进了厕所之后，我忽然感觉自己有便意，赶忙挣扎着褪下裤子蹲下。

送我来的两名同学，是同桌杨帆和大个子万超。

杨帆嘱咐万超看着我，便跑回了教室。

此时李老师已经回家换裤子，代课的是隔壁班的班主任余老师。

杨帆很激动地冲余老师大喊：“石福村他拉稀了，我们没带纸。”

在当时，我还不知道社会性死亡这个词，不然，我可能会当场去世。

余老师比李老师年长几岁，也早已为人母。

她安排杨帆为我送去卫生纸，并在班里征集有没有人认识我的家。

余老师原本的意思是，如果有住在我家附近的人，可以跑去我家报信。

哪成想，就在我们班上，连男带女就有七八个人举手，表示是我的邻居。

这些人与我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交了借读费才能来上学的。

余老师很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有可能是同一家企业的子弟。

她赶紧问了第二个问题：“石同学家里有人在家吗？”

一个纤瘦的女孩回答：“他妈妈在家，他妈妈没工作。”

这个女孩，是搀着我去厕所的万超的堂姐，她叫万蓓。

为了不让我们用她的名字玩谐音梗，她不止一次跟我们和老师强调过，她的名字不读蓓蕾的蓓，要读作培养的“培”的音。

老师从善如流，表示名字只是个代号，她自己喜欢就好。

余老师一听我家里有人，忽然松了一口气，赶忙安排四个强壮的男生去厕所抬我。

我被架上了余老师的女士自行车的后椅架，然后由余老师亲自推着我回了家。

为什么是推着？

因为，还有两个同学负责跟车左右扶着我。

余老师故意没有让已经换完裤子回来的李老师送我回家，这是她对职场新人李老师的保护，也是她身为前辈的担当。

说得直白一些，余老师是怕我母亲得知事情经过后，与李老师发生冲突。

母亲当时正在家看电视，忽然听到楼下有人不断呼喊“石福村妈妈”。

母亲扒窗台看到了好似一摊烂泥的我，赶紧下楼来。

听余老师叙述了事件经过，母亲并没有发脾气。

她只是恳求余老师，继续推着我往前走几步，去旁边的小医院看看。

这家小医院是我出生的地方，这么多年以来，我和母亲有个风吹草动，都是在这家医院治好的。

余老师没有推辞，依言把我送了过去。

医生先安排我验血，在等结果的时候，仔细询问了发病经过。

余老师和母亲一起拼凑着细节，主要方向集中在我曾经酒精过敏这件事上。

医生看着难受得趴在桌子上的我，询问余老师：“老师，咱们学校安排孩子接种疫苗之前，是否安排了皮试？”

余老师显得很错愕：“疫苗不是帮我们抵抗病毒的吗？

怎么也有人会对疫苗过敏吗？”

大夫示意余老师不要紧张。

“那您刚才叙述的过程，打疫苗时，孩子只是接触了一点碘酒。

这个计量就算是过敏，也不会太严重。

从孩子胳膊上的疹子来看，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了。

我个人觉得，与其说孩子是过敏，不如考虑疫苗灭活不完全，孩子会不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免疫反应。

具体的情况，我们一会儿看一下验血的结果就知道了。”

没有人干扰我，我甚至睡了一小觉。

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大夫提起一个叫什么“转氨酶”的指标，说是已经四位数了。

大夫给出的建议是，叫我们赶紧去市区，把我送传染病医院。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接到消息赶了回来。

听说要去市区住院，母亲立即安排父亲去爷爷家借钱，然后便带着我去路边拦车。

当时在城乡结合部打出租车的人还很少，导致也几乎没有在这边游逛的出租车。

但母亲固执的认为，让她抱着我挤公交车去找一个没去过的医院，还不如让出租车给我们送到医院门口。

事实证明，母亲这以前经常坐大矿上的小汽车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还是比较准确的。

一辆送人去渤海招商城的黄大发，在返回时路过我们家附近，母亲果断拦停，询问对方认不认识传染病医院。

司机很是健谈：“我们家就住南门外，恁么能不认识传染病医院呢？”

说到这里，司机警惕地看了我们母子一眼。

“这位姐姐，不是我说啊，我就问问，是谁得传染病了？得的是嘛病啊？”

母亲知道，人家干得是服务行业，有这个顾虑很正常。

母亲如实相告：“孩子刚从马路对面医院出来，那的医生怀疑孩子得了肝炎，叫我们去传染病医院再查查。”

司机热情地下了车，转了半圈过来把后排车门拉开。

“嗨，孩子病了啊。

我跟你说，姐姐！

孩子病了没嘛，大人得病能传染给孩子，孩子得病传不上大人。

我跟您了说，这事，我有经验。”

母亲笑笑，强调：“孩子也可能就是过敏，还不一定是肝炎呢。”

司机师傅摸了摸他的光头，叹了口气，回到驾驶座上。

一边扣安全带，一边发表意见。

“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是我看孩子那么小，主要是心疼孩子。

对过儿那医院看着虽然不大，里面的大夫也得是大夫吧，不能是杀猪的吧？

他们要是不会治这个病，我也能理解，手潮嘛。

赶上粑粑手儿，他敢治我还不敢用了。

可您了说，他们连孩子是嘛病都不知道，那还当嘛大夫，去火车站卖大梨糕不好吗！

介等孩子在传染病医院看完病，万一不是肝炎，不全耽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