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也好》 第一章 谁在吹口哨 我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如果我不为了被注意而做出努力的话，根本没人会看到我。

上学第一天，每个人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紧张。当然，这里的每个人并不包括那个即将打破我们所有幻想的老师。教室里一片嘈杂，没人能听清老师在前面喊破嗓子所说出的话。我坐在后排，周围全是陌生人，没人和我说话。我想应该是没人注意到我，我鼓足勇气，用嗓子憋出了一声类似于口哨的声音。之所以是类似，是因为我并不会吹口哨。我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引人注意而吹口哨，便简单地以为口哨的声音可以吸引人注意，哪怕是装出来的。不管是真是假，确实起了作用。只听一声惊堂木，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然后便是一句怒喝：“谁在吹口哨？”。原来，是面前的这位老师将板擦高高举起再急速地拍打到桌子上，吓了人一大跳。但缓了缓，大概两秒或三秒，周围齐刷刷的食指一起指向我，大家说：“是他！”。时至今日，我仍想不明白，那些根本没注意到我的人当时是怎么知道是我发出那口哨声的。就算是坐在我旁边两个同学很难不发现，但我敢肯定前面两三排的同学是不可能注意到是我的，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和别人说话了。我想，大概确实有那么两三个指着我的人是真的看到了我发出了怪声，而其他的人之所以指向我，不过是因为只要指着别人，就能排除自己的嫌疑。“管他是谁呢，只要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便是大多数人的内心独白。

这位老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刚毕业不久，据说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但肯定不是第一次像这样吓唬人。她是正等着这样一个机会在这帮新生面前树立威信呢。毕竟学中文的，历史肯定也不少读，她的手法，可能是和商鞅学的吧。她把我叫到前面，让我站在讲台中央，并且腾出其余三块地方出来，然后又分别拉出了三个同学。一个在课堂开始之后还在吃零食，两个在前两个同学已经被抓出来之后仍然在窃窃私语。至此，杀鸡儆猴仪式完成。教室里再无一人的声音。所有人眼睛一齐望着老师，等待着她发号施令。她终于可以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和威严，开始跟我们讲学校和课堂的诸般规则。

我站在台上，面红耳赤，心跳也很快。我不敢抬头，更不敢与老师对视。其他三位同学我不知道，但这件事在我身上烙下了病根。以后的每次一课堂，尤其是语文课，我整个小学六年很少举手回答问题。如果是被老师点名叫上台去领读生字或者回答问题，我会紧张到腿打哆嗦。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次在人群中被拎出来，并不意味着出风头，而是又一次会被羞辱的可能。小学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们互写同学录，内容大概是些对各自的评价以及对未来的祝福之类的。后来隔了许多年，我偶然间在书房的旧物箱子里翻出小学的同学录，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评价都有一条，“你很聪明，但就是太害羞了，以后要大胆一点”。或许正是因为我不敢表现自己，才会让人有种大智若愚的错觉吧，毕竟人们对于不爱发表见解的人的期待总是很低的。而我之所以会胆怯害羞的原因，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但万事都有例外，唯独有一门课，我是敢举手回答问题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第二章 羊跟羊还真不一样 第二节数学课，数学老师拿着戒尺，就像早就预料好的一样，准点进入教室。她开始检查作业，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没有完成了，只记得戒尺从第一排一直打到最后一排。我的手掌红了，脸也红。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回家要完成课后作业。

与我不同的是，似乎有些同学总也学不会这一点。毕竟，对于某些同学，这点戒尺根本不痛不痒，与他们在家里被打相比，算不得什么。我不止一次看到张祥在街上被他那个卖钢筋的爸爸拿着一根裁剪的边角料追着打。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师的戒尺对他起不了作用。其他的同学家里也没好到哪去。有的人父亲赌博，有的人父亲吸毒，把家里的钱嚯嚯没了，被人讨债追上门，躲在家了不敢出声。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孩子撒撒气，借以“为了你好”的名义。事后如果后悔，再说两句好话哄一哄，孩子毕竟还小，不足以独立，就算离家出走，第二天准保还得回来。对于有些父母来说，这便是生孩子的作用，一是防老，二是在这世上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哪怕在外面自己是孙子，在这个空间里，自己就是帝王。

没过多久，那些对于体罚具有天然抗性的同学就成了班里的吊车尾。而我，因为原本就对老师有着多余的敬畏之心，再加上对于被打手板或者罚站的恐惧，竟在数学这一项上成了班里最优秀的学生。毕竟数学这东西，就是得靠扎实的基础和大量的练习。一旦错过小学这个阶段，后面再想盖空中楼阁，就太难了。

暑假的时候，学校推荐学生参加培训班，我选了素描和奥数。素描因为老师太冷漠，实在也是抓不住精髓，不久便放弃了。奥数的第一堂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点名叫霍谦羊回答。这个霍谦羊，其实是我们班主任（也就是那个在第一节课当众羞辱我的女老师）亲戚的孩子。亲戚每年带着礼品去她家看望时总会说：“孩子笨，都得靠你多多关照，不听话就打，不用客气”。但是礼送了，关照也确实关照了，就比如说，我看到他被班主任点名批评的次数比其他学生多太多了。唯独没变的是他的学习成绩，他就像是一块石头，不论你怎么打怎么敲，他还是呆呆地定在原地。他在课上很少说话，课下说话也轻声细语的。不像我，我虽然怕老师，但课下疯起来，还是挺张牙舞爪的。我觉得我只是怕老师，他应该是连学习都怕了。

他答不出，又点名叫我，只因为我名字里也有个羊字。我知道答案，所以答出了，尽管我紧张地腿抖。“都是羊，但羊和羊还真不一样。”老师说。没想到这句话伤了他，却成全了我。自此以后我学数学的动力大增，为的就是能被多夸几次。暑期课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结业考试，我当时感觉自己很差，因为100分的题我只答了60分。几个周后升国旗的时候，校长公布这次奥数比赛的结果，叫到第一名的时候，他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和我很像，我还很惊讶。等了半晌，没人去领奖，原来是他把我名字念错了。但是我根本不相信那是我。后来才知道，虽然我只考了62，但其他人最高也就50多。从这以后，我的数学一直就是全年级第一。

但幸运往往是守恒的，数学上的幸运和语文的不幸似乎相互抵消了。 第三章 她的爷爷和我的爷爷 老师让以“我爱的亲人”为主题写一篇作文。爷爷前不久刚去世，悲痛还未消散，满脑子能想到的只有他。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之间的回忆。那时候，晚饭后趁着凉爽，爷爷会出去散步，然后把我架在他的肩上，我就享受着骑马的乐趣。有时候，他在家写毛笔字，完成后心情很不错，就问我要不要吃当时很畅销的零食，我就兴冲冲地跟着他出门了。又或者，他闲着没事，用额头来跟我顶牛，两个人谁也不服输，结果每个人都疼得厉害。闲着抽烟的时候，看着他悠然自在。他看我在他旁边看着他嘬烟袋锅子满眼的好奇，就狠嘬一口，然后吐一大口烟到我脸上，呛得我直摆手，想把烟拍走。他看我的样子滑稽，后来就经常吐烟来逗我玩。于我而言，爷爷走后，回忆里剩下的只有那些零食的味道，旱烟的气味和额头上的疼痛感。写作文的时候，我把这些事都写了下来，自己还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得不想到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事实。我不喜欢写一些描述性的文字，用一些复杂的词汇去夸张地勾绘出细节。我的回忆里没有这些细节，一切都越来越模糊。更何况我并不想去回忆更多的细节，比如爷爷到底是心情好带我去买零食，还是用零食作为条件，让我在他写字的时候不要吵他。我也不喜欢写一些形式主义的总结，说什么我有多爱他，他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或者他是个多么好的爷爷之类的话，我不需要说这些。如果我写了关于他的事，就证明这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不能明白呢？

一周后，老师点评作文。她拿了一本邻班一个善写作文的女生的作业本来读给我们听。在那个女生的作文里，她的爷爷死得很生动。她的爷爷是在病床上一点一点发紫的，而这个紫色，又或者是淡蓝色，也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告了她爷爷的去世。在那本子上，她的亲戚们哭得也很悲怆，就像还原了心电监测仪终止前的一切现场发生的事情。无疑，她的作文是成功的，所以得到了语文老师的大加赞赏。紧接着，老师读了另外一篇作文，她并没有提文章的作者的名字。然后她评论道：“大家听这篇作文，里面没有一点形象的描述，整篇文章只是罗列了一些毫无关联的事件，也没有总分总的结构，简直就是记流水账，真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同样是写爷爷的去世，隔壁班的这个女生笔下的爷爷多么生动，简直就像在眼前一样。再看这一篇我们同学写的，让人看都不想看”。

我不知该想什么，那些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就是作者回忆的血与肉啊。或许那篇文章缺乏骨架，所以看起来像一滩烂泥，但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真挚，同样值得鼓励。当然，这些话我当时根本想不到，我只是好像明白了，有些心事，即便你坦诚地公开，别人也未必理解。 第四章 赌棍的儿子 在我爸开的店后面有一个旧小区，围绕着这个小区有许多做小生意的。大家年龄相仿，孩子也差不多大，自然而然，这些孩子就成了朋友。当然也有一些孩子父母只是住在这楼上，但因为距离近，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时间久了也都混成一个圈子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黎敏，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当然和他成为朋友，也不只是因为距离近，就连我们的身高也差不多，彼此之间谁也欺负不了谁。在我看来，平等是做朋友的首要条件。

黎敏的父亲是个无业游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过正经的工作，虽然他或许隔三岔五会打打零工。不过，他也并非对什么事都没有毅力，在我整个小学阶段，我总能听到关于他赌博输个精光的事情。都说他家里的钱都让他偷出去赌没了，但从他圆鼓鼓的身材，和被九成的谢顶凸显出的满脸的油光，完全看不出来他家里像是揭不开锅的样子。或许是经常混迹于赌徒的圈子，他的眼神有一种狡黠的锋利，就连笑也笑得邪魅，尽管胖人一般都看着憨厚。与黎敏的父亲相比，他的母亲就有些不谙世事的单纯。她好像是小学毕业，又或者是初中毕业。据说年轻的时候原本在农村家里种地，黎敏的父亲开货车倒货恰好经过。卡车停顿休息的空挡，让他父亲花言巧语勾住了心。后来就跟着她父亲走出了农村，来到这个小县城谋生计。因为他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是打打零工维持家计。印象里有一次去他家，看见她母亲在给一沓纸上面盖章。我们看着新鲜，也帮忙盖了几本。大概一整箱的纸盖完之后，跟着他母亲去了印刷部换钱，一本盖好的两毛钱，一箱大概有个几十块。领了钱，再领一箱没有盖章的本子回去，如此往复。

对他家的印象原本只是破旧，虽然住的是楼房，做饭用的还是自己搭的柴火灶，因此厨房被熏得黑乎乎的像电视里的地牢。现在想想，他家里的家具也像是捡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去他家玩，也经常蹭饭，我那时其实感觉不到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我妈倒似乎担心我吃太多给他家增加经济负担，时常跟我说让我不要留下吃饭。不过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那天下午，原本我们约好在他家下象棋。他的父亲因为赌博，经常居无定所，所以也不常在家，恰恰那天他母亲因为什么事情也要出门。母亲走后，他扔下棋子，邪魅地对我说：“我带你看点有意思的”。然后，收起棋盘，他走向电视柜，熟练地从第二个抽屉里找出一张明显是盗版的CD，这显然是他赌棍父亲的东西。我很好奇他说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就坐在凳子上等着。不一会，从那老式电视机曲面的屏幕里投射出了两个裸体的人，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研究着什么似的。虽然屏幕的颜色有些失真，但还是能分辨的出来这是两个外国人。屏幕中的男人用嘴亲吻着女人身体的每个部位，就好像享受着一顿大餐。这时候黎敏问我：“有没有感觉？”。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视频里的两个人在做什么，毕竟我们才十岁，我真正理解性还要到三年以后。“啥感觉？啥意思？”我说。接着他就扒开自己的裤子给我看。我的妈呀，一边震惊之余，我给他看我的。和他的比，他让我再看视频里的两个人，之后他又调大了音量，让我听到女人的娇喘，并反复检查我是否有变化。后来他看我实在没什么反应，也就对我这边失去了兴趣，自己盯着屏幕盘弄着自己的玩物。我感觉到无聊，便去另外一间房里拍画片了。 第五章 傻子 窗外有两个小孩对话。一个说蚂蚁要全部踩死，另一个疑惑，便问：“为什么？”。“蚂蚁这东西毒得很，它长大了咬人疼的要命，所以绝对不能让它长大”，另一个回答。

我在房间里苦笑。心想人竟然可以如此轻易断定一个物种的生死，即便小孩也是一样。回想起小时候，很多荒诞的事情也在眼前发生过。一个院子里的小孩们，总有那么几个天生让人生厌的。或是他们的父母为人奸诈，又或者他们自身过分自私。不论如何，总得让他们受些惩罚。党贻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同学，但班里没人喜欢她。她曾经和我坐同桌时偷过我的橡皮，被我发现还死不承认。后来只要我们有争吵就会用铅笔头扎我，无奈最终只能跟班主任要求换座。她家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因为没钱，便和一帮下岗职工占着单位破产后留下的一栋废旧办公楼住着。

有一天，我和他们在院里闲草地里扯些野草过家家，忽然看到党贻三岁大的妹妹独自在远处的一片草地玩耍，有几个人过去把她带过来，说要带着她一起玩。不一会，又看到这群人中的几个人躲在一个角落商量。“不要跟她妹玩，党贻贱得很，之前还偷我东西”。“那咱们要不整整她妹？”，一个人提议。不经思索，几个人立马同意并开始商量着计策。未过多久，几个人开始窃笑。而后，三个人带着党小妹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借此遮挡视线。再回来时，只见这边几个人手里拿着一瓶绿茶饮料。她们笑嘻嘻地问党小妹道：“你喜不喜欢喝饮料？”。“喜欢”，党小妹回答，清澈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显然，像瓶装绿茶这样并不便宜的饮料，她并不经常能喝到，也可能从来都没喝过。“这个给你喝”，她们递过饮料瓶给党小妹，小妹不假思索地捧起瓶子咕咚咕咚几口下去，瓶里的液体竟然见底了。“好喝吗？”，那帮人问道，“好喝”，她说。那帮人哈哈大笑，又说:“好喝以后天天带你喝”。“嗯”，党小妹回答。

原来，这瓶所谓的饮料是其中一个女生刚收集的一瓶新鲜的尿液，瓶子也是路边捡的。我在人群中观察着，没有阻止也没有揭穿。我因为非常厌恶党贻，心里感觉到一种舒畅，一种报仇雪恨的快感，甚至于淹没了良心上的谴责。

班里除了像党贻这样惹人讨厌的人，还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做过什么坏事，却被大家孤立。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人或丑，或胖，或傻，或脏。我们班就有一个傻子叫方瑶，成绩总是倒数第一。传言说她父母离婚，养母不给她吃碘盐，因为缺碘，所以她脑子没发育好。至于这传言的真假早已无从得知，或许父母离婚是真，不给吃碘盐是假，谁也不知道。但不论是何缘由，傻了就是傻了，傻了就可以被欺负，也应当被欺负。至少，当时班里看起来没有人不同意，也都是这么做的。一开始，对她的欺负只是言语上的嘲笑，后来变成了戏弄，甚至肢体上的推搡，和刻意的孤立。她不会反抗的，她在班里或许没有朋友。平时同学闲来无事会跟她对话，就像用树棍或者小球去逗小猫小狗似的用言语去逗她，问一些像脑经急转弯之类的构思精巧的问题，然后让方瑶回答。方瑶也不知他人的意图是为了羞辱她，时常认真作答，却又答非所问，惹得大家发笑，她自己也傻乎乎地跟着大家笑了。

生活里像这样的人很多，或丑，或胖，或傻，或脏，或孬种，或自私，或小气，或奸诈，或愚蠢，或者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地让人厌恶。俗话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正因为可恨所以被欺负，因为被欺负所以看着可怜，但因为是可恨，所以即便是可怜也不值得同情，即便是可怜也不妨碍被欺负。但或许，欺负人并不需要原因，而只需要一个理由。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就可以像那两个宣判了蚂蚁死刑的两个小孩一样，肆意地孤立，欺辱任何人。被欺负的人可以形形色色，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永远不会反抗。 第六章 不好好学习，长大当农民 老师说：“你们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只能当农民，大太阳在外面晒着，一辈子受穷”。也有亲戚指着街上的清洁工对我说：“你看这清洁工辛苦吧？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了就只能扫大街”。从小到大，这样的话在我耳边来回的次数多了，脑子里大概也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个排行。排行榜最顶上一定是科学家，老师，医生和公务员之类的。最底层显然是农民或者清洁工。我爸是个体户做小生意，在这个排行榜上能排个中间。但小学有几年家庭调查，在信息栏父亲的工作一栏，我只会填“农民”。

起因是一次学校发起的募捐活动。老师让我们回家找家长商量，给贫困生捐款。回家找父母拿了三块钱，看好多人只捐了一块，我就也只捐了一块五，剩下一块五留着买零食了。学校要给捐款做排名，评出个最有爱心的班集体。班主任争强好胜，看着别班的家长五十一百地捐，便到班里发脾气。她说：“别的班捐五十一百的都好多个，咱们班，一块两块的也拿得出手？我平常最见不得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家长，唯利是图。一问要钱了跟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看看人家父母当官的，说捐款，二话不说就给一百”。原来，她的老公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她是有文化的，听说她当初恃才傲物，看不上人家，但后来也是因为对方家里条件好，妥协了。但她心里还是不服的，所以对于做生意的重利轻义之流很看不上眼。她哪里知道，生意场上风云变幻，没有铁饭碗的安稳，钱也只有攥到手里才能睡踏实了。可我会错了意，再加上原本对于老师是过分敬畏的，以为老师便是衡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便以为既然老师十分厌恶做生意的，那么生意人也自然是最下等的职业了。我听了话，心里不服，我要证明我爸不是最下等的。所以回家哭闹找我爸要钱，我说老师要再捐五块。我爸听了十分恼怒，他以为捐款本来就是自愿，既非必须也无必要，哪有上门要钱的理，便对我说：“你照常去学校，老师要是不行，你让她来跟我议论”。这下我爸是下等人的结论在我心里算是坐实了，我不想再去学校自取其辱，便没有去学校，而是找了街边一个破旧的小院的墙角躲了起来，正好铁门挡住了视线，别人轻易发现不了我，就这样我待了一下午。老师发现我未去学校，便打电话联系家长。之后我爸沿路打听，四处搜寻，最终在墙角发现了我，问清了缘由便把我拉去学校和班主任理论。班主任一听勃然大怒，争道：“我啥时候让他回去要钱了，你问他，我有没有说非要让每个人捐五块？”。班主任恼怒，一方面是因为我爸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室还有其他老师，让人看了笑话。

自此以后，班主任和我爸就彻底不对付了，而我也觉得我爸是完全被老师看不起的存在。我妈倒是懂得人情世故，买了点礼物上门给班主任赔礼道歉，后来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我妈代表参加。而我爸也变成了家庭信息栏里的那个农民。因为他既然是最底层，又没有工作单位，不是农民还能是什么呢？想想也好笑，他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耕地的农民吧？ 第七章 巧克力和棉花糖 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直盯着那旋转的棉花糖，期待那柔软的糖丝在舌头上化开的那个瞬间。“来，这是你的”，做糖的师傅说。我抑制不住嘴角的上扬，心里感激着在学校无聊的早晨终于换来了回报。拿着棉花糖，刚走了两步，一个身影飞快地从后面窜出来，然后一只手从我眼前闪过，夺走了我的棉花糖。原来是吕宪华，跟着他的还有曹伦昆。

吕的父亲也是个赌徒，家里的情况也不乐观。不知是不是因为家长赌博的原因，这些赌徒的孩子们自然地形成一个圈子，每天混在一起，四处捣乱，给别人找麻烦。他们好像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自豪，而且每当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次整蛊之后，就能得到相当分量的快乐。我是很难理解他们快乐的源泉。

我跑着跟上去，伸手去抢，他使了个身法躲了过去。我换了招数，一把抱住他，让他没法躲，他呼唤曹伦昆过来又将棉花糖递给了曹。我又去追曹，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我气急败坏，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件事上，明明我本可以好好享受我的棉花糖和放学的这段轻松自在的时间。“我草泥马！”，人群之中我终于忍不住地吼了出来。马路上有人回过头来看热闹，有人目视前方继续走着，似乎没有听到，还有人冷笑着现在这孩子真没教养。观众里还有个熟悉的身影，是我们的班主任。

下午我们三个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训话。她生气地问到：“你们今天中午在校门口干嘛呢？”。我委屈地把经过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听完，班主任开始训斥他们：“好好的，你们为啥抢他棉花糖？”。见了老师，他俩也怂了，只回答说：“我们跟他闹着玩呢，也没想到他认真了”。“闹着玩？你们闲着没事干？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干，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成绩早上去了。吕宪华，你论聪明在咱们班上可能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你一天正事不干，净动些歪脑子，华而不实。你们俩回去写份检讨书，明天在全班面前做检讨”，班主任说。

我心里窃喜，以为万事大吉了，他们也罪有应得了。班主任又看向我说：“你也回去写份检讨，不就是抢你个棉花糖吗？一个棉花糖值多少钱？你在街上大喊大叫什么？别人一看你是我们班的，都会说咱们班的学生就这个素质，把咱们班的脸都丢尽了”。

就这样，每个人都受罚了。很多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件错事里，占便宜的人受惩罚，吃亏的人也得受惩罚。比如学生打架了，打人的会受惩罚，但被打的也会受惩罚。当然，只有事情闹得大，才会所有人都受惩罚。如果我没喊，老师也不会找我们，他们也不会被罚，我也就不会被罚。若我在他们抢了棉花糖之后像成年人一样淡定地让他们吃我的棉花糖，下午再去跟老师举报他俩抢我的棉花糖，那么老师大概只会轻描淡写地找他俩说一句，或者说我这点小事也要汇报。而我则会在同学中背上一个爱打小报告的罪名，在今后被大伙嫌弃甚至孤立。

又一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在校门口等学校开门入校。因为燥热，又闲来无事，一个同学提议我们试试胆子。提议的这个同学叫张鹏，家里常年外出做生意，搬家也是家常便饭，就连他也得跟着不停地转学。他转来我们学校也只是半年前的事。他说：“你们敢去前面那个商店门口的货摊上拿一块巧克力回来吗？”。我们都有些犹豫地互相看着。说着，他走过去，趁着老板不注意，顺手溜了一个巧克力回来。然后得意地对着我们说：“你们看！还有谁敢吗？”，说着一口把巧克力喂到了嘴里。其他同学有的经不住怂恿，也上去偷了一颗巧克力回来，我一边感到胆怯，一边又觉得在同学中做不到很丢脸，终于还是咬咬牙，上去拿了一颗就走。但因为是初犯，我竟忘了确认店主的目光所在的方向，被店主抓个正着。“诶！把东西给我放下，小杂种”，说着向着我追了过来。我受惊了，把巧克力放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就飞奔着逃进了学校，我的同学们也被吓到一窝蜂地往里面跑了。店主没抓到我，但抓住了我的一个同学，问清了我们的班级，便找了我们的班主任。

我妈被叫到了学校，店主一口咬定我偷吃了他的巧克力。班主任冷嘲热讽道：“行啊，有能耐了啊！好的不学，偷东西都学会了。小小年纪就偷东西，长大了怕是蹲大狱的料”。我妈在一旁很不好意思，对我说：“想吃巧克力跟我们说嘛，你要一盒我们都给你买，干嘛偷那一个，又吃不出个啥味儿”。我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吃那个巧克力，我也没吃，我只是跟同学打赌测试胆量才拿的，巧克力现在还在外面的台阶上放着。店主得理不饶人，一口咬定我肯定是吃了，还说：“你说你放在外面，你带我去找！“。我就带着他们去找，幸运的是还真没有人把那颗巧克力拿走，可能是因为在地上沾了灰。店主看到还真有一颗巧克力在地上，心里发虚，便说：“哎呀，这娃还真没撒谎，这误会了，哈哈哈”。我妈为了表示抱歉，便买了两个巧克力给我。再回到办公室，班主任说道：“你给我们班丢了多大脸你知道吗？让人找上门来，还当众说我们班的学生偷窃，你让别的老师怎么想？怕都背地里笑话我没把你们教好，回去写份检讨吧”。好在当着我妈的面，老师说话还算柔和，尘埃落定，也算是虚惊一场。

至于张鹏以及其他的同学，因为打赌的事也受牵连写了检讨。至于结果嘛，张鹏同学后来在店里偷窃数次，有时让我们当僚机。再之后，他们又搬家了，他也转学去了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联系。

第八章 男生的勇气 一帮男生挤在两米高的河堤上向下瞧着，河堤下是一滩沙子堆。“你敢跳下去吗？”一个男孩说，一副“你等着看我给你表演“的样子。接着，一个男孩跳下去了，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子，再回头向上看着其他人，得意的笑起来了。接着第二个跳下去了，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我逐渐感觉到一种不得不跳下去的压力。

“别像个女生似的，快跳！是男人就跳下来”，下面的男生对着我说。我将眼睛试探地探向河堤的边缘，从上面往下拉很难真正地判断高度，因此心理上的恐惧更加重了。双腿开始发抖，往前移动一步腿就开始发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软弱得像女生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男生的圈子里，要想融入，就要不断地通过对胆量的测试来巩固自己在这个圈子的身份。如果有一次，哪怕就是一次没有成功通过测试，那么很快，你就会被这个圈子清除去。因为男人就是要勇敢的。

男人，究竟是怎样的物种呢？明明是在恐惧，表面依然镇定自若。明明什么都没有，却要表演出自信，有时甚至要编造出一整套天衣无缝的谎话，以至于连说谎的人自己也有些真假难辨。

我是男人吗？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不是。因为如果我是男人，我就得在恐惧的时候选择大胆，在聚会的时候给自己猛灌啤酒，在朋友做愚蠢傻事的时候义气地帮上一把，在某个年纪接上一个担子，组建一个家庭，为了一种责任而任劳任怨，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放弃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尽管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重担和责任都是只要自己仅靠想清楚都可以避免的。

当然我也不希望我是个女人。因为是女人就没法肆意地大笑，而必须表现出一种柔弱的姿态。明明很凶悍却要假装拧不开瓶盖，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强大隐藏起来，到最后就好像自己真的离开男人就不能生存了一样。如果要说男人过度地努力去挑战自己的极限，女人则是过度的努力去拒绝任何挑战。因此女性总是在大多数领域表现得太弱，因此又导致性别不平等。有些人要求平等对待男女，却没有要求女性去挑战自己。结果是，只能通过对女性降低选拔标准来增加一定的女性比例，而这又反倒成了女人就是不如男人的证明。

我要是能选，就做一只猫，一只宠物猫，一只仅仅需要牺牲自己生殖的可能性就可以衣食无忧的宠物猫。

终于我还是下了决心要跳下去。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只需要忘掉看到的这段看起来很高很远的距离，闭着眼，纵身跳下去就好了。我的脑子空白了0.5秒，紧接着我尝试用自己的脚底去寻找坎下的沙堆。尝试并没有很成功，我还是一屁股坐下去了。然后拍拍似乎上的沙子，站起来笑了笑。又是通过测试的一天，不知还有多少个这样的一天才可以结束这段成长的过程然后成为男人啊。 第九章 同意请举手 逐渐接近夏天的燥热很快将人吞噬，每天下午坐在教室里的那几个小时便异常难以忍受。后来因为最后一年小升初的压力，学校按照惯例让我们补课两小时。而这短短两小时，却让浮躁的心产生了邪念。

数学老师迟到了，不知什么原因。十分钟后，教室里开始没有了耐心，有人站上了讲台，原来是老师口中“华而不实”的吕宪华。他像选举活动或者抗议游行的领导者一样激昂地问“同意老师请假所以今天来不了的人举手！”。未经犹豫，台下齐唰唰地举起了手。他接着又问“同意老师家里有事今天来不了的人请举手！”，还是齐刷刷的举手。再后来问题就变味了，“同意老师生病请假所以今天来不了的请举手”，“同意老师家里有人出车祸，所以今天来不了的请举手”，“同意老师出车祸所以今天来不了的请举手”。后来这些问题，举手逐渐没那么齐了，有些人在犹豫，有些人在观望，但还是有很多人举手了。

谁也没想到，最后这一幕被教室外的数学老师亲耳听到了。在最后一次投票结束后，教室的气氛逐渐冷却下来，大家知道自己大概做了错事。这时一个身影从窗外一闪而过，然后出现在讲台上，所有人吓了一跳。台上此刻站着数学老师，情绪或许是愤怒，仇恨，失望，心死或其他更为复杂的情绪，但没人敢用眼睛去确认，大家都低着头等待着审判。“老师给你们辛辛苦苦讲课，大热天加班给你们讲课，你们在这咒老师死。好，你们这个班我不配教，我也教不了，你们自己去找其他老师教你们吧，看谁敢教你们”，她说。然后摔门而去。

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等到第二天，班主任今天对我们冷嘲热讽地说：“你们现在还真有能耐了，现在你们把数学老师得罪了，没人给你们讲数学了，看你们怎么办”。果然，今天的数学课变成了自习课。又等了两天，又是两天自习。这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慌了。大家开始商议着去给老师道歉，但是数学老师好几天没来办公室。后来都商量去老师家里道歉。

此时正值校庆活动，按原计划，每个班都应该待在自己的方阵里直到活动结束。活动正进行到一半，台上的表演正热闹。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前看，远远的能看到前排坐了不少领导，有县里的，也有市里的，还有其他姊妹学校的校领导等等。此时若是会场有一点瑕疵，我们学校校长可就太丢脸了。可就在这时，我们班的方阵后面开始躁动起来，同学们开始接二连三地窃窃私语，随后又从后排扩散到前排。为了在天黑前赶到数学老师家，他们商量着大家一起提前离场，给大家下达命令的除了班长，还有那天在台上怂恿大家投票的家伙。一帮人弓着背偷偷摸摸地往会场后门溜去，可几十号人同时开溜，就是眼神不好的也很难不注意到。但考虑到我们之前犯下的大错，这会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溜出会场后，一帮人便大摇大摆地朝着数学老师家走着，为首的几个跟大家打了声招呼便先跑到前面去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都用礼品包装纸包好的准备送老师的礼物。买礼物的钱是大家前一天凑份子凑出来的，那些当初牵头投票和支持的人自然出的多一些。一切准备妥当，一帮人便站在老师楼下，有人上去敲门，老师并未开门，但是可以确定老师在家。随后，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在楼下一齐道歉。“老师，我们错了。老师，请你原谅我们。老师，我们错了。老师，请你回来。”，几十个人在楼下这么喊着，数学老师也觉得尴尬，便开门让我们进她家里说话。

进门后，大家各自找好地方或坐或站，因为空间有限，后来的人便只能站着。三五分钟后，房间里由刚开始的喧闹变到像之前那次老师在教室里发飙时的寂静。我不敢说话，我也不用说话，所以只是自个躲在人群后面脑子里瞎想着。打破寂静的是宪华，他先说：“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然后接着，大家也异口同声地和着：“老师，我们知道错了”。老师并不十分满意地问他错在哪，他把他能找出来的的所有可能错的理由都说了。然后，老师便给大家讲了一些道理，至于是什么道理，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家畅聊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天已经黑了，再到后来大家又笑呵呵地结束了那天的聚会，第二天数学老师便回到了教室，心情似乎不错。

但那天，班主任显得不是很高兴。当时我并不太明白她为什么不高兴，明明我们总算把数学老师给劝回来了。后来不知是谁提醒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提前离场，班主任被校领导严厉地批评了。 出轨 父母跟我说，家里有个亲戚在即将入学的中学当老师，他们去打过招呼，会给我选个负责任的班主任。原本学校会以小升初成绩分班，我的成绩不差，按理会被分到数学老师或者英语老师做班主任的班级，但因为家里的介入，我再一次被分到了语文老师做班主任的班级。

开学第一天，按照传统，这一天教师团队要和新生见面并打扫卫生，因此并不上课。去到教室时，只有零星几人，逐渐人多了起来。这次与上次不同，因为升入中学必然有一部分是来自同一所小学，班里很容易便找到了过去的同学。再加上自己的同学有时也与其他班级的同学相识，一个个小圈子便自然地行成了。由于这种过去的人际关系，我也轻易地避免了上次那样被其他人冷落的情况，并且顺势认识了新的朋友。这次我也小心了些，并没有做一些奇怪的引人注意的行为。

我坐在第一排，和周围几个同学聊得正开心时，忽然从教室门口开始向内冷静了下来。靠着多年的直觉，同学们心照不宣地停止了对话。老师们来了，这次我仔细观察着，来的几个人中仅有一个人板着脸，其余则是微笑着，并无防备姿态。想来，因为我们都已经经历了六年的教育，规矩已有几分熟悉，他们也因此不再充满敌意。而那位板着脸的女人，则必定是班主任了。树立威严，是所有管理者在第一次见面时必须要做到的事情。一旦第一次见面失了威信，往后再想管住谁就比登天还难。

这位班主任，全程板着脸讲解完了所有的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和之后打扫卫生的安排。在流程的最后，她叮嘱了几件事。说完，她扫了一眼教室，看到我并未在做笔记，心想逮着了机会，便对我发难。“你”，她用手指指着我，“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我虽有些紧张，但心想这次我也算做足了准备，因此并不怯懦地回答：“让我们下次来带着笔和笔记本”。她冷笑着点了另一位女生回答：“你来说说，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师最后一句话说，让我们把这几点都记在心上，别回家就忘了”。“嗯，还算有人在听。”，班主任冷眼瞟着我又说：“在我眼皮底下，都听不到我在说什么”。此时我既羞愧又无奈，我本以为她说的最后一点是指她叮嘱过我们的几件事，所以自己便总结了一下要点后给出了一个精简的回答。可谁知她毕竟是语文老师，咬文嚼字才是她们的擅长。我立刻意识到这个班主任不适合我。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以及班主任在没有开始上课的情况下，还给我们布置了一篇600字的日记。我哭着说：“别的班都没有作业，我都问了，只有这个班有作文，而且这个老师我也不喜欢，我要换班”。父母自知为难。这找人帮忙换班，开学之前容易，开学之后就有些不合适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尝试走这条路的。因此，他们开始劝说我：“这刚开学，课都没开始上，或许开始上课之后就会好些，你要不先试试，如果后面发现真的不合适，我们再去找人给你换”。可他们哪知道，小孩的直觉往往是最准的。

果然，离开学只过了两个周，我的作业就多得写不完，几乎每天晚上到凌晨1-2点才睡，早上闹钟定到5-6点再起来继续补作业。一周前，班主任在课后要求我们每天写一篇300字的日记，同时一周要写一篇长一点的600字的周记，这两项各自独立，不可互抵。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每周至少要写2700字。其他人很多都是小升初考试语文高分才被分到这个班的，如果对他们来说很难，对我来书便是不可能完成的。再说一个初一的学生能有多少心事，学校里每天重复枯燥的日子，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若不是照着书抄，恐怕一个周就把脑子榨干了。可这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课的老师们各个都不饶人，布置作业是生怕我们在家闲着。倒霉的是，这副课也不轻松。比如这美术课的老师。显然，她是知道现如今这学校里重文化课，轻艺术和体育。但她这个人要强，见不得别人把她不当回事儿，于是便以布置作业为名，强迫我们每周上交一幅完成的绘画，且每周都有一个主题，想一劳永逸地画个模板出来应付差事是不可能了，哪怕是想找个参考书照猫画虎，也得费些脑子。对于初中生，除非那家里教得好且顶聪明的，一般学生想都想不到可以如此应付差事。回想起来，有好多次凌晨两点趴在床上盯着画纸苦思冥想也不知该放些什么上去。再过了几周，到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学生都疲了，也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热情，作业自然是缺斤少两地交。老师们哪是那么容易糊弄的，后来班主任定了一条政策，作业第一次没完成，就罚抄10遍，如果罚抄还没完成，就继续累加倍数。政策刚下，第一个周或许起了点作用。可到后来，上一周的作业且没完成，即将面临罚抄的惩罚，这周的作业又来了。再过了几个周，班里没有罚抄作业的同学就寥寥无几了。而那些被罚抄的同学，新加入罚抄大军的可能只是上一周的作业没完成，还希望着这周能够连带着之前的和本周的作业一起补齐。至于那已经被罚抄几周的，早已放弃了挣扎，只等着每次老师来检查时或罚站，或打两巴掌，又或踹两脚让老师出出气。

我从小学开始便十分胆小，畏惧老师，自然一开始也是不愿意被惩罚的。一个周日，快到了下午5点时，我惊觉自己的作业不仅没有做完，而且是一大半都没有做完。眼看着7点的晚自习就要检查作业，我内心极度慌张，似乎心脏病都要犯了。但忽然间我变得异常冷静，随后爸妈叫我吃饭，我也立即去餐桌上坐着，吃饭时还和家人有说有笑，他们便问：“你今天吃饭还积极，作业都做完了吧？”。“嗯”，我说。吃完饭，将近6点，我和平时周天下午一样，准时出门。其实我根本没打算去学校，所以心里反倒轻松。我出了门便朝着后山走去。这后山是个公园，从山底到山顶都修了台阶步道供当地人休闲漫步之用。我便顺着这步道一路走到了山顶。原本的计划是干脆不回家，因为反正作业没做完，若回去还是会被父母抓去见老师，于是不回家倒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果真是年纪小，完全没想后路。刚到山顶，因为是冬季，天已经黑了，大风吹着树木沙沙响。突然，身后大概十几米处有一片草丛有些异动，像是什么动物蹿过的声响。因为年纪小，脑子当时只想到可能是狼，便吓得飞奔逃下山。下山时又经过一片墓地，走近时突然闪出一片白色的东西，又停在前面，似乎我再观察它，它也在观察我。仔细看原来是一只白猫。此时我已经吓得腿抖，心里只想着赶紧回家，直到走到灯火通明的街上才又感到安全。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见老师，解释了前因后果。班主任斜着眼冷笑道：“你现在倒是有能耐了，作业不做还敢离家出走？”。我并未说什么，只随着她进教室继续受煎熬去了。

我开始停止交作业，甚至停止做作业，已是在全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被罚时。但再过几周，到了12月份，每天被罚站的人就基本上有九成了。放眼望去，空荡荡的教室零星坐着四五个学生，剩下的人则全部站在教室后方。此时正值寒冬，所有人都围着炉子取暖，虽然站着，但反而觉得舒服。因为这整天也不用将心思放在课上，又整日整日围着炉火，和同学之反倒也熟络了。据他们说，班主任之所以这样对我们，原来是有原因的。那段时间她的老公，也是我们当初所读小学的副校长，与学校内一名老师有了私情，事情却败露被人传闲话。因为这事，她心生怨恨，她表面上冷静，其实每天则以欺负我们泄愤。也有人说，是因为她老公得了肠癌，所以家里麻烦事多。对于传闻，真真假假，或许有夸大其词，但她如此对待学生，所谓的严格，却一定是错的。

后来，她被调走，而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已经积重难返。即便作业量已经比之前要少很多，但太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做作业了，再加上罚抄写的政策也没有被取消，大部分同学还是选择死扛到底。到了第二年，班里转走了30多个学生，我也在转学生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