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 1 对峙 侯晓方坐在表面缠满透明胶带的塑料矮凳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她用右手紧紧地按压着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指关节，身体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颤抖着。她想哭，但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仿佛这个她已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屋一下子变得不再温暖，甚至让她浑身冷得发抖、感到恐惧。

昏暗的小屋里侧靠墙有一个底部没有堆积白色煤灰的铁炉子，炉子冬天用来取暖和做饭，现在是最热的夏季，所以并没有使用。侯晓方的母亲范秀玲坐在炉子旁，背朝着她，同样低着头，用有些暗沉的褐色眼睛盯着漏了一丝缝隙的炉圈，没有说话。

她害怕听到母亲的声音，听到让人心痛的哀求和哭诉。这几天，母亲总是把她单独留下，和她谈一些关于上大学的话，最后总会发展为歇斯底里的哭嚎。母亲似乎也觉得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感到浑身疲惫，有些恶心和头晕。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你爸和我……”范秀玲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仿佛不是说给自己的女儿听，而是说给面前生锈的铁炉子。

侯晓方微微抬头，湿润的眼眶让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她用那双眼睛看了一眼母亲憔悴的背影，没有说话，又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她知道自己不能说话，就像犯了罪的人由于内心的恐惧和愧疚无法反驳一样。

门敞开着，外面挂着一个用凉席充当门帘。门帘两边齐腰高的地方由于掀起的次数过多而发黑，黑色从最边缘的一个浓重的点扩散到周围一掌大的范围，逐渐变为灰色，最后消失，门帘底部随着燥热的微风轻轻摇晃。

范秀玲轻微的喃喃声很快消失在阴暗的房间里，昏暗的房间再次陷入沉默。

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帘传入，打破了持续的沉默。侯晓方没有转头看向门口，但心里的恐惧和不安随着脚步声的接近而逐渐减少。她在等父亲回来。

范秀玲听见脚步声后，用粗糙的右手掌跟使劲揉了揉双眼，转过头，从炉子边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但她走了两步又迅速停下，仿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起身，为什么要迎接回来的人。她有些困惑地摇了摇头，四下张望着，仿佛这里并不是她熟悉的、生活了十几年的家，而是一个完全没到过的陌生地方。

门帘从发黑的地方被用力掀起，不是侯晓方的父亲，而是她父亲的弟弟，她的叔叔侯德发。侯德发头发浓密，前面的头发随意地向后梳，仿佛由于常年这么梳形成了特定的发型，有些像大背头，因此显得前额非常宽大突出。他的眉毛很浓，但显得同头发一样杂乱。褐色的眼睛两侧布满皱纹，眼窝显得有些深，但总让人感觉有一种商人特有的狡猾。鼻翼下端和下巴都很宽，嘴唇上端和下巴的胡茬很久没有打理，给人的印象不太舒服。

他掀开门帘，走进昏暗的房间，站在门口，仿佛还没有适应这里的亮度。他紧闭双唇，表情严厉，从高处打量这个房间的事物，视线在侯晓方坐着的位置停了一下，用力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继续向右边扫视，看着站在房间不知所措的范秀玲。

“二哥还没回来？”他开口问，语气让人不太舒服，仿佛是在居高临下地质问。

侯晓方听到这个显得有些陌生的语气后浑身惊恐地一颤，但没有回头，她知道来的是谁。这几天，母亲因为怎么劝说、哭嚎也不起作用，总会找各种亲戚到家里来，想要用更大的压力和舆论让女儿屈服。先是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孙美玲，侯晓方的大妈；接着是她大妈家的两个已经成家的女儿，她的大姐和二姐；最后甚至连算不上亲戚的人也请了来，刘赞友的母亲，“友家妈”，范秀玲总这么称呼那个说话不讨喜的老太婆。

如今，侯晓方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她的内心仍在犹豫和挣扎。她知道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而这其中也有自己选填志愿时的失误，没有仔细查询具体学费。她几乎每一刻都想要跟自己的母亲和解，跪在母亲身旁冰冷的地面，大声说“妈，我不上了，不上大学了。”

但父亲对她说的话又让她重新燃起希望，她想上大学，想像其他人一样，至少像妹妹一样，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生活，体会那只有一次的大学生活。如果只是自己倒也无所谓，但一想到妹妹会在她辍学后经验她渴望的、美好的大学生活，她就感到某种强烈冲击着自己身体和心灵的痛楚。她为此感到愧疚和羞耻，因为那种痛楚中混杂着可耻的妒忌，甚至可以说妒忌正是那痛楚的主要源头，尽管她自己并未意识到。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去复读。她所在的班级是整个年级最差的班之一，尽管没人这么说过，但她知道，从每次模拟考试的总体成绩来看确实如此。她很努力，也很幸运，最后竟考出了和在实验班的妹妹相当的成绩。她知道自己这次一定非常幸运，查成绩时她退出又重新查了三遍，但还是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她再也考不了这么好了。

她从自己的想法中挣脱出来，抬头看向母亲，但一接触到母亲那疲惫的双眼便迅速低下头。

“没有，”范秀玲开口，吸了两下鼻子，咳嗽了一声，看了一眼侯德发说，“去友家妈那了，应该快回来了。”

“那我等会儿二哥。”侯德发走向左侧墙边那张破旧的沙发，厌恶地瞪了一眼早已掉色、有几个深色竖直裂缝的靠背，但还是不情愿地坐下，没有靠在上面。他并不是有某种轻微的洁癖，并不针对、厌恶肮脏，而是像很多原本贫穷但后来脱离那痛苦的、折磨人的贫穷的人一样，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开始厌恶、憎恨贫穷。

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来说教自己的大侄女，而是帮二哥和二嫂一个小忙，用他自己的话说。当然，根据侯德发的性格，这个小忙的内容一定要当着二哥的面说清楚，好让二哥一家知道他侯德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能提供帮助。这对他来说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也会成为一份能转化为物质的资本，成为以后在必要时刻能拿出来讨价还价的底牌。而且，他也需要二嫂帮他一个小忙。由于范秀玲跟亲戚朋友关系融洽，他想让她作为一个见证人，或者说，担保人。

范秀玲没再坐下，而是继续站着。她转过身，避开女儿，看向窗外，尽管透过边缘沾满油烟的窗户看不到什么东西。他们住的是十几年前自己盖的两间加起来不足40平米的平房，房顶不是用钢筋混凝土板搭建，而是由9根松木作为房梁，上面铺上塑料或沥青板子，走在上面会发出难听的嘎吱响声，再堆上厚厚一层混着麦秆和草秆的稀泥作为屋顶。这样的屋顶，每逢下大雨，范秀玲就要动用所有的水盆和水桶，才能不让地面洒满冰冷的雨水。

房子对面，只能看到一排废弃的猪圈，侯卫军的大哥侯参军，也是侯德发的大哥，几年前突发奇想想要养猪致富，但不到两年就果断放弃了，在院子里留下一排由他和侯卫军兄弟俩搭建的废弃猪圈。显然，范秀玲没在看那些破旧的、快要倒塌的猪圈外墙，只是将视线随便停留在任意什么地方，随后陷入这些天一直纠缠着她的想法中。

侯德发没在意二嫂的任何举动，而是将视线停留在大侄女的身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忽视机会，必须站出来替二哥一家说几句公道话，他想。他甚至激动地向后靠了靠，挺直身子，但随即想起那破旧的裂出好几个口子的沙发靠背，立刻顺势站起身。

他拍了拍自己深色对襟夹克的袖口，仿佛这样能把粘上的晦气拍落。他扭动脖颈，发出格格响声，仰头时看到混着黄色麦秆和泥土的屋顶，不禁皱起眉头，轻轻啧了一声。他在想怎么会有人现在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下雨天房顶漏雨，睡觉时可能被掉下来的土块砸醒，用着像是从垃圾堆捡回来的破旧家具，一出门就得看到废弃的、仿佛还散发着恶臭的猪圈，甚至床底不知道有多少老鼠或爬动着的潮虫，而且这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哥哥，他不禁产生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啥时候开学？”侯德发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侯晓方身旁问。他知道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知道现在正在为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发愁，但他仍想通过这句话激起范秀玲心中积攒的怨气，自己好借题发挥。

“开学？”范秀玲声音颤抖着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侯德发，随后将目光落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行，方方，你上学去吧！让你妹妹、弟弟都在家待着，跟爸妈一块儿挨饿！去吧！去呀！”她突然没控制住情绪，沙哑着嗓子嘶吼道。

侯晓方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脸色由于惊恐变得异常苍白，她更用力地掐自己的手指，直至指甲快要扎进血肉才松开。她大口大口吸气，仿佛陷入一种极度缺氧的状态，胸脯随着强烈的呼吸动作起伏。泪水涌上她的眼眶，但她没有让它们流下，她不愿在外人面前哭泣。在她眼中，侯德发是外人。 2 学费 “二嫂，你先别生气，气坏了自己可划不来。”侯德发说，伸出右手轻轻在空中拍动两下，示意范秀玲先不要激动。但他的语气中透露着一股奇怪的违和感，仿佛在他紧张、真切的面容下，是有些激动的、混杂着幸灾乐祸的愉悦。

“学费多少呀？”他接着说，低头看着坐在塑料矮凳上的大侄女，“你不是考挺好吗？我听说越好的学校，学费越便宜吧。”

侯晓方已经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但后背还是会止不住轻微颤动，她听见三叔的话，知道是在问她，但没有回答。

“要是便宜就好了，哪怕是一两万，我和卫军咬咬牙，多包点儿活也能让她去上大学。”范秀玲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但仍处在随时会崩溃的边缘，她这话是说给侯德发听的，但后来转向自己的女儿，“但是光学费都要六万呀！”她刻意加重“六万”这个字眼，六万块钱对这个家确实是一笔难以支付的开销。

“哟！那可真怪吓人嘞！”侯德发附和道，伸长脖子，微微扬起下巴，瞪大双眼，显得确实非常惊讶。

“圆圆的学费才五千多，你一个人就要六万，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一年都得十万啦！”范秀玲说，她皱紧眉头，双手激动地在身前挥舞，仿佛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又像正在竭力向某人解释一件重要的事一样。但她很快发觉自己这么做毫无意义，因为她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若是能够劝得动女儿，她早就屈服了。

“反正我说啥也没用了，”她接着说，转身不看女儿，盯着透进阳光的玻璃窗，“不知道她咋想的，让她复读也不说话，啥也不说，不知道是哑巴了还是聋了。”她尽量克制情绪说。但仿佛只有说出这些具有攻击性的话才能缓解心中的痛苦和烦闷，就像很多人激烈地吵架也许已经不是为了争辩，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发泄情绪。

“方方，”侯德发说，看着大侄女，用力晃了晃脑袋，头发也跟着颤抖，“一年十万呐！”他也刻意加重最后的“十万”这个字眼，也许并不是刻意，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便自然地在这个数目上加重了语气，仿佛这十万块钱已经从他自己的口袋被拿走了。

侯晓方什么话也没说。之前她把头埋得很低，下巴贴在胸口上。听到三叔说话后，她没有像听到母亲说话时那样紧张得喘不上气，反而把脑袋微微抬起，轻轻地、几乎无法察觉地朝右侧转动了一下脸庞，用余光扫了一眼侯德发身体的昏暗轮廓。

她知道，和其他来这里对她说教的人不同，他说出的这些话和将要说出的其他话带着某种卑劣的目的。若非如此，他是不会踏进这座破旧的、脏乱的、即便逢年过节他也不愿来拜访的小房子，他厌恶、鄙视这泛着腐朽气味的地方，这个对她来说无比重要的地方。她甚至在他过往的行为和话语中体会到他对她的父亲、母亲，还有她的妹妹和弟弟的轻视和鄙夷。

她厌恶他、憎恨他，她知道他身上有最令人厌恶的缺点：他不公正，而且不诚实。她想起之前的一件事：侯德发只给她和妹妹、弟弟发过一次压岁钱，每人只发了五块钱，而她的父母每年都会给他的孩子发一百。她恼怒的不是三叔发的钱少，而是他在前一年曾向他们许诺，“明年每人指定给你们发一百。”但到了第二年，并没有兑现承诺，而是每人发了五块钱。她当天就把那卑劣的紫色纸币扔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没再捡起来过。

她抬起头，用力瞪了三叔一眼，脸颊右侧的肌肉微微颤动，“凭啥！”

她终于忍不住对侯德发大声说，说出这句话后，她激动地浑身颤抖，一种仿佛一直受到压抑的愉悦感突然涌上她的大脑，她继续颤抖着嗓音大声说，“你凭啥说我！”

侯德发怒目圆睁，头发几乎根根直立。他脸色发青，脸颊上的肌肉也由于激动而剧烈颤抖，忍不住紧握双拳，大声叫嚷，“凭啥！就凭我是你叔！凭你爸是我哥！”

他剧烈地晃动着脑袋，头发也跟着摇晃，瞪大眼睛狠狠盯着侯晓方，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原本还想说些别的更有力的话，好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和屈辱，但一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

“方方！咋跟你叔说话呢！”范秀玲说，她没有料到女儿会突然情绪这么激动。在这之前受到其他人的说教和规劝时，她并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现和迹象，只是沉默地低着头。

“一年十万？”侯德发说，向接住转移话题让情绪稳定一些，不再停在侄女身旁，而是向前走了几步，“四年四十万。你凭啥？啊？”

范秀玲看到他情绪稳定下来，也不再说话，只希望她的丈夫侯卫军能尽快回来。

“你凭啥不去复读？凭啥让你上这大学？”侯德发用嘲弄和轻蔑的语气接着说。他在侯晓方身前三步停住，转过身，两手背在身后，身体微微前倾，略微伸长脖子，扬起眉毛，瞪大眼睛，从高处俯视着她。

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想上贵族学校？”他说着环顾四周，扫过这个昏暗的、破败的、屋顶漏雨的小屋，“你不瞅瞅自己啥条件？你爸妈一年能挣几个钱？你弟弟妹妹不上学了？一家子吃啥？”

侯晓方又抬起头，这次更凶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瞪我也没用，你告诉我有啥用？能瞪出几个钱来？”他说，嘲弄的神气更甚，松开被宰身后的手，扯了扯深色对襟夹克下摆，把衣服舒展开。即使在夏天，他也会穿一件深色外套，大概是这样显得更成熟稳重。一般到了室内，他都会脱下外套，只穿一件短衬衫，但在这里他没这么做。

“那句话咋说的？”他扯完下摆后，继续把双手背在身后，仿佛不知道手能放在其他地方，“对，对了。人要有自知之明。是这个意思吧。吃不起的饭不吃，上不起的学不上不就得了！”

范秀玲这段时间虽然对女儿很恼火，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看到她被这么指责，她心里仍不是滋味。但她不敢打断侯德发说话，或者应该说，她同那一代还有之前所有传统女性一样，出于一种对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压力的恐惧，被迫践行着一种病态的行为准则，对男性有一种毫无理由的尊敬和畏惧。她觉得女人打断男人说话就好比小孩打断大人说话，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惩罚。

“再说了，就是上了这个大学，你出来又能挣多少钱？”侯德发接着说。他同所有擅长经商和欺诈的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特征，话很多，或者说好听一点，能言善辩。但如果仔细对他们说的话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话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他们擅长把一句就能说清楚的话翻来覆去、换着法说，不过这大概也是一种能力吧。

侯晓方听出来了，三叔所有的话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钱。她知道他说的没有错，甚至很可能是对的，但同大多数发生无意义的冲突的对立双方一样，他们总是抱持着对自己观点盲目的、完全的、不可置疑的信任，从不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他们不会知道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所有看似乖张的、不可理喻的行为都会变得合情合理。

简单地说，他没有靠近甚至不愿瞥视一眼她真正的处境，他不曾为她着想。但她不怨他，她不怨所有来到这个昏暗的小屋指责过她的人，即便是最应该了解自己的母亲，她也不怨她。

如同一个人尚未找到那件对他而言非做不可的事，就难以窥见生命的意义，或者更直接地，无法找到继续存在的意义，不过这样的事也不必多，只要一件就足够了，甚至已经绰绰有余，毕竟很多人一辈子连一件事也做不好。对于侯晓方而言同样如此，能够理解她、站在她的角度为她着想的人不必多，只要一个就已经使她感到满足和宽慰。而实际上，已经存在这么一个人了。她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同她站在一起，理解、支持她。她想到这儿，不禁露出了纯真的微笑，觉得自己仍能够忍受即将到来的一切，忍受所有人的非难和指责，心底却不会失去真正的光明。

侯德发注意到她脸上那非常轻微的笑，认为那是对他来说不可容忍的侮辱和轻蔑。

“你这是喝你爸的血！要你爸的命！”侯德发大声吼。他怒不可遏，瞪大双眼，眼球中的血丝不断颤动，将右手从身后抽出，用力朝着她的头指了两下，几乎碰到她的前额。

他觉得自己这两句话说得不错，很巧妙也很有冲击力。当她看到侯晓方听到这话后浑身一颤，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后，他甚至开始为说出了这样的话感到得意。 3 愤怒和冲突 这些天以来，侯晓方第一次哭，而且哭得这么难受，这么撕心裂肺，仿佛将自出生以来所有曾经忍住的泪水一次难以遏止地涌出，一直旁观的母亲也感到心痛。

侯晓方已经不在意身边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外人，她不住抽噎、啜泣，用柔嫩的掌心揉眼睛，想要拭去泪水，用双手紧紧捂住脸庞和双眼，但晶莹的泪水仍不断涌出。

她想到父亲在工地干活的模样。他在最炎热的夏天正午仍要顶着灼人肌肤的烈日，把沉重的水泥搬到晒干的沙堆旁，灰色的水泥粉末扑到他的脸上，他只是咳嗽两声，抬起头，冲自己的女儿愉快地笑笑，接着继续和泥灰，切瓷砖，把泥灰抹在厚重的瓷砖背面，将它们整齐的贴在地面，然后重复数百次，在太阳完全落下之前。汗水浸透他那袖口开裂的灰色半截袖，他的胸口和后背、还有后脖颈的汗水沾满了水泥和灰尘，半截袖紧紧粘在他的后背，让身上的汗水难以很快挥发。但他不感觉疲惫，仍转过头对孩子们憨厚地笑了笑。

“我在喝他的血，要他的命！”她心中重复，一直默默地回想着这句责难的话。她摇着头低声呢喃，“不是，不是，我不……不想这样，不想这样。”她声音很小，边说边抽泣，嗓音颤抖，不时停下来猛烈地喘息，一旁的人完全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范秀玲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女人，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她心里也非常难受。她感觉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向下沉，喉咙和胸口有些发酸。她想要说什么安慰的话，但却由于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原因没有说出口，只是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女儿哭泣。她感到心痛，但还混杂着一部分可耻的喜悦，期望着也许女儿能就此悔改，这些是她事后才察觉到的。

侯德发还想趁着这个时机说些什么，仿佛要将难得创作的作品用精美的画框装裱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口时，门口那个用凉席充当的门帘再次被用力掀开，从齐腰处那个黑的发亮的地方。

侯卫军走进门。他额头不宽，发际线有些高，眉毛很淡，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眉骨突出，像是一个肿胀的肉球，眼睛很小，也不深邃，鼻子有些塌，不太好看，嘴唇有些薄，下巴和上唇的胡子很短，但长得有些杂乱。他长得不好看，但整体看上去比较和善。

不过今天，侯卫军进门后的表情并不显得和善。他表情严肃，双唇紧闭，唇角朝下，眼神尖利。进门后，他先看到站在房间中央的侯德发，又看到自己双肩随着啜泣剧烈抖动的女儿，然后瞥了一眼站在窗边的妻子，最后将视线回到侯德发身上。

侯德发看到二哥有些吓人的眼神后愣了一下，半张着的、想要继续说什么的嘴本能般闭上，他之前没怕过什么人，尤其是大哥和二哥，但今天看到二哥时，确实有一丝冰冷的恐惧如电流一般扫过全身。

“二哥，你回来了。”侯德发挤出一句话，后退一步，僵硬地笑了一下。

侯卫军没有说话，站在原地看了他一眼，随后走到女儿身旁。侯晓方由于陷入痛苦的哭泣，并没有注意到父亲已经回来。当父亲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时，她迅速有些惊恐地扭过头，发现是父亲后，她止住泪水，长舒了一口气。

“先进屋去吧，我跟你三叔说点儿事儿。”他看见女儿脸上的泪水，内心很气愤，朝范秀玲瞪了一眼。范秀玲不禁心中一颤，以前她就非常畏惧丈夫，如今被这冰冷锐利的目光怒视后，心里更加不安，连忙底下头，转过身看着窗边沾满油污的煤气灶。

他又将目光停留在侯德发脸上，盯着他的双眼。女儿仍住不住啜泣，没有起身离开，他又拍了拍女儿颤抖着的右肩，侯晓方这才缓缓站起身，低着头，朝里屋走去。

他看着女儿走进里屋，关上门，没有人用任何话打破这股难忍的沉寂。侯卫军又瞥了一眼妻子，最后转向他的弟弟，表情依旧严肃，“啥事儿？”

“二哥，你可不能让方方上那大学。”侯德发说，表情明显不同于之前，不像之前同侄女说话时那种凶狠和自信的、仿佛命令般的神气。他猜到二哥为什么去友家妈那儿，他知道二哥的事儿不可能办成，没人会把钱借给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当然他是指侯卫军。

从二哥进门后的表情能确定，友家妈，那个饶舌的老太婆没给二哥借钱。侯德发不知为什么产生一种近似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就好像二哥如果真凑够钱让女儿上学，就是把整整四十万块钱一把火烧了一样。侯德发突然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制止这种由于无知和固执引起的挥霍行为，是的，义不容辞。

“让她上那大学，就是把钱给白白扔了。”侯德发见二哥没有回答，进一步解释。他说话时仿佛为了加强语气和情感的力量，脑袋总会随着每个字眼颤动，如今他也这样颤动着脑袋，盯着二哥的眼睛。

“你不用管，”侯卫军咬紧牙关，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后呼出，发出不小的声音，“说你的事儿，你来这到底要干啥？”他显得有些不耐烦，各种不顺心的事件让擅长忍耐的他也快到了极限，而看见自己的孩子无助地哭泣更是让他觉得心痛，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几声，想把身旁的人全都赶走。

“二哥，你这样不太好吧，我可啥都没干。”侯德发说，微微歪着脑袋看着侯卫军，右侧鼻翼和嘴角轻轻上扬，做出有些不屑的表情，“我本来还准备给你借一万块钱呢。”

侯卫军突然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弟弟，脸颊两侧涨红的皮肉都开始颤抖，“借我？欠的钱还敢说借！你给我走，现在就走！”他终于忍不住大吼起来。

“行！走就走！”侯德发也冲着二哥大吼，仿佛要将之前憋着的怒火一口气倾泻出来，“没人敢给你借钱！还十万呢，我看你一万都借不来！”说着，他就朝门口走去，掀开门帘走了出去，狠狠地摔了一下用凉席充当的破旧门帘。

“卫军儿！”范秀玲冲着丈夫喊了起来，“你发啥火？他好容易才答应还咱一万，你不要我还得要，圆圆还得交学费！”她说完走出昏暗的房间，追上侯德发。

侯卫军站在原地，没有说话，他突然觉得自己也许不该发火。都已经那么低声下气地求所有附近的亲戚朋友了，又何必为了弟弟的一个不恰当的字眼发火呢？他想。确实，现在不管能不能凑齐方方的学费，至少得让圆圆能正常上学。

他用粗糙的右手拇指和中指用力捏了几下太阳穴，随后用力摇了几下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走向里屋，在里屋的木门前停下，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呼出，好平复一下情绪。他刚要推门，随即又把手收回来，仿佛触碰烧得发烫的红彤彤的铁块，他想了想，觉得还是敲一下门合适些。他敲了两下门，薄木门发出略显清脆的响声。

“方方，爸爸进来了。”随后他推门而入。

房屋正中间是一个用砖砌壁炉，右侧紧贴着靠窗侧的墙面，正面连接着一个生锈的铁炉子，这是村里没通暖气的人家用于冬天取暖的工具，当然，也是侯卫军自己砌的。

进门左侧是一张大床，四个床脚底下都垫着三四块砖头，床下杂乱地放着各种鞋子和被包起来的破衣服，鞋子和衣服上落满了灰和蜘蛛网。绕过砖砌壁炉，里面是一张铁制单人弹簧床，是很久之前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表面的铁丝有不少破洞，但整体支架完整，侯卫军在上面放了一张厚木板充当床板，给儿子当自己的床。

侯晓方坐在弟弟的弹簧床边缘，已经停止哭泣。 4 目标和信念 侯卫军和女儿的谈话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却感觉这段时间在他心里持续的时间足够漫长，从而在他未来的四年和整个生命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像是一个永远矗立着的里程碑或标志。他第一次拥有某种值得为之奋斗，而且并不是那种贯穿这他前半生的完全被动的、无力的奋斗，其实那说不上是奋斗，而是迫于生计的劳动，尽管那种劳动也非常辛苦，而且人们都会说是光荣的，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值得的事。

在偶尔停下，陷入片刻思考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心中充满不甘和悔恨，他觉得占据他所有时间和精力的劳动，仿佛并没有那么高尚和光荣，因为那不是他主动想要完成的真正有意义的、他确实真的想做的某件事，尽管他的思考只是浅显的、模糊的，如隔着十几层玻璃窗看外面的风景，但他至少知道一点，他缺少一个主动的目标，就是真正想要完成的事。所以这次同女儿的谈话对他的意义格外重大，他在不断回忆和思考的过程中明确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真正坚定了信念。

侯卫军在女儿身旁坐下，用深褐色的小眼睛温柔地看着女儿，正要开口，女儿便呜咽着说，“爸爸，我不上了……不上大学了。”她仍低着头，没有看向父亲。这话她已经想了很久，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但还是在这句话说出口时忍不住流下泪水，她又开始啜泣，双肩让人心疼地颤抖。

侯卫军没有说话，他搂住女儿瘦弱的肩膀，用左手轻轻拍打她的左肩。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接触自己的女儿了，在她们上小学和更早的时候，他常常背着或者抱着他可爱的女儿，或者把她们顶在脖颈上。自从她们上了初中，他就很少跟两个女儿有近距离的接触，到了高中，两个女儿住在学校宿舍，一周甚至两周回一次家，而他也总是在各种工地奔波，难得回家，更是连见面的机会都少得可怜。

如今他把女儿搂在怀里，她眼中的泪水和呼出的热气打湿他的胸膛，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女儿这么瘦弱，他是那么想要把她们温柔地抱在怀里，像小时候那样。

“这事儿你不用管，肯定让你上大学。”待女儿情绪平稳一些后，侯卫军说。

侯晓方向后坐了坐，挺直后背，从父亲的手臂中挣脱，“我是在喝你的血呀！”她用湿润的、充满血丝的双眼看着父亲大声说，声音微微发颤，有一缕头发被泪水打湿，粘在左侧额角和微微突出的颧骨旁。

“谁跟你说的？你三叔是吧！”他气愤地说，但看到女儿柔弱的脸庞后，立刻平复情绪，平静地说，“不是，你不是在喝我的血，是我要让你上大学。就六万块钱嘛，我跟你妈妈多干点儿活，肯定能交上，你放心吧！你就跟你妹妹一样，去同学家转转，跟她们一块出去玩玩儿，该干啥干啥，这事儿你不用管。”但在说完这些话后，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一股不安，就像医生常对得了重症的病人说出一定能痊愈、放松心情之类的话一样，他许下了一个没有足够保证的诺言。

他从不说谎，也不喜欢做出没有把握的承诺，但在这时，他只能这么说，而且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谎言。他认为谎言是说出的话与事实不符，但他并不是完全说谎，至少这个承诺中的目标和愿望，其中的大部分与虚伪和欺骗无关，而是关于他强烈的期望和憧憬，是他渴望完成的目标，但他的语气中仍透露着一种绝对、完整的意味，所以其中仍具有谎言的成分，尽管不很多。

侯晓方盯着父亲的眼睛，心里莫名地感到心酸，感觉有什么东西哽住嗓子眼儿，并顺着气管或食道往胃里下坠，让她心里很难受。

她看着父亲饱含笑意和希望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小，几乎眯成了一条缝，但仍闪闪发光，让她心里觉得温暖。但她又看到父亲眼角扭成一团的皱纹，看到左侧脸颊靠近下颏的地方，那个多年前在工地干活时被钢筋划破的伤疤，伤疤不大，也已经不很明显，但在她眼中仍触目惊心。

她猛然低下头，低声喃喃道，“不行……不行。”她看到父亲那粗糙的、指节纹附近布满裂缝的手，又抬起头看着父亲，“我去复读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不行。”父亲断然说，“你这次考这么好，好容易过了一本线，下次肯定考不了这分儿，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还有，你不是说再也受不了高三那一年了吗？不用多想了，我肯定能让你去上大学，跟你妹妹一样。明天，对，明天你就跟着圆圆一起出去，上同学家转转，别待家里头了，该干啥干啥，跟平常一样，其他事儿你不用操心。”他看着女儿充满不安和愧疚的脸庞，最后补上一句，“我啥时候骗过你？”

侯晓方沉默半晌，之后低声回答，“没有。”但她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话显得放松，反而更加难过。不过当她看到父亲那坚定的眼神后，好像也被他勉强表现出的振奋情绪和乐观精神感染。

“那不就行了！别多想了。”父亲说，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她的脑袋，又用大拇指轻轻抚摸她的前额，“这件事儿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

“我活了四十多年，马上都半辈子了，啥事儿也没干成。”父亲继续说，语气平缓，但能听出来其中包含着忧伤和不甘，“从老家出来快二十年了，到现在啥也没打拼出来。别说打拼了，一直都是各种事儿在背后撵我，让我不往前挪不行。稍微停下来歇一会儿，你们仨，你和弟弟妹妹就可能吃不上饭、上不起学。但是，我心甘情愿为你们干活，顶着太阳，从早到晚不吃饭也愿意，你们仨就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儿。我有三个争气的孩子，都努力学习，现在你和你妹妹都考上大学了，还都是一本，我脸上可有光了，感觉好像是我干了一件大事儿。你们高三一整年学得多辛苦，我都知道，你妈妈跟我说过，你们每天熬到两三点才睡，早上七点就起，从来不看电视，放假也不去找朋友玩……

“听你妈妈说完，我在外边儿干活都觉得浑身有劲儿，再苦再累也觉得……值了。”侯卫军略一停顿，挤了一下眼睛，不想让女儿看到他有些悲伤、脆弱的表情。他脸上细线般的皱纹随着皮肤的动作围绕左眼扭成一团，他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液，想要把哽在喉中、让喉管发酸的感觉咽下去，“所以，我必须让你和妹妹上大学。所有人都说不能让你上这大学，都说我拼了命也不可能让你上成这大学，我偏要把这事儿干成，要让他们再也不敢瞧不起我，不敢瞧不起我的孩子，更不敢瞧不起咱侯家。”

侯晓方把父亲那布满裂口的、粗糙的左手捧在手心，用同父亲一样不大的褐色眼睛盯着父亲的双眼，沉默着看了很久，最后她轻轻开口，“谢谢，爸爸。”

侯卫军一时不知道该说或者做些什么，只是感觉一种让人充实的幸福感涌向身体里每一个血管。他从在他看来足够漫长的回忆、诉说和思考中慢慢把握了自己心中真正想说的话，找到了想要做的事。如今，他仿佛在幽暗的深井中抓住一根通往光明的绳索一般，紧紧握住女儿柔嫩的手掌。他看着女儿明亮的双眼，更坚定了内心的信念，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足以称之为信念的东西，总之他相信，他将要办成一件大事。 5 表兄弟 侯晓方有一个妹妹侯晓圆，和一个弟弟侯永康。说是妹妹，其实谁也不清楚她们俩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她们是双胞胎，她和妹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外人根本分不清，在学校时老师也经常认错她们。只有家里人才能一眼看出她们脸上的一些微小差别，比如姐姐额头正中间有一个玉米粒大小的月牙状疤痕，也可能是胎记，虽然颜色很淡，但不同于额头周围的皮肤，她们的弟弟就是这样区分大姐和二姐的。

听母亲说，弟弟是在XJ出生的，当时老家还执行计划生育，父亲和母亲想留住这个孩子，便离开老家来到XJ，投奔父亲的大哥侯参军，当时他在这里花三千块钱买了个有一间破茅屋的院子。他们刚到这里时，什么也没有，就连吃的菜也只有大哥给的一袋蔫吧了的青萝卜，每天都是清水煮萝卜，就这点儿馍馍，有口饭吃。

但当时范秀玲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还差两个月就到产期了，所以萝卜馍馍没吃几天就晕倒进了医院，侯卫军向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借钱才交上医药费。晕倒的原因不出所料是营养不良，再这样下去，孩子可能都保不住。侯卫军用剩下的几十块钱买了些牛羊肉，甚至买了一整个烤羊腿给妻子吃，之后也都把打工挣的钱用在了给妻子买吃的上面。范秀玲再没吃过干馍馍和清水煮萝卜，而且隔几顿还能吃上一次肉，没再晕倒过。

孩子顺利出生，照例上称称体重，有四公斤半还多，医生告诉他们孩子的体重在新生儿中算是很重的了。虽然体重超重，但孩子很健康，侯卫军和范秀玲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后来，夫妻俩谈到给儿子起名字的问题。

“叫侯康吧。”范秀玲说，抱着脸蛋圆鼓鼓的儿子，想起之前那次由于营养不良而晕倒的经历，仍不禁感到一丝恐惧，“我只希望他一辈子健健康康。”

“侯康，侯康，”侯卫军低声重复了几次，轻微地皱起眉头，“好像不咋好听。”他一向说话非常直接，即使对父母也是如此。他觉得“侯康”确实不怎么好听，而且觉得好像姓“侯”确实不太好起名字，听上去都有些奇怪。大哥出生在百废待兴的六十年代初，所以名字起得都不怎么好听。大哥叫侯参军，他是第二个儿子，叫侯卫军。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尽管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是如此，但他仍觉得这么起名字确实有些草率。时代在进步，所以他也想给儿子起个至少过得去的名字。

“是有点儿不好听，那你看叫啥？”范秀玲看着丈夫，微微歪了下脑袋说，随后又盯着儿子，注意到儿子那对于婴儿来说有些大的脑袋，“看样子会是个聪明孩子，要不叫‘侯聪康’咋样？聪明又健康。”她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轻轻晃了晃儿子有些沉的身子，满意地笑了。

侯卫军仍皱着眉头，甚至轻轻摇了摇头，显然他对“侯聪康”这个名字不很满意，也许是由于读起来让他联想起某种大葱。

“‘侯永康’咋样？”他仿佛灵机一动地拍了一下手，朝着妻子和儿子看去。

“永远健康。嗯，挺好。”

就这样，侯晓方的弟弟就叫侯永康了。

这天吃完午饭后，母亲就照例打发侯永康和他二姐离开，他去了大伯家找表哥侯玉衡，二姐去了同学家里，大概是刘春婷家，他猜测。他开学高一，侯玉衡开学高三。他只比表哥小一岁，所以关系还合得来，实际上，他们关系不错，他常来找表哥讨论各种问题或者只是简单地坐坐，今天也是如此。

侯永康在和侯玉衡多年的相处和交谈中得出一个结论：表哥不是一般人。从小学开始，他就常跟着表哥一起出去玩，那时，表哥也像其他村里的小孩儿一样，每天趴在地上玩抓石子儿、打卡之类的游戏，并没有显现出某种不同于其他同龄孩子的独特气质。但上了初中之后，他突然养成了一个在侯永康看来极其反常的习惯或爱好，对于那个仍然稚嫩的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

表哥喜欢看书，而且开始逐渐远离同学和朋友，一个人待房间里看书。大伯和大妈甚至一度怀疑他们的小儿子性格孤僻或患上了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但除了不常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还有不常跟家里人说话之外，倒也没发现什么极端的行为，而是发现他会在自己房间里一个人读书。渐渐地，他们也习惯了，开始说什么“玉衡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前途，能当大官儿”之类的话。就这样，对他们儿子的忧虑逐渐转化为某种奇怪的、功利的自豪感，仿佛他通过读书学到的知识进到了他们的脑袋里。

侯永康照例敲了几下门后就推门进入表哥的房间，并不等他回应。房间很小，只能靠墙放下一张床，再摆上一张漆木桌，一把椅子，一只凳子，一个书柜。左侧靠窗摆着浅褐色的漆木桌，前面放着一张深褐色的漆木椅子，那里阳光很好，适合学习和看书。最里面靠墙放着一张铺着蓝白条纹床单的木床，床腿有些高，高过膝盖不少，坐在上面有些难受。右侧靠墙摆放着一个破旧的柜子，原先应该是厨房里用来放碗盘和杂物的柜子，现在表哥用来放书，常看的书放在有小型可拉动的玻璃窗的上面三层，下面是有对开小木门的柜子，用来放其他不常用的书和各种教科书。靠门右侧是一个三层透明玻璃柜，高度有一米二左右，放着各种小玩意儿：两个三阶魔方、一个四阶魔方、五个拼起来应该花了不少时间的乐高玩具、一个没装水的小鱼缸、两本封面泛黄的杂志、一本由于经常翻阅而书角翘起的名叫《意林》的杂志，最底层像书柜那样堆满了各种书。

进门右手边还有一个挂着蓝色棉布门帘的垭口，就是不带门的门，用撕下来的一块床单充当门帘，门帘不长，只垂到成年人腰部的位置，下端由于经常掀开，已经沾满脏灰有些发黑。里面有一个更小的房间，在更早的时候，侯玉衡住在里面的小房间，外面这间房是他的两个姐姐住的地方。现在，两个姐姐都已经成家，他就搬到外面这间更敞亮的房间了。

“跟前几天一样？家里？”侯玉衡开口问，侧过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表弟。

“嗯。”侯永康说，把涂蓝色油漆的木门关紧，看到表哥正坐在窗边的漆木椅子上看书，“不知道这次又是谁，就不能让我姐上那大学吗？”

侯玉衡把硬质卡片书签夹进手中的书里，随后合上书，放在书桌上，起身把放在床和右侧靠墙的书柜中间的一只漆木凳子拿出来，放在他的椅子左边，又把自己的椅子朝右侧挪了挪，给表弟腾出位置。

“坐吧。”他说完后，坐回自己的椅子，没有拿起刚才合上的书，他想跟表弟聊聊。他总是一个待在家里，每次表弟来找他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觉得受到打扰，反而会产生一种新奇和轻松的感觉，而且他也想把自己在书中读到的一些想法同其他人分享和讨论，表弟来找他，对他而言正求之不得。

“我姐也啥话都不说，就跟我妈杠着。”侯永康从门口的透明玻璃柜第二层拿出那本《意林》杂志，坐到窗边学习桌旁的凳子上，把杂志随手打开一页，摊在桌子上，“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扛着，不论是谁退一步，大家都不会这么累了。”

“当然，如果有人能退一步，问题早就解决了。可他们这么僵着，大概就是因为没人能退一步，你的想法很直接，但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侯玉衡说，重新把合上的书拿在手里，但没有翻开。他和表弟之间不用名字或其他称谓，只是简单地用“你”来代替对方，由于年纪差得不多，侯玉衡也不想要求表弟叫他表哥，这种无聊的称谓在他看来只会让他们之间产生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而且叫起来会很别扭，甚至不如直接喊对方的名字。

“这有什么复杂的吗？要么我妈退一步，让我姐上大学；要么我姐退一步，再复读一年。”

“那你知道其中更细节的原因吗？”侯玉衡侧过脸看了一眼侯永康，随后看向窗外，窗户下半部分被前面的一间当作仓库的低矮土房挡住，透过上半部分可以看到广阔的蓝天和柔软的白云，他继续说，“你知道你母亲为什么不让你姐姐上大学？而你姐姐又为什么非要上这个大学吗？而你父亲又是什么态度呢？为什么他现在不在家里？这几天都不在。他在干什么？”

他们是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前两天侯永康被母亲打发出去后也是来到表哥这里，但只是坐在这儿看看杂志，没提到过这个问题。而在侯玉衡看来，如果表弟不主动提起这件事儿，他也不太好先提，以免显得多管闲事。不过既然这次表弟先开口，他就放开谈了起来。他在尝试通过语言和思想（当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从书本里读到并总结出的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与他交谈的人，他的表弟是一个绝佳的对象。

侯永康沉默了，他之前从未考虑这么仔细，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么多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上学的问题像其他所有问题一样，都是由于当事人的犹豫不决或意志不坚定，才导致问题长久搁延，没有立刻解决，所以最后变得难以解决。他皱起眉头，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在更细致地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自己在挖掘某件潜藏在地下的宝物，但之前他只是拿着十字镐和铁锹在附近转悠，直到现在才拿起十字镐向着脚下的土壤砸了第一下，掘开第一块土。

“我妈是觉得学费太贵了，”侯永康缓缓开口，歪斜着脑袋看着表哥，“我姐就是想上这个大学吧。至于我爸，我确实不知道。”

“首先，学费确实很贵，相比一般大学来说。”侯玉衡坐直身子，看着表弟说，“要六万五千块钱，只是学费，住宿费好像还要一万多。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就是在我们家，用我哥的电脑查的，报志愿也是在我们家，在报志愿的时候那所大学没有标明学费，二叔（侯永康的父亲是侯玉衡的二叔）当时还说‘再高也就两三万呗’，所以没太在意。三天前查清楚学费之后，二叔还给学校打电话确认了一下，我就在旁边听着。

“说实话，这个学费已经高出普通大学接近十倍了，我查了一下，普通一本大学学费一般是一年五千左右，很少会超过一万。”侯玉衡继续说，用细长的手指比划着数字，“所以，这个学费对于你家确实是一个难以承担的开销，对于我家也会如此。如果我明年高考完报了一个学校，最后查出学费要六七万，我家里人也会果断反对，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你母亲的反应很正常、也很合理。就是说，如果你从你母亲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会发现她的想法没有一点儿问题，甚至可以说百分之百地合情合理。”

“那你的意思是我姐从头到尾都不该坚持上大学？”侯永康显得有些激动，把翘起一角的杂志握在手里，“她辛辛苦苦学了三年，好容易考过一本线，她有什么错？”

“没有，她也没有错，她有理由坚持。毕竟如你所说，她付出的时间、精力、还有紧绷了高三一整年的神经和意志力，金钱很难进行衡量”

“那是谁错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嗯，你真想知道？”侯玉衡盯着表弟深褐色的、发出亮光的双眼，他知道他迫切地想知道。表弟提出的问题和他那种近乎愤怒的态度，似乎是在问难道是他错了，那么究竟错在哪儿了？

“我想说明的是，”侯玉衡继续说，“对和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也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判断标准得出的结果，而这个标准并不是绝对统一的。很多时候，当你真的站在冲突双方各自的视角，会发现他们原本充满怒火的、不理智的行为和想法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每一方都没有错，只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存在一个全局性的缺陷或是限制。”他说到这里，看着表弟停顿了一下。

“什么限制？”

“资源是有限的，或者说资源的稀缺性。”侯玉衡说，向后靠在椅背上，轻轻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稀缺的概念基于需求，人的需求是会膨胀的，而且是无限的，你可以理解为欲望是无限的。他们不会各取所需，只拿属于自己的一份蛋糕，而会在拿到属于自己的蛋糕后想到‘明天吃什么？’，于是他们会多拿一块蛋糕供明天吃。如果可以考虑到明天，那么考虑到未来一整年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话，第一个拿蛋糕的人很有可能把所有蛋糕都拿走，因为蛋糕不是无限多的。能理解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这跟我姐上大学有什么直接关系？”侯永康问，疑惑地看着表哥。 6 讨论和思考 侯永康没法理解表哥所说的资源和稀缺性的关系，而这些究竟同他正投入全部思考能力关注的关于姐姐是否上大学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他同样无法理解。他想，也许是因为没有像表哥那样读过很多书。他突然有些后悔打断表哥的话，并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一定无比愚蠢的问题。

“请听我说下去，你很快就能理解。”侯玉衡并没有生气，而是友好地看着表弟疑惑地双眼，“稀缺产生了价值，这很好理解。你一定知道黄金是有价值的，而且很贵，但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你收取你一天吸入的空气的费用，你大概会把他请出去，也许直接一脚踹出门外。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人获取黄金需要支付相应的金钱，而不必为了每天吸入的空气付费呢？

“很简单，因为黄金稀缺，而空气并不稀缺，至少现在看来。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需要为每天呼吸空气而付出费用，像交水电费那样，但应该不会是现在。好了，如果我们把接受教育的机会，即大学中的资源，大学里有不少教学楼，每个教学楼都有很多相应的教室和实验室，有为学生讲课的教授，有几个食堂，有各种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后勤人员，总之，大学有很多资源。而一个学生为了能够获取这些资源，需要付出的是什么？首先，需要参加高考，并且分数达到相应分数线后被录取，还有一样，就是大学学费。”

侯永康听到学费后，终于恍然大悟似的点了一下头。

“没错，学生一般需要交一定的学费才能上大学，因为我们只有九年义务教育，高中就开始交学费了，大学自然也要交。因为我们享受服务，就要支付等量的价值，最简单的，就是金钱。”侯玉衡说完意味深长地停顿一下，看了看表弟。

“那不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交学费呗！”侯永康简短地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想让你看到的是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合理性，当你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你会觉得冲突双方的所作所为似乎都是合理的。甚至当我们自己处在其中一方时，若能够做到站在对方的角度或站在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角度看待冲突，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个人做出不论多么极端的、看似不合理的做法都有他的理由。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错，但这也只是在一个角度看待得出的结论，如果从相反的角度，我们又可以说，每个人都犯了一定的错。而当我们继续向下问，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没有犯错，为什么会产生冲突？一定是那里出了问题。”

“是的，有地方出了问题。”侯玉衡说，略微停顿，用左手在空中轻轻挥动一下，仿佛抓到了他所说的问题，又像一个指挥家做出控制交响乐团演奏进程的动作。他想知道表弟能否察觉到问题所在，所以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侯永康明白了表哥的意思，急速转动大脑，回想着他在这段长篇大论中重点强调了什么，或是在开始这段言论前，提到了什么问题。

“因为，”侯永康缓缓开口，歪斜着脑袋看着表哥的深黑色眼睛，“资源是有限的。”

“是的，是的，”侯玉衡愉快地笑了起来，“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目前你们家发生的这件事而言，首先，你的姐姐想上大学，这是一定的，而且无可厚非的，她付出了用金钱难以衡量的大量时间和经历，而且对于她而言，这次考试无疑是一个机会，她确实考得不错，下次很可能不会考得像这次一样好，下下次也是。

“对于你的母亲而言，她也完全没有做错什么。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供大女儿上学，就算向所有亲戚朋友借钱把今年的学费交上，那么，下一年呢？之后三年呢？你和你二姐的学费怎么办？借了钱还不上怎么办？这都是她会考虑的问题。

“至于你的父亲，我想他大概是支持的态度。因为不难想象，如果父母都反对上这个大学的话，你的姐姐也就没什么可坚持的了，这个问题引起的冲突就不会持续好几天，而且看起来还要继续持续下去。和大多数人不同，他的行动很积极，这几天他一直不在家里，我想大概就是立刻采取行动了，就是到处借钱凑学费。但这想必并不会非常容易，甚至可以说，很难。

“那么是学校一方错了吗？也不是。他们并不是只针对你的姐姐提高了数十倍的学费，他们的学费一直如此，对所有学生都一样。好了，我们似乎陷入一个死胡同，既然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合理的，那么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是的，”他看着侯永康，点了点头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通过一定价值的资源换取另一份资源，需要交学费上大学，就像我们用水需要交水费一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资源是无限的呢？那么，既然水是无限的，我们还需要为了喝水、洗衣服用水缴费吗？显然不需要。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但是我们仍需要给那些把水管通道每家每户，或为我们净化自来水的人支付费用，因为他们付出了劳动，我们享受了他们的服务，但是劳动不是无限的资源，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无限的。很好，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议题，而且这个反驳很有道理。我想我们大概是遗漏了什么地方。”

侯永康发现表哥的思维似乎存在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考虑问题的方式导致他必然会出现问题，系统内部的问题。他和表哥都隐约地察觉到，这种开放的、发散的思维会在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扩散到更多层面，为了更好地对论点进行阐述，需要探究更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他并不是准备好了一些资料、罗列好所有能支持他的观点的证据或例子，而是仿佛在讨论中不断探索，发现新的方向、新的有趣的内容。他想要构建一个体系，但由于现在的能力不足，总会受困于自己新发现的各种观点和内容，就像一头瘦弱的骡子，被身后越来越沉重的货物拖累。

但侯永康经过这次谈话，仍收获颇丰，感觉自己心中一口常年被堵塞的泉眼终于开始涌出清澈的水流。尽管他意识到表哥现在仍处在这条对他而言崭新的道路最初的一段距离，但也已经远远将他和其他同龄人抛在身后，至少，他在思考。

他回想起大约十岁那年，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体的，他的身体、生活、思想（当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有思想的个体）都是独立的、受他自己支配的。他与其他任何人并不是像之前认为的那样紧密连接，他那瘦弱的手臂触碰到突出的肋骨上的感觉，柔嫩的指尖触碰脸颊的微微发痒的感觉，都给他提供了证据——他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他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那种感觉仿佛意识到自己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时产生的某种欣快感，至今让他难以忘怀。他开始回想，他究竟有多久没有思考了？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侧过脸，看着由于出现更多问题和漏洞而陷入窘迫，正在重新尝试整理思路的表哥的深黑色眼睛。

“你说什么？”侯玉衡仿佛突然惊醒似的浑身颤动了一下，他没有听清表弟的话。

“我明白了。谢谢。”

“是吗？”侯玉衡牵动脸颊的肌肉，露出一个柔和的微笑，两排洁白的牙齿露在外面，“那很好呀，说说看，你明白什么了？”

“你想让我学会思考，向着最深处、最本质的地方思考，”侯永康说，表情中透露出一种兴奋与坚定，双眼闪闪发光，“想让我踏上你所在的道路并继续前进。”

侯玉衡微微一笑，沉默了一阵。他站起身，走到身后的书柜旁，把关紧的透明小玻璃窗向右拉开，随手拿出一本书，背对着表弟，没有翻开。那本书是米黄色封面，原来明亮的颜色已经显得有些暗沉，由于经常翻阅显得比之前厚一些，封面上端用黑色宋体字写着“思想录”。他将那本书拿在手中掂了两下后又放平放在书柜上。

“我要走了。”侯玉衡说。

“去哪儿？”侯永康问。他怀着一种微弱的不安，意识到今天这次谈话的不同寻常之处，表哥之前从未和他讨论过这种问题，更没有哪一次会同他交谈这么长时间，仿佛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多年之后，当侯永康再次回想起那次谈话，仍会产生一种由衷的怀念和亲切感，那虽然不是他们兄弟俩最后一次谈话，但至少在那之后很多年间，他们没再见过面。

“去学校，”侯玉衡说，转身看着表弟的眼睛，“高三我准备好好学一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拼搏”一下。我爸妈给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我能省下每天来回坐车花费的时间。我打算明天就过去。”

“不回来了？”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的，不回来了，至少之后一年内。”

“唔。”侯永康随后沉默了一阵，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该继续待在这里还是离开。

“对了，”表哥再次开口，看了侯永康一眼，随后缓缓扫了一眼房间里的陈设，最后停留在他的书柜上，“这些书，我打算留给你。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而且大概也没时间看继续看下去。不过，你还有足够的时间，能看些课外书，在高三之前。”他说完，转过身，冲着表弟微微一笑。 7 一件小事 侯德发前几年混的不错。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向上钻营、溜须拍马的劲儿，通过各种关系在昌吉一家叫泰成鸡场的养殖场承包了一个鸡棚，专门负责鸡粪的处理，把鸡粪装车作为优质肥料卖给吐鲁番种西瓜和哈密瓜的农民，赚了不少钱。一年后就全款买下了那辆他心心念念的军绿色丰田越野车，他不要房子或其他东西，什么都不要，就要这辆军绿色汽车，因为这辆车是河南庄村第三辆丰田同款车。就是说，他成了村里第三个拥有这款车的人，前两个分别是村长马江和五队队长刘海军，他成了村子里公认的“有钱人”。

不过这几年，由于鸡棚生意不景气，鸡场多次提高招标难度和承包费用，还有侯德发沾染了赌博的恶习，欠了不少债，甚至由于长期欠款不还，被工人告上法庭。他的军绿色越野车甚至被法院扣押了三个月，直到欠款结清才还给他。总之，他这几年生意上不怎么顺利。而他再次来到二哥家，是想让二嫂作为见证人，帮他从友家妈那个不讨人喜欢的老太婆手里借点儿钱。

由于二哥把怒火发在他身上，他竟一气之下忘了到这儿来的原因。他出门后才发觉自己由于一时冲动而坏了正事儿。“算了，都已经出来了，难不成再舔着脸回去，跟二哥道歉不成！”他心想，迈着急促的步子通过院子里阴凉的过道，走到前院后猛然停下脚步。“我这是干什么呢？这样空着手回去？拿什么给坤总……什么坤总！那个成天只知道吃的死胖子，还坤总呢！简直是一头喂不饱的野狗。不行，这样下去连一顿饭都请不起啦！看来还得回去。哎呀！我是遭了什么罪？竟要让人连着打两下耳光！”他正要转身往回走时，身后响起了范秀玲的声音。

“德发！德发！”范秀玲在侯德发身后喊，快步赶上来，“别急着走呀！你二哥那说的都是气话，你们俩可是亲兄弟，吵两句正常，可他是从不会把这事儿往心里进的，你也消消气儿。”

“怎么？二哥可是把我赶出来了。”他发觉事情还有转机，没有转过身，只是侧过脸瞥了范秀玲一眼，随即转过头，用双手扯了扯深色夹克的下摆。“这整个院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大哥大嫂可都知道了，二哥可是当着大家的面儿打我的脸呐！你让我咋回去，再过去让孙美玲（大嫂的名字）看我笑话，明天街坊邻居都得传个遍！都得看我侯德发的笑话啦！”

侯德发转过身，左手插在腰间，右手有些激动地在空中比划着，说话的时候仍习惯性地晃动脑袋，“二嫂，我是看你们家孩子考得好，要上大学了，才过来帮帮你。方方可以不上大学，圆圆可不能不上呀！我看在圆圆的份儿上，才答应找你做个见证人，还你们还一万块钱，你想想，这事儿我找谁不行？谁会像他（指二哥）一样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他纠正了自己之前的错误，不再说是给他们钱，而是还钱，但并没有看出任何欠债的愧疚模样。

范秀玲感到一股令人想要呕吐的恶心。她知道他在说谎，而且几乎说谎成癖，知道他不诚实、狂妄自大、唯利是图。但她不能显露出任何略带不屑的真实情感或者任何能被察觉到的表情和动作。即使听到所有这些让人感到恶心的谎言，看着他那种神气活现的表情，听着那种轻蔑的、浮夸的语调，她也只能默默点头，露出和善憨厚的微笑——她的女儿要上大学。

“是，是。”范秀玲挤出一个微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家好，有啥好事儿都先想到自己的亲兄弟。就是你二哥脾气太爆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该办的事儿还得办，要不你这成天这么忙，让你白跑一趟咋能行呢？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我看天儿也不早了，别再推到明天，那你可得再跑一趟了。”

“你说的也是，明天我可没这么多时间了，还得参加公司的会。”

侯德发又是习惯性地说谎，他明天、后天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空余着，可以说，他最近无事可做，而且也没有什么公司的会，实际上，他并不算是任何公司内部的成员。他承包的鸡棚在半年前合同就已经到期，而上一次公司招标，他由于出价太低没有得到公司鸡棚承包项目的任何一份合同。

“那就现在去吧。”他接着说，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如释重负的表情，轻轻舒了一口气，向下撇的嘴角微微上扬，把手在空中一挥，仿佛再说“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之后便转身迈开步子。

“行，现在去。”

“友家妈现在在家不，过去找不着人可麻烦了。”侯德发突然像自言自语似的问，并没有看身后的范秀玲。

“不能，你二哥刚从那边儿回来，”范秀玲跟在他身后左侧，不并排站着，那样显得太过亲近，出去难免引得街坊邻居议论，那是她最不能忍受的，即受人诬陷或指责。“他们两口子不常出去转，实在不行就打个电话呗。”

侯德发没有回话，自顾自地往前走，显得有些着急。

他们走着去，侯德发今天没有开车。一路上他们没怎么说话，仿佛陷入一种沉浸的思索状态，一路上都在想着自己的烦心事儿：如果老太婆不给借钱该找谁借；刘好又要生活费了（尽管他们已经分居了好几年），该不该给她，该给多少？油价又涨了，再这么下去车都开不起……

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范秀玲在前面走，侯德发在身后跟着，因为侯德发并不知道友家妈住在哪儿。走到半路时，发生了一件小事。

“德发，”范秀玲转身对侯德发说，似乎把他从沉浸的思索中惊醒，吓得他浑身一哆嗦，“咱们空着手去，事儿可不好办吧。”她停在主街旁的老徐商店门口，这里东西比较齐全，门口摆放着各种包装精美的牛奶、杏仁露之类的饮品，是村子里走亲访友常带的伴手礼。

“对，对。”侯德发连忙说，显得有些慌张。从昨天开始，他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一张五十、两张五块、两张一块，他把手伸进裤兜摸索着，随后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摸了摸鼻尖，“对！不买点儿东西，这事儿可不好办，不好办。”

他侧过身，不让范秀玲看到，在口袋里摸出那张颜色有些发暗的绿色的五十块钱，接着转过身，走向二嫂，把钱递给她，说，“二嫂，你看着帮我买吧。我送礼没送过牛奶啥的，挑不好，你看着挑，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不用找我。”

范秀玲接过钱，轻轻皱了下眉头，但很快恢复和善的表情。她走近店门口摆放的精装礼盒，拿起最右侧上面的一箱杏仁露，大声喊道，“老板！这咋卖？”她的声音清脆响亮，最后一个音有一些尖细。

商店门口走出一个矮个中年，瘸着右腿，嘴里叼着没点燃的香烟，右手拿着红色漆面打火机。看到他们便迅速把打火机收进裤兜，一瘸一拐的走到范秀玲身前，探着头，眯缝着双眼看了看她手中的杏仁露，“四十五。”他语气冷淡，香烟随着数字从嘴里蹦出上下抖动，但丝毫没有要掉落的迹象。

“行，就这个！”侯德发赶忙上前一步说。

“走亲戚呀！”老板开口，他终于把夹在嘴里的烟拿下，说话声音也变得清楚些了，“只拿一件，空一只手可不太合适嘞。”他看着侯德发，又看了看一旁的范秀玲。

“对，对。再拿一个，可不能空一只手。”侯德发说，突然掏出手机接了个电话，“刘总！对，对，是我……”说着便转身朝右侧走了十步远，跟并不存在的刘总打起了电话。手机并没有响，他只是习惯性地用这种方式逃避可能的尴尬场面。

范秀玲不耐烦地皱起眉头，瞪了他的背影一眼，随后转向商店老板，说，“拿两件最便宜的，不是啥亲戚，就去看看，不空手就行。”

“明白，明白，”老板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近有些昏暗的商店，“进来吧。”

范秀玲走进商店，过了一会儿，提着两箱包装不很精美，应该说包装很朴素、简单的牛奶出来。侯德发已经打完电话，回到商店门口。

“48，找你两块。”范秀玲把两箱牛奶放在地上，对侯德发说，把两块钱递给他。

“你拿着吧！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不用找我钱，都是小钱。”侯德发说，挤出一个有些尴尬的笑。

范秀玲仍伸着手，紧盯着侯德发的眼睛，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从来不拿。”她语气冰冷，尽管没再说其他话，做其他动作，却让侯德发第一次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异常坚韧强硬的态度。他快速接过范秀玲手中的钱，塞进裤袋里，没再说话。 8 拜访 友家妈和她的丈夫住在二队最西边儿的一栋三层自建房，当然，那栋楼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在三楼租了一间很小的屋子。他们没有固定工作，而且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大多时候都待在家里。丈夫偶尔通过侯卫军介绍去工地干几天小工，再有就是冬天干些扫雪的活，或者运气好能当几个月岗亭保安。侯德发和范秀玲到那里的时候，友家妈和丈夫仍像往常一样待在家里。

范秀玲走在前头，侯德发提着两箱牛奶跟在她身后。他们上了三楼进入走廊，走廊很窄，尽头堆放着各种落满灰尘的杂物，破了一角的陶瓷花盆、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洗脸盆、没人收拾的废弃纸壳……

范秀玲在一间窗户布满灰尘的小屋门前停下，门是木头做的，最下端裂了几个口子，没有上锁，铁挂锁挂在门上的金属把手。她回头看了一眼侯德发，他点点头，随后范秀玲敲了两下木门，用清脆响亮的嗓音大声说，“婶子！叔！在家不？”

屋内传来鞋子拖地行走的声音，“谁呀？”一个尖利的老太婆的声音，让人听了感觉不很舒服，仿佛有人用玻璃片在生锈的铁板上划了一下。

门开了。先是漏出一个缝，一只灰色的眼睛抽搐般快速转动了一阵，打量着门外的人，看到是熟人后，才缓缓把门打开，木门底部发出难听的吱吱响声。一个头发灰白凌乱的老妇人出现在门口，这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六十岁上下，一对尖利又显得有些凶恶的灰色小眼睛打量着门口的来客，鼻子又尖又小，颧骨突出，嘴唇很薄，脸上的皱纹很多，但都很细小，看上去并不和善。

“是秀玲呀！”老太婆仍用尖利的嗓音说，随后又看了看后面的侯德发，“哟！德发咋来了？进屋吧。”说着，她转身走回昏暗的小屋。

范秀玲和侯德发进入昏暗的房间。屋里有两个小房间，友家妈和丈夫坐在外面这一间，沿墙往左走还有一间木门紧闭的房间，是他们的儿子刘赞友的房间，他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来住。

外面这个房间非常昏暗，他们老两口白天从不开灯，即使客人来了也是如此。脚下是深灰色水泥地，不很平整，有几处坑凹的地方，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看上去很久没有打扫了，床边的木质餐桌脚下有一撮看上去放了很久的瓜子皮。门后有一把灰黄色高粱穗笤帚，曾经膨大的扇形笤帚头已经磨损严重，现在并不比一个手掌大多少，很难弄清楚那把笤帚是捡来的还是用的年头太长导致的磨损。门口左侧靠墙有一个掉漆的铁鞋架，只在最下面一层放了双左脚前头破了一个小洞的黑色布鞋，鞋架是之前的租户扔在这里的。

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深色漆木方桌，上面垫了几层破报纸充当桌布，多处已经被水、菜汤和油污浸透，变成难看的深褐色。靠窗摆放着煤气罐和煤气灶，煤气灶上覆着厚厚一层油污，上面沾满灰尘，很久没有清洗。一张木质大案板摆放在煤气灶旁，下面垫着一个破旧的木柜，案板中间部分有很多不浅的刀印，里面填满黑色污渍，想必已经用了很久，案板边上放着一块已经变成灰色的小抹布。房间内侧靠墙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屏幕很小，像一个大黑盒子，他们白天不开电视，只有晚上没事儿可干的时候会打开电视，像所有无事可做的人那样用某件事消遣所剩不多的时间。友家妈和丈夫刚吃完饭，餐桌上的碗筷还没有收拾。

“腾个凳子，”友家妈冲正坐在餐桌旁矮凳上的丈夫尖声说，没有任何称呼，“没看见有客人？”

友家爸赶忙起身，把矮木凳递给侯德发，“啥时候回来的？”他的意思是问侯德发什么时候回的WLMQ，他通常都在外地做生意。

“还提啥礼呀！”友家妈抢在侯德发开口前说，赶忙走到他面前，把两箱牛奶拿到手里，几乎是抢过来，放到电视机下的杂物柜旁，“坐，坐。”她坐回自己的凳子，友家爸坐到床边。范秀玲也找了一只木凳，围着房间中央的方桌坐下，她坐下后又把凳子往后挪了两小步，不想参与之后的谈话。

“婶子，叔，没啥事儿，就来看看。”侯德发坐稳后终于开口，他身体略微向后倾，挺直后背，“赞国和赞友不经常在外边儿跑吗？我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情况咋样。您也知道，我二哥跟赞国、赞友啥关系？二十年的朋友了。我跟赞国啥关系？他结婚的钱都是我给他垫了两万，没那两万可真不好说呐！咱们两家，那可是跟亲人一样了！您说是吧。”他扬起眉毛，嘴角挤出个看上去显得憨厚的微笑，直瞅着友家妈。

范秀玲一直保持沉默，并不主动说话。她只愿意当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的角色，并不想参与到这件事本身，以免之后发生纠纷，那个讨人嫌的老太婆又要找她的麻烦。

“是呀，可不是跟亲人一样嘛！”友家妈说，仍操着尖利的嗓音，她转头看向范秀玲，用灰色的小眼睛紧盯着她，又扫了一眼侯德发，最后又落到范秀玲脸上，“卫军来过了，要问我借钱，一万。我哪有那些钱呀！赞国、赞友多久没回来了，也没给我们寄点儿钱回来，现在我跟你叔都快吃不上饭了，之前还想着哪天拉下老脸，朝你们两口子借点儿钱。可又回头一想，你们俩孩子不还得上大学嘛！就没过去，靠你叔在岗亭当保安，下个月发点儿工资，还能对付对付。谁家的日子过得不难呀！你说说。”

“是呀，是呀。”侯德发紧接着说，抢在刚想开口说话的范秀玲前头，“我二哥可真是，还要朝你们借钱，哎呦，真不会体谅人呐！”他说着感叹一声，脑袋跟着晃动，右手用力拍一下大腿，做出真的很心疼和愧疚的样子。

“还有嘞！”侯德发又说，做出夸张的表情，瞪大眼睛，咧开嘴，右侧嘴唇向下扭动，整个脸都快变了形，仿佛看到或听到什么让人非常惊讶的事，“您知道我二哥找你借一万块钱是要干啥？就是你有那钱，我也不能让你借给他，要不那些钱可是白白扔了！对，扔了！”他说完后又大声强调一句。

“不是他俩孩子上大学？上大学的钱可不是白白扔了吧！”友家妈问，也用夸张的语气说，像所有爱打听别人家事的讨人嫌的老太婆一样，伸长脖子，探出耳朵，等着听侯德发说话。他的丈夫一直坐在床边，一言不发，仿佛隐藏在了这个昏暗房间的某个角落。

范秀玲继续保持沉默，但微微皱起眉头，瞪了侯德发一眼，又瞥了那个讨人嫌的老太婆一眼，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而是继续沉浸在于背后谈论他人的一种又激动、又欣快的感觉中。

“我二哥家大女儿，方方，知道吧！对，就是那个脾气倔的，瞅着大人也不问好的那个，大学没报好，结果报了个一年学费就要六万的学校！”侯德发刻意加重“六万”这个字眼，并用右手在身前比划着。

“哎呦！六万！”

“对，就是六万，一年。加上住宿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得十万块钱？现在他就是为这钱发愁呢！这两天到处跑，村里头的亲戚都跑遍了，也没人敢给他借钱。你知道为啥不？”

“为啥呀？”

“还不上呀！你瞅瞅我二哥这些年，来这快二十年了，啥钱也没挣上，连个车都没买上。房子也是零几年盖的，一直住到现在，用的还是我大哥的地。小时候他就不聪明，高中考了两次都没考上，他还要考呢！要不是我妈给拦着，小时候他就要把家里的钱败光。现在都四十多了，连个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工作也还跟是二十年前一样，上工地给人出苦力。你说说，谁敢给他借钱？这谁要借他，不是把钱白白扔了嘛！”他越说越起劲儿，两只手仿佛为了加强话语的说服力，在空中摆动、挥舞着，脑袋也激动得跟着剧烈晃动。

范秀玲把头转到另一侧，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尽管这几天她确实很生丈夫的气，但听到别人在外边儿议论自己丈夫的不是，就像是有人在指着她自己的鼻子骂她一样，她心里觉得很难受，仿佛每一句话都化为一块石头砸向她的胸口，让她觉得这个昏暗的小房间越来越憋闷。但她不能现在起身离开，也不能制止他们的谈话，更不能像丈夫一样，心里有怒火就立刻发泄出来。她只能默默忍受，她选择默默忍受，同往常一样，同之前二十年一样。

“……再说了！”侯德发和友家妈仍继续大声谈话，越来越激愤的情绪让侯德发几乎要站起来嚷嚷了，但他看了周围三人一眼，随即笑了笑，又重新在凳子上坐稳，“再说了，要想让人家借钱，总得给人家点儿好处吧！不然，人家凭啥把自己的钱给你拿去？”他说着伸出右手，用大拇指搓了搓食指，意思是借钱要给人家利息才行。“就是我自己有钱，也不能平白无故给他拿去用！”他加上说。

“对呀！”老太婆突然尖声叫了起来，吓了房间里其他人一跳，大家都转头看着她，“德发，你不是有钱吗？给你二哥借点儿不成了？几万块钱，你还能拿不出来？可我问卫军了，‘咋不朝你弟弟借钱？反倒找上我们这些算不上亲戚的人来了？’他却说你哪还有钱，挣的钱都让你赌完了，现在还欠了不少债呢！”

侯德发突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不能，你听他瞎说吧……我有钱，我能没有钱吗？对……我是有那份心，是……”他说了几句自己都听不懂的话，随后用双手扯了扯深色夹克下摆。

他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被别人发现他没有钱。

“对，我不是说了嘛！”侯德发突然有些愤怒地大声说，同时激动地站起来，在身前挥舞起双臂，“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让他把几万块钱白白扔了，那怎么成！我就跟他说没钱，还欠着外边儿人钱呢，是要让他死了朝我借钱那份儿心。你，不是，您还能看不透这层？再说了，我那一辆车都六十四万呢，你说我能没钱？”

“你先别激动，德发。”友家妈尖声说，对他摆摆右手，示意他先坐下，“我还能不相信你。全村子谁不知道你那车几十万呐？就村长、海军儿还有你能开得起那车。知道你有钱，那你看看能帮你婶子个忙不？”

侯德发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他曾经模糊地意识到，也多次想要克服，但最终也没能将那个弱点从他的身体里剔除。他太容易冲动了，一旦受到别人的指责或质疑，立刻就会情绪激动，大声嚷嚷着辩解或发泄怒火，忘记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和主要目的，常常因此正中他人下怀并陷入被动。直到事后醒悟过来常会发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或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去处理之前勉强克制情绪就能解决的问题。

如今，他也预感到自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而且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面前坐着的那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居然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不瞒您说，婶子，我来到这儿也是想帮您个小忙，不过，”他看着友家妈那对灰色的小眼睛，右手大拇指搓了两下食指，“总得让我也得点儿好处才行，您说是不？” 9 欺诈 刘赞友的母亲和侯德发谈得如此投入，甚至快要忘了身旁还坐着其他人。

范秀玲仍在一旁保持沉默。如果是她自己来向友家妈借钱，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她就不会把这事儿继续说下去，甚至不会开口提出自己要借钱，更不用说跟对方谈条件了，她觉得那样只会让双方都下不来台。但侯德发现在不仅要继续说下去，还要开口向这个已经猜到他来意的老太婆借钱，范秀玲根本没法想象这事儿能办成，她甚至已经作好了立刻转身离开的准备，就算是那个老太婆凶狠地破口大骂，她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可值得惊讶的地方。

友家妈和侯德发对视了片刻，陷入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仿佛下一秒就会爆发出老太婆尖利的叫骂声，就像很多重大的事件爆发前夕都是沉默和寂静。

“如果你是像卫军一样，来到这儿要冲我这个老太婆借钱，那就不必开口了。”友家妈率先打破沉默，用比之前更加尖利的嗓音，快速扫了一眼侯德发的脸庞，随后将视线投向微微错了一个缝隙，露出一丝光亮的木门。“不是我不愿意借你钱，我根本没钱！如果你还要说这事儿，门开着，你们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吧！”

“婶儿，你先别急着赶我们走哇！你听我……”

“你是不是来这儿借钱的！”友家妈用尖利的嗓音叫起来，几乎提升到了假音的范围。

侯德发被这种仿佛受困的野兽发出的最后嚎叫般的喊叫吓到，在原地愣了片刻，没有开口回应。范秀玲由于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有受到惊吓，但还是本能地快速转过头，看着友家妈在昏暗光线中的干枯脸颊下颤抖着的肌肉。

友家爸也受到了惊吓，终于在昏暗的床边挪动了一下身子，开口说，“你先别激动，听听……”

“是不是？”友家妈打断丈夫的话，这次的声音没有那么尖利，她用两颗灰色的小眼珠打量着侯德发的脸庞。

“婶儿，你非要这么问的话，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侯德发确认面前这个瘦小的老太婆已经知道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可能在他们进入这昏暗的房间时就知道了，甚至在这之前，看到他的时候。

他说完后，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友家妈的眼睛，她没有叫骂着想要把他赶出门去。在这之前，他几乎已经放弃向她借钱的想法了，但现在她的态度——似乎等着他把话说完，再根据开出的条件判断——又让侯德发点燃了几乎已经完全熄灭了的想法。他知道，她一定有足够的钱，而他只要开出足够诱人的条件，就能从她的口袋里把那些漂亮的红色现金拿出来，甚至她会自己拿出来交到他手里。

“婶儿，有件事儿我得先说清楚，”侯德发缓缓开口，坐直身子，盯着友家妈的小眼睛，“我不缺钱，不是吃不上饭，住不起房子那种缺钱，而是我手里暂时没钱，我的钱都投到生意里了。我做的生意你们也多少听过一点儿，得提前拿下鸡场的承包项目合同。之前我承包了一个鸡棚，赚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他说着停下来朝四周扫了一圈，脸上又现出那种自负、傲慢的神气，但也正是这种神气让他说出的话显得更有底气，甚至连友家妈也开始相信他并不缺钱。

“只用了一年，我就买了那辆车，六十四万，全款付清，没有贷款。”他又看向友家妈的小眼睛，发现那眼睛里已经开始闪烁着某种渴望和羡慕的亮光，即使屋内非常昏暗，他仍能感觉到，他说的话奏效了。

“你想说啥？”友家妈说，语气不再像之前那样尖利，但仍很冷淡。

“婶儿，你知道今年我包了几个棚子吗？”他继续说，语气有些激动，晃动着脑袋，仿佛不容任何人质疑他接下来要说出的话。他伸出三根手指在身前比划着，“三个，我包了三个棚。一车鸡粪卖出去就是两三万，三个棚，两天就能出三四车。你想想，两天就是十万呐！”

“那你还到我这儿干啥？你赚你的大钱去，还提着礼到我这个老太婆这儿有啥事儿？我不耽误你赚钱了吗？”友家妈开口，声音尖利，仿佛想在这个逐渐被对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谈话中，重新确立自己的重要位置。

“不瞒你说，婶儿。我那合同就差最后三万块钱，就能拿下来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往外出鸡粪了。现在我所有的钱都已经投进去，还有几个朋友的三十万都给我放进去了，可最后就差这三万块钱！要是这合同拿不下来，那本来都已经到咱们口袋里的钱，少说都得一百多万，不得让人家赚走啦！婶儿，您说说，我能不着急吗？”

侯德发又在习惯性地说谎，他根本就没有拿下泰成鸡场的鸡棚承包项目合同，甚至没有进入最后的竞标环节。不过这些话，这些鲜明的数字，他几乎手舞足蹈的动作，仿佛已经放在他们面前的大把钞票，却足以使不熟悉他骗术的人很难保持足够的理智去质疑他。

侯德发看友家妈显然被他的话和他有意营造出的那种紧迫感吸引：仿佛若不把钱借给他，就会看着几百万，她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钱，因为她的犹疑而在自己眼前被别人装进麻袋，当着她的面把钱抢走。他的直觉告诉他，快了，很接近了，只要再给出最后一点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就能达到目的了，就能把那个老太婆可能是藏在床底下或哪个柜子角落的钱翻出来，装到自己口袋里去。

“当然，婶子，”他叫得越发亲热，仿佛真成了她的亲侄子，“我不是白借你们钱，我给您二分利。而且，等我的合同下来后，叔和您还能上鸡场给我干活。活干起来是不咋干净，肯定比其他活要臭点儿，可每天工钱都是现结，钱拿在手里可不臭呀！你们仔细想想，现在还有多少地方会要婶子你和叔去干活，我想你们肯定知道那种找不上工作，在家里坐着又干着急的滋味儿。下星期开始，你们俩只要愿意，在我那儿干多久都行！”

“你说的，可是真的？”友家妈已经完全被幻想冲昏了头脑，她伸长脖子问。

“那还有假！我侯德发说话还能不算数，您看好了，”他转向范秀玲，右手伸长，对着范秀玲晃了晃，做出介绍新人的动作，“见证人都给您找好了，我要是敢骗您，二嫂都不能过来。二嫂啥时候骗过您，婶子你和叔干的活有多少是二嫂和二哥给介绍的？这大家心里都清楚。我骗你，二嫂还能骗你吗？”他接着转向友家妈，颤抖着脑袋继续说，“我叫二嫂过来当这个见证人，就是跟婶子你表示一下我的决心，我不仅不能骗您，还要帮着您老人家赚上钱，不用一年到头都得为一口饭发愁！”

“哎呦！德发你这小子！”友家妈看侯德发有些激动地晃着脑袋，伸出干枯的手指朝他指了指，笑了两声，想要缓解逐渐变得紧张的气氛。“婶子还能不信你吗？只是……唉，你也知道，我那小儿子赞友现在都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对象都难找。我不得多少给他存着点儿钱？现在我手里就剩两万多，都是给他留着，结婚娶媳妇用的呀！”

“婶子，您这话说的！”侯德发突然显得有些生气，声音响亮，几乎要喊起来，同时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吓得友家妈浑身一哆嗦。他浓密的眉毛也随着眉头皱起显得有些严厉，仿佛真的有些愤怒，“你这可是把我当外人了！当年赞国结婚，我就给他垫了两万块钱，要是赞友结婚了，差多少钱我能不给他补上！”

友家妈又笑了起来，尖利的笑声在房间内回荡，“好，好。”友家爸也在床边附和着笑了几声。

“只是，”她凑近侯德发的位置，小声说，“这二分利是多少？”

“您瞅瞅，我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您还要让我说明白？您还能不知道二分利咋算？”侯德发做出有些嗔怪的样子，但随即笑了笑，“行，我给您说清楚。借我一万，我一个月给您二百的利息，一年就是……呃，对，两千四！您要是借我三万，三年后给您结清，多还您……这个是，两万，两万一千六！”

“哎哟！”友家妈听到侯德发的话后又惊又喜，甚至用力拍了一下手，身子顿时挺直了不少，她瞪大灰色的小眼睛，呆呆地半张开嘴瞅着被她的尖叫声打断谈话的侯德发。

侯德发看到友家妈这幅表情，紧接着继续大声说，“您想想，婶子您和我叔三年忙活下来，能挣两万块钱不？我这是着急用钱，不能就差这几万块钱合同拿不下来，那亏得就不是两三万啦！要不哪能二分利借钱呐！而且，你说这二分利，我谁的钱能借不来？婶子，我是看在赞国、赞友的份儿上，看您老人家日子不好过，才找上您呐！”

“这孩子，看来我俩儿子没看错人！”友家妈接着说，“只是，这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不得打个……”

“是，是，是，”侯德发抢先说，打断友家妈，“当然得打个欠条，立个字据，手里有个凭证，您也能放心不是？”

“哎呦！好，好！”她一听到打欠条和立字据，最后一份戒备也放下，真把侯德发当亲侄子看了，却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他惯用的欺诈伎俩。

“借条都给您提前打好了，”侯德发从夹克里面的藏蓝色纯棉衬衣胸口处的口袋摸出提前找人写好的借条，又从左侧裤袋里摸出一直黑色中性笔，“您看看，觉得哪有问题，我给您改，成吧！”

“快去开灯！”友家妈冲丈夫尖声说，她自己则把木质餐桌上的碗筷捧起来，快步放到靠窗边的木质大案板上，顺手拿起那块用了很久的灰色小抹布。

灯亮了。

圆形灯泡发出微弱、暗淡的接近淡橙色的光芒，但并没有比之前亮很多。

侯德发把折了两下的借条铺在餐桌上，白纸黑字，看上去很正式。

友家妈站起身，半弓着腰，把布满灰白凌乱头发的脑袋凑过去。友家爸也站在她身旁，学着妻子的模样，探出头看着桌子上的借条，但他什么也看不懂。范秀玲站在右边，离得远一点儿，不太想参与其中。

看了看借条后轻轻摇了摇头，“德发呀，我跟你叔都不认几个字儿，这啥也看不懂呐，你可不能……”她没把话说完，只是用灰色的小眼睛盯着侯德发。

“哎呀！婶儿！您要是这么想我，那我不如找别人借这钱去！谁能不要这二分利不成！”侯德发露出激动且愤怒的神色，说就要把借条收起来，站起来要走。

“哎哟！德发！”友家妈连忙叫起来，伸出干枯的手拉住他的胳膊，“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婶子还能信不过你吗？来，坐下来，好好说。”

侯德发重新坐下来，把借条摊开，轻轻哼了一声，“婶儿，这借条的内容都是找人写的，不会有问题，您看这儿，”他用右手食指指着最下面一段文字，友家妈仍谈着脑袋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他读出来，“如本人到期无法偿还，出借人，就是您，为实现债权可向双方户籍地法院起诉。”

“啥意思，还得上法院要钱？”

“婶儿，不是那意思，这是说，您手里有了这个借条，就有了法院帮您，法院是啥？那可是国家的人，他们帮你要钱您还怕啥？您怕，我可比您还怕呢！”他大声说，突然把双手握拳，伸长胳膊，向上翻，手心朝上，把两只手臂放到身前比划着，加了一句，“我可不想进去呐！”

“这孩子，哪能让你进去？”友家妈挤着小眼睛笑了起来，“行，我明白你意思了，那我要写啥？我只会写个名字，其他的字儿都没写过。”

“写个名字就够了！您看，对，就是这儿，看见了吧，借款人、出借人。我和您签个名字，把上面该填的填上就行了。”

“这下面是啥，咋划掉了？”友家妈看到下面有一个划掉的部分，在出借人和日期中间。

“啥也没有，写借条的人给我打错字儿了，打印出来才发现，给它划掉了。”侯德发说，用抓着笔的右手快速摸了摸脑袋，扫了一眼站在右边的范秀玲。划掉的部分原来是他想让范秀玲签名字的“保证人”，但后来她态度强硬地拒绝在借条上签字，侯德发只得把保证人划掉，但要求她至少在场看着，作为见证人。

“没事儿啊，婶儿，你要是觉得不行，我现在下去给您重新打印一份儿？”

“那不用，不用。”友家妈连忙说，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滚烫的血液一阵阵涌上心头，产生阵阵兴奋和不安的悸动。但她随即想到之后每天都有活可干的日子，不用每天窝在家里，一点点消磨本就已经所剩不多的时间。而小儿子也已经年过三十，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趁他们老两口还干得动活的最后几年，多少为小儿子攒下些结婚的钱也好。

她想起上次看到小儿子的场景，已经是半年前了，她想起他笑的模样，但随即又想起在他眼角聚集起来的丝线般的周围，还有他越来越稀疏的头发，甚至已经有几根白头发了。她知道，小儿子每天都很辛苦，而且每天都在为了生活下去发愁。他早已不在年轻，而是像她和丈夫一样开始慢慢老去，他的头发有一天也会变成象征着无力和衰弱的灰白色，同她一样。

她长叹了一口气，用暗淡的灰色眼睛转头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丈夫，丈夫对她点了点头，她回过头，终于在凳子上坐下，用不再尖利，而是有些低沉沙哑的声音说，“签吧。” 10 友家妈 “好！婶儿，这儿写上您名字，还有上边儿这个空。”侯德发把借条往左边挪了挪，并把中性笔交给友家妈，“没事儿，写完我给您念一遍，您觉得有啥不对的，咱们再改也行。实在不行，咱们重写一份儿，您咋说，我咋写。”

侯德发知道她已经在内心做完了最后一次挣扎，现在他只要顺势而为就好，不能心急，尤其是这最后的时刻，只要他还没有把钱揣在口袋里离开这儿，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他竭力表现出自己的从容和关切，让对方认为他并不着急，而且仍给他们反悔的时间和余地；让他们觉得选择的权利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相信是他们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最后需要给予的只是对他们选择的认可和肯定，这是他从之前的几次失败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凡事都要有一个限度，当之前制造的紧迫感起到足够的作用后，就不必继续在他们身后驱赶，免得适得其反、过犹不及。

范秀玲一直处在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视角看待这个事件。在她看来，其中发生的不少事，说过的不少话，足以构成一部滑稽闹剧的组成部分。她已经察觉出一些非常不合理甚至畸形变异的部分，但她并不能完全确定。她想到如果自己处在友家妈的位置时，也不一定能保持完全的自制力，不被长久以来陷入其中并痛苦挣扎着的困境和眼前几乎唾手可得的利益迷惑大脑，而且，他们毕竟已经老了。她知道在这个甜美诱人的、饱满可口的蛋糕中，一定潜藏着其他可怕的危机，但她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任何证据。也许她察觉到的异常之处，只是常年来对侯德发的偏见造成的误解，而且，这件事本就与她无关。但她的内心仍不断剧烈地搏动着，她甚至能听见心脏跳动时仿佛不断撞击着胸腔的惊人响动。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她想，“即使将来侯德发没有把钱还给婶子（友家妈不是她的婶子，只是范秀玲在见面时常这么称呼她），又能怎样呢？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儿，就像他们说的，不是还有法院吗？是的，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儿。我只要拿回侯德发许诺的，本就属于我的钱就行。我也有属于自己并深陷其中的泥沼（我似乎说出了一句挺不错的话，之前在那儿听到的来着），没有闲功夫为别人操心了，是的，自己的事儿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

但当她看到头发凌乱、灰白，身体瘦小干瘪的友家妈颤抖着双手，握紧手中的笔，笔尖触碰纸面前的一刻，她还是没能忍住，几乎是本能地打断了原本流畅的进程。

“婶子！”范秀玲突然说，声音不自觉地有些颤抖，她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或者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但很快她想到了该说些什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或者建议：她要让婶子跟儿子们打个电话商量一下，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这是在做什么？”她突然想到，“两个女儿等着上大学，学费还没凑齐，甚至有一个可以说已经凑不齐了，儿子上高中的学费也还没着落。我是想干什么？但是，算了，既然开了口，就得把话说出来。”

友家妈和侯德发都仿佛受到惊吓一般，抬起头看向她，友家爸也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范秀玲！”侯德发几乎脱口而出，很不礼貌地直接叫起了二嫂的名字，他遇事容易冲动的老毛病又犯了。在这关键的最后一刻，他没料到二嫂居然会成为他计划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正想着该怎么编造谎言应付接下来的场面，但友家妈却先开口了。

“秀玲呀！婶儿知道你要说啥。”友家妈瞅着范秀玲说，仍紧紧握着手中的笔，甚至握得更紧，生怕它掉落似的，用一种非常奇异的语气继续说，那种语气可以形容为一种严厉的诚心恳求，“你是觉得我有钱却不给卫军借，骗你们两口子，心里有怨气吧！我知道你为孩子们上学的钱发愁，可你替婶儿想想，替赞友想想吧！”

“原来她是这样想我的，还能说什么呢？我是怎么了，还有功夫为他们的事儿操心。”范秀玲心想，愣在原地，半张着嘴，凝视着眼前这个老太婆，“什么也不用说了！不必跟他们任何人再多说一句话！跟我没关系！是的，我只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行！”按她平常的脾气，受到别人误解时一定会大声反驳、辩解，她很在意自己和家庭的名声。但如今，极端的愤怒和失望却让她选择保持沉默。

“婶子，您消消气。”侯德发赶忙趁势用安慰的语气说，不过很快这语气就会变得虚假和浮夸，但友家妈和丈夫早已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并没有意识到这明显浮夸和虚假的语调，而把它当成宣告他们光明未来的轻快伴奏。侯德发接着说，“不用担心，签了字儿，您和儿子的好日子就快到了。您想想，等我拿下鸡场的合同，您和叔，再叫上赞友，都去鸡场干活，那好日子不是……怎么说的，对，指日可待了！三年之后，我连本带利把钱还给您，加上你们在鸡场干活挣的钱，还能发愁娶不上媳妇儿？”

“是，是呀！”友家妈想象到未来的美好场景，甚至已经看到儿子结婚时的模样，不禁欣喜地笑了出声，“对，签，把字儿签了！”

他们都签完字后，侯德发照着借条读了一遍，友家妈和丈夫频频微笑着点头，似乎皆大欢喜。只有范秀玲在一旁保持沉默，她只觉得这个本就不很明亮的房间变得越发昏暗。尽管钨丝灯泡仍持续发出淡橙色的温暖光芒，但所有人身体的轮廓似乎都正在向黑暗隐没，向着下方沉没，而被来自上方的光明抛弃。

“很好，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各取所需，也许只是我多想了。”范秀玲心想，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他们，“这样也好，我也能拿到本就属于自己的那一万块钱，也许最开始就不该想那么多。”

友家妈走近里屋，从靠墙摆放的大衣柜右下角的铁盒里拿出他们所有的积蓄，原本是为他们的小儿子结婚准备的钱。她把钱拿在餐桌上，灯泡正下方，整个房间最亮的位置，开始一张张清点。侯德发在旁边伸长脖子直盯着，仿佛饿了一星期的野狗看见路边还未开始腐烂的肉块。

有两沓钱已经叠好并用黄色小橡皮筋绑好，都是红色的一百块纸币，还有一沓也用橡皮筋绑好，但比另外两沓厚一些，上面有至少一半是绿色的五十纸币，所以显得更厚。每一张的颜色都不像刚从银行取出时那么鲜艳，很多钱中间折叠出的印痕已经非常明显，有几张从印痕处裂开了不少。所有这些钱的颜色都显得有些暗沉，仿佛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像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物品一样。

友家妈的丈夫想要帮她一起数钱，但她执意要自己一张张清点。她清点的方式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专业、快速，不是用左手握住一沓钱，然后敏捷地用右手拇指快速拨动每一张，而是把每一沓放在桌面，每次缓慢但认真地从最上面数出十张，放到桌子更前面的位置，等把整个一沓完全数完后，再数一下共分了几小堆，最后把那十小堆叠在一起，用橡皮筋绑起来。

她就这么清点完一遍之后，又拿起第一沓钱重新开始数，身旁的人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如果清点的不是钱，而是其他任何什么东西，他们一定没法忍受那种仿佛考验人耐性极限的数钱方法。但没人说出任何话，只能听见一张张钱币的摩擦声，在这个有些昏暗的房间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响亮。侯德发在一旁默默盯着，仿佛这些钱已经一张张放进他的口袋里。他不出声，唯恐惊动面前这个完全沉浸于其中的老人。

“三万，你再数数吧。”友家妈终于清点完第二遍，把三沓钱摞在一起，放在身前的桌子中央。

“不用，婶儿，不用。”侯德发说，看着友家妈干枯憔悴的面容笑了笑。

“之前跟你说只有两万，那是骗你的，”友家妈说，朝侯德发微微一笑，“是我耍了个心眼儿，总不能把所有情况完全说出去，你说是吧？”

“是，是。那您还有吗？”

“没了，”她长叹了一口气说，叹息的声音听起来像在烈日下暴晒了一整个夏天的木柴一样干燥，仿佛什么东西要从内部裂开、崩解一般，让人听了不禁感到一阵心酸甚至心疼。“就这些了，剩下的我和你叔省着花，应该还能对付对付。德发，咱们可说好了，合同下来，我跟你叔就去你那儿干活了。再脏再累我俩都不嫌弃，只要能有个活干就行。”

“行，您放心。合同下来我就通知您。”侯德发说，接着伸出左手，一把抓住放在餐桌中央，用橡皮筋仔细绑好的三万块钱，但友家妈突然迅速用干枯的右手按住他的手背，用锐利的目光紧盯着他的双眼。

“德发，”她缓缓开口，不是尖利的嗓音，而是用低沉、衰弱的声音说，“你说的是实话吧！”

“婶儿，你这说的啥话？”侯德发笑了笑说，想要把手从友家妈手中抽出，但她仍紧紧按着，紧盯着他的双眼，“你说的是实话吗？”她再次问，声音低沉，语气冰冷。

侯德发意识到眼前这个老太婆是认真的，他必须同样严肃认真地回答，而且不能让她看出半点儿虚假和伪装的成分。他收起笑脸，表情严肃，“是，我说的是实话。合同下来我立刻通知您。”

他并没有说谎，至少他让自己相信如此。如果拿到了合同，他第一次发自真心愿意兑现承诺。但这是一个建立在不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承诺：他没拿到合同，而且也不可能拿到合同了，而他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第一次由于欺诈而产生的一丝愧疚，他觉得有一点可以安慰自己，至少最后一句话，他并没有说谎。

友家妈轻轻叹息一声，随后松开干枯的右手，没有说话，拿起写好的借条，迈着缓慢的、不很稳健的步子，走进里屋放进之前装钱的铁盒子里。 11 兑现承诺 尽管范秀玲早已有所预感，但还是由于之后发生的事感到极度愤怒和不满。一个人竟可以随意出尔反尔到这种程度，仿佛之前说过的话从未产生过任何效力，似乎它们的作用只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进行欺诈。这件事是在他们离开友家妈的住所后，走出那栋三层小楼时发生的。

侯德发心情不错，可以说心情很好，甚至轻声哼起了欣快的小调。他左边的裤袋里装满让人心生愉悦的钞票，高高地鼓起来。他把左手一直放在裤袋中，摩挲着其中老旧的钞票，右手不时在空中轻快地挥动，打着节拍。

“德发，”范秀玲叫住侯德发，他们刚走出三层小楼的院子。她觉得必须在这里把该说的说清楚，再往前走就没机会了，“你答应我的一万块钱，现在给我吧！”

侯德发停住愉悦的、仿佛自发向前行进的脚步，轻快挥动着的手臂僵硬地停在半空中，那副模样看上去好像被人从楼上泼了一桶冷水。他没有转过身子，但发出一声轻蔑和不屑的“啧”，随后脑袋略微向后仰，挺起胸膛，深深吸入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呼出，发出响亮的叹息声。

“二嫂，能别坏了我的好兴致吗？”侯德发说，用一种严厉的、像是审问的语气。接着他缓缓转过身，继续说，“我还没说你呢！你到底要干什么？那个老太婆最后要签字的时候，你到底想干嘛？能给我解释解释吗？进了屋子啥话也不说，那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还跟我要钱？临到最后非得来上一句，想证明这事儿没你不行？你差点儿要把我吓死啦！”

他一口气问了许多问题，但并不是想得到对方的回答，而是他自认为掌握谈话局势时的习惯，用不容辩驳的质问语气压倒对方，让他们哑口无言或被激怒，同时，也是他宣泄内心不满情绪的一种手段。

“你什么意思！”范秀玲说，露出愤怒的神色，几乎要将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爆发出来，但她还是决定先把自己的话说完。如果彻底闹翻，她可以肯定自己拿不到那一万块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可说好了，事情办成之后，你还我一万块钱，钱到手了要翻脸不认人？现在还没走远，你要是不给我钱，我马上回头找婶子，把你欠钱不还的事儿告诉她，让她现在就把钱要回去！这事儿我可知道不少，小白、老孙的钱，你可已经欠了五六年，现在还没还呢！”

“你去呀！”侯德发情绪突然失去控制，大吼起来，但随即转动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双眼，四下张望一下，又仰头看了看楼上，压低声音不再喊叫，但其实并不很低，仍比平常说话声音要大不少，“不是，二嫂。你觉得那老太婆会信你？你给她啥好处了？你跟我二哥都是一个样，不会做生意：从人家手里借钱不给点儿好处。现在倒好，人家把钱借出去，又要让她拿回来，你倒想想我给那老太婆多少好处！你就是再能说，她老两口能放弃我给她的二分利和工作吗？啊？好，你去吧，去吧。”

“再说了，”侯德发接着说，依旧晃动着脑袋，“退一万步讲，不！十万步，好，她把钱要回去了。你就以为我找其他人借不来这几万块钱？谁瞅着这二分利能不动心？可真要闹到那地步，我在去借钱，可就没你出场的份儿了，你还想从我这要钱，一分也没有！”

尽管侯德发振振有词，显得非常有底气，但他心里也一刻不停地在打颤。已经到手的三万块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交回去。他嘴上说起来显得似乎朝任何人借钱都很轻松，但实际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朝其他人借钱非常困难，他之前已经费力地尝试过，要不他也不能找上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还得特意请常给他们老两口介绍工作的二嫂来。整个过程看似很顺利，但只要其中缺少哪怕一个条件，他都很有可能拿不到这三万块钱。

范秀玲听完侯德发的话后非常气愤，若是按她平时的脾气，早就大声嚷嚷着吵起来，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她的孩子还等着开开心心去上大学呢。她又一次压抑心中的怒火，仔细听着侯德发的话，甚至觉得他的话确实很合理。对她目前的处境而言，把事情闹翻确实对她没有一丝好处，她现在太缺钱了。

“那你究竟啥意思？你这钱要是不给我，我就要把这事儿闹大，反正都一样，啥也拿不到呗！”

“二嫂！”侯德发这次把声音压得更低，仿佛充满担忧和关切地说，“我可自始至终都是打算给你钱的，毕竟说过的话总得算数是不？”

“可是呀！”他接着说，随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眼向前伸出脑袋，并轻微晃动着，双手在身前有些疯狂地挥舞摆动，“你替我想想吧！要给你一万，我这鸡场的合同可拿不下来啦！这样，你等我把合同拿下来，卖出去第一车鸡粪，我就立马把钱给你，一分不少！再多出几车，我就把之前欠你们的三万五一块儿还清，这总行了吧！你帮帮我吧！”

“不行！”范秀玲断然拒绝，“之前的钱你就说肯定结清，先是一个月，后来半年，现在都多少年了，我都懒得数了！你的话就没算数过，现在就把钱给我！要不我立马就把婶子叫下来！”说着，她就转身要冲着院子里喊。

“二嫂！”侯德发有些着急了，连忙叫住范秀玲，“二嫂，二嫂！我给！这钱，我现在就给你，行了吧！”

范秀玲转过身看着侯德发，他左手伸进裤袋摸出一沓用黄色小橡皮筋绑好的钱，“只是，我最多给你五千，我的合同还没拿下来，不能再多给了，就是这五千我还得另找别人借。你要是还不愿意，现在就喊吧，叫老太婆下来。最坏的情况，我把钱还给她，可你是一分钱也拿不到了！你不替我考虑，也得替圆圆考虑考虑吧，她可还等着上大学呢！”他说完后解开皮筋，数出五千块钱，把剩下的钱装进裤袋，又数了一遍，把钱拿在手里，看着范秀玲，仿佛在等待她的答复。

范秀玲皱起眉头，用右手紧握着左手掌心，站在原地仔细思考了一阵，最后认为也只能接受目前的条件了。

“行，把钱给我。”她伸出右手说，同时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侯德发的双眼，“但记清楚了，你还欠我们家三万块钱。”

“行！不过，二嫂，我可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对，我可是兑现承诺了。以后你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我又是骗人又是撒谎啥的！”，侯德发撇了撇嘴，不情愿地把钱递到范秀玲手里，转过身，不等她就离开了，嘴里还大声念叨，“……唉，我就是心太软了……”

范秀玲拿到钱后快速扫视了一下四周，走进院子，站在门口生锈的铁门后，把手里的钱快速清点了一遍。随后她又看了看四周，把钱揣进裤兜，迈着急促的步子离开。 12 兄妹 范秀玲回家的路上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可回忆就是止不住地朝她袭来，像开水壶底部的气泡一样向上快速浮动。

范秀玲家里有四个孩子，上面是三个哥哥，她是最小的小妹，从小就是家里最调皮捣蛋，但又最招人喜欢的孩子。他们的父亲走得早，在她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她在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父亲。

三个哥哥中最小的也比她大7岁，大哥甚至大她13岁。他们跟她不一样，知道他们曾有过父亲，也曾体会过完整的父爱。所以，不管是母亲还是三个哥哥都宠着这个最小的妹妹。但也许是年龄差的太大，家里没一个能跟她玩在一起的孩子，而且像所有时代一样：有些家庭完整的孩子会几乎毫无理由地歧视家庭不那么完整的孩子，而这种歧视会像一种传染病一样在同龄的孩子中迅速扩散。所以她从小就没有任何朋友，总是一个人在院子里摘些野草和果子玩过家家。

不论她再怎么调皮、不听话，母亲和大哥都舍不得打她，甚至有的时候是三个哥哥合起伙来包庇小妹。

记得是7岁那年，当时范秀玲还没上小学。有一次，她把隔壁范明二儿子范国庆家养的小鸭子中的三只抓起来，放到她经常装野草的破旧的纸箱子里，带回自家院子，想跟它们玩过家家，还非常亲切地分别称呼它们为大哥、二哥和三哥，热情地给它们端上自己亲手做的菜——把车前草的花序、长满刺的苍耳种子还有狗尾巴草混合后，用形状最合适的圆形鹅卵石砸碎、搅拌均匀，再用漆面脱落了一大半的搪瓷杯子浇上半杯水，最后还不忘撒上从厨房偷来的一小把玉米面粉——她第一次玩得那么开心，甚至忘记及时把她的三位小客人送回去。

直到天已经完全黑透，夜空中布满闪亮的星辰时，她才不情愿地用那只把它们带过来的纸箱子，再把她的新朋友们送回隔壁院子，放在靠大门的墙角，还怕它们晚上乱跑特意把纸箱子留下。那是她平时用来装各种野草的纸箱子，尽管她很舍不得，还是把它留给了她的新朋友们。最后她从隔壁院子右边塌了一半儿的围墙上翻过去回家，没被任何人发现，她认为。

第二天，三只小鸭子死了。残忍的老鼠或黄鼠狼在夜里咬断它们细小的脖子，掏干内脏，尸体留在原地，两只在纸箱子内，一只在纸箱旁一步远。箱子侧壁还沾着骇人的鲜血和很小的、毛茸茸的米黄色羽毛，羽毛很细小，像某种常漂浮在空中的绒毛。

隔壁那个尖嗓子的媳妇断定是范秀玲把他们的小鸭子害死的，那只纸箱子就是证据，他们家的孩子曾多次看见她手里捧着那个纸箱子在路边的野草堆里转悠。隔壁小鸭子的主人，范明二儿子的媳妇已经找上门，要当面质问并训斥这个不听话、不合群的小兔崽子。

三哥知道确实是小妹干的，他昨天下午除完田里的杂草回家时，看到她在院子靠近外墙的角落捣鼓她摘回来的各种野草。像往常一样，他走近观察了一会儿，看到了纸箱子里的三只米黄色的、毛茸茸的小鸭子，他知道那正是隔壁国庆叔家的鸭子，但看到小妹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并没有上前打扰她。而且，他当时也才14岁，觉得跟隔壁的小鸭子玩会儿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三哥把昨天看到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大哥，兄弟仨都知道这件事确实是小妹干的。

范国庆的媳妇一大早就冲进范秀玲家嚷嚷起来，说什么也得教训教训这没人管的孩子。她用尖嗓子在院子里叫嚷了一阵，三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出门询问情况。

“婶儿，你看看你们家秀玲干的好事儿，”范国庆的媳妇扯着嗓子几乎叫起来，把仍沾着鲜血和米黄色绒毛的纸箱子扔在地上，“养了一个月的鸭子，就被你们家秀玲给弄死啦！这要是再不收拾一顿，以后可还得了！今天我非得收拾收拾她才行！”

“你咋知道是我们家秀玲干的？这事儿可不能瞎说呀！”母亲说，随后转向大儿子，“发庄，去把秀玲带过来问问！”

“妈，那不是秀玲干的……”

“你凭什么说不是！”隔壁的媳妇尖声叫起来，生气地涨红了脸，额角凌乱的发丝也散落下来遮住左侧眼角，“这纸箱子就是你们家秀玲经常用的！昨天给鸭子上窝时候，我就发现缺了三只，到处都找不到，还去门外找了两条街都没见着。没想到早上，那三只小鸭子的尸体就扔在院子里，还有这个纸箱子。你们要不信，就去院墙边儿上看看，现在还没收拾呢。唉，真是可怜呐！”

“小妮子（母亲常这么叫小女儿）咋能干出这事儿来呀！她才几岁，你倒是想想！”母亲说，走近沾着鲜血的纸箱子看了一眼，认出那确实是小女儿常用的箱子。

“是我干的！”三哥突然大声说，“我就想看看这小鸭子长啥样，给它们抓起来了，后面送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就给它们放到墙边儿上，应该是半夜让黄鼠狼给吃了！你们要收拾，就收拾我吧！”

就连三哥自己都觉得编出来的借口没人会相信，但既然已经开了头，他就得把这出戏演完。他说完立刻跪在地上，挺直腰身，做好挨打的准备。

这一出一下子给所有人都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不说话，连隔壁媳妇也被这出人意料的情况搞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大哥用沙哑且低沉的嗓音开口了。

“小小年纪不学好！”他表现出愤怒的神情，冲着三弟嚷道，朝前迈了两步，走到三弟身后左侧，站稳双腿，“振庄！把笤帚拿来！”他用家长般的命令语气喊道。

二哥赶忙把放在厨房门口的手工编制的高粱穗笤帚拿来，交给大哥。

这时，隔壁媳妇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要说话，她一开始就觉得这事哪里不对劲，但笤帚已经落在范秀玲的三哥后背上，她被突发的状况打断了怀疑的苗头。大哥下手并不轻，第一下就打得三哥浑身一哆嗦，差点儿倒在地上。

“让你不学好！让你拿人家东西！……”大哥一边打，一边用沙哑的嗓音大声喊。三哥一直忍着，憋红了脸，但不出声。

在一旁看着的母亲也有些不忍心，但她也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女性一样，由于病态的传统和教育，而对男性有一种仿佛出自本能的畏惧和尊敬，这也正是范秀玲同样观念的最初根源，母亲没敢开口。

“行了，行了！”倒是隔壁尖嗓子的媳妇先开口，她仿佛被范秀玲的大哥吓到，用有些凶狠的目光盯着他说，“小孩子不懂事儿，长长记性得了，何必下这么狠的手，那不是你亲兄弟？瞅着他也不能再犯了，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说完后，她就转身离开。

范秀玲躲在屋子里，透过沾满灰尘和上方布满蛛网的窗户看完了整个事件。

等三个哥哥和母亲都进屋后，范秀玲赶忙跑到三哥面前。

“疼吗？”她发出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仰起头，用有些湿润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看着三哥，“对不起。”

“没事儿！一点儿不疼！”三哥说，但从他显得有些痛苦的表情能看出来确实是有些疼的。

“秀玲，这次是你三哥替你挨打了，以后可要小心点儿。”大哥走过来说，摸了摸她的脑袋。

“对不起……我不知道，不知道会这样……”她说着便开始伤心地啜泣，拉着三哥的右手。

“没事儿！发生啥事儿都有仨哥哥给你挡着，没事儿，不哭了啊。”三哥用温柔的语气说，拉着她在一条长木凳上坐下。大哥和二哥在长凳边站着，二哥焦急地想要安慰小妹，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她哭得更厉害了。

母亲在一旁看着，没有说话。但她的心里却感到一种充实的、饱满得几乎要溢出的幸福，仿佛这场景已经定格为一幅最动人的风景画，她不愿说任何话或发出任何响动毁坏这个画面。她眼中也盈满了难以克制的泪水。

“妈，你咋了？”三哥抬起头，看到母亲眼中充盈着湿润的泪水，问。

“没事儿，没事儿。”母亲走到他们身前，用右手搂住小儿子和小女儿，又伸出左手，看了看另外两个年长的儿子。

大哥和二哥明白母亲的意思，他们靠到母亲身边。母亲用左手搂住他们，但这两个孩子已经长得很高，她已经完全搂不住他们了。他们弯下身子，弓着腰好让母亲把胳膊搭在身上。

大哥搂着二哥和母亲，一家人围成一个圆，紧紧抱在一起。

“好孩子，好孩子，”母亲一边啜泣一边说，“你们以后也要像今天这样，保护好小妮子。” 13 母亲 范秀玲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这件小时候的往事，想起为了保护自己而挨打的三哥，还有配合他演完那出现在看来有些蹩脚的戏的大哥和二哥，最后是她的母亲，她已经有多久没回过家，多久没见到过母亲了，一时间竟然难以推算出，但少说也得七八年了。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她不知道这份几乎早已忘却的记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浮现出来，而且就像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下文字一样清晰可见。她突然觉得心里涌上一股很温暖、安心的感觉，不禁好看地微微一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侯家的院子，走过铺满黄土的前院，穿过阴凉的走廊，回到自己那低矮破旧的小房子。

像其他人一样，她从那个发黑的位置掀开门帘，进入昏暗的房间。从明亮的室外进入室内，她突然觉得屋内非常昏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等眼睛逐渐适应屋内的亮度后，她看到丈夫坐在屋子中间那个表面缠满透明胶带的塑料矮凳上，之前侯晓方一直坐的位置，同样朝门口背着身，低着头，一言不发。

侯卫军在等她。

“我和德发去友家妈家了，他朝友家妈借了三万块钱，说好还我一万。”范秀玲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仿佛在解释的话，但她总感觉有些害怕。是的，从结婚以来二十多年，她大多时候都很害怕丈夫，尤其是结婚头十年，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

侯卫军转过头瞥了她一眼，表情显得非常失落，脸色灰白，没有一丝血色，眼角的皱纹仿佛也陷得更深。他仍没有说话。

“他最后给了我5000，还是我拼命要过来的。”她说，仍站在原地，靠近透着亮光的门口。

“坐吧。”侯卫军发出沙哑得有些干燥的嗓音，回头瞥了她一眼。

“孩子们呢？”范秀玲仍站在原地不动，她害怕和这个状态的丈夫独处，便扭过头说，“这个点儿应该都回来了，我去大哥家找找。”说着，她想转身离开。

“坐吧，我有话想跟你说。”侯卫军说，“我让他们去大哥家待一会儿，等会再去叫他们。”

范秀玲只得回身，缓缓走进屋子更里面，坐在之前她常坐的炉子旁的木板凳上，跟丈夫隔了三四步的距离。

侯卫军抬起头看了妻子一眼，随即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裂纹的双手，发出一声干哑的叹息，低声说，“我凑不齐。”

“啥？”范秀玲确实没听清，于是问了一句，但随即觉得自己并不该问，甚至不该说任何话。

“我凑不齐钱，所有人都不把钱借给我。”

让范秀玲感到意外的是，丈夫居然没有像她预想中的那样爆发，大声嚷嚷着发泄心中一定积攒已久的怒火。她看着丈夫那几乎毫无血色的脸和那副已经绝望的神情，心中的恐惧有一部分开始转化为温柔的怜悯，就像看到断了一条后腿的小马一样。

“他们还说，就不该让方方上这个大学。但我已经跟她承诺了，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让她上这个大学！唉……”他接着又发出一声叹息，声音中有一丝可以察觉到的颤抖，“可如今，似乎拼了命，也没办法了。没人愿意借给我一分钱，就是亲兄弟也不支持我。也是，谁能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借给一个一辈子一事无成，自己的生活都看不到希望的人呢？”他说完后悲哀地苦笑了一声，随后突然爆发出一阵难以遏制的痛苦的干咳。

范秀玲仍不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且她预感到丈夫之后还会说其他的话。

那阵痛苦的咳嗽结束后，侯卫军果然继续说下去，但正是接下来的话让范秀玲再难以像这一整天那样压抑心中的怒火，她完全失去控制，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出来。

“我知道这话不该对你说，但又不得不开口，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侯卫军抬起头看着妻子，嘴唇微微发抖，想要继续说下去，却开不了口，但他又坚定了内心，终于开口说，“秀玲，你能不能……能不能朝你娘家……”

“朝我娘家借点儿钱？”范秀玲帮他把话补充完，紧盯着丈夫的双眼，“凭啥？你告诉我凭啥？！”她突然大声吼起来，但侯卫军却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到，他知道自己不配说出这种话，也不该让妻子朝娘家借钱，他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是跟着你过上啥好日子了？二十年来我哪一天过上好日子了？”范秀玲情绪逐渐失控，她站起身，眼里噙满湿润的泪水，脑海中闪过路上回想起的小时候的事，想起他的三哥，大哥和二哥，还有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的母亲。她的嘴唇哆嗦起来，声音颤抖，“还是你做了啥好事儿？没有！你对我不好！你骂我！打我！要不是为了孩子……”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侯卫军用恳求的语气打断妻子的话，他低下头，不再直视妻子充满愤怒的双眼，低声重复了一遍，“过去了……”

“过去的事儿？”范秀玲用一种充满轻蔑的语气说，仰起脸，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但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用颤抖着的声音，一边啜泣，一边说，“有些事儿，可是过不去的呀！”说完后，她再次坐下，整个身子几乎蜷缩成一团，用双手捂住脸颊和双眼，不断用手背擦眼泪。

“秀玲呀！”侯卫军站起身，涨红了脸，想要走上前去，但又停在原地犹豫着，“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可那是年轻时候犯的错，现在再怎么做也没办法了呀！你就原谅我吧！”

范秀玲哭得更厉害了。过去的回忆，过去的痛苦的、令人窒息和绝望的回忆和小时候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涌进她的脑海，它们之间产生的强烈落差，好像让一个人登上光明快乐的天堂之后，再把他推进痛苦无望的深渊。她第一次哭得这么撕心裂肺，几乎喘不过气，每一次呼吸都把嘴巴张得很大，捂着胸口，吸气时发出干哑的、让人心疼的声音，像重度哮喘患者病症发作时痛苦喘息的声音。

侯卫军赶忙小跑到妻子身旁，蹲下身子，想要安抚一下妻子。但范秀玲用力推了他一把，大声吼道，“别碰我！”

这次，侯卫军确实受到了惊吓，他站起身，愣在原地，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时，门帘打开了。两个女儿和儿子挨个走进房间，他们听到家里传来连续争吵般的喊声，于是连忙赶了过来。

“妈妈，妈妈！”侯晓圆在最前面，激动地喊起来，跑到母亲身边，蹲下身子，缓缓抚摸着她的后背，“你这是咋了？”

侯永康跟在后面，站到母亲身旁，但他不知道做什么、该怎么做，只是沉默地看着。侯晓方在最后，她有些怯懦，觉得母亲是在为她的事生气，一定还记恨着她，所以也只是站在身旁，没敢像妹妹那样抚摸母亲的后背。

也许是由于孩子的到来，范秀玲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不再像之前一样喘不上气。

“把你们妈妈扶到床上坐着。”侯卫军说。

侯晓圆和侯永康扶着母亲，把她搀扶着走到床边坐下，他们坐到母亲身旁，侯晓方站在右侧。

范秀玲竭力想要重新掌控自己失控的情绪。她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感受着孩子温暖的手的抚摸。多么神奇啊！他们曾经那么小、那么可爱，如今一眨眼就长得比她还要高大，手掌比她的还要宽大结实，她心里想。她想到她的每一个孩子第一次开口叫妈妈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学会叫妈妈；想到他们第一次吃力的向前爬行的可爱模样；想到他们站起身，晃动着圆鼓鼓的胳膊和小腿，穿着那么精巧的小鞋子，第一次在她的引导下，朝前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如今，他们个个都比她还要高，跑得比她还要快，会在做饭的时候帮他们的母亲拧开酱油瓶，在外出时会偶尔挽起她的胳膊；小时候他们事事都听她的话，长得更大了之后，总是和她争吵，每次争吵之后她都会一个人默默地哭泣。

她想起他们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她常骑着他们爷爷家的二八杠自行车带着三个孩子上下学，小儿子坐在前头，两个女儿坐在后座。有一次雪很大，刮着凛冽的寒风，她像往常一样骑车带三个孩子上学。但在一个角度并不很大的转弯处，车轮压到了积雪下冻结的一小块儿冰面，车子一下子滑倒在路边堆得挺高的积雪中，孩子们一个个哭得都很厉害，她在冰冷的积雪中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轻轻拍打他们显得还很小巧的脑袋，让他们止住哭泣。她也想哭，但是她不能哭。

如今，和那时正好相反，孩子们都没有哭，而是她一个人哭得那么厉害，那么伤心，孩子们几乎将她搂在怀里，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她的后背，想让她止住哭泣。她心中仍充满莫名的悲伤，但正是这沉重的悲伤孕育着另一种甜美的幸福。她心里感到一种充实的、饱满得几乎要溢出的幸福，同她的母亲那时感受到的一样，她觉得曾经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些当时觉得痛苦难熬的、难忘的，只为孩子们付出并看着他们一点点长大的所有日子，如今突然回想起来，竟是那么美好，几乎可以说……充满幸福。

原来我一直都过着这么幸福的日子。

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如今她是那么平静，心中没有任何波澜，甚至任何可以让人感到绝望的事也难以对她造成影响。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她确实正处于这样一种奇妙的状态。

她想用双手搂住身旁的孩子，但已经完全做不到了，他们的身材那么高大，肩膀又那么宽阔，和小时候完全不同。她没法想小时候那样一次把他们三个搂在怀里，感受他们娇小的身体散发出的令人放松的温度。她只是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握住身旁两个孩子那已经很宽大的手掌。她觉得很温暖，不时用拇指摩挲着他们的手背。

她抬起头，看见大女儿怯生生地站在右边，隔着一步的距离。看见她已经完全湿润的两只小眼睛，那浅浅的眉毛，小巧的、并不挺拔的鼻子，还有那总是紧闭着、仿佛时刻在严肃地思考着的嘴唇。她不再像之前那样几乎是怀着一种痛恨的目光看着她，而是用一种充满慈爱和宽恕的目光凝视着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范秀玲突然明白，她的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最终想要追寻的幸福已经完全和自己的三个孩子融在了一起，永远也无法分离。仅仅是看着她的孩子们，她的内心就充满着温暖柔软的幸福感，他们长得那么好看，说话的声音那么动听，她明白她的幸福就是见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在这个并不完美、也不很友善的世界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最终追寻他们渴望的幸福。

侯晓方手里拿着一张卫生纸巾，但不敢上前递给母亲。母亲不说话，只是投给她一对温柔的、仿佛能宽恕世间一切罪恶的目光。她仿佛受到母亲目光的鼓舞，朝前迈了半步，伸出右手，把纸巾递给母亲。

母亲松开小儿子的左手，接过她手中的洁白柔软的纸巾。在侯晓方想要收回右手的瞬间，母亲又松开小女儿的右手，轻轻握住她的掌心。她感觉到那只手掌已经不像小时候认为的那么大、那么结实，仿佛能推到世间一切阻挡他们的障碍，但那只手，母亲的手，仍像小时候感受到的那么柔软，那么温暖。

她没有挣扎，也不想把手从母亲的手中抽出。她凝视着母亲的双眼，想要说出之前早已决定好的话，但只是半张着嘴，没有发出声音，就这么呆呆的看着母亲，母亲仍用那充满慈爱和宽恕的目光注视着她。

“妈……妈妈，我不上了……”她缓缓开口，尽管开头很难，但一说出口后却变得轻松，“不上那大学了，你们别在吵架了。”她感到浑身都变得轻松了，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哭泣。她只是想，如果母亲听到这话也能变得像她一样轻松该有多好。她什么都不要，只要母亲能不再为她的事烦恼，不再因她哭泣。

母亲没有回应她，仍默默地注视着她。突然，母亲用轻柔的力量把她向自己所在的位置拉了一下，她看了看母亲，顺着她手的方向半蹲在母亲身旁。母亲突然捧起她的脸颊，用那张干净柔软的纸巾为女儿擦干涌出、布满脸颊的泪水，随后朝着她微微一笑，说，“你受委屈了，孩子。”

她再也没法按捺住心中积攒的悲伤的、想要哭泣的酸涩感觉（其实她已经在流泪了，只是没有发觉）。她放声哭泣，委屈和幸福的泪水涌出眼眶，再一次沾湿好看的脸颊，她颤抖着显得十分脆弱的双肩，伏在母亲的膝头。

母亲用温暖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脑袋，力道那么小心、轻柔，像小时候那样。 14 和解 当孩子们都进到里屋，范秀玲和侯卫军来到前院。十点多天才会完全黑下来，现在只是有些朦胧的昏暗，像在空中覆上了一层灰色的纱网。

几年前，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夏天偶尔会在院子里踩踏结实的黄土地面铺一张凉席，睡在外面。那时还看得到布满深黑色夜空的闪亮星辰，月光也非常明亮，晚上能借着月光看清院子里的建筑和外头大路边上的白杨树轮廓；星星很耀眼，不像平凡的现实中的事物，而且看起来好像下一秒就要永远坠落到大地。孩子们会一颗颗数着星星直到进入甜美的梦乡。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那耀眼得有些让人不敢相信的星辰了。

他们来到铺满黄土的前院，随便找了两块没用的、几乎完整的红砖坐下。这次是范秀玲让丈夫跟着来到院子里，主要是想避开孩子们。侯卫军不知道她要说什么或做什么，但他能确定的是妻子这次不是要跟他争吵。他侧过脸看了妻子一眼，范秀玲一直仰头看着天空，似乎在组织想要说的话。

侯卫军随手捡起身旁的一根小树枝，用手轻轻撇断，放到嘴边咬了一下，然后把树枝扔到一旁。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在不能做什么和说什么的时候，会感到一种难忍的拘束，所以常会在手里把玩些什么，用以转移注意力。就像有些小孩子受到老师的训诫时，会不停摆弄背在身后的小手，或盯着老师的皮鞋想象一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故事。只是侯卫军已经不再拥有小孩子的想象力，于是会不自觉通过一种习惯性的小动作来转移注意力。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范秀玲说，没有看侯卫军，而是仍微微仰头，看着天边几颗发出微弱光芒的、几乎看不见的星星。

侯卫军没有说话。他侧过脸用有些沉重的目光看了妻子一眼，随后怀着愧疚低下头，想要说些什么，但突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你说让我朝娘家借钱，让我想起了三哥、大哥、二哥还有妈妈。”范秀玲说，似乎没有期待丈夫做出回答，她轻轻叹息了一声，继续说，“他们总会在任何时候为我挺身而出，替我说话、保护我不受伤害。可是你呢？你不保护我，还要骂我、打我！让我遭受痛苦的折磨！”

侯卫军低头默默听着妻子的话。他本想反驳一下，同之前那样说那些事儿已经过去了，过去很久了，但没有说出口，他害怕妻子又会像下午的时候一样突然情绪失控。

“每次和你妈吵架，你从来不问原因，她总是对的，我永远是错的。仿佛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即便是她刻意针对我，只要我反驳一句，就是犯了什么难以饶恕的罪过。你从来没替我说过话、保护过我，从来没保护过你的妻子，没有一次！最开始你骂我，让我闭嘴滚回家去，后来还打我，而且一开了头就更加频繁，更加肆无忌惮……”

范秀玲回想起那些痛苦难忍的过去，湿润的泪水瞬间涌上眼眶，顺着落叶般枯黄的脸颊流到下颏。她吸了吸鼻子，仰起头，用双手掌心抵住眼眶，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时，发出颤抖的、不连贯的喘息声，随后又用掌心抹了两下眼眶，擦去眼眶旁的泪水，再把脸颊的泪水用力擦去。她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但是一种低声的、几乎无声的啜泣。

侯卫军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如她所说，有些事是没法过去的，没法像忘记自己曾折断一根树枝那样轻描淡写地忘却，不管是对于她，还是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是他唯一能够辩解并让自己心里减少那种沉重的负罪感的一句话，但如今他也不愿再用这句话逃避曾经犯下的罪过。他想象着自己处在妻子当年的位置，想象着她曾经历的痛苦折磨，体会那种仿佛被人缚紧双手，把整个脑袋用力按进水池里的无法挣扎、难以忍受的窒息。但他知道，如果没有真的经历过，永远也没办法感同身受。

孩子们惹她生气的时候，他总是让孩子去哄哄他们的妈妈，最后跟她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因为母亲永远也不会恨自己的孩子。但如今侯卫军却不能说出任何安慰的话或像孩子们那样抚摸妻子的肩膀和后背，她可能真的恨他，曾经一定恨，哪怕是现在，他也觉得那份恨意仍然无法随着时间完全消解。他罪孽深重，已经不抱任何得到原谅的希望，但他仍会道歉，仍想要用以后的所有时间弥补之前的过错，如果可能得话。

“我曾跟妈妈（范秀玲自己的妈妈）说过，”范秀玲长长叹息一声后放下双手，情绪平静了很多，继续说下去，“有一次我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向她诉苦，结果她哭得比我还厉害，说什么都要让我回去，哪怕是回去看她一眼也好。

“我也曾想过回去，回到那个曾经养育我的土地，那个能受到所有人庇护的温暖的家里，回到那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经离我远去的故乡，永远离开，不再回头。但那时我又想到，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办？

“他们会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会被别的孩子欺负，像我小时候那样……他们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哥哥，就连父亲也没法在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你得为了生计每天在外头奔波——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我要他们永远不必经历那份孤独和痛苦焦灼。”

范秀玲仿佛缓和情绪地略一停顿，痴痴地盯着挂在天边的模糊的星辰。

“我要是走了，首先，他们怎么吃饭呢？你要每天在外面干活，他们就得跟着爷爷奶奶，而咱爸妈已经照顾着一个伟伟了，唉，那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小时候的事儿，你难道能不记得？你妈偏心，只管他的伟伟，只认他是她的孙子，不管我的孩子。”

范秀玲说着露出那种几乎是怀着憎恨的目光瞪了侯卫军一眼，他知道那不是对他的恨，至少不完全是，更多的是对他的母亲的恨。他没有说话。

“那次我们去玛纳斯拾棉花，把孩子们留给爸妈照顾，临走前我还说了，不用管别的，让他们吃好饭就行。结果怎么样？晚上回来，三个孩子都跑到我面前，哭着说他们饿。我问他们为啥不吃饭，是忘了吃晚上饭了吗？方方却说，奶奶不让他们吃，还跟他们说没饭了。我跑到爸妈住的小屋子里，看到锅里还剩下半锅面条，都快干了也不让我的孩子吃。我问他为啥不让我的孩子吃饭？她说啥你还记得吗？”

范秀玲突然转向侯卫军，嘴角露出似乎满怀轻蔑和恶意的笑。天空逐渐黑下来，侯玉衡房间里的灯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从他们的后背打来，照亮他们和身前的一片空地，但并不很亮。

“她说‘那是给我孙子吃的，你的小孩儿凭啥让我管！’”范秀玲转过脸，不再朝着丈夫，又轻蔑的笑了一声，把扭曲的面容藏进深沉的黑暗之中。她已经不再痛苦地啜泣，但眼泪仍止不住地涌出眼眶，“我跟她大吵了一架，她还说‘你有本事生，就没本事养吗！凭啥让我给你养孩子！’那你告诉我，凭啥伟伟她天天养，而我的孩子却一顿饭都不让吃，我的孩子不是她孙子、孙女儿是吧！”

“伟伟不是没妈吗？”侯卫军说，仍低着头，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地为母亲辩解，他知道妻子说的没错，一句话都没错，他亲眼看到了所有这些事。但他有些没法容忍其他人说他的父母，但他又知道这事儿确实是他的母亲错了，他错了，所以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愤怒，只是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她偏心，她不公正！”

侯卫军看着突然陷入愤怒的妻子，知道再多说话没有任何用处，几乎开始后悔自己的辩解，因为她并没有说任何虚假和污蔑的话，她只是说出了事实。他更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年前和更早的时候，如果有人敢这么说他的父母，即使是自己的妻子，甚至应该说尤其是自己的妻子，他一定不会放过，甚至要动手打她，让她再也不敢说那种话。

而现在，大概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他才终于觉得自己确实不再年轻了。他能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能接受妻子的批评，甚至是对于自己父母的一些话，只要那些话不是虚假的，那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直到能够做到这些，能客观地、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并开始反思之后，他才终于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幼稚、无理的孩子。

“从那以后，”范秀玲接着说，声音很低，竭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不让大哥家的人听见，“我就没再把孩子交给过你妈了。所以，”她突然扭头看着侯卫军，眼泪止不住涌出眼眶，“我要是抛下三个孩子走了，那时他们还那么小，他们会死的！我最后没离开，忍受着你骂我、打我，没像伟伟的妈妈一样，抛下孩子一走了之。”

范秀玲说完后停顿了一会儿，捂着胸口急促地喘息着。侯卫军终于伸出左手，抚摸着她的肩膀，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她这次没有抗拒。

“我错了，秀玲，我错了……你骂我，打我都行，只要能让你好受点儿。”

“唉，伟伟也是个可怜孩子。”她似乎没有听到丈夫的话，继续说着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话，但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怜悯的话，“刘好自己跑回娘家了，从那以后再没管过这个孩子。幸好有爷爷奶奶，这孩子才不至于饿死。但我们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就在这个院子里。听方方圆圆说，他因为没有妈妈被同学嘲笑过，肯定也被欺负过。这怎么能行呢！唉，可怜的孩子。如今怎么样呢？高中都没考上，去年就已经没学上了，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就是吃了没妈的亏，要是刘好在这儿没走，他能不好好上学，能考不上高中？

“所以呀，我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如今考上了大学，就觉得当年留下来没错。”范秀玲用中指和无名指轻轻抹了一下脸颊上的泪水，用手指把右侧被泪水沾湿的一缕头发拢到耳朵后面，“我经受过的痛苦和折磨，不是像铅笔在纸上写字一样，能用橡皮这种工具擦得干干净净，而是像生锈的钉子嵌入木板，就算立刻拔下来，也会留下难以磨灭、触目惊心的伤痕（她偶尔会看些书，在送孩子们上学之后。这是她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的类似的话，如今就学着那些文字，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长得这么健康、这么高大、这么可爱，每一个都那么努力学习，他们的奖状贴满咱们的整扇墙，甚至已经贴不下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仅仅是这些，就足以让我的内心感到宽慰了。

“你以为我真的不想让方方上大学吗？也许你甚至以为我恨她，可我比谁都想让她上大学，可是我们交不上学费。她作为大姐，应该为弟弟妹妹们，为这个家做出牺牲，像我当年那样。不过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在最后的时刻，她做出了牺牲。”

“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为了这个家，为了减轻这个家的负担，要打工给妹妹和弟弟挣以后的学费。”侯卫军说，压低声音，语气平静，“是我非要让她上那个大学，她辛苦付出这么多年，还有高三那年有多难熬，你也都看在眼里。所以我想让她上学，我知道如果今年不上大学，她一定不会去复读，而是随便找个什么工作，再也不会进入学校，再也没机会踏进大学。所以我一定要让她上那个大学，我觉得自己如果拼了命干活，也许能赚够学费，但我没想到，没人愿意借我钱，第一年的学费都没法交上，想以后能有啥用！”

范秀玲突然扭过头，看着丈夫的脸，两滴泪水再次划过脸颊，突然仿佛醒悟似的大声说，“我知道，我就知道……她从小就是最懂事儿的孩子，我就知道……”

她想起孩子们还很小时候，两个女儿才上小学三四年级，大女儿就开始一个人默默打扫家务，在她做饭的时候帮她摘菜、洗菜，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捡塑料瓶子。还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做饭，在她出门干活之后，为了给家里省钱，没有用留给他们的钱去餐馆买饭吃，而是给弟弟妹妹做饭。她曾尝过大女儿做的菜，尽管并不好吃，火候掌握得不好，总是把一部分菜炒成黑色；盐放的太多，而且没有完全搅拌均匀，有时会吃到一整块盐。但她仍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比小时候她的母亲炒出来的味道还好。想着这些过去的事，她不禁又流下了混杂着欣慰和愧疚的泪水，她觉得自己仿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让她上……，卫军儿，让她上大学，多少钱都得上……”范秀玲突然说，忍不住哭出声来，她颤抖着双肩不住抽泣，紧紧抱住身旁的丈夫，不再恨他，或者曾经的他，不再恨他的母亲，不再恨任何人，至少在这一刻，她的心中只有满溢而出的幸福，她觉得仿佛世间的一切能够产生幸福的事物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她正受到上天最偏爱的眷顾。

侯卫军也紧紧抱住她，轻轻抚摸她的后背，而他自己也不禁湿润了眼眶。他知道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对于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家庭来说，以后的日子会充满幸福和光明。 15 侯家大院 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本地人，而是从河南来XJ打工并定居的农民工，和侯卫军当年一样，而这里也正好叫河南庄。据说，河南庄这个村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42年河南大饥荒，这个村子就是当时河南灾民到XJ拓荒时建立的村子。不过这个河南庄已经是经过迁移后的新庄子了，但同旧址相差并不很远，只是为了远离地窝堡机场而南迁了约两公里。

侯家的院子是侯卫军的大哥侯参军在98年买的，当时花了不到3000块钱。像这个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土地交易一样，侯参军买下这个院子时没有得到任何可以依据的书面凭证。甚至到了现在，快二十年过去了，情况依旧没有改变。如果问某个院子的主人，怎么证明他住着的地方是他的，得到的大概只会是“我住了几十年了”这一类既显得蛮横，又没什么道理的回答。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也许之前有些人有类似的书面凭证，但几十年后，也不会有多少人能完好的保留。

整个院子面积很大，宽不足15米，长却超过了50米，这种畸形的比例让整个院子从上方看去像是一个牙膏盒的形状。院子水平方向，即沿着长的一边方向，从正中间（确实是正中间，左右几乎对称）自西向东穿过一条约一米宽，80厘米深的渠沟。渠沟并没有废弃，每到夏天便会经常有不小的水从中流过，水刚来的时候总会带着一股粪便和腐烂食物的臭味。

渠沟从后面面积非常大的武警部队穿过来，笔直经过这个狭长的院子，出了生锈的红色大铁门，沿着门外的土路延续约15米，有一个直走和左拐的分支点。两个方向各修了一个小水闸，就是一个人就能提起来的厚铁片做成的水闸，直走的渠沟用于浇灌一队的田地，左拐的用于浇灌二队和五队的田地。不过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里所剩不多的农田也逐渐荒废了。

院子里共有四处平房，一处是院子原来就有的那间矮破旧的小平房和与它相连的如今已经用作存放杂物的库房的两间土房。倒也并不是实际上的土房，只是表面用一层约一指厚的黄土覆盖，看起来像是土房子，墙壁当然是红砖砌起来的。黄土替代了水泥和泥沙，所以墙壁并不结实，如今墙面的黄土已有一大半脱落，不少地方甚至有一些砖块也开始松动。剩下三个房子都是侯家兄弟，侯卫军和大哥找认识的朋友一起盖的。

院子门口是一扇生了锈的红色双开大铁门，或者应该说是左右两扇对称的铁门。右边的门最左端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门，平时都是开这个门进出。进门右侧靠墙角是一座后来加盖的房子，有两个房间，面积不大，但装修比其他房子好，甚至贴上了白色地砖，显得更干净整洁。

直走二十米左右，快到院子中间，是那三间低矮破旧的平房。右边中间隔着过道的两间曾经是侯参军一家的住所，如今已经作为堆放杂物的库房，其实最开始是连着的三间，但后来由于进出前后院不方便，拆除了最中间的那间，打通了前后院，形成一个阴凉的过道。另外一间是侯卫军最开始来到这里住的房子，就是最左边角落那间低矮破旧、面积很小的平房，门口放着三个之前用来酿黄豆酱的灰褐色大缸子，踩着缸子就能上到房顶。后来侯卫军一家在后院盖了新房子，那里便作为刚搬来这里的侯家兄弟父母的房子，大小倒也正合适。

再往后走，紧挨着这三间低矮的平房，是大哥侯参军家盖的两间中间同样隔着一个过道的房子。最开始他们从后来作为堆杂物的库房搬出来后就是住在这个房子，后来孩子们长大后又加盖了院门右手边角落的那个装修更好的新房子，两个房子都住人。现在侯参军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大儿子也正上大学，只剩下他们夫妻和小儿子侯玉衡。侯玉衡如今也要离开，这个有些年头的房子很快也不再有人居住了。

再后面就是侯卫军一家十几年前盖的房子，为了给刚来XJ的父母腾出屋子。那时侯卫军一家的孩子还很小，两个女儿也还没上小学，怎么也得十二三年了。还是买来的白杨木作为房梁，可以说完全没有装修。外墙不贴瓷砖也不刷漆，甚至没有抹泥灰，里面地面也不是水泥地面，而是踩踏结实的黄土地，后来过了几年，侯卫军才一个人抹了泥灰，有了平坦的水泥地。

后院右边靠墙有一排废弃的猪圈。当年大哥看院子这么大，想搞点儿养殖，跟侯卫军一起干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现在废弃了。左边靠墙是堆放的各种杂物，废弃的铁门、盖房子剩下的树干、攒下来的各种油桶、还有不少废铁、一些废纸壳和塑料瓶。再往后是一片没用过的空地，上面长满了各种杂草，车前草、蒲公英、狗尾草、墙角还有不少长得很高的蜀葵。

前院有不少东西，不像后院那样荒凉。中间在渠沟边上有一棵桃树，是侯参军空闲时候种下的，没想到竟长得很好，春天开花时很漂亮。靠近库房右侧的墙角有一个大铁框当做狗窝，通常里面拴着一只狗看院子。之前是一只纯白色大狗，叫笨笨，不过现在笨笨已经死了，侯参军又养了一只纯黑色的大狗，叫贝贝。右侧靠着墙和那个装修好一些，侯参军夫妻住的房子，就是狗窝的正对面，有一个鸽棚，里面养了三十多只鸽子。侯参军不怎么干正经活，总喜欢养一些动物，狗、鸽子、金鱼、乌龟、后来还养鸡鸭，最近甚至想要一直藏獒。

这里就是侯卫军和大哥侯参军，还有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孩子生活的院子。在孩子们都很小，侯玉权和侯玉衡也还上小学的时候。侯玉权，侯参军家的大儿子，他的两个姐姐当时已经上初中了，于是就轮到他常带着更小的弟弟妹妹们玩耍。这些孩子们有一次想到该怎么称呼这个院子，最后得出了一个院子里所有孩子都认可的名字——侯家大院。他们讨论出这个名字后，侯玉权捡了一小块红砖，在大铁门外侧写下了“侯家大院”四个大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院子的名字。

当时他们可能觉得，哪怕一百年后，这个侯家的大院子也会像今天一样，完好的保留在这里，像他们小时候那样。他们之后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总之很多辈孩子，也都会像他们一样在这里同他们当年那样愉快地玩耍，给这个显得有些空旷的院子增添一份生气。可他们不会想到，仅仅是十几年后，这里就会成为一片荒凉的废墟，不再有曾经的侯家大院，不再有那群天真、活泼，总是吵吵嚷嚷但惹人喜爱的孩子。 16 和母亲通电话 第二天一早，范秀玲便来到前院，给与她相隔三千公里的母亲打了一通电话。开头照例是一番寒暄，之后问起母亲的身体状况，三个哥哥的情况，母亲也问问她的情况。最后，范秀玲终于满怀歉疚地将话题转移到女儿们上大学的问题上。

“妮儿，是方方圆圆上大学缺钱了吧。”母亲的嗓音有些干哑，但声音洪亮。像上了年纪的其他老人一样，也有些耳背，说话时范秀玲要提高不少嗓门才行，而母亲也仿佛回应似的几乎像是扯着嗓子说话，但这时母亲却压低声音有些温柔地说这句话。

范秀玲沉默了一下，轻轻叹了一口气。

“差多少呀？妮儿，我找你仨哥给你要。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过得苦，但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可不能因为缺钱不让上学呐！”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由于上了年纪，没法一下子把话说完。

“妈，”范秀玲半张着嘴，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妈，差的有点儿多。方方报志愿时候，有个学校没写学费，她也没查清楚就报了。现在查出来光学费都得六万五。”

“噫！妮儿呀！这可咋办，可把你愁坏了吧！”母亲听到六万多的学费也不禁感叹。

“这两天光跟卫军儿吵架了，就因为方方上学的事儿。我说家里没钱，让方方复读一年，报个学费正常的学校。但他就是不同意，非要让方方上这个大学。学费一年六万五，住宿费还得一万二，加上圆圆和帅康，一年得十万块钱，就是我俩不吃不喝也挣不来呀！卫军儿就是不听……”

范秀玲一说开就突然忘了自己是要朝娘家借钱，这才反应过来，于是赶紧止住话头。

“你们俩可别为这事儿吵架呀！妮儿，没事儿吧，乖乖。”

“现在没事儿了，我跟卫军儿吵也吵完了，最后把话也说清楚了，就让这孩子上吧，方方这孩子是最懂事儿的一个了。她一开始都没想上那大学，想着直接出去找工作，给家里头减轻点儿负担，还要给弟弟妹妹挣学费呢！”她说着，不禁微微一笑，感到一阵让人惬意的暖流涌上心头，但随后略一停顿，止住脸上的笑容，微微皱起眉头，说，“我跟卫军商量过了，以后要是我俩一年到头都有活干，也能勉强把学费给交上，辛苦是辛苦些，不过孩子能上上大学不比啥都好嘛！只是……这第一年的学费，现在手上还差不少……”

“妮儿呀！差多少你跟妈说呀！就是差个三五万，我拿不出来，你仨哥还拿不出来吗？”母亲显得有些着急，问。

“圆圆的学费是够了，现在我们手头上还有一万多，方方光学费还差五万多……”她站在院子中央那棵桃树边上，桃花早已落尽，她用左手折下一小根树枝，蹲在地上，在土上随便划着。

“卫军那边儿……”

她明白母亲的意思，回答道，“他这两天跑遍了，村子里头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跑遍了，没一个人愿意给他借钱。”说着，她想到之前丈夫那张惨白绝望的脸，不禁有些心疼。

“妮儿，要是再缺钱你们可不能找那几分几分利的人借，那些人没良心，只会把人害得更惨，更还不上。借不着也好，我让你仨哥给你凑，他们中谁要是敢要你一分钱利息，我这个家门儿，谁就不能进！”母亲突然提高嗓门说，范秀玲好像还听到母亲用力跺脚的声音。

“妈，我对不起你……”范秀玲说着，泪水便涌出眼眶，一边呜咽着一边说，“我对不起你……没好好孝敬你，二十多年了，就回去了一趟……妈……”她说不下去，放声哭了出来。

母亲在电话那头也湿润了眼眶，听见她最疼爱的小女儿哭得这么厉害，心仿佛被某种坚硬的利器不断划伤，“妮儿呀！乖乖，不哭了，乖乖……不怕啊，有啥事儿都不用怕，你上边儿还有仨哥嘞！你回不来，不是全为了孩子吗？这我知道，没事儿啊，乖乖……”

尽管母亲这么安慰着，但心里也觉得难过，甚至比女儿还要感到难过。这唯一的小女儿是她心尖儿上的肉，让女儿受委屈却不能在身旁保护她，真像是在一刀刀剜她心上的肉。但她也没有任何办法，她心里想让女儿回来，回到她身边，可又不能说出口。她知道这个想法是幼稚的、自私的、没法说出口的，女儿也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怎么能从她的孩子身旁将他们的母亲夺去呢？光是想想都能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罪恶。

不过她也想到，女儿曾说过，三个孩子如今有两个已经要上大学，小儿子也已上了高中，等到三年后，小儿子上了大学，就回老家看她，年年都来，还要带上孩子们，让她身旁热热闹闹的。可她知道这种过于美好的承诺一般都难以兑现，就像现在，即使小儿子也上了大学，他们仍没法过来，他们仍要拼命地、不分日夜地干活，直到把孩子们的学费都交齐，欠的债都还上，才能兑现之前的承诺。想到这里，这个已经快七十岁的母亲，几乎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妒忌和憎恨，但这种情感很快就被她的理智压下去。她听着女儿哭泣，一边自己难过着，一边安慰女儿。

“没事儿啊，妮儿，现在别的都不用想，把孩子都照顾好，都上上大学就行了。”母亲说，突然带着有些得意和自信的神气说，“我身体可好着呢！每天还能骑车到处转悠，前几天还下地帮范明家的媳妇儿除草、种秋萝卜嘞！你放心把孩子照顾好，个个都上了大学，把学费补齐，再过来看我也不迟。”

范秀玲逐渐平静下来。她知道母亲的话更多是在安慰她，她忍住泪水，不再哭泣，但她确实知道母亲的身体一天不比一天了，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她不再提起来XJ的事儿就是证据，说明母亲的身体早已经不起这三千公里的折腾了，没法像十几年前那样来到她这里，甚至还帮她照顾三个孩子。她明白，她一直明白，母亲老了，当年成天还要抱在怀里的两个女儿如今已经该上大学了，连她自己都开始老了，何况母亲呢？最后她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但不容她忽视的想法，人是会死的，母亲也不例外。

话说到最后，同往常一样，是让母亲照顾好身体，有什么事儿一定给她打电话之类的。挂了电话，范秀玲站在前院中间，又默默流下了两行泪水。 17 老胡家 他们一上午都在等范秀玲大哥的电话，她的母亲后来又打来电话，说让发庄跟她的两个哥哥商量完，再给她回个电话。范秀玲直到做好中午饭才接到大哥的电话，内容很简单，开头省去了寒暄部分，范发庄直接跟小妹说他跟她另外两个哥哥现在只能拿出来五万五，三哥三万，二哥五千，他自己两万，后面稍微寒暄了几句就挂了电话。范秀玲还要找人借一万块钱才行。

吃完午饭，范秀玲和侯卫军一同来到隔壁院子的老胡爷爷和老胡奶奶家里，这是孩子们的叫法，准确的说，老胡爷爷姓胡，叫胡卫东，老胡奶奶姓吴，叫吴翠萍。

他们的院子紧贴着侯家大院的前院，形状几乎是一个正方形。院子面积不很大，但显得有些空旷，院子里可以说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两栋房子，就是地上的石头和杂草。靠墙长着不少随风摇曳的小飞蓬、蜀葵、地肤和狗尾巴草。

进院门右手边靠墙是第一栋房子，也是老胡两口住的地方。另一栋房子在院子右侧靠墙边，紧贴着侯家的院子，老两口用作堆放各种杂物。

范秀玲和侯卫军进入老胡两口住的房子。有两个房间，地面铺的是红砖，砖缝中间用和了水泥的黄土粘接。外面的房间面积很小，只放了一张浅褐色木质餐桌，两只凳子，后面靠墙放一张双开门大柜子，比成年人肩膀稍高一些。

里面的房间更大一些。连接两个房间的是一个垭口，原先可能是一扇木门，后来大概由于不方便拆除了。底下的木门槛由于常年踩踏已经变了形，生硬的棱角磨成圆滑的弧面，露出浅黄色的内部材质，常踩到的两处已经发黑。

正对面靠墙是一张大床。表面整洁，被子叠整齐放在床头，床单干净，但看起来已经洗过很多次，掉了色。床边有一张浅褐色木质椅子，床对面墙角放着一只小铁炉子，烟囱通到靠墙的砖砌壁炉，现在没有使用。

左手靠墙角有一张齐腰高的柜子。右侧单开门是一个不小的柜子，左侧是四个竖直安放的抽屉，柜子上表面平整地铺着一张白底蓝花桌布。上面放着几个物件：一只浅黄色木质外框的钟表；一个红色铁盒子，比钟表稍高；一只浅蓝色陶瓷花瓶，里面没有插花；最左边靠墙放着一个红色不锈钢大暖瓶。柜子上面的墙面上挂着一张裱了相框的照片，比一只手掌稍微大些，那是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是的，其中的黑色部分褪了色，变成有些浑浊的灰色。照片上是老胡两口子和他们的孩子，一儿一女，那时老两口还挺年轻。

柜子右边靠着墙是一张深褐色，有些像巧克力颜色的桌子，看上去是学习桌，那种下面有一个放腿的空间，腿左边是三个抽屉，右边是一个小柜子的学习桌。桌子正对窗户，很适合看书。桌面左上角靠着左边稍高一些的柜子，放着十几本封面老旧的书，最里边的竖直贴着柜子，越往外边每本书的倾斜角度越大，最外边那本几乎达到了四十五度，但没有倒下。右边桌角摆放着一盏台灯，颜色已经发灰发黄，显得有些暗沉，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书桌前边桌角放着一个红色小收音机，这时正大声响着，里面的一个人正用略微沙哑但洪亮得嗓音分析着伊朗核谈判达成协议后对中东地区政局的影响。

“小侯，秀玲，来就来了，还提啥礼呐！”老胡到垭口旁迎接范秀玲和侯卫军，他一头白发，向后梳，发际线很高，上唇有两撮白胡子，眉毛也完全花白，额头上的皱纹很深，面容和善。他接过侯卫军手里提的一箱牛奶和一箱山药核桃粉，放在墙边，回过身拿起收音机，旋转侧面的一个旋钮，里面的声音随即消失。他转向妻子，笑了笑说，“翠萍呀！你不是天天盼着秀玲这孩子过来吗？今天可算来了！”

“秀玲？来，孩子，坐这边儿，你可好久没来了。”吴翠萍说，嗓音非常慈祥柔弱，甚至可以说有些动听。她坐在床边，拍拍右边的床铺，让范秀玲坐过去。

这几年，不只是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范秀玲都会隔段时间到老胡家看看吴翠萍，每次看到她，范秀玲总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心中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和宽慰的感觉。吴翠萍的眼睛在几年前就已经由于重度白内障导致失明，现在所有事儿都要靠着老伴儿，几乎从不出门。所以范秀玲每次到来都会让吴翠萍觉得格外欣喜，即便只是坐着跟她聊聊天，对她来说也会是一天甚至一周中最有趣的时间了。而且随着这几年的相处，她甚至觉得要是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应该就会是范秀玲这样吧。他们老两口之前一直和女儿在西安生活，二十多年前，女儿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后来他们就来到XJ找儿子，但并没有跟儿子住在一起，而是在这里买了一块并不大的地皮，主要是看中这两栋房子盖得不错。

“婶儿，叔，吃饭了吗？”范秀玲亲切的问，坐到老胡奶奶边上，这是她平时碰到熟人的惯常问法。

“吃了，刚吃过，这几天卫军没来跟你叔下棋，你叔这又听上啥国家大事儿了，我可一句也听不懂。他成天白天就听这些，晚上就去老张商店那儿把听来的话跟其他人讲讲，真搞不懂有啥意思。”

“你懂啥？”老胡说，他正跟侯卫军说让他留下陪他杀两把，这时突然转过头，并不生气地说，“那可是世界大事儿，中东政局，这村儿里有几个人知道，我给他们讲讲不行？”

“是啊！婶儿，”范秀玲说，握着吴翠萍的右手，用右手掌心不断摩挲着，“叔想讲让他讲呗！我们可真没听过这些事儿，我和卫军儿之前有时候也过去听叔讲，还怪有意思嘞！”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秀玲这孩子，比你能接受新事物，唉，读书人老了，脑子也不愿意学咯！”老胡半开玩笑地说。

“啥事儿，这几天给你忙的，都顾不上陪我杀两把了？”老胡接着转向侯卫军说。

“叔，婶儿。”侯卫军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微微低下头，看了看妻子，范秀玲对他点了点头，摩挲着吴翠萍手背的右手停了下来，放在自己膝头。

“叔，婶儿，其实，我俩过来是想求你们点儿事儿……”

“孩子上学缺钱了吧。”胡卫东打断他说，“卫军，去外面屋子找个凳子过来坐着说吧。”

侯卫军去隔壁餐桌旁拿了一只凳子，坐在胡卫东对面，他们四个正好围成一个圈。

“孩子，缺钱了咋不早说？现在还差多少？”这次吴翠萍双手握住范秀玲的左手，她看不见范秀玲，但能感觉到她心里并不好受，“这事儿你叔没跟我说，不过你叔和我手里也没多少钱，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

“昨天下午，我听小刘说，晓方学费还差六万呢！没跟你说。”胡卫东对妻子说，随后转向侯卫军，语气温和地说“你婶儿肯定是想给秀玲借钱，但我们这也不宽裕，差得多，我们给借点儿也没用。卫军呀，你们两口子日子过得不容易，我们是看着你们一点点把三个孩子带大的，现在日子刚有点儿起色，别因为上个大学，又把好日子过没了。我和你婶子都读过书，知道上学多重要，考上个大学不容易，但你们实在是难呀！让晓方复读一年再考也行吧。”

“叔，我也不怕有人笑话了。这几天我真是把村子里头亲戚朋友都跑遍了，也没人给我借钱，说不定都给背后笑话我。”侯卫军看着胡卫东花白眉毛下布满皱纹的双眼，说，“但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儿给办成了，我这辈子还没半成过啥事儿，村里头认识我的人当面不说，可我知道，他们都在背地里笑话我。之前带人包活也说，这次方方上大学的事儿更是都说我干不成，还说人起码得知道自己干多少活，吃几两饭，说我不自量力。可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儿办成。”他最后又大声重复道。

“最后还是没办成。”侯卫军接着说，看了看妻子，“我想着以后拼了命干活也要把学费挣出来，可这第一年学费都凑不齐，没人敢给我借钱，还提啥以后呀！”他略一停顿，叹息一声后后继续说，“最后还是秀玲朝娘家借钱，她大哥上午给她说能拿五万五，加上我们之前手头剩下的一万多，还差不到一万的住宿费……”

“真是棋品如人品呐！”胡卫东笑了几声，用右手掌心拍了一下大腿，接着说，“用到你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卫军，你这孩子，下起棋来就是一个字：倔。但倔也有倔的好，坦诚、直白、不说谎话。唉，现在能有几个不说谎话的人呐！可是这年头，老实人还真是不好过哟！卖西瓜的哪个不说自己的瓜保熟？哪个人借钱的时候不把话给说出花儿来？也就你说话不好听了，嘴笨！但是呀，我知道，你说的句句是实话。你想嘛！还有啥话能不好听，不往人心坎里说的话能是啥话，不就是实话呗！”

“你弟弟，叫啥来着？德光？德隆？”胡卫东接着说，脑袋歪向一侧，嘴巴半张着，努力回想侯卫军弟弟的名字。

“德发。”

“对！对，对，德发。”胡卫东用力点了一下头，拍了一下大腿，“你看我这脑子！要不是经常下棋，可早就老糊涂了。对，德发。他前两天来过了，要问我们借钱，说他有个什么鸡场的合同，差三万块钱，拿下来一年可得挣个几百万呢！你弟弟跟你可是正好相反，句句话都往人心坎里说，那说的真是叫‘天花乱坠’了，又是啥几分几分利，又是啥能让我们没退休金也能活得滋润，又说他的车几十万的，又是能给你婶儿看眼睛的……那话说的，比你说的好听一百倍。可是我一眼就看出来，那孩子嘴里就没说过一句实话，想的就是咋把我们老两口手里最后剩下的钱给套走，之后人一跑，可让我们折腾吧。

“不过你的话，我知道，不好听，但句句是实话。他是能快活一时，可快活不了一辈子。也许看上去每天过得风风光光，开多少钱的疯牛还是丰田的车，吃多少钱的龙虾、鲍鱼啥的，住啥几颗星的酒店，但总会栽跟头的。最重要的，孩子的教育、品德就得吃大亏。他自己是快活了，孩子却跟着他受苦，伟伟那孩子不是初中上完就辍学了吗？不过好在没天天跟着德发，还没养成说谎成性的毛病，不过我看也难保不染上这坏毛病，他以后不得去找德发，不得天天跟他待一块儿？老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呐！只是可怜这孩子了。”

“卫东！你咋能这么说人家！还当着人家兄弟面儿！”吴翠萍一直在一旁听着，现在终于听不下去了，她的声音不再像平时那么柔弱，而是几乎对丈夫呵斥起来。

“哎呦！我这又说啥了？我就是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呗。”

“还近墨者黑呢！多读那么些书就是让你在背后嚼人家舌根子是吧！”她接着说，激动得手都跟着颤抖，范秀玲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正想说些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侯卫军先开口了。

“婶儿，您消消气，”侯卫军看向吴翠萍安慰着说，“德发啥德行，我都知道。叔说的话，确实句句都在理。还有长辈说晚辈，那也是应该的，说不上嚼舌根子。”

“可不是吗？你瞅瞅卫军说的，我可是个长辈嘞！”胡卫东突然有些得意地说。

“瞅瞅你那样儿吧，还长辈呢！活了几十年，没见你有个长辈的样儿，也就头发白了，牙掉了，腰也弯了。可还是个孩子呢！”吴翠萍有些怜爱地说，嘴角露出有些慈爱的笑。

“这，你这说的，咋能……咋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这么说！”胡卫东满脸涨得通红，说话也开始支支吾吾，“你，你让我……哎哟，你这是，这是让孩子们……让他们个个都笑话我。”他终于把话说完，用力喘了一口气，激动得拍了两下大腿。

“那不能，叔，”范秀玲开口，看着满脸通红的胡卫东，“我们不能笑话您，只会像之前一样尊敬您老人家，只会以后待您更亲切，像自己的亲人那样。”

“不行！翠萍，这事儿肯定是你不对！”胡卫东仍拍着大腿，涨红了脸说。

“好好好，我错了，瞅瞅你那样儿吧，我错了行吧。”吴翠萍又用柔弱的有些动听的嗓音说。

胡卫东这才安静下来，涨红的脸也渐渐恢复原样。

“好了，这俩孩子可还等着呢，你说说吧，借钱的事儿。”吴翠萍对丈夫说，虽然看不到，但脸却转向丈夫的方向，仿佛正慈爱的看着他。

“哦，对！”胡卫东仿佛突然醒来似的说，随后看了看范秀玲和侯卫军，最后把目光停在侯卫军身上，“你们还差多少来着，我这脑子，没记住。”

“还差不到一万，应该是八千多点儿。”侯卫军说。

“哦，八千多，行。”胡卫东说着又快速扫了一眼妻子，接着转向侯卫军说，“这钱肯定是要借，我同不同意都没用，反正你婶儿已经知道了，肯定要给秀玲借这钱，她可喜欢秀玲这孩子了，真把她当亲生孩子对待呢！”说着，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说错了什么似的，快速扫了一眼妻子，看她表情没有变化，才继续说，“差八千是吧，那就凑个整，给你们借一万呗。其他地方也要用钱，别学费一交，你们两口子吃不上饭了，手里留点儿钱。利息我们就不要了，你敢给我都不敢拿。”说完后，他又瞧了一眼妻子，仿佛在确认自己说的话合不合她的心意，看到妻子安详地微微一笑，这才放心舒了一口气。

侯卫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愣在原地，他在来之前已经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准备，毕竟他这几天总是那样。他没想到这次竟会这么容易，而且还完全不要利息。但他看到妻子后，立刻察觉到这次同他之前那些次确实有很大的区别，若是他自己来到这里，很可能仍借不到钱，他知道自己完全是沾了妻子的光。

“谢谢，谢谢叔，谢谢婶儿……”他有些茫然地说。

“谢谢叔、婶儿。”范秀玲也开口，双手紧紧握住吴翠萍的手。

“孩子，不用谢，”吴翠萍也握了握范秀玲的手，说，“你们钱应该缺的多吧，要不再让你叔给你们多借五千，可惜我们老两口也实在拿不出更多了……”

“不用，婶儿，够了，真够了，”范秀玲连忙说，看了胡卫东一眼，又转向吴翠萍，盯着她紧紧眯成一条缝的双眼，“你们也多留些钱，吃好喝好，照顾好身体。”

“好，好孩子，我知道你们两口子以后得没日没夜的干活了，可是，”吴翠萍顿了顿，睁开双眼，看向范秀玲，但她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呀，我还是有点儿私心。孩子，你以后还能来看看婶子不？”

“来，一定来！”范秀玲说，眼眶涌满湿润的泪水，握着吴翠萍的手，“虽然不能像之前那么常来了，但逢年过节我和卫军，只要在家就一定过来看您……”她突然想到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身体虚弱的老人已经年过七十，想到人都是会死的，不论是面前的婶子、叔，还是她自己和丈夫，或是她的孩子，她的所有亲人，最后是她的母亲，不禁想要哭泣。她想知道母亲怎么样了，她的身体真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健康吗？会不会发生可怕的事：若是母亲哪天突然离世，而她不在身旁，甚至没完成自己曾对母亲做出的承诺——过年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她——怎么办？毫无疑问，若是那样，她的一生都会怀着痛苦和愧疚，但仍要继续下去，为了她身为母亲的责任。

“这样，卫军，”胡卫东突然打断范秀玲已经沉浸其中的想法，“我们手头没现钱，我下午去银行取出来再给你拿过去。银行卡转账，我就没用过，每一次都害怕把钱给转错人了。”

“行，叔。那我给你们立个字据，打个欠条……”

“你这说的啥话，我们能信不过你？”

“不是，叔，这样我们心里能踏实些。等把钱挣够了，第一个给你们还上。”

“不用，不用。还有啥时候还不都一样，不着急。”胡卫东笑着说，看到妻子也轻松地笑了，他就笑得更开心了。

“你就让卫军打个欠条吧，卫军啥人你不清楚，这孩子借钱不打个欠条，晚上都该睡不着觉了！”吴翠萍笑着说。

“行，行，那你就写个欠条，我们放着。”

临走前，胡卫东还问侯卫军啥时候过来陪他杀两把，他又跟老徐学了一招，侯卫军说得等到把孩子都送到学校回来才行。 18 幼稚和反叛 8月11日，范秀玲和侯晓圆出发去贵州，母亲送女儿上大学。

出发前一天，侯卫军一家难得地去了一次长江路批发市场，给晓园买了一个墨绿色的大行李箱，给晓方也买了一个灰色同款，两个一起便宜点儿，每个190块钱。其他没买什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闲钱，只是在那儿附近闲逛了一阵。剩下的东西，床单、被褥、被子、枕头都从家里带，最外面用红褐色和黄色交叉条纹的床单包裹起来，外面再用绳子绑紧。

生活在XJ挺有意思，过惯了就懒得出去，出去了又不想回来，其中应该有一个原因就是XJ的面积确实足以称得上辽阔，来回坐火车不方便，很不方便。当然可以选择乘坐飞机，但是对于常年拮据，应该说是贫穷的侯卫军一家，甚至是整个侯家大院里的所有人，坐飞机都只是一个可以放在未来愿望清单里的事件。他们出远门从来是坐火车，动辄三四十个小时，即便是在XJ内部，从北疆去往南疆也常常会花去一整天，更不用说前往外地，跨越广阔的、满地黄沙的戈壁滩，再穿过狭长得有些让人吃惊的甘肃，前往内地或沿海地区了，仅是从WLMQ到兰州的距离便足够从BJ跨越六七个省份到达广东。

范秀玲和侯晓园坐火车去贵州，需要整整两天两夜，她们买不起卧铺，倒也并非买不起，总是可以买得起的，应该说她们舍不得买。她们一路上都坐着，坐在喧闹、拥挤、通常还会充满令人厌恶的汗臭味的车厢，范秀玲到贵州后，右腿小腿肚肿了很高，稍微碰一下或挪动一下步子就会像针扎一样疼，在旅馆躺着睡了一晚才缓了过来。

范秀玲在那里留了一天，8月15号，把女儿送进学校才坐火车往回走。范秀玲还没回来，父亲就带着侯晓方出发去广东了。他们的火车时间更久，久到让人仿佛突然意识到祖国的疆土原来这么辽阔，一共要两天半，整整60个小时，同样是硬座。

过了两天，侯永康一个人出发去学校。学校组织高一新生前往仓房沟国防教育基地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同全国所有即将进入高中生活的新生一样。

他在学校统一租来的公交车里坐着，逐渐陷入一种朦胧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一点一点地，仿佛发掘古代遗迹中的精美陶瓷器具那样，回想着自己那勉强可以称得上有些活力和趣味的初中生活。如今他曾经要好的同学们已经比他高了一届，他们的军训生活在去年就已经完结。

侯永康复读了一年，并非是因为考得不理想，相反，前一年他考得非常理想，对于他自己而言，尽管班主任和各科老师都觉得他的成绩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而且再次看到他时，眼神中总会透露出一种混杂着遗憾和无奈的神情。那一年他的成绩虽然上不了最好的一中（似乎他所在的那个班级就是为了培养能考上一中的学生），但除一中外的所有高中他都能轻易进去。

侯永康进了八中，因为八中有不少他的初中同学，算起来得有四个，其中一个是他一直暗恋的女生。他的分数比那所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高了接近30分，所以那年因为填报志愿，他意料之中地跟父母吵了一架，应该说是跟母亲，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示过强烈的命令态度或不满情绪，最后他坚持进了那所高中。在他看来，这无疑是青少年时代反叛权威的一大胜利和壮举，甚至为此感到有些得意。

在分班考试前一天晚上，他甚至还跟赵五岳（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去大西沟一个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黑网吧（只要能在网上找一个身份证号和名字给前台，网管就会闭一只眼默许），打了一晚上的英雄联盟。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大概五六点，睡了两个小时，又坐BRT一号线转三号线去八中考场，迷迷糊糊地考了一场试。写完作文就交了卷，去到一个同学在附近租的房子里睡了一上午才终于动身回家。直到多年以后，应该是当他大学毕业后，回想起那次总带着少年的反叛和青涩的经历时，才不会像当时那样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向朋友们夸耀的事，而是略带羞愧地微微一笑，仿佛看到两个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一件并不值得的小事激烈争吵。

后来，他进入了文科重点班。文理各一个重点班，这个学校在高二分科前就会筛选出一部分学生重点培养，也许是因为他的作文写得不错，勉强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应该重点培养的班级。

但他一直都不是值得培养的人才，他反叛，认为身边的一切管理和制度都是暴力的、不合理的、应该予以最大程度抗争的腐朽残余。也许是由于他从小就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人，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天赋是上天赐予的，并不会像所有学校和老师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完善、系统的培养和训练能够获取。这种幼稚可笑的想法曾经在他的小学和初中时代仿佛意外地得到印证，尤其是初中时期：他不努力学习，并认为天才不需要努力，而且一旦努力就从反面证明了自己并不是天才。

他只完成最低限度的作业量，甚至有几门作业经常不交，还有几门通常周天到学校后抄其他人的作业；不仅如此，他还要嘲笑那些拼命努力写作业、刷题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一律给予最不屑的轻蔑。而且仿佛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和自己的天才，还常常故意在他们学习的时候嬉戏打闹，在每天三节的晚自习上看各种杂志、小说。仿佛不这样做，他就没法得到其他人的另眼相看，没法博取更多人的视线、认可、赞赏和感叹（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总是有一个模糊的怪诞想法，如果天才得不到万众瞩目，时间长了，就连他自己也会将自己遗忘在隐秘的、无人关注的角落。这也许就是对他当时那种有些病态、但在他看来又完全合理的心理和状态的最好写照。

所以当他在面临自己完全没接触过，而其他大部分学生都在预科补习班中接触过的高中的全新知识时，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几乎动摇他全部信心和意志的挫败感。他对自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最终转化为更强烈的反叛和更彻底的自暴自弃。

他不接受新的知识和求解问题的方法，他曾两次打断物理老师讲课，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向老师和他所代表的权威发起挑战，他用自己那些仅存的、笨拙的正余弦定理，反复蹩脚地解释更系统、简洁的受力分析，用最后多得自己都难以计算的数字勉强替代具有坚实基础的分析图，但最终只是陷入一种自己早已难以掌控和处理的、尴尬的窘迫境地。他成功地博得了同龄人的关注，但也让他们自然地对他产生了一种直觉的嫌恶和疏远。也好，他想，反正他从来都不愿做一个随波逐流的正派人，特立独行的异端倒是更符合他的品味和向往。而这一切都为他最终做出退学的行为的可能加大权重，相比他的其他可能行为，例如，成为一个懂得努力和谦逊的学生，这种代表着反叛的行为确实更趁他的心意，让他有理由继续坚持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天才的那稍显滑稽的信念。

月考结束，他考得很糟，曾经他最擅长的数学和物理没有及格。他开始怀疑一切，找各种借口为这次注定的失利做出符合他心意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们所有取得比我的成绩更好的卑鄙之人，都参加了预科补习班，而身为天才的我，不可能进行这种卑劣的，有损上天赐予我的独一无二的才智的高尚价值的行为。是的，我的才智是上天赐予的，不是像他们那些笨蛋一样要通过其他任何手段获取。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独一无二的才智甚至难以战胜一个月，每天两节的补习课程呢？为什么……”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并没有任何天赋，只是像他的许多初中老师说的那样“有些小聪明”而已。但他没法从更多地方得到有价值的根据，如果当时他能够虚心接受其他人的意见，或者能看一些更有意义的书籍，那之后注定到来的有些让人感叹的结局就会完全不同。可他仍没法做到最基本的、代表着进步的反思，没法承认自己确确实实犯了错，没法承认自己来到世界上时居然并不是最完美的状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没法将自己同整个世界分离，像稚嫩的孩童时代那样。他不容许自己的思想或任何精神部分独立于自己的身体，站在另一个角度、处在自己身体之外的某个空间观察自己，他甚至没意识到能够这样做，所以在他狭隘可笑的视角里，自己并没有错，从来没有，而是整个世界仿佛出现重大故障一般，暂时脱离了他的掌控，不再像之前那样随着他的心意运转，但总有一天，整个世界还会接受他的控制，聆听他的祈求，满足他的意愿，而他要做的只是什么也不做，只是等待。

后来，仿佛由于孩童那种本能地逃离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一样，他开始逃课，在他显然开始痛恨的数学课开始前逃离教室，去到安静的图书馆，后操场的一个阴凉角落，或是直接回到宿舍。仿佛小孩子遇到可怕的事物会捂上眼睛一样，他也用这种幼稚的方式进行逃避。

之后是老师和班主任的谈话，然后是叫家长。从他那个闭塞的视角，从他自以为是的世界看待所有这一切，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竭力指责他，并不断试图控制他的身体和精神。终于，长期逃避的念头在某一天下午发展为一个更加一劳永逸的想法，他决定退学。 19 错误 侯永康决定退学，但仍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口，这还只是一个深藏在水底的模糊想法，同时他会像小孩子一样做出一些幼稚的、但他却认为足够强硬的反抗。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的事件足以让他义无反顾的坚定这件事，好让他把一切过错推卸给其他人或事，这样他便能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至少不完全是自己的原因。他心里从未意识到这个有些阴暗、幼稚的想法，但确实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直到一个沉闷的下午，他和林晓彤——那个他在初中时代一直喜欢但从没敢直接表现情意的女生——难得能够一起放学，并肩行走。

侯永康的母亲范秀玲经过一次班主任要求的谈话后，同侯卫军商量，认为情况确实已经非常严重，需要立刻采取行动，毕竟，他们的儿子确实考了一个不错的高中，可以说，是整个侯家所有孩子中最有前途的一个。范秀玲花了三天时间才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不那么近的、异常破旧的老居民楼，租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她打算睡在客厅。一个月房租就要花2000块钱，她确实感觉非常心疼，但她和丈夫仍觉得，只要能安抚儿子的情绪，让他继续上学，所有的事一定都是值得的。从那以后，侯永康从学校宿舍搬出去，每天走读上下学。

在一个沉闷的下午，太阳很早就挪动到西边，发出朦胧的、有些泛红的柔和光辉，地面的空气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真实，仿佛掺杂了某种精心调制的红褐色粉尘。侯永康放学后难得遇到林晓彤，他们一起，第一次两人一起走在校园前操场那铺满有些发灰的绿色人造草坪上。他不喜欢走在这种草坪上，因为这样总觉得缺少一种内心踏实的感觉，而且听不到鞋底踏在坚硬的水泥或其他地面的那种每一步都有确定回应的响动。

侯永康没有主动开口，这不是他的习惯，而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不过他的内心却感到一股隐匿的、激动人心的欣喜，他突然想到：如果能每天这么走过放学的路，又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不是很好吗？而且这不正是我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吗？是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之前退学的想法确实足够冲动而且幼稚，想它干什么？现在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你说你不想上学了？”林晓彤问，声音一如既往的柔和，略带一丝哀伤，像她眼中总会流露出的那种有时让他觉得非常感动的情绪一样，她歪斜着脑袋，用那双眼睛看着侯永康。

“没有。”

“你跟赵五岳说了。”

“我只是说有这个想法……”

“哦，”林晓彤微微仰起脑袋，看着周围那仿佛弥散着红褐色粉尘的空间，想要将视线投向更远的天边，但周围耸立的高楼将她的视线阻断。她继续缓慢朝前走，轻轻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上学。”

“没什么原因，就是不想上了。”

“没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也没有？！”林晓彤几乎要叫了起来，她停下脚步，用一种充满不可理喻和怒不可遏的神情直视侯永康的双眼，她长叹了一口气，随后又深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我为了上这个高中花费了多少努力吗？我每天晚自习后还要到宿舍楼地下的自习室刷题，一遍遍埋头做那些你从来不以为意的题目，直到再次抬起头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把那昏黄的、不时轻微闪烁的灯泡关掉，怀着对黑暗的恐惧和对渴望的追寻产生的复杂情绪回到宿舍，看着宿舍里的同学都已经睡得很沉，内心才涌起一股莫名的宽慰感，就是‘啊，今天终于没有浪费’这种感觉，我想，你是不会明白的。”

“也许我可以理解一点儿。”侯永康说，他想让林晓彤觉得他能理解她，至少能理解一点，至少在尝试理解。

“你不理解，不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不会明白！因为你从没经历过。”她几乎涨红了脸大声说，但随即转过身快速扫了一眼四周，发现附近没有其他人后才长舒了一口气，她重新迈动步子朝前走，“我拼命努力、奋力追求的东西，在你看来总是唾手可得的，不必花费丝毫时间和精力，甚至在上面投入任何一丝努力都是可笑、甚至可耻的。你带着轻蔑和嘲弄，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冷眼审视着所有人，仿佛他们都不配和你站在同样的位置，包括我。

“可遇到了你没法轻而易举解决的问题，就像这段时间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儿（我不知道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就想要抛下一切躲到一个隐蔽的角落。即使你确实没有努力过，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在你身上寄予了多大的希望，付出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你这么做负责任吗？”她略一停顿，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人从来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的……”

之后是持续了很久的沉默。他们走出校门，沿着上坡的路走了一段距离，对面就是林晓彤母亲租的房子，在一栋足有20层的居民楼里。

“希望你再好好想想，想想你的父母，你的所有家人，别因为一时冲动或被其他蛊惑人心的言论诱惑而做出悔恨终生的事儿。还有……”她停下脚步，看着侯永康说，但最开始只半张着嘴，没有说出口，过了片刻才终于开口，“还有，以后我们别这么走在一起了，别被同学误会。”

说完后，林晓彤转身过马路，侯永康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弄明白她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误会，别被同学误会，”他心想，“别被哪个同学误会？为什么会被误会？我们即使不是关系更亲密的恋人，也是三年的同学了，为什么不能放学一起顺路回家？前几天刘冠卓不还说在楼道里遇到她，当时她身旁还有一个女生，应该是她的同学，事后，她还告诉他说自己的同学觉得他有些‘小帅’呢。怎么？那样就不会被误会了？还有什么责任、轻蔑和嘲弄，究竟要跟我说什么？为什么要说她晚上去自习室学习的事？为什么她看起来像讨厌一只满地乱爬的蟑螂一样讨厌我？为什么要待其他同学亲切，而对我冷淡，冲我发脾气，还要跟我讲一些无聊的大道理？”

但他并不知道那时林晓彤的心里是多么难过，她知道他放弃了更好的选择，而且知道那大概是因为她。但她不能平静地、面带笑容地对他说：“没事儿，我永远支持你，退学吧！”她想用自己觉得最有效的方式规劝他，但没想到却促成了他之后下定决心、走得更远的最后一步。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原地站了多久，其实只过去了半分钟，但他却觉得已经在原地站了一小时。他不知道周围的人为什么经过时要用异样的眼光匆匆看他一眼，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儿，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他竭力想要弄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而这件事对他，对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可他想不明白。他不明白，因为他从未这样思考过。对他而言，只有一种模糊的、难以完全把握住的直觉般的感受——这是个错误，为了某个人选择一所高中完全是一个错误，大错特错！而且所有这些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甚至死皮赖脸。直到现在，那个曾经深潜在水下的模糊想法终于变得清晰具体，他更坚定了那个决定的正确性，他要退学，离开这个大错特错的地方，并纠正那不断对他施加影响的错误。

那天下午的这件事，仿佛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契机或借口，让他足以把所有过错推卸到其他地方，最后，当他离开时，甚至产生了一种有些如释重负的轻快感觉。

直到更久之后，到他真的离开学校，从未打过孩子们的父亲第一次被逼得动手打他，又因为动手打了他而久久蹲在原地流泪悔恨；母亲整日失魂落魄、以泪洗面，他看到自己那时从未考虑过的整个家庭确确实实由于他的退学濒临崩溃，才知道原来错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一件多么错的事，曾经的自己甚至自私地让他本人都感到震惊，尽管他想说自己那时不知道，或者并没有意识到之后会发生的事，但他真的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懊悔，但事情已经没有可以悔改的余地，他也无法再返回那个已经完全离开的学校。不过，那是之后的事了。 20 金色发梢的女生 像几乎只会在梦境中出现的奇妙体验一样，侯永康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回忆往事时，发觉自己脑海中记忆所跨越的时间并没有产生和现实时间同样的效力。简单地说，并没有像现实中的时间那样迅速流逝，太阳并没有一次次升起降落、划过广阔的天空，阳光也没有一次次变换倾角，确实如奇妙的梦境一般。实际上，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之前记忆中跨越了数天、甚至数月的往事回顾了一遍，而且其中很多细节仍那么生动活泼，天边每一个柔软云朵的形状、每个人的表情、脸上轻微扭曲的皱纹都清晰可见。

他紧闭着双眼，靠在学校租来的公交车后端左边窗户的一个座椅背上，歪斜着脑袋，头发剃得很干净的圆脑袋以一种特殊的规律微微晃动，耳垂不时轻轻触碰到右肩，他几乎要睡着了。

突然，公交车转过一个弧度很大的弯，侯永康的脑袋撞到了站在一旁的一个发梢几乎是金黄色的小个子女生的左侧腰胯部分。女生没有在意或者生气，而是歪着脑袋，怀着一种好奇和似乎对世间一切都一律温柔、和善的目光注视了他几秒，随后扭过头，看向窗外快速划过的青翠的、模样修整得整齐可爱的小黄杨。

侯永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撞到了其他人，只是不大情愿地从像睡梦般的、并不甜美的回忆中清醒。他晃了晃脑袋，像平常刚睡醒那样微微皱着眉头打量四周，他知道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车上的人几乎保持着和刚上车时一样的动作，位置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看来。

他们穿着前一天学校统一发的夏季校服。和其他几乎所有学校的校服一样，没有鲜艳得显眼的颜色和精巧的设计，图案和缝合处只有简单的直线或斜线，几乎没有曲线和更复杂的任何图案，似乎设计师正是要刻意避免让校服显得引人注目。上衣和裤子都是让人感到轻松的天蓝色和纯白色的组合，确实让人想到广阔的天空，而且这两种颜色的比例也同天空大多时间颜色的比例一致——整个清新的蓝色背景上点缀几片纯白色的云朵——只有袖口和双肩有小块整齐的白色部分。

仿佛穿着统一的校服，让这些初次见面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归属和亲切感，他们确实个个都显得异常愉悦，甚至仿佛正满心期待着未来七天的军训生活。侯永康侧过脸看向窗外绿化带中种植了很多但并不茂盛的形状奇特的龙柏和低矮的侧柏，听着车厢中所有人愉快的、仿佛开水逐渐沸腾似的喧闹声。

他们究竟在聊些什么？话说他们真的像表现出的这么熟悉聊天的对方吗？他心想，他们似乎认为未来的高中生活将同今天一样轻松愉快，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来到这里，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结交几个朋友，和他们开心地玩上三年的，怎么能这么怠慢？我比他们经历的更多，至少我经历过辍学。想到这里，他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是的，我曾经辍学过，但后来又回到学校，即使只是这所大概是全市最差的一批学校中的一个，之前我从未听过这学校的名字，但我仍觉得感激，也不会像其他来到这里的人一样由于不敢对更好的大学抱有期望而放弃努力。是的，我要努力学习，至少要努力一次，第一次，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家人，人从来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她说的对，是我错了，大错特错。至于这些人，他们爱怎么样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三年里，我不会同其中任何一个成为朋友，不会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放学后一道回家，什么也不会发生，我是我，他们是他们。

他一直注视着窗外，但其实已经没在注视任何事物，而是深入自己的思考。自从他之前一直坚持的信念——认为自己的所有知识都是上天在他诞生前赐予的——彻底崩塌之后，从他第一次尝试对自己进行剖析和反思之后，便养成了孤独和思考的习惯。尽管现在还未达到更深刻的思考程度，只是朴素甚至浅显的，只是对某些问题的自问自答，但他仍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甚至是开创性的，至少对他来说。这种思考的感觉和通过思考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更多感悟和理解，正宣告着他之前那种有些宗教式的想法的破产，因为能够获得更多理解和认识，意味着他开始承认自己的匮乏和无知。

但他总是难以集中所有精神和注意力思索一件哪怕最简单的问题，因为身旁的两个女生一直在聊着关于军训的琐事：有没有带防晒霜、有没有带花露水和风油精之类的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教官、教官会长什么样之类的。他总觉得难以置信，她们竟然能把所有最细微的琐事当做一个丰富的而且仿佛很重要的话题说上半天，而且仿佛正津津有味、饶有兴致。他不禁皱着眉头，侧过脸，瞥了那两个女生一眼，一个身材小巧，发梢颜色很浅，接近浅浅的金黄色，头发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打理，只是简单的扎起来；另一个头发浓密，黑得发亮，额头上的齐刘海显然经过精心修剪，眼睛看上去没什么生气，上唇正上方人中的凹痕非常明显，下巴有些尖，下巴上的肉圆鼓鼓的，她正愉快地说着自己关于防晒霜的重要性的话，并敏锐地观察到侯永康侧过脸瞥了她们一眼，仿佛故意要让他注意到似的立刻停止谈话，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好像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随后她继续和那个发梢呈金黄色的女生聊天。

侯永康有些不悦，但他同之前不一样，他知道不能只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且凡事不能太过极端，只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尝试站在他的身体之外，对自己进行反思，他有没有做过让身旁的两位女生讨厌的事。他突然涨红了脸，想到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柔弱的女生站一路呢？但其实那个女生只是由于他撞到了身旁那个小巧的女生而没有道歉感到愤怒。

他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件没法原谅的错事，也许在上车前，他就应该等到所有人都上车后再上去，更不该只顾自己舒服占一个座位，而且仿佛一头不懂得任何人类社会礼仪的驴子一样，一直坐着并让那两个女生看着，他不记得过去多久了，也许已经很久。他心里希望这辆车并没有开出多久，而且看到车厢里站着的都是男生，只有身旁的这两个女生站着，一下子觉得仿佛整个车厢都变得安静，而且他们仿佛都在用审判的目光注视着他，他的脸涨得更红了，觉得浑身不自在，屁股和大腿根也觉得坐得有些难受。他又悄悄看了一眼身旁的两位女生，赶忙起身，“不好意思，你坐吧。”但他低着头，并没有指明让谁坐，只想赶紧离开这个位子。

那位发梢呈金黄色的小巧女生突然伸出手晃了晃，用轻柔的声音说，“不用，不用，你坐吧，我们站着不累。”

侯永康没说话，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背起自己的黑色书包，提起装在塑料袋里的蓝色塑料盆，盆子里装着新买的拖鞋、牙刷、牙膏之类的用品，随后快步离开，小心地走到车厢另一侧没人的角落，避免碰到其他同样背书包的学生，之后直直地看向窗外。

那位小巧的女生看了看身旁头发黑得发亮的女生，意思是让她坐。

“坐吧，”另一个女生说着就把小巧的女生几乎是按到座位上，接着回头看了侯永康的方向一眼，小声补充说，“终于有点儿眼力见儿了。”

侯永康没有听到，他确实感到格外羞愧，而且觉得整个车厢的未来的同学仿佛仍用一种异样的鄙夷眼光审视他。他感觉后背发麻，面颊发烫，更专注的观察着窗外每一个事物的细节，每一棵榆树细小的枝条和墨绿色的树叶，甚至每一个行人的面部表情，想要借此转移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21 嘲笑和羞愧 军训期间住的宿舍很大，但要住的人也很多，他们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外加6班的一小部分男生，一共住34人，除了33个学生外，还有一个负责应对突发状况的教官要住在这里。所有的床都是令人怀念的上下铺铁架床，那种宿舍最常见、最简单、晚上躺在上面翻个身就会发出难听的噶吱响声的铁架床。四周靠墙，除了靠窗的那面墙，都贴墙摆着上下铺铁床，共6张；隔开不到两步，中间每四张床摆在一起，两行两列，共12张。宿舍里共18张床，能住36人。进门对面墙有三个大窗户，窗户外侧焊着生锈的灰色铁架，透过窗户能看到平整的混凝土大操场。

他们进入宿舍时，所有床铺都没有提前铺好，铁架上只是一张不到两指厚的木质床板，上面随手扔着一个方形透明塑料袋，里面是崭新的浅绿色床单、同样颜色的枕套，还有灰绿色的被套。旁边还有一个颜色更深的灰绿色被子，被子很薄，看上去很硬，让人想起某种压缩饼干。在学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完成同军训基地的交接任务期间，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整理床铺，一个小时后班主任会来检查。

铁床床铺侧面已经用透明胶带贴上了一张剪得整齐的方形白纸，上面写着班级姓名和学号，用于分配床位。侯永康在中间里侧靠窗上铺，他像其他上铺的学生那样，把塑料盆和里面的牙刷牙膏都放在下铺床底下，换了拖鞋后又脱下拖鞋小心、笨拙地爬到上铺整理床铺。

他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刻意不把视线停在任何一个同学身上，这次也是一样。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两人合作套被罩，但他仍低着头，尽管很麻烦，仍自己一点一点把又薄又硬的被子塞进被罩里。他想，比起整理床铺的麻烦，更让他觉得麻烦的是和其他无聊的同学成为朋友，以后还要浪费更多时间维持所谓的朋友关系。一想到这里，他不禁浑身发颤，觉得以后若是发展成那样，可真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如此。

之后是班主任白桦检查内务，他确实就叫白桦林的白桦而不是白华。实际上，白桦来到宿舍之后，连看都没看一眼自己未来的学生整理好的床铺。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统计每个学生的身高和鞋子尺码，用于之后统一发放军训服和鞋子。

后来是列队参加开营仪式，结束后认识他们的教官，然后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训练，列队并排队进入食堂吃晚饭，回到宿舍听着同学们闲聊回顾着这一天发生的事，一天就结束了。晚上侯永康花了很长时间才睡着，那时他还不知道有耳塞这个东西，所以一直听着宿舍里此起彼伏、仿佛一场精彩的交响乐般的打齁声，很久才完全入睡。

第二天早上，军训服就发到了每个学生手里，由于没有统计体重，有少数学生的军训服不太合适，不过只有极少数去找班主任换了尺码。侯永康的衣服还算合身，材质很轻薄，上身是灰绿色短袖，下身是迷彩长裤，有一条深绿色的两层粗麻布腰带，统一穿迷彩低腰作训布鞋，鞋底是黑色橡胶，并不很厚。

和经历其他难熬的事时一样，侯永康总觉得军训前几天过得格外漫长，仿佛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按正常的速度流逝。也许每一个学生和老师都像他一样，心里在默默为七天的军训倒计时。前三天，每过完一天回到宿舍后，他的心情都会比前一天更兴奋，仿佛未来必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正向他一步步靠近。他甚至激动地想要同旁边躺着的不知是他们班还是6班的陌生同学攀谈，但最后还是勉强克制住那种兴奋的情绪，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凑成一圈的同学开着无聊的玩笑，每个人都发出同样空洞无聊的大笑声。听着他们谈论班里的某位女生，或者说到隔壁班那位看上去像是混过社会的教官和他们的教官……他想着属于自己的问题，属于自己的思考，他心里不时涌起一股下床加入他们热闹的谈话，并和他们一样忘却烦恼，快活地、空洞地说笑的冲动，但他仍竭力忍受着无聊，试图将自己引向更深入的思考。

他仰头看着掉了漆的屋顶内壁，想起自己曾看到过的一个观点，在侯玉衡留给他的书中的一本，应该是叫思想录的那本，但具体原话已经记不清了。总之，那本书的作者陈述过许多观点，其中之一大概意思是说：人们寻求快乐是可耻的，因为他们渴望沉溺于快乐，他们是被动的沉溺其中；而寻求痛苦则不可耻，因为痛苦并不让人沉溺或上瘾，而是他们主动接受痛苦。

所以，他尽量不让自己沉溺于无聊的快乐，让那种空洞的事填充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他知道那只是一种消遣，是人们为了避免陷入无聊而沉溺其中的一个完完全全无特殊意义的消遣行为，就像有些人在无聊的时候会找一部并不很喜欢的电视剧看，或不停地往嘴里塞薯片或果冻一样。他继续想，如果人只是为了这些被动的目的，用无意义的消遣填充一生的时间，而不去主动思考，不想明白或怀着渴望明白他们存活的意义、他们和四脚行走的非洲野马或鬣狗有什么区别、他们做出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说这句话而不是那句话的原因继续生活，放任时间悄悄溜走，那么，人还得以成为人吗？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就是人会思考吗？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他的目标、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信仰，这才是这个年轻的寻路者眼中人的模样。

他嘲笑他们，用忧郁的神情嘲笑这个宿舍里其他同龄人尖利空洞的笑声。但之后他又为自己的嘲笑感到羞愧，因为他意识到这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得到的片面结论。也许他们也会在独处时进行属于自己的思考，而他只是没有发现，便鲁莽大胆地嘲笑他们，就像看到家里的狸花猫整天躺在沙发上睡觉，就认定它是最懒惰的猫一样，但也许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也未可知。

他不禁感觉面颊发烫，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再一次感到羞愧。他继续想到，即便他们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思考，不曾关注过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那又怎样呢？这只是他对于自己生命的要求，他要求自己不迷失，保持清醒并思考，仅此而已，为什么要用自己定下的标准衡量或要求他人？他想不明白，但只是觉得应该这样提醒和约束自己：不再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也尽量不去干涉属于他们的生活，更不要轻率的下结论甚至嘲笑他人。

熄灯之后，他仍这样陷入朦胧的状态，一边进行着浅显的思考和反思，一边听着由几个主要人物演奏的交响乐，等待着入睡的时刻到来。 22 报名字 第二天上午，应该是第一天正式军训，他们先在分配好的训练场地站半小时军姿，现在站完军姿时，侯永康已经不觉得腿疼或者浑身难受，也不会产生最开始的时候那种会出现在全身各个部位的轻微但难忍的瘙痒。之后是站在原地喊口号，“一，二，三，四……”重复喊，只要声音不够大就要重新喊，有时候还要受到惩罚，男生一般是做俯卧撑，女生是深蹲。

大概一个小时后，教官把他们带到操场南边靠两排杨树的地方，那里有一排阴凉地，他们在那儿休息。早上的阳光并不很灼人肌肤，但晒的时间长了，也会觉得难受，而且休息时都会坐着。所以所有人，包括侯永康都期待着训练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教官下意识地回头看向小树林方向，那时，他们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欢欣愉悦的幸福感，好像正把甜美的蛋糕含在嘴里细细品味。他们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能坐着，哪怕坐在地上是一件多么难得的、幸运的事。

他们按照训练时的四排坐在操场边缘，两排杨树的阴凉下。周围的同学刚坐下，仿佛整个身心都得到了放松，甚至开始和身旁的同学开始说笑。侯永康个子很矮，在男生中比另外两个高一点。他在第一排左边第二个位置，身旁都是女生，最左边那个就是他在公交车上不小心撞到的金色发梢的小个子女生。

他不跟别人说话，因为不认识身旁的任何人，而且她们还都是女生，突然搭话未免显得不太礼貌，而且对于他而言，这也正是他所期望的，不跟其他人说话，其他人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但他总觉得身旁那个小个子女生总会不时瞟他一眼，也许是错觉，他想。过了一分钟，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比站军姿时候那种瘙痒还难以忍受的折磨，他用力向左侧转过头，瞪了那个女生一眼，想要用眼中显而易见的怒火纠正一下那个女生的不礼貌行为。但她并没有在看他，而是蜷起双腿，用柔弱的双手抱住短小的双腿，两只脚并在一起，膝盖也紧紧贴在一起，定睛吃吃地看着身前的树干笔直的白杨，白嫩的脸庞现出忧郁悲伤的神色，眼睑似乎涌起湿润的泪珠。

侯永康怀着一种怜悯和好奇的感觉直直地盯着她，她似乎终于意识到来自右侧的视线，用手揉了揉双眼，揉完眼睛还把手放在身前看了一眼，做出仿佛被什么东西迷了眼睛，想要把那东西揉出来的样子。接着她转过头看着侯永康，眼睑仍是湿润的。

“你不觉得这样盯着别人看不太礼貌吗？”她发出轻柔的、有一丝沙哑的声音，微微歪着脑袋，仿佛凝视一只罕见的小动物一般看着侯永康。

侯永康仿佛惊醒一般从刚才那种奇怪又有些奇妙的状态醒来，听到这话，不禁涨红了脸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他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干脆直接闭紧嘴不做解释。

“你叫什么名字，”她又开口，莞尔一笑，“我叫胡……”

“闭嘴了！”这时，教官突然喊了一嗓子，他的嗓音洪亮而沙哑，而且显得凶狠和愤怒，“不想休息了是吧！把嘴闭紧，要不现在就回去接着练！”

所有人瞬间闭紧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响，纷纷转过头整齐地看着他们的教官。

教官一身迷彩服，但他们的迷彩服颜色跟学生们裤子的颜色差别很大，学生裤子的颜色更偏向青翠的嫩绿色，而教官们的一身迷彩服颜色更浅更灰，不那么显眼。他们要求穿整套衣服，短袖，外套和长裤，即使现在是一年里最热的时节，军训时也不能把外套脱下来。这样一定很热，所以他们的教官总是把袖口挽到肘部。

“还没认识我呢吧。”教官又用沙哑的嗓音说，说话时轻微抬起下巴，“有人知道我叫啥名字吗？”他说完后用询问的目光从左到右扫视所有学生。

没有人说话，仿佛都被他刚才凶狠的语气吓得不敢说话。

“我叫李文龙，”看到学生们都被他镇住，他不禁微微一笑，“李就是那个李，文化的文，龙就是空中飞的那个龙。知道了吧！”

“现在让我也认识认识你们，报一下你们的名字，不用说兴趣爱好和别的话，我不关心！只说自己的名字，从你开始，对，就是你！”他指向方阵右上角的一名高个子女生。

“刘文静。”

“大点儿声！”

“刘文静！”

“喊出来！知道吗？！要我教你怎么喊吗？”李文龙已经用沙哑的嗓子喊了出来。

“刘文静！！”

“停！”李文龙突然叫停，用黝黑的脸上那双格外明显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所有人，“不错，就这个声音。军训就得有点儿规矩，虽然你们不是军人，但也要体验一下，部队里的话从来不是说出来的，是喊出来的！下一个！”

“徐奕如！”

“栾青！”

“……”

侯永康越来越紧张，声音离他越近，他的心就跳得越猛烈，虽然他知道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害怕或紧张的事，但仍抑制不住心里的紧张情绪。他一个个算着右边的人数，以便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喊出自己的名字，仿佛正要用双手接住从空中落下的一个水晶瓶，错过时机就会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一样。但他越紧张就越感觉嗓子里好像卡了什么东西，难以发出正确的声音，他用右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膝盖，轻轻咳嗽了一声，听着心脏在胸口发出的砰砰响声。

“张瑜佳！”

终于到他了，他抓住时机，扯着嗓门大喊。

“后用康儿！”

他激动地第一个“侯”和最后的“康”甚至喊出了方言里的音调，还在“康”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儿化音。即使大家都不知道他真的叫什么，但仍有不少人因为这滑稽的语调不禁笑出了声。他瞬间涨红了脸，几乎把头埋到两个膝盖中间，不敢看任何人。之前连贯的报名声突然在他这儿停顿了，他生怕教官再让他喊一遍。

教官也扑哧笑了一声，但随即收起笑容，刚要说些什么，便被另一声尖利响亮的声音打断。

“胡俊华！”侯永康身旁金色发梢的小巧女生扯着嗓子喊，让报名字的流程继续下去。

“吴建军！”

“……”

直到所有人都报完名字，侯永康还低着头。我在干什么？喊出了什么奇怪的声调？可都要唱起来啦！他心想，怎么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这种情况？唉，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现在想又有什么用呢？不过下次可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大概是是太紧张了，对，太紧张了。

他确实常会在关键紧张时刻犯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错误。他很早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但最近已经意识到了，而且这次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像个小丑一样把大家给逗笑了。不可原谅，简直是不可原谅，一定要改！但他又不知道该从哪里改、怎样改。所以这件事确实让他窘迫并愧疚了很久，因为这件事发生后，其他同学都有一个合理而且有趣的理由接近并同他攀谈了。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跟那些无聊的人一起傻笑，他想。

“全体起立！”李文龙教官用沙哑的嗓音喊，随后微微一笑，小声补了一句，“该训练了。”

同学们纷纷唉声叹气，抱怨休息的时间短，有的人甚至迟迟不肯起身。

“我数三秒，还有人不起来或者说废话，今天一整天就没有休息时间！”李文龙有些气愤地大喊。

“三！”

他刚喊了一个数，所有人纷纷闭紧嘴，坐在地上的人也迅速起身，挺直身板，看着教官。

“向后转！”等所有人都转过去后，他接着喊，“齐步走！” 23 思想的电球 当军训前三天过去后，后面的日子几乎用不着在心里倒计时了，因为同其他几乎所有事一样，一旦习惯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就会突然加快，甚至很难察觉到每一天都在悄悄溜走。侯永康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军训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地方，无非就是站军姿、齐步走、走正步、走方阵、唱军歌之类的。

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只有一件事让他非常在意，就是他身旁的那个金色发梢的女生，那个叫胡俊华的女生那天为什么哭泣，他确实看到她在哭泣，而且抹了一下眼泪。而且之后几天也发现同样的现象，她虽然没有再次流下眼泪，但总会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用瘦弱的双手抱住双腿，有时把下巴放在右膝上，看着脚下的地面，有时微微抬起头，看向身前的白杨树或更远的天边，而且身体有时还会轻微地颤抖，确实非常可疑。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关注这些，直到很久之后，当只有他了解到胡俊华的更多不免让人心痛的过往并深深陷入她所在并不断挣扎的泥沼中后，才觉得这一切竟是如此奇妙，仿佛是她向他发出的最后的求救信号。

军训很快结束了，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对于侯永康来说。他之前的顾虑显然是多余的，大概是他将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了，认为经历了那件报名字的事之后，一定会有不少无聊的人会找他攀谈，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也没有。同学们也曾谈论过那件事，并提到过他的名字，尝试猜测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但在他们眼中，他只是一个最好别去招惹的、无聊的怪人，因为他从没跟宿舍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简单地说，他不合群。在这群孩子看来，既然他不想加入他们，那他们也没必要像一个推销员一样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一定是最冷漠的顾客，那样大概只会给双方都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所以，直到军训结束，侯永康没有交到一个朋友，甚至没跟任何同学对过话，除了胡俊华。

开学后来到班级后，首先是分座位。班主任白桦为了公平起见，决定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分座位，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公平合理的方式。他按照名单顺序一个个点名，让他认为身高合适的学生坐下，把身高确实不适合坐在前排的学生调到后排，最后再进行一些调整，尽量把男生和男生分开（他觉得更多男生坐在一起难免会给课堂纪律填更多负担），再把身高确实比较矮的学生调到靠前的位置。结果，侯永康和胡俊华成了同桌。

班里的其他大多数同学成为同桌后，都兴奋地向新同桌提出各种问题，交谈得格外畅快，最少也会出于礼貌地问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问题。但侯永康和胡俊华始终保持沉默，持续了很久。

尽管侯永康很在意胡俊华的情况，他想弄明白前些日子在她身上发生的在他看来很奇怪的现象，但又那是属于她自己的私事，而仅仅是出于最基本的礼貌，也不该直接就问那些可能会让她尴尬的问题，但他又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话，只得保持沉默，低头翻看着新发下来的各科课本，尽管他几乎完全看不懂，但仍要装作很认真投入的看着。

对于胡俊华而言，她想在崭新的高中校园生活中表现出开朗乐观的一面，尽可能多得和同学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现在她正用那常她常会表现出的一种好奇和似乎对世间一切都一律温柔的目光——那种在侯永康看来非常不适合她的有些虚伪的目光——看着她的新同桌，但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确实很少主动对其他人说话，从初二开始就是这样。但她在进入高中前已经决定，而且告诉自己：要试着和新同学们说话，主动和他们交朋友，要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主动帮助他们，不要太刻薄，不要……总之，她对自己要求了很多，为了能在新的高中生活交到朋友。

“你喜欢看书吗？”她尝试着问了一句，希望可以借此让他的新同桌开口。不过她确实感到棘手，据她的观察，他从没对任何人主动说过任何一句话，她在说完这句话后内心有些忐忑，害怕他会觉得受到打扰而生气。

侯永康侧过脸，看了胡俊华一眼，随即将视线转向窗外一棵长势不很好的刺槐树干上。天知道他现在的思绪正经历着什么。他的思想仿佛一个在广袤空间中不断弹射的电球一样在他的无数想法中碰撞，甚至连时间也因此显得更奇妙，有时更有厚度，有时又如一根透明的丝线一般。陷入思考时没法精准地估算时间的流逝，也许闪过很多思想，但其实只过去了半分钟，也许一个问题就要思考半小时，但有时却觉得只过去了半分钟。如今，侯永康就陷入这样的思考状态中。

他在想自己要不要开口回应。既然之前都没有开口，那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开口说话呢？他想到，为什么不和其他人说话，而只对她一个人说话呢？但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她是我的同桌，之后一个学期很可能都要坐在一起，臂肘的距离不会超过20厘米，难道我要这样一个学期不跟她说话？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除非我和她都是疯子或者哑巴，有一个人都不行，必须两个都是。而且不说话的感觉确实很难受，好像嗓子眼儿卡了什么东西，但又出于矜持不愿当众咳嗽，就那么让它一直卡着一样。

尽管他尽力用很多其他动作填充每天都会出现的空余时间，但有时仍会觉得有些难熬，仿佛他在执行一件不能有丝毫松懈的绝密任务。起初他想成为一个沉默的思想者，把所有时间投入到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之上，但后来发现这似乎不太行得通。因为同其他几乎所有事一样，一直不停地做同一件事总会厌倦。比如说，一个人喜欢吃巧克力，但每天不停地强迫他吃，一个又一个，一把又一把，他也会感到厌倦，很可能会产生恶心、想要呕吐的感觉。这也是一样的，一直不停地强迫自己思考，无聊和疲惫积累的速度确实非常迅速，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突然不知所措和恶心的感觉。他不知道那些有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比如康德、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做到的，也许他们并不强迫自己，而是主动陷入思考，并从中体验到获得知识的快乐，但他确实已经发现自己没法做到。也许他们也不是不跟任何人说话吧，至少亚里士多德要给不少学生讲课。

他想到，语言的出现不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交流吗？或许也是为了更好的引导和记录思想，让思想更系统、更流畅的表达出来。是啊，为什么非说出口不可呢？我可以写下来，用文字表达出来，但并不期望任何人能看到，只是把这当做一个思想的表达过程。

但后来他又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其他人交流呢？看书不也是在同作者交流吗？至少是在听作者讲述。那么，同其他人当面通过语言交流又有何不可呢？不过，那些作家确实不同于生活中的大部分人，他们深邃的思想和有趣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让人投入时间后不会觉得懊悔，不会觉得时间是白白浪费了，不会让我觉得好像不小心看了半小时的马戏团演出一样时候会感到悔恨，而且通常在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内心还会涌起一股愉悦、充实的感觉。但生活中的大部分人不同，他们的话，大多数都空洞无聊，仿佛把同一个故事用一百种方式翻来覆去地演绎，就像我很讨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一样。所以我不喜欢和其他人说话，是的，这是有原因的，那大概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最多可以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消遣，就像有些人闲着没事就要一刻不停地嗑瓜子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只会让门牙上出现一个明显的缺口。

生活是为了更好地思考，还是思考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当然，不能像之前一样走极端，他突然想到，生活和思考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就像生活中很多事都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甚至连选项都不是明确的，不是给你清晰的四个选项，选出其中一个；更像是让你自己通过反复尝试调制出适合自己的一杯饮品。怎么突然想到这儿了？对，生活和思考，它们可以很好的兼容，哲学家并非不会生活的人，每一个市场卖菜的商贩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和思考。脱离生活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僵化的、乏味的，而脱离思考的生活又显得低级和毫无意义。同其他人交谈确实是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把这部分完全摒弃，像扔垃圾那样丢弃，再也不捡回来，生活一定会变得僵硬、枯燥无味，就像是把盘子里炒牛肉全部换成干枯的树皮一样，或者像不再往精密仪器的齿轮间涂抹润滑剂一样，每运转一下都要发出难听的嘎吱响声。而且，试一试也无妨，同其他人说说话又有什么错呢？

即使是在市场卖了一辈子芹菜的老头儿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思考，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哲学，怎么就能断定这些人说的话会是无聊的呢？这不是在和其他人交流前就给所有人定下了一份不可饶恕的罪名了吗？这难道不是许多攻击宗教的人采取的愚蠢行为吗（尽管我不信任何宗教）？但我觉得在攻击一个事物之前，起码要做些准备，至少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事物，也许在了解之后，我们就真的皈依了，甚至比之前并不了解就相信的人更加虔诚。这不就是不同视角的问题吗？是的，是我们所处的视角不同，看到的答案也会不同，而尝试了解就是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得到更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是的，为什么我不尝试一下呢？

最终，他决定和他的新同桌说上几句话，他确实很久没跟其他人说过话了。 24 白桦 “是的，我喜欢看书，相比其他无聊的事而言。但不喜欢看这一类无聊的教科书，怎么可能有人会喜欢看教科书？”他快速翻了几页后把那本生物书合上，瞥了一眼封面，差点儿忍不住有些轻蔑地笑出声，因为他觉得封面上的细胞膜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而且一定很难吃的三明治。

他几乎没有意识到就脱口而出，说完后才发觉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这些话更像是藏在心里的想法，更像是平时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时会说出的话。他突然想到也许同他人交流或谈话也是一种能力，很可能也会随着长久不使用而生疏，而他现在已经生疏了。“你呢？你喜欢干什么？”他觉得把话题抛给对方是最好的选择。

胡俊华有些惊讶，起初她不知道他是在跟她说话还是跟别人说，或者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从她对侯永康问完问题没有得到答复开始已经过去了挺长时间。最开始她只看到这个有些奇怪的同桌一直侧着脸盯着窗户看，她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说话，觉得有些失落，最后转过头开始在崭新的书本封面和侧面写自己的名字，不再期望得到答复。

这会儿侯永康突然开口，确实让她感到有些惊讶。她先是稍微侧过脸悄悄瞥了他一眼，发现侯永康正满怀期待地看着她，仿佛一个年幼的孩子看着商场橱柜里的糖果。她连忙侧过脸，几乎把整个身子都转向右侧，又用那种温柔的目光看向新同桌，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我喜欢，喜欢……”她的声调一下子降了下去，仿佛一个胀满的气球突然泄了气。她突然发觉自己竟没有什么喜欢做的事，之前的所有事都不是自己决定的，要么是按照家人的期望，要么是受环境和周围人的逼迫，而且在这之前也没有人关注过她喜欢什么，更没人当面问过她。

她小时候喜欢做一些小手工，用彩纸和剪刀制作一些漂亮的小拉花，叠一些彩色的小花和小动物，然后就没什么了。

“我喜欢画画，不过画得不好。”她随口说了一个，然后微微一笑，“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然后她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半张着嘴，什么也没说。

“是的，新同桌，”侯永康歪着脑袋微微一笑，随后扭过头，不再朝着胡俊华这边，补充了一句，“还不错。”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又把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胡俊华也莞尔一笑，扭过脑袋和身子，继续拿起黑色中性笔往各科书本封面上写名字。她觉得很高兴，尽管还没有和他成为朋友，但已经难得地跨出了第一步。

不知为何，她总觉得侯永康会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尽管表面看来他似乎对一切都不关心，也许正是他本人刻意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虽然在别人眼中他可能是一个奇怪又孤僻的人，而且大概显得傻里傻气，是那种会被其他人嘲笑的类型，她心想，但那正是他有些可爱的地方，什么！我到底在说什么！可爱？怎么能对一个还完全不了解的人用上可爱这个字眼！但他身上似乎有一种让我放松和熟悉的感觉。

她不禁浑身打了个哆嗦，这种奇怪的感觉让她自己都感到格外诧异。她虽然非常渴望崭新的、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未来和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但真正遇到其他人时，即便对方显得非常热情，她也总会不自觉地戴上一层伪装，尽管她渴望得到他们的友谊，但仍会刻意保持距离，所以对于这个有些奇怪的新同桌产生的特殊的亲切感确实感到不可思议。

“同学们，闭嘴啦！”班主任白桦发出有些沙哑又有些尖利的嗓音，而且其中还掺杂着某种男性特有的浑厚，但这些特点奇怪地组合起来，加上他那总让人想起戏剧的音调，还有总会在一句话中选择一两个字加重音调，仿佛为了避免任何一句话的单调感觉。这时，他便在“嘴”和“啦”上加重语气，而且为了压过同学们喧闹的声音，喊得很大声，几乎快要破了音。

白桦在讲台上站得笔直，两条和上半身不相称的细长的腿紧紧并在一起，穿一双前头擦得反光的黑皮鞋，上身着淡蓝色衬衫，胳膊和腰腹处显得有些臃肿，左手小臂戴着一块黑色皮革表带、表盘刻度非常密集的石英表，肩膀还算宽阔，能把衣服完全撑起来，下身穿黑色西裤，不过也许是为了凸显身材，裤子的小腿部分非常窄，让人不禁疑惑他究竟是怎么把这条裤子穿进去的。他的脸有些又窄又长，五官还算整齐，但长了满脸凹凸不平的粉刺，情绪激动并涨红脸时，脸上的痘痘也全都跟着发红，非常吓人，现在他正是这幅模样，而且把左手举得老高，微微歪着脑袋看了看手表。

大部分同学都转过身不再说话，看着班主任，但最后面仍有两位高个子男生，一个瘦高个，另一个又高又有些胖（实际上，他是班里最高的一个），他们隔着一张桌子张大嘴小声说话，其中那个瘦高个还不停比划着什么。但后来他似乎发现情况不太对，也不再比划，转过头看着班主任。

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后，班主任又把左手举得老高，看了一下表，然后皱了一下眉头，口中喃喃着什么，“你们一共花了54秒才完全安静下来。”把其中的“54”发成重音而且拉得很长，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教室最后一排，轻蔑地一笑。

“好了，让我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尽管你们中大多数已经在军训时知道了我的名字，但是，”他又瞪了一眼最后一排的那个瘦高个男生，“但是，以防有一些脑子不太聪明的人记不住，或者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已经忘记，我还得重新告诉你们一遍，像我一遍遍我那告诉年老爱忘事的姑妈或者我年幼还记不住事的侄子那样。我叫白桦，白桦树的桦，不是中华的华。但我建议你们以后还是礼貌一点，尽量称呼我为‘白老师’，对其他老师也一样，别整那些有的没的，更别给那个老师起外号，就算起了，也别让人家听见。知道为什么吗？”他突然问，然后用询问和审视的目光快速扫了所有学生一眼，拿起讲桌上的黑色保温杯喝了一口水。

“也许你们会说是出于对老师们的尊敬，”他又轻蔑地笑了一声，把保温杯拧紧，放在讲桌上，“也有这个原因，不过现在不比二三十年前，我也不奢求你们的尊敬，更没有什么‘一日如师，终生如父’之类的话可说的了，你们不在背后骂我，我就已经谢天谢地烧高香了。不过我还是劝你们其中有些人，最好仔细想想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我的脾气和你们之后要遇到的老师比起来算不错的了，你们中谁要是惹到了哪位老师，我可不会因为是自己的学生帮他说话，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承担后果，都不是小孩子了，别成天让大人帮着擦屁股！”他说完后又用锐利的目光瞥了最后那排一眼。

“哦，我差点儿忘了，”班主任仿佛突然被人用某种尖利物品刺了一下，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尖利又有些沙哑的嗓音在班级里回荡，随后他撇着嘴微微一笑，“还要选班干部，对，差点儿把这事儿忘了。好了，虽然我觉得选谁其实都差不多，毕竟我还完全不了解你们，而且在我看来，大部分班干部就是替各科老师收个作业而已。不过，班长确实需要好好选一下。你，对，就你，个子最高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刘……刘什么来着？”他举起左手臂，伸得笔直，食指指尖朝着那个个子最高的男生，他认为不太守规矩的其中一个。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过头看去。

“刘兴。”高个子男生回答，嗓音有一些沙哑，语调中透露出一种刻意的沉着，仿佛故意把声音显得低沉。刘兴个子很高，也许有一米九，一张圆脸，脑袋和下巴都有些尖，脸上长了不少粉刺，眉毛很浓很细，眼睛和鼻子有些小而且也很尖，就是两边眼角很尖，显得眼睛很小，鼻子也很尖很窄，也显得有些小，上唇有两撇小胡子没有刮。他起初向后靠在椅背上，但回答时稍微坐直了一些，两手放到桌面上。

“对，刘兴！”班主任白桦大声说，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仿佛是凭借自己的记忆想起来的，“就你当班长了。平时听我指挥，管好其他人就行，这个班里总没有你不敢管的人吧？”他最后笑着问了一句，但并不期待回答，就紧接着说下去，“不想当可以说出来，我从来不强求别人。大家都认识了，也没人有意见吧，好！没意见就下一个了。”但他并没有给任何机会让任何人发表意见。

“你！”他又伸直手臂和食指指着最后一排右边靠窗的那个瘦高个男生，两个不守规矩的另一个，所有人又顺着他的手指着的方向看向那个男生，白桦等大家都看过去后继续说，“我看你挺有活力嘛，以后你就是体育课代表了！你叫什么来着？”

“李尚泽！”瘦高个男生大声说。他也是圆脸尖下巴，但由于太瘦，脸上的骨骼非常明显，而且由于身体细长，整个脑袋显得有些大。他报完名字迅速举起手，紧接着说，“老师，我……”

“白老师！”白桦纠正，刻意加重“白”的发音，放下手臂，双眼紧盯着李尚泽。

李尚泽愣了一下，随后继续高举并随意摆动着右手，“白老师，我有意见……”

“好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就接着选副班长。”白桦完全不理会他，他也识趣地不再做声，缓缓放下手臂，有力靠在椅背上，叹了一口气。白桦继续说，快速撇了一眼李尚泽，“还有，我希望各位都能懂点儿规矩，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好吧！”

白桦停顿了一下，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又喝了一口水，仿佛故意空出时间让所有人仔细想想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拧紧杯子放在讲桌上，扫视了一眼整个班级，又接着说，“为了防止你们说我不公正，还要选一个副班长，当然得是一位女同学。在哪儿呢？个子最高的那位女同学？我记得也姓刘……刘什么来着？”

“刘文静！”不少女生纷纷开口说，笑着转向左侧靠墙倒数第二排一名齐刘海、瘦高个女生，她也不禁笑了笑，她笑起来很好看，让人想到温暖的阳光，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露在外面。

“看来人缘儿不错，就你了，没意见吧！”

“没有。”刘文静笑了笑说，她已经正确地察觉到，就是有意见也不能说出来，而且她本来也有为大家服务的意愿。

“不错。”白桦说着微微一笑，看了看刘文静，“好了，剩下的什么什么委员和什么什么课代表，谁想当可以毛遂自荐，没人当我就随机点到谁算谁。”

侯永康一直保持沉默，在一旁注视着一切，他觉得所有这些——裤子有些奇怪的班主任，稚嫩而且不停期望吵闹的机会并随时准备好放声大笑的同学们——居然显得有些亲切，他藏身于这人中间，觉得有一种让人放松的熟悉和安全感。 25 商量卖水的事 这次送大女儿去广东上学，是侯卫军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有生之年第一次不是以谋生的目的外出，也没有通常被焦虑和压力在身后追逐着的那种紧张疲惫感觉，至少有一段时间没有。他陪女儿去海边转了一圈。他第一次见到大海，像所有之前从没见过大海的人一样，一时间难以找到任何合适的词来形容眼前的广阔的大海，他觉得之前知道的一切形容词都难以描述他心中涌起的那种奇妙感觉。

在走近大海，站在映照着整个天空颜色的大海面前，第一次微微扬起下巴极目远望时，他体会到一种难得的、仿佛在这一刻之前和之后的生命都不会属于自己的轻松感觉，所有的事物或任何琐事在这片海洋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胸中充溢着一种仿佛幼时第一次跟随大哥跳进村边冰凉的小水湖，学着大哥在水里摆动双臂、扑腾两条细瘦的双腿时的欣快感，似乎身上注定要背负着的所有几乎要将他压垮的沉重包袱在那一刻缓缓化为微风中几乎无法察觉到的尘土。他看到女儿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又突然觉得所有这一切，他体会到的所有轻快的感觉，完全抵不上女儿的这微微一笑，它们仿佛只是为了让女儿露出笑容所做的宏伟铺垫，而她的微笑却将所有这一切——岸边轻轻摇曳枝条的柳树，耳边不时响起的鸟儿的轻快啼鸣，那蔚蓝的、看不到尽头的天空，还有天空之下，仿佛比天空还要广阔、一面映照整个天空的镜子般的大海——用一种不同于所有这些不管是微小还是宏大物质的、仿佛精神之中迸发出的力量，如同将精心打造的场景融进一个水晶球一般融进了她那比天空和海洋更广阔深邃的微笑中。“还有什么是不值得的呢？”他心中想。

侯卫军中午到家，回到家就一头倒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五点多。醒来后同早已在家坐不住的妻子商量以后干活的问题，在谈到范秀玲应该跟侯卫军一起上工地还是留在家里时出现了分歧，范秀玲几乎要喊叫起来，事实上，她确实激动地喊了起来。

“今年的学费是交上了，现在家里头一分钱都没了，”范秀玲直盯着侯卫军略显疲惫的双眼说，“你还让我待在家里，不上工地，咱们以后吃啥？明年的学费咋办？总不能交一年的学费，第二年交不上退学吧！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上来得痛快。”她还想说些什么，可是突然想不起来，只是半张着嘴，没发出声音。

“你听我说，秀珍，”侯卫军拿起一把低矮的木凳坐在妻子身旁，用粗糙的右手按住她的膝头，说，“当然得上，方方这大学以后肯定得上，但是也不能把永康一个人搁家里头，他咋吃饭，咋洗衣服，生病了咋办？”

“让他住校！”范秀玲几乎喊了起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暴躁。她的心中一直有一个难以察觉的、模糊的、但又早已将她掌控的思想，同侯永康之前理解到的“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的”那句话类似，她在内心最深处形成了一个思想——一个人必须为他的家庭做出牺牲。她一直在这么做，一直为她的家庭做出她认为必不可少的牺牲，不管是二十年前，这艰苦的二十年，还是之后直到生命尽头的多少个二十年。所以，当她的女儿或儿子不能在这个家庭迫切需要的时候做出属于自己的牺牲时，她总会感到一股难以忍受的心痛和愤怒。

“去年也是住校……”侯卫军说完后还想再说什么，但却不自觉地闭上了嘴，把头扭向另一侧不再注视妻子，长叹了一口气。

“他要是还辍学，就让他辍学一辈子，一辈子在社会上混，一辈子别踏进这个家门，死到外面我也不会去看他一眼！”她完全失去控制，扯着嗓子喊起来，满脸涨得通红，脸上的肌肉不住颤抖。

当然，她知道自己说的全是气话，她怎么能舍得自己的孩子——曾在自己身体内一起呼吸、一起散步、一起睡觉十个月的孩子——离开自己，甚至独自在一个无人的角落死去呢！她当即由于说了这些仿佛诅咒的话感到羞愧和心痛，甚至有些痛恨自己，顿时眼眶中涌满了泪水。

“你舍得吗？”侯卫军看着妻子，说，“就是我能干出这事儿，所有人都能干出这事儿，你也不会不认你的儿子，就是他犯罪，干了世上最坏的事儿，你也会站在他旁边。我知道，这三个孩子就是你的命，你舍不得其中任何一个。”

“那你说咋办？让我在家里照顾永康，不能出门干活，你一个人就算累死，也挣不上十万呐！”

“秀珍，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得熬过永康开学一个月还有第一个学期。”侯卫军看着妻子，用粗糙的双手握住她的左手，“只要这段时间过去，他还没出啥情况，那以后就不用管了。所以现在，至少到十月，你得在家陪着他。”

“还有，”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挣钱不是非得上工地才行。我能给人砌砖、抹灰、刮腻子，能干个大工，从早干到晚，一天也就二百来块钱，碰着工资高的老板能给三百。你过去只能干个小工，小工可比大工累多了，你又不是没干过，年轻小伙子干着都累。那工头从来不让人闲着，尤其是小工，成天累死累活最多拿个一百五，有时候一百二三，还容易把身子累坏，落下病根以后难受一辈子。你不如在家做点儿小生意，还能一边照顾永康，也能轻松点儿，至少累不坏身子。我想着一个活，应该能挣点儿钱，而且说不定都能比我在工地挣得多嘞！”

范秀玲突然微微皱起眉头，严肃地看着丈夫，露出疑惑的神情，“哪能有这好事儿？要有这事儿别人能不先干，这村儿里哪个不比咱们精，还能故意给咱留着？”

“别人还真干不了。”侯卫军笑了笑，故意停顿一下。

“你快说吧！是啥活儿？”范秀玲仍用疑惑的神情盯着丈夫，“别是啥违法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那事儿！”

“那不是，”侯卫军说，“不是违法的事儿，而且别人真干不了。咱爸妈不是搬上去到德发那房子住了吗？给他看房子。那旁边就是个加气站，加气时候有不少人在外边儿等着，你想想，这一直有人的地方，现在虽然不是最热的时候，但中午也得二三十度，这大热天，他们站外边儿能不想喝点儿啥？”

“你意思是让我去摆摊儿卖点儿水和饮料？”

“对，而且这活别人真干不了，他们没电，卖不了冰镇饮料，但是咱们直接能从咱爸那拉一条线过去。”

“这能行吗？那旁边儿不是最近才开了个大超市吗？就三十步路。”范秀玲说，她在做一件事之前总是充满疑惑，而且不像侯卫军对未知的事常会抱持着乐观态度，并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她可以说对未知的事物总会抱持着一种悲观的怀疑态度，不敢尝试最终停步不前。

“咋不行？”侯卫军突然提高音量，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皱起眉头，仿佛他接下来将要说的话不容置疑，“你没试咋知道不行？那些人就等个车，有几个人愿意跑三十米进超市买水。好，就算他们都愿意去，那要是有人在边儿上摆个摊儿，不用走一步路就能买上水，价钱还一样，谁愿意再非得多跑几十步买？你放心吧，肯定能行！”

范秀玲仿佛也被丈夫的乐观态度感染，而且经过他这么一说，确实觉得挺有希望，最后她看向侯卫军说，“那试试也行。” 26 生活 和其他所有事一样，总是开头显得格外困难。范秀玲说要摆摊卖水，但最开始什么都没有，没有冰柜，没有批发商的电话，也不知道从哪里买冰柜、批发饮料，而且没有零钱，上哪儿找那么多零钱也没人告诉她。一开始她觉得很苦恼，知识的匮乏和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的感觉让她好几次想要放弃，但想到她的孩子们后，她一次次克服涌上来的消极情绪，开始对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进行分析。而且她不久便发现，当所有线头都缠在一起时，确实很难把它们分开，只有愿意耐心地一根一根解开时，才能真正解决看似复杂的问题，而做到这一点之后，几乎所有事可能都不会再向之前看起来那样复杂了。

“首先是冰柜，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她喃喃自语，因为侯卫军第二天就上劳务市场找活去了，没有一个能和她一起商量的人，她便时常跟自己说话，而且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对，冰柜，总不能在地上摆一堆饮料，让他们蹲下来捡一瓶吧！而且这么热的天，大多数人都想喝凉一点儿的水。买冰柜，对，得先干这件事。”

之后，她就去西站大市场仅有的几个卖家电的店铺和好幸福超市里的店铺看了看情况，但他们卖的大多数都是品牌家电，美的、海尔什么的，最少都得八百起步。她又去找熟人问，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最后又去村子里的各个商店打听，首先便来到了街里头的第一家商店，之前去友家妈家时，路上经过还在那儿帮侯德发买了两箱牛奶的老徐商店。

店门口左右两边依旧摆放着各种精装礼盒，跟之前来到这儿的时候一样，仿佛这些东西从来没卖出去过。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而且不知为什么总带着点儿心虚，在距离店门口二十步远的地方来回踱步了一阵，随后深呼吸了两下，快步走过去，径直进入显得有些昏暗的商店内部。她刚才在想该怎么把谈话引到她想说的话题上，再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问一下哪儿有卖二手冰柜的地方。也许可以说帮朋友问一下或者想买个冰柜放肉和菜，毕竟现在天这么热，确实合情合理，她心想。

不过她确实又不擅长撒谎，而且和她的大女儿侯晓方一样，最厌恶甚至憎恨撒谎的人。但她又觉得直接问一个商店老板去哪儿买冰柜这种可能会让对方起芥蒂之心的话——不管怎么说，她都觉得自己好像抢了所有商店的生意——并不很合适，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撒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她安慰自己，想。

商店内部的商品虽称不上琳琅满目，因为这里的商品并不珍贵，也不美好，但当范秀玲仔细打量后（她上次和之前几次来这里时并没有仔细观察），觉得能把这么多称得上五花八门的东西摆放得虽说不上井井有条，但至少能做到不让人觉得杂乱确实已经足以让人称赞了。

进门左侧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剃须刀、耳机、充电器之类的小型电子用品，最边上还放了一排看上去就很耐用的南孚电池。柜台上左边放着几个小盒子，里面放着小孩子经常买的棒棒糖和一毛钱一个的包装很小的话梅糖，还有两毛钱一个、粉色包装、看上去整齐的让人觉得舒心的比巴布泡泡糖；右边放着一盒整齐插在塑料插盘上的各色打火机。

后面靠墙的立柜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香烟，柜台左边靠门侧放着一台透明滑动窗冰柜，就是常见的那种上面有两个能左右推动的窗户、一般放雪糕的冰柜，柜台右侧空着，方便柜台后的人进出。

进门右侧是两个还算整齐的货架，货架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和日用百货：薯片、饮料、辣条（辣条放在最下面一层，方便小孩子挑选），后面还有米、面、油，总之东西很多，显得很拥挤但并不凌乱。范秀玲不禁感叹，能将这并不大的空间利用到这种程度确实也是一种能力。但她随即想到，最开始，这里应该也不是现在这番景象，应该是要么显得凌乱，要么空间运用不全，也许二者都有，直到今天这个程度，商店主人一定也花费了不少时间，他也一定是一根一根理清线团的吧。

皮肤黝黑、瘸着一条腿的老板坐在一把能旋转的金属圆凳上，见客人进来径直走向柜台，立刻起身问，“要点儿什么？”他略一停顿，看向门外，又补充了一句，“今天天儿可不错哟。”

仔细看的话，能注意到商店老板脸颊两侧的鬓角已经有些发灰，眼角的皱纹也如一道道深沟般非常明显，只是由于皮肤黝黑很难注意到。他快五十岁了，是那种可以称得上已经上了年纪的人。范秀玲之前也有几次在这儿买过东西，但都没有关注过这个商店的任何陈设或它的主人，她知道别人都叫他老徐，知道他腿脚不灵便，再没别的了。

“我不买啥东西，呃，其实，我是来帮朋友问一下……不是，也可能买点儿东西，家里确实缺点儿东西……”范秀玲支支吾吾难以开口，她实在不会撒谎，话说到一半又没完全说出口，尽管她知道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谎，但在开口时仍觉得心脏一直怦怦跳动，响声几乎震颤她的全部骨骼，头皮和手指尖都能感受到血液的涌动。

“行，没事儿，”老板说，伸出右手朝着对面的货架晃动了两下，意思是让她随便看，“你慢慢看，虽然这儿地方不大，但东西可不少哩！”他不无自满地说。

范秀玲转过身，走了两步后又觉得这么做似乎也不太合适，她身上哪还有什么钱够买东西的，就是一根牙膏她现在也买不起。实际上她口袋里有三百二十块钱，但那是丈夫离开前留下的所有钱，她不知道要靠这些钱过活多长时间，她不打算花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上。她突然想到，“为什么不直说呢？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犯什么不可原谅的大错。是的，还是实话实说吧，试试也行。”

她突然窘迫地停在原地，又缓慢转过身，回到柜台前，抿了抿嘴唇，深呼吸了一下，终于开口说，“老徐，”她从没叫过这个商店老板老徐，甚至几乎没说过多余的话，连老徐也显得有些惊讶，突然抬起黝黑的脸严肃地看着她，她继续说，“老徐，你知道我是谁不？或者说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不？”

“侯卫军家呗，这谁能不知道？”老徐说，随后笨拙地坐上凳子，“这个村儿就这么大，有点儿啥事儿，经几个爱说闲话的娘……人一传，多少都能知道点儿。”他原来想说“经几个爱说闲话的娘儿们一传”，但觉得似乎有些不太礼貌，没有说出口。

“那你应该知道我们家啥情况吧。”

“知道点儿，两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侯卫军到处借钱又借不到呗！常有的事儿。”老徐皱起眉头，搞不懂她究竟想说什么，“现在咋样了？孩子们上上学了吗？”他补充说。

“现在好了，俩孩子都上上大学了。”

“那挺好呀！现在虽然跟十几二十年前不一样，大学好考了不少，可咱们这种偏僻的村子里，一家能出两个大学生确实不得了。挺好，现在供两个大学生，苦肯定是会苦点儿，但你将来可是有福气了。”老徐笑了笑，随后又严肃起来，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儿子，叹了口气继续说，“唉，这村子里的年轻小伙子不是找个地方修车就是找个地儿当保安啥的，哪有一个干正事儿的？没一个愿意好好学习的。我那儿子就是，从小就不听话，上学时候就跟着他那几个朋友到处混，高中都没念，现在倒好，给人家当保安去了。保安谁干不了呀，六十岁都能干，一个年轻小伙子去干保安，真是浪费时间呐！可他倒有理了，跑到什么杭州去当保安，说那儿工资高、发展也有前景，我说什么也不听。我是真搞不懂，一个破保安有啥发展前景？工资是能高点儿，那不也得交到房租和下馆子吃饭上？唉，那不争气的孩子……还好有个……”

老徐正说着，进来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婆，她进来后，瞅了瞅站在柜台两侧的老徐和范秀玲，他们立刻停止谈话。最后她盯着老徐说，“小徐，发孝粉儿在哪儿呢？我又不记得了。”像很多村里的人一样，她把“发酵粉”读成“发孝粉”。

“右边直走最里面下边儿，”老徐回答，嗓门提得很高，几乎是喊出来，因为上了年纪的老人耳朵都多少有些问题，“婶儿，又自己蒸馍呢？”

“可不是吗！现在这馍儿涨到两块钱一包了，就四个，个个小得吓人，这不是骗人钱吗！”老太太摆了摆手，继续说，“现在这年轻人，抠抠搜搜的。真是啥事儿都不如当年了！”她最后感叹了一句，又摆了摆手去右边找她的“发孝粉”。

她拿了两小包发酵粉走回柜台，又瞥了范秀玲一眼，没说话。

“一块六，婶儿，你给一块就行。”老徐照样提高嗓门说。

“哎哟，孩子，你这每次给我整得心里都怪难受的，”老太太佝偻着背，站在柜台前说，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摸出几张揉得皱皱巴巴的钱，拿出一块钱放在柜台上，“但是我每次又只能上你这儿买，你也知道，我确实没啥钱。这是？”她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好奇，歪着脑袋，睁大布满皱纹的小眼睛看着范秀玲。

“侯卫军媳妇儿，今年家里出了俩大学生呢！”老徐赶忙说。

“哟！了不得啦！俩大学生，”老太太看向范秀玲，抓住她的胳膊，轻轻拍了两下，“好，好呀！可得让孩子们把大学上完，以后你可等着享清福咯！”

“谢谢婶儿，谢谢。”范秀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总觉得美滋滋的，可看到面前佝偻着背，头发凌乱花白的老太太，又总觉得心里莫名地有些不是滋味。

老太太佝偻着背，迈着使整个瘦小的身体一摇一摆的步子缓缓离开后，老徐再次开口，“唉，这婶儿也是个可怜人呐！今年八十多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她前面走了，老伴儿前几年也走了，还有个小女儿，去年也走了，就剩她一个人。唉，听她说，儿子在口里走了，最后一面都没让她见上，唉。”他最后又叹息了一声。

“对，之前说到哪儿了来着？”他仿佛为了转移话题，紧接着说，“对，我还有个女儿上着学呢，将来就指望她能不走她哥的老路，真要能考个大学，那我可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说实话，我可真是羡慕你呀！俩孩子一块考上大学，真是了不起！”

“是，我也挺高兴。不过你女儿只要好好学，肯定能考上大学，说不定能考到BJ呢！还有你那大儿子，出去闯闯也好，年轻人就该出去闯荡闯荡，以后他要真成大老板回来，看你还说他不？”范秀玲说，她听老徐说完话，确实觉得心里舒坦了很多，也说了几句恭维话。最后突然想到那个老太太和她死在外边没见上最后一面的儿子，又想起自己昨天跟丈夫说过的气话，说什么让儿子死在外面也不会去看他一眼之类的话，顿时觉得仿佛犯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心中充满悔恨和自责，生怕那句话最后真会得到应验。

后来她想着自己的儿子，觉得似乎没什么是不能直说的，还有什么比孩子们更重要的呢？于是停顿了一下后接着说，“老徐，其实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她停顿了一下，看着左手边的冰柜，继续说，“问问这冰柜是哪儿买的，还有你知道哪儿有卖二手冰柜的地方不？我想在加气站那儿摆个摊儿卖水试试。”

“加气站？嗯，挺好。”老徐眯缝着眼睛，歪着脑袋看着天花板，其实说不上是天花板，因为只有水泥，没有任何装修。他似乎在想加气站到底在哪儿，“你们能整过去电吗？没电可卖不了呀！”

“有，卫军他爸妈在加气站旁边住着呢，家里还有地拖线拿过去就能接上电。“

“那可以，是上面沿着公路那个加气站不？”

“对，这地方就那一个加气站。”

“嗯，挺好，”他又说了一遍，扭过头看了眼右手边的冰柜，又看着范秀玲说，“你要是只卖水，我看买个二手的能用就行，这一个新的冰柜可不便宜，现在手头有多少钱准备买冰柜，方便说不？”

“三百多点儿，”范秀玲有些窘迫，低声说，随后又补充说，“其实现在家里交完学费就剩这三百块钱了，就算我买上冰柜，水都进不来，还得等卫军干完活给打点儿钱才行。”

“是吗，唉。”老徐叹了口气，低下头盯着玻璃柜里的剃须刀或耳机看着，“唉，家家都不容易呐！这样吧，我看你就买个二手的先试试那加气站生意咋样，能卖出去再说是吧？卖不出去也不会亏多少。你去北站那个二手家电市场，名字叫啥我忘了，坐18路或者202都行，往市里头走三站还是四站来着，记不清了，反正就在北站那一站下车，下了车往西走两百米就到了。但是三百块钱加上进水，冰柜只能买个二百块钱的，还真不好说，你去那边儿看看吧。”

“行，谢谢，谢谢……我现在就过去看看。”范秀玲感激地说，连道了好几声谢。

“说啥谢嘛！一个村里头住，都是乡亲，帮这点儿忙还不应该？而且这也没帮到啥不是？我也就知道这些，其他忙还真帮不上了。对了，还有，我平常都是去‘恒源’进的水，饮料啥的都挺便宜。你从加油站沿着那条公路往西走，过了清真寺第一个路口，下去走五十米，右手边儿就是，外面有‘恒源商行’四个大字的牌子。”

“这可是帮了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你了。”范秀玲提高嗓门，用响亮清脆的嗓音说，语气中透露出轻快愉悦的情绪，“那我就不多待了，这就过去看看。”

“行，行，去吧。”他看着范秀玲大步离开后，扭动脸上黝黑的皮肤憨厚地笑了笑，点了点头，说，“生活呀，哪能不辛苦呐！不苦那还叫生活吗！” 27 窘迫 范秀玲出门后，走在街里，并不宽敞的街道两侧种着不少榆树，现在墨绿色的叶片上总显得非常黏腻，还沾着不少黄色的灰尘。她边走边回想在商店里碰到的那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一股自责和愧疚又涌上心头，让她几乎开始痛恨起自己来了。“怎么能说出那种恶毒的话来！”她不停问自己。

“多么可怜呀！”她想着那个老太太，“没一个亲人在世上，那还能活得下去吗？”她仅仅是想象了一下自己处在那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的处境，就觉得浑身止不住发颤、几乎可以说是毛骨悚然。她不信佛、不信教，但现在却开始祈祷起来，向一个伟大的、神秘的神明祷告：不要让她曾说过的话得到应验，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她之前离开这个虽说并不美好的人世，不要让他们生病，免除他们的痛苦，免除她曾犯下的罪过；让她的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完大学，找到一个稳定、不像她一样需要出卖苦力的工作，和一个他们深爱着的人结婚并生下自己的孩子，最后，在她离世之后，她仍要让他们在他们的孩子身边安详地离开，而不是孤独的死去。那是多么痛苦、凄凉啊！

她按照老徐的话，在头区交警队坐18路，四站后在北站下车，下车后往西走，找到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旧货市场，叫“双兴旧货市场”。只是并不像老徐描述的那样，走二百米就到了，实际上，范秀玲走了接近四百米才到，后来她发现应该在前一站下车，再往东走上二百米才对，不过至少找到地方就好。

市场没有大牌子，而是直接把六个用金色金属壳做的大字挂在外侧院墙上的铁栅栏上，颜色由于常年经风吹日晒变得暗沉，侧面布满可能是汽车尾气常年积累而成的黑色污垢，“双兴”的“兴”上半部分少了最右边的一个点。

范秀玲从正门走进去。里面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完全不像一个市场应有的样子，有不少店铺甚至没有开门，开着门的店铺门口摆放着各种看起来就不崭新的杂物。有卖手机、照相机和收音机之类小电器的，有卖衣柜、旧桌子和凳子、电风扇的，还有卖二手摩托车、自行车和电瓶的，当然也有几家卖家电的店铺，不过这时候只有一家开着门。

范秀玲来到那家开着门而且看起来货挺多的店铺前。店铺的招牌上没有店铺名，只是在红色的招牌底部挂着“二手家电”四个涂黄漆的不锈钢大字，底下居中对齐粘着“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电脑、电饭锅”这么些字，最后居然还有“摩托车”，当然招牌上并没有中间的顿号，只是空了一两格，同样也是显眼的黄字。

店铺门口左侧白色和灰色的冰箱和洗衣机混乱地摆在一起，仿佛冰箱和洗衣机原本就是同一种家电。旁边一排放着几台方盒子一样的老式电视，最前面一个屏幕很大，看上去至少有二十五寸；右侧停着四辆摩托车，轮胎很小，体积也很小的那种，其中三辆深色，一辆白色。电动车停放时，倾斜的角度很大，让人时刻担心它们随时会倒在地上，而且其中一辆倒下，大概会把旁边的也碰倒。

“来看看，”店门里面响起尖利的嗓音，声音有点儿含混不清，仿佛嘴里含着一块儿石头。老板娘脸色枯黄、身上穿一条颜色发灰的黄色连衫裙，腰间挎着一个灰色的钱包，钱包开着口。她正在吃饭，这时放下手里的碗筷，嚼了几口饭，用裙子下端擦擦手，走了出来，“妹子，来，看看，店里头啥都有，冰箱、空调、电脑、洗衣机、电视，还有电动车、摩托车，各种小家电，样样齐全，我敢说我这儿是这市场里家电最全，价格还最便宜的了。你要点儿啥呢？电视？洗衣机？”

她说话语速极快，而且嗓音尖利，听上去像有什么非常紧迫的事要做一样，让人不自觉地想给她让路，生怕在她忍不住飞奔出去时不长眼色地挡到她。

“冰柜，我看看冰柜，”范秀玲说，摸了摸裤子右边的口袋，她已经提前拿出一百块钱放在左边。她看了看老板娘，随后补充道，“二手的。”

“好嘞！来，跟我来。”老板娘快步走到左侧摆放着的两台立式冰箱，一台白色，还有一台灰色色，比白色的高一点儿，完全没有理会范秀玲说的是冰柜，“您看看，这冰箱可是九成新，原来一千五的，现在我这只要七百，你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个价了！”她拍了拍灰色的冰箱侧面。

“不是，我想看看冰柜，卖点儿水，冰箱用不上。”范秀玲跟着她走过去，说。

“哦，卖水，冰柜呀。”她点了点头，仿佛终于明白了顾客的意思，“真不买个冰箱，我这儿还有那种透明玻璃的，有不少店也用那种，在我这比专卖店便宜多了，我做的可是‘良心买卖’！你放心好了，咋样都不能让你吃亏的。”

“真不用，看看冰柜吧，最便宜的，能用就行。”范秀玲说，又摸了摸裤子右边口袋里的两百来块钱，没看老板娘。

“行，行，最便宜的。”老板娘重复了一遍，她听到“最便宜的”之后仿佛顿时失去了之前的兴趣和热情，枯黄的脸显现出有些不悦的神情，随后用几乎是命令的祈使句说，“跟我来，进屋。”

屋里空间不算很小，但每件东西仿佛都刻意摆在不合适的位置，让人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烦躁和不满情绪。餐桌上可能是昨天或前天，或者更早之前滴在上面的菜汤已经完全变干，还粘上了不少灰尘，已经发黑；低矮的餐桌下的水泥地面上掉落着看不出是几天前的面条和菜叶。各种家电堆放在一起，很难想象老板娘在想找出其中一个时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实际上，她确实经常抱怨店铺不够大，东西又太多，总是放不下，找起东西来也总是嘴里带着脏话。

但是，在顾客面前，老板娘仍不至于说些难以入耳的脏话，她知道那确实会影响生意。她们走到左边里侧的角落，那里并排摆着两台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冰柜，本来是白色的部分已经泛黄，之前侧面的贴纸或油漆图案已经模糊不清。上面放着三个扇叶沾满灰尘的电风扇和两台很小的老式电视机。

“这个，虽然用了三年了，但一点儿毛病没有，”老板娘拍了拍外侧的一台冰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她的顾客，“卖给你三百五，别人我都卖四百的，但看着你面熟，给你便宜些。”

范秀玲根据多年来在市场买东西的经验，知道所有这种没有明码标价、尤其是二手商品，价格都是卖家自己定的，而且针对不同的人很可能有不同的价格，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价格会高出原定价格不少。所以，几乎所有的摊贩都不会拒绝讨价还价，在她的印象中是这样的。

“便宜点儿呗，我看这俩冰柜在这也放了不少时间了，我还可能算是第一个买家呢，你多少给便宜点儿嘛。”她尝试着说。

“哎哟！我这个价已经是不挣钱的啦！”老板娘用尖利的嗓音说，“你要是真不信，可以去这附近几家都问问，我这是不是最便宜的，要不是，我立马白送给你咋样？”她的话总让人感到一种空洞的不容置疑。最后她又补充说，“不过这市场卖家电的差不多就剩我一家了，别的家啥时候开门都不清楚，有时候可能一星期开个一两天，你很难遇到的，知道为啥吗？”

“为啥？”

“还能为啥？”老板娘的语气有些轻蔑，不仅是对范秀玲，还对其他同行，而且有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开不下去呗！就是因为我这儿东西便宜，他们不好卖，这不都去找别的活干了，要么上工地、要么做点儿其他买卖。”

“是吗？”范秀玲不清楚她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只说了这么一句。她突然想到，冰柜确实不必像买房子一样（虽然她还没买过）花费更多时间了，只要买得起就应该立刻买。原因很简单，若是卖水能挣上钱，晚一天就是少挣一天的钱，毕竟已经9月份，再过些日子天气就该完全凉下来了。

“那还有假？”老板娘用右手抓住挎在腰间的钱包，把它朝中间挪了挪，又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是没见他们是咋做生意的，也不把要卖的东西好好擦干净了再卖，瞅着都不值几个钱，还敢定高价钱，再加点儿都能买个新的了。我要是买家，除非是脑袋被门给连续狠狠夹了两下，是不可能去他们那儿买东西的。最让我觉得可笑又有些无聊的是，打败他们居然那么容易，简直有些让人提不起兴致。你要真不信，就出去瞅瞅，除了我还有几个卖家电的能开着门儿？没啦！”她说完后用力摆了摆右手。

“是，是，那确实，只是，”范秀玲说，看向墙边的老冰柜，“只是，还真能再便宜点儿不？我手头真没那么多钱了。”

“那你有多少？”老板娘突然用锐利的目光，仿佛老鹰紧盯猎物一般打量着范秀玲，本来她想说：没钱就哪凉快儿，哪待着去！甚至几乎要脱口而出了，她最讨厌这种没钱要硬来买东西的顾客，让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捞不到多少好处。但一想到既然来了，只要做成生意多少就能赚点儿，就耐着性子但没好气地问，“你想要多少钱的，跟我说说行吧。”

“还有更便宜的吗？”范秀玲知道一旦自己定了价格，就很难把价格往下压了。

“没了，”老板娘简单地回答，甚至显得有些气愤，仿佛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羞辱，“你要是还想找更便宜的，我这儿是卖不了，到哪儿都没我这个价儿！”

“里面那个呢，瞅着比外面这个旧点儿，总得便宜些吧。”范秀玲指着里面的那台下面没有轮子的冰柜说。

“是便宜点儿，两百五就卖，可是……”老板娘停顿了一下，显然在编造一个她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谎言，“可是，你已经来晚了，那个已经卖给我一个亲戚了，对，亲戚，只是现在放在这儿，过两天就该运走了。”

“再便宜点儿呗，两百咋样，我现在就买，我身上就这么些钱了。”范秀玲仿佛没有听到老板娘说的话，立刻掏出右边口袋里的两百块钱，几乎要递给老板娘了。她也不愿再继续纠缠，只要能按计划买到冰柜，越早越好。

“不是，你是没听清我说的话还是咋的？”老板娘后退了一步，显得有些不悦，仿佛谎言被人识破后有些愤怒，“跟你说了，那个已经卖出去了，你是耳朵……不是，现在就这个，三百五最多再给你便宜五十，三百不买就拉倒。”她又把话题转移到旁边的那台冰柜上。

“可我真没那么多钱了。”范秀玲收回右手，把钱放进口袋，低声说，她确实没法用三百块钱买冰柜。有一瞬间她想过大不了再朝别人借点儿钱进水，但她确实不想再朝任何人借钱了，就是别人肯借，她也不肯收。她转过身，随后又觉得忘了点儿什么，又转回来，“谢谢啊，不过我是真买不起。”她说的是实话，声音有些沙哑，说完后便转身离开。老板娘没有说话。

范秀玲确实感到有些失落，毕竟这样一来只能靠丈夫在外边儿干活结完工钱后，打过来些钱才行。但在外面干活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劳务市场上，每个老板开车来招人的时候，工人都着急得直接不顾路上的来往车辆穿过马路，恨不得把老板的车窗给挤破，侯卫军又不是擅长说漂亮话的人，找个活干确实并不容易。她想，这要是耽搁个十天半个月，天凉下来，可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下个月生活费都不一定能凑齐……

她低着头想着更多让她焦虑的事，凭着直觉迈动步子，并没有发现自己走了相反的方向，当她几乎要撞到市场北边的院墙时，才猛然抬起头，发现自己走反了。她举起右手用力拍了拍脑袋，“我这是干什么呢？想这么多有什么用？一点儿用也没有。”她喃喃自语。随后转过身，朝南往院子大门走。 28 蝴蝶 尽管范秀玲觉得在某件注定让人失望的事发生前和发生后反复陷入哪怕轻微的焦虑状态都是不合理的、而且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她仍控制不住自己，她没法不陷入这种状态，像其他大多数人，可以说几乎所有人总会为了已经发生的和还未发生的事感到懊悔和忧愁那样。

而且眼前的事对于她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生命根源的、根本的失败。没有处在她所在境地的人是不会理解的：这种毫无选择权利的状况即使对她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毕竟她和她的家庭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这并非她和她的家庭的主动追求，而是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她想要做出改变，可她深知自己既没有足以改变现状的知识，又没有走出泥潭的力量。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总会唤起她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绝望的无力感，她总是不自觉而且并没有察觉到便已经将这种无力感同更严肃的生命和死亡微妙地联系起来。而且她有时会陷入消极的抱怨甚至憎恨中，虽然更多的部分是对她自己的，但仍会有一部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世界堂而皇之、招摇过市的不公正的憎恨。

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甚至可以说合情合理、理应如此的，甚至如果她不产生那些糅杂着些微嫉妒和憎恨的消极情绪倒会显得奇怪。她想到世界对待每个人都是如此不公正，就像有的蝴蝶一出生就能看到美丽得几乎有些动人的花园，呼吸着掺杂着多彩的花朵和嫩绿的青草芳香的空气，而且之后即便短暂的生命中，每一次振翅都将沐浴着在和煦的阳光和如丝般柔软的微风；而有的蝴蝶只能出生在深井泥潭中的石缝，之后的生命可能都将在令人恐惧的黑暗、阴冷的寒风、潮湿的泥土中度过，它们穷尽短暂的一生找寻那座温暖动人的花园，但最终大多数只是倒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就像有的人可以一辈子不为钱和生活考虑哪怕一秒钟，他们需要考虑的更多的是该如何消遣，更直白地说，该怎么打发时间：和什么人到哪个新开的、装修奢华优雅、甚至是外国人提供服务的高端西餐厅吃一顿内容并不充实，但摆盘和气氛足够到位的晚餐；而有的人却……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把其他人可能辛苦挥洒一个月也挣不来的钱用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上呢？范秀玲觉得难以理解，她确实怎么也想不通，就像那些生来就不必为任何关于钱的事发愁的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为了几十块钱不断讨价还价并陷入焦虑和忧愁一样。她并非一个不愿意思考或者接受新事物的人，只是她从来没有空闲的时间停下来。太多的琐事占用了她的时间，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似乎约定好了似的接踵而至，不给她任何喘息的时间，想要将她彻底打垮。但事后，她总是隐约又有些悲哀地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只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钱。她觉得不公平，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曾公平过。但她赶紧压抑住自己的这些只会让她陷入消极和悲观的想法，这么下去，她又会想起之前自己曾经受过的委屈、那些过去的但对她而言却真的无法过去的事，受过的欺辱又会像一张巨大的蛛网一般将她覆住。她知道自己一定又会忍不住放声啜泣，但对于现在的情况而言毫无意义。

范秀玲用右手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又用力摇了摇头，好让自己从那将要将她淹没的、消极的想法中清醒过来。她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仍站在原地，身后是旧货市场北侧的院墙。

太阳被灰色的云雾遮挡，整个世界仿佛都失去了之前那种充满活力的色彩，成为一部早期无声电影中的一幕昏暗模糊的背景。她听见柏油公路上来回穿梭的车辆发出的鸣笛和车轮滚过路面发出的沙沙响声，声音很大，但传到她耳中和脑中却显得格外模糊而且断断续续，仿佛被一层巨大的滤纸过滤了一遍，又如同从一口深不见底的井底或地球另一半球传来一般，显得奇怪而不真实。

为什么呢？她想，为什么要嫉妒和憎恨？我有自己的亲人，有三个可爱、健康的孩子，这不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吗？如果我生命的终点注定是那无人知晓的阴暗角落，那至少让那个角落能朝着花园更进一步，让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更接近光明和温暖，这不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了吗？是的，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生命。

她又晃了晃脑袋，把脑中那种金属碰撞的耳鸣声彻底消除，继续在原地站着。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想起自己来到这里是要做什么的，又做了什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当她终于回到显得并不真实的现实世界后，有些茫然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后轻轻叹息一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朝着前方迈动步子。“我得回去，是的，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买到那个冰柜。”她想。这正是她现在唯一需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成的事。

像所有之前从来无法察觉，在发生时会产生一种不真切的感觉的转机那样，当这件令范秀玲苦恼的事出现转机时，她几乎是抱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怀疑态度，像审视一个背后一定掩盖着泥沼或陷阱的浓密灌木那样审视着所有发生的一切。

当她朝旧货市场的南侧大门走去，再次经过之前那家二手家电店铺时，她停了下来，随后径直左拐朝店内走去。

穿着那条颜色已经发灰的连衫裙的老板娘突然用尖利的嗓音呼唤范秀玲，语气好像她们已经是做过多次生意的老朋友。

“妹子！”老板娘在热情的口吻中夹杂了一丝不大情愿，冲着正走进门的范秀玲说，“妹子！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她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得意。

范秀玲有些疑惑地朝她望了望，仿佛之前从未见过她。但她随后又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无论如何她都要把那台老旧的冰柜带回家，如今她心里只想着这一件事，她正要开口，但被老板娘的话打断了。

“我卖了！”老板娘瞅着她，说这话时脑袋朝下晃动了不小的幅度，随后叹了一口气，走近两步，站在范秀玲身旁，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不抓起这位顾客的手，继续说，“那个冰柜，我卖给你了！这种情况（顾客主动回来的情况）我们多数都是要吊着顾客的，多少总会让你们加点儿钱，但这次算了，就当交个朋友，亏点儿就亏点儿吧！两百！现在你就能运走，不对，我还要帮你运回家，”她最后又小声补充了一句，“要是不远的话。”

这些话就像是所有商人提前串通好后总结出的套话一样，包含着一种只有谎言才具有的冲击力（她其实并没有亏，她像所有商人避免掉进路边开着口的深井那样避免做亏本生意）。这桩生意对老板娘本身而言，即使不考虑那台冰柜很可能一辈子都卖不出去的可能，她也是赚钱的，而当她考虑到那台冰柜很可能不会有任何人买的情况，就觉得这桩生意简直是老天爷对她诚信经商的奖励。

“放在这个房子的角落只能是一堆上面能放几个电风扇的废铁，为什么不卖呢？”她想，“只有脑袋让门给狠狠夹了两下才会不卖呢！我之前那么做，是为了卖给她一个更大的人情，让她觉得赚到了更多，感受到我的善良和仁慈，好让她下次再来这儿买东西，怎么说的，那句话，可持续发展，嘿，可不是吗！得响应国家号召，可持续发展。”她不禁笑出了声。

确实如此，即便范秀玲不再次踏入她的店铺，她也会在范秀玲必然再次路过店铺时追出去叫住她。

不过这些话真的给身处困境的范秀玲带来不小的冲击。她起初没有听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仿佛电磁波和声波传播速度的巨大差距在一刻夸张地体现出来，尽管她根本不可能察觉到有任何异样，但她仍觉得站在她身前两步远的老板娘是先张开嘴，做出了一系列无声的动作，扭动她很薄的面部肌肉和更薄的嘴唇，但仿佛为了营造某种戏剧效果，没有发出声音。那些仿佛被隔断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传到范秀玲的脑中，才具有实在的含义。

她完全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后，嘴角不禁微微上扬，眼睛也睁得更大了一些，仿佛闪烁着胜利者的光芒，“真的吗？你说的都是。”她没有料到情况竟会转变得这么突然，但她又想到，如果自己没能坚定信心重新走进这个店铺，情况又会如何，大概这最后的机会就会从她手中溜走。

“那还有假？现在我就能叫我家男人开车给你送回家去，”老板娘说着指了指停在市场南侧院墙旁的一辆小型灰色卡车，“看见了没？那是我们家进货送货的车，平时送货还要收三四十块钱的运送费，你要是现在买，我就不收运费了，破例免费帮你送过去。你家住哪儿啊？”

范秀玲愣了一下，她不记得这个老板娘是否有这么热情，但随即又想到，现在倒也不必再想其他的事，总之，能买到冰柜就好。

“河南庄，”范秀玲说，又补充了一句，“二队。”

“行，那还挺近，咋样，这还不准备买？”老板娘又一种掺杂着轻微戏谑的语气说，右手不自觉地抓住挎在腰间的钱包，把它往身体正中间挪了挪。

“对，”范秀玲像突然惊醒似的说，赶紧摸出裤子右侧口袋的两百块钱递给老板娘，“把钱给你，现在就买。今天就能送到吗？”

“成！”老板娘一把抓过范秀玲手里的钱，把钱捋平整，用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高高举起，走到店门外，对着被灰色的云雾遮挡的太阳瞧了瞧，过了一会儿又放下，用两手拇指搓了搓表面精美的浮雕部分——每一张人民币都具有的用来证明自己不是假币的部分。

“你先进屋坐会儿，我这就给我男人打电话。”老板娘迅速把那两百块钱塞进挎在腰间的钱包里，整理了一下，没有抬眼看范秀玲，随后走回屋内。 29 逐渐好转的情况 那台老旧的冰柜，就像人老了牙齿会一个个掉完一样，它的四个轮子也一个不剩。如今它就放在加气站出口边上布满碎石和黄土，边上长满野草的地面，靠着公路旁的绿化带。

范秀玲从侯永康爷爷奶奶现在住着的房子（侯德发之前买的那座正面贴小块白色瓷砖的房子）拖来几十米的地拖线，给那台冰柜插上电，听到冰柜底端传来的表示仍能正常工作的嗡嗡声，又把手伸进冰柜里，摸了摸四壁，她感受不到冰柜制冷的效果，于是皱起眉头，看着送货司机（老板娘的丈夫）说：

“咋一点儿不凉呀！这冰柜不会有啥毛病吧？”

“哪有你这么着急的，就是一千多的新冰柜，刚插上电也没有能立马凉的，”司机笑了笑，叼着一支烟，吸了一口，说，“不都得要个过程嘛！你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要是这冰柜不凉，你直接上店里找我们。”说完后他又笑了笑，补充一句，“昧良心的生意可做不长久呐！”

范秀玲听了这话才放下心，让送货的车离开。

没有轮子确实不方便，这离房子怎么也得有二三十米，而且都是布满碎石头的土路，只能暂时放在这里。范秀玲去孩子爷爷奶奶（她平时会叫丈夫的父亲“爸”，但很少叫丈夫的母亲“妈”，大多数都会称呼“孩子爷爷奶奶”）那儿找了一块不小的深色篷布，盖住冰柜，四个角落用附近捡来的红砖和大石头压住，又弯下腰重新检查了一下压得是否结实，随后转身离开。

“该去进水了，”她又喃喃自语，不禁微微一笑，显得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这样明天就能摆摊儿了。”

她用仅剩的一百块钱，在恒源商行买了一件康师傅矿泉水、一件农夫山泉、一件绿茶和可乐。全都提前放进冰柜，冰柜开了一晚上。第二天她一大早就掀开篷布，慌忙地从冰柜里随手拿出一瓶矿泉水，感到手中几乎彻骨的冰凉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冰柜内部很空，甚至最底下一层都没有摆满，左边还空了不少空间。她从里面拿出两瓶矿泉水、一瓶绿茶、一瓶可乐放在冰柜上，让人们知道这里是卖水的地方。

最开始范秀玲确实感到措手不及，不过像其他所有事一样，习惯后就会应对自如、游刃有余。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学到了更多东西：她知道要提前准备好零钱，尤其是一块钱一定要准备很多；最好把钱都放在一个大盒子而不是那种挎在腰间的钱包里，这样找起钱来更方便，不会让顾客感到厌烦；一块钱的零钱可以去银行换，随便哪一个，只是一百只能换99张，但换成五块和十块的并不会少；要在冰柜旁准备另一个台子或柜子，放一些常温的饮料和矿泉水，有些人不喜欢或者不能喝凉的；要在冰柜旁撑一把打伞，这样不仅能让顾客买水时不被晒着，自己也能坐在下面乘凉；如果有钱了可以买一个专门卖雪糕的冰柜，有不少年轻人相比和饮料，更想吃雪糕。她还知道了以前从来没在意过的饮料的品种、品牌、口味……

总之，范秀玲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生意还不错，不像她之前担心的那样可能没有顾客，相反，来这儿买水的人还真不少，而且大多数人都会给开车的人买一瓶，所以生意确实不错，尽管已经九月份了。她不知道生意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只能先干着，毕竟有个事儿能做，还能赚到钱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幸运了。

最开始生意确实不怎么好，不过主要是因为饮料的品种太少，有些人打开冰柜看到就那么几种水后就摇摇头离开了。后来，范秀玲把赚到的钱都用来进更多卖得好的饮料，把冰柜底下一层塞得满满当当，上面也摆放着不少，几乎快顶到冰柜门，还在旁边的台子上摆了不少常温饮料。之后每天晚上数完钱后，算得的毛利润确实提升了不少，从最初的几十块钱提升到三四百，算下来一天也能挣上一百块钱了。在初期，而且是天气逐渐变得凉爽的时节，能卖出这些已经不错了。如果能再卖上雪糕，想必收入能再提升不少。

这天是周六，范秀玲让儿子帮忙看摊儿，准备去问问雪糕在哪儿批发还有关于放雪糕的冰柜应该选哪种的事。

“绿茶三块、农夫一块五、海之言五块……我都提前给你写到这张纸上了，不知道就看看。”范秀玲把一张不太干净的白纸递给侯永康，上面用铅笔写着各个种类饮料或矿泉水名字和价钱，名字都是缩写，比如“绿茶”就只写一个“绿”，“农夫山泉”只写“农夫”，不过却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意思非常简单清楚。

“妈妈，你啥时候回来？”侯永康问，他和两个姐姐总是喊“爸爸”、“妈妈”而不是“爸”、“妈”，他们总觉得那样总显得有些不太礼貌而且应该至少成家之后才会那么简单地喊一个字。

“中午之前，你还有作业是吧？”范秀玲还想问些什么，但又怕碰到儿子的禁区，她只是快速瞥了侯永康一眼，通过他的表情判断出他并没有之前那种厌恶一切的神情，于是不再开口。

“没事儿，不多。”

“记得遇着大钱（她指的是五十或一百的钱）看仔细点儿，给纸壳子上擦擦看掉不掉色，”范秀玲说着，从口袋里摸出钱，拿出一张一百的，在放常温水的台子上垫着的硬纸壳上快速擦了一下，“真钱会掉色，还得摸摸上面有没有印子……实在不行让你爷爷过来看看。遇到啥事儿给我打电话，用你爷爷的手机。”

“行。”侯永康自从发现自己容易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后，开始在说话时可以简化句子，用最少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思，防止一不注意又说出奇怪的话来。但范秀玲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在她眼中，她的儿子确实从小就不爱说话。

范秀玲走着去恒源商行，路途并不远，只有一站路。店铺面积很大，灯光非常明亮，里面的商品确实称得上琳琅满目，从一毛钱的糖果到几百块钱的小家电，无所不包，而且每个区域都显得格外整洁，有专门负责摆货和打扫的工作人员。这里的东西既能零售又能批发，就是只买一瓶可乐也会比一般价格便宜不少，三块钱的可乐这里只卖两块二，所以有不少人就算住的很远，也会来这里买一些东西，范秀玲就是其中之一，她不仅在这里进货，还会买一些日常用品，牙膏、酱油、盐之类的，有一次还破例买了一袋薯片回去给儿子，但侯永康不吃，最后还是让她自己吃完了，后来她就几乎不再买零食了。

进到店里后，照例先跟负责收银的老板娘打招呼，见没人就跟她寒暄几句，老板娘也和善地笑着问问范秀玲生意的情况。之后范秀玲就谈到了想卖雪糕的事。

“看来生意不错呀！”老板娘笑着说，稀疏的头发简单地扎一个马尾束在脑袋后面，脸上的皮肤白净但已经有些松弛，眼角的皱纹在笑的时候显得非常明显，但并不给人一种苍老憔悴的感觉，而是更凸显了她的和善，让人不自觉想要继续听她说话。

“确实应该卖点儿雪糕，”老板娘在平时用来记下进货种类和价格，最后算出总价作为账单或收据的一沓白纸上拿出最上面的一张，在最上端折了一下，按着折出的印子撕下来，拿起柜台左边的一支黑色中性笔，写下了一排电话号码，“可惜呀，我们这儿不能批发雪糕，没法冷藏，你也知道。我们也是从其他地方进的货，你打这个电话就行。”

“谢谢，真是谢谢，”范秀玲接过写着电话号的纸条道谢，随后略一停顿，继续说，“还有，我想问问……你们卖雪糕的冰柜是哪儿买的？”

老板娘听完后一刹那间有些惊讶，随后畅快地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好看地扭动着，“不用买！反正我们的不是自己买的。”

“那还能有人给你们送不成？”

“是这样，”老板娘看范秀玲问得这么真诚，又忍不住轻轻笑了一下，随后现出严肃的表情，“批发商一般会跟你说，免费给你提供一个原价两千多的冰柜，但要你保证一点，以后只能从他们家进货，还会煞有介事地让你签个什么协议，用作书面保证。之后就会给你送来一个卖雪糕的冰柜，以后只要打电话就会给你送货，至少我们家就是这样。”

“真是这样？”范秀玲有些惊讶，张大了嘴几乎要喊起来，“还有这好事儿？”

“是的，他们也得跟同行竞争不是？”老板娘看到范秀玲那副天真的模样又笑了笑说，“要是你打电话过去，他们没说，你就主动问问，他们就该说了。”

“行，谢谢，太谢谢了。”范秀玲甚至想握起老板娘的手好好感谢一下，但中间隔了个宽大的柜台，她只好微微鞠了一躬，“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行，好好干吧。”老板娘嘴上仍挂着笑容看着范秀玲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