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臣子》 于谦的一生 我跪在诏狱的茅草上，听着更漏声一滴滴碾碎残夜。明日，他们便要押我去西市了。隔着铁窗望去，檐角的月亮竟与五十年前杭州老宅里的一般清冷。那年我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时，哪知碎的是山河，破的是人心呢？

我叫于谦，洪武三十一年（1398）出生在钱塘，七岁那年我外出游玩时碰见一位和尚，他看了看我的容貌说“这是将来救市宰相”而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知道要继续读书，要和偶像文天祥一样成为救国救民之人，便写下“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永乐十九年（1421）乡试中举，后又顺利考中进士，宣德元年，跟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平定汉王叛乱，在数落汉王罪行时，我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我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宣宗看重我的才年于宣德五年（1430）亲手写下了我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并出任山西、河南巡抚。这一年我32岁。

任职期间，我惩治土豪恶霸，兴修水利，平叛冤假错案，改良农业生产，为民请命，不避权贵，政绩卓著，清名远播，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被称为“于青天”。正统十三年（1448）被诏入京，升为兵部左侍郎。

当我再次回京时，这朝堂之上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故友早已不在，我抬眼望去，这朝堂之上空无一人。宦官王振仗着皇上宠幸把持朝政，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想要进京必须先见王振，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我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当时有好友劝我：“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我笑了笑，甩了甩两只袖子，：“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可惹怒了这个小人，他找了个借口把我押入大牢，竟判我死刑！山西、河南两地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上书，加上周王、晋王等藩王也出面求情，王振心生畏惧，最终三个月后将我释放。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来又任命为巡抚。之后，我再次被召回，担任兵部左侍郎。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叫邝壄，他为人正派，我与他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后面我会接替他的位置，死后混个太子太师的荣誉称号，似乎也还不错。但历史不能假设，改变命运的时刻还是来了。

正统十四年（1499）七月，也先挥动出鞘，蒙古骑兵兵分四路对我大明帝国发起进攻，按正常套路出牌，或许不会酿成大错。偏偏太监王振认为出风头的机会来了，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力，极力怂恿皇帝御驾亲征，英宗他，竟然听信了谗言。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壄极力劝阻，可他根本不听。唉，万般无奈之下，邝壄让我留守兵部，他随着皇帝亲征，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二人的最后一面。

他们出征了，带着明朝全部精锐，也让大明站在了悬崖边上，当二十万大军溃于土木堡、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金銮殿的琉璃瓦都在颤抖。朱祁钰初掌大权，十分紧张急迫等待群臣建议，可这朝堂上早已乱成一团，哭啼声此起彼伏。这时徐珵大声嚷道，“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南宋的过往在我眼见浮现，挥袖打翻案上茶盏，碎瓷片划破掌心，疼痛让我愈发清醒：“言南迁者，可斩！”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紫荆关外叠着王振的尸首，也叠着大明天子的龙袍，想起来邝壄临走时看向我的目光，国家有我来守护。朱祁钰听从了我的建议，命我全权负责京师保卫战，战争不是儿戏，也先大军在关外虎视眈眈，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下令1、境内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京师，2、所有受召军队由通州入京，自取粮草，运送京城。9月各路人马以集结完毕，京师兵力达二十二万，粮草充足，人心稳定。

然而另一场政治风暴即将上演。王振的所作所为激起群愤，众大臣竟在朝堂之上将王振党羽活活打死。朱祁钰早已吓破了胆，想要离开，我快步上前拦住，“殿下王振余党罪该万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他冷静下来，便下此令，这场风波得以平息。之后我拥立朱祁钰称帝，称朱祁镇为太上皇。

京有九门，其中德胜门位数北边，最为重要且正面对也先大军，一旦开战必是最激烈的战场。德胜门城楼上，我目光如炬，注视着远方尘土飞扬。身后，二十二万将士整装待发，心中默念：“此战若败，大明将亡；此战若胜，国祚绵长。”我深吸一口气，高举手中长剑，厉声喝道：“为国为民，誓死守城！”城下将士齐声应和，声震九霄。也先大军如潮水般涌来，德胜门城墙上箭如雨下。我亲自带队杀入战场，敌人的鲜血染透了我战甲，到处都是敌人痛苦的惨叫，城中的百姓自愿担任运粮重任，在全城的努力下，经过数日激战，敌军终于溃退。城楼上，我望着残阳如血，心中默念：“英宗可救，大明得存。”

经此之后我个人声望达到巅峰，朝廷加封少保身份，总管军务。在朱祁钰的治理下，大明慢慢恢复元气，后来也先看留着朱祁镇无利可图，反而还会威胁到他的地位，便想归还。朝堂之上纷争再起，皇上询问我的看法“社稷为重，君为轻”朱祁钰笑了，但在朱祁镇的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种下。

我并不是不想迎回太上皇，但我更不想因一人损害天下利益，于是我用我自己的办法，先贿赂也先身边人散布谣言，让也先认为朱祁镇早已没了利用价值，再分化也先内部，让也先感到地位受到威胁，再设计杀死叛徒喜宁，断了信息渠道，就这样，朱祁镇迎来了回家的曙光。

但朝堂之上仍有一人坚决反对此事，那就是皇上朱祁钰，我知道，他迷恋上了权力，朝堂之上爆发激烈冲突，吏部尚书王直因此受到了皇帝的怒斥，关键时刻我站了出来“天位已定，宁复有它”朱祁钰听后喜笑颜开“依你，依你”就这样朱祁镇回到了京师，被幽于南宫。

自从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愈发感到不安，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称他为皇上，习惯了文武百官向自己朝拜，害怕一切再次失去，变相找寻一切可以巩固皇权的办法，便想更递皇子，这一观点受到了满朝文武的强烈反对。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为了自己居然能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开辟了史书上皇帝向大臣贿赂的先例。就这样他成功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皇太子朱见深被废，朱见济继任太子，在这场皇位归属斗争中，他获得了胜利。

命运中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明了代价，第二年朱见济去世，三年后妻子去世，再加上朝堂之上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再也撑不下去了。

景泰八年正月，南宫的朱红大门在雪夜里訇然中开。我早已知晓他们的计划，但我毫不在意，早早拟好奏折，等待次日上朝，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动笔了。夺门之变，爆发了。石亨的甲胄映着残烛闯进值房锁链加身时，我竟笑了。原来最锋利的刀，不是也先的弯刀，不是鞑靼的箭镞，而是背叛。

石亨本是代罪之人，我看中了他的才能，救下了他，我懂他，但他不懂我，他不理解为什么提拔我的儿子我反而会训斥他，罢了，已无意。徐有贞，原名徐程，当初主张南迁之人，正是那场朝会，我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后上门寻我帮助，被朱祁钰驳回未被重用，便认是我从中作梗，记恨于我。

罢了，这一切早已料到，我并不在意，站在狱中，牢门外传来孩童的嬉闹声，他们定是在玩“官兵捉贼”的游戏。多像当年京城百姓举着木棍扮作守军啊！狱卒悄悄塞进半壶浊酒，说菜市口已搭起刑台。我蘸着酒在墙上续写未完的诗：“焚身愿化三冬炭，暖尽人间彻骨寒。“只是不知这大明，还能暖得几日？

正月二十三日，我被押往崇文门外，等待斩立决，那天街边道路沾满了百姓，哭喊声响彻天地，控诉着天下不公，回身，看了看这座被自己保卫的皇城，过去的林林总总浮现在眼前，恍如隔日，在狱中很多人都劝我，于谦这大明姓朱，谁上位不都一样嘛，我们做官的，照样荣华富贵。不，我所追求的并非荣华富贵，而是责任二字。

我想，他做到了，当所有人都在鱼肉百姓时，是他站了出来，承担着巡抚的责任，为民请命，评判冤假错案，兴修水利。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是他站了出来，承担臣子责任，守护大明尊严。他虽权臣，却不把持朝政，也无作风问题，更没贪墨半块银两。他尽到了职责，对大明无愧。

历代王朝中并不缺乏功臣，但很少有人能和于谦一样完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直到死亡也无半分动摇，称得上伟人二字。

就这样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就像大明朝里的一块明镜，映着人心。如今，他被葬在杭州，回到了生他这片土地，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仍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在临行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年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始终站在那里，俯视着这片他所热爱的土地，守护着这片芸芸众生，无数人以他为偶像，就像他想成为文天祥一样，我们更想成为他。 第二章 杨士奇 如今的我早已没了少年的朝气，那种意气风发已然随风飘去，佝偻着身体无法挺起文官们脊梁，我该休息了。窗外传来书院那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我扭头望去，那是一群孩童，望向他们思绪回到了从前。

我叫杨士奇，至正二十六年也就是1366年出生在江西泰和，家父给我取名“寓“字”士奇”，然而却在我一岁半时撒手人寰，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当时正值战乱，江南的硝烟远比春草蔓延的更快，没办法只能弃家而去，跟随母亲四处漂泊，最后改嫁罗氏。

我现在还记得继父第一次看向我的眼神，像似在打量一件待估的旧瓷器，那股目光让我不禁打了个寒蝉。他捻着胡须对母亲说到：“磁此子可教，但须改名”于是我便更名为为罗寓。

在罗家私塾的岁月中，日子过得拮据但好在有书可读，那时我时常粘着教书先生，就像那一颗颗刚摘下的树苗，努力把根扎进地下，汲取着养分。我常常跪在青石板上，抄写《孝经》《大学》等著作。继父的戒尺总在砚台边缘敲出清脆声响：“罗寓，你记住！学问是寒士唯一的登天梯。”为此我只能拼命去学，虽然我热爱读书，但继父的严厉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每当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母亲的教诲便会在脑海中浮现“人穷志不可短”正是这句话给予我强大的力量，成为我一生的信念。

继父虽然严厉，但对我们母子二人的确很好，可我仍然十分想念我的生父，每当我在月下偷读《史记·留侯世家》时，总是忍不住抚摸藏在袖口里的“杨氏家谱“——那方褪色的绢布，是我对生父最后的思念。

十五岁那年，罗姓因得罪权势戍边陕西去世，于是我和母亲再次走上流浪之路，二次打击使母亲心力交瘁，于是我脱下罗氏长衫，对母亲三叩首：“儿欲复本姓，教书奉养慈亲”便游走于湖北、湖南等地授徒教学，成为最后定居到江夏，住在茅草屋内。那时的我坐在乡间茅檐下，嘴里嚼着蕨根饼教书授课，看着学童们用树枝在沙盘上描红，听着那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我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正是在乡野见的这段经历，让我能够接触到世间百态，结交医者、农夫、观察社会疾苦，最终发现底层人民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吃饱，能吃饱即可。这三个字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也成为我持政的方针。

某个秋天，天灰蒙蒙的，刚下完小雨，我坐在屋前与老医者张伯闲聊，他递上来半卷《资治通鉴》“杨先生，你眼里有困龙之相”“什么困龙之相，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只管教书育人，其他人都太过遥远了”我笑着回答道，他言而不予，只是把那半卷《资治通鉴》留了下来。

建文元年（1399年）命运的转机来的猝不及防。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向学童们传授知识，忽然听到村口处传来骚动声，我应声而去，原来诏令编纂《太祖实录》的檄文贴到了村口，我连夜誊抄旧日策论，将这个决定告知母亲，她十分支持我将陪嫁的银簪换了成为我进京盘缠。那日以一身布衣站在了翰林院考场上，下笔的那一刻，属于我的时代就要来了，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经生的言论。”于是奏请为第一名，被授为吴王府审理副，仍然供其编纂馆职位。建文四年，燕王朱棣通过靖难成功登上皇位，我则归顺成组，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引后又将我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数月后，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承直郎，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

这朝堂之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下令命朱高炽为太子，选拔我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作为辅助皇太子朱高炽的官僚，自此与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正式成为一名铁杆的太子党。朱高熙被封为汉王前往云南就藩，然而他却耍起了无赖，迟迟不肯就藩，朱高熙之心天下皆知，后又因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便下令让其留在京都。经过朱高熙周密部署，永乐十年，动荡开始了。

朱棣外出征讨蒙古时，便安排太子监国，这本没什么，但朱高熙利用朱棣多疑特点，不断散布太子急于登基、想要夺权的传闻，正是这些传闻，让朱棣开始怀疑其太子的用心，对太子开展一次突然袭击，审查监国期间各项工作，并抓了一大批太子党官员，废除政令。让太子监国，但不给太子干事的权力。经此太子朱高炽心灰意冷，加上病痛缠身便想要上书辞职。可这天下，哪有善终的太子，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游戏当中，放弃就等于死亡。于是我便劝解太子：“殿下宅心仁厚，将来必成一代英主，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遇见什么情况，都一定要坚持下去，不可轻言放弃。”

从官多年我始终记得解缙醉酒后的告诫：“在朝堂行走，须学乌龟缩首——但心里要装着万里江山。”为此我做官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言公事，即使是至亲都不得听闻。我想我做到了，但他忘了自己所说的话，也正是因为我过于低调，竟然连朱棣都认为我不是太子党，把我当成中间派，也正因如此，我能在关键时刻保住太子地位。

风波过后，朱棣招我入宫中，询问太子监国时的表现如何，我知道关乎太子命运的时候来了，思索过后答道“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朱棣听完十分高兴，夸奖我是尽职尽责之人，我知道短暂威胁结束了。但路还很长，只要朱棣还在，便会一直受到朱高熙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中途死去。

事实确实如此，最猛烈的攻击马上就要来了。

永乐十二年九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属下官员奉命留守南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准备迎接，但因准备不足，出现延误，朱棣大发雷霆痛斥朱高炽，汉王朱高熙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推波助澜，大批太子党官员要么被抓入狱，要么改换门庭，太子党几乎全灭。

我也因此入狱，坐在这冰冷的狱中，四周安静的可怕，偶尔听到老鼠吱吱的磨牙声，仿佛在宣告着我命运的终点，周边仅有一铺草席，那是我睡觉的地方，不过比起我下野期间的生活好上了不止一星半点，一张木桌，还有那半本《资治通鉴》，也不知道太子现在情况如何，只愿他能继续坚持下去。

那天烛光忽闪，大把锦衣卫站在我的狱前，我知道他来了，朱棣慢步走到我面前。“心情不错啊，狱中还有时间读书，不愧读书人”“皇上说笑了，这狱中空无一物，我本是读书人，只能靠书寻的一些慰藉。”“我下面问你问题，如是回话，若回得当，马上出狱，继续做官。太子是否有二心，不然为何违反礼仪，迟缓接驾？”“太子对您一直都十分尊敬孝顺，这次事情是因为我们臣子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罪在我们臣子，与太子无关。”说完直面朱棣犀利目光。朱棣相信了，也释然了，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多想，下令释放太子党官员。

我并不看不清当今朝堂局势，但我更不能做小人，朝中在已有大批官员改换门庭，试图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我不屑做一名政治投机者，只想做忠实的太子党。当亲眼目睹朱高炽面对汉王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太子都能容忍下来，甚至数次帮这个无赖弟弟求情、朱高炽的厚道仁爱、还有那个好圣孙。这些种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母亲的教诲时刻在我脑海中浮现，时光飞速流转，但我仍未变。

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汉王的阴谋诡计中终于有了结果，他第一次占据上风，胜利的喜悦扑面而来，他感觉到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有个致命缺陷，太容易得意忘形了，以至于当众说出“我这么英明神武，不是很像李世民吗？”呵呵你像李世民，朱棣可不是李渊。

反攻开始了，那日朱棣招我和蹇义入宫，说到“我最近听到许多关于汉王的不法传闻，你们知道吗？”这一刻我等的太久了，身边的同伴要么被杀，要么入狱，仇恨的种子在已在心中种下，发芽的机会来了，“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这句话看似无奇实则暗藏杀机，重点在第二句话，汉王两次决绝就藩，你认为他在等什么？朱棣沉默了，蹇义震惊，永乐十五年三月，汉王朱高熙被削弱2个护卫营，前往了安州就藩，这场皇位争夺战朱高熙成为了最后赢家，最大贡献者便是杨士奇。

永乐十五年（1417年），杨士奇升任翰林学士，仍兼旧职。永乐十七年（1419年），改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85]），成祖去世，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升我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又晋升为少保，与杨荣、金幼孜共同被赐予“绳愆纠缪”银章。旋即加官少傅。仁宣期间我用心辅佐皇帝，极力试图将仁宗变成一位开明有为的君主，要求皇帝施展仁政、减轻百姓赋税、与民休养生息、纠正前朝错误，五次上书请求让靖难遗孤回乡。仁宗听从了我的建议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间因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百姓，发放土地，让其安居乐业。”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使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开创了仁宣之治。

洪熙元年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我的战友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要知道他下令为靖难遗骨平反，为方孝孺等一干大臣平冤时，仅仅登基三月，朝堂之上大多都是靖难的参与者、谋划着、旁观者因此反对声不绝于耳，但他过半分动摇之心，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正义感，纠正了父亲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明仁宗去世前召我与蹇义、黄淮、杨荣，命我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后朱瞻基即位，即明宣宗。宣宗登基后，我担任总裁，负责修撰《明仁宗实录》。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熙起兵谋反，朱瞻基御驾亲征前往平叛，平叛结束，返回途中户部侍郎陈山迎谒，并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逮捕赵王朱高燧。为此我坚决反对，“赵王谋反并无显迹，而且当前皇上就这两个亲人，难道你们想让皇上落着一个残杀亲叔叔的罪名吗？”二人哑口无言，回京之后，皇帝诏我入京，询问如何处置赵王，我劝解道““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朱瞻基因此并没惩罚赵王，但当时朝堂之上想要连坐赵王的奏章堆积如山，于是我便建议将这些奏章全都交给赵王查看，让他明白殿下良苦用心。赵王看到这些奏章，在听到皇帝对自己的处置，大喜，自愿献出自己的护卫队，此事得以妥善解决。

后又推荐官员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担任要职，这些建议均得到宣宗批准。当时的我也没有想到，正是我所推荐这些人，日后救大明于水火。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明英宗即位那时，大明的皇帝才年仅9岁，朝政基本由张太皇太后负责。张太后命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三杨”咨议后，再进行裁决。当时的我们，十分自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朝政清明，国泰民安。

后来慢慢就变了，宦官王振仗着英宗宠信逐步把持朝政，诱导英宗对大臣们滥用酷刑，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而我随着年龄的增大，心气逐渐消散，加上张太皇太后病故，知己接二连三离开，早已心力交瘁，孤掌难鸣，无法与王振对抗了。

偏偏自己儿子不争气，仗着我的名号作威作福，让人抓住把柄，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从而牵扯到我，我真的累了，不想再理朝政，便告老还乡，回到了一切开始的起点。

那日我躺在床上，病痛的折磨、儿子的不堪种种问题早已摧毁了我的精神和身体，窗棂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恍惚看见那个在乡间私塾教《千字文》的青衫书生。远远着望着我，我看到了那个肥肥胖胖，一脸憨笑的老友，身边站着都是我熟悉的脸庞，我拥挤全身力气想喊声“皇上”，可着嗓子早一步不听我的使唤，无法发声。他笑了笑“你已经做的够好了，我很满意，现在好好休息吧！”

（搁笔于宣德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时值惊蛰，万物始新）

杨士奇的一生，是寒门士子以智慧和韧性改写命运的史诗，也是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特质的集中展现。他既推动明初盛世，又埋下制度隐患；既是道德楷模，又是权谋高手。这种复杂性恰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写照。其价值不仅在于具体功过，更在于为后世提供了一面多维的明镜——照见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博弈，也映出治国理政的深层规律。正如其在《东里文集》中所写：“世事如棋局局新，唯民心可定乾坤。”此言跨越六百年，依然振聋发聩。

杨士奇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正统六年（1441年），与马愉、曹鼐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第三章 杨荣 我虽是文官，但从小精读兵法，励志要做一名武将。征战一辈子的身体，终于要休息了，临终前，长孙捧着《五经正义》要我题字。曾经提刀上马，上阵杀敌的双手依然拿不动那小小的毛笔。用尽力气，从嘴边说出“慎兵”二字。恍惚间我看到了三十年前南河畔的血泊，看见了成祖皇帝御驾亲征的场面。泪水从眼角上滑过.........

祠堂中香火萦绕，祖父“忠勇”的遗训在梁柱间回响，案头那本《北征记》残稿，永远停留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帝崩于榆木川.........”

我叫杨荣。洪武四年（1371年）出生在福建建安，出生时名叫道应。当时我的祖父杨达卿听到我的啼哭声大喜道“雄壮啊！这孩子一定会让我们杨家荣华富贵。”便改名为子荣。

儿童的时光是美好的，杨家世代为官家境殷实，同时又是儒学大家，时常对乡里贫困百姓施舍，深受乡亲们爱戴，但我对那些传统教派《四书五经》《大学》等儒家学派并不感兴趣，我喜读兵法，一直渴望能够骑上战马，去塞外大漠重阵杀敌。那时的我常常偷穿祖父的锁甲战衣，直到被私塾先生看见，他抓住我的衣领呵斥到“杨家世代书香，岂容武夫之器污了圣贤书！”

呵，可笑，历代王朝哪一个政权不是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可没见过谁能利用《四书五经》一统天下，当然那时的我是万万不敢顶撞老师的，不过他还是向我父亲告状，以至于我的屁股遭了殃........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祖父去世，那时的我正在外出游玩，听闻此事快马赶回家中。祖父临终前在我掌心画下“忠勇”二字，这是他对我的期许......

十七岁那年，乡试夺魁，高兴的我打开了父亲珍藏的一壶老酒，喝到尽兴时，挥笔写下《论卫青霍去病疏》，母亲惊慌的看着我“程儿，这些武事文章会害了你的！”对此我不以为然，依旧细读兵书。

建文二年（1400年），我在礼部会试中第三名，殿试中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进京之前我拿着《孙子兵法》前往祖坟，看向祖父的墓碑“如今虽天下一统，但北元残将一直扰我疆土，若此生得志，必使大明兵锋所指，四海臣服！”鞠躬，离开...

靖难之役开始了，当朱棣的铁骑兵临城下，朝堂之上乱成一团，“你们让我削藩！我造作，为什么会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应该怎么办，回话啊！”可这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谁还能管的上皇帝。只有身边的几位太监，提刀想要阻止朱棣，唉....这一幕在将来仍然会上演。

京师破了，当朱棣走到金川门前，我抱着《太祖实录》立于阶前。朱棣剑指咽喉““建文余孽，可惧死乎？”“殿下若杀修史者，百年后谁人记得靖难真相？“他收剑狂笑，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打湿“殿下是先拜谒太祖（朱元璋）陵呢，还是先即位？”朱棣马上清醒过来，驱驾拜谒太祖陵。而我也因此受到重用。

（当时朱棣造反打的清君侧的名义，意思是皇帝身边有奸臣，导致朝政不明，百姓疾苦。而我则代替我爹太祖皇帝职责清除奸臣，还天下太平。若此时不把戏做足，直逼皇位。清君侧则不实，师出无名，无法正告天下安抚人心。）

同年，朱棣组建内阁，我被选入其中，赐名“荣”当时的我在内阁中年纪最小，也最警惕，对战事把握异常精准。有天晚上宁夏传报，说被围，内阁是我当值。朱棣便诏见我，将奏报转交给我。“宁夏城很坚固，人民又都习战，从发出奏报到现在已过了十几天了，宁夏之围应该已经解了。”到夜半时，果然有奏报来说围已解。朱棣问向我：“你怎么预测得这么准？”“无他，对敌我双方实力有准确评估罢了。”于是朱棣便更加器重我，五次亲征都要我进行陪同，后升我为翰林侍讲。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命我随行。第一次抚摸战马，它扭头看向我，此刻仿佛像是两个许久未见的老友，那件锁甲战衣静静的躺在那里，等待它的主人。激动之心无法言表，做官至今，总能成为心中所想之人，此生圆满。

由于侦察到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派我率亲军追击，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对面就是敌军，他们亮起獠牙想要生吃了我，而我，内心并无半分恐惧，命军队分三路，两股骑兵分两侧迂回，其余将领随我正面冲锋。

鞑靼骑兵的弯刀折射出塞外第一缕血光，三万匹战马的铁蹄将冻土踏成齑粉。明军神机营的火铳齐射声撕破苍穹，铅弹穿透皮甲时迸发的血雾，在残阳中凝结成紫黑色绸缎。经数日激战，明军大获全胜，鞑靼仅有小股部队仓皇逃走。成祖皇帝下令班师回朝。

归师途中，粮草不足，士兵几乎断了粮草供应，于是我建议朱棣将御用储粮发放给各将士，并让军队中粮多者向粮少者接济，记下名字，承诺到京师后加倍返还，朱棣采纳了我的建议，明军顺利回京。

永乐十二年（1414年）这是我第二次跟随成祖皇帝亲征了，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带上了朱瞻基，通过与其交谈，我越发欣赏这位皇太孙，他的性格和成祖太像了，若正确引导，日后定能再开盛世。

跟随朱棣亲征漠北期间，我主持绘制《北征行军图》，标注水源、地形、敌情。

推行「分段接力运粮法」，使明军深入漠北仍能保持日均60里行军速度。

建议朱棣在忽兰忽失温战场焚烧缴获的蒙古祭器，摧毁敌军士气。

朝廷之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当时有许多大臣看见我与朱棣过于亲近，忌惮我性格刚直，想要让朱棣疏远我，便纷纷上书推荐我担任国子监祭酒。朱棣当然知道我有这个才能，可问题是若我担任祭酒，谁来接替我的位置呢？？？？

朱棣为了能够更好的镇守北方，解决边境忧患，便提议迁都北京，此举遭受强烈反对，南方各位大臣纷纷上书请求撤回旨意，我知道这些大臣的想法。他们在江南深耕多年，早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能量，成为地头蛇不足为过，现在让他们远离故土，从头再来，那是万万不可答应的。

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我急忙指挥卫士进行抢救，水火无情，虽抢救及时但也只能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

由此引发一场反对迁都的政治风波，他们称其为不祥之兆，想要阻止迁都计划。

呵！什么不祥之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罢了，嘴上说着为大明江山，内下还不是内心那点小九九。

这场大火动摇了朱棣迁都的决心，于是我联合杨士奇、杨浦再次上书，劝解朱棣，万万不可动摇迁都之决心，迁都之后这对朝廷百利而无一害。

朱棣采纳了，迁都计划照旧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开国征战、靖难之役、五次亲征。这位马背上的皇帝再也坚持不住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第五次亲征回师途中，经榆木川，朱棣再也坚持不住了，病丧于此。

随行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便与我和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离京师尚远（各位可以百度一下两地的距离）若此时宣布此事，必然引起军心不稳，再加上汉王赵王还在那里虎视眈眈，处理不善极有可能引发第二次靖难之役......

于是秘不发丧，每日正常向皇帝寝宫送餐食，对外宣称皇帝感染风寒不宜见客，同时派人送密函给朱高炽，让其准备登基事宜。

就这样，朱高炽顺利继位，国家并无动乱。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我功升任太常寺卿，授职嘉议大夫，仍兼两职学士。一月后，晋升为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和功能食三禄，自认为功不配此，便主动请求辞去尚书俸禄，皇帝未准。罢了，继续干吧，只要用心做事，尽职尽责就好。

明仁宗期间我辅修《文皇帝实录》，预备总裁《仁宗实录》。明仁宗去世后前往德州迎驾。朱瞻基即位，成明宣宗。

朱瞻基登基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唉这位苦命的汉王，从小跟随朱棣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后又跟随朱棣进行靖难之役，未曾喊苦叫累，再者他那大哥样貌丑陋，其胖无比，哪有半分天子之象，老爹还时常对他说“世子多病，如则勉之”这样的话刺激他，让他觉得离皇位越来越近。

可笑的是，等了那么久，熬死了朱棣，又熬死了朱高炽，哪怕这皇位轮流坐，也应该到他了。唉异想天开罢了，我是不会容许第二次靖难的，国家也承受不起第二次了。

朱棣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平叛之事，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阳武侯薛禄带兵平叛，张辅更是积极，希望能带兵2万去扫荡他那位好朋友，我坚决反对，极力主张御驾亲征。朱瞻基迟疑，后又用建文朝李景隆兵败的先例劝说。

（若当时不是这位仁兄带兵平叛靖难，说不定史书就要改写了........）

他马上答应了，亲率军队迅速包围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

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安南（今越南）发生叛乱，黎利聚众抗明，朱瞻基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朝中以英国公张辅为代表的武臣主张采取武力，而我和杨士奇主张放弃安南，最终听从了我的建议，从安南撤兵，至此越南独立。

（笔到此处，内心无乱杂陈。明朝从朱元璋完成大一统，再到朱棣开创盛世，派郑和下西洋，在西洋各国彰显国威，开启朝拜。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壮举，也是中华文明强盛的时刻。后接连征战让大明国力式微，每年外国来朝的赏赐也是天文数字，明仁宗即位后政策转变，从全面扩张转为战略收缩，从此再无下西洋之举，直到明宣宗放弃安南，这也就意味着彻底放弃西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发动战争之前要考虑三件事。

一、需多少兵力。

二、需多少粮草。

三、有无何时将领。

四、能得到多大利益。

从经济角度来讲，当时出征安南就是一个赔本买卖。不过基本上大规模战争当中，打土地这个阶段都是亏本买卖。都想着以打来的土地反哺出征的军队，进而打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emmmmmm想的很美好.....

（不是给他们洗，就事论事，我个人是十分反对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坚定不移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党的政策方针。）

从现在眼光来看，放弃安南的影响是深远的，若是能控制安南至今，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白眼狼”事件了。不过安南这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nnd狼心狗肺。罢了罢了。历史不能改写。

“大明领土虽大，但没有一寸多余”

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成明英宗。张太皇太后听证，当时她非常信任我、杨士奇、杨溥。凡事都会咨询我们三人，后决断。被人称为三杨当国。

在之后我的一生，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正统五年（1440年），那天夜里，梦中我身穿战甲，看见了我的祖父，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翻开手掌，“忠勇”二字赫然展现，我这一生应该配得上这二字了吧。

二月十八日，我启程回乡祭拜先祖，返京途中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身边的朋友都劝我认为休息一下再走，“君命不能稽留。”便带着医生起程，途经杭州武林驿时，病重不起，于同年七月二日（7月30日）病逝，享年七十岁。

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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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说他的过错了，下面诉说三点，安南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言表。

永乐二十二年（1424）力主「以夷制夷」，保留蒙古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自治权。此举虽节省驻军开支，却埋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伏笔——三卫后裔也先正是瓦剌崛起的核心人物。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下令设立内书堂培养识字宦官时，未加劝阻，反称「阉竖通文墨可减矫诏风险」。此论间接促成王振专政。

尽管多次上疏「清军屯田」，却默许福建杨家侵占军屯土地四千七百亩（《闽书·田赋志》）。

他的一生，如同明初政治棋盘上的「过河车」——既以凌厉攻势开辟永乐盛世，又因无法回头而陷入正统困局。他的军事天才筑牢了明朝北疆防线，但对人性和制度的低估，最终让毕生功业化作土木堡的烽烟。正如其临终前焚毁的《北征秘录》所暗示：再精妙的谋略，也难逃历史辩证法的审判 第四章 杨溥 “取我朝服来...“临终前挣扎起身，朝着紫禁城方向三叩首。恍惚听见少年时的自己，在石首江畔吟诵《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最后一滴泪坠入砚台，将未写完的《谏止亲征疏》浸成血斑。

我叫杨溥，于洪武五年（1372）出生于湖广石首，石首地处江汉平原边缘，元末战乱频发，我亲眼看见街边百姓卖儿卖女只求一份干粮，流民爆发时，树无皮，地无草，饿死人那是常见的事。

“生在乱世，平民百姓光活下就已耗尽全力。”（再次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让我们免受战乱之苦！！！）

虽事于此，家中从未放弃让我读书，我自幼聪慧过人，十多岁就精通诗对，常常妙语惊人。

有一年，我的父亲因一桩公案株连，被抓入县狱，亲友们都急无对策，我壮着胆子跑到县衙去向县官求情。

县官见他年纪小，胆子却不小，口才又好，想试试他的才识，便出一上联要他对：四口同图，内口皆归外口管；这是一拆合字联，把繁体的“图”字拆成四个口字，又指明内外“口”字的关系。

县官借此暗示，我乃一县之宰，主管万民，一切由我做主。

我瞬间明白县官的意思，当即对曰：五人共伞，小人全仗大人遮。

这下联对得确实巧妙。

把繁体的“傘”字拆开，成5个“人”字，其中一个大“人”字遮着四个小“人”字，反映了五个“人”字之间的关系，既应对工整，又奉承了县官。

县官听了十分高兴，随即答应杨溥的请求，把他父亲释放了。

建文二年（1400年），我高中进士，授翰林编修，进而结识杨荣。虽同时做官，但仕途却大不相同。

金榜题名那日，南京城飘着蒙蒙细雨，我跪在奉天殿前接旨，那时靖难之役已然开始，透过青砖，那细小的缝隙中还渗着前线将士们的鲜血。解缙拍着我的肩：“弘济，新朝当用新血。“

朱棣还是进京了，亲眼目睹方孝孺痛斥朱棣，他的鲜血染红了整片青石，灭族，抄家！我还算幸运入朝时间不久，及时更换门庭拥立新帝，得以保全。

“识时务者为俊杰”

永乐初年，我任太子洗马，成为皇太子朱高炽的东宫僚属。成为一名官方认证的太子党。

记得有一次和朱棣交谈，他拿了一块鹿肉推至我面前“杨先生可知，这盘中之物昨日还在玄武湖畔饮水？”我望着他那锐利眼神，突然明白——在这座吃人的宫殿里，我们都是圈养的猎物。为此只能小心行事，小心，小心，再小心。

太子喜读书，那天读《汉书》，称赞张释之有贤才。

“张释之诚然有贤才，但如果不是汉文帝宽厚仁爱，他也无法施展他的抱负。”

主动摘取汉文帝的事迹，分类编好，献给太子。

太子非常高兴。

虽我小心行事，但灾祸还是来了。

对此我无能为力，我知道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并不在我，而在皇子。

而我，不过是祸及池鱼里一条小鱼罢了。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诬陷，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

坐在这冰冷狱中，耳边随时都会响起狱卒的呵斥声，还有那烧红的烙铁，映在身上，那惨叫声让我毛骨悚然。

杨士奇、杨荣与我同期下狱，然他们二人接连被释放。

我，呵！“三杨”中的“南杨”却整整坐了十年......

十年啊，人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

那冰冷的狱里，每一秒都是煎熬。

有次我被提审，纪纲捏着我的下颌，北镇抚司的烙铁在炭盆里烧得通红

“杨编修在诏狱读《汉书》，是要效仿司马迁吗？“

“司马迁？我的志向比他还大！“

潮湿的稻草堆里，我用指甲在砖墙上刻下一个又一个“正“字，那便是我存在证明。

隔壁囚室的老御史昨夜被拖走了，我少了一名狱友，不过我还不在意，新的朋友马上就来了，我渴望的是遗落的《孝经》虽扉页还沾着脑浆。

“每月初七，记得给我送新墨。“我对送饭的哑狱卒比划。

成祖心意难测，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我应该就不在人世了吧。可我却一直好好的活着。

我不解

当《资治通鉴》翻到第三百遍时，终于悟透朱棣不杀我的缘由——他要让天下人看见：这个在粪溺间诵读圣贤书的囚徒，正是皇权驯化文臣的活标本。

呵，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屈服权势，最起码我没想过。

熬吧！

（其实他这种行为十分反常，要想当时的环境，外部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朱高熙无时无刻都想因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内部狱中环境如何不用过多描述了吧，各位凭想象吧，脏乱差这三个字可能都是夸奖，而且还要随时面临狱卒的审讯和拷打。随时命丧于此。）

（能在这种环境下坚持读书，我只能想到要么精神病，要么真的不怕死。）

（不过比死亡更恐惧的是等待死亡，这老兄每天都在等待死亡，emmmmm好像不是人一样（在夸他））

（也正因如此吧，朱棣觉得他是个大才，不过不合他的胃口，便留给他的儿子使用，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熬出头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

之后我获释出狱，仁宗即位后的第三天，被授官翰林学士。

那天，诏狱最深处的玄字七号房，铁链拖地的刮擦声惊醒了墙缝里的潮虫。

我蜷在霉烂草席上，数着墙上那3562个“正”——那是最无声的反抗。

牢头赵麻子举着火把逼近时，腰间钥匙串的叮当声竟比往日温和三分。

“杨大人，接旨吧。“

北镇抚司千户张軏的皂靴踩碎了我昨夜抄的《汉书·司马迁传》，他刻意侧身避开我溃烂的脚踝。圣旨黄绫展开的刹那，十年未见的阳光从气窗斜劈而入，照亮了“前东宫属官杨溥...着即释归“的字样，朱砂印纹如凝固的血。

两名狱卒架着我跨出诏狱正门时，正逢顺天府衙的囚车押送新犯。

那个蓬头垢面的太学生突然高喊：“看啊！活着的苏武！“

我下意识抬手遮挡刺目天光，才发现破袖间露出的腕骨，竟比诏狱墙头的霜还白三分。

礼部来迎的主事捧着簇新官服，却在看见我脖颈处的烙伤时别过头去。

“圣上特赐温泉沐浴...“他的声音卡在喉间，或许是被我身上腐肉与墨汁混杂的气味呛住。

我推开搀扶，抓过官帽扣在结满血痂的头顶：“带我去文渊阁。“

轿过正阳门，早市人群突然静默。

卖炊饼的王老汉愣愣地掉落了铁铲——永乐七年春，他因私藏建文旧臣被鞭笞时，我曾隔着囚车缝隙抛给他半块炊饼。

此刻他的独眼里滚出浊泪，却不敢与我相认。

国子监方向传来晨钟，惊起一群栖在诏狱檐角的乌鸦。

这些黑羽畜生十年来啄食过多少尸首？

我摩挲着袖中暗藏的《狱中札记》——三百页桑皮纸浸透秽物，却记着《永乐大典》勘误七十二条、北疆屯田策九篇。

轿帘翻飞间，我瞥见护城河冰面下涌动的春水，恍如当年太子朱高炽咳在帕子里的血沫。

当值的杨荣摔碎了成窑茶盏。

他抚着我肩头可触的锁骨，喉结滚动三次才挤出话：“十年...竟比北伐更摧人。”

我抓起案头未批的宣府军报，朱笔悬在半空颤抖——诏狱里练就的悬腕小楷，此刻重若千钧。

“瓦剌使者索要茶马翻倍？”我的声音嘶哑如砾石相磨

“告诉他们，杨溥活着走出诏狱了。”

杨士奇闻讯冲进来时，我正伏案狂书《陈边务十事》，墨汁顺着溃烂的指尖渗入宣纸，字迹斑驳似血泪纵横。

暮鼓声中，我瘫坐在藏书阁的阴影里。

十年未触的《太祖实录》积尘寸许，指腹抚过“胡惟庸案“的段落，竟与诏狱砖墙的触感无异。

值夜老吏点燃犀角灯时，忽然跪地泣告：“自大人入狱，文渊阁再无人校勘前朝实录...“

我扯开衣襟，露出胸口被鼠咬的旧伤：“从今日起，这里就是新的诏狱。“

窗外，一队鸿雁正掠过紫禁城琉璃瓦，它们投下的影子掠过我的补服，恰似十年前镣铐的形状。

之后我深得朱高炽信任，他命我掌管阁事，赐我阁印

“朕把爱卿留在左右使用，不仅只是为了学问，还想广泛了解民情，以有助于治理国家。你有什么建议要报告，可以密封后上呈。”

数月之间，连升三级，官至太常寺卿。

不过我性情冷淡，对权势并没有太大的欲望，只想在任期内多做些实事，让百姓免于战乱之苦，最好是能让百姓吃饱。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同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罢设弘文阁，将我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同主管枢机事务。

好在朱瞻基是一位好皇帝，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关心百姓疾苦，时常去民间微服私访（是真的微服私访只带两名护卫那种）每次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

emmmmmm（明代的四不两直）

要知道，当时的明朝不过外强中干罢了，朱棣喜战，看似威武，实则每次出征对百姓来说都是加一层负担，徭役、税率极重，这条战船已然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朱高炽、朱瞻基主动战略收缩，政策转向保守，才能开创仁宣之治，挽回大明一丝尊严。

（跑题了.....继续说回杨薄）

宣德三年（1428）主持修订《大明律》附例，首创“死刑三复奏”制度，减少冤案40%以上（《明会典·刑部》）

入阁四年后，因母亲去世，根据祖制辞职守节，于是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湖广石首。

再次回乡时，道路两旁站满了百姓，都想看一看现在的杨薄和离家时有何不同。

老了而已，早已不是正值壮年的小伙子了。

石首杨家祖茔的松柏林里，半截洪武年间的残碑斜插在荒草间。

我跪抚着母亲墓碑上“慈妣杨母周氏“几个字，指腹下的青石裂痕像极了诏狱砖墙上那道刻痕——永乐十二年纪纲审讯时，我曾咬碎牙齿将母亲缝的护身符咽下。

老仆杨福抖开褪色的麻衣：“老爷，按制该换斩衰了。“

这领粗麻衣还是建文三年母亲亲手纺的，袖口补丁叠着补丁，却比文渊阁的蟒袍更暖三分。

远处长江的浪声卷来盐贩子的叫卖，混着松涛竟似当年诏狱北墙外的更鼓。

三更梆响时，我抱着母亲灵位走向江滩。

对岸武昌城的灯火在雾中明灭，恰似诏狱气窗透进的残月光。

江风掀起孝服下摆，露出脚踝处永不消退的镣铐疤痕——当年出狱归家，母亲颤抖着为我敷药，却不知这伤早已烂进骨髓。

“娘，孩儿替天下人坐的牢...“话未说完，老仆突然指着江心：“老爷快看！“

顺流漂来的破旧河灯上，竟歪斜写着“杨青天“三字。

浪头打翻灯盏的刹那，我分明看见灯罩内侧的补丁针脚——与母亲缝在护身符上的九转回纹一模一样。

唉，时光如骏马加鞭，我也该收拾收拾，重回朝廷了。

宣德九年（1434年）升任礼部尚书，仍以学士衔在内阁当值。

记得有一次儿子从家乡湖北到京来看望他。

“你一路过来，可听说哪个守令好吗？”

“儿从家乡来，路过江陵县，那个县的县令很不好。”

“人们说了些什么？”

“就是对我的招待太马虎简单，他是天台县的范理。”

杨溥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久就向皇帝推荐，将范理提升为德安府知府。

范理上任以后，为政有方，得到百姓称颂。

后升任贵州左布政使。

我记得当时朝堂之上很多人被我举贤，我从未奢求过感谢，毕竟这是为国选臣。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驾崩，由太子朱祁镇（明英宗）即位。

那时的他才9岁，稚嫩的孩童罢了，于是我与杨士奇、杨荣共同请求开设讲经筵，选好几位学识平正、言行端正谨严、老成而识大体的人来担任讲官。

又请求慎重选择在宫中朝夕侍从皇上的内臣，可还是看走了眼，宦官王振因此成为了朱祁镇的老师，为后续霍乱埋下伏笔。

记得张太皇太后、还有其他二位老友健在时，小小王振，掀不起什么风浪。

那次张太皇太后诏我们入宫，英宗面西站立“你们都是老臣了，现在皇上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

她将我们视为正统政治的核心，又特意招我上前

“仁宗皇帝念卿忠诚，多次发出叹息，不想今天还能见到你。”

“臣愿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后又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经过三朝皇帝的选任，足以辅佐后人。皇帝政事繁忙，应当与这五位共同商议。”

唉如今的这位皇帝，恐怕早已忘了这一幕吧。

随着张皇张太后去世，杨士奇、杨荣接连离开，新入内阁的马愉、高谷、曹鼐资历不足，名望不高。

我愈发感到独木难支，宦官王振仗着英宗宠幸愈发把持朝政。

我已无力阻止.....

正统十一年（1446年）七月十四日（8月6日），杨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三年后，土木堡之变爆发.........

不过这些我亦不会知晓了.........

杨溥（1372年－1446年）他的一生恰似明初政治生态的活体标本，以寒门之躯攀至权力巅峰，用十年牢狱换取政治智慧，却终难抗衡制度性痼疾。狱中血书的《屯田策》、临终焚毁的谏疏残灰——则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土，随风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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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最开始对他并不感兴趣，他既没有杨士奇那么出名，也没有杨荣出色的军事判断力，他在三杨当中更像是一个小透明，正是这样的小透明，好像又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同。

对比一下“三杨”们的家世。

杨士奇：江西泰和士族，联姻地方豪强。

杨荣：福建建安军功世家，水师网络深厚。

杨溥：湖广寒门，依赖皇权与科举突破。

其他二人身世对比杨薄好的不止一星半点。他们失败了还有退路，杨薄呢？身死名消罢了。

这难道不是如今我们面临的境遇吗，“我想离开浪浪山了”

杨薄明代的“小镇做题家”

唉.......文至此，此篇结束，愿各位能和杨薄一样，哪怕身处绝境，却未曾想过放弃，也正因如此，他才能身居高位，施展抱负。

也希望各位读者，若今后身居高位时，不忘带一带赶路人。

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