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这座城：震惊全美的警察腐败案》 第1章 出场人物 被调查人

韦恩·詹金斯警司

莫莫杜·贡多警探

伊沃迪奥·亨德里克斯警探

丹尼尔·赫斯勒警探

马库斯·泰勒警探

莫里斯·沃德警探

托马斯·阿勒斯警司

基思·格拉德斯通警司

调查人

利奥·怀斯助理检察官

德里克·海因斯助理检察官

埃丽卡·詹森特别探员

约翰·西拉基警司

戴维·麦克杜格尔警士

斯科特·基尔帕特里克警探

死者

肖恩·苏特警探 第2章 《收场》：“敲门人” 2017年夏，巴尔的摩的一名联邦法官收到一封信。信寄自麦克道尔联邦惩教所，该惩教所位于西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偏远之地，距巴尔的摩有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信封的正面，这名囚犯写着“专递”两个字。

奥马尔·伯利的这封信写在横格纸上，字迹工整，笔触活泼，字母T上还加了波浪号。这是囚犯编号为43787-037的伯利第二次向法官求助，他请求法庭指派一名律师为其辩护。他的上一名律师已经退休，这名律师试着联系另一名同行，但没有得到答复。

“我含冤入狱，只能自证清白，您能想象这有多难吗？”伯利写道。

几个月前，伯利正待在俄克拉何马州一所联邦监狱的休闲厅，等着被送往麦克道尔联邦惩教所。这时有人喊他：“小巴尔的摩！小巴尔的摩！你看到了吗？”电视上正在播放伯利家乡的新闻。八名巴尔的摩警察被指控偷窃市民财物，并且在他们的案件中说谎。这些警察确实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而当时联邦政府正就巴尔的摩市警察局是否侵犯公民权利对其展开调查，起因是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扣押期间受伤身亡。调查披露的内幕令人震惊，不过不完全可信。多年来，针对该市警察不当行为的指控——从非法脱衣搜查到致人骨折——从未停止，但许多指控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指控者前科累累，有充分的动机提出虚假指控。结果，这些真伪难辨的指控反倒常常对警方有利。由于阻力过大，大多数受害者甚至不愿再费力说出真相。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持有毒品或枪支。警察可能在双方接触的细节上撒了谎，或者将搜到的部分钱财据为己有。不过，这里是巴尔的摩，这充其量被视为一个“肮脏的游戏”，目的被用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但此时，家乡的一起窃听案揭露了警察文化，而起诉这些警员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寻找更多的受害者。奥马尔·伯利正好有话要说。

伯利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4月28日早晨。一个便衣警察小队的成员被叫到街上列队点名。他们的警司告诉他们，自己会晚一点到，让他们原地待命。但韦恩·詹金斯警探不愿意在那里干等。他告诉其他人，巴尔的摩西北区的贝尔大道附近是犯罪高发区。

“我们走。”詹金斯说。

你可以让一些警察在电线杆下站十个小时。九个小时后去检查，他们还会站在那里。你可以让他们去格林芒特大道巡逻，命令他们不准停下来，他们甚至会把鞋底磨破。但是，有些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待在空屋子里用望远镜观察远方，或者在小巷里追踪犯罪嫌疑人。他们从早到晚工作，加班量惊人。这些人就是巴尔的摩市警察局的部门负责人赖以完成工作的“10%”。

这些人最有可能进入便衣警察组。便衣警察在城里被称为“敲门人”或“突然出现的家伙们”，这指的是他们运用的富于攻击性的战术。便衣警察组的警员们经常在暗处工作，不过他们的工作不同于卧底行动。在卧底行动中，警察假扮成其他人，潜入犯罪组织。顾名思义，便衣警察着便装而非制服工作。他们驾驶着无标识警车，通常不会在某个固定的地点执勤，也不需要回应911报警电话。相反，他们会四处寻找不法之徒——毒贩或衣服里可能藏着枪的人——而且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能够帮助他们抓到更有价值的目标，他们就可以放走犯罪嫌疑人。在全国范围内，便衣警察频频引发丑闻。但一直以来，警察局的负责人认为，对打击犯罪来说，他们至关重要——巴尔的摩的一名警长后来形容他们是“维京人”，出去狩猎，带回“战利品”。

詹金斯似乎永远不知疲倦。这名白人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凭借自己的热忱，很快得以进入巴尔的摩市警察局中最精锐的小组。2010年，警龄不到七年的詹金斯，进入了新成立的暴力惯犯小队。这个小队由一群被精心挑选的警察组成，职责是追捕巴尔的摩最凶悍的犯罪者。警员们经常会得到一些难觅踪迹的犯罪嫌疑人的名字，然后被要求在30天内将其绳之以法。

詹金斯和他的队友来到格罗夫公园社区，这是一个位于巴尔的摩市和巴尔的摩县交界处的绿树成荫的社区，有独栋住宅和大量的公寓楼，由小路相连，路两旁种着樱桃树。就巴尔的摩的社区而言，这个社区明显不同于靠近城市核心区的密集的、无人关心的排屋社区，但这里并非没有犯罪。后来的法庭卷宗显示，警员们声称他们在帕克维尤大道3800街区看到奥马尔·伯利坐在他的本田讴歌车里，另一名男子拿着似乎是现金的东西走了过来，上了车。詹金斯写道：“这时，根据我的训练和专业知识判断，我认为他们可能在交易毒品。”

和詹金斯一起待在车里的是瑞安·吉恩警探。吉恩虽然有爱尔兰和越南血统，但由于长相，他所负责的街区的人都叫他“波多黎各人”。吉恩伸手去拿无线电对讲机。

“嘿，肖恩，”他低声对坐在另一辆车里的另一名小队成员肖恩·苏特说道，“我们要拦下这辆雅阁。”

“知道了。我跟着你。”苏特答道。

几名警察展开抓捕。詹金斯和吉恩从前面拦住伯利的车，苏特挡在后面。詹金斯在起诉书中写道，他们打开警灯，“亮出”警徽。他说，警员们看到车里有动静，于是命令车里的人举起手来。吉恩跳下车，拔出枪，命令伯利不要动。而伯利驾车绕过警车，逃之夭夭。

“嘿，有一辆跑了，”吉恩通过无线电向其他警员报告，背景中可以听到詹金斯的声音，“经过西顿公园公寓。黑色讴歌。”

他报出了车牌号：1FYK08。

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伯利驶出不到一英里后，警员们听到一声巨响，似乎是炸弹爆炸。他们赶到贝尔大道和格温橡树大道的十字路口，看到车撞到消火栓上，水从消火栓中喷了出来。车的前保险杠脱落，引擎盖被撞坏。警员们刚想看看里面的人受了多重的伤，车里的人突然冲了出来。吉恩紧追坐在副驾驶座的布伦特·马修斯，詹金斯和苏特则跟着伯利。

一名旁观者打电话报警，完全没有提到有警察牵涉其中。

“车祸。贝尔和格温橡树。一个人……他们在跑，想要开枪射击对方。”

“你说他们想要开枪射击对方？”911接话员问道。

“是的。车撞到消火栓，他们跳下车，开始跑，有一个人带着枪。”

伯利在车祸现场15米外被苏特抓住。“你为什么要跑？”据伯利说，苏特这么问道，“为什么不看看我们想干什么？”

“你们只要打开警灯……”伯利答道。

吉恩抓住那名乘客，乘客不肯就范。吉恩制伏了他，给他戴上手铐，押着他走回车祸现场。

“东西在车里。”詹金斯告诉吉恩。

苏特和一名巡警搜查了伯利的车，在车里发现了一个装有32克海洛因的袋子。

现场的人花了些时间来评估损失。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警员们和附近的人听到的巨响，并不是因为车撞上了消火栓。伯利的车先撞上了一对老夫妇驾驶的雪佛兰蒙特卡罗轿车，轿车正经过十字路口，被撞得飞过一排灌木。

附近一个正在做早餐的人（车祸造成了他的房子震动）跑到那对受伤的夫妇身旁，丈夫头部流血，妻子哭着求救。他告诉他们：“坚持住，救援就快到了。”

86岁的埃尔伯特·戴维斯和他的妻子、81岁的弗萨·凯恩当天早上外出看望他们的孩子——他们一共有十个孩子。这对夫妇被救护车送到市中心的马里兰大学休克创伤中心接受救治，吉恩跟着去查看他们的情况。后来他说，他在护士站听到戴维斯过世的消息。吉恩走进凯恩的病房，握住她的手。她问吉恩，她的丈夫是否安好。吉恩告诉她：“他们正在抢救。”吉恩设法让她冷静下来，直到医生过来宣布噩耗。

回到车祸现场。62岁的乔伊丝·富勒的家被车祸波及，她正斥责那个因为逃跑而造成车祸的人。

“我想把所有毒贩子装进一架货运飞机，把他们全部送到伊拉克，”她告诉记者，“那对夫妇受的真是无妄之灾。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40岁的伯利再次入狱，他对监狱生活并不陌生。早在13岁时，他就因持有毒品被捕，当时他替一个他敬爱的叔叔承担了一项指控。不过，他和其他人有一个罕见的不同——他曾以持枪的罪名被起诉至联邦法院，但最终无罪释放。2007年，他遭警察拦截盘查，理由是“车窗贴膜不符合法律规定”。逮捕他的警员说闻到了酒味，在伸手拿车里的一个杯子时，看到车座扶手下露出一把手枪的枪托。警方后来称，伯利和车上的另一名男子“肯定知道”武器在那里，并指控他们持枪。因为这些指控，伯利被关了将近一年半，先是因为无力负担保释金，后来又遭到联邦审前羁押。直到另一个人承认枪是自己的，针对伯利的起诉才被撤销，他被释放。

这次，除了持有毒品，伯利还将被指控犯有非预谋杀人罪。这场车祸或许是一场意外，但携带毒品并逃离警察追捕的行为使其构成犯罪。持有毒品违反了联邦法律，负责起诉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曾撤销过早先针对伯利的诉讼。伯利被羁押，候审期间不得保释。

但伯利对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发誓说，那天车里没有毒品。一个被裁定杀害了伯利表兄弟的人那天将被宣判，伯利要去法院，而马修斯是在途中上车的。伯利以前中过两次枪。他说，当警察围住他的车并拔出枪时，他吓坏了。他说他慌了，于是夺路而逃。

伯利的律师告诉法官，他的当事人对“詹金斯警探的合理依据陈述书的大部分内容”提出异议。他说，警探们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扣押并逮捕了伯利，并以事后发现的毒品证明行动的正当性。

伯利的律师写道：“执法部门声称看到一个非裔美国人在犯罪高发地区带着钱进入一辆停着的车里，这不构成合理依据。”伯利拒绝认罪，羁押候审。

吉恩后来说，他对这些人说的毒品是栽赃的说法不以为然，被捕者总是否认针对他们的指控。

但詹金斯似乎对这起案件很着迷。警察可以监听囚犯从监狱打出的电话，而詹金斯一直在听伯利和乘客马修斯的电话。他们告诉其他人，海洛因是被栽赃的。

“如果这起案件开庭，”詹金斯告诉吉恩，“我不能做证。”

对于伯利来说，证明自己无罪的难度太大了。他有前科，驾驶执照已经被吊销，而且在逃离警察追踪时造成一名老人死亡，警察说他们在车上发现了海洛因。在认罪协议中，他将以持有毒品的罪名在联邦监狱服刑十年。州法院还要审理非预谋杀人罪的指控，他又被判处十年监禁，这是最高刑期。由于没有开庭，警员们不需要在法庭上讨论此案。伯利被送进监狱。

七年后，这起已经完结的案件将再起波澜，伯利将再次现身巴尔的摩的法庭。这次，他被提前释放，一位联邦法官走下法官席，亲自向他道歉并与他握手。与此同时，韦恩·詹金斯将很快被送往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郊外沙漠的一座监狱，并将在那里服刑25年。肖恩·苏特则躺在西巴尔的摩的一条小巷里，头部中枪。 第3章 不惜一切代价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韦恩·詹金斯见证着巴尔的摩市的萎缩与挣扎。

经过20世纪40年代的战后“婴儿潮”，巴尔的摩的人口接近百万，达到顶峰。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以及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向城市周边扩展，白人家庭开始逃离市区，搬进居住面积更大、同质化程度更高的社区。20世纪60年代，随着犯罪和骚乱的增加，“白人群飞”现象愈演愈烈。1968年，马丁·路德·金的去世使巴尔的摩的混乱达到顶点。在随后的大骚乱中，1000多家企业或遭抢劫或被破坏，6人死亡，700人受伤。1950年，该市的白人人口比例为76%；到1980年詹金斯出生时，这一比例已经降至44%。与此同时，巴尔的摩的总人口不断下降。截至1980年，该市人口已降至80万以下。

1980年6月，也就是詹金斯出生一个月前，该市在早已破败的码头区开设了海港购物中心，并且高调地宣布其为该市市区振兴的核心。长期担任市长的威廉·唐纳德·谢弗决心振衰起弊，将重心放在发展旅游业上，并大力提升市民的自豪感。“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让这个缺乏自豪感的城市重拾信心，”1979年，谢弗说道，“这样人们才不会羞于说自己是巴尔的摩人。”然而，“白人群飞”现象仍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又有5万名居民离开了这座城市。

詹金斯在米德尔里弗长大，这是一个位于城市东部的近郊社区，环绕着切萨皮克湾北部的狭长水面。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接纳了逃亡的白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地及附近的几个主要工业园区：马丁飞机制造厂就在米德尔里弗，它在战争期间雇用了5.3万名员工；南边是位于斯帕罗斯角的规模庞大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之一，有3万名员工；通用汽车公司就在城东，雇用了7000名员工。

米德尔里弗社区安静而和睦，上述工厂和其他工厂提供了稳定的就业。一些警察住在这里，他们的车就停在车道上。但在詹金斯出生后的几年里，由于整座城市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近郊的稳定性开始受到影响。从1978年到1982年，仅通用汽车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就削减了1.2万个工作岗位。米德尔里弗虽然表面上仍是美国的模范社区，但背地里毒品文化已经生根发芽。该文化源自巴尔的摩市区，大多数家庭就是从那里逃离的。1987年，就在詹金斯所在街区的一栋房子里，抢劫犯为了17磅大麻，以处决的方式枪杀了一对怀有身孕的姐妹和她们的丈夫。毒品文化就这样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当时此类暴力事件仍然罕见，警方的回应尚属温和。

詹金斯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此外他的家庭还收留了两名表亲。他的父亲劳埃德·“李”·詹金斯曾在海军服役，后来在伯利恒钢铁厂工作，同时兼职做杂活。劳埃德经常直到深夜才归家。韦恩不仅是最小的孩子，还不得不接受治疗以克服口吃——他的坚忍性格或许与此有关。“韦恩天不怕，地不怕，”安迪·亚诺维奇回忆说，他家和韦恩家隔了四户，他还记得韦恩会为其他孩子出头，“我总是较弱的一方，韦恩会保护我。”“他不想找碴打架”，但总会迅速保护他人。亚诺维奇回忆说，詹金斯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一副拳击手套。

詹金斯进入东部技术高中，在那里学习供暖、通风和空调方面的职业课程。东部技术高中是一所广受好评的学校，是全州仅有的11所“优秀蓝带学校”之一。虽然该校从巴尔的摩县最贫穷的一些地区招生，但在马里兰州的成绩单上，该校在每一项上都取得了优异的分数。

詹金斯与艺术教师鲍勃·布伦特关系密切，这令人意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布伦特不教詹金斯。有一段时间，布伦特的开放课堂教室就在詹金斯上焊接课的教室旁边，而詹金斯经常被赶出课堂。布伦特为詹金斯提供了一个容身之所，还说詹金斯在课堂上因口出狂言而惹上麻烦后，会生自己的气。“我不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能坐下来自然地交谈，”布伦特回忆道，“我记得他总是说自己后悔刚刚做的事情，但似乎总会重蹈覆辙。”布伦特回忆说，詹金斯曾告诉他“家里的事有点棘手”。

詹金斯从事两项运动——长曲棍球和橄榄球。他在两支球队虽然都不是首发，但因为具有极强的职业精神，被其他球员称为“鲁迪”——这是一个效力于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陪练员的名字，他凭借额外努力赢得了以四年级生的身份参加最后一场比赛的机会。橄榄球教练尼克·阿米尼奥回忆说，詹金斯是一个勤奋的人，在特勤组[1]打球。“我认为他想成为团队的一员，和其他人一起成就些什么。”阿米尼奥说。

在东部技术高中，詹金斯开始与克丽丝蒂·迈尔斯约会。在毕业纪念册中，他感谢了自己的父母、布伦特和另一位老师，还对克丽丝蒂表白。最后，他抒发了毕业时的成就感：“我做到了。”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8月24日，詹金斯像父亲一样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维尔的勒琼营——一个位于海边的占地面积庞大的训练基地。他结识了巴尔的摩同乡帕特里克·阿梅塔，二人成了室友。不过他们的性格迥异。阿梅塔那时喜欢参加聚会，而詹金斯就像军队宣传海报中的男孩，衣褶如剃刀般锋利，靴子一尘不染——一个“随时待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总是说‘伙计，你得擦擦那些靴子了’或者‘你要把那块热石头（熨斗）放在制服上吗？’。韦恩总是引人注目。”阿梅塔回忆道。他说詹金斯当时膝盖有伤，列队跑步时有时会跌倒，但总能坚持下去。2000年，詹金斯晋升为下士，负责驾驶战术车和运送物资。大约20年后，他的中士说他是“在我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服役的20年间，遇到过的最完美的人”。这名中士还说詹金斯是“海军陆战队培养的优秀领导者的光辉榜样”。

不过，詹金斯最关心的或许是尽可能多地回到400英里外的老家，看望家人和克丽丝蒂。他开阿梅塔的车，自己负担油费。

2001年8月15日，也就是“9·11”事件一个月前，詹金斯从海军陆战队光荣退伍。这个时间点改变了他的人生。如果留下来，他可能会参加反恐战争，或许会被派往交战区。而事实上，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辛苦地从事着低薪工作——铺瓷砖，还在邓多克的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当一场热带风暴在附近地区引发洪水时，詹金斯带着船来到当地的志愿消防公司。“这是我的社区，”他说，“我能做些什么吗？”

他虽然退伍了，但仍想为公众服务，于是开始申请警察职位。2002年，马里兰州警察局拒绝了詹金斯的申请，理由是“未达测试标准”，不过确切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他转而申请加入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面试时，他承认自己犯过小错，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吸过几次大麻，在默特尔比奇曾因横穿马路被捕。他的心理评估结果是C。但负责招聘的人对詹金斯在面试中的表现赞不绝口：“到目前为止，该申请人是我面试过的人里最有礼貌的。他在每次回答完问题后都会说‘是的，先生’或‘不是，先生’。他非常尊重人。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

他最终如愿以偿，于2003年2月成为一名警校学员。他的同学说他的从军经验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警校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名新警员贾森·拉塞尔回忆说，一天晚上，全班同学去看他的拳击比赛。被选为班长的空军老兵丹·霍根说，詹金斯身高约一米八，有些瘦，下巴轮廓分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斗士。他喜欢拳击，心态是那种典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心态……让我们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要100%地完成它。别跟我说什么10%”。

詹金斯进入的是一个领导层不断变化，并试图采取新的执法策略的警队。从1985年到1993年，由于全国范围的快克大泛滥，巴尔的摩的暴力犯罪率上升了53%。20世纪90年代，即便人口下降，该市每年也仍有300多起谋杀案。在这十年中的前五年里，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在停止招募、士气不振的环境下，努力减少犯罪。警员们报告说，由于毒品泛滥和内部纪律的崩溃，警察的盗窃行为有所增加。一名警员在接受《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采访时说：“毒品泛滥成灾，伴随着它的是大把大把的金钱。看到街头有那么多钱，很少有人不动心。”

与此同时，纽约市及其领导层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国明星，因为他们采用了基于“破窗理论”——“混乱滋生犯罪”——的强硬执法策略来打击犯罪。20世纪90年代末，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局长、西海岸出身的托马斯·弗雷泽警告说，这些政策“与骚扰和歧视的距离只在毫厘之间”，在巴尔的摩采用这些政策就像“把一个网球塞进花园浇花用的水管里”。但是，有领袖气质、渴望进军全国政坛的年轻市议员马丁·奥马利，希望自己的城市能有和纽约一样的犯罪率统计数据。1999年，他赢得市长竞选，承诺将在执政前六个月清理十个臭名昭著的毒品街角，而且将使穷人的社区和有钱人的社区一样安全。他不满足于仅仅复制纽约的政策，还招徕了一些纽约警察，如纽约市警察局的后起之秀、副局长埃德·诺里斯，奥马利于2000年任命其为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副局长。诺里斯是一名典型的警察，不想成为所谓的“持枪的社会工作者”——弗雷泽曾这么称呼自己。“我们是警察，”诺里斯说，“我们应该保护公众。如果我们不能使城市更加安全，如果每月仍有1000人离开这里，我们将没有税收基础来支持任何城市服务。所以我认为，减少犯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马里兰州众议院的一名议员说自己曾因“黑人驾驶”[2]被拦下，这激起了黑人政治领袖对新执法策略的担忧。人们担心，在新的执法模式下，此类事件会层出不穷。奥马利与20名黑人州议员和市议员会面，向他们保证，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将严格问责。奥马利告诉他们：“除非我们有一个正直的、愿意自我监督的警察局，否则我们不可能期待高效的警务工作。”

市长还聘请了纽约治安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者们，请他们对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做全面评估。他们最终于2000年4月发表了长达152页的报告，其中引用了居民的话，说警察似乎不愿意打击毒贩，而警员们则说，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感到缺乏支援。该报告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对3200名警察的调查中，近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认为四分之一以上的警察偷过钱或毒品。在奥马利任期的前三年里，警察局的内务部发起了200多次调查，希望抓到执法时有不端行为的警员。警察局的发言人称，只有四名警员没有通过这样的“诚信调查”。2003年，奥马利说：“我们没碰到过纽约那样的窝案，即某个警区的一组轮值警察都参与了腐败。他们那里有几个出名的案例。”

同样是在2003年，就在詹金斯以见习警员身份进入警察局的头几个月，基思·格拉德斯通和托马斯·威尔逊——他们后来与詹金斯共事——遭联邦地区法院的安德烈·戴维斯法官斥责，他在两起案件中认定他们非法搜查。戴维斯愤怒地指责一起案件中警员们的宣誓书中“充斥着故意编造的谎言”。他说，当他读到警员们给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铐，将其带回公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用他的钥匙开门入内时，“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另一起案件中，警员们逮捕了一名男子，然后在凌晨4点去了他的母亲位于巴尔的摩西区的家，要求搜查她的住所。法官说，这种做法在该市较富裕的白人社区是绝对不会被容忍的。

“他们是从哪里学会这些招数的？”戴维斯法官说，“太可悲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支持这些警员，说他们是好警察，在追捕坏人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质疑。“我想我们只是透过不同的棱镜来看相同的证据，”这名检察官对戴维斯说，“您可能觉得关于逮捕令的错误陈述证明警察缺乏诚信，但我认为这是警察在以一种仓促的方式做事，这么说还不够准确——这是一群过度工作的警察，在一个有六万名吸毒者的城市中履行他们的职责。”

法官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们不是在办案，”戴维斯说，“他们不是在调查……他们只是在逮捕。他们只是在抓人。”

虽然警员的错误在警察局内部往往得到原谅，但联邦法官的斥责仍然非常罕见，它理应有些分量。在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毁掉一名警员的前途。但在巴尔的摩，它的效果仅仅相当于开车遇到了减速带。

法庭记录显示，在听证会后的几个月里，格拉德斯通和威尔逊在很短的时间里遭到冷处理。遭戴维斯斥责后的四个月里，威尔逊只参与了三次抓捕。不过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又回到街头，参与了230次抓捕，这个数字十分惊人。格拉德斯通一直与一个由精英组成的联邦特别工作组合作。

2003年11月，詹金斯从警校毕业。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纪念碑街巡逻，这是东巴尔的摩的主要街道，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以东一个商业区外。这条街道将密集的排屋社区一分为二。警校时期的班长霍根说，这名新警员早年的经历与众不同。“露天毒品市场太荒唐了，”他记得詹金斯这么说过，“你穿过一条小巷，看到空（建筑）的后院有40个人在等待‘测试员’。他们看到你就走开了。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种事？想抓住他们简直易如反掌。”

此时担任警察局局长的凯文·P.克拉克是第二位来自纽约的警察局局长。奥马利市长吹嘘说，犯罪率的下降幅度排名全国第三，但有人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而且该市的谋杀案数量几乎没有变化。克拉克局长上任后，发誓要杜绝露天毒品交易，使其重回地下。他的第一项措施是训练更多的卧底警探购买毒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自己购买了毒品，而不是单纯描述他们认为的毒品交易。第二项措施是不断骚扰被怀疑是毒贩的人，用“闲逛”这种轻微的违法行为传唤他们。一天晚上，在一名记者的陪同下，克拉克让一群便衣警察给坐在一栋空置建筑墙边的几个年轻人开传票。克拉克认为这些人是毒贩。警员们提出异议，理由是他们没有事先警告这些人。“记下违法行为！”克拉克吼道。

警方高层说，之所以要严厉缉毒，是因为大多数持续的街头暴力活动与毒品有关。2002年秋，该市发生一起爆炸，一家七口死于非命，包括43岁的卡内尔·道森、36岁的安杰拉·道森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安杰拉·道森报警说有人在自己的街区交易毒品，这激怒了其21岁的邻居，后者踢开前门，在一楼泼汽油。五个孩子和安杰拉的葬礼同时举行——一共六口棺材，每口棺材上都摆着鲜花和死者的照片。卡内尔在一周后去世。“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收买了我们中的一半人，而其他人则会噤若寒蝉。但是你们不仅残忍，而且愚蠢，”在葬礼上，奥马利谈到毒贩时这样说，“只要巴尔的摩人还记得道森一家的惨剧，我们就永远不会屈服……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爱和正义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巴尔的摩的混乱只会进一步升级。

2003年12月，就在詹金斯加入警察局后不久，克拉克局长的前任诺里斯因在担任局长期间滥用账外支出账户而被起诉至联邦法院。他选择认罪，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一年后，克拉克被奥马利革职，他被控家暴，其办公室遭特殊武器与战术部队突袭。

大约在那时，也就是2005年，一张标题为《别告密了》的DVD光盘开始在街头流传。在这张光盘中，同警察说话的人被称为“老鼠”或“婊子”。因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球星、巴尔的摩人卡梅隆·安东尼客串，这张光盘获得了广泛关注。制作者希望传递的信息是，盗贼之间的荣誉准则值得尊重，罪犯应该安静地服刑，不要连累他人。但是，当这个标题被印在T恤衫上，当成千上万的盗版光盘流传到巴尔的摩之外时，官员们对其影响忧心忡忡。

这个光盘的视频中有这样一幕。一名男子抱怨说，在西巴尔的摩某个街角贩毒的毒贩没有“惹上官司”，没有被逮捕，因为他们得到了两名巴尔的摩警察的关照。

“据说他们为金和默里工作，”那个男子说，“没有人进监狱。”

威廉·金和安东尼奥·默里是警察局公共住房组的搭档，毒贩惧怕他们不按规矩行事的作风。一个17岁的年轻人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们向他提供毒品，条件是他与他们分享利润。最后，他们告诉他，他必须帮忙扳倒其他毒贩，否则将承担后果。这个年轻人感受到了压力，决定洗手不干，并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在一次诱捕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将一袋假可卡因放在西巴尔的摩哈勒姆公园社区的一条小巷里，看着这两名警员将其拾起。

在法庭上，金做证说，自己在接受了纽约警察的培训后，改变了上交证据的方式。提供情报的人会被放走，警察局不仅默许这种事发生，甚至还会给他们毒品和钱，让他们继续工作并提供新情报。

“有时你上交（缴获的毒品和钱），”金说，“有时你不这样做。”

他断言，此类做法在巴尔的摩司空见惯，而且警察在上司的压力下，会为了业绩这么做。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和做证的警方高官都坚称警察局不允许使用这种手段。

联邦陪审团裁定针对金和默里的30多项指控成立，包括勒索、串谋贩毒和违反手枪管制。根据联邦量刑指南，金获刑315年零1个月，默里获刑139年。

然而，市政府官员将此案视为特例，并继续否认关于警察存在不当行为的指控。激进的执法理念带来了更多的逮捕。到2005年，这座人口约有63万的城市，拥有超过10万个拘留所。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在刚刚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检察官就表示拒绝起诉。这一年，一名男子告诉《巴尔的摩太阳报》，他在三个月内被警察逮捕了五次，而且是在离家不超过两个街区的范围内。他说，警察在一次缉毒行动中逮捕了他，当时他正在倒垃圾，另一次逮捕是由于他在自己家门口“闲逛”。“你怎么会因为待在自己家门口而被逮捕？”他问道。

市政府官员不接受这些批评。“我要说明的是，”在2006年1月的一次激烈的社区讨论中，2003年以87%的得票率成功连任的奥马利对居民说，“我们现在不鼓励，也从未鼓励过为逮捕而逮捕。我们没有，也永远不会鼓励警察滥用职权或违宪逮捕，也不会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但前警员们回忆说当时有一种追求数字的文化。前警员埃里克·科瓦尔奇克还记得，刚成为警察时，他参加了不同地区的点名会，上司在会上下达各种指示，比如“把那些穿着‘摇摆风格’衣服的家伙都抓起来”，“每个人都要去，没有例外”，以及“清理那些街角。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做。把它们清理掉”。

“高层的意思很明确。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暴力浪潮。不惜一切代价。”科瓦尔奇克在他出版于2019年的《危机政治》一书中写道。一名熟悉法律的警员能为各种情况下的逮捕找到依据。他说，另一个丑陋的事实是，逮捕所有人实际上可能是有效的——至少对警察局追求的短期效益而言。“暴力事件减少了，谋杀案也减少了。整个警察局都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于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年内实施了10万多次抓捕。”

根据法庭记录，仅在2005年，詹金斯亲自参与了400多次抓捕行动，有时一天6次。

2005年10月初，一个周六的晚上，蒂姆·奥康纳和一个朋友前往位于巴尔的摩东南部的布鲁尔山酒吧，他们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看橄榄球比赛。最后，酒保要求奥康纳离开，因为他喝得太多了。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的朋友们试图把他哄到街上，这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包括詹金斯在内的一群警察——他们当时在街对面的皇家农场便利店里——走过来查看是否需要干预。詹金斯的上司迈克尔·弗里斯警司认识奥康纳，二人一起参加过一个成人橄榄球联赛。奥康纳开始朝弗里斯大喊，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喝醉了。

“去你的，迈克尔·弗里斯，”他说，“你这个废物。”

奥康纳被从背后拉倒在地。一名警员把警棍架在他的胸前，詹金斯则跳到他的身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就像脸上挨了一锤子，”奥康纳后来做证说，他一只手握拳，对着另一只手的手掌砸了三次，“我没办法保护自己。”血从他的眼睛里溢出。他说：“我这辈子都没有那么疼过。”他的眼眶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会旷工很长时间。

奥康纳的朋友叫来救护车，他被送到医院，他的妻子在那里报警，报告了当时的情况。詹金斯和弗里斯没有向上级汇报自己做了什么，也没有要求医疗救援。东南区[3]的一名警督接警后询问奥康纳发生了什么。“这是迈克尔·弗里斯和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干的。”奥康纳告诉他。

2006年，奥康纳起诉詹金斯和弗里斯，要求赔偿。两年后，案件开庭。在法庭上，警员们说他们不知道奥康纳是怎么受伤的，他们没有看到，殴打奥康纳的肯定另有其人。他们还说，之所以没有打电话求助，是因为奥康纳的朋友们让他们走，他的朋友们只想把他送回家。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席上的詹金斯看起来很投入，也很紧张。他穿着一件稍显宽松的西装衬衫，系着领带。他对陪审团开玩笑说，他只在法庭和葬礼上穿正装。然而，在证人席上，他的表现截然不同。奥康纳的律师多梅尼克·亚梅莱指责詹金斯是“专业证人”，有着操纵陪审员的丰富经验，詹金斯则自信而愤怒地回答亚梅莱的问题。亚梅莱说，他注意到詹金斯尤其想要操纵一名女性陪审员。詹金斯转过身对陪审团微笑，举起双手，摆出“你在说谁？我吗？”的姿势，引来了陪审员的笑声。

“你一整天都想抓到我的把柄，但是你抓不到，因为我说的是实话，”詹金斯对亚梅莱说，“你什么都没抓到。”

虽然詹金斯表现出色，但陪审团还是裁定奥康纳胜诉，并判给他7.5万美元赔偿金。纳税人承担了这笔费用。但这件事没有被记入詹金斯的人事档案，他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2006年1月，就在奥康纳事件发生几个月后，詹金斯和弗里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以东几个街区外的麦克尔德里公园社区巡逻。他们从两名男子——查尔斯·李和罗伯特·李兄弟——身旁走过，二人正坐在其祖母家门前的台阶上喝啤酒。警方没有收到任何投诉，但两名警员让他们进屋。过了一会儿，詹金斯和弗里斯回到这里，发现二人还待在原地。警员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查尔斯·李开始往屋里走，但詹金斯从他的背后冲了过去，把他拉了回来。詹金斯和查尔斯从门前的台阶上摔了下去，摔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旁观的查尔斯的弟弟也被制伏。

查尔斯·李后来回忆说：“整件事毫无缘由。”这两名警察“之所以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

路人乔治·斯尼德停下来旁观这场冲突。赶到现场的另一名警员罗伯特·奇雷洛突然向他跑去。斯尼德跑开了。奇雷洛追上他，把他摔倒在地，导致他下巴骨折。

斯尼德提起诉讼。事件发生四年后，法院开庭。警员们的说法是，斯尼德在街对面朝他们扔瓶子，还骂脏话，当时他们正试图平息紧张的局势。“我看到被告斯尼德扔了一个瓶子，”詹金斯在一份书面证词中说，“（然后）又扔了一个，那个瓶子向我们飞来。朝我们飞过来。我的意思是，它很快。它朝我们飞来。一名巡警赶到现场，警员们往后退。我让他们逮捕他。”

“他大喊‘去你的，我要杀了你们所有警察，你们这群混蛋’。”弗里斯补充道。

不过，斯尼德的律师调出了街角的录像，录像证明这些说法都是子虚乌有。斯尼德走过去，安静地站着，胳膊放在身侧，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直到奇雷洛朝他冲来。

“考虑到这份证据清楚地显示警员们的证词是虚假的，”根据卷宗，斯尼德的律师迈克尔·皮尔韦这样说道，“陪审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警员们编造了这个故事，以掩盖他们蓄意攻击和错误逮捕并监禁斯尼德先生的事实。”

虽然陪审团裁定奇雷洛败诉——因为他袭击了斯尼德，但詹金斯安然无恙。他的谎言第二次被拆穿，但他的人事档案仍然是干净的。

斯尼德的律师皮尔韦曾是巴尔的摩县的检察官，在20世纪80年代审理过一起发生在詹金斯所在街区的六尸命案。他说自己打心底里是信任警察的，但监控录像显示的针对斯尼德的攻击行为让他感到恶心。

“他们对待这些人像对待动物一样，”皮尔韦说，“而且起因是有人在台阶上喝啤酒。他们冲进这个人的房子里，难道只是为了抓一个喝啤酒的人？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不能容忍任何轻微过失。我们在针对一切犯罪行为执法。我们就是法律。而且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是在阿富汗巡逻。”

在这件事后离开警察局的奇雷洛现在承认，对斯尼德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现场的警察“命令我揍他一顿”。

“所以我揍了他。”奇雷洛说。

2007年前后，当弗里斯升职加入警察局的精英部门有组织犯罪部时，他评估了自己的下属，最后认定只有詹金斯值得提拔，其他人“毫无价值”，“没有达到（该组的）标准”。而詹金斯是“我手下最优秀的警员”。

詹金斯的个人生活同样一帆风顺。2005年底，他和克丽丝蒂花28.9万美元购买了一栋小型错层住宅（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并于2004年12月成婚）。这栋房子离詹金斯父母家不远，靠近甘保德河和一个州立公园。当他冒险进城激战时，这是建立家庭的好地方。

注释

[1]特勤组，美式橄榄球队中，队员分为进攻组、防守组和特勤组三类。——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以下不再一一标明。）

[2]“黑人驾驶”，指黑人驾驶车辆时被白人警察无缘无故拦下，甚至遭受歧视的现象。

[3]东南区，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将全市分为九个巡逻区，包括中央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东南区、东北区、西南区、西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