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蒙尘》 第一章 屈辱的牵羊礼 公元前632年，周武王灭掉殷商后东征，打到宋国，宋国国君微子为求生存，脱下上衣，手持商朝祭祀用的牺牲器皿，跪在周武王面前请罪。周武王见其悔罪诚恳，决定饶恕微子，让其继续担任宋国国君。这就是“牵羊礼”的雏形，它代表了臣服和谢罪。

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掳至会宁，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前举行了“牵羊礼”，这是女真人夸耀战功，对战败者进行羞辱的仪式。

战败者赤裸上身，露出胸部，披着羊皮，颈上系绳，像羊一样被人牵着，因此，又被称为“献乳礼”。

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

汴京城里包括宗室、贵戚、官吏、工匠等二十万人，都被金人强制掳掠到北方去。

刚刚把江山糟蹋没的宋徽宗、宋钦宗一家人，“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坐在牛车上被金军押走。

比起那些同样被掳掠的百姓工匠来，宋徽宗们的境遇还算好些，却也是苦不堪言。这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饿了只能吃一点粗劣的豆饼，还要不断遭到金军兵将的羞辱。昔日的太上皇宋徽宗苦不堪言。

金天会六年（1128）八月，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郑太后、朱皇后、韦贤妃等一干“大宋皇室成员”，被押送到了金国上京，八月二十四日，金太宗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

这个仪式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祭坛前举行。祭坛上摆满金国的衣冠，金兵押解着宋徽宗、赵钦宗等人到仪式现场，命令他们脱下宋朝的衣服，穿上金国的裤子，上身赤裸，身披羊裘，以示臣服。金兵还在他们脖子上系上绳子，用木牌牵着他们跪在地上。

在这个屈辱的场景中，他们向天地以及金国皇帝磕头，表示臣服和忏悔。

其中，宋徽宗、宋钦宗、郑太后、朱皇后四位受恩赐只是脱去袍服外衣，身披羊裘。其他一众王爷、公主、驸马，不管男女老幼，则是赤裸上身披羊裘，极为虐心。

宋钦宗赵桓朱皇后，名琏，血性奇女子，遭受奇耻大辱，愤然上吊自尽，未遂后又跳河，在一池冷水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直到战场上，岳飞、刘琦、韩世忠等屡战屡胜，北方抗金起义高涨，金人才将宋徽宗等人迁到黑龙江地区，还给他们划拨了房屋土地，“待遇”有所改善。

身陷金国的洪皓更亲眼见证：在岳飞取得“郾城大捷”等胜利后，金人不仅“厌兵”，甚至连掳掠妇女随军这种事都“今不敢也”！——战场上的胜利，才让那么多遭受不幸命运的人，活得多了些尊严。 第二章 战争，女人走不开 宣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24年，赵桓还是太子时，由宋徽宗赵佶主婚，册封武康军节度使朱伯材的女儿朱琏为皇太子妃。

宣和七年，金国攻打宋朝，气势汹汹，扑向汴京，畏敌如虎的宋徽宗魂飞魄散，把皇帝位子让出，退位做了太上皇，企图南逃躲避。十二月二十四日，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朱氏被立为皇后，追封她的父亲朱伯材为恩平郡王。之后改年号为靖康。

朱皇后还有个妹妹，在靖康年时只有17岁的朱凤英，嫁给了宋徽宗子郓王赵楷。

传说朱琏母亲怀孕之时，朱伯材就经常梦见凤栖梧桐，朱琏出生之时异香阵阵，天降祥云，如此异象贵不可言，朱伯材更是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

朱琏自幼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京城众多闺秀中脱颖而出。宋徽宗听闻朱琏的美名，经过考察，为赵桓赐婚。

成婚以后，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经常吟诗作对，探讨书画艺术，感情愈发深厚。

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京城，俘虏徽、钦二帝，后宫宗室、大臣三千余人北归，当时正值农历四月，北方天气仍很寒冷，徽钦二帝和郑皇后、朱皇后衣服都很单薄，只能找些柴火、茅草等燃烧取暖。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宋钦宗，不让他去除冠冕，并怒斥敌酋完颜宗翰。虏寇大怒，将李若水残害。

粘罕见李若水忠勇可嘉，想收买留用，便许以高官厚禄，对李若水说：“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李若水严辞拒绝，粘罕又命仆从劝慰李若水，说：“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归觐！”李若水叱之说：“忠臣事君，不复顾家矣！”李若水大义凛然，骂声不绝，粘罕无奈，命人割下李若水舌头，李若水不能用口骂，便怒目而视，以手相指，又被挖目断手，最后寸磔而死。

可怜宋朝君臣，屈辱至斯。

朱皇后当时才二十六岁，美貌出众，常常遭到金兵的骚扰。

一次她在路上腹痛，金兵打着“看病”的名义，跑来揉她的肚子。还有一次，被她拒绝的金军军官，一怒之下，把宋徽宗、郑太后、宋钦宗三人绑在柱子上“辱骂百端”，以家人为要挟逼她就范。

负责押送的金军兵将里，不止有女真人契丹人，甚至还有汉人。比如给朱皇后“揉肚子”的金军军官，原本就是在宋徽宗“花石纲”暴政下被迫逃亡北方的宋朝百姓，仇人相见，自然要整治。

金军兵将常常饮宴作乐，有时候喝高兴了，还会强令宋钦宗、朱皇后当他们的面跪在地上，醉醺醺的金兵，当场向他们撒尿……

但即使如此，朱皇后也在顽强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当金军军官强迫她陪酒时，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怨歌》，记录下亡国皇后心中的屈辱：

（其一）

幼宝贵兮厌绮罗裳。长入宫兮奉尊王。

今委顿兮流落他乡，嗟造物兮速死为强。

（其二）

昔居天下兮珠宫贝阙，今日草芥兮事何何说？

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归泉下兮此仇可绝！

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皇室被俘虏至金朝京师会宁府，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二后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后妃和宗室等人袒露上体，到金太祖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复又下令皇太后、皇后入金宫“赐浴”。

朱皇后不愿受辱，当天，先是上吊，被人救起，然后投水自杀身亡。

一代贤后，就此殒身。

朱皇后死后，金太宗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永垂轸恤。

宋钦宗的六个妃子，因拒绝给金人陪酒，被当场杀害。

朱皇后的妹妹朱凤英，被金太宗“临幸”，随即送进了“洗衣院”。直至天会十三年（金太宗死），才被从“洗衣院”遣至“五国城”。后来，下落不明。

靖康之变，被金军俘虏的公主就有21位，其中有两位最受宋徽宗的宠爱，分别是赵金奴和赵璎珞，亡国被俘之时，她们两人一个25岁，另一个才只有16岁。

赵金奴被俘虏后，成为金国完颜昌的妾室，后来完颜昌被金熙宗杀害后，她又被招进宫中侍奉金熙宗。

赵璎珞更惨，她因为貌美被完颜宗翰霸占后，偷偷溜走，跑到五国城后，被捉处死。

柔福帝姬赵多福被掳走的时候只有十七岁，还未出嫁，美艳动人，金兵打算把她献给金太宗，进献途中，被玷污。

虽然公主最后依旧被进献给金太宗，但金太宗并不喜欢这位公主，将她送进了金人官兵用来寻欢作乐的浣衣局，受尽了屈辱。

几年后，赵多福被盖天大王完颜忠贤所救，完颜忠贤将她赐给一个汉人做妻子，年仅三十岁就去世。

但是最悲惨的当属茂德帝姬赵福金，她被百姓认为是宋徽宗最美的女儿，也是宋朝的一国之花。

当时金军的统帅完颜宗弻攻入皇宫后，第一件事就是逼迫皇帝将赵福金找来。皇帝指使手下找到妹妹。赵福金拼死反抗，不愿去完颜宗弻的身边。宋钦宗居然将其灌醉，送到敌人的床上。

完颜宗弻后来将她送给了完颜宗望，完颜宗望又将她送给完颜希尹。第二年，赵福金死在完颜希尹的军营之中，史书记载是“谷道破裂而死”，那时的她年仅22岁。

至于其他公主如赵佛保、赵圆珠等人或沦为妾室，或者沦为奴隶，而如赵仙郎、赵香云、赵金儿等公主更是未及入金便被折磨至死。

总结起来就是，北宋被金军俘虏的21个公主们均下场凄惨。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据《瓮中人语》及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三千余人，民间美女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

史料记载，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赐韦后、邢氏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

“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此时这些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

金朝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子。

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 第三章 徽宗之死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徽宗，与宋初被太宗毒杀的南唐后主李煜类似，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大家。

徽宗在书法艺术上创立了“瘦金体”，在绘画艺术上，他的《写生珍禽图》流传至今。据说，宋徽宗在京城失守听到财宝等被劫掠不甚在意，而等听到“画院”被毁，皇家藏书也被抢去，仰天长叹，痛不欲生。

宋徽宗被掠北上，恰逢清明时节，愁雨纷纷。途中，宋徽宗看到一种北地特有的叫做“茸母”的草，看到“茸母”，不禁想起故国此时的景色，写下了《清明日作》：茸母初生认禁烟，无家对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泪涟。

因为自己的昏庸，导致国破家亡，他倍觉无颜面对故国之景，徒增感伤。毕竟，故国已经被金兵的铁蹄践踏的面目全非，繁华春景已经成往昔！

当年五月，宋徽宗被北掳至燕山府（今北京），当时正值杏花开放。面对着北方的大好春色，宋徽宗触景生情，追忆往昔，在此《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中以杏花的容易凋零比喻自己横遭摧残的悲惨命运：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中，帝王生活的豪华奢侈与被俘后的悲惨形成鲜明的对比，委婉而痛苦地把国破家亡后的无限哀愁表达了出来，被王国维先生称为“血书”，一句“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令人不忍卒读。

到达五国城（今黑龙江佳木斯市伊兰县北），此地远离中原，每天除了忍受大漠风沙外，还有北地的严寒，陪伴他的只有羌笛，回想起昔日在汴京的奢靡生活，他又写下了这首《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这种巨变给徽宗带来了无尽的耻辱与心酸！

靖康二年，徽宗、钦纵父子二人被俘，与后妃宗室官吏人等被押至燕京，面见金太祖之弟、都统内外诸军的辽王完颜杲，遭斥责。第二年（1128年）春，押往东北金国国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郊）。八月，朝见金太宗完颜晟，金太宗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羞辱的意味不要太明显。不久，送到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关押，在此期间，赵佶写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两年后，金天会八年秋天又转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五国城，赵佶写了一篇凄凉哀惋的词《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成为他的代表作，广为流传。

据说，徽钦二帝北方被囚，受辱深重，“坐井观天”。

顾名思义，一般人认为，“坐井观天”就是“二帝”被关在井中，或者说是被关在一个类似于井的牢房中。一间小房子，内有一小台，可供两人坐，四面都为土墙，因此称为“井”。不过，有的史学家认为，“井”是当时女真人居住的地窨子，但是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坐井观天”是指生活在封闭的有天井的四合院里。宋徽宗在五国城时，写了流传甚广的一首诗《思断肠》，诗中写到：“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国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这首诗说明，宋徽宗没有坐在枯井里，枯井里无论如何是不用“扉”的。

二帝“坐井观天”时期，还发生了令金人震惊的“二逆告变”事件。

1133年6月底，徽宗的十五字沂王赵？与“驸马”刘文彦合谋，告发二帝及左右谋反，异想天开，企图“卖友求荣”，换取金人开释。

金人和两个前皇帝都很冷静，经过查证，金人以“不孝之罪”，将赵和刘文彦诛杀，金人耻笑不已。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就在这危难之际，另一名驸马都尉蔡鞗勇敢地站出来，自告奋勇前往金军大营，为宋徽宗辩护。

蔡鞗是什么人？他是北宋权臣蔡京的第五子。蔡京先后四次任宰相，任期达17年。当蔡京权势如日中天时，宋徽宗将自己的第五个女儿茂德帝姬赵福金下嫁给蔡鞗。后来，宋徽宗将皇位禅让给宋钦宗后，宋钦宗将蔡京贬斥到韶、儋二州去，其余儿子、孙子都流放到边远州郡，只有蔡鞗由于是宋徽宗的女婿，躲过了一劫，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接下来，蔡鞗和赵植一起前往金军大营，在金军的安排下与赵？、刘彦文两人当面对质。这是一场激烈而重要的对质，关系到宋徽宗等人的身家性命。蔡鞗据理力争，经过3天的对质，终于将赵？、刘彦文两人说得哑口无言。金军这才相信所谓“宋徽宗谋反”一事纯属诬告。

怎么处置赵赵？、刘彦文呢？金使前来询问徽宗。

尽管遭遇亲人背叛，徽宗对两个叛徒恨之入骨，但是毕竟一个是亲骨肉，一个是女婿，他还是狠不下心来，反倒替逆子求情:“二子悖逆，虽系诬告，天伦之属岂忍为之。”

第二年，徽宗十五子与女婿终于被金人押上刑场，处以极刑。

到此，一场沸沸扬扬的谋反风波终于平息了。

蔡鞗，在危难的时候没有失去气节，值得大书特书。宋徽宗大为感叹，“予平日待蔡鞗以国士，今日报我，殊不愧德。”

根据蔡鞗所著的《北狩行录》记载，到了五国城，徽钦二帝虽是被流放的俘虏，有后妃、宗室、官吏陪同，有宫女、太监侍候，有写诗作画，与王室、官吏谈话的自由，不过有金兵看守而已，金朝皇帝不怕他们跑，也不相信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会逃出幅员辽阔的大金王国。

在五国城期间，徽、钦二帝仍然处于被金军监视的状态。但相比于之前，宋徽宗的待遇有了明显的提升。当时，金太宗给这父子二人，各赏赐了一块四十多顷的土地，以及一百多名仆役，并不是因为金国人良心发现，而是宋军在战场上打疼了金军。金国出于统战目的，认为宋徽宗有利用价值。

纵观宋徽宗被俘虏的八年多时间，前三年活得毫无尊严。后五年的待遇有一定提升。不光如此，徽宗在金国八年，造人工作继续狠抓不懈，还生了14个儿女。

很有意思的是，绍兴和议期间，金熙宗追封已死的宋徽宗为一品天水郡王，封仍健在的宋钦宗为二品天水郡公。众所周知，二人原先的爵位分别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昏德公和重昏侯。原因无他，就是以韩世忠、岳飞、吴阶为代表的南宋将领，打疼了金军，迫使金人出于统战需要，不得不优待宋徽宗。这说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所谓的小民尊严，根本无从谈起。如果国家没有尊严，就不存在什么个人的尊严。

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还派了使者，来到五国城，“遣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附茶药金币”，给赵佶、赵桓带来了许多茶叶、药物、黄金。

从这些记载来看，赵佶、赵桓在金国可以说吃穿无忧。另外，每逢金国举办重大典礼活动，金太宗也会邀请宋徽宗赴宴。

只要宋徽宗和宋钦宗活着一天，金国人便能利用这两人，瓦解南宋的抗金斗志，从而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

徽宗崇信道教，到金国之后反对杀生，看到当地人抓鱼抓鸟，他会拿钱买下，然后放生。徽宗看到旧臣生活条件不好，就给金国皇帝上书反映，结果金太宗很快作出批示，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都被源源不断地调拨过来。

但再好的物质生活也弥补不了亡国的痛苦。

曾经是宋朝将领的郭药师和张令徽在金国统治者的安排下，前去拜见宋徽宗，并解释自己投降之事。

郭药师装作痛心疾首，对宋徽宗说：“我本非贪生怕死之人，咱也是死战数回，力不能胜，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降金国。”

宋徽宗听了，冷笑着说道：“药师未曾立过大功，我豢养过厚，才酿成今日之大祸！”

宋徽宗一行人到达五国城的第三天，与宋徽宗共同经历风雨的郑后病故，这对宋徽宗打击很大。痛苦难熬，宋徽宗要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并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并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可回归故土的愿望，直到1135年宋徽宗病逝于五国城也没能如愿。

随着南宋和金的关系缓和，赵构之母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时，宋钦宗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让他当一个道观的负责人就可以了。当时他的弟弟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他乡。钦宗怀揣期盼，顽强的活了29年，最后在孤寂、绝望、愤懑、痛苦、失望中老死。明代文徵明的《满江红》将宋宋高宗当时的想法解释的很清楚“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遇到这样的儿子和弟弟，倒霉的徽、钦二帝，也只好他乡作鬼。

公元1101年，宋哲宗赵煦驾崩，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年号建中靖国。

徽宗排行十一，老六赵煦（哲宗）的五个哥哥都夭折，赵煦只当了15年皇帝，就与世长辞。剩下的四个哥哥，三个夭折，一个是盲人。所以天降皇位。

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长期任用奸臣蔡京为宰相，并重用童贯、王黼、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奸官佞臣，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公元1118年以后的宣和年间，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

当然，他也办过很多大事。赵佶登基后，大力变法，废除科举，废除恩荫，兴办太学，把矿产资源类似金矿银矿以及茶叶贩卖全部收归国有，设立官办的织造局与官窑，增加财政收入，官办的织造局织出来的丝绸也能直接卖向海外。不仅如此，还推行公田法，把超出地契的土地收为公田，由国家经营。

然而徽宗看似严厉的变法暴露了他本性中的缺点：过于仁慈，过于理想主义，莽撞，彻底得罪了全国士族阶层。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个有才华的皇帝，书法、绘画、足球样样精通，风花雪月、生孩子的本领也出类拔萃。宋徽宗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共140多人，无封号的宫女多达504人，宋徽宗结婚之后造人不停，在被俘前后一共生了80个孩子。不仅如此，徽宗在宫中有那么多美人陪伴，犹嫌不过瘾，跑去青楼去找李师师。

哀其不幸，怒其可憎。如此昏君，不亡何待？！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明年二月丁卯，金人胁帝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

1135年，正当宋金两军在秦岭、江淮一线拉锯战时，宋徽宗病死了，享年54岁。当时的金国皇帝金熙宗将徽宗的棺椁特意安葬在了洛阳附近。后来，为了表达与南宋和谈的诚意，经金熙宗批准，宋徽宗的棺椁又送到了南宋下葬。

《大宋宣和遗事》一书记载，金国人将宋徽宗的遗体放在火上，烤了几天几夜。把宋徽宗尸体熬制出的灯油，倒入一个小水坑里。

赵桓见此情景，想扑到水坑里，不过却被金国人拦住。并不是金国人动了什么恻隐之心，因为按照说法，这种蓄满了灯油的水坑，一旦沾染上了活人气息，便无法点燃，那不是前功尽弃。 第四章 东京保卫战 女真建国，对北宋虎视眈眈。

公元1125年，金军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大军从云中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直逼燕山府。两路约定会师于开封城下。

金人直觑得宋人如无物，只觉得攻取汴梁如探囊取物也似。

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宋将王禀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不过，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军长驱直入，马踏中原，饮马黄河，直逼东京汴梁。

郭药师，三姓家奴，曾先后效力于辽、宋、金。辽末为小将，以涿、易二州归宋，并引宋兵攻燕京。完颜宗望率军至三河，药师兵败降金。金太宗命药师为燕京留守，赐姓完颜。后从宗望伐宋，郭药师深知宋虚实，遂引金军驻汴城下。后，郭药师坐罪下狱，家产尽失，不知所终。

战略决战之际，任何犹豫、担心与妥协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金军南渡黄河，徽宗魂飞魄散，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改元靖康。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之际，朝野上下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钦宗顺天应人，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金人迫近，靖康元年正月，钦宗任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

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与金军展开激战，多次击退攻城的金军。

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以和议佐攻战”，钦宗畏敌如虎，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但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罢免李纲的行营使一职，废除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一朝天子如此作为，金人欣喜若狂。

不过，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强烈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数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之前，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起用李纲担任尚书右丞，主持京城防御。

这时，各路二十万勤王大军已陆续赶到京畿。完颜宗望顿感大势已去，以区区6万孤军深入，难以攻下开封，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2月率军北还。

河北一线的战局暂时平稳，而河东的战事激烈。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先后动用四十万大军大规模敌驰援太原，均被金军击败，致使宋军主力损失殆尽。

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陈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打发他出京。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两个月后，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达八个多月之久，粮尽援绝，九月初三，太原城破。王禀犹率疲兵巷战，身中数十枪，后投河死。

王禀守太原凡二百五十余日。

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

金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然而宋钦宗却一心只想以妥协换和平。两路金军未遇抵抗，便顺利会师开封城下。

由于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不久汴京就被攻破。

朝廷决意投降，但汴京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高涨，要求参战的人达三十万之众。金军见汴京军民已做好展开巷战的准备，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提出议和要求，向宋王朝索银要物。

危急存亡之际，放手一搏，历史或可改写。但宋钦宗毕竟是宋钦宗，骨子里软的可怕，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宋钦宗不得已亲自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

时值严冬，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汴京军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宋钦宗的投降政策，使汴京军民遭受无以复加的灾难。 第五章 无耻宋廷 汴京城破时，为求金人高抬贵手，包括妃嫔、宫女、民妇在内的妇女，被朝廷送给金人来“抵债”——当送钱已经不能“换和平”时，死到临头的朝廷，竟然还想着靠送女人换和平，简直是无耻之尤。

当时用女人去折抵赔款，怎么折抵呢？选纳嫔妃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折了十三万四千锭，嫔裕九十八人，又折了二十二万锭，全是他们皇家各个王子皇亲的女儿，又折了二十四万多，宫女四百七十九人、才女六百零四人等等。最后连歌女一千三百一十四人也去，官女一千三百一十九人等等，又折了三十三万锭，居然最后用了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名北宋的女子，去折抵了很多赔款。

在被“强制北迁”的一路上，二十多万被掳的宋人，抵达燕京时“男十存四，女十存七”，能活着走到终点就算不易。

被扣押在金国的宋朝使节洪皓，亲笔记录了许多被掳宋女的悲惨命运：宋高宗“臣构”的姨母高氏，就在金国贵族家充当杂役，过着受人歧视的穷苦生活。“长腿将军”刘光世的女儿，更沦为奴婢，靠给金国贵族养猪为生。还有很多被掳宋女，还要在金军征战时随军，受尽金军蹂躏……

金国兴起后，北宋跟他们约定一起打辽国，趁辽的主力部队都在和金打，北宋想在后面搞一下突袭两下，结果两次大战，北宋一次出动十几万人，一次出动二十万人，居然被辽国的偏师打得全军覆没。

所以金国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有信心，原来觉得宋朝很厉害，自己是蛮夷之族，结果打辽国的过程中发现，这么强大的辽国就被我这么打败了，而且宋朝兴全国之兵来打，居然都被辽国偏师打败了。两相比较，立刻对宋朝就有了信心，非常轻视。再加上他发现了一条南下汴梁的捷径。

这个发现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条路是宋朝的高度军事机密，只有宋朝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员知道，外族不知道，每次辽国使臣来访问，北宋的礼部，带着他们的使臣都要绕路，绕来绕去。这条近路实际上是今天的京九线，从来没有带外族走过，就是怕敌人知道这条路。

地理对战争的胜负是非常重要的，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高处还是低处，地理非常重要。跟金国联合一起打辽国的时候，宋朝的使节居然带了金国使臣走了条近路，七天就到了汴梁。金使回去以后，让金国清楚地知道了北宋的虚实、北宋的战斗力，还知道了这条近路。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八，金国东路军元帅完颜宗望率领大军，从燕云十六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来到了开封城下。在这之前，金国的大军刚刚剿灭了辽国，活捉了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完颜宗望本人是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次子，战功卓越，才智和经验都正处于人生巅峰，他即将在开封城下进行忽谈忽打、又谈又打的高超政治表演。

开封城内，防守方是宋钦宗赵恒，这是个倒霉皇帝，在大难临头之时才被父亲推上前线挡灾。宋徽宗赵佶，已经在金军合围之前带着侍卫跑到了河南商丘。

太上皇的逃跑，迅速给开封城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空白。宋钦宗赵恒也没有放过这个机遇，在金国人的压力下，宋朝官场迅速开始了自我调整，赵恒整合了开封城内各派力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班底和帮手。金军突击至开封城下时，宋钦宗集结的力量分为两派人，一派以李纲为首，支持者大部分是军队和开封民众，他们代表了宋朝的主战力量；另一派以宰相李邦彦为首，以当朝文官为主要势力，主和。

宋金两军的首次接触，是以小规模的城防接触战开始的。金军先是在夜色掩护下，从开封城外的水路开始进攻。李纲主守，他选派敢死队，先是用长钩将金军火攻船拖到岸边，用大石砸沉在水中。然后又在金军进攻的西水门河道内，放置大石、条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派兵与金军先头部队激战一昼夜。到了正月初九白天，金军放弃水门，开始直接攻击开封酸枣门和封丘门的城墙。李纲火速集结禁军，带来一千多名弓箭手登上城楼，击退了金军的第二次进攻。

至此，第一轮接触战结束，金国人马上改变策略，开始和谈。

金国使者拜见了宋钦宗，给了他一丝和平的希望。完颜宗望写信告诉宋朝君臣，之所以发兵攻打宋朝，是因为宋徽宗罪孽深重，给予了金国不公平待遇。现在知道宋徽宗已经退位，两国可以继续和平，希望宋朝派使者去金营谈判。

割地赔款是战败的标配。

金国人对和谈的对策是漫天要价，他们开出的价码如下：宋尊金皇帝为伯父；归还从燕云十六州逃难至宋朝境内的百姓；黄金白银各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以亲王、宰相为质。

苏辙，对宋朝全年收入的记载如下：

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

宋朝的基础货币是铜钱，黄金白银使用频率不高。大体上黄金一两值10贯铜钱，白银一两值1贯铜钱。先不看支出，苏辙担任户部侍郎期间，户部全年收入黄金4300两，银5万多两，铜钱4800万贯，还有绢100多万匹。无论怎么算，都和金国要求的黄金白银各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相差太多。

除了钱，金人还要割地。完颜宗望的军事眼光毒辣，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在宋朝地图上从西到东一字排开，是大宋北方的重要军事屏障。完颜宗望率领东路军能长驱直入来到开封城下，是攻破了三镇中的中山府。而就在这个时候，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还在围攻太原城，攻不下太原就没法来到开封城下与西路军会师。

面对金人的漫天要价，李纲表示，金国人索要的钱财，全天下都拿不出来，就更别说开封城。北方三镇，是国都的屏障，开封四战之地，四周一马平川，如果失去了三镇，金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宋朝连立国之本都没有了。

李纲建议找一个舌辩之士去金营谈判，采用拖延战术，等到四面八方的勤王大军陆续到来，而金国军队孤军深入，到时不得不退兵，那时战和主动权在我，就算再签协议也会有利得多。

李纲的判断完全正确，以后历史发生的事情，也一一验证了他的观点。

关键时候的决策，可以确保国家的稳定，甚至是生存。

但是作为一名庸才，宋钦宗根本听不得正确的建议，一门心思想以妥协求和平。皇帝懦弱，宰执大臣们就更有投降之意。大臣李邺去金营谈判，顺便探听虚实，回来后说金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回来后被北宋军民笑话，给他起了个外号“六如给事”。

投降派们没有任何反对，全盘接受了金国所提出的、明显带有试探性质的议和条件。宋朝承认金国皇帝是兄长，派出了张邦昌、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去金营谈判，同意交割三镇土地。

但是，金国人要求的钱财是天文数字，就算把开封城挖地三尺也找不出来这么多钱。这难不倒宋朝的官僚，他们集体出动，从皇宫开始搜刮，先把天子服饰、车马、宗庙祭祀用具、后宫器物，甚至政事堂、枢密院、六部以及所有政府机构的办公仪仗用品，全部卖掉，收集了30万两黄金、800万两白银。

接下来，官场和民间的资财被搜刮一空，先是把蔡京、童贯、高俅这些奸臣及其亲属党羽的家抄了，再把京城名妓如李师师的家当也全部没收，最后把历年给太监们的赏赐都收回来，又收集到20万两黄金、400万两白银。

从五代十国开始，开封城近300年所积累的财富，就这被打包送给了金军，结果呢，就是换来了半月不到的安宁。

在此期间，各地勤王大军逐一到达，宋军人数增加了十万有余。最重要的是，长期在西部与西夏人血战，作战经验丰富的西军也赶到了开封，带领大宋西军的是种师道和姚平仲。

精兵良将，抵御得了外敌，可是解决不了皇帝大臣们的“恐金症”。

意外发生过了一次。金国人在开封城四周盗墓，他们把皇室宗亲的坟墓挖开，把尸体暴尸荒野，把陪葬的金银财宝拿走。皇帝发火了，士气已经低到极点的军队有机会走上了前台。这一次夜袭，由姚平仲带兵，然而由于情报泄露，全军覆没，姚平仲不知所踪。

完颜宗望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对宋朝君臣进行施压。他召来了人质张邦昌和赵构，对他们破口大骂，让赵构带话回去，要求宋朝就夜袭事件作出解释。和谈派肝胆俱裂，埋怨李纲、种师道居然敢反击，这是破坏和谈的罪行，是会害了所有人性命的。

就这样，完颜宗望的勒索再一次起效，宋朝罢免了主战派的首领李纲和种师道。

朝廷已经靠不住了，普通百姓只能自保。

开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名城，在北宋顶峰期有150万居民。他们目睹了皇帝、首相、文官集团的政治表演，民怨一直都在积聚。

主战派被罢免，成了一根导火索，开封城的情绪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在太学生陈东的带领下，十万开封军民来到皇宫前，向朝廷请愿，要求罢免投降派，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官职。

面对民变，李邦彦居然还敢摆官架子，指责民众们犯上作乱。人潮愈加汹涌，砖头瓦块像雪片一样向他飞去，李邦彦抱头鼠窜。被点燃的民众情绪越发激昂，他们敲响了皇宫门口的登闻鼓。赵恒派了十多个亲信太监出来，很不幸，这帮太监被军民一哄而上锤成肉酱。

皇帝罕见理智了一次，发布命令，恢复李纲和种师道官复原职。看到李、种二人出现在城门上以后，人群逐渐散去。主战派上台，也让远在开封城外的完颜宗望重新评估了开封城潜在的力量，他下令退兵，带着搜刮来的无数金银财宝，退回幽州。

时隔不到一年，金国人再次南下，开封城破陷落，北宋灭亡。

帝在东宫，不见失德。及其践阼，声技音乐一无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窜殛之，故金人闻帝内禅，将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乱势已成，不可救药，君臣相视，又不能同力协谋，以济斯难，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沦胥，社稷芜茀。帝至于是，盖亦巽懦而不知义者欤！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早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围绕燕京城的管辖，北宋和金国展开了一系列艰难谈判。

此时，燕京周边两百里内遍布宋军，数量多达五十万，金军则只有区区数万人。但人数上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因为宋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数十万大军刚刚摸到燕京城墙就被不足万人的辽军击败，不得不仰仗金国来攻城。而金国只用了一次冲锋就打下了燕京城。

这种局面让北宋在谈判桌上居于不利地位，并且一次次被金国牵着鼻子走，不断勒索海量物资。甚至负责谈判的北宋官员也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们被安排住在一所破破烂烂的废弃寺庙中，金人在里面搭了个帐篷，笑着说，那就是你们的住处，既然你们来和我们谈判，就要遵守我们金国的习俗住帐篷。事实上，金国的达官贵人们全部都住在高大舒适的豪宅里。

金人在谈判中首先提到了岁币，双方并无异议，因为之前北宋便许诺将之前给辽国的岁币转交给金国，这是早就说好的，每年二十万银和三十万匹绢，这些东西约合市值六百万贯铜钱。

金国使臣一看北宋官员这么好说话，便狡黠地提出先把去年的岁币结了吧。北宋官员也一口答应了。于是，在谈判还未切入主题时，北宋便先付出了六百万贯钱的巨大代价。

金人紧接着提出，本来燕京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可以从此地收取大量租税，但现在要送给你们，我们不能白白承受这个损失，你们要每年付给我们燕京租税。北宋官员点头道，这个可以有，所以金额也是六百万贯。经过请示，宋徽宗也觉得金人要价太高，谈判便陷入了僵局。

期间金人还把燕京之地的中户人家迁徙走三万户，并且对这些辽国降官和带走的燕京百姓说，北宋只要土地不要人，于是被金人带走的和留下的人都在为朝廷的决策感到寒心。

据《三朝会盟汇编》记载，宋徽宗任命王安中为燕京地区文官之首。临行前，王安中问道:“陛下，倘若今人贪得无厌羞辱怎么办？”宋徽宗微微一笑，令人从皇宫内拿出大量奇珍异宝，对王安中说，如此国宝，足够震慑金人了吧？君臣哈哈大笑。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让人无语。

这些宝贝让金人更加贪婪，他们开始对北宋进行新一轮敲诈，甚至负责燕京交割的金国官员宁术割也借机勒索了北宋二十万赏金。

宋徽宗费尽周折赎回燕京，但他的操作让金国看透了宋朝的真实情况：宋军徒有人数优势，但战力实在不堪一击，并且掌管宋朝的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金国随即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灭宋计划。而宋徽宗仍然沉浸在自己所谓的文治武功之中，他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庄重地到太庙向太祖太宗汇报。殊不知即将断送宋朝的大好河山，也将自己送上历史的耻辱柱。 第六章 可恨的内奸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完颜晟下诏，宣布向曾经的“盟友”宋朝开战。

金国宣战后，金军铁骑旋进军云中（今内蒙土默特右旗），又以破竹之势攻入大同，驻防山西、河北一带的宋军地方部队，不战而降。

宋史记载，第一次金军南下，从北京到到开封，这支金军号称六万，1600余里，只用了20多天，且不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轻装前进，一路坦途，也殊为不易。要没有内奸引路，那可真就是天降奇兵了。

面对狂飙突进的金军铁蹄，不仅杂牌部队纷纷倒戈，就连禁军、近卫亲军也成建制地溃散。

金军攻入宋境后兵分两路，西路金军重点打击驻守陕西的吴玠部，最终攻取西京洛阳；东路军的攻击目标是宋将郭药师率领的燕地戍军，最终目标是直捣开封。

令东路金军将领意想不到的是，驻防燕京地区的宋军名将郭药师（契丹族）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便率麾下7万精兵弃械投降，还裹挟着当地官员、将领数百人集体归降，金军兵不血刃，得到无数粮草辎重、器械资杖和战马，大喜过望。

随后，燕赵地区的所属州县纷纷望风而降，中原门户洞开，金军在郭药师的引导下，直捣中原……

郭药师投降有瘾。

在辽、金、宋博弈的大时代，郭药师本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1116年，也就是辽金战争的第三年，辽国在东北招募当地饥民组成“怨军”，郭药师是其中一名中级军官。

随着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军队的有生力量消耗严重，这支战斗力非常一般的杂牌军地位飞涨，连带郭药师也行情见涨。郭药师左右逢源，“怨军”被改组为“常胜军”，而郭药师则被辽国任命为统领。

1122年四月，宋对辽用兵。郭药师急于改换门庭，降宋，之后官运亨通，很快就成了大宋在燕京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竟然被宋徽宗诏命入朝，在东京受到了极高礼遇。用美国汉学名家伊沛霞在《宋徽宗》一书中的说法，徽宗以贵宾之礼对待郭药师，显然是希望他也能“像唐朝蕃将一样戍守北方边境”。

为了显示恩典，宋徽宗送了他豪宅美女，带郭药师去汴京最著名的皇家园林金明池看赛龙舟，还召郭药师入宫参加专门为他举办的酒宴。

席间，宋徽宗问可否托付他一件事，郭药师回答说：“愿效死。”但当宋徽宗表示要让郭药师出兵擒拿辽天祚帝，“以绝燕人之望”时，郭药师“涕泣如雨”，以“不犯故主”为理由拒绝了宋徽宗。

宋徽宗不仅没有怪罪郭药师，反而认为他是不忘旧主的忠臣。

宋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郭药师的“故主“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国灭亡。

当年十月，所向无敌的金军就继而发动了侵宋战争，郭药师只和金军打了一仗，就降了。

白河之战，郭药师率领精骑鏖战三十里，突入金军营寨，竟然打得金军不支而退。但谁料，常胜军中平日与郭药师不睦的大将张令徽，在关键时刻弃军而遁，引发了宋军的全线大崩溃，郭药师功败垂成。

战后，宋徽宗为了稳住郭药师，匆忙间竟然准备下旨封郭药师为“燕王”，并且王爵可传于子孙，指望激起郭药师的斗志，谁料诏书还未出京城，郭药师已降。

完颜宗望占领燕京后，本想搬师还朝，谁知郭药师献计说，宋人主力都在河东，河北之地兵力空虚，鼓动完颜宗望一鼓作气，直捣汴京。

金人貌似看重郭药师，一度还赐姓完颜，但他们对郭药师防范万千。

常胜军一群自居功臣的军官们盲人瞎马，跑到完颜宗望那里去理论。完颜宗望问这些人：“天祚帝待汝等如何？”军官们答称：“天祚帝待我等厚。”再问：“宋赵皇如何？”再答：“赵皇待我等尤厚。”完颜宗望说：“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赵皇待汝厚，汝反赵皇；我无金帛与汝等，汝等定亦反我，我不用汝等”。

这帮乌合之众听完，作鸟兽散。

当常胜军上下打道回东北的路上，完颜宗望组织伏兵，以检查军备器械为名，将八千多人一网打尽，随军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杀光。

就这样，活跃在北中国舞台上数年，曾在辽金宋三大帝国兴亡中扮演了关键却不光彩角色的常胜军，就这样彻底消失。

1132年秋，也就是郭药师降金的第七年，郭药师“莫须有”染上牢狱之灾，后来虽然获释，但其全部家产被完颜宗翰所得，由此也郁郁而终。

《大金国志》对此曾有评论：“大金虽以权宜用之，其心岂不疑之哉？始夺其常胜军并器甲鞍马散之，继夺其家财没入之，药师得不死幸矣。”

《金史》对郭药师的一生也有过一段很精要的评论，“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祸端），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

两宋之际，金军频繁南下。在此过程中，有多名重臣投降。

杜充曾担任宰相，手握重兵，率军与金兵作战，是岳飞的老上级，同时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望地位最高的一位。

杜充为人喜好功名，生性残忍好杀人。靖康初年，杜充任集英殿修撰、沧州知府。当时金人南侵，从燕地而来寄居在沧州之人很多，杜充居然认为他们是金人的内应，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杀害。

金国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但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不敢与之交锋，唯一的对策是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余万。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一心北伐要收复河北领土的宗泽去世，杜充代替他担任东京留守。后人的评价破具有讽刺意味，“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建炎三年（1129年），主动放弃开封，撤往建康。部将岳飞苦劝：“中原之地，一尺一寸都不能够舍弃。如我军一走，则此地就非大宋所有，他日若想再来收复，非用数十万军队不可。”但杜充一意孤行，岳飞只能随其南下。

至此，宗泽以兵力数量和民心战胜金军的计划完全被杜充破坏，开封从此成为金国和伪齐的领土。宋廷却认为杜充在开封守了将近一年，是“徇国忘家，得烈丈大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备经百战，夷夏闻名而褫气，兵民矢死而一心”，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即右相）。

金军继续南下，完颜宗弼让唐佐（杜充友人，已降金）写信劝降，并派人告诉杜充：“如果投降，就把中原封给你，如同张邦昌故事。”杜充遂降。宋高宗赵构得知杜充投敌“不食者累日”，宋高宗说：“朕待杜充，让他从庶人到官拜宰相，可以称得上厚恩了，因什么缘故反叛？”

杜充叛变投敌示范效应恶劣，之后，相当数量的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变节，对抗金战争中的民心与士气打击相当大。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原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部统制官郦琼、王世忠等发动叛乱，诛杀监军吕祉等人，率全军4万将士裹挟14万淮西百姓集体投降了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史称“淮西兵变”。

彼时，南宋总兵力40万，郦琼一次性就拉走了4万，相当于全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一支方面军，集体反叛，成建制投降了敌人，对赵构以及南宋王朝的影响之巨大不难想象。 第七章 偾事的“重文轻武”与“朋党之争” 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武将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再除仆射，虽已官至枢密副使，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藐视：“君一武夫耳，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

陈尧咨，仅仅因为他喜欢练习武艺，便常常被母亲毒打。就在陈尧咨高中状元，以为自己能做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名臣时。他的母亲却一把火将他最爱的金鱼箭袋烧毁，并骂他“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之类的话。

宋仁宗继位，没几年陈尧咨就被安排为宿州观察使，一个武将职位——宋仁宗的母亲刘太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前去上任的。陈尧咨的母亲得知此事，对陈尧咨破口大骂，“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之类的脏话冷水。

后来，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托近臣请求，如果他愿意，将封他为节度使。陈尧咨请示母亲。话刚说出口，又遭到一顿毒打——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

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士卒骄惰。

与之相反的，就是文官集团地位的集体上升，前文寇准便是一例。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朝廷想要将文武兼备的狄青提拔为渭州知州，但当时的言官们纷纷上书朝廷请求收回成命，而理由只有一个，即“青，武人粗暴，不可兼任知州”，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狄青是个粗暴的武将，没有资格担任文官。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就很受知州兼安抚使和都总管韩琦的欺侮。

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他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很是不屑一顾，把焦用杀了，还不如扔一只破鞋。

狄青每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少一进士及第，就硬气不起来。

狄青做枢密使，文臣们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就连欧阳修都上书：“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的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文彦博也劝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不忍，对文彦博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

狄青被贬，不明所以，文彦博直言相告：“无他，朝廷疑尔。”无可奈何，只得出判陈州。狄青说：“陈州出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一语成谶，次年便病死陈州。

韩琦、文彦博均是名臣、名相，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在此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文官对于皇帝决策的影响。

北宋时期，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赵匡胤在建立北宋后，深知不能仅仅依靠皇帝的力量来治理国家，于是他采取了与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皇帝的权威在政权的稳固过程中不断加强，皇帝扶植的士大夫群体也逐渐崛起。士大夫既是官员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行政事务履行、儒家文化传播以及社会教育的重任，对于北宋政治系统的维持和运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变革的成败也发生着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体制下，君主的官员任免权逐渐过渡为皇权+官僚体制，即君臣共治，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一方面，皇帝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容许任何人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则强调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共同治理国家。这种矛盾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改革。

而且，文官集团的内斗，形成了北宋已超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

晚清张之洞曾说过“南人不相宋家传”，点明，不信任南方人是宋王朝的传统国策。

赵宋开国，继承后周衣钵，宰相皆用北人，或许南人不相之说由此而来。据云太祖赵匡胤刻之于碑上。既然有明训，以南人为相则自然会引出话题。

邵雍的《邵氏闻见录》上载：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可话又说回来，在北宋时期，南人，以江浙为核心，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的文人士子，多以科举上位，占据了文官集团的多半壁江山。

南北之争，与朋党比附，成为北宋文官集团的一大特点。

宋代的朋党问题，在太宗年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发生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为党羽、进行政治投机的事情。他们抨击时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遭到了元老重臣的痛击，被统统贬出京城。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之类。

宋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沉溺于种种迷信、造神活动而不知返，以至浪费钱财无数，也为奸佞之人干乱朝政开了方便之门。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权力争斗更加炽烈，既具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性质，但也隐含了南、北士人之争的意味。

被骂作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都是南方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五鬼”之中，尤以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王钦若相貌矮小丑陋，但却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闹剧的关键人物。丁谓文采出众，办事能力又强。他不但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受到真宗重用。

这些南方人心术不正，逢君之恶，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是高度一致的。

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就连有“圣相”之称的李沆也一贯主张求治之道，最关紧要的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矛头直指梅询、曾致尧（曾巩的祖父）等南方士人。

寇准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著名词人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七岁以神童被荐。真宗赐他同进士出身。这却惹恼了寇准，说晏殊是南方人，不该得到如此恩宠。这种态度，就连真宗也觉得不像话，反驳说：“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贯参加殿试，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结果山东人蔡齐夺魁。为此，寇准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

五代以前，由于南方比较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

随着南方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双方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前所未有，构成了宋朝党争的重要内容。

从宋仁宗时期起，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日益盛行，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朋党”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

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

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

熙宁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并蜕化变质为党派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政坛风气愈益恶化，野心家、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

朋党原本就是由朝廷的各级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的，他们最开始的职责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国家应对各项困难，但是随着斗争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各方为了稳固自身在朝廷中的实力，都对对方进行打压，造成双方产生仇恨，党派之争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仇怨之争，双方斗争的焦点不再是采取哪种措施更能促进北宋社会的发展，而是变成了采取哪种措施能够更好的提升自身斗争实力，如何更好的打压对方。

神宗时期，王安石代表新党进行变法，其中所实施的许多措施确实是有利于北宋发展的，如果能长期变通的实行下去，宋朝的局面将会有所改变。保守党中也有许多有才之人能够明白其中的好处，但在王安石下任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旧派掌权，将王安石变法中几乎所有的措施政策都废除掉。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这些措施是新党提出的。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历史上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蜀洛朔之争，起始于蜀党和洛党领军人物的相互不对付，从言语讥讽、互不往来演变到上表弹劾、意气之争，然而“鹬蚌相争”的结果，两败俱伤，“渔翁得利”，朔党乘机掌权。然而也只是暂时而已，到了宋徽宗上台，重用蔡京，以至于守旧派全部被驱逐出朝廷，此时所谓的“变法派”完全控制权力，直接造成北宋灭亡。

正如王夫之所言：“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