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循环》


 第1章：那条街上的刘姓周

    我叫刘姓周，是这条街上的一名中介，要说这条街上的中介也真是越来越多，每年招工从来不停止。
    隔壁老王的店上个月刚贴了“旺铺转让”，这个月就换成了“诚信人力，入职即奖200”。老王本人没走，只是把招牌从“老王劳务”改成了“诚信人力”。他跟我说，姓周的，你得信，打工的人就像韭菜，割完一茬，还有一茬，你骗不骗他们，他们都会长出来。
    我没接话。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边那叠A4纸——那是上个月一个大学生留下的“求职登记表”，背面被他密密麻麻写满了算术题。大概是等面试等得太久，无聊算的。正面那栏“期望薪资”，他写的是“4500，包吃住”。我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物流园的分拣岗，说是月薪6000，其实底薪2200，剩下全是加班费和全勤奖，而且全勤奖要连续干满28天不休息才有。他没干到第七天就走了，走的时候连那150块“体检费”都没来找我要。
    我一般也不怕他们来找。来找也没用，收据上写的是“信息咨询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这话不是我编的，是这条街尽头那个戴金链子的光头律师帮我们统一拟的，每个中介铺子都有一份，复印一下就行。光头说这叫“合规风控”，我不懂，我就知道那些打工的拿到这张纸，眼神都会变，就像被人从梦里叫醒，看着天花板发呆那种。
    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个。五年前我来这条街的时候，是想找工作的。那时候我兜里只有三百块，一个老乡说这里有个电子厂直招，我就来了。后来发现那条招聘信息就是我现在的隔壁铺子发的，那时候还叫“好运来人力”。他们收了我380块的“岗位保证金”，然后让我等通知。我等了三天，每天去问，他们都说“明天，明天肯定安排”。第四天我再去，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有个小伙子在拖地，说老板出去团建了，让我下周再来。
    我没等到下周。我在那条街上晃了两天，身上的钱只剩二十块。后来是另一个中介看我可怜，说要不你来我店里帮忙发传单吧，一天八十，日结。我就去了。发了一个月传单，我学会了他们的套路：传单上的工资都是假的，真工资要减一半；那个“包吃住”的“吃”是白水煮白菜，“住”是十二人间上下铺，没空调。但发传单的时候你得笑着说：工厂食堂四菜一汤，宿舍空调热水器WiFi全覆盖。
    后来那个老板回了老家，把铺子盘给了我。我拿着我攒下的两千块，又找老乡借了三千，就这么当上了中介。第一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骗完人晚上会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那个交保证金的小伙子的脸。后来睡得着了，再后来不仅睡得着，还能在梦里把那些话术又背一遍：“我们是工厂直招，不收任何费用——但这个体检费是医院收的，跟我没关系。”“什么？你说别的中介不收？那他们肯定是骗你的，我们这里最正规。”
    说起来也是怪事，这条街上被骗的人最多就是站在铺子门口骂两句，骂完就走了。很少有人报警，报警也没用，警察来了说这是合同纠纷，让你们去法院。去法院？他们连今天的晚饭在哪里都不知道，哪有钱和时间去法院。所以这条街的中介像野草一样，铲了一茬又长一茬。上个月街道办来检查，我们提前收到了风声，把所有的“保证金”收据都藏了起来，换上了“免费登记”的牌子。检查的人转了一圈，说整体还行，就是消防有点隐患，就走了。第二天牌子换回来，继续收钱。
    我知道你们看了这个故事会觉得我坏。但我也是从打工过来的，我当年被人骗的时候，也没人替我做主。这条街就是这样的，不是你骗人，就是人骗你。我至少还给人家安排个工作，虽然工资低点，虽然宿舍破点，但他真能上班，真能吃到白水煮白菜。你看隔壁那个新开的“闪电入职”，收了钱人就拉黑，连个工作都不给，那才叫坏。
    好了，不说了，门口来了个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看穿着像是刚从火车站过来的。我得去招呼了。
    “帅哥，找工作吗？我们这边有电子厂、物流园、电商仓库，包吃包住，月薪六千起，来，进来坐，先喝杯水——对了，入职前需要统一体检哈，体检费150，这个是我们代收的，体检完第二天就能上班……”

 第2章：桥下救人

    那天下午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我骑着电动车去工业园送三个新来的工人，走的那条路沿着河，桥底下常年堆着些废建材。路过的时候看见桥墩下面站着个人，面向河水，两只手撑着护栏，姿势不太对。我瞄了一眼没在意，这条河每年都有人往下跳，但多半是吓唬人的，真跳的没几个。
    送完人回来的路上，那人还在。这回他改坐在地上了，两条腿悬在河面上方，鞋已经脱了，整齐地码在旁边。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知道这恐怕不是吓唬人了。
    我停了车，走过去。没敢靠太近，就在他身后两三米的地方蹲下来，点了根烟。
    “兄弟，”我说，“这水凉得很，现在才三月份，下去要抽筋的。”
    他没理我。
    我又说：“你要是没找到工作，我那边有个仓库正在招人，包吃住，第一个月就能拿四千多。”
    这话我说了八百遍了，对谁都这么说。但这次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这是在跟一个要跳河的人推销岗位。
    他倒是回头看了我一眼。二十出头，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眼睛底下全是青的。他看了我几秒，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你也是中介？”
    我说是。
    他忽然笑了，笑得很难看，说：“我被中介骗了八千块，说能安排去机场做地勤，结果那人拿了钱就消失了。我身上的钱全花完了，房租欠了两个月，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我打他电话打不通，去他公司找，地址是假的。”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不像一个要跳河的人，倒像是在念一段已经背了无数遍的课文。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把烟递给他。他没接。
    我想说“不是所有中介都这样”，但这话我自己也说不出口。我干这行四年了，见过的套路比这条街上的电线杆还多。八千块，在我们那条街上能交二十次体检费、十次保证金，还能剩下点儿买两箱红牛。
    “你那个中介叫什么？”我问。
    “鑫诚人力。”
    我没听说过。
    “这样吧，”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跟我回去，我给你安排个活儿先干着，管吃管住，你先把命留着。那八千块我帮你问问，这条街上的中介我都认识，说不定能打听到。”
    他没动。
    我加了一句：“你要是跳下去了，你家里人连你尸体都找不到，那才叫真亏了。”
    过了大概有一分钟，他把伸出去的腿收了回来，穿上鞋，跟着我走了。
    后来我把他安排到一个物流园做夜班分拣，管一顿夜宵，住集体宿舍。他干了一个月，攒了点钱，说要回老家了。走之前来我店里坐了坐，给我带了包烟，也没说谢，就走了。
    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
    但那天在桥下，不知道是谁在对面马路上拿手机拍了视频，传到了网上。标题写的是“暖心！中介大哥苦劝轻生小伙，还帮忙安排工作”。那视频拍得确实挺感人，我把烟递过去那一下，逆光，显得我整个人镀了一层金光似的，特别像好人。
    视频火了。本地几个公众号转了，还有电视台打电话来要采访我，我没接。不是我谦虚，是我实在不知道采访的时候该说什么。说我那天其实只是路过？说我给他安排的那个工作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休两天？说那个物流园上个月刚被投诉过拖欠工资？
    但热度这种东西，你接不接它都在那儿。
    那段时间我的店门口排队的人比以前多了三倍。都是看了视频来的，觉得我这个中介“有良心”“靠谱”。有个大姐拎着一篮子鸡蛋来感谢我，说她儿子在老家找工作被骗了，看到我的视频专门坐火车过来投奔我。我收下了鸡蛋，收下了她儿子的三百块“岗位保证金”，安排到了一个做手机屏幕的电子厂。那个厂我清楚，流水线要站着干活，一天下来眼睛都是花的，干满七天才有工资，大部分人熬不到第五天。
    你说我有良心吗？
    我觉得我就是个做生意的人。桥下那个人是一条命，我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换了别人我也拉。但该收的钱我一分不会少收，该安排的烂岗位我一个不会少安排。这俩事在我这儿不冲突，就好像卖早点的老板自己也会去别处买包子，没人规定你干了这行就得对自己道德绑架。
    后来那个视频的播放量过了两百万，我的微信被加爆了，全是来找工作的。我那阵子心情很好，甚至开始琢磨着要不要扩大规模，把隔壁的铺子也盘下来，再招两个业务员。我跟刘姓周喝酒的时候还吹牛，说今年要搞个“劳务派遣公司”的牌子，正规化运作。
    刘姓周笑了笑，说：“你小心点，出了名不是什么好事。”
    我当时没在意他的话。
    现在想想，他说得对。出名确实不是好事——至少对一条街上的黑中介来说，出名意味着被太多人盯着。你收了钱不办事，以前十个人里只有一个去报警，现在一百个人里可能有十个去报警，还有几个去网上曝光。
    我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人截图发到网上了。有人把我跟求职者的对话贴了出来，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先交380元，明天就能安排入职。什么？你说我视频里没收钱？兄弟，视频是视频，生意是生意，这不一样。”
    这条帖子底下骂了我三千多条。
    但真正让我决定跑路的，是另一件事——有人查到了我的身份证号和老家地址，说要“上门聊聊”。我不怕骂，我怕的是有人找到我家里去。我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我干这行的事家里人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我是做“人力资源”的，是个体面人。
    我收拾东西的那天晚上，刘姓周过来找我，靠在门框上抽烟，看着我把收据本、合同模板、那个存了三百多个求职者信息的老硬盘往蛇皮袋里塞。
    “去哪？”他问。
    “不知道，先出去躲一阵。”
    “那你的那些工人呢？”
    “什么工人？”
    “就是那些交了钱还没安排工作的，还有那些干了活没拿到工资的。”刘姓周弹了弹烟灰，语气很平，“有四十多个吧？”
    我没说话。
    他也没再问，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桥底下那个人发的朋友圈，你知道不？”
    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
    他掏出手机给我看。那个当初被我劝回来的小伙子，在朋友圈转发了那个曝光我的帖子，配了一行字：“原来他也是这种人。我真服了，这世界就他妈没有好人。”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锁了铺子的卷帘门，骑上电动车，消失在夜色里。
    那条街上还有十几家中介，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我的铺子门口多了一张纸，是隔壁早点摊老板替我贴的，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
    “旺铺转让。”
    底下用小字加了一句：“另：有四十余位求职者请自行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电话12333。”
    再往下还有一行，字迹更小，几乎看不清：
    “本人已走，勿寻。你们要找的好人，他不在这儿。”

 第3章：跑路后的数钱

    临时房在城郊结合部，月租九百，押一付一。
    我选这里不是因为便宜，是因为这栋楼没有装监控，楼道里的灯泡坏了半年没人修，房东收钱只用现金。这对我来说都是优点。
    房间不大，十五六平，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衣柜，衣柜门是歪的，关不严。窗户朝北，对面是一堵墙，阳光照不进来，倒也挺好——省得我白天拉窗帘。
    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我把蛇皮袋里的东西倒在床上，开始数钱。
    不是数钞票。跑路的时候我身上现金只有三千二，那点钱不值得数。我数的是那些还没“消化”完的单子。
    那个老硬盘里存着三百多个求职者的信息，我走之前格式化了一遍，但我知道有心人能用恢复软件找回来。所以我没带走硬盘，临走前把它泡在一盆水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捞出来摔在地上，又踩了两脚。碎片现在应该还在铺子的垃圾桶里，跟烟头和泡面盒子混在一起。
    但我脑子里还记着一部分。
    一百二十七个交了体检费的，每人一百五到两百不等。其中四十三个人我还没来得及安排工作。剩下的八十四个安排了，但安排去的工厂有三个上个月就开始拖欠工资，工人们要是找我要说法，我也给不了。
    四十一个交了“岗位保证金”的，每人三百八。这批人是最惨的，因为保证金的收据上写的是“信息咨询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法律上他们告不赢。但问题是现在四十一个人里面有九个已经在网上发帖骂我了，还有一个据说联系了电视台的记者。
    十一个“VIP包进厂”的，每人一千二到两千不等。这批人是被我那个视频热度吸引来的，看了“桥下救人”的视频觉得我靠谱，二话不说就转了账。其中有个大姐，就是拎鸡蛋来投奔我的那个，她儿子交了两千块，我答应安排去一个做汽车配件的合资厂，包吃包住月薪五千。实际上那个合资厂根本不招人，我打算先把人安排到一个小作坊干着，等两个月后再找借口。现在我一跑，她儿子的两千块算是彻底打了水漂。
    我坐在床边，把这些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像小学生背乘法口诀。
    总计多少？我没算。我不想算。
    不是不敢，是没必要。这些钱大部分已经花出去了——房租、水电、给上家中介的“人头费”、那条街上统一的“管理费”（就是给光头律师的分成），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请客吃饭。真正落到我手里的，刨掉成本，大概——我用手指头比划了一下——大概这个数。
    够我活几个月。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些数字背后的人。他们会报警吗？会找到我老家去吗？会在网上继续发酵吗？我已经把手机卡拔了扔进了河里的，微信退了，所有社交账号注销。按理说他们找不到我。
    可我还是睡不着。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的动静。这栋楼隔音很差，隔壁住着一个在快递站上班的小伙子，每天晚上十一点回来，先打电话，再洗澡，然后刷短视频刷到凌晨一点。他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能听到那些魔性的笑声，十五秒一个，十五秒一个，像心脏起搏器的节奏。
    第二天晚上，我数完了钱之后开始翻手机——不是我的手机，是一部新买的老年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一百二十块，不用实名。我翻通讯录，里面只存了两个号码：一个是我老婆的，一个是我妈的。我不敢打。
    我想起刘姓周那天晚上给我看的那条朋友圈：“原来他也是这种人。我真服了，这世界就他妈没有好人。”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嗓子眼，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不是好人。这我承认。但那天在桥下，我说的话是真的——那水确实凉，三月份下去肯定抽筋。那人要是真跳了，他家里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这事跟收不收保证金、安不安排烂岗位，是两码事。
    我说过了，这俩事在我这儿不冲突。
    但现在我坐在这间月租九百的临时房里，对面是墙，头顶是那盏用了二十年的日光灯，嗡嗡响，像苍蝇在脑子里飞。我想起那个拎鸡蛋的大姐，想起那个瘦得颧骨突出的跳河小伙，想起那个被我在流水线上站了五天就跑了的大学生，想起刘姓周说的那句话——“你小心点，出了名不是什么好事。”
    出名确实不是好事。
    但就算不出名，这行又能干多久呢？
    我点了根烟，抽到一半，忽然想到一件事。我跑路之前，刘姓周说他店里有三个工人被物流园拖欠了两个月工资，他想帮人家要回来，但不知道怎么要。他问过我，我说你让他们自己找劳动监察，他说找了，没用。
    我当时没当回事。
    现在我想，那三个工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会不会也站到某个桥下，把鞋脱了，整整齐齐码在旁边？
    我把烟掐灭在窗台上，站起来走了两圈。房间太小，走两步就到头，转身，再走两步。像困兽。
    最后我坐回床上，把那些钱——那些还没花完的现金——从枕头底下摸出来，一张一张摊开。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数了一遍，三千二。再数一遍，还是三千二。
    我把它们卷起来，塞进袜子里，又塞回枕头底下。
    窗外有野猫叫了一声，像婴儿哭。
    我关了灯，躺下。日光灯关掉之后还有余晖，在瞳孔里慢慢散开，像河面上的光。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听见隔壁那个快递小哥又在刷短视频了。魔性的笑声一波一波传过来，十五秒一次，十五秒一次。
    在他的笑声里，我好像听到了一条很远的、模糊的声音——不是笑声，是河水流过桥墩的声音。
    哗。哗。
    那个声音说：你不是好人。
    那个声音也说：你也不是坏人。
    你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第4章：见过的黑厂

    我叫刘姓周，在这条街上当中介的时间比我隔壁那个跑路的家伙长三年。他走的那天晚上来我这儿借了个蛇皮袋，我说不用还了。
    他问我这些年见过多少黑厂。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你都跑路了还关心这个。
    他说就是想问问。
    我想了想，说，数不清。
    这是实话。
    我见过最狠的一个厂是做电子烟的。在工业区最里面，连个门牌都没有，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老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轻声细语，看着像个老师。他给我的条件是：帮他招一个人，给我八百块“茶水费”，工人的工资他另算。
    我问他工资多少。
    他说底薪1800，加班费按1.5倍算，包吃住。
    我没多问，就开始给他招人。
    第一批送了五个人进去，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从贵州来的。他们在里面干了二十三天，出来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工资不对。我问怎么不对。他说他们每天干十一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算下来应该拿四千多，结果老板只给了他们一千六。理由是试用期工资打八折，然后扣了住宿费、水电费、伙食费、工服费、工具押金，还有一个“新人培训费”，每人三百。
    我打电话给那个眼镜老板。
    他说，刘老板，合同上都写了的，他们自己签的字。
    我说你合同上写的那个“新人培训费”是什么内容？
    他说，就……教他们怎么拿镊子夹电子烟的那个小零件啊，这个要培训的嘛。
    我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之后，那五个小伙子还在我铺子门口站着，问我能不能帮他们要回来。我说我帮你们问问，其实我知道要不回来。这种厂我见多了，他们的合同是找律师拟的，每一条都合法，合起来就是要你命。你告不赢，你去闹，保安就把你架出去。你找劳动监察，劳动监察来了，老板就把考勤表和工资表换一套，正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
    后来那五个人走了三个，有两个没钱买车票，在我铺子里打了两天地铺。我请他们吃了两顿泡面，然后给他们介绍了另一个厂，工资低点，但是不扣这扣那。他们说不去，信不过我了。我说信不过也对，那就走吧。他们走了，走之前把地铺上的报纸叠得整整齐齐，比我叠得都好。
    还有一个厂是做假发的。
    那个厂更绝，不扣钱，但是让你干不满。怎么干不满呢？他们的流水线速度是慢慢调的，新来的前三天速度很慢，你觉得自己能跟上。第四天开始加速，加到正常人根本跟不上的程度。你手忙脚乱，产品报废率高，然后主管就开始骂人，骂到你受不了自己走。你走了，前面三天的工资他们按最低标准给你结，实际上你干了四天只拿到两天的钱。然后他们再招新人，循环往复。
    我给这个厂招过三十多个人，没有一个干过两个星期的。
    有一次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从我铺子出去，第二天就哭着回来了。她说她手被烫伤了，那个做假发要加热定型，机器老化了，没有防护罩，她手背烫了一个大水泡。主管说这是她操作不当，不给报工伤，还让她继续干，她受不了就跑出来了。
    我看了看她的手，水泡有小鸡蛋那么大，皮都翻起来了。
    我说我带你去诊所看看。
    她说不用，贴个创可贴就行，她就是想要回那三百八的保证金。
    我说那保证金是体检费，医院收的，我这边退不了。
    她就哭。
    哭了半个小时，走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两瓶啤酒，翻来覆去地想那个水泡。想完之后第二天照常开门，照常发传单，照常跟人说“我们这边都是正规大厂，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干这个，别人也会干。这条街上的中介，没有谁比我干净，也没有谁比我脏。大家都在同一个池子里游泳，你嫌水脏，你上岸了，水还是脏的。
    我见过最像一个正常工厂的黑厂，是在开发区那边，牌子挂的是“XX科技”，厂房是新的，车间有空调，食堂有四个菜，宿舍有六人间带空调。它看起来比很多正规厂都体面。
    但它是个黑厂。
    怎么黑呢？它不签劳动合同。所有人进去都签一份“劳务协议”，说你不是他们的员工，你是“灵活就业人员”，他们只是给你提供“劳务机会”。没有社保，没有工伤，没有年假。你生病了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你加班，加班费按正常时薪算，没有倍数。你辞职，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否则扣半个月工资。
    最狠的是他们的绩效考核。每个月有KPI，完不成扣钱，但KPI是每个月调整的，上个月你完成了，下个月就给你加量，永远让你刚好在及格线边缘。你不拼命干就拿不到全额工资，你拼命干了下个月KPI就更高。
    我给这个厂招过一批大学生，刚毕业的那种。他们看着厂房那么好，食堂那么好，觉得自己找到了好工作。干了三个月，走了一大半。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扣了钱，理由五花八门：工作服折旧费、办公用品损耗费、工位占用费。
    工位占用费。你听过吗？
    我当时听到这个词，愣了三秒钟，然后笑了。不是好笑，是那种被气笑的。
    我跟我那个跑路的邻居不一样，我没上过什么新闻，没救过人，也没有四十多个人追着我要钱。我就是这条街上最普通的一个中介，普普通通地招人，普普通通地收钱，普普通通地把人送进那些普普通通的黑厂。
    有时候我会想，那些从我铺子里走出去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手被烫伤的大姐，她后来去哪了？
    那个在桥下被人劝回来的小伙子，他回老家之后找了什么工作？
    那个拎鸡蛋来投奔我的大姐的儿子，他的两千块还能要回来吗？
    我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是，明天还会有人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出来，还会有人走进我的铺子，还会有人用那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说：“老板，有没有包吃包住、月薪五千以上的工作？”
    我会说：“有，来，先交150块体检费。”

 第5章：干不满工期的黑厂

    那个厂在开发区最边上，厂房刷成蓝色，门口挂着“宏达电子”的牌子，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我是从刘姓周那进的。他说这个厂是做手机充电器的，坐着上班，长白班，包吃住，第一个月保底四千。我交了150块体检费，第二天就被一辆金杯面包车拉到了厂门口。
    进厂第一天，人事给我一张合同，让我签字。我看了看，上面写的是“试用期七天，七天内离职无工资”。我问人事这什么意思，人事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眼皮都没抬，说就是字面意思，你干满七天就有工资了，干不满就没有。我说那七天以后呢？她说七天以后你就转正了，转正以后按计件算，多劳多得。
    我想着七天也不长，干就干吧。
    第一天干活，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的，嗓门大，说话带脏字。他把我分到流水线的第一个工位，负责给充电器外壳装一个金属接口。活不难，就是把接口对准卡槽按下去，咔哒一声就好了。我干了一个小时，觉得挺轻松，心想这厂还行。
    第二天，组长说我干得太慢，要提速。流水线的速度调快了一点，我有点手忙脚乱，但还能跟上。
    第三天，又提速了。我开始出错，有几个接口没按到底，被后面工位的人挑了出来。组长当着全车间的人骂了我五分钟，说我“眼睛长在屁股上”。
    第四天，速度更快了。我的手指开始疼，指甲缝里塞满了金属碎屑。下午的时候，我一个没拿稳，接口掉在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下一个工件已经过来了，整条线都停了。组长冲过来，把那个掉在地上的接口踢到我脚边，说：“捡起来，干不完今天别想走。”
    那天我干了十一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二十分钟吃饭。
    第五天，我不太想去了，但想着已经干了四天，再干两天就能转正，就咬着牙又去了。到了车间发现流水线的速度比昨天还快，旁边工位的一个大姐悄悄跟我说，这个厂就是这样，每天提速，提到你跟不上为止。我问她跟不上了怎么办？她说跟不上的就会被调去干杂活，扫地、搬箱子、洗托盘，那些活不算计件，按小时算钱，一个小时八块。
    我说那你跟得上吗？
    她笑了笑，没说话。我注意到她右手大拇指缠着创可贴，指甲盖是青黑色的。
    第六天，我跟不上了。不是我不想跟，是我的手指已经肿了，按那个接口的时候使不上劲，每次都要按两三下才能咔哒响。流水线不会等你，三秒钟一个工件，你慢一点后面就堆起来了。组长站到我旁边盯着我，我每按一个他就“啧”一声，啧到我手发抖，更按不准了。
    下午两点，他说你不行，去仓库搬箱子吧。
    我去了仓库。箱子不重，但是要从早上八点搬到晚上八点，中间没有凳子坐，也没有风扇。仓库里堆满了充电器成品，空气闷得像蒸笼。我搬了两个小时，后背湿透了，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屏幕都是水雾。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坐在食堂算了一笔账。六天，每天十一个小时，按当初说的保底四千算，每天大概一百三十块。但组长说转正以后才保底，试用期七天是按计件的，我前四天计件工资大概每天八十块，第五天被调去干杂活，按小时八块，干了十一个小时是八十八块。加起来四百零八块。但如果我明天走，七天内离职无工资，一分钱拿不到。
    所以我要么再干一天，熬过第七天，拿这四百块；要么现在就走，白干六天。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我妈说你身体要紧，钱不要了，回家吧。我说再坚持一天，就一天。
    第七天，我以为熬过了今天就能拿钱了。结果早上组长叫我去办公室，说质检部门抽查了我前四天做的产品，有一批接口没按到位，属于不良品，要扣钱。扣多少？按不良品数量乘以成品单价，再乘以三倍。我算了算，扣完以后我前四天的计件工资还剩不到一百块。然后他说今天你不用上流水线了，继续去仓库搬箱子，因为仓库那边缺人。
    我说那我今天干了能不能转正？
    他说你这个月产量不达标，转正要等下个月了。
    我拿着那张扣款单站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大概有两分钟。旁边有个小伙子也在看自己的扣款单，我看见上面写着“迟到三次，扣150元；旷工一天，扣300元；工作服折旧费50元；工具遗失赔偿80元”。我问你旷工了？他说没有，那天下大雨，公交车停运，他到厂里的时候迟到了两个小时，组长给他算的旷工。
    我把扣款单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回宿舍收拾了东西，走了。
    走的时候经过车间门口，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宏达电子欢迎您，月薪4000-6000，包吃包住”。红纸是新的，没有灰尘。
    后来我在一个求职群里看到有人说这个厂，说他们一年到头都在招人，因为没有人能干满一个月。组长会根据你的速度每天加速，直到你崩溃走人，然后招下一个。你走了，他们省下了转正后的社保和加班费，你前面干的那几天就算白嫖。七天试用期无工资是合法的吗？我不知道。但那个厂的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去告赢了。
    我后来又找了别的工作，但还是会想起那个厂。不是恨，就是想不通——那个组长每天骂我们，催我们，逼我们走，他自己也是打工的，他图什么呢？
    后来刘姓周跟我说，那组长干了一年，得了腱鞘炎，手腕肿得跟馒头一样，也走了。走的时候厂里扣了他半个月工资，理由是“未提前三十天申请离职”。
    他也没去告。

 第6章：看不出问题的合同

    那张纸我到现在还留着。
    不是因为我懂法，想留着当证据。是因为我根本看不懂，但又不敢扔——万一哪天有用呢？
    那是“宏达电子”给我的合同。不对，不是合同，是一张A4纸，正反面印满了字，标题写的是《劳务合作意向协议》。我当时问人事，怎么不是劳动合同？人事说我们这是劳务合作，不是劳动关系，但你放心，待遇一模一样，社保也交，就是换个说法。
    我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劳务合作”四个字，是整个陷阱的入口。
    协议第一条写的是：“甲乙双方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句话我签的时候根本没看懂。什么叫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只知道我是打工的，他是老板，怎么就平等了？但我没问，怕显得没文化。
    第二条写的是：“乙方（就是我）自愿接受甲方的工作安排，并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指定任务。”这个看起来很正常对吧？你招我进来不就是让我干活吗？但问题是，“指定任务”这四个字后面没有列举。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让你干任何事，从装充电器到搬箱子到洗厕所，都不算超出合同范围。
    第三条：“乙方的工作报酬按计件方式核算，具体单价见附件。”附件呢？没人给我看过附件。我问了，人事说附件在公司系统里，回头给你看。回头就没影了。
    第四条最绝：“乙方连续三日未达到甲方制定的产量标准，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这个我当时觉得也合理——你干不好，人家当然可以不用你。但问题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产量标准”是每天变的。今天定一百个，你干到了，明天就变成一百二，你再干到，后天就一百五。你永远追不上那个标准，因为标准就是根据你的上限往上加的。
    他们给你画了一条线，然后每天把线往后挪一厘米。你永远够不着。
    第五条：“乙方知悉并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工作场所、设备、工具均由甲方提供，但乙方应妥善使用，如有损坏照价赔偿。”照价赔偿——那个“价”是谁定的？我说那个机器本来就老化了我只是正常使用它就坏了，组长说那就是你弄坏的，赔三百。你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你弄坏的，你没有监控，没有证人，甚至没有一张拍下机器旧伤的照片。
    第六条：“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甲方所在地。那个厂在开发区，开发区属于哪个区？我查了一下，那个区的法院在三十公里外。你去起诉，要先交诉讼费，要请律师，要请假去开庭。你一个月的工资不够请半天假。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告不了我。
    第七条：“乙方确认，在签署本协议前已充分并理解全部条款，且甲方已就乙方存疑之处进行了解释说明。”末尾有个签字栏，下面印着一行小字：“本人已并同意以上全部内容。”
    那天人事把合同递给我的时候，笔都塞到我手里了。我站在那里翻了翻，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就头疼，问了一句“这个合同有没有什么问题？”人事说没有，这个是标准模板，所有人都签这个。我后面排队的人催我快点，我就签了。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后来我在网上搜，才知道这种合同叫“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区别大得很。劳动合同受《劳动法》保护，有社保，有工伤，有经济补偿，有最低工资。劳务合同走的是《民法典》，你就是个个体户，给人家干活，干一天算一天，你受伤了是自己负责，你被辞退了没有补偿，你加班了不算加班费。
    但是这些区别，写在合同里的时候，用的是你看不懂的话。
    “不存在劳动关系”——我看不懂。
    “按计件方式核算”——我看不懂。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我看不懂。
    “充分并理解”——我假装我看懂了。
    那张纸我后来拿给一个在律所实习的同学看，他看了五分钟，说这个合同全是坑，基本上把所有对劳动者有利的法律条款都规避了。我说那我能不能告他们？他说你可以告，但你先要证明你们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这份合同本身就是你同意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你签了字，就是你自己承认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写了个条子说“我愿意被打”，然后你打了他，他去报警，警察看到条子说你自己同意的。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下次别签这种合同。
    下次。
    我问他，那你能不能帮我拟一份正常的合同？以后我进厂之前让对方签我的合同。
    他笑了，说你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当甲方的。人家不可能签你的合同，你不签有的是人签。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那份合同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那些本来模糊的地方忽然清晰了——“不存在劳动关系”、“连续三日未达产量标准”、“照价赔偿”、“甲方所在地法院”。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就是一个意思：你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
    我把合同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钱包夹层里。不是想告他们。就是想留着，提醒自己。
    后来那个钱包丢了。
    合同也没了。
    但那些条款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字都没忘。因为我后来又去过三个厂，签过三份不同的合同，每一份都把“不存在劳动关系”换了个说法写进去，每一份都让我签字画押。
    我不看内容了。
    看了也没用。你不签，门口还有十个人等着签。
    刘姓周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那些合同根本不是给你看的，是给法官看的。平时用不着，等你真去告了，法官拿出来一看，白纸黑字，你签了名按了手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说那我不是白签了吗？
    他说你没白签。你签了，人家才让你干活。你要不签，连那个干不满七天的机会都没有。
    我想了想说，那这不是骗人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
    后来他就跑路了。

 第7章：大街上抗议的中介

    我叫什么不重要。你叫我老赵就行。
    对，我也是这条街上的中介。铺子在刘姓周隔壁的隔壁，干了六年了。你问我为啥举着牌子站在这里？你看牌子上写的——“黑厂克扣工资，黑中介丧尽天良”“还我血汗钱”“打工者不是韭菜”。
    你觉得奇怪吧？一个中介，骂黑中介。
    但我骂的是别的中介。这条街上除了我，全是黑中介。我？我……算了，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我给一个做玩具的厂招了二十三个人，厂方承诺的是一口价，每人给我六百块茶水费，工人工资他们另结。结果二十三个人干满一个月，厂方跑了，老板电话关机，厂房大门上了锁。工人的工资没着落，我的茶水费更没着落。二十三个人围着我铺子坐了三天，我没法做生意，还得管他们泡面。
    最气的是什么？是这个厂是我上家——一个叫“鼎盛人力”的大中介——介绍给我的。那个鼎盛人力的老板姓马，开一辆黑色帕萨特，脖子上挂根金链子，比我这条街上所有人都体面。他说老赵你放心，这个玩具厂实力雄厚，老板是本地人，跑不了。结果跑了。我找姓马的，他说他也是受害者，他也是被厂方骗的，茶水费他也拿不到。我说那你把介绍费退我。他说退什么退，我又没拿到钱。
    我打听了一下，姓马的至少给我这条街上三个中介推过这个厂，每个人招了二十来号人，加起来七八十个工人。茶水费每人六百，他收了四万多，加上他从厂方那边可能还有抽成。工人工资更别提了，七八十个人，每人四五千，三十多万。厂方跑了，姓马的玩消失，我成了替罪羊。
    那二十三个工人里有个小伙子，气不过，半夜往我铺子门上泼了油漆。我第二天早上来开门，看见卷帘门上红彤彤一片，写着四个大字：“还我命来。”我当时腿都软了。不是怕鬼，是怕人。我怕他们下次来不是泼油漆，是泼硫酸。
    所以我做了个牌子，站到这条街最热闹的路口来了。
    牌子正面写：“黑厂老板携款跑路，黑中介层层盘剥，打工者血汗无归。”背面写：“鼎盛人力，还我血汗钱。”我还带了个小喇叭，录了一段话循环播放：“各位找工作的兄弟姐妹们注意了，不要相信任何黑中介，不要交任何保证金，不要签空白合同——我自己就是中介，我告诉你们，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好人！”
    第一天，围观的人很多。有人拿手机拍视频，有人问我具体是哪个厂，还有人给我递了瓶水。我心里有点得意，觉得这回总能逼姓马的出来了吧？就算他不出来，街道办、劳动监察总该有人管吧？
    第二天，人少了。我嗓子喊哑了，小喇叭没电了，我去隔壁便利店买电池，店员说一节五块，我买了四节，花了二十。中午太阳大，晒得我头皮发疼，我找了个树荫站着，牌子举得低了一些。路过的人瞄我一眼，像看一个脑子有问题的。
    第三天，下了场雨。我撑着伞站在雨里，牌子上写的字被雨水泡糊了，“血汗钱”三个字糊成一片，像伤口结痂又被冲掉。我旁边卖烤红薯的大叔问我，你站了几天了？我说三天。他说有啥用？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这条街卖了五年烤红薯，见过十几个你这样举牌子的，最长的一个站了十一天，最后城管来了，收了牌子，人就走了。没有一个解决的。
    第四天，我铺子门口那二十三个工人走了十五个。剩下的八个还在等，但眼神已经不指望我了。有个大姐跟我说，老赵，我们不是怪你，你也是被骗的。但我们要回老家了，再不回去连路费都没了。我把口袋里的现金掏出来，五百多块，全给了她。她不要，我硬塞。她哭了。我也差点哭，忍住了。
    第五天，我不想去了。早上闹钟响了，我想起那个路口，想起那个太阳，想起那些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睡到中午，手机响了，是刘姓周打来的。他说老赵你今天没去举牌子？我说没去。他说那你那八个工人呢？我说走了七个，还有一个睡在我铺子里。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
    挂掉电话，我躺在床上想了半个小时。然后爬起来，把那块牌子找出来，看了看。牌子的木棍是中空的，质量很差，已经裂了一条缝。上面的字糊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黑厂”两个字还能看清。
    我把牌子扛起来，走到楼下，犹豫了一下，又扛回去了。
    回铺子的时候，那个剩下的工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叫小陈——正蹲在我铺子门口吃泡面。看见我扛着牌子回来，他眼睛亮了一下，说赵哥你今天还要去？我说不去了。他把泡面放下，问我那不去了工资怎么办？我说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宿舍等着。
    他没动，蹲在那看着我。
    我把牌子靠在墙上，坐到他对面，点了根烟。我说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当中介了吗？他摇头。我说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干不下去了。这一行，要么你骗人，要么被人骗。我骗了六年人，攒了点钱，结果被姓马的一把全骗走了。你现在觉得我可怜，我告诉你，你交给我那三百八的保证金，我根本没给你用在体检上，我自己花了两百，剩下一百八充了话费。
    小陈愣了几秒，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
    他说我进你铺子之前，在网上查过你，有人发帖说你收钱不办事。但我在别的地方被骗了八千块，身上的钱只够交一次保证金了，我赌了一把。
    我说那你赌输了。
    他说对，赌输了。
    我们都沉默了很久。
    后来小陈也走了。他走的时候我给他写了张欠条，上面写“今欠小陈工资及保证金共计四千三百元，一年内还清”。他看了一眼，把欠条撕了，说赵哥你留着买烟吧。
    我铺子关了三天。第四天开门的时候，我把招牌换了，不叫“诚信人力”了，改叫“老赵信息咨询”。不做中介了，就帮人复印、打印、拍证件照。生意不好，一天挣不到五十块。
    那块牌子我留着了，靠在仓库角落里。有时候喝多了酒会拿出来看一眼，正面写着“黑厂”，背面写着“鼎盛人力”。后来有一次我搬家，牌子不见了，大概是收破烂的拿走了。
    也好。
    反正站了五天，什么也没改变。姓马的还是开他的帕萨特，黑厂换个地方继续开，打工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保证金照交，合同照签，七天试用期照干。
    只有我，从举牌子的人变成了看别人举牌子的人。
    那天刘姓周来我店里复印身份证，看见我墙上贴的价目表——复印五毛，打印一块，拍证件照十五。他说老赵你现在这个干法能养活自己吗？我说凑合。他说你不打算再干中介了？我说不干了。他说那你也算是上岸了。
    我没接话。
    上岸？我就是从一片浑水游到了另一片浑水，区别是这片水比较浅，淹不死人，也喝不饱。
    后来我听说刘姓周也跑了。再后来我听人说，那个姓马的鼎盛人力也被查了，不是因为坑中介，是因为给一个电子厂介绍童工，被人举报了。金链子被没收了，帕萨特被拖走了，人进去了。
    我以为我会高兴。
    但那天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到点了关门，骑电动车回家，吃了一碗面，洗了个澡，睡了。
    梦里好像又站在那个路口，举着牌子，太阳很大。有人问我，你是中介，你举什么牌子？我说我不是中介了。他说那你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你举什么？
    我没回答。
    然后我就醒了。

 第8章：流浪的那些人

    公园长椅，凌晨两点，老张。
    老张五十三岁，河南人，在这条街上被骗过三次。第一次交了380的保证金，中介消失了。第二次进了一个黑厂，干了两周，组长说他产量不达标，赶出来的时候只给了200块。第三次他没交钱，因为兜里已经没钱了。他睡在这张长椅上十七天了。白天在劳务市场蹲着等日结，运气好能抢到装卸工，一天一百二，干完现结。运气不好就在公园厕所里接自来水喝。他说他不恨中介，恨自己没文化。我说你被骗了三次还不恨？他说恨有什么用，恨又不能当饭吃。
    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晚上下雨，他跑到一个24小时便利店的屋檐下躲雨。店员是个小姑娘，看见他浑身湿透，拿了两个包子给他，说这是今天卖剩的，不嫌弃就拿去吃。他拿着包子蹲在屋檐下吃，吃着吃着就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想起来自己也有个女儿，在老家读高中，每个月等他寄钱回去。他已经三个月没寄钱了。他不敢打电话，怕女儿问“爸你找到工作了吗”。他吃完那两个包子，在雨里站了很久，然后走回公园，把那件湿透的外套脱下来拧干，铺在长椅上，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外套还没干，他就穿着湿衣服又去劳务市场了。
    火车站地下通道，凌晨三点，小肖。
    小肖二十四岁，广西人，大学刚毕业。他被一家“XX科技”的中介骗了八千块，说是能安排到机场做地勤，其实是让他去卖电话卡。他干了一个月，卖了不到十张，一分钱提成没拿到，还被中介拉黑了。他不敢跟家里说，手机欠费停机了也不充，怕家里打电话来他没法撒谎。他在地下通道睡了一周，跟一个捡瓶子的老大爷挤在一起。老大爷分了他一床破棉被，教他怎么用报纸垫着隔潮。他白天去网吧查招聘信息，手机连网吧的WiFi，投了三百多份简历，没有一个回复。有一天他在地铁站入口看见一个姑娘拖着行李箱出来，一看就是刚来这个城市找工作的。他想上去跟她说“别找中介，都是骗人的”，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他自己也是被骗的，他说的话谁会信？他后来在网吧通宵的时候刷到一条新闻，说一个跟他情况差不多的小伙子跳河了，被人救了。他看了那个救人的视频，中介大哥递烟的那一幕，逆光，看着特别感人。他心想，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吧。他不知道那个救人的中介一个月后就跑路了。他也不知道那个中介现在住在一间月租九百的临时房里，每天晚上听隔壁刷短视频的声音。
    桥下，凌晨四点，不知名的人。
    这个人没有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桥洞底下铺着一床看不清颜色的褥子，旁边摆着两个塑料瓶，一个装水，一个装尿。他大概是五十多岁，但看起来像七十。脸上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子刻出来的。他不跟任何人说话，有人靠近他就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过尾巴的野猫。桥上面车来车往，车灯扫过桥洞，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个蜷缩的问号。
    附近的清洁工说，他在这里住了快两个月了。白天不出来，天黑以后才出来翻垃圾桶，找吃的。有个志愿者来送过两次盒饭，他接了，但不说话。志愿者问他从哪里来，他不回答。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摇头。问他是不是被中介骗了，他的眼神忽然变了，嘴唇抖了几下，最后什么都没说。志愿者走了以后，他把盒饭吃得干干净净，连米饭粒都舔了。然后他又缩回那个桥洞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后来有一天，他不在了。褥子也没了，塑料瓶也没了。清洁工说他可能是走了，也可能被救助站带走了，也可能……没再说下去。桥洞里空荡荡的，只有墙上还残留着他背靠过的痕迹——一个浅浅的、人形的黑色印记，像一幅炭笔画，画的是一个蜷缩的人。
    劳务市场门口，凌晨五点，等活的人。
    这里每天凌晨四五点就有人了，站着的、蹲着的、靠着墙的、躺在纸板上的。他们大部分是男人，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也有几个年轻的面孔，混在人群里，眼神都一样——空荡荡的，像被人掏走了什么。偶尔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车门一开，人群就涌上去，像一群被喂食的鱼。车老板喊“要五个，装卸，一百五一天，干完结”。五个人挤上车，剩下的又散开，回到原来的位置，蹲着、站着、靠着墙。
    有一个年轻人没挤上去，站在路边骂了一句脏话。旁边一个老头看了他一眼，说：“小伙子，别骂了，明天早点来。”年轻人说：“我来了一个礼拜了，一次都没抢到。”老头说：“那你比我强，我来了半个月，就抢到两次。”年轻人说：“那你是怎么活的？”老头想了想，说：“凑合着活。”
    年轻人沉默了。过了几分钟，他说：“我想回家了。”老头说：“你身上有钱买车票吗？”年轻人摸了摸口袋，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数了数，三十二块。老头也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掏出十五块，塞给年轻人，说：“加上我的，还差多少？”年轻人说：“差一百多。”老头愣了一下，又把十五块收回去了。年轻人笑了，不是好笑，是那种知道自己不该笑但没忍住的笑。他说：“叔，没事，我走路回去。”老头说：“走回去要多久？”年轻人说：“我不知道，但我年轻，走得动。”
    后来那个年轻人真的走了。不知道是走回去了，还是走到半路又回来了。没有人知道。
    公园，清晨六点，老张醒来。
    老张醒了。他从长椅上坐起来，揉了揉脖子，看着东边泛白的天际线发了一会呆。昨晚又下雨了，他的外套还是湿的，但他还是穿上了。他从长椅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个馒头，是昨天中午一个带小孩的妇女给他的。他把馒头掰开，硬的，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他站起来，把那件湿外套裹紧，朝劳务市场的方向走去。走到公园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张长椅。长椅上有一个印子，是他躺了一夜留下的，微微凹陷，像一个人形的模具。
    他转回头，继续走。步子不快不慢，鞋底磨得很薄了，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地面不平。他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很长，拖在身后，像一个背着行李赶路的人。
    但他的行李只有那个塑料袋，里面是半个馒头。
    劳务市场门口，早上七点，人群又聚集起来了。
    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每一天都一样。他们蹲着，站着，靠着墙，眼神空荡荡的。面包车来了，人群涌上去，像鱼群争食。抢到的人上了车，抢不到的人散开，继续等。老板们站在车旁边喊：“要八个，仓库分拣，一百三，日结！” “要三个，保洁，一百，周结！” “要十五个，物流园，一百八，押三天工资！”
    没有人问“押三天工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人问“周结”是什么意思。他们都知道。押三天工资就是你先干三天，第四天才开始日结，前三天算押金，你要是干不满一个月，前三天的钱就不给了。周结就是先干一周，下周五才发钱，你要是中途走了，一分钱拿不到。这些都是陷阱，但他们还是往上扑。因为他们已经流浪太久了，久到连陷阱都愿意跳。
    刘姓周后来在电话里跟跑路的那位说过一句话：“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不回家吗？不是回不去，是回不去了。你出来的时候跟家里说了，要挣大钱回去。你现在空着手回去，你那张脸往哪儿搁？”
    跑路的那位在临时房里想了很久，然后说：“那他们怎么办？”
    刘姓周说：“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明天劳务市场门口，还是那些人，一个都不会少。”
    电话挂了。
    跑路的那位把老年机扔在床上，窗外那只野猫又叫了一声。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画面——桥下的那个人，拎鸡蛋的大姐，小陈，老张，那个蜷缩在桥洞里的不知名的人，还有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钱摸出来，又数了一遍。三千二。
    他把钱塞回去，闭上眼睛。
    隔壁那个快递小哥今天休息，没有短视频的声音。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咚。咚。咚。
    像有人在敲门。又不像。
    他睁着眼睛等天亮。
    天总会亮的。

 第9章：传单上的高工价

    那张传单是红色的，A5大小，铜版纸，摸上去滑溜溜的。
    正面印着几行大字，字号从大到小，像一张倒置的金字塔：
    “急聘！月薪8000-12000！”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
    “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当天入职，当天安排宿舍！”
    最底下是一行小字，但也不算太小：“详情请咨询xxx路88号，诚信人力。”
    红色。金色。黄色。传单上用了最扎眼的配色，像一团火，烧在每一个路过行人的视网膜上。
    我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拿到这张传单的。发传单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但眼睛没动。她把传单塞到我手里的时候说了一句：“小伙子，找工作吗？我们这工资高，正规大厂，你看看。”我没来得及回话，她就已经转身去塞下一个了。
    我站在出站口，拖着行李箱，把那张传单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我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也就攒下万把块钱。这里一个月顶我一年。我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仿佛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按着传单上的地址找过去。那是一条街，两边全是“劳务”“人力”“信息咨询”的招牌，花花绿绿的，像过年时的庙会。我找到了“诚信人力”，门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同样的红色传单。推门进去，一股烟味扑面而来。里面坐着三个人，两个在玩手机，一个在打电话。打电话的那个看见我进来，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先这样”，就挂了。
    “找工作？”他问我。
    我说是。
    他指了指椅子：“坐。身份证带了吗？”
    我递上身份证。他看了一眼，在一本皱巴巴的本子上记了什么，然后抬头看我，目光从上到下，像在估一担粮食的重量。
    “电子厂，做手机配件的，坐着上班，长白班，包吃包住，第一个月保底6000，转正以后计件，8000到12000没问题。”他说这些的时候语速很快，像在背课文。
    我说：“传单上写的是8000到12000。”
    他说：“对啊，转正以后就是。第一个月培训期，保底6000，也很高了。别的中介给不了这个价。”
    我点了点头。
    “不过，”他顿了一下，“入职之前要统一体检，体检费280，这个是我们代收的，厂里指定的医院，明天一早去体检，下午出结果，后天就能上班。”
    我摸了摸口袋。身上总共带了1200块，买了火车票花了三百多，剩下的还要吃饭、坐车。28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这体检费能退吗？”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后来才读懂了——是那种“又一个上钩的”的眼神。但他当时笑了笑，说：“体检了就不退，没体检的话可以退。你放心，我们这是正规的，你看我们营业执照都挂墙上呢。”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确实挂着一个镜框，写着“营业执照”，上面的字太小，我看不清。
    我交了280。他给我开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体检费（代收）”，盖了一个红章，章上的字是“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
    第二天去体检。医院倒是真的，抽了血，拍了胸片，量了身高体重，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体检报告第三天出来，他看了一眼，说我身体没问题，可以入职。
    “但是，”他又说了一个但是，“厂里要求先交200块工服押金，干满一个月后退。”
    我说：“传单上没写这个。”
    他说：“传单上写的是包吃包住，工服是发的，但要押金，你走的时候工服还回来，押金就退。这是厂里的规定，不是我定的。”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交了。因为我已经交了280，如果不交这200，那280也白交了。这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一次骗你很多钱，而是一次一次地让你追加，每一次你都觉得“已经交了这么多，不交前面的就没了”。
    交了200。又开了一张收据，“工服押金”。
    他说：“明天早上八点，你到我这里来，我安排车送你进厂。”
    那天晚上我住在一个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里，翻来覆去地想那个8000块。我给自己规划好了：第一个月6000，第二个月开始8000，干一年，攒下七八万，回家把房子翻新一下，再给父母买台新电视。我甚至在想，要不要在城里多干两年，攒个首付？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就到了。等到八点半，他说车还没来，让我再等等。等到九点半，来了一辆金杯面包车，车上已经挤了六个人，我被塞进去，座位不够，蹲在过道里。车开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工业区，七拐八拐，停在一栋灰扑扑的厂房门口。门口没有牌子，只有一个门牌号。
    下车。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把我们领进去。车间在一楼，推开门，一股塑料味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了两声。里面是一条流水线，坐着二十来个人，清一色低着头，手不停地动。流水线上方挂着一个风扇，呼呼地转，但吹出来的风是热的。
    组长过来了，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板寸头，脖子上有条纹身，露出一截青龙的尾巴。他扫了我们一眼，说：“你们七个，跟我来。”
    我们被带到一个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空屋子，放了几张塑料凳子。他每个人发了一张纸，说：“签合同。”
    我看了一眼那张纸。标题写的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我问他：“这是劳动合同吗？”他说：“一样的一样的，你先签。”我说：“我想看看内容。”他啧了一声，说：“你看看，你看看，快一点，后面还有人来。”
    我看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念过初中，大部分能看懂。但看到第五条的时候，我卡住了：“乙方连续三日未达到甲方制定的产量标准，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我问：“产量标准是多少？”
    组长说：“你进去就知道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标准，别人能干到你也能干到。”
    我又看到第八条：“乙方在工作期间如发生人身伤害，应自行承担医疗费用，甲方不承担工伤责任。”
    我问：“这个不承担工伤责任是什么意思？不是有五险一金吗？”
    组长看了我一眼，这次的眼神我没有读不懂——是那种不耐烦的、觉得我烦的眼神。他说：“五险一金转正以后才有，试用期没有。你先干着，干满一个月转正了就有了。”
    我说：“传单上写的是入职就有五险一金。”
    他说：“传单是传单，合同是合同，你到底签不签？不签我送你们回去，但体检费和工服押金不退，那是你自己放弃的。”
    我看了看旁边那六个人。有两个已经开始签了，有一个在犹豫，还有三个在玩手机。我想起我已经交了的480块，想起招待所那十块钱，想起那8000块，想起老家的父母。
    我签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产量标准是永远达不到的。第一天给我定的标准是100个，我干了110个。第二天变成130个，我干了125个。第三天变成150个，我干了130个。组长说我不达标，要扣钱。我说你定的标准我根本干不到。他说别人能干到。我去问旁边工位的人，他悄悄跟我说，他来了两周，标准的涨速永远比他快一点。他第一周每天能超额完成，第二周就勉强达标，第三周开始就不达标了。组长说再不达标就调去干杂活，一小时八块。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
    他说走？我交了380的保证金，200的工服押金，还有150的体检费。我现在走，一分钱拿不到，还得倒贴。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不知道。先干着吧，干一天算一天。
    第十天，我跟不上了。手指头肿了，晚上回到宿舍连手机都拿不稳。组长把我调去仓库搬箱子。我搬了三天，每天十二个小时，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第十五天，我说我不干了。组长说行，你去办离职。人事给我算了一下，我干了十五天，其中七天流水线，八天仓库。流水线按计件，我前四天产量达标，后三天不达标，算下来计件工资总共420块。仓库按小时算，一小时8块，八天每天12小时，768块。加起来1188块。但是要扣除体检费150（说体检费本来是280，但你只干了半个月，厂里承担一半你承担一半），工服押金200（衣服你穿过了，折旧费不退），还有培训费300（新人培训三天，每天100）。最后到手538块。
    我拿着那538块，站在厂房门口，风吹过来，手里那几张钱被吹得哗哗响。
    我摸了摸口袋，那张红色传单还在。我把它掏出来，看了一眼。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我把它撕了。碎片被风吹起来，落在路边的水沟里，红的、黄的、金的，像一团熄灭的火。
    我走了。不是回家，是去找那个中介。我想把我的480块要回来。到了那条街，发现“诚信人力”的招牌还在，但玻璃门锁着，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我蹲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旁边早点摊的老板跟我说，别等了，那家昨天就搬了，人都跑了。
    我说跑哪了？
    老板说不知道。这条街上的中介，跑路是常事，你是第几个来找的了？
    我没说话。站起来，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手里那538块数了一遍。还是538。我把钱叠好，塞进内裤的口袋里。
    走出那条街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垃圾桶，里面塞满了红色的传单。风一吹，几张被吹了出来，飘到马路上，被一辆车碾过去，印在路面上，像一个被踩扁的承诺。
    后来我去了另一条街，找了另一个中介。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身上只有538块了，我不敢回家，回家没法交代。那个中介也给我发了传单，也是红色的，也写着月薪8000-12000。
    我没问体检费多少。
    我知道他会收。我知道工服押金也会收。我知道合同里会写“连续三日不达标可以辞退”。我知道产量标准会每天涨。我知道我干不满一个月。
    但我还是交了。
    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交，还能怎么办。
    那张传单我留着了。不是想留着当证据，是想留着提醒自己。后来传单被我揉烂了，看不清上面的字了，我就扔了。
    但那些字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
    月薪8000-12000。
    包吃包住。
    五险一金。
    坐着上班。
    空调车间。
    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砖，砸在我身上，不疼，就是重。
    重到我走不动路。

 第10章：维权无果

    我叫李斌，就是第九章里那个撕传单的人。你们听了我进厂的故事，一定想问：后来呢？后来你去告了吗？
    去了。
    但“去”这个字，说起来轻巧，走起来才知道有多远。
    我第一次去劳动监察大队，是周六。我从那个黑厂出来以后，在老乡的出租屋地板上睡了三天，翻来覆去地想那538块钱。不是心疼钱——当然也心疼——但更堵心的是那种被人当傻子的感觉。传单上印着8000，合同上写着计件，组长嘴里喊着“不达标”。我被这三样东西夹在中间，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水都拧没了，还要被扔掉。
    周六我起了个大早，倒了三趟公交，到了劳动监察大队。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站了七八个人，有蹲着的，有靠着的，表情都跟我差不多——那种被生活揍了一顿之后还没缓过神来的茫然。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戴着耳机，正在刷手机。我说你好，我想投诉。她头都没抬，说：“周六只值班，不办案，你周一到周五来。”
    我说我周一要上班。
    她说：“那你请假。”
    我说我刚从厂里出来，还没找到新工作，不用请假。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她说：“那你周一再来，带上身份证、合同、工资条、收据，有什么带什么。”
    我说没有工资条，厂里没给过。
    她说：“那就带合同和收据。”
    我说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
    她说：“你先带来，我们看了再说。”
    我站在门口，把那棵歪脖子树和树下那七八个人又看了一遍。他们大概也是周一才能办吧。他们也在等。等什么呢？不知道。
    周一我七点就到了。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比周六多。八点半开门，大家涌进去，拿号，等叫号。我拿了9号。大厅里有三十几个座位，全坐满了，后来的只能站着。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办事流程”，密密麻麻十几条，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没看懂。
    等了两个小时，叫到我了。窗口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眼镜，桌上堆着半人高的卷宗，他的脸埋在卷宗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头顶。我把东西递进去——身份证、合同、收据，还有我手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写了三页纸，把我从火车站拿到传单到最后拿到538块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了。
    他翻了翻，大概用了两分钟。然后把我的合同拿起来，对着光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
    我说我知道，但我干的就是工厂的活，每天十一个小时，连续干了十五天，这不是劳动关系是什么？
    他说：“法律上不看你怎么干，看你们签的是什么。你签的是劳务协议，那就是劳务关系，不归我们管。”
    我说那我该找谁？
    他说：“法院。”
    我说法院在哪？
    他说：“你手机地图搜一下，劳动纠纷要去民事法庭。”
    我说我这个算劳动纠纷还是民事纠纷？
    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民事的。”
    我说那劳动监察管什么？
    他说：“管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这些。你这个合同上写了按计件算，工资也给你结了，虽然少，但是结了。我们没法管。”
    我说那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产量标准每天涨，这不算骗人吗？
    他看了我一眼。这次我看懂了他的眼神——不是冷漠，不是不耐烦，是那种“我跟你说不清楚”的疲惫。他说：“小伙子，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认为合同显失公平，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但是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你有证据吗？”
    我有录音吗？没有。我有聊天记录吗？没有。我有证人吗？有，但那六个人跟我一起签合同的，他们现在在哪我都不知道。就算找到了，他们愿意来作证吗？他们自己都还在那个厂里熬着。
    我摇了摇头。
    他说：“那就不好办。但我可以给你登记一下，回头我们去那个厂看看，做个调查。你留个电话，有消息通知你。”
    我说好。
    他拿出一本登记簿，让我填了名字、电话、投诉事由。我写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紧张，是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在气谁。气那个中介？气那个厂？气这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还是气我自己？
    填完了，他说回去等通知吧。
    我回去了。
    等了两周，没有通知。
    我打电话过去问，接电话的人说查不到我的投诉记录，问我是在哪个窗口办的，我说不记得了，只有一个编号。他说没编号查不了。我说那我重新投诉一次。他说那你带材料过来。
    我又去了。还是那个大厅，还是那些人。这次我拿的是15号。等了三个小时，窗口换了一个年轻姑娘。我把材料递进去，她又翻了翻，说：“你这个我们处理不了，你上次来过了吧？系统里有个登记，但是状态是‘建议协商解决’。”
    我说协商什么？我跟谁协商？那个厂我都找不到了。
    她说：“那就是没法协商。这样吧，我给你转到仲裁科，你去找仲裁。”
    我说仲裁在哪？
    她说：“隔壁楼，三楼。”
    我去了隔壁楼，三楼。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老大爷，在看报纸。我说我找仲裁科。他说这里就是，什么事？我把事情又说了一遍。他说：“仲裁也要有劳动关系，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仲裁不受理。”
    我说那劳动监察说找仲裁，仲裁说找法院，法院我还没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能走通的路？
    老大爷放下报纸，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我看懂了——是那种看了太多可怜人之后，把自己的同情心磨成了老茧的眼神。他说：“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一个月见几十个。你那个钱要不回来的。不是我们不帮你，是法律上你签了字，你就是认了。你去法院，法院也会让你先调解，调解不成再开庭，开庭了你还要请律师，请律师要钱，你那个538块够请律师吗？就算你赢了，对方不执行，你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要时间，要精力，你在城里吃住都要钱，你耗得起吗？”
    我耗不起。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下楼的时候，楼梯间贴着一张法律援助的广告，上面写着“为农民工维权，免费咨询”。我拍了个照片，打了上面的电话。是一个律师助理接的，问了我的情况，说：“你这个金额太小了，我们法律援助有门槛，一般要5000元以上才受理。你可以去社区的免费法律咨询点问问，每周三上午有律师值班。”
    周三上午我去了社区。社区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门口贴着“法律咨询”四个字，已经掉色了，只剩下“法律”两个字还能看清。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律师，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桌上摊着几本厚厚的法律书。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听完以后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说：“哥，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维权成本太高了。你算一下，你去劳动监察来回车费，去法院的诉讼费（虽然小额诉讼只要几十块），但是你请半天假就要损失半天的工资，你跑一趟就要花一天的时间。而且你这个案子，证据对你很不利，你签了那份劳务协议，在法律上你就认可了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你要推翻这份协议，需要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欺诈的话，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故意告诉你虚假信息；重大误解的话，你要证明你对合同内容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你觉得你有吗？”
    我说我以为那个厂会给我交社保。
    他说：“合同上没写交社保，你签字的时候没看到吗？”
    我说我看到了，但中介说转正以后才有。
    他说：“合同上写转正以后了吗？”
    我翻了翻手机拍的那份合同——对，我拍了，虽然当时没想着当证据，但就是习惯性地拍了。合同上只写了“试用期不计入社保缴纳范围”，没写转正以后会交。
    年轻律师苦笑了一下，说：“这份合同是专业律师拟的，每一句都合法，合在一起就是要你命。”
    这句话我在哪听过？对了，刘姓周也说过。
    我说那我是不是就没戏了？
    他说：“也不是完全没戏，你可以去那个厂所在的街道办投诉，让他们去调解。调解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有时候厂家为了息事宁人会退一点。你可以试试。”
    我去了街道办。街道办的人很客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着等。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自称是负责劳动调解的。他又听我说了一遍——我那天把故事说了大概有五六遍，每一遍都越说越短，说到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骨架：中介，黑厂，交钱，签合同，干不满，拿不到钱。
    他说：“你把那个厂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去问问。”
    我给了他。宏达电子，开发区的那个蓝厂房。
    过了一周，他打电话来说：“我去过了，那个厂说你是自愿离职的，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七天内离职无工资，你干了十五天，他们给你结了五百多，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跟他们谈了，说能不能再退你两百，算是工服押金什么的，他们不同意。我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要不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没有了。
    他说：“那对不起啊，我尽力了。”
    我说谢谢。
    挂了电话，我蹲在出租屋的门口，抽了根烟。那根烟抽得很慢，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吞进去，再吐出来就变成烟散了。但烟散了，不甘心还在。
    后来我不再跑了。不是放弃了，是跑不动了。
    我算了算为了维权花掉的钱和精力：车费来回六趟，每趟八块，四十八块；请假的误工费——虽然当时没工作，但时间也是钱，我本来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劳务市场等活，每天至少能抢到一两天日结，算下来至少损失了三百块；还有那些心力，那种每次满怀希望去、每次带着失望回的感觉，那种被踢皮球的憋屈，那种你明明觉得有理但就是没人听你的无助。
    这些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480块。
    我后来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洗碗，月薪3500，包吃不住。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说话大嗓门，但人不错。她没有让我交任何押金，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说你干一天算一天，月底结账。我干了两个月，她每个月准时发工资，一分不少。有一次我感冒了，她还让人给我熬了姜汤。
    那两个月是我来这个城市以后过得最踏实的日子。虽然工资不高，虽然住的还是出租屋，但至少没有人骗我，没有人让我交这费那费，没有组长骂我“眼睛长在屁股上”。
    有一天晚上下班，我路过那条街——就是那个中介在的那条街。诚信人力的招牌已经换成了“好运来房产”，玻璃门上贴着“房屋出租”“二手房买卖”。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想起那张红色传单，想起那480块，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组长，想起劳动监察窗口那个中年男人的头顶。
    我想进去问问那个卖房子的，知不知道之前的中介去哪了。但我没进去，问了又能怎样呢？
    转身走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蹲在路边吃盒饭。那人穿着蓝色工服，背后印着“XX搬家”的字样。他吃得很急，筷子扒拉得飞快，饭粒掉了一地。旁边放着他的工具——几根绳子，一床旧毛毯，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老张。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想起桥洞里的那个人，想起劳务市场门口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维权？有没有像我一样，跑到劳动监察，跑到仲裁，跑到法院，跑到街道办，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一堵墙。
    墙上面写着几个字：“建议协商解决。”
    什么叫协商？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
    协商就是告诉你：别折腾了，认了吧。
    我认了。
    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算了账。维权要花的时间、精力、钱，比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你越用力，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都会往里看一眼。里面还是那些人，拿号的，等叫号的，蹲着的，站着的，表情都跟我当初一样。他们还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
    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把那张合同——对，我一直没扔——从钱包夹层里取出来，想撕掉。但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叠好，放回去了。
    不是为了告他们。
    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
    可是不签这个，签什么呢？
    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洗碗，继续攒钱，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争取不再被骗。
    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她们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眼睛不动。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里，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想在出站口站着，等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信。
    但我站不了那么久，我也要吃饭。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一张红色的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别信。
    但我说了也没用。
    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信。
    因为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你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

 第11章：中介的持续抗议

    我叫阿强，在这条街上做日结中介，跟刘姓周他们不太一样。
    他们做长工，我做日结。日结的意思是：你今天干活，今天拿钱，不拖不欠。听起来是不是比那些黑中介靠谱？其实也黑，只是黑的方式不同。日结工的工价被我们压得很低，物流园分拣一晚上一百二，我们抽二十，工人到手一百。工地搬砖一天两百，我们抽四十。有些厂给一百八，我们报一百五，中间三十块是我们的。工人知道被抽了，但没办法，因为没有我们，他们连这一百块都拿不到。
    我干这行五年了，见过太多日结工。他们是最惨的那群人——比长工还惨。长工好歹有个宿舍，有张床，日结工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今天在这个桥洞，明天在那个公园。他们不敢生病，不敢受伤，因为没有任何保障。你伤了，病了，我就换一个人顶上，多的是人等着干。
    我本来已经习惯了。心肠硬了，才能干这行。可是去年冬天有件事，让我的心硬不起。
    那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常跟我干活的日结工，五十多岁，姓孙，我叫他老孙头。他声音发抖，说他在物流园门口，手被叉车压了。我赶过去，看到他右手食指和中指血肉模糊，指甲盖翻起来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肉。他蹲在路边，把那只手举着，血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地上，黑乎乎的看不清颜色。物流园的保安不让他在门口等，说他吓着进出的货车司机。我把他扶到路边一棵树下，打120。等了二十分钟，救护车来了，医生看了一眼，说要去医院拍片子，问有没有社保。我说没有。医生说那要先交押金，两千。老孙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钱，皱皱巴巴的，数了数，三百二十块。我帮他垫了一千七，算借给他的。
    到医院，拍片子，两根手指骨折。医生说要做手术，打钢钉，费用大概两万。老孙头听了，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大夫，不做手术行不行？你给我包一下，我自己长。”医生说包一下可以，但手指会畸形，功能会受影响。老孙头说：“畸形就畸形，我不弹钢琴。”后来他选了保守治疗，打了石膏，开了点止痛药，花了八百多。我那垫的一千七还剩九百，我给了他，他不要，我硬塞。
    从医院出来，天快亮了。他站在医院门口，把那只好手插进裤兜里，看着马路对面的早餐摊，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阿强，你说我是不是该死？我死了就不用连累别人了。”
    我说你别说这种话。
    他说：“我老婆跑了，儿子不认我，我连个手机都没有，你打我电话都是借别人的。我活着干嘛？”
    我没接话。把他送回他住的地方——一个废弃的桥洞，铺着纸板和破棉被，旁边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他在垃圾堆捡的塑料瓶。他钻进去，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伤的野狗。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把手机里存的日结工名单翻了一遍，三百多个人，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有个叫小陈的，二十岁，被骗了八千块，睡过地下通道，后来又跟我干日结。有个叫老张的，五十三岁，睡公园长椅，抢不到活就喝自来水。这些人的脸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我头疼。
    第二天我做了个牌子。木板是我从垃圾堆捡的，纸箱皮裁了裁，用记号笔写了几个大字：“日结工人不是牲口，黑心老板出来还债。”下面用小字写：“物流园叉车压伤无人赔，工伤自费两万无保障。”我没写自己是谁，也没写联系电话，就是一块牌子，白底黑字，丑得很。
    我站在物流园门口举牌子。物流园的人认识我，因为我天天带人来干活。他们经理出来，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们看看，你们把工人当人看了吗？经理说你疯了，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干了？我说我不干了。经理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说对，所以我才举牌子。
    第一天，举了四个小时，被保安赶走了。
    第二天，我换到劳务市场门口。那里人多，日结工多，中介也多。我牌子一举，立刻围了一圈人。有人拍照，有人竖大拇指，也有人骂我。骂我的是其他中介，说我坏了规矩，说我装圣人，说你自己也是抽水的，你装什么装。我没理他们。有一个中介走过来，一把扯过我的牌子，摔在地上，踩了两脚。我捡起来，拍拍灰，继续举。
    第三天，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把我带到了派出所。他们说有人报警说我扰乱公共秩序。我说我没喊没叫，就站在这举牌子，怎么扰乱了？他们说有人投诉你。我问谁投诉的？他们说不能透露。关了四个小时，让我写了个保证书，说不再去那里举牌子了。我写了，签了名。出了派出所，我又把牌子举起来了。换了个路口，离派出所远一点。
    第四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举着牌子在街上走，路过“诚信人力”门口——对，就是那个跑路的家伙原来的店，现在又换了个老板，改名叫“迅捷劳务”，卖的还是同样的套路。我刚走过去，里面冲出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把我围住。胖子说：“你是不是有病？你举这个牌子，别人还以为是我们坑人。”我说你们没坑人吗？胖子说我们正规经营，你少在这放屁。说着就来抢我的牌子。我没松手，他一把推过来，我往后踉跄了两步，瘦子从后面一脚踹在我腿弯上，我直接跪在地上。牌子摔在地上，裂成两半。他们又踢了我几脚，踢在背上和腰上，不算重，就是疼。旁边有人喊“别打了”，他们才停手，转身回了店里。
    我趴在地上，缓了大概有两分钟。起来的时候，嘴角磕破了，嘴里一股铁锈味。我吐了口唾沫，红的。裤子膝盖处磨了两个洞，左腿膝盖蹭掉一层皮，火辣辣的疼。
    我把那裂成两半的牌子捡起来，用胶带缠了缠，又举起来了。裂了，字断开了，“日结工人不是牲口”变成了“日结工人是牲口”，缺了那个“不”字，意思全反了。我拿记号笔在旁边补了一个大大的“不”，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脱了衣服，看到背上青了两块。我用热毛巾敷了敷，疼得龇牙。敷完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想老孙头的手指，想小陈的地道，想老张的长椅，想那两个人踢我的脚。我想，我这样举牌子有用吗？物流园的经理照样开他的车，中介照样发传单，黑厂照样招工，被骗的人照样排队交保证金。我举了四天，什么也没改变。那条街上的店，一家都没关。那个“迅捷劳务”，第二天照常开门，门口还贴着红色的传单，“月薪8000”几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但我不甘心。我觉得总得有人做点什么。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既然别人不做，那就我做。
    第五天，我没去那条街。因为我想明白了，在那条街上举牌子，最多让几个路人看一眼，拍个视频，过两天就忘了。那些中介不怕这个，他们怕的是上面的人。执法的人。
    所以我去了劳动局。
    劳动局在市中心，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挂着几个牌子，其中一块写着“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狮子，石狮子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台阶很高，我从下面往上看，觉得那栋楼像一座城堡，里面住着能判人生死的人。
    我没敢进去。就在门口站着，把牌子靠在身边，面向马路。牌子上的字已经有点模糊了，胶带也松了，风一吹，纸板呼啦呼啦响。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记号笔，把每个字都描了一遍，描得黑黑的，远远就能看见。
    那天是工作日，进出劳动局的人很多。有穿西装的公务员，有夹着文件袋的律师，也有像我这样穿着皱巴巴衣服的打工者。他们进进出出，有人会看我一眼，有人不会。有一个大姐出来的时候，停下来看了我的牌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中介。她说中介也来劳动局？我说对，中介也是人，中介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她看了我几秒，从包里掏出一瓶水递给我，说：“辛苦了。”就走了。
    那天我在劳动局门口站了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中午饿了，去旁边便利店买了个面包，就着那瓶水吃了。吃完回来，继续站。
    没有警察来赶我。没有中介来打我。就是站着，举着牌子，看着那栋灰色的大楼。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也许劳动局的人看到了，会想一想为什么一个中介会来抗议。也许他们不会。也许他们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一个自己也在抽水的日结中介，居然跑来劳动局门口装好人。也许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那栋楼那么高，窗口那么多，谁会在意门口站着一个人呢？
    但我不打算停下来。
    明天我还会来。后天也会。大后天也会。只要我还没被打死，没被抓进去，没被饿死，我就会来。
    我换了一个新牌子，上面写的字更多了：“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请劳动局给一个说法。”背面写着：“黑中介、黑厂、黑物流园，谁在保护他们？谁在保护我们？”
    我还在牌子底下用绳子挂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老孙头那张医院的病历，上面写着“右手食指、中指骨折”。那是证据，证明我说的不是假话。
    今天是我来劳动局的第七天。
    我已经熟悉了门口的保安，他们换班的时间，哪个比较好说话，哪个会皱眉。我已经熟悉了进出的公务员们脸上的表情——大多数是无表情，少数会有一丝好奇，极少数会有一丝同情。我已经熟悉了旁边便利店的面包口味，以及哪一款最便宜。
    那条街上的中介店，还在开。我昨晚路过的时候看到的，“迅捷劳务”的灯箱亮着，里面有几个人坐在沙发上等，大概又是新来的求职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刘姓周的店关着，但他的招牌还在，没有被拆掉。老赵的打印店还亮着灯，我透过玻璃看到他在里面整理纸张，低着头，很专注。
    一切都没变。没有人因为我的抗议而关门，没有黑厂因为我的牌子而改变合同，没有日结工因为我的呐喊而多拿到一分钱。
    但我还在举。
    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觉得，总得有一个人举着这块牌子，站在某个地方，让路过的人看到——原来这个城市里还有人在乎这件事。
    也许有一天，那个在劳动局窗口里工作的人，下班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我的牌子。也许有一天，那个刚下火车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看到我的牌子，会犹豫一下要不要交那笔体检费。也许有一天，那个被人从桥下救起来的小伙子，会想起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为别人站出来。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我不试，怎么知道？
    我把牌子靠在肩膀上，换了个姿势。腿有点酸，胳膊有点麻。我抬头看了看那栋灰色的大楼，太阳正从楼顶偏西，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个字照得发亮。
    明天，我还来。

 第12章：消失的那辆车

    那辆金杯面包车是这条街上所有打工人的第一个噩梦。
    它漆成白色，但年头久了，白里泛黄，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旧衬衫。车身两侧贴着蓝色贴纸，写着“XX劳务服务专用”，电话号码已经模糊了，只剩下几个数字还能辨认。后保险杠用铁丝缠着，左尾灯碎了，用红色胶带贴了个十字，远看像一只受了伤的眼睛。
    这辆车属于刘姓周隔壁那家中介，老板姓吴，人称吴胖子。每天早上七点，这辆车准时停在街口，车门一拉，下来一个司机，叼着烟，靠着车门等人。人凑齐了，七个八个，塞进车里，座位不够就蹲着，蹲不下就站着，车门一关，冒一股黑烟，走了。晚上七八点拉回来，人下车的时候脸色都差不多——灰的，像被抽走了什么东西。
    我坐过那辆车。
    那天我交了380块保证金，吴胖子说安排我去一个做蓝牙耳机的电子厂，日结150，包一顿午饭。我上了车，车里已经挤了六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老张。老张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说话。车里弥漫着一股烟味、汗味和早餐包子味混在一起的怪味道，闷得人想吐。
    司机不说话，车里也没人说话。收音机开着，放着一个卖药的广告，一个声音很大的男人在说“前列腺问题不要怕”。车开了四十多分钟，到了一个工业区，拐进一条小巷，停在一栋三层楼前面。楼没有招牌，门口堆着一些纸箱和塑料桶。司机说到了，下车。
    那天的活是给蓝牙耳机的外壳做打磨。流水线，坐在一个像缝纫机一样的机器前面，拿起外壳，在砂轮上转几圈，放下，下一个。干了两个小时，我的手指开始发麻，不是疼，是那种被震得失去了知觉的麻。干了四个小时，脖子僵了，眼睛花了，砂轮磨下来的塑料粉末飘在空气里，吸进去喉咙发痒。
    中午吃饭，厂里提供的是一个盒饭，米饭上面盖着一点炒白菜和一片肥肉。我吃了，老张也吃了。老张吃饭的时候手抖，我以为是年纪大了，后来才知道是头天晚上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着凉了，发烧。他吃完饭从口袋里摸出两粒白药片，干咽了下去，连水都没喝。
    下午接着干。到六点，司机来了，说今天到此为止，发钱。人事拿了一叠现金，每人发了一百二十块，说好的一百五，到手一百二。我问怎么少了三十，人事说扣了车费和保险。我说什么保险？人事说工伤意外险，每人每天五块，车费二十五。我说我没同意扣这些。人事说这是规定，不扣也行，那你明天自己来，不接送了。
    我看着手里那一百二十块，三张四十的。四十的钞票很少见，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确认是真的。老张站在我旁边，也拿到了钱，他把钱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袜子里面，然后蹲下来系鞋带。我看到他的手还在抖。
    回去的路上，车里还是没人说话。司机换了频道，放着一首老歌，声音沙哑的男声唱着“我曾经问个不休”。老张靠着窗户，这次没闭眼，眼睛睁着，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瞳孔里一闪一闪的，像两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那辆车我后来又坐过七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路线——从街口到那个无名的工业区，从工业区回街口。车上的面孔换了一批又一批，老张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老张在的时候，他总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闭着眼睛，像一袋被人遗忘的行李。
    第八次，车没来。
    那天早上我七点到街口，等了一个小时，没看到那辆白里泛黄的金杯。我给吴胖子打电话，停机了。我去他店里，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本店因内部调整，暂停营业”。我蹲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旁边卖煎饼的大姐跟我说，昨晚半夜来的车，把店里东西都搬走了，吴胖子也走了，大概是跑路了。
    我说那工人怎么办？
    大姐说什么工人？
    我说就是那些交了保证金还没安排工作的，还有那些干完活还没拿到钱的。
    大姐看了我一眼，说：“你第几个了？这条街上跑路的中介，你算算，今年第几个了？”
    我没算。但我知道，那辆车再也不会来了。
    后来我在一个修车铺看到了那辆车的残骸。
    是在城郊的一个废车场，堆满了报废的车，像一座座铁皮坟墓。我去那里找一个旧零件，无意中看到了它。它就停在废车场最里面，车身已经被压扁了，车顶塌了，车窗全碎了，四个轮胎都没了，车身悬空架在几块砖头上。那蓝色的“XX劳务服务专用”贴纸还在，但已经褪成了浅蓝色，电话号码完全看不清了。后保险杠的铁丝还在，左尾灯那红色胶带贴的十字还在，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
    废车场的老头说，这辆车是一个月前拖来的，报废了，卖废铁。
    我问这车之前是谁的。
    老头说不知道，送车来的是个年轻人，给了钱就走了，没留名字。
    我绕着那辆车走了一圈。车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座椅全拆了，地板上有一些碎玻璃和生锈的螺丝。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我看到了一个东西——一个塑料的打火机，透明的壳子，里面还有一半的液体。我捡起来，试着打了一下，着了。火苗很小，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一个快要熄灭的生命。
    我把打火机装进口袋，不是想留着用，就是想留着。
    那辆车没了，但路还在。街口每天早上还是有人等，等一辆永远不会再来的车。他们不知道那辆车已经变成了废铁，压扁了，堆在城郊的废车场里，身上长满了锈。他们只知道今天要干活，今天要吃饭，今天必须等到一辆车，不管那辆车叫什么名字，不管它要把他们带去哪里。
    后来有一天，我在街口看到了另一辆车。也是一辆金杯，也是白色的，车身上贴着“XX人力”的贴纸。车门一拉，下来一个司机，叼着烟，靠着车门等人。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个人，换了个名字。
    人凑齐了，车门一关，冒一股黑烟，走了。
    我站在街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马路尽头。
    口袋里的那个打火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丢了。大概是裤子上有个洞，什么时候掉的，我也不知道。
    那辆消失的车，那辆被压扁的车，那只红色的像受伤眼睛一样的尾灯，那个蹲在最后一排靠窗位置的老张，那个发抖的手，那三张四十块的钞票——这些东西都留在我的脑子里，像一部没有声音的旧电影，一帧一帧地放，放不完。
    但车还是会来。新的车，新的司机，新的贴纸。
    街口永远有人在等。
    等一辆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

 第13章：广告牌上的工厂

    那块广告牌立在高速出口的匝道边上，铁架子锈迹斑斑，但画面是新的。喷绘布上印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工人，戴着白手套，竖起大拇指，背景是一座蓝白相间的现代化厂房，干净得像医院的走廊。上面印着几行大字：
    “XX科技园，欢迎您！”
    “世界500强合作伙伴”
    “月薪5000-8000元”
    “五险一金+包吃包住+年底双薪”
    最下面是联系电话，以及一行小字：“指定招聘单位：宏盛人力资源”
    老赵——不是打印店那个老赵，是另一个老赵，四十岁，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这块广告牌骗来的。
    他在长途大巴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激动得拍了张照片发到家族群里，配文：“爸，妈，我找到好工作了，你们别担心。”群里没人回。他收起手机，把车窗摇下来一点，风吹进来，带着高速公路上那种干燥的热。他想，到了。
    他打了广告牌上的电话。接电话的女人声音很甜，说：“先生您好，这里是宏盛人力，请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看到我们的招聘信息的？”老赵说高速路口那个大牌子。女人说：“对对对，那就是我们公司的合作工厂，您直接来我们办事处报名就行，地址是XX路88号，到了给我打电话。”
    老赵下了大巴，转了两趟公交，拖着编织袋找到了XX路88号。那是一栋临街的三层小楼，一楼是门面，玻璃门上贴着红色传单，上面印着跟广告牌几乎一样的文案。他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化了妆，嘴唇涂得很红。她说：“您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赵先生吧？请坐。”
    老赵坐下，女人给他倒了杯水。水是凉的，他一口喝完了。女人笑了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说：“先填个登记表，身份证带了吗？”
    老赵递上身份证。女人登记完，又问了他的学历、工作经验、期望薪资。老赵说初中没毕业，在老家干过建筑，期望薪资五千以上。女人点点头，说：“没问题，我们那个合作工厂就是做手机屏幕的，坐着上班，恒温车间，你肯定能干。”
    老赵问：“那个工厂就在广告牌上那个吗？”
    女人说：“对对对，就是那个，XX科技园，你上百度都能搜到。”
    老赵没上百度，他信了。
    接下来就是熟悉的流程。女人说：“入职前需要统一体检，体检费380。”老赵说传单上没写要体检费。女人说：“传单上当然不写，这是医院收的，我们只是代收。你放心，体检合格马上安排入职，体检费干满一个月就报销。”老赵犹豫了一下，从编织袋里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着他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两千三百块。他数出三百八，递给女人。女人开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体检费（代收）”，盖了红章。
    第二天体检。第三天拿到报告，女人看了一眼，说没问题，可以入职。老赵松了口气。但女人又说：“入职需要先交200块工牌押金和300块宿舍押金，一共500，干满一个月全退。”老赵说：“怎么又要交钱？”女人说：“这都是厂里的规定，工牌丢了要补办，宿舍东西坏了要赔，押金是防止你乱来。你好好干，一个月后一分不少退给你。”
    老赵又交了五百。这时候他已经交出去八百八了。他口袋还剩一千四百二。
    女人说：“明天早上八点，你到我们这里集合，有车送你去厂里。”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老赵到了。等到八点半，来了一辆金杯面包车——不是吴胖子那辆，是另一辆，白色的，但更破，车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写着“宏盛人力”。车上已经坐了五个人，老赵挤上去，蹲在过道里。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停在一个工业区的大门口。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XX工业园”，但没写几号。司机让他们下车，说：“你们在这等着，有人来接。”
    等了二十分钟，来了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戴着工牌，上面写着“XX科技人事部 张”。他把他们带进工业区，七拐八拐，走到一栋灰色的厂房前面。厂房门口没有广告牌上那种蓝白相间的现代化大楼，只有一扇铁门，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张姓人事开了锁，把他们领进去。
    车间在一楼。推开门，一股酸腐的味道扑面而来，像是馊了的饭混着化学试剂。老赵皱了皱眉。车间里灯光昏暗，几十个工人低着头在流水线上操作，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嗡嗡声。张姓人事把他们带到一间小办公室，让他们签合同。
    老赵拿起合同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字，标题写着《劳务协议》。他想起在老家听人说过，劳动合同是正规的，劳务协议是坑人的。他问：“这是劳动合同吗？”张姓人事说：“一样的，我们公司都签这个。”老赵指着“劳务协议”四个字说：“这写的是劳务，不是劳动。”张姓人事看了他一眼，说：“你不懂，劳动法和合同法都保护你，签什么都一样。你要是不签，就回去，押金不退。”
    老赵看了看旁边那五个人。有两个已经在签了，一个在犹豫，两个在玩手机。他想起自己已经交了八百八，想起高速路口那块广告牌上那个竖大拇指的工人，想起那个笑容灿烂的厂房。
    他签了。
    后来的故事跟彩蛋9的李斌差不多。产量标准每天涨，手指头肿了，组长骂人，干不满一个月就被调去干杂活，一小时八块。老赵坚持了二十一天，最后拿到手的工资是一千六百块。扣了体检费、押金、培训费、工服折旧费、宿舍水电费，实际上他倒贴了——交了八百八，拿了工资一千六，但他在里面干了二十一天，每天十一个小时，按照正常工资应该是三千往上。他亏了至少一千多。
    他去找那个宏盛人力。办事处还在，但前台换了人，是个男的，说他不知道什么体检费，不清楚情况，让他找厂里。老赵又去找厂里，厂里说钱是中介收的，跟他们没关系。老赵在工业区门口蹲了一上午，不知道该找谁。
    后来他听工友说，那个广告牌上的XX科技园确实存在，但人家是世界500强的工厂，根本不通过中介招工。那个“宏盛人力”就是冒用人家的名头，在高速路口租了个广告位，骗一个是一个。那个蓝白相间的厂房照片是从网上下载的，那根本不是本地的工厂。
    老赵把合同、收据、工资条全部翻出来，想去找劳动局。但他算了算路费，又算了算时间，最后还是把那些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被一块广告牌骗了二十一天。
    但他没回家。他在劳务市场蹲了几天，开始做日结。在日结的队伍里，他遇到了阿强。阿强看了他的故事，叹了口气，说：“那块广告牌，我每次路过都想拿石头砸了它。”
    老赵说：“砸了有什么用？他们会再贴一块新的。”
    阿强没说话。
    后来老赵每次路过高速路口，都会看一眼那块广告牌。那个笑容灿烂的工人还在竖大拇指，那个蓝白相间的厂房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时候下雨，喷绘布上的水珠顺着工人的笑脸往下淌，像是流眼泪。
    老赵盯着它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走。
    他不会去砸。
    因为总有人会从大巴上看到这块牌子，总有人会激动地拍下照片发到家族群里，总有人会说“爸妈，我找到好工作了”。他阻止不了。就像他自己，当初也有人跟他说过别信，他没信。
    那块广告牌在高速路口立了两年，后来换成了一个卖楼盘的广告。据说是因为被举报了，工商局来查过，但宏盛人力已经跑了，找不到人。广告位空了一段时间，又租给了别人。
    新广告印着一个穿西装的幸福家庭，旁边写着“XX花园，给你一个家”。
    老赵路过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一眼。
    家？他早就不知道家在哪儿了。

 第14章：最后的通话

    手机是充话费送的，屏幕裂了一道缝，但还能用。电量还剩百分之三。
    他蹲在火车站广场的角落里，背后是花坛，花坛里的冬青被人坐秃了一片，露出底下干裂的泥巴。他把手机举到耳边，听着拨号音。一声，两声，三声。每一声都像在敲他的后脑勺。
    接了。
    “妈。”
    “哎，小明啊？怎么这时候打电话，吃饭了没？”
    他张了张嘴。广场上的风很大，把他的话堵在嗓子里。他咽了口唾沫，说：“吃了，吃的饺子。”
    “饺子？什么馅的？”
    “韭菜鸡蛋。”他顿了顿，“妈，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我换工作了。之前那个厂不行，拖欠工资。现在这个厂挺好的，包吃包住，一个月五千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他妈说：“那好啊，你爸前两天还念叨你，说让你别太累了，钱够花就行。”
    “不累。”他说，“我挺好的。你和我爸身体咋样？”
    “你爸腿还是那样，天一冷就疼。不过没事，贴了膏药。你寄回来的钱收到了，给你爸买了药，还剩着给你攒着娶媳妇。”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嘴角往上扯了扯，眼眶却红了。
    “妈。”
    “嗯？”
    “我想家了。”
    他妈又沉默了几秒，说：“想家了你就回来看看，来回车票也没多少钱。”
    “我看看春节能不能回去。”他说，“妈，那个……我要是混得不好，你嫌弃我不？”
    “说什么胡话呢，你是我儿子，我嫌弃你啥。你混好混不好都是妈的儿子。”
    他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心的汗。电量只剩百分之二了。屏幕上弹出一个红色的电池图标，像一个警告。
    “妈，我得挂了，手机没电了。”
    “行，你注意身体，别舍不得吃。”
    “嗯。妈，你和我爸好好的。”
    “知道了。挂了。”
    “妈——”
    “嗯？”
    他张着嘴，风声灌进去，干涩的喉咙发不出声音。他想说“妈，我对不起你们”，想说“我被人骗了，钱没了，工作也没了”，想说“我现在身上只有十几块钱，今晚不知道睡哪”。但他什么都没说出来。
    “没事。挂了吧。”
    嘟。嘟。嘟。
    手机屏幕黑了。他把手机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关节发白。广场上的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铺了一地，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薄。他蹲在那片冬青旁边，像一个被捏扁的易拉罐。
    有人从他身边走过，拖着行李箱，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有人打电话，笑着，说着他听不清的方言。有人在卖充电宝，举着牌子喊“三十一个，三十一个”。
    他把头埋进膝盖里。
    肩膀抖了几下。
    然后站起来，把手机揣进兜里，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他朝广场外面走去，不知道要去哪，但总得走。不走就得冻死在这。
    走出一段路，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火车站。巨大的电子屏上滚动着车次信息，红字，绿字，白字。从这儿出发能去很多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但他哪儿也去不了，因为他口袋里只有一张皱巴巴的十块和几个钢镚。
    他转回头，继续走。
    走进地下通道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睡在墙角的人。裹着破棉被，头缩在里面，只露出一团乱糟糟的头发。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十块钱，叠了叠，塞在那人的棉被旁边。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今晚也要睡在这里了，先给邻居交个房租。
    走出地下通道，外面风更大了。他把手插进裤兜，摸到一枚硬币，一元的，凉得像冰。他捏着那枚硬币，想了想，走到路边一个煎饼摊前。
    “一个煎饼多少钱？”
    “加蛋六块，不加蛋五块。”
    他犹豫了一下。“不加蛋。”
    煎饼摊老板娘是个胖乎乎的女人，动作麻利，面糊摊开，打蛋——他明明说不加蛋，但她还是打了一个。他刚要开口，老板娘说：“没事，这个蛋破了，卖不出去，送你了。”
    他没说谢谢。接过煎饼，咬了一口。热的，咸的，带着葱花的香味。
    他蹲在路边吃煎饼，吃完把塑料袋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兜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灯火通明的街那头走去。
    手机还是黑屏。打不通了。
    但他妈的最后一句话还在他脑子里转——“你是我儿子，我嫌弃你啥。”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三遍。
    然后深呼吸一口，把风吸进肺里，凉飕飕的，像喝了一口冰水。
    前面有个网吧。他摸了摸裤兜里剩下的钢镚，数了数，五块六毛。网吧通宵要十五，他不够。但他还是走了进去，问网管：“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管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头都没抬：“大厅十块，包间十五。”
    他摸了摸兜里的钢镚，转身走了。
    回到街上，他开始找桥洞。他知道哪里有桥洞——来这座城市的第一周他就睡过。在河的南岸，桥洞朝东，早上太阳出来能晒到一半，那一半是暖的。
    他走了四十分钟，找到了那个桥洞。
    里面没人。他把外套脱下来叠成枕头，把背包——空的，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垫在腰底下，躺下来。地面是水泥的，硬，凉，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从后背往上爬。
    他闭上眼睛。
    桥上面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进来，在洞顶上画一个光圈，然后消失，再画一个，再消失。像一个坏掉的灯，一明一灭。
    他想起了那个广告牌。想起了那个竖大拇指的工人。想起了那辆金杯面包车。想起了那个写满字的合同。想起了组长骂他的样子。想起了劳动监察窗口那个人说“建议协商解决”。想起了那四百八十块，想起了那五百三十八块，想起了那八百八十块。想起了他妈的声音。
    “你是我儿子。”
    他把手背搭在眼睛上。
    桥洞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和偶尔经过的汽车声。他不知道自己明天醒来会去哪。但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桥洞朝东的那一半还会变暖。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坚持就是胜利。”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
    然后闭上眼睛。
    明天，再说吧。

 第15章：被父母抛弃的人

    他叫小何，没有姓。
    不是真的没有姓，是他不想提。何是他妈的姓，他爸姓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妈在他十四岁那年跟人跑了，他爸本来就不管他，他妈一走，他爸更不管了。他爸后来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个城市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被他奶奶养到十六岁，奶奶死了，他就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就是过年的时候没有电话响，没有人在乎你吃没吃饺子，你生病了没人问，你死在外面了可能都没人知道。他十六岁出门打工，到现在二十一岁，五年了，换了十几个城市，几十个工厂，没有一个地方待超过三个月。不是他不想待，是他待不住。黑厂、黑中介、黑工头，他全遇到过，但他比其他人更惨的是——他没有家可以回。
    别人被骗了，兜里没钱了，好歹能打电话回家哭一场，家里也许寄个路费，也许说一句“回来吧”。他不行。他没有这个选项。他的通讯录里只有工友、中介、外卖、快递，没有“爸”也没有“妈”。他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手机号，就算知道，他也不会打。
    他跟阿强做过日结。阿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睡在劳务市场门口的台阶上，头枕着一个书包，书包拉链坏了，用一根铁丝拧着。阿强问他叫什么，他说小何。阿强说你哪的人，他说不知道。阿强说你老家哪的，他说没有老家。
    阿强没再问了。
    阿强给他介绍了一个物流园的活，分拣，夜班，一百四一天，抽二十，到手一百二。小何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拿到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一袋馒头和一瓶水，又回到那个台阶上睡。阿强说你找个地方住啊，哪怕租房呢，一个月三百块那种民房。小何说我没钱租，房租要押金，我连押金都交不起。阿强说你不是刚发了一百二吗？小何说一百二不够，押一付一就要六百。阿强沉默了。他知道，一个人身上只有一百二十块的时候，确实租不了房。
    小何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白天在劳务市场等活，有活就干，没活就睡台阶。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吃饭上，一天两顿馒头，偶尔加一根火腿肠。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娱乐，因为娱乐要花钱。他的手机是老人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连微信都上不了。他想过买一个智能机，但智能机要钱，流量也要钱，他觉得没必要——反正没有人会找他。
    有一天，他接了一个中介的电话，说有一个电子厂，做手机摄像头的，坐着上班，包吃包住，月薪4500。中介姓金，是个瘦高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像个老师。金中介说这个厂不交押金，不体检，直接入职，你来了就行。小何说那你们怎么挣钱？金中介笑了笑说厂里给我们返费，不收你的钱。小何将信将疑，但他实在太想有一个地方住了——包吃包住，这四个字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受够了睡台阶，受够了用公共厕所的水洗脸，受够了半夜被蚊子咬醒。他去了。
    金中介把他带到一个厂区，门口挂着“XX光电”的牌子。进了一个车间，里面在组装摄像头模组，确实坐着上班，也有空调。小何心里一松，觉得这次总算碰上了靠谱的。他签了一份合同，这次他看都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反正看了也看不懂，反正不签就没活干，反正他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骗的。
    第一个月，他拿到了工资条，上面写着应发4500，实发2800。扣了社保、公积金、住宿费、水电费、餐费、工服费、培训费。他问财务，社保和公积金是什么？财务说你以后退休了能领钱。小何想说我才二十一岁，退休还早着呢，而且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退休。但他没说话。2800块，管吃管住，对他来说已经是这五年最好的待遇了。他至少有了一张床，一个屋顶，一日三顿饭。
    干了三个月，厂里开始裁员。不是全部裁，是裁那些没有“背景”的。劳务派遣的先裁，外包的先裁，正式工留着。小何是金中介介绍来的，属于外包中的外包，连劳务派遣都不如。他第一批就被裁了。走的时候，厂里给他结了一个星期的工资，三百多块。金中介的电话打不通了。
    他又回到了劳务市场。
    这一次，他连睡台阶的勇气都快没了。他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来车往，站了很久。风很大，吹得他站不稳。他想着，如果从这里跳下去，会不会有人记得他？会不会有人给他收尸？会不会有人通知他的父母？他父母会来吗？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他死了。
    他想起了奶奶。奶奶死的时候他哭了一整天，哭到眼睛肿了，哭到没有眼泪了。从那以后他就没怎么哭过。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好像眼泪和奶奶一起被埋进了土里。
    他没有跳。
    他走到桥下的便利店，花两块五买了一个面包，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吃。便利店的灯很亮，照着他。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从店里出来，手里拿着冰淇淋，看了他一眼，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棒棒糖，放在他旁边，跑了。小何看着那个棒棒糖，愣了很久。他拿起棒棒糖，没吃，放进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睡在便利店的屋檐下。店员没有赶他。凌晨的时候下雨了，雨水溅到他脸上，他醒了一下，往里缩了缩，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一个人叫醒。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冲锋衣，戴着眼镜，蹲下来看着他。男人说：“小伙子，你是不是没地方住？我这边有个工地，你去不去？日结，一天两百，管一顿饭。”小何坐起来，看着那个男人。男人的眼神很诚恳，说话的语气也很温和。小何想，又是一个中介。但他还是点了点头，因为他需要那两百块。
    男人骑电动车带他去了一个工地。是建高架桥的，在城郊，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和灰尘。工头让他搬钢管，一天两百，中午管盒饭，晚上干完结账。小何搬了一天钢管，手套磨破了，手心起了血泡。晚上工头给了他两百块，两张一百的，崭新的，嘎嘎响。他攥着那两百块，站在工地门口，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
    工头看他站着不走，说：“你是不是没地方住？”小何点头。工头说：“旁边有个工棚，还有空位，你今晚先住着，明天再干一天，凑够了钱去找个房子。”小何说谢谢。
    他住了三天工棚。第四天，工头说项目停了，没活了，让他走。他又领了两百块，加上之前的两百，一共四百块。他拿着这四百块，在城中村找了一个单间，月租三百五，押一付一，他只有四百，不够。房东是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你先住吧，押金下次补。”小何说了声谢谢，住了进去。
    房间在一楼，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铁门，关上了就伸手不见五指。但他很高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他买了一个灯泡，拧上去，亮了。他看着那个发光的灯泡，看了很久。黄色的光，暖的，像小时候奶奶点的煤油灯。
    他开始在这座城市里重新找工作。他不要中介介绍的，自己拿着身份证去工业区一家一家问。他问了几十家，要么不要人，要么工资太低。他高中都没上过，没有技能，没有学历，没有任何优势。最后他找到了一家做纸箱的厂，月薪三千，包吃不包住。他算了算，房租三百五，吃饭一个月大概六百，水电五十，还剩两千。他答应了。
    干了两个月，厂里效益不好，开始拖欠工资。第一个月拖了十天，第二个月拖了二十天。他没钱交房租了，老太太来敲门，问他房租什么时候交。他说再等等，工资还没发。老太太说我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再宽限你一周。一周后，工资还是没发。小何把口袋里最后的三十块钱给了老太太，说这是水电费，房租我下个月补。老太太叹了口气，没说话。
    第二天，他下班回来，发现房间的门被换了锁。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钥匙，插不进去。他敲了敲门，没人应。他给老太太打电话，老太太说：“小伙子，对不住，我儿子说你不能住了，你欠了两个月房租。你的东西我给你装在袋子里了，放在门口。”
    他低下头，门口确实有一个蛇皮袋。他把蛇皮袋打开，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一条毛巾，一个水杯，还有那个棒棒糖——已经化了，黏在袋子上，粘住了衣服。他把棒棒糖的包装纸剥开，糖已经变成了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不能吃了。他把包装纸叠了叠，放进口袋里。
    他又回到了街上。
    这一次，他去了火车站。不是要走，是因为火车站有座位，有灯，有厕所，还有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他坐在麦当劳里，不买东西，也没人赶他。他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而他没有。
    他想起了那个棒棒糖，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他想，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对他好的，哪怕是陌生人。他决定再试一次。
    他在麦当劳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去了劳务市场。这次他没有找中介，而是直接站在路边等车。有一辆面包车停下来，司机喊：“纸箱厂，日结，一百三！”他上了车。到了厂里，他发现就是之前那个拖欠工资的纸箱厂——同一个厂，换了个名字。他没吭声，干了活，晚上拿到了一百三。第二天又去，又拿了一百三。第三天去的时候，厂门口贴了一张纸：“暂停招聘。”他又没活了。
    他蹲在厂门口，抽了根烟。烟雾在眼前散开，模糊了远处的天空。
    他想起五年前，他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有个老工友问他：“你这么小，怎么不读书？”他说没钱。老工友说：“你爸妈呢？”他说没有爸妈。老工友沉默了很久，然后把自己的半盒烟递给他，说：“小子，这世上没人管你，你就得自己管自己。别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没死。
    但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站起来，把烟掐灭，弹进垃圾桶。然后往劳务市场的方向走去。路上经过一个电话亭，他停下来，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他拿起话筒，犹豫了很久，然后拨了一个号码——他妈的手机号，他记在心里，从来没打过。
    电话通了。
    “喂？”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他妈的声音，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请问你是谁？”女孩问。
    他挂了。
    他不知道他妈是不是换号了，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只是忽然意识到，就算打通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叫过她“妈”，她也没有让他叫过。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连陌生人都算不上——陌生人至少还有第一次见面的机会，他们连这个都没有。
    他放下话筒，走出电话亭。
    太阳很大，晒得他后背发热。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太阳，看到眼睛发花，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他闭上眼睛，那片白光还在，像一扇开在黑暗中的门。
    他睁开眼睛。
    门没了。
    他继续走。

 第16章：给被抛弃的父母打电话

    他存这个号码存了十二年，从来没有拨出去过。
    号码是奶奶偷偷给他的。奶奶说：“这是你妈的电话，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别打。”他把那张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枕头芯子里。后来奶奶死了，他把那张纸拿出来，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放在书包夹层里。搬家搬了十几次，丢了几乎所有东西，唯独这张纸没丢。
    他今年二十四岁。从有记忆开始，父母就没有抱过他。父亲喝酒，喝多了就打他。用皮带抽，用拖鞋扇，用拳头捶。母亲在旁边看着，不说话，有时候父亲打累了，母亲会接着打，理由是他“哭得太烦了”。
    七岁那年，父亲把他从楼梯上踹下去，他摔断了左手。邻居把他送到医院，父亲来了，跟医生说他自己摔的。回家以后又打了一顿，因为“丢人现眼”。母亲没有阻止，反而说：“你爸打你是为你好，不然你以后要进监狱。”
    他没有进监狱，但他差点死在家里。
    十二岁那年，父亲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三年——不是打他，是打别人。父亲进去了，母亲改嫁了，把他丢给了奶奶。母亲走的那天，他追着公交车跑了两条街，边跑边喊“妈”。公交车没有停。他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趴在地上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路口。那天晚上他发高烧，奶奶背着他走了四十分钟去医院，一路上他迷迷糊糊地说：“妈别走，妈别走。”奶奶哭着说：“娃啊，她不是你妈了。”
    父亲出狱以后来找过他一次。不是来看他，是来跟奶奶要钱。奶奶不给，父亲把家里的电视机砸了。他站在角落里看着父亲砸电视，没有哭。父亲砸完电视，看了他一眼，说：“小崽子，长这么大了。”然后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他跟奶奶过了四年。奶奶死了以后，他就成了孤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因为他的父母都还活着。但他比孤儿还惨——孤儿至少有人管，他连个管他的人都没有。
    十六岁出门打工，到现在八年了。他睡过桥洞，睡过公园，睡过ATM机房。他被人骗过，被人打过，被人当牲口一样使唤过。他扛过来了。但他心里一直有一根刺，那根刺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有父母，他没有？为什么别人的父母会寄钱打电话问冷暖，他的父母连他死活都不管？为什么他被打的时候，母亲站在旁边看着？为什么他追着公交车跑了两条街，她没有回头？
    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八年，转得他头疼。
    今天他决定打这个电话。
    他买了一部智能机，二手的，两百块。办了张手机卡，充了五十块话费。他坐在出租屋的床上——他终于租得起房了，一个隔断间，月租四百，没有窗户——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半个小时。
    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想问“你当初为什么不要我”？想问“你还记得我吗”？想问“你过得好不好”？还是想说“我恨你”？
    他按下了拨号键。
    嘟——嘟——嘟——
    每一声都很长，长得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接了。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口音，像是刚睡醒。
    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想说“妈”，但这个字太陌生了，陌生到像一门外语。他这辈子几乎没叫过这个字。
    “谁啊？”女人不耐烦了。
    “是我。”他说，“你儿子。”
    沉默。三秒，五秒，十秒。
    “哪个儿子？”女人说。
    他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攥得很紧，紧到喘不过气来。他说：“你只有一个儿子。你是忘了我了，还是不想记得？”
    又沉默了。这一次更长，长到他以为电话被挂断了。他看了看屏幕，还在通话中。
    “你有什么事？”女人说。语气不是关心，不是愧疚，是那种“你找我干嘛”的防备。
    “没什么事。”他说，“就是想问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走。”
    “你问这个干嘛？都多少年了。”
    “我想知道。”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女人在换手。然后她说：“你爸那个样子，我不走，等着被他打死吗？”
    “那我呢？”他说，“你就把我丢下了。”
    “你奶奶在，你有人管。”
    “奶奶死了。”
    “我知道。”女人说，“那我也没办法，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他闭上了眼睛。眼前一片黑暗，出租屋的黑暗和眼皮的黑暗叠在一起，像一个没有出口的隧道。
    “你后来找过我吗？”他问。
    女人没有回答。
    “你找过我吗？”他又问了一遍。
    “找什么找，我也不知道你在哪。”
    “你可以问奶奶。奶奶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没搬过。”
    女人又不说话了。
    他忽然笑了。不是好笑，是那种终于确认了一件早就知道的事情之后的苦笑。他笑了几声，然后停下来，声音变得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妈。”他终于叫出了这个字，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
    女人没有回应。
    “妈，我跟你说最后一句话。我这辈子，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你也别找我了，反正你也不会找。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反正你也从来没当过我是你儿子。”
    “你别这么说——”女人开口了，但他没有让她说完。
    “我有过一个问题想问你，想问了很多年。就是那天你上车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头？你有没有看到我追着车跑？你有没有听到我喊妈？”
    女人说：“我——”
    他挂了。
    他按下了红色的挂断键，然后把手机放在床上。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间：三分十二秒。他把这个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不是赌气，是真的不需要了。他等了十二年的问题，今天有了答案。
    那个答案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个答案是——“哪个儿子？”
    他把手机扔到一边，躺下来。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张开的手掌。他看着那只“手掌”，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背盖住了眼睛。
    没有眼泪。眼泪早就在十六岁那年流干了。
    他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被父亲打完，蹲在院子里，奶奶过来给他擦药。奶奶说：“娃啊，你长大了就离开这个家，再也别回来。”他说：“奶奶我走了你怎么办？”奶奶说：“奶奶活不到那时候了。”他说：“那我去哪？”奶奶说：“去哪都行，别待在这。”
    他待了四年，等奶奶死了，他才走。
    后来他去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不像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的家，从来没有。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里很闷，呼吸有些困难。他没有掀开被子。他想起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哪个儿子？”
    四个字，像四根针，扎在他身上最软的地方。他不会拔了。就让它扎着吧，扎着疼，但至少能提醒自己，他已经没有父母了，从来没有。
    他掀开被子，坐起来，拿起手机。他把那个号码又翻了出来——虽然删了通讯录，但通话记录还在。他看了看那串数字，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通话记录也删了。
    他又去翻手机的设置，找到了一个叫“阻止此来电号码”的选项。他按了下去。
    提示：阻止后，您将不会收到该号码的来电和短信。
    他点了“确认”。
    然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
    出租屋很安静。隔壁有人在打呼噜，楼上有人在走路，外面有野猫在叫。他听着这些声音，慢慢闭上了眼睛。
    明天醒来，他还是一个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任何人。
    但他已经是了。
    彩蛋十五里的小何是被抛弃，他连被抛弃都算不上——被抛弃的前提是你曾经被拥有过。他从来没有被拥有过。他是被丢弃的，像一件还没出厂就被判定为残次品的东西。
    他想起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奶奶拉着他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娃啊，你记住，你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奶奶要你。”
    他说：“嗯。”
    奶奶说：“奶奶走了以后，你就当奶奶还在。你走到哪，奶奶就跟到哪。”
    他点了点头。
    奶奶死了以后，他每次遇到难事，都会跟奶奶说。在桥洞里说，在公园长椅上说，在出租屋里说。他相信奶奶听得见。
    今天他也说了。
    “奶奶，”他在心里说，“我给我妈打电话了。她不是我妈了。爸也不是我爸了。我只有你了。”
    黑暗里没有回答。
    但他知道奶奶在。
    奶奶一直都在。

 第17章：救护车的一幕

    公园长椅，清晨六点。
    老张没有醒来。
    他保持着往常的姿势——侧躺，双腿蜷缩，像一只虾米。外套盖在身上，拉链拉到下巴，底下露出半截报纸，用来隔潮。头底下枕着那个塑料袋，里面是半个馒头和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上的日期是三天前的，结论写着“建议进一步检查”，他没去。
    晨练的老头路过，看了他一眼。老张一动不动。老头又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不是活人睡觉的那种灰，是死人那种青。老头蹲下来，推了推老张的肩膀。
    “喂，老哥？”
    老张的身体顺着推力晃了一下，然后停住。像一块木头。
    老头缩回手，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他掏出老人机，按了120，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XX公园，长椅这边，有个男的，好像死了。”
    挂了电话，他站在那里等了五分钟。陆续有晨练的人围过来，一个，两个，三个，很快聚了一小圈。没有人靠近，都站在两三米外，伸着脖子看，像看一只死在路边的鸽子。有人说“要不要给他盖点啥”，有人说“等救护车来就行了”，有人说“会不会是新冠”，有人说“不像，你看那脸是青的”。没有人去碰他。
    救护车来了，用了十一分钟。蓝灯在晨光里显得很刺眼，但没拉警报——大概是怕吵醒附近居民，也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反正人已经死了。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一个医生，两个担架工。医生戴着口罩，蹲下来翻了翻老张的眼皮，摸了摸颈动脉，又用电筒照了照瞳孔。他站起来，对担架工点了点头。
    担架工把老张从长椅上抬起来，放在担架上。老张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像一个问号被搬到了担架上。他的外套滑落了，露出里面的秋衣，秋衣上有好几个破洞。那半个馒头从塑料袋里滚出来，掉在地上，被一个担架工的鞋踩扁了，馒头屑嵌进砖缝里。
    他们把老张抬上救护车。车门关上，蓝灯灭了，车开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十五分钟。
    长椅上空了。只剩下一个印子，是他在上面躺了几个月压出来的，微微凹陷，像一个模具。旁边地上有半个踩扁的馒头，还有一些报纸碎片，风一吹，飞起来，落在草坪上。
    围观的人散了。晨练的继续晨练，遛狗的继续遛狗，太极拳的音乐又响起来了。公园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没有人知道老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有没有家人。救护车上，医生翻了翻老张的口袋，找到了一张身份证和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身份证上写着：张某某，1969年生，河南某县人。火车票是半年前的，从郑州到这座城市，硬座，票价一百一十二元。医生把身份证和车票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贴上标签，写着“无名氏? 公园长椅”，然后放在一边。
    救护车开到了医院。老张被推进急诊室旁边的走廊，停在那里。护士盖了一块白布在他身上，只露出一双穿着破鞋的脚。那双鞋的鞋底已经磨平了，左边那只的前掌有一个洞，露出黑色的袜子。
    下午，医院的社工打了身份证上地址所属的派出所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家属。派出所说这个地址已经拆迁了，查不到人。社工又打了那个手机号——身份证上有一个手机号，是老张的，但停机了。社工在系统里查了老张的户籍信息，显示“户主：张某某；家庭成员：无”。他把这个结果写在报告上，放进文件夹。
    第二天，老张的尸体被送进了太平间。在那里，他会和其他无人认领的尸体一起，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家属。
    那条街上的中介还在开门。刘姓周的铺子锁着，但隔壁的“迅捷劳务”生意兴隆，门口排队的人比昨天还多。阿强在劳动局门口举着牌子，牌子上的字又描了一遍，黑得发亮。小何在劳务市场蹲着等活，他不知道老张死了，他只知道今天老张没来排队，大概是有活干了。
    公园长椅到了傍晚又有人坐了上去。是一个年轻人，拖着行李箱，刚从火车站出来。他坐在长椅上，拿出手机查地图，查了半天，叹了口气。他把行李箱靠在椅背上，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明天，他会在劳务市场遇到阿强。
    而老张，已经消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像一滴水消失在泥土里，无声无息。

 第18章：月租房

    月租房在城中村的最深处，要从主路拐进巷子，七拐八拐，经过三个垃圾桶和一家常年飘出卤味香气的鸭脖店，才能看到那栋六层小楼。楼的外墙刷着黄色的涂料，但已经褪成了土色，空调外机上挂着不知道哪一任租客留下的破床单，风一吹就飘，像投降的白旗。
    房东姓钱，五十多岁，秃顶，肚子大，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响。他坐在一楼门口的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印泥、收据本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绿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租房？”
    我说是。
    “月租五百，押一付一，水五块一吨，电一块二一度，WiFi免费。签合同，最短三个月，不满三个月押金不退。”
    我站在他面前，手里攥着刚从一个厂里结来的八百块钱。那个厂我干了二十三天，每天十二个小时，最后到手八百。不是因为工资低，是因为被扣了这费那费，还有七天试用期没算。我不想再睡公园了，也不想去挤那种十二人间的宿舍——上个月在物流园宿舍，我的被子被人偷了，我盖了三天报纸。
    我说：“能不能按月签？我不一定住得了三个月。”
    钱房东把嘴里的茶叶吐在地上，说：“你不住够三个月，押金我就扣了。这是规矩，你打听打听，这条街都是这样。”
    我签了。合同是用A4纸打印的，字很小，密密麻麻。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手写的字：“退房需提前十五天通知，否则扣除全部押金。”我指着那行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钱房东说：“就是你不住了要提前跟我说，我好找下家，不然你突然走了，我房子空着，损失谁赔？”我说那押金呢？他说你提前说了就退，不说就不退。我又问那说了一定退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问题？你到底租不租？”
    我租了。
    房间在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门是防盗门，但锁是坏的，要用钥匙往上提一下才能锁上。房间不大，六七个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钉了两个挂钩。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排气扇，打开以后嗡嗡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苍蝇。床垫是房东提供的，掀开床单，底下有几块褐色的印子，不知道是什么液体留下的。我把从厂里带出来的那条薄被子铺在上面，又把外套叠成枕头，躺下去试了试。床垫中间的弹簧塌了，人躺下去就陷进一个坑里，像睡在一只张开的嘴里。
    我住了下来。
    第一个月，我每天都在找工作。早上去劳务市场，下午去工业区，晚上回来把简历投到招聘网站上。跑了十几家中介，问了二十几个工厂，不是工资太低就是押金太高，要么就是一看就不靠谱——那种让你先交380块体检费的，那种合同上写着“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的，那种门口排着长队、人人手里攥着红色传单的。我都见过，都上过当，这次我不想再上了。可是不找中介，自己又找不到门路。工业区的大门都是有保安的，你走过去，保安问你找谁，你说找工作，保安说我们不招人，或者扔给你一张表，让你填了等通知，那个通知永远不会来。
    我饿了三天。不是没饭吃，是不敢吃。身上的钱交了房租和押金，还剩两百块。这两百块要吃饭、坐车、应急，我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能找到，能省一分是一分。那三天我每天吃一顿，一顿一个馒头、一包榨菜，馒头顶饱，榨菜有咸味，喝水就去公园的厕所接。第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排气扇嗡嗡转，隔壁有人在放短视频，魔性的笑声十五秒一次，十五秒一次。我想起了老张——那个睡在公园长椅上的老张，他已经两天没出现了，不知道去哪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死了。
    第四天，我找到了一个活。不是中介介绍的，是劳务市场门口一辆面包车喊的：“物流园分拣，日结，一百三！”我上了车，干了十二个小时，到手一百三十块。我攥着那张五十、三张二十、两张五块，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包最便宜的泡面、两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回到月租房，用热水壶烧了水，泡了面。那是三天以来我吃的第一顿热饭。我吃得很快，烫到了舌头，嘴唇起了个泡，但我没停下来，直到把汤都喝干了，才放下碗。
    我靠着床头的墙，摸着肚子，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那一百三十块，我用了三天。三天后我又去劳务市场，又抢到一单，又是一百三十块。就这样，一天干活，一天找工，一天省钱，循环往复，像一只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走了一圈又一圈，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一直都在原地。
    月租房里的日子是这样过的：早上六点闹钟响，关掉，再躺五分钟，爬起来，用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厕所的水压很小，冲不干净，地上永远湿漉漉的，踩上去脚底发凉。洗脸用的是厕所的水龙头，水冰凉，抹一把脸就行。刷牙用的是同一把水龙头，牙膏是超市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刷完嘴里一股化学味。回到房间，换衣服，背上包，锁门——那扇门要往上提一下才能锁上，我每次都要提两三次才能确认锁好了。下楼，经过钱房东的小马扎，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也不看我，就是喝他的绿茶，吐他的茶叶。
    晚上回来的时候，走廊里总能闻到各种味道。隔壁住着一对情侣，每天晚上做饭，炒菜的油烟顺着门缝飘出来，辣得呛人。他们对门住着一个在夜店上班的姑娘，每天凌晨两点回来，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咯噔咯噔，像一只啄木鸟在凿我的脑壳。走廊最头上住着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门永远关着，偶尔能听到他咳嗽的声音，干咳，一声接一声，像一台坏了发动机的车。
    有一天，那个中年男人的门开着，我路过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坐着他，他面前放着一碗白粥和一小碟咸菜。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发紫。他看到我，没说话，把门关上了。后来我跟钱房东打听，钱房东说那个人有病，肺上的病，干不了活，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了，房租一直欠着。“我也是做好事，”钱房东说，“换成别人，早把他赶出去了。”我说他欠了多少？钱房东说：“两个月房租，一千块，还有水电费，加起来一千二左右。他说等老家寄钱来，寄了两个月了，还没寄来。”我说他家里人不管他吗？钱房东说：“谁知道呢，也许没有家里人。”
    那个男人在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被救护车拉走了。救护车来的时候我正好出门，看到两个担架工把他从楼上抬下来，他瘦得像一根柴火，白床单盖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起伏。钱房东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串钥匙，哗啦哗啦地晃，跟旁边的租客说：“这可不怪我啊，他自己病的，跟我房子没关系。”
    救护车走了以后，钱房东上去了那个房间，换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此房出租，月租五百，押一付一。”当天下午就有一个拖着编织袋的小伙子来看房，交了押金和房租，搬了进去。
    我住了两个月零十天。第三个租期开始的时候，我跟钱房东说我不租了。他说好，你把房间收拾干净，我来检查。我花了一个下午把房间打扫了，地板拖了三遍，床垫翻过来拍掉灰，排气扇的网罩拆下来洗了。钱房东来检查的时候，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指着墙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印子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那是一个蚊子被拍死在墙上留下的血迹，干了，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我说那是蚊子血。他说：“墙弄脏了，我要重新刷，这个要从押金里扣。”我说你用抹布一擦就掉了。他说：“我不管，这是规矩，你弄脏了就要赔。”
    我知道他在找茬。我也知道跟他吵没有用。我说那扣多少？他说：“两百。”
    我的押金是五百。他还要扣掉水电费，我最后一个月的水电费是六十二块。再加上这两百，我能拿回两百三十八。我说行，你给我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张一百、一张五十、三张二十、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三个钢镚，数了两遍，递给我。我接了，没数，揣进兜里。
    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塑料的药瓶，白色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我拧开盖子，里面还有几粒药片，小小的，白色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可能是那个生病的男人，可能是更早之前的租客。我把药瓶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把行李塞进蛇皮袋，拉上拉链，背上，走出了房间。
    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有人在洗澡，水声哗哗的，混合着哼歌的声音，听不清调子。隔壁那对情侣正在吵架，女的哭，男的吼。夜店姑娘的门关着，但她的高跟鞋摆在门口，两只，一左一右，像两个站岗的士兵。那个新搬进来的小伙子的门开着，他蹲在地上，正在拆他编织袋里的东西——几件衣服，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盆，一把筷子。
    我路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哥，你走了？”
    我说嗯。
    他说：“这里好住吗？”
    我说：“凑合。”
    他说：“房东人咋样？”
    我说：“凑合。”
    他笑了，说：“那就行，凑合就行。”
    我下了楼，把钱房东那串钥匙还给他。他接过去，挂到脖子上那一大串钥匙里，哗啦一声。他说：“下次再来啊。”我说好。
    走出巷子的时候，路过那个鸭脖店，卤味的香气又飘出来了。我站在店门口，闻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走到主路上，等公交车。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把蛇皮袋放在脚边。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这个城市的傍晚，路灯刚亮，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是一种暧昧的灰蓝色。路边有人在发传单，红色的，上面写着“月薪8000”。有人在等车，背着包，拖着行李箱，表情跟我当初一样。有人在打电话，笑着，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公交车拐了个弯，那些人都消失了。
    我看着窗外，脑子里想着那个中年男人，想着他面前那碗白粥，想着他的白床单，想着救护车蓝灯在晨光里的样子。想着钱房东那串钥匙，哗啦哗啦响。想着那个小伙子说“凑合就行”。想着那个蚊子血留下的小黑点，也许现在已经被新的床单盖住了。也许没有被盖住，也许下一个租客会看到它，会想着这是谁的血，然后忘了，继续过日子。
    我到了站，下车，拖着蛇皮袋走进夜色里。不知道今晚住哪，但总有个地方。桥洞，公园，火车站，或者下一间月租房、日租房。都一样，都是凑合。
    都一样。

 第19章：日租房

    日租房在火车站后面那条巷子里，没有招牌，只有一个门牌号。
    你找不到它。你得先找到那家卖炒粉的摊子，往右拐，经过一个垃圾站，再穿过一条只能侧身走的窄巷，才能看到那扇生锈的铁门。铁门上贴着一个小广告，A4纸，打印着四个字：“住宿，20元。”底下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24小时热水，WiFi，空调。”
    全是假的。
    热水只够洗五分钟，WiFi密码贴在墙上但连不上，空调遥控器在前台压着，要交十块钱押金才能领。所谓的“前台”是一张课桌，摆在走廊入口，上面放着一台老式电脑，屏幕是蓝色的，显示着Windows XP的桌面。看店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什么没人知道，所有人都叫他“叔”。叔坐在课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本收据、一盒烟、一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劳动最光荣”四个字，但“最”字已经磨掉了，只剩下“劳动光荣”。
    我第一次去日租房，是刚从一个月租房被赶出来之后。那天我身上只有四十三块钱，睡桥洞太冷，睡公园怕被抢，我想找个地方先对付一晚。我在网上搜“便宜住宿”，搜到了这个二十块的。我按着地址找过来，在巷子里转了三圈才找到那扇铁门。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混着烟味、脚臭味和泡面味。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走一步亮一盏，走一步亮一盏，像电影里的鬼片。
    叔坐在走廊尽头的课桌后面，看了我一眼，说：“二十，押金十块，明早十二点前退房。”
    我掏出一张二十和一张十块。叔撕了一张收据给我，上面写着“住宿费20，押金10”，然后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门。门上有编号：207。
    房间在二楼。楼梯是水泥的，台阶边缘被踩成了弧形，中间低两边高。走廊里堆着杂物——一个破沙发，上面坐着一个光膀子的男人在抽烟；一个婴儿车，里面塞满了空饮料瓶；几双脏兮兮的鞋子，歪歪扭扭地摆在各家门口。每个门都关着，但隔音很差，你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哭，有人在放那种很大声的短视频。
    207房间在三楼走廊最尽头。我打开门，摸黑找到了灯绳，拉了一下。灯泡亮了，黄黄的，像一只快要熄灭的蜡烛。房间比我之前那个月租房还小，大概四平方，放了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一条灰白色的床单，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床头有一个小柜子，柜子抽屉拉不出来，用透明胶带缠着。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请勿在床上吸烟”，底下被人用圆珠笔加了一句“后果自负”。窗户在床尾，很小，打不开，玻璃是毛玻璃，透光不透人。
    我关上门，锁上——锁是那种老式的插销，插上去以后还要用一根筷子别住，不然会从外面捅开。我从柜子上找到了一根筷子，别在插销上，然后躺到床上。床垫很薄，能感觉到下面的弹簧，一根一根的，像排骨。枕头是一卷旧毛巾，裹在枕套里，枕套上有几个黄色的印子。
    我把背包枕在头底下，关了灯。
    隔壁在吵架。一个男的在吼：“你他妈又去见他了！”一个女的在哭：“我没有，我就是去上班！”男的说：“你上什么班需要穿成这样？”女的说：“我穿的工服，你又不是没见过！”然后是一声巨响，像是有人摔了什么东西。然后是沉默。然后是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一台坏了的水泵。
    我翻了个身，把耳朵贴在墙上。那边的声音变得清晰了一些——男的在喘粗气，女的在抽泣。然后男的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你要是再去找他，我就从这窗户跳下去。”女的说：“这是三楼，跳不死你。”男的说：“那我就把你扔下去。”
    我赶紧把头从墙上移开。
    我不想听。但这里的墙薄得跟纸一样，你不想听也得听。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里有股烟味，不是今天抽的，是积了很久的那种味道，渗进了棉絮里，洗不掉。
    蒙了不知道多久，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有人在扫地，扫帚蹭着水泥地，沙沙沙。有人在刷牙，吐水的声音，噗。有人在打电话，用的是方言，我听不懂，但能听出语气很急。我看了看手机，早上七点。我从床上爬起来，去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
    厕所不分男女，只有三个隔间，两个马桶一个蹲坑。马桶圈上有脚印，蹲坑里有没冲掉的烟头。洗手台的水龙头只有一个能出水，水很小，细细的一股，凉到骨头里。我用水抹了一把脸，用手指沾水刷了牙——牙膏昨晚用完了，只能干刷。我用袖子擦了擦脸，回到房间，把被子叠好，床单拉平，拿上钥匙，下楼退房。
    叔还在那个课桌后面，面前多了一碗粥和一碟咸菜。我把钥匙放在桌上，他说：“等一下，我去查房。”他起身，慢悠悠地上楼，我站在走廊里等。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没人走的时候就灭了，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一明一暗的，像一只眨眼的猫。
    叔下来了，说：“可以了。”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十块钱，推给我。我接了，说谢谢，走了。
    走出那扇铁门，巷子里已经有阳光了。炒粉摊的老板娘在生火，烟很大，呛得我咳嗽。垃圾站旁边蹲着一只猫，在舔一个空罐头。窄巷的墙上有人用喷漆写了一行字：“招工，日结，150。”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是这里的空气好，是日租房里的空气太差了。
    后来我又住过几次日租房。不是同一家，是不同地方的。火车站附近有好几家，都是二十块到三十块一晚，条件都差不多——薄墙、薄被、薄情。有人住一天就走，有人住了一个月，因为付不起月租房的押金。日租房不用押金，或者只收十块二十块，你随时来随时住，随时走随时退。对流动的人来说，这比月租房还友好——虽然条件更差，但至少你不会有“被扣了押金”的那种憋屈。你在日租房里不会丢东西，因为你没什么可丢的。你也不会跟房东吵架，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限于那二十块钱和一晚。
    我见过一个在日租房里住了四十天的人。他姓吴，三十出头，瘦得像一根竹竿，脸上的骨头轮廓清晰得像X光片。他住在我隔壁的隔壁，301房间。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他咳嗽，干咳，一声接一声，像一台柴油机发动不起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他，他提着两袋方便面和一桶矿泉水，走得摇摇晃晃的。我问他：“你身体没事吧？”他说：“没事，感冒了。”我说：“感冒咳了这么久？”他没回答，进了房间，关了门。
    后来我听叔说，那个人是肺上有毛病，干不了活，在这里等老家寄钱来。我说等了多久了？叔说：“一个月了，钱没寄来，人也没走。我本来想赶他走，但他太可怜了，我再让他住几天。”我说他不是住了四十天吗？叔说：“对，四十天。后来有一天他没出来，我去敲门，没人应。我用备用钥匙开了门，看到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嘴唇发紫。我叫了救护车，拉走了。后来怎样了，我不知道。”
    我想起了月租房里那个被救护车拉走的男人。他们很像——一样的瘦，一样的咳嗽，一样的等一笔永远不会寄来的钱。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也许好了，也许没有。但我知道，他们的房间很快就会被租出去，给下一个瘦子，给下一个咳嗽的人，给下一个等待的人。
    日租房里的时间过得很快。你住进去的时候是黄昏，出去的时候是早晨。中间的那一夜，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声音——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吵架，有人在打包行李，有人在打电话说“妈，我找到工作了”。这些声音在薄墙之间穿梭，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
    我最后一次住日租房，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晚。
    我收拾好行李，把那个蛇皮袋绑好，付了二十块给叔，住进了307房间。307在走廊最尽头，隔壁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人。那天晚上很安静，安静得我不习惯。没有吵架的，没有哭的，没有放短视频的。只有窗外偶尔经过的火车，汽笛声远远地传过来，呜——呜——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的翅膀。我想起了很多东西——那个广告牌，那辆金杯，那份合同，那张长椅，那个桥洞，那个没有窗户的月租房，这个没有名字的日租房。它们像一串珠子，被我走过的路串在一起，每一颗都灰扑扑的，蒙着灰。
    我翻了个身，把蛇皮袋抱在怀里。里面是这几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一双鞋，一条毛巾，一个水杯，一叠收据和合同。那些收据和合同我已经不再看了，但也没有扔掉。它们是我来过这里的证据。
    第二天早上，我退了房。叔不在，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写着“退房请把钥匙放桌上，押金自取”。我把钥匙放在桌上，从那个装钢镚的碗里拿了十块钱——我的押金。走出铁门的时候，炒粉摊已经开了，老板娘在炒粉，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垃圾站旁边那只猫还在，蹲在同一个地方，舔着同一只空罐头。
    巷子里有人在发传单。红色的，写着“月薪8000”。
    我接过一张，看了看，然后叠成一个方块，放进口袋里。
    不是因为它说的是真的。是因为它说的东西，我曾经信过。

 第20章：学校与中介的合作

    那条街上的中介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来钱最快的方式，不是骗打工仔，是找学校。”
    这句话是谁先说的，已经没人记得了。但这句话的含金量，每个中介都懂。打工仔兜里最多掏三百八的体检费、五百的保证金，一个人宰到头也就千把块钱。但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一个批次送三百个学生，每个学生身上净赚两三千，一趟下来就是几十万。而且学生比打工仔更好骗，因为打工仔被骗过一次就长记性了，学生被骗了还以为是“学校安排的，不会错”。
    我，刘姓周，在这条街上当中介的第五年，开始做学校的生意。
    一开始是技校。
    我老家的一个表弟在一个民办中专上学，听他说他们学校每年都要安排学生去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拉去厂里当廉价劳动力。我问他那实习工资多少，他说不知道，学校没说，反正包吃包住。我一听就明白了——学校在里面抽水，而且抽得很深。
    我让表弟帮我打听了一下他们学校负责实习的老师姓什么。姓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眼镜，看着挺和善。我通过一个中间人约她吃了顿饭，在开发区那个海鲜酒楼，四个人吃了六百多，我买的单。饭桌上聊了聊，我提出可以帮他们学校安排实习，我的条件很简单：每个学生每天给我抽二十块钱的“管理费”，学生数量不低于两百人，实习期不少于三个月。
    吴老师没有当场答应。她问了几个问题，比如工厂在哪里，环境怎么样，安不安全。我都回答了，答得很流利，因为这些问题我已经准备了三天。她听完以后说回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一周以后，她打电话给我，说成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学校的单子。两百一十三个学生，中专二年级，学的是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被安排到了一个做手机配件的电子厂。电子厂给我的价格是每小时二十四块，我跟学校签的协议上写的是每小时十八块，中间的六块钱差价，我拿两块，学校拿四块。学生名义上拿的是十八块每小时，但实际上到手的只有十五块——学校扣了所谓的“实习管理费”“住宿费”和“水电费”，每人每小时再扣三块。
    这个差价学校抽得非常丝滑，学生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资被扣了。工资是学校统一代收代发的，学生拿到手的工资条上只写着“实习津贴”四个字，没有明细，没有加班费说明，没有任何可以对照的原始数据。学生们以为厂里给的就是这个数，因为厂里从来没有直接跟他们说过真实工价。
    这批学生干了四个月。中间有两个学生因为工伤被送到医院——手指被机器压了，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送医，而是打电话问我：“这事会不会曝光？”我说不至于，你跟学生说这是操作不当，让他们自己承担。学校真的这么做了。两个学生，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各自垫付了三千多的医药费，最后也不知道该找谁赔。学校方面表示“会跟厂方沟通”，沟通过后说是学生操作不当，不予赔偿。两个学生的家长从老家赶过来，在学校门口拉横幅，被学校的保安劝走了。最后学校出面每人赔了两千块了事，签了和解协议，协议上写着“学生自愿放弃进一步追责的权利”。
    这事后来被我一个在人社局的朋友知道了。他跟我说，你们这属于克扣实习生工资，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是违法的，至少存在“通过第三方转发实习薪资或克扣劳动报酬”的问题。我问我这事严重吗，他说按规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组织安排学生实习，对违规行为顶多责令整改和罚款——反正在学校那边，“责令整改”这四个字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后来那个中专还是照样跟中介合作，换了个中介而已，我又不是我行里搞这种事的唯一一个人。
    第二笔生意是一所高职学校。这次是我的一个老客户介绍的，学校就业办的主任，姓孙，四十出头，头发很油，说话的时候习惯性摸下巴。孙主任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得很直白：“我们学校的就业率是有要求的，每年都要达标。你帮我们把学生送出去，不管工厂还是公司，只要有人接收就行。至于工资待遇什么的，你自己跟学生谈，我们不干涉，只要别出事。”我说那我的费用怎么算？他说：“人头费，每人一千，报到就付，不议价。协议里我们会写成‘校企合作服务费’，你放心，财务那边我打过招呼。”
    我算了算，他们学校这一届毕业生有一千两百多人，就算只搞定一半，也是六十多万。这笔账太好算了。
    但我后来没做这单。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是因为我打听到这所学校的上一家合作中介出事了——学生被送去一个黑厂，干了两个月没拿到工资，几十个学生家长堵在学校门口闹了三天，电视台都来了，最后那个中介被查了，老板跑路了。我觉得风险太大，就推了。
    不过这单生意我没浪费，我转手介绍给了隔壁的吴胖子，跟他收了五千块的“信息费”。吴胖子后来真去做了。他给那所高职学校安排了两批学生，第一批两百多人，第二批三百多人，全部送到了他在开发区联系的一个电子厂。吴胖子从每个学生身上净赚了两千多的差价——工厂给的工价是学生到手工资的一点五倍，中间那零点五倍被吴胖子和学校五五分账。这个分账比例在当时不算高的，我听说有的地方中介只拿百分之十，学校拿百分之四十。
    学校与中介的合作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通道——实习鉴定。
    这是我在第三年才接触到的一个灰色地带。实习鉴定是职校学生毕业的硬门槛，没有实习鉴定，拿不到毕业证。一些中介与学校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默契：学校负责把学生交给中介，中介负责把学生塞进工厂，工厂负责给学生盖章签字，写好鉴定意见。至于学生在这期间到底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干了什么活，谁也不关心。只要最后那张实习鉴定表上有红章，学校就认，教育局就认，学生就能顺利毕业。
    我认识的一个人专门做这种鉴定。他姓刘，跟我一个姓但不是亲戚，外号叫“刘一刀”，意思是盖一个章一刀下去就是五百块钱。他的操作很简单：他找了几家跟他有合作的工厂，拿到工厂的公章，然后自己在打印店做表格，三块钱一张的A4纸，上面的实习鉴定内容自己编——什么“该生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熟练掌握岗位技能”“圆满完成实习任务”，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换个名字换个日期就能用。他给学生开价三百到一千不等，看学校的要求严不严，大专的贵一点，中专的便宜点。他跟我说过一句名言：“实习不需要真的去实习，你去公园长椅上睡两个月，把鉴定表给我，我帮你搞定。”
    我问他这合法吗，他说：“合法？这行有几个是合法的？但你放心，这种事上面没人查，因为学校也需要我们——如果每个学生都真的去实习六个月，学校上哪找那么多工厂？工厂哪有那么多岗位？就算有，学生不愿意去怎么办？所以这事本质上是大家心照不宣，你别捅出去就行。”
    我没捅出去。不是不想，是捅不出去——谁信呢？一个中专生跟你说“我的实习鉴定是五百块买的”，你会觉得他胡说。但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在一个个打印店、一家家中介公司、一所所学校的办公室之间流转。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一个学校的老师叫去开会。会议上坐了好几家中介的代表，还有学校的就业办、教务处、学生处的负责人。主题是“如何提高我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开了两个多小时，说来说去就是说怎么安排学生实习、怎么对接企业、怎么签三方协议。中间教务处的一个主任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咱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学的是会计，你们尽量安排到跟财务相关的岗位，实在不行的话，其他的也可以，反正那个实习经历最后也不怎么查。”
    不怎么查。
    三个字，把一整年的教学质量、培养方案、学生前途全部埋葬。
    我从那个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外面下着雨。我没打伞，站在门口抽烟。刘一刀也在，他蹲在花坛边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他抬头看我，说：“刘哥，你觉得咱们这是在帮学校，还是在害学生？”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觉得都不是。咱们是在做生意。学生是货，学校是货架，工厂是买家，咱们就是那个搬货的。搬货的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把那根没点燃的烟取下来，夹在耳朵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水，走进了雨里。
    我想起老张，想起小何，想起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年轻男人，想起在桥下被救的那个小伙子，想起那些签了“劳务协议”的学生，想起彩蛋九里那个撕传单的李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学校这个货架上被搬走的。
    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红色的传单，传单上写着月薪八千。走的时候手里攥着几百块钱，攥得紧紧的，像攥着最后一根稻草。
    而我，和那些学校，和那些工厂，一起攥着这根稻草的另一端。
    后来我不做了。不是因为有良心了，是因为那所高职学校的孙主任出事了——他收了中介的回扣，被纪委查了，停职了。跟他合作的中介也被调查了，卷进去好几个。
    我从这条线上彻底撤了出来。
    但我知道，这条线不会断。那个毕业证还在，那些实习鉴定表还要盖章，那些等着就业数据验收的学校还在，那些等着挣钱的中介还在。它们之间那条绳子绷得紧紧的，一年又一年，送走一批学生，又来一批学生。
    绳子从来没断过。

 第21章：揭露黑中介典型套路的博主

    他叫魏书，二十八岁，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六十万粉丝。他的账号名字叫“老魏说工”，头像是一个卡通版的安全帽，背景是工厂的流水线。他的视频从来不在室内录，都是在劳务市场门口、火车站出站口、工业区路边，用手机拍，一镜到底，背景音里有面包车发动机的轰鸣、中介的吆喝、行李箱轮子的滚动。
    他的第一条爆款视频拍的是体检费。
    他站在一条中介街对面的马路边，手里拿着一张收据，对着镜头说：“各位兄弟姐妹，我今天不点名，就说一个事。这张收据上写着‘体检费’，三百八。体检是真的，医院是真的，但体检报告呢？你交了钱，去体检，体检完中介告诉你‘合格了’，然后呢？然后他说‘需要等通知’。你等，等三天，等一周，等半个月，电话打不通了，人去楼空了。你去医院问，医院说体检报告被中介拿走了。你去中介找，卷帘门拉下来了。你的三百八呢？没了。套路很简单：中介跟医院没有合作关系，他就是让你去体检，体检报告他拿走，你连复印件都拿不到。他拿你的报告去干什么？去凑人头，去骗下一个工厂说他手上有多少人，去骗你的下一批兄弟姐妹。你交了三百八，连个工作都没见到。怎么防？记住一句话：任何让你先交钱的招工，都是骗局。体检费、保证金、工服押金、培训费、住宿押金——别交，一个都别交。正规工厂招工，不收费。”
    这条视频播放量三百万，点赞八万，评论两千多条。评论区里有人说“老魏你说得太对了”，有人说“我刚被骗了五百，早点看到就好了”，也有人骂他“你就是个键盘侠，有本事你把那些黑中介的名字说出来啊”。魏书从来不回复这种评论。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点名，不曝光具体的人、店、公司。他说他得罪不起那些人，他还要在这座城市生活，不想被人堵在巷子里打。
    他的第二条爆款视频讲的是合同。
    他拿出一份自己打印的“劳务协议”样本，指着一行字说：“各位，看这里——‘甲乙双方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句话翻译一下：你不是他的员工，他是你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没有社保，没有工伤，没有年假，没有最低工资，没有经济补偿。你受伤了，自己负责。你被辞退了，没有赔偿。你加班了，没有加班费。你签了这个，法律上你就不是打工的，你是一个个体户，在给另一个个体户干活。怎么防？不签。你问他‘能不能签劳动合同’，他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协议，一样的’，你说‘不一样，我要劳动合同’。他如果说‘不签就走人’，那你就走。别为了一个工作把自己的权益全丢了。记住了：劳动合同和劳务协议，差一个字，差一辈子。”
    这条视频底下有个律师留言：“说得很对，补充一点：劳务协议并非完全不能认定事实劳动关系，需要看实际用工管理情况，但举证难度非常大，不建议劳动者冒险。”魏书给这条留言点了个赞。
    第三条爆款视频讲的是“干不满七天没工资”。
    他站在一个厂区的门口，背后是铁门和保安室。他说：“兄弟姐妹们，你们是不是经常听到这句话——‘试用期七天，七天内离职无工资’？我跟你说，这是违法的。不管试用期多长，你干了活就要给钱。哪怕你只干了一天，他也要给你结工资。但是——注意这个‘但是’——很多黑厂在合同里写了一条：‘七天内离职视为自愿放弃工资’。你签了字，就等于你同意了。法律上这叫‘格式条款’，如果显失公平，你可以主张无效。但谁来主张？你去告，你去仲裁，你花时间花精力，为了一两百块钱，值不值得？不值得。所以他们就是赌你不值得。怎么防？别去那种‘七天内无工资’的厂。你问他‘七天内有工资吗’，他说没有，你就别去。千万别想着‘我先干着，干满七天就行了’，因为很可能你干不到第七天——他会在第六天把你辞退，或者把你调去干杂活让你自己走。记住一句话：让你免费试工的，都不会让你转正。”
    他的视频越来越火，粉丝从六十万涨到八十万。有人找他打广告，他接了——安全套、电动牙刷、方便面，都是跟打工生活相关的品牌。广告收入一个月大概有两三万，比他以前在工厂打工强多了。但他没有搬离城中村，还是住在那个月租七百的隔断间里。他怕搬走了就不接地气了，写不出那些让打工人共鸣的话。
    他也有压力。
    有一天，他收到一条私信，内容是：“老魏，你讲得很对，但你再讲下去，小心你的腿。”他没当真，也没删除，截图存了证。过了三天，他在回家路上被两个人拦住了。那两个人没打他，只是说：“魏老师，你讲你的，我们不拦你，但你下次能不能别拍我们那条街？我们也要吃饭。”魏书说我没拍你们那条街，也没提你们店名。那两个人说：“我们知道，但你的视频下面有人猜，猜中了，我们生意不好做。”魏书说那我以后注意。那两个人走了。
    从那以后，他的视频里连街道的背景都很少拍了。他改在一个出租屋里录，背景是一面白墙，桌上放着一本翻烂了的《劳动法》和一部手机。他不再用“某中介”“某工厂”这种说法，而是用“第一种骗局”“第二种套路”。他把每个骗局拆解成三部分：中介的话术是什么，你的心理是什么，你怎么应对。他不骂人，不煽情，不点名，不曝光具体地址。他像个老师，不是个战士。
    他的视频标题越来越直白：《找工作先交钱的都是骗子》《合同里写着“劳务”两个字就别签》《七天试用期没工资？违法》《日结工要注意的三个坑》《厂里扣你押金怎么办？》《签了空白合同怎么维权？》。每个视频时长控制在三分钟以内，语言直白，没有术语，偶尔用一两个比喻，比如“中介就像媒婆，收了钱不一定给你介绍好人”。
    他的粉丝里有很多是他的“同行”——中介。这些人关注他不是为了学东西，是为了看他又讲了什么，好提前应对。有一个中介私信他说：“老魏，你讲的都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把所有路都堵死了，那些没学历没技术的人怎么找工作？他们不通过我们，连厂门都进不去。”魏书回复说：“他们可以自己去找，工业区一家一家问。过程难一点，但至少不会被骗。”那个中介说：“你自己以前也是中介，你现在骂中介，你觉得合适吗？”魏书没再回复。
    魏书以前确实是中介。这事他没有瞒着，他在第一条视频里就说过了：“我以前也干过中介，干过三年。我骗过人，我赚过黑心钱。后来我良心发现了，但不是因为良心，是因为我被人骗了。我被上家中介骗了八万多，跑路了，我才知道被骗是什么滋味。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当圣人，是为了把我知道的那些套路讲出来。你们别学我，别等到被骗了才醒悟。”
    他的视频里没有提到过具体的人名，没有刘姓周，没有阿强，没有老赵，没有李斌，没有小何。但他讲的每一个案例，都像是摘出来的——体检费、保证金、劳务合同、七天试用期、日结抽水、黑厂的产量标准。他知道这些故事，因为他就活在这条街上，活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次，他在劳务市场门口录视频，遇到了阿强。阿强举着牌子站在劳动局门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但魏书不知道阿强。他只是在录视频的时候，镜头扫到了阿强的背影，阿强正低头喝水，没注意到有人在拍。那个视频发出去以后，有人认出了阿强，在评论区说“这不是那个一直在劳动局门口抗议的中介吗”。魏书看到这条评论，特意回去看了一下那几秒的镜头，然后把那段剪掉了。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的视频被认出来，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他说过一句话：“我只讲骗局，不讲骗人的人。因为骗局是永久的，人是会变的。今天的中介可能明天就跑了，今天的骗子可能后天就进监狱了。但骗局不会消失，它只会换一个马甲，换一种说法，换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讲骗局，讲到它消失为止。”
    骗局会消失吗？他不相信。但他觉得，只要有人讲，总有人能听到，听到的人也许就不会上当。哪怕十个人里只有一个听进去了，那也是一条命，一个家庭，一个没有被骗的人。
    他在一个视频的结尾说了一段话，那段话的播放量很高，很多人截图转发。他说：“兄弟姐妹们，我不是你们的救世主，我也救不了你们。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前面有个坑，但你跳不跳是你的事。我希望你不跳。但如果有一天你跳了，你别怪自己，因为不是你傻，是那个坑太深，伪装得太好。你只要记住，你还活着，你还能站起来，你还能继续往前走。前面不一定有光，但后面肯定是黑的。”
    他把这段视频发出去以后，坐在出租屋里抽了一根烟。窗外是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对面楼的阳台上晾着一条红裤衩，在风里飘。他看着那条红裤衩，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何。他不知道小何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看到他的视频。他希望小何看到了，至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被骗这件事。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私信。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发来的：“魏哥，谢谢你，我差点就交了体检费，看了你的视频没交。我现在找到了工作，正规的，签了劳动合同。谢谢你。”
    魏书看了三遍，把手机放下，掐灭了烟。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下一个视频的脚本。题目是：“黑中介如何利用你的‘急’来骗你。”

 第22章：只拍小门店的博主

    他姓孟，叫孟勇，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四十万粉丝，名字叫“勇哥说工”。跟老魏不一样，他喜欢出镜，喜欢站在镜头前用手指着背后的店招牌，一字一顿地说：“看好了，就是这家，大家擦亮眼睛，别来。”
    他的视频很解气。他会直接走到一家中介门口，把手机摄像头对准招牌，拍下门头、电话、门口贴的红色传单，然后在画外音里说：“这家店，收体检费380，收完就不安排工作。昨天有个小伙子来找他们退钱，被轰出来了。大家记住了，别来这家。”视频发出去以后，评论区一片叫好，“勇哥威武”“勇哥为民除害”。他的粉丝们还会自发去那些门店的网店页面刷差评，打电话去骂。有的店扛不住，真的搬走了，换了招牌。
    孟勇因此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但他有一个原则——他自己不承认，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只拍小门店。
    他的视频里出现的全是那种巷子里、城中村、老居民楼底商的铺面，门口堆着电动车，招牌是用喷绘布绷的，字都褪色了，一看就是小本经营。他拍过“诚信人力”“好运来劳务”“兄弟信息咨询”，门面都不超过二十平，老板看起来就是那种脖子上挂个金链子、嘴里叼根烟的小角色。他拍完之后，粉丝一拥而上，店关门了，老板换地方了。孟勇觉得大快人心。
    但他从来不拍那些开在写字楼里的、门面气派的、名字叫“XX人力资源集团”“XX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的大中介。他甚至从来不提它们。
    有一次，一个粉丝在评论区问他：“勇哥，开发区那个财富大厦里有个什么‘华夏人力’，看着很大，靠谱吗？”孟勇没有回复。粉丝又问了一次，他回了一句：“大公司我没接触过，不了解。”然后就把那条评论删了。
    真正的原因，他从来没在视频里说过。
    他在一个酒局上跟朋友吐露过。那天他喝了点酒，朋友问他：“你怎么不拍那些大中介？那些才骗得多，一次骗几百个人，你拍一家顶你拍五十家小店。”孟勇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你以为我不想？我告诉你，那些大中介背后有人。有的是街道的关系，有的是劳动局的关系，有的直接就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开的。你去拍他，他第二天就能让人把你的号封了，再把你送进去住几天。你信不信？”
    朋友说：“那你就只拍小门店，小的就好欺负？”
    孟勇说：“小的也骗人啊。我拍小的，至少让一部分人少被骗。大我动不了，小的我能动几个是几个。这也算做好事吧？”
    朋友没再问了。
    但孟勇自己心里知道，这个逻辑站不住脚。小的骗三百八，大的骗三千八。小的骗一个人，大的骗几百人。他治不了大的，就拿小的开刀，这跟“只抓小偷不抓强盗”有什么区别？可他没办法。他曾私下打听过一家大中介的背景，对方轻飘飘地回了一句：“你要是想拍，就拍，拍了之后你看你还有没有机会再拍。”他怂了。
    他的视频开始变得模式化。每天骑着电动车在城中村转悠，找那些看起来生意不好、门口没人的小中介。拍门头，拍传单，拍收据，然后痛斥一番，上传。粉丝看多了开始审美疲劳，点赞从几万掉到了几千。有人开始质疑他：“勇哥，你怎么整天就是拍这些路边小店？你去拍一下那些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啊，什么‘天坤’‘华夏’‘宏盛’，那些才是真正的吸血鬼。”
    孟勇当作没看见。
    有一天，他路过一条街，看到了一家很小的中介门面，卷帘门关着，但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本店因被网红恶意曝光，现已倒闭。老板已跑路，求职者请勿在此等候。”落款是“原诚信人力”。孟勇认出了这家店——他拍过。他把这张纸拍了下来，发了一个视频，配文：“又一家黑中介被我曝光倒闭了，为民除害，勇哥继续前行。”
    视频下面有一条评论，是一个没有头像的账号发的：“你曝光的那家店，老板跑了，但工人交的保证金还没退。四十多个人，每人三百多，你帮他们要回来了吗？”
    孟勇没有回复。他把这条评论删了，把那个账号拉黑了。
    后来他不再去那条街了。他去了更偏远的城乡结合部，找那些更小的、更破的、更像是临时搭起来的中介铺子。他拍了一家，又一家，又一家。流量稳住了，但再也没有涨过。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沙滩上捡垃圾的人，捡起一个塑料瓶，扔掉，又捡起一个，扔掉。海里的垃圾永远比沙滩上的多，但他不敢也不会造船出海去打捞。
    他有一次遇到了阿强。阿强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抗议，孟勇路过，看到了。阿强的牌子上写着“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孟勇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过去，也没有拍。他回到出租屋，想过要不要做一期关于日结工的视频，但最后还是没做。因为日结工背后的大中介、大物流园，他不敢拍。
    他只拍那些小门店。
    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漂亮的说法：“我的镜头只对准那些最基层的、最明目张胆的、最欺负老实人的小骗子。因为大骗子，需要更大的镜头去照。”但这个说法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他知道，更大的镜头一直存在，只是那镜头对准的不是大骗子，而是别的东西。
    有一天深夜，他刷到了老魏的视频。老魏不点名，不拍门头，只讲套路。老魏的粉丝比他少，但每条视频的评论都很真诚，都是打工人在问“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孟勇看着老魏的视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想了想，点开老魏的主页，把老魏的视频从头到尾刷了几十个，刷到凌晨三点。
    他关掉手机，翻了个身，对着墙说了一句：“他才是对的。”
    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第二天，他又骑上电动车，去了另一条巷子，拍了另一家小门店。画面里，他的手指指着那个褪色的招牌，声音激昂：“大家看清楚了，就是这家——黑中介，收钱不办事……”视频发出去，点赞几千，评论区一片叫好。他把那些“勇哥威武”的评论点了赞，然后关掉了屏幕。
    他想起有一次，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小伙子——他后来知道那个人叫小何——给他发过一条很长的私信。小何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从小跟奶奶长大，奶奶死了以后就一个人出来打工，被中介骗了无数次。小何在私信里问了他一句话：“勇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骗人的？”
    孟勇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但我在努力找。”
    小何没有再回复。
    孟勇有时候想，要是当初他去了劳动局门口，跟阿强站在一起，举着牌子，而不是举着手机，会不会不一样？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是那种人。他是“勇哥”，是坐在电动车上的勇哥，是拍视频的勇哥，不是站在风里的勇哥。
    他的手机又震了。一条新评论：“勇哥，你什么时候拍拍XX路的那家‘华夏人力’？那家骗了好多人。”
    孟勇看了一眼，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他没有回复。
    窗外有救护车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呜哇呜哇，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孟勇闭上眼睛。他告诉自己，明天还有三家小门店等着他去拍。

 第23章：不揭露自己的博主

    他叫高天，三十四岁，短视频平台粉丝七十二万。账号名字叫“高老师说工”，头像是一本翻开的《劳动法》，简介写着“专注揭露黑中介骗局，已帮助三万多名工友避坑”。他的视频风格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穿着白衬衫，面前摆着一杯茶和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说话慢条斯理，像一个大学老师在讲课。
    他讲的套路确实有用。体检费、保证金、劳务合同、七天试用期、日结抽水、工资扣押——他把这些骗局的每个环节拆解得清清楚楚，还配上真实的收据和合同照片，比老魏更细致，比孟勇更专业。他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连线，帮工友们分析他们手里的合同，指出哪一条是坑，哪一条是无效的，该怎么维权。连麦的人经常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就递纸巾，语气温和地安抚：“不哭，慢慢说，我在听。”
    他的评论区清一色好评：“高老师是真正的良心”“比那些只会拍门头的强多了”“我按高老师的方法要回了押金”。他从不接广告，也从不带货，只在直播间偶尔提一句“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他的粉丝粘性很高，有一批铁粉自发组成了“高老师护卫队”，专门在评论区帮他维持秩序，反驳质疑者。
    质疑者很少，但不是没有。
    有人问过他：“高老师，你说你帮工友维权，那你靠什么吃饭？”他回答说：“我有积蓄，也有一些公益机构的支持。我做这个是公益性质，不图钱。”问的人就不再问了。没有人追问“公益机构”是哪家，也没有人查他的积蓄从哪来。
    他没有提过的是，他名下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注册资金五百万，办公地点在开发区财富大厦十二楼，名字叫“天诚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做的是“劳务派遣”和“人事外包”，客户包括六家电子厂、三家物流园和两家物业公司。他的公司从每名派遣员工身上每月抽取管理费三百到八百不等。这些员工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劝退”的那些黑中介的受害者——他们被小中介骗过之后，不再相信小中介，但相信“高老师”，于是通过“高老师”介绍进了厂。
    他不知道这些厂是黑是白吗？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其中一家电子厂就是彩蛋五里那个“干不满工期”的宏达电子——产量标准每天涨，干不满七天没工资，调去干杂活一小时八块。他的公司跟宏达电子签了正式的合**议，每月输送五十到八十名工人，每名工人他收三百块的“管理费”。工人不知道这三百块的存在，因为厂里跟他们说的是“工资按小时计算”，他们拿到的工资条上只写着应发金额和实发金额，中间的差价被解释为“社保代扣”和“个税”。但很多人连社保卡都没见过。
    他也不只做宏达电子。他还做那家广告牌上的“XX科技”——就是那家冒用世界五百强名义、在高速路口立广告牌招工的公司。他帮他们招操作工，每名工人收四百。他知道那家公司根本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把工人转手卖给更小的作坊，中间再扒一层皮。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只负责招人，不负责后面的环节。
    他从来不提这些。
    在他的视频里，他只揭露那些小中介。“诚信人力”“好运来劳务”“兄弟信息咨询”——就是孟勇拍的那些。他把它们作为反面案例，分析它们的套路，告诉工友们“这种路边小店千万不能去”。他的分析很透彻，因为他太懂了——他自己就是从那种小店起家的。十年前，他也在那条街上开过中介，招牌叫“天诚信息咨询”，跟刘姓周隔着两家店。他收过体检费、保证金、工服押金，写过“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的合同，往黑厂送过人。后来他做大了，搬进了写字楼，注册了公司，换了白衬衫，成了“高老师”。那些小门店的伎俩，他玩剩下的。
    他为什么只揭露小门店？
    因为大门店是他的同行，甚至是他的上家。他得罪不起，也不想得罪。有些大门店跟他有业务往来，比如那家叫“华夏人力”的，他从他们那里接过订单，帮他们招人，拿返费。有些大门店是他的竞争对手，但他不会去动他们，因为大门店的背后是律师、是关系、是劳动局的备案——你动他们，他们动你。他不想被查，不想上热搜，不想让自己的公司被翻出来。
    所以他的视频里永远只有一个靶子：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法律顾问的小门店。他打它们，安全，轻松，流量还好。
    他不觉得自己虚伪。他觉得自己在做平衡——一方面帮工友避坑，一方面做自己的生意，两者不冲突。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意也是在帮工友——如果不是他帮他们介绍工作，他们可能又要被那些小门店骗。至于他介绍的工作是不是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他的粉丝不知道这些。他的铁粉“高老师护卫队”更不知道。他们在评论区里高喊“高老师为民除害”“高老师是我们打工人的救星”，他从不回应这些溢美之词，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句“大家别这么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有一次，他在直播间里连麦了一个女孩。女孩说她在一家电子厂干了两个月，被扣了三千多块钱，不知道怎么办。他让她把合同和工资条发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告诉她这个厂有问题，合同不正规，建议她去劳动监察投诉。女孩说谢谢高老师。他说不客气，然后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怎么进这个厂的？”女孩说：“是通过一个中介介绍的，那个中介叫天诚人才。”他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秒。然后他说：“天诚？我没听说过。你接着说。”
    他当然听说过。天诚，就是他自己的公司。他太知道了。那个女孩就是他公司送去那家厂的。他当时没有说话，只是把话题岔开了。下了直播以后，他给公司的业务经理打了个电话，问那个厂最近有没有扣工人的钱。业务经理说有，上个月扣了十几个人的全勤奖，因为生产线停产，工人没活干，厂里说工人“缺勤”。他说这事你赶紧处理，把钱退了。业务经理说退不了，厂里不认。他说那咱们自己退，从管理费里出。业务经理问为什么，他说你别问为什么，去做。
    他自掏腰包赔了那十几个人的全勤奖，每人两百多，总共三千多块。他用的是个人的微信转账，没有走公司账。他不是良心发现，是怕那个女孩再找他，怕她发现自己就是那个中介。如果事情闹大了，他的账号就废了。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说过一句话，跟刘一刀差不多的话：“这行你没法干干净净地做，但你可以做得比别人干净一点。”他觉得自己确实比别人干净一点——他不直接收工人的钱，他只收厂里的管理费；他不克扣工资，他只从中抽取约定的比例；他不让工人签空白合同，他让工人签的是正式打印的、有条款的合同，虽然那些条款也不怎么公平。他用这些“干净一点”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觉得不是在骗人，是在“提供服务”。
    但老张死了。小何还在流浪。李斌撕了传单。那个被父母抛弃的人打了最后一通电话。这些人都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同行手里，从他的上家手里，从他的下家手里。他们像水一样，从这条产业链的上游流到下游，每一层都要扒一层皮，扒到他们见骨。
    他不再想这些了。他关掉电脑，把白衬衫挂好，躺到床上。明天他还要录一期视频，主题是“如何识别劳务合同中的陷阱”。他会讲到“不存在劳动关系”条款，会讲到“连续三日不达标可辞退”，会讲到“甲方所在地法院”。他讲得很好，很专业，比他公司里的合同写得好。
    因为那些条款，他的公司也在用。

 第24章：戴头套的中介博主

    他叫“阿鬼”，但没人知道他的真名。
    他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百二十万粉丝，账号名字叫“头套哥说真话”，头像是一个黑色的头套，只露出眼睛和嘴巴。他的视频里永远戴着黑色头套，声音是变声器处理过的，像机器人说话，语速很快，不带感情。
    他的口号是：“我不露脸，不是因为我见不得人，是因为我不想被他们找到。”
    “他们”，指的是他曝光的那些黑中介。
    他曝光的力度比孟勇还狠。孟勇只拍小门店的门头，阿鬼会拿着手机直接走进去，对着中介老板的脸拍，当面质问：“你收了多少人的体检费？你安排工作了吗？你为什么把人家的押金扣了？”中介老板要么骂他滚出去，要么挥手打镜头，要么拉下卷帘门躲进去。这些画面被他全部录下来，剪辑成视频，配上字幕和BGM，每条都是爆款。
    他的粉丝喜欢他，因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头套哥太刚了”“头套哥注意安全”“这才是真正的勇士”——评论区里全是这种话。
    但没有人知道，阿鬼自己也开着一家中介。
    他的店不在那条街上，在另一个区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招牌写着“新起点人力”，没有红色传单，不贴月薪八千的海报，看起来比那些黑中介正规得多。但他做的事，跟那些他曝光的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也收体检费，不过他只收一百八，比市场价低，因为他跟医院有长期合作，体检成本只有六十。他也收工服押金，两百，但他真的会退——只要你干满三个月。他的合同也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只不过他把“不存在劳动关系”那行字加粗加下划线，放在第一页最显眼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透明了”，工人们看不清是工人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戴头套曝光别人？
    两个原因。第一，流量。头套和变声器是他的标签，观众喜欢这种神秘感和正义感。第二，清理同行。他的店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区域，周边有七八家小中介，他曝光一家，那家就少一批客户，那些客户就会流向他的店。他不是在做公益，他是在做市场。
    他在视频里说过的那些话——“体检费不该收”“工服押金就是变相收费”“七天试用期不给工资是违法的”——他自己一条都没做到。他只是把收费的名目改了改：不叫“体检费”，叫“健康建档费”；不叫“工服押金”，叫“岗位物资预付款”；不叫“试用期无工资”，叫“培训期无津贴”。换了个名字，换了个说法，本质一模一样。
    但他从来不觉得矛盾。他的逻辑是：我收得比他们少，我退得比他们爽快，我合同写得比他们清楚，那我就比他们干净。干净的中介也是中介，中介不挣钱怎么活？所以他一边戴着黑头套在镜头前骂黑中介，一边摘了头套在店里数工人的保证金。两套系统并行，互不干扰。
    有一次，他拍视频的时候翻车了。
    他走到一家中介门口，对着镜头说：“家人们看好了，就是这家‘好运来劳务’，我收到十几条私信说这家骗了体检费就跑路，我今天就要进去讨个说法。”说完推门进去。店里坐着一个人，正低头看手机。那人抬头，愣住了。阿鬼也愣住了。
    那个人是刘姓周。
    阿鬼认出了刘姓周，刘姓周也认出了他——不是认出脸，是认出那件外套。阿鬼曾经是刘姓周的下线，帮他招过工人，拿过人头费。他们打过好几次交道。阿鬼戴着黑色头套，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声音经过变声器处理，但刘姓周看了一眼那件冲锋衣和那个身形，心里咯噔了一下。
    刘姓周没拆穿他。只是说了一句：“你是拍视频的吧？我这店正规经营，你别乱拍。”然后把门关上了。
    阿鬼站在门口，对着镜头圆了回去：“家人们看到了吧？他们心虚了，不敢面对镜头。这种店大家千万别来。”视频发出去以后，播放量两百万。评论区有人认出那家店是刘姓周的，留言说“这家店我听说过，老板姓刘，好像也跑路了”。阿鬼没删那条评论，也没回应。他后来把那条视频设置成了私密，说是“为了保护举报人的隐私”。
    刘姓周后来跑路了，阿鬼松了一口气。如果刘姓周当时当面喊出他的名字，他的账号就完了。
    阿鬼的私信箱里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求助。有人被骗了保证金，有人被克扣了工资，有人签了合同被厂里辞退不给补偿。他一条都不回复。不是不想回，是回不过来。他的助理会帮他筛选，只回复那些“有爆点”的——比如金额特别大、情节特别离奇、或者举报的中介正好是他的竞争对手。其他的，一律冷处理。
    有一次，一个姑娘连发了几十条私信，说她被骗了八千块，现在身无分文，住在桥洞里，求他帮忙。阿鬼的助理看到了，问他要不要回。阿鬼说：“八千块，这种事太多了，你帮得过来吗？你把她的私信截图打个码，做成视频素材，放下一期里。”下一期视频里，这个姑娘的故事被剪成了三十秒的片段，没有姓名，没有后续，只是作为一个案例，用来烘托“黑中介有多可恶”的主题。视频底下有人问“后来这个姑娘怎么样了”，阿鬼没有回答。
    他不知道。他也不想查。查了又能怎样？帮她追回八千块？他做不到。安慰她两句？没有意义。她能看到的，就是自己在视频里变成了一个三十秒的案例，连脸都被打了马赛克，像一个没有名字的符号。
    阿鬼有时候也会想，自己到底是在帮人，还是在吃人血馒头。但他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按了下去。他告诉自己：我至少让一百多万人知道了那些套路，这就是价值。至于那几十个没帮上的，帮不上就是帮不上，不能因为帮不上就否定我做的事情。
    他的头套从来不摘。不是因为怕被报复——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更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摘了头套之后，镜头前那个正义凛然的“头套哥”，跟镜片后那个数着保证金的中年男人，到底哪个是真的。也许两个都是真的，也许两个都是假的。
    他曾在一次直播连线中遇到小何。小何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说“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人，被中介骗了几次，现在睡在劳务市场门口”。阿鬼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用变声器处理过的声音说：“兄弟，挺住。我给你指条路——你去劳动监察投诉，把证据留好。不行的话，私信我，我帮你想办法。”
    小何后来给他发了私信，详细说了自己的情况和被骗的金额。阿鬼看了，标记为“已读”，没有回复。
    不是不想帮。是他知道，小何这种事，他帮不了。他能在视频里骂那些骗了小何的中介，但他不能帮小何要回一分钱。他能在直播间里给小何出主意，但那些主意小何自己也知道——去劳动监察，去仲裁，去法院。这些路小何都走过了，走不通。
    所以他不回。
    他把小何的私信截图保存下来，打算以后做视频素材。但他后来忘了这件事，那条私信沉到了列表的最底下，再也没有被打开。
    阿鬼的头套戴了一年多。他的粉丝从一百二十万涨到了两百万，广告收入每个月五万多。他搬出了城中村，租了一个两居室，但还是戴着那头套录视频。他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脸。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做这个——他跟家里人说自己在做电商。
    有一天晚上，他摘了头套，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男人三十八岁，鬓角有了白发，眼角有了细纹，嘴角往下撇，看着像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然后把头套又戴上了。
    头套遮住了表情，遮住了疲惫，遮住了那个真实的中年男人的脸。在镜头前，他只是“头套哥”，一个没有面孔的正义使者。
    第二天，他又录了一期视频。这次曝光的是孟勇——那个只拍小门店不拍大门店的博主。阿鬼在视频里说：“有些博主，专门拍那些小店，蹭热度，打假，看起来是为民除害，其实自己也是中介。我说的就是你，勇哥。你敢不敢摘了你的勇哥光环，亮出你的身份？你敢不敢跟大家说你手里也有一家中介？”他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孟勇。
    孟勇没有回应。
    阿鬼也没有继续追。他点到为止，因为再追下去，就该有人来追他了。他知道自己的底细，知道自己经不起任何深度调查。所以他总是把矛头对准那些比他弱的、比他小的、比他更黑的。就像他之前做的那些曝光一样，只挑软柿子捏，硬的一个都不碰。
    他的新视频又火了。评论区里，高老师护卫队和头套哥粉丝团吵成一团，有人说“头套哥才是真正的勇士”，有人说“头套哥你也别装，你肯定也不是干净的”。阿鬼没有回复任何一条评论。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摘了头套，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
    楼下是城中村的巷子，有人在收摊，有人在吵架，有人在打电话。远处有一辆救护车经过，蓝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的。他看着那辆救护车消失在楼群的缝隙里，把烟掐灭在花盆里，转身回了屋。
    明天还要录视频。主题想好了：“揭露那些靠打假来掩饰自己打人的假正义博主。”
    他知道这话有多讽刺。但他不在乎。

 第25章：打不通的劳动局电话

    李斌蹲在出租屋的角落里，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筒里传来一段循环播放的彩铃。那首歌他听过，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首励志歌，唱的是什么“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他已经听了四分钟了，每隔三十秒，一个女声会说一句：“您正在拨打的是XX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热线，当前人工座席忙，请耐心等待……”他等了。
    他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地上，自己靠着墙，把那张皱巴巴的工资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宏达电子，应发一千六百八，实发五百三十八。他盯着那几个数字，觉得它们像几颗发黑的牙齿，缺了，碎了，剩下的也快要掉了。
    电话里那首歌又唱完了，女声又出现了：“您正在拨打的是……”然后是一声“嘟”，然后是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他愣了一下，回拨。这次更糟，直接是忙音，连彩铃都没进。
    他又打。忙音。再打。忙音。打了七次，第七次终于通了，又开始放那首歌。他等了六分钟，这次没有被挂断，但也没有人接。他把手机放在耳边，听着那首歌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到他觉得那歌词像在嘲笑他。“我相信我就是我”——他连自己是谁都快不认得了。
    十五分钟后，他挂了电话。
    他不是第一次打不通了。上个月他打过四次，第一次等了十分钟没人接，第二次直接忙音，第三次打通了，一个男人接了，他刚说了一句“我要投诉”，对方说“你打错了，这是办公室，投诉打另外的号码”，然后报了一个号码，他记下来，打过去，又是彩铃，又是等待，又是忙音。第四次他换了个时间段，中午一点打的，没人接。他不确定中午是不是休息时间，但他在工厂干活的时候，中午只有半小时吃饭，吃完饭接着干。他以为劳动局也这样。
    他不知道劳动局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他打的那些时间，要么是午休，要么是下班后，要么是周六。他打了一周，只成功接通了一次——就是那个说“你打错了”的电话。
    今天他特意请了半天假，专门打。上午十点。他想着这个时间总该有人了吧。
    他拨了第九次。通了，彩铃，等待。这次只等了不到一分钟，电话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喂？”
    李斌赶紧说：“你好，我要投诉，我在一个叫宏达电子的厂里干了二十一天，被克扣了工资，他们……”
    对方打断他：“你打这个电话之前有没有先跟单位协商？”
    “协商了，他们不认。”
    “那你有没有去现场投诉？”
    “没有，我打了这个电话先问一下。”
    “我们这边是投诉热线，你要投诉的话，先填一个投诉表，发到我们这个邮箱。”对方报了一个邮箱地址，一串字母加数字，李斌拿笔记在工资条背面，记完以后发现少了一个字母，又问了一遍。对方语气有点不耐烦了，又报了一遍，这次放慢了速度，一字一顿。
    李斌说：“好的，我记下来了。然后呢？”
    “然后你等通知，我们收到后会安排人处理。”
    “大概要等多久？”
    “这个不一定，现在案子多，人手少，你要有耐心。”
    李斌说：“好，谢谢。”对方挂了。
    他拿着那张工资条，看着上面的邮箱地址。他没有电脑，没有邮箱。他有一部智能手机，但从来没有注册过邮箱。他不知道怎么发邮件。他去了一家网吧，花三块钱上了一个小时，注册了一个邮箱，把投诉表下载下来，填了。投诉表上要填的东西很多——被投诉单位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投诉事由、证据材料清单。李斌填到“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卡住了，他不知道宏达电子的法定代表人是谁，那个厂的墙上没有挂营业执照，合同上只盖了一个模糊的章，字都看不清。他只能空着。
    填完以后，他把合同、工资条、收据全部拍了照，插进邮件里，发了。发送成功的那一刻，他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终于往前推了一步。
    一周过去了，没有回复。他又发了一封，问“请问我的投诉受理了吗”。没有回复。
    他打了那个电话，这次等了更久，通了以后还是那个男声。李斌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投诉时间，对方查了一下，说：“你这个投诉还没有立案，还在审核材料阶段。”李斌问审核要多久，对方说“这个不一定”。李斌问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对方说“我们按流程走，催不了”。
    李斌挂了电话，蹲在网吧门口抽了根烟。旁边有个年轻人也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妈，我找到工作了，电子厂，一个月六千，包吃包住。你别担心，挺好的。”李斌看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觉得那个背影很眼熟，跟自己三年前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张了张嘴，想说“别去”，但没说出来。他有什么资格说？他自己还蹲在这呢。
    后来他又打了无数次那个电话。有时候忙音，有时候彩铃响到自动挂断，有时候通了但没人说话——他怀疑是电话被搁在了一边。他只成功接通了三次，三次得到的答复分别是“等通知”“还在审核”“你留的电话打不通，我们联系不上你”。他明明二十四小时开机，没有未接来电，通讯记录里也没有劳动局的号码。
    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他的投诉表被淹没了，也许他的案子被归类为“证据不足”，也许那个邮箱根本没人看，也许那个电话根本不是投诉热线，而是某个科室的座机，平时没什么人管。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打了三个月，换了三个号码打——用自己手机打，用网吧座机打，用朋友的手机打。结果都一样：忙音，等待，挂断，忙音，等待，挂断。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去了劳动监察大队。就是彩蛋十里那栋灰色大楼。他进了大厅，拿了号，等了两个小时，叫到他了。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戴着眼镜，面前堆着一摞文件。他把情况说了一遍，女人问：“你之前打过电话吗？”他说打过很多次。女人在电脑上查了一下，说：“你的投诉记录在系统里，但状态是‘待补正’。你当时提交的材料里缺了被投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信息，系统里没法立案。”
    李斌说：“我不知道法定代表人是谁，那个厂里没有公示。”
    女人说：“那你需要去市场监管局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信息，补上来。”
    李斌说：“在哪查？”
    女人说：“网上可以查，或者去市场监管局窗口。”
    李斌去了市场监管局。在另一个区，坐公交四十分钟。到了以后，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查企业工商信息需要提供企业全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李斌从合同上找到了一个章，章上的字是“XX市宏达电子有限公司”，他把这个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李斌说注销了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说就是关了，不存在了。李斌说可是那个厂还在啊，还在生产。工作人员说那可能是无照经营，你打12315举报。
    李斌打了12315。12315的人说这个归劳动监察管。李斌说劳动监察说需要工商信息，但公司注销了，查不到。12315的人说那你去现场举报，让属地市场监管所去查。
    李斌去了那个厂。厂房还在，铁门关着，门口没有牌子。他敲了敲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面，看到一个侧门开着，里面有人在干活。他进去，找到一个人，问你们老板在吗？那个人看了他一眼，说老板不在。李斌说我要举报你们无照经营。那个人笑了笑，说你举报去，我们这有执照，只是没挂出来。李斌说你们公司已经注销了。那个人不笑了，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保安了。
    李斌被赶了出来。他站在厂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工资条，上面写满了电话号码和地址，涂涂改改，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沿着这条路走了三个月，从一个电话到另一个电话，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每个电话都告诉他打另一个电话，每个窗口都告诉他找另一个窗口，每个地址都指向另一个地址。他走了一圈，回到了原点——那个厂还在，他还在蹲着，钱还没要回来。
    他又打了那个电话。这次是一个女声，听起来很年轻，可能是实习生。她听完李斌的情况，说了一句他永远忘不了的话：“先生，您的投诉我们已经受理了，但您这个案子的金额只有一千多块钱，说实话，我们这边资源有限，可能要先处理金额更大、涉及人数更多的案子。您能理解吗？”
    他理解了。他的案子太小了，小到不值得被排进队伍里。就像医院里的急诊分诊，他的伤口不流血，不致命，所以被放在了最后面。等轮到他的时候，伤口已经结痂了，不疼了，也不需要治了。
    他跟那个女声说：“我理解。”然后挂了电话。
    他没有再去劳动监察，没有再打电话，没有再发邮件。他认了。不是因为原谅了那些人，是因为他算了账——他为了这一千多块钱，花了三个月，坐了几十趟公交，请了无数次假，打了几百个电话，写了无数张纸，跑了一个又一个部门。这些成本加起来，已经超过了那笔钱本身。他想通了，在维权这条路上，他的时间不值钱，但他的时间又太值钱了——值钱到他赔不起。
    后来他每次路过那栋灰色大楼，都会看一眼。大楼前面那棵歪脖子树还在，树下还有人等着。他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但他们的表情他认识——就是自己当初的表情，那种还没死心、还没算清那笔账的表情。他看着他们，想走过去说一声：“别等了。”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听。就像当初有人跟他说别去那个厂，他没听一样。
    他低下头，继续走。口袋里那张工资条还在，已经被磨得起毛了，字迹模糊了，连“宏达电子”四个字都快看不清了。他想把它扔掉，但每次走到垃圾桶旁边，又揣了回去。不是舍不得，是不敢。他怕扔了以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那首歌他后来再也没有听过。每次在商场、出租车、理发店里响起那几句“我相信我就是我”，他就会换台、起身、戴上耳机。不是讨厌那首歌，是那首歌让他想起那些等待的十五分钟，那些忙音，那个永远占线的号码，那个说“资源有限”的女声，以及他蹲在网吧门口抽的那根烟。
    烟灭了。路还在。但电话，再也没打通过。

 第26章：三和大神的悲惨现状

    他叫阿俊，但没有人叫他阿俊。所有人都叫他“阿俊”，是那种随口一叫的“阿俊”，不是真的知道他的名字。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陈俊杰，但那张身份证已经丢了三个月了，他没去补，因为补身份证要钱，要时间，要回老家。他回不去。
    他住在三和。
    不是深圳那个三和。是这个城市自己的三和——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在劳务市场后面那片待拆迁的城中村里。房租一天十五块，日结，不需要押金，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签任何合同。你给钱，他给你一把钥匙，你进去睡，第二天十二点前退房，拿走钥匙，十五块没了。
    他已经住了四个月了。
    他的全部家当是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两件T恤、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一个充电宝、一根数据线、一个没有盖子的水杯。没了。他没有被子，没有枕头，没有换洗的袜子。晚上睡觉就把衣服卷起来垫在头底下，把双肩包抱在怀里。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转起来吱呀吱呀的，像一只快断气的苍蝇。他不开吊扇，因为吊扇的风让他头疼。他把门打开一条缝，让走廊里的风灌进来。走廊里的风是热的，混合着厕所的尿骚味和隔壁房间的烟味，但总比没有好。
    他不去工厂。不是不想去，是去不了了。他的手有问题——不是残疾，是那种干不了细活的“废”。两年前在一个电子厂，他的右手被机器压了一下，食指和中指的神经受损，使不上劲，拿不住小东西。工厂赔了他八千块，签了和解协议，他拿了钱，走了。八千块他花了三个月，花完了，手也没好。从那以后，他再也干不了流水线的活。他试过，组长说他“手太慢”，第一天就把他调去了仓库。仓库的活他能干，但工资低，一小时八块，干一天不够他吃饭。他干了三天，不干了。
    他开始做日结。不是阿强那种日结，是更低端的那种——发传单、举牌子、排队、充场。这些活不需要技术，不需要手劲，只需要你站着，走着，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发传单一天八十，举牌子一天一百，排队一天六十，充场一天七十。他什么都干，只要给钱。但这些活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连着三四天没活，他就只能吃白米饭，或者去超市试吃区蹭一点。
    他欠了劳务市场门口那个便利店老板娘三百多块。不是借的，是赊的。他每天去买一瓶水、一个面包，老板娘记账。他有活了就还一点，没活了就欠着。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嗓门大，骂人的时候整条街都听得见，但她从来没催过他。有时候他赊了三天，第四天去还钱，老板娘说：“你先用着，不着急。”他不知道老板娘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也许是因为可怜他，也许是因为他每次还钱都会多还五块，当利息。他不知道。
    他有一个手机，智能的，二手的，屏幕裂了一道缝，但还能用。手机里没有任何社交软件，没有微信，没有QQ，没有抖音。不是不想装，是内存不够。他只用两个功能：打电话和看招聘信息。招聘信息是在一个叫“日结宝”的App上看的，那个App里全是各种日结活，大部分是假的——写着“日结300”，去了告诉你“今天名额满了”，或者让你交“信息费”。他知道那些是假的，但他还是会看，因为偶尔有一个真的。
    他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两个月前。
    他打给他妈。他妈接了，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他妈说：“你爸病了，住院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看？”他说：“我没钱。”他妈沉默了很久，说：“那你别回来了，回来了也帮不上忙。”然后挂了。他没有再打。不是不想，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妈我对不起你们”，想说“我也生病了”，想说“我好想回家”。但他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他爸住院要钱，他没有。他生病了要治，他没钱。他想回家要路费，他也没有。他什么都给不了，连一句“我过得很好”都说不出口，因为那不是真的。
    他有时候会去公园。不是那个老张死的公园，是另一个，在城中村边上，很小，只有几棵树和几张长椅。他坐在长椅上，看着对面马路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穿着西装的白领，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有遛狗的老头。他看着他们，觉得自己跟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他们是活的，他也是活的，但他们的活和“活着”是两个意思。他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他活着是为了活着，仅此而已。
    他有一个朋友，叫阿水，也是做日结的。阿水比他小两岁，比他更瘦，比他更黑，比他更不爱说话。他们是在一次发传单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就经常一起等活。阿水住在另一个日租房里，跟他隔两条巷子。阿水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八点准时给他打电话，问一句：“吃饭了没？”他说吃了，阿水就说“那行”，挂了。他说没吃，阿水就说“我也没吃”，然后两个人各自沉默，再挂了。他们从不说“我请你吃”或者“我借你钱”，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没钱。他们的友谊就建立在“我跟你一样惨”这句话上，不需要任何物质支撑。
    有一天，阿水没打电话。阿俊打过去，关机。第二天再打，还是关机。第三天，他去阿水住的日租房找，房东说阿水两天前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还欠了两天的房钱没给。阿俊站在阿水的房间门口，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墙上贴着一张美女海报，海报已经褪色了。他想，阿水大概也回老家了，或者去了别的城市，或者……他没敢想下去。他把阿水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了。不是不想联系了，是不敢打。他怕打了，关机。他更怕打了，通了，对面说“你打错了”。
    他今年二十六岁。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是悲观，是算账。他每天吃饭喝水住店至少需要四十块，一个月就是一千二。他做日结一个月大概能挣八百到一千，缺口两三百。这个缺口他靠赊账、靠饿肚子、靠偶尔抢到一个高价的活来补。但如果他生病了，如果他受伤了，如果他的手机坏了，如果他找不到活了，这个缺口就会变大，变大到他补不上。到那时候，他可能就要睡桥洞，或者像老张那样，睡在公园长椅上，再也没醒过来。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他当初没有被那个机器压到手，他现在会在哪里？也许还在那个电子厂，一个月挣三四千，住宿舍，吃食堂，过年回家给爸妈买点东西。也许他已经攒了几万块，可以回老家盖房子了。也许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小孩，每天下班回家小孩会叫他爸爸。他想这些的时候，手会隐隐作痛，不是真的痛，是那种想象中的痛，像一根针扎在神经末梢上。
    他不恨那个工厂。不恨压他手的机器，不恨赔他八千块的人事，不恨把他调去仓库的组长。他不知道该恨谁。也许应该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文化，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那个穷地方。但他也知道，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房住，不能把手治好。恨是一根没点燃的烟，叼在嘴里，不抽，也不扔掉。
    他最近开始掉头发。不是正常的那种掉，是一把一把地掉。早上起来枕头上全是头发，黑的、短的、卷的。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头顶已经稀疏了，能看到头皮，白白的，像一块被虫子啃过的菜叶。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压力太大，也许是什么病。他不敢去医院，因为没有钱。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可能是“休止期脱发”，跟精神压力有关，休息好了就能恢复。但他休息不好——他每天睡在十五块钱的日租房里，走廊里的烟味呛得他睡不着，隔壁有人整夜打游戏，键盘声噼里啪啦的，像下雨。
    他把掉下来的头发攒起来，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双肩包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攒，也许是怕自己掉光了，想留个纪念。也许是想留到以后，等有一天他好了，他可以拿出来看看，对自己说：“你看，你那时候多惨。”
    他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来。
    他只知道今天要吃饭，今天要找活，今天要活着。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第27章：媒体的消费

    老韩不姓韩，姓张。叫老韩是因为他长得像某个电视剧里的“韩老师”，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永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他在这个城市的一家都市报做了十二年社会新闻记者，后来报纸不行了，他跳槽到一家网络媒体，做深度报道。说是深度报道，其实就是哪里出了事就跑哪里，拍几张照片，采访几个人，写一篇稿子，发出去，然后下一个。
    老韩跑过很多条线，工伤、讨薪、黑中介、劳务纠纷，他都跑过。他见过老张——不是故意的，是在公园里。那天他接到一个线索，说公园长椅上有个流浪汉死了。他去了，拍了照片，问了几个晨练的人，写了篇三百字的消息，发在报纸的角落。那篇消息的标题叫《一男子清晨被发现死于公园长椅 疑为流浪人员》，正文里写了老张的年龄、衣着、死因（初步判断为猝死），最后一段写“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没有后续。老张的名字他也没记住，只记得是个河南人，身份证上的照片很年轻，跟死的时候判若两人。
    他后来也遇到过阿强。阿强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抗议，老韩路过，停下来看了几分钟。他看到阿强的牌子上写着“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觉得这几个字很有力量。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回去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叫《日结工的困境：我不是牲口》。那篇报道发出去以后，量十万加，评论区吵成一片。有人说“支持日结工维权”，有人说“不签合同怪谁”，有人说“劳动局不作为”。老韩看着那些评论，觉得自己的报道起到了作用——至少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问题。
    但后来呢？后来阿强还在那里举牌子，老韩没有再去看过。不是不想，是没时间。领导又安排了新的选题——某小区业主维权、某商场电梯故障、某医院医患纠纷。他像一只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走了一圈又一圈，每个选题都差不多：有人受了委屈，有人不肯认账，有人出来调解，调解不成，继续受委屈。他写来写去，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他最得意的一篇报道是关于那个“桥下救人”的中介。就是他跑路之前救了一个要跳河的小伙子，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火了。老韩看到那个视频，觉得这个中介的故事有反差——一个黑中介，却救了一条人命。他费了好大劲找到了那个中介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过去，对方不接。他又找了那个中介的隔壁邻居刘姓周，刘姓周说他已经跑路了。老韩不死心，辗转找到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做了一篇专访，标题叫《救人的中介跑路了：一个“好人”的两面》。那篇报道的量破了五十万，被好几个大号转载。评论里有人说“人性是复杂的”，有人说“救人归救人，骗人归骗人”，也有人说“记者你查一下他骗了多少钱”。老韩没有查。不是查不到，是查到了也不能写——他没有那个中介的真实身份信息，只有一张打码的视频截图和一个停机的手机号。他只能写“据了解”“据知情人士透露”，用这些模糊的词把稿子撑起来。
    那篇报道发了以后，热度维持了三天。第四天，新的热点来了——某个明星出轨。老韩的报道被淹没了，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冒了个泡，没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后来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韩老师，报道发出去了，但我的钱还是没要回来。那个中介跑路了，我找谁去？”老韩看了，想回复，打了几个字又删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帮你问问”？他问过了，没人管。说“你去报警”？报过了，没用。说“你认了吧”？他说不出口。最后他回了一句：“兄弟，保重。”小伙子没有再回复。
    老韩开始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他跑了一条又一条线索，写一篇又一篇报道，每一个报道都在说“这里有问题”“那里不公平”，但问题还是问题，不公平还是不公平。他就像那个只拍小门店的孟勇，打苍蝇不打老虎，因为他打不了老虎。他可以去采访劳动局，劳动局会说“我们高度重视，已经介入调查”；他可以去采访黑中介，黑中介会说“我们是正规经营，不存在欺诈”；他可以去采访工人，工人会说“我被骗了，不知道找谁”。他把这些话写进稿子里，看上去很客观，很全面，但读完之后，读者除了“这个世界真烂”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消费那些人。老张死了，他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三百字的稿，稿费大概两百块。老张的死为他创造了价值，但老张的遗体还在太平间里无人认领。阿强在劳动局门口站了一个月，他写的那篇报道只在网上热了一天，阿强的牌子还在，但他的名字已经被读者忘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老韩的报道让他又火了一次——不是“被救”火，是“救人的中介跑路了”让他又被人议论了一次。他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有人说“你就是那个被中介骗了的”，有人说“你运气真好，有人救你”，但没有人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了”。
    老韩想做一个真正能改变什么的报道。他跟领导报了一个选题：深度调查黑中介产业链，从体检费、保证金到劳务协议、黑厂克扣，一条龙全拆开。领导问他：“你要写多少字？”他说八千。领导说：“八千字谁看？现在读者连八百字都嫌长。”他说那就分系列发。领导说：“系列？你写一个系列，要花多长时间？”他说一个月。领导算了算账：一个月工资加差旅费，至少一万多，发出去量不一定高，万一被公关了还得撤稿，不划算。领导说：“你先跑个短的吧，三五百字，配上视频，发短视频平台。”
    老韩没说什么，回去写了个短稿，配了一段阿强举牌子的视频，剪成三十秒，发了。播放量倒是不错，四十多万，但评论全是“这人在哪？我也去举”“劳动局不作为”“黑中介该死”，没有一条是解决方案。他觉得他做的不是新闻，是情绪。他把人们的愤怒、同情、无助调动起来，让它们变成点赞和评论，然后这些情绪就像被放掉的气球一样瘪了，剩下的人在原地，跟之前一模一样。
    有一次，他在劳务市场门口遇到了阿俊。阿俊蹲在台阶上，怀里抱着双肩包，眼睛看着地面，像一尊雕塑。老韩走过去，蹲下来，问：“兄弟，你是找活的吗？”阿俊没抬头，说：“嗯。”老韩说：“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我是记者。”阿俊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采访了有用吗？”老韩愣了一秒，说：“也许有用，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情况。”阿俊低下头，说：“知道了又怎样？知道了我们就不睡桥洞了？知道了我们的钱就能要回来了？”老韩张了张嘴，想说“也许能推动政策改变”，但这话他自己都不信。他来这里五年了，写了上百篇类似的报道，政策改变了吗？改了，但改的是皮毛。劳动合同法还是那个劳动合同法，劳务协议还是那个劳务协议，黑中介换个名字继续开。
    他没采访阿俊。他站起来，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阿俊还蹲在那里，姿势没变，像一颗被钉在地上的钉子。
    后来老韩收到一个私信，是一个自称“头套哥”的博主发来的。头套哥说他在做揭露黑中介的视频，想请老韩帮他提供一些采访素材，比如劳动监察的内部流程、黑中介的注册信息、黑厂的工商记录。老韩看了头套哥的视频，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戴着黑头套，用变声器，说话像机器人。但老韩也知道，头套哥自己就是中介，他帮不了他。他把私信标记为已读，没有回复。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接到线索，赶过去，拍照，采访，写稿，发布。然后接到下一个线索，赶过去，拍照，采访，写稿，发布。每一个故事都是前一个故事的翻版，只是换了人名、地名和金额。他写过的稿子攒起来能出一本书，但那本书不会改变任何事。他有时候会翻出老张那张照片，老张躺在长椅上，盖着报纸，脚上的鞋有一只掉了，露出黑色的袜子。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关掉，去写下一篇稿子。
    他最近在做一个选题：网络博主如何消费打工人的苦难。他采访了孟勇、老魏、高天，但他们都拒绝了他。只有头套哥回了他一句话：“你也是消费，你比我高尚在哪？”老韩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他放下笔，关上电脑，走到阳台上。楼下是一条小吃街，烧烤摊冒着烟，一群年轻人围着桌子喝酒划拳，笑声很大。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呜哇呜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他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他想起了那个被他采访过的、从桥上被救下来的小伙子，想起了阿强，想起了阿俊，想起了老张。
    他想，也许明天他应该再去一次劳动局门口，去看看阿强还在不在。
    但他知道，他去了也只是看看。拍几张照片，写一篇稿子，然后阿强继续举牌子，他继续写稿子。他们俩像是两个平行的齿轮，咬在一起，但谁也没带着谁转。
    烟烧到了手指，他弹掉烟蒂，转身回了屋。
    明天还有选题会。

 第28章：告不了的中介机构

    他叫周明，三十一岁，在刘姓周那条街上被收了八百块“保证金”和“体检费”，中介承诺的电子厂岗位子虚乌有。他报了警，警察说这是合同纠纷，让他去法院。他去了法院。
    法院立案大厅在一栋灰色大楼的一层，玻璃门上贴着“立案登记制”几个大字。他拿了号，等了四十分钟，到了窗口。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了翻他带来的材料——合同、收据、微信聊天截图、转账记录——说：“你这个被告主体不明确。合同上盖的章是‘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这不是一个法人。你有没有对方的营业执照信息？”他说没有。工作人员说那你得先去市场监管局查一下这个‘服务部’的工商登记，看它是个体户还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是谁。
    他去了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查了“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说没有这个登记信息。周明说那他们怎么可能开店？工作人员说可能是无照经营，你去街道办查一下。他又去了街道办。街道办的人说这个地址以前确实有个中介，但三个月前已经搬走了，现在的租户是一家理发店。周明说那原来的老板是谁？街道办说没有登记，他们也是跟个人房东签的租赁合同，房东也不知道那个老板的真实姓名，收房租都是现金。
    他站在街道办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收据，收据上盖的红章写着“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没有法定代表人，只有一个模糊的地址和一部已经停机的电话。他不知道该告谁。告“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这个主体不存在。告那个他见过面的中介老板？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只知道对方姓“金”，手机号已经停机了。他连被告是谁都不知道，法院立不了案。
    他找了个律师咨询。律师说，你这个情况，可以起诉“无名氏”，但需要提供对方的身份证号或者准确的身份信息，你没有，法院没法立案。律师又说，就算你能立案，诉讼费虽然不高，几十块钱，但你要自己写起诉状、准备证据、去法院开庭，来来回回至少跑四五趟。你的损失是八百块，你跑这些趟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可能已经超过八百了。而且就算你赢了，对方如果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你拿到的判决书就是一张废纸。周明说那如果对方有财产呢？律师说对方已经跑路了，你觉得他会把财产留在这让你执行吗？
    周明沉默了很久，问律师：“那我这八百块就这么没了？”律师说：“你可以继续找，找到那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起诉他。但你要想清楚，你花在找他的时间精力，可能远不止八百块。”周明站起来，说谢谢，走了。他没去找。不是不想，是不知道从哪找起。这条街上的中介来来往往，今天开了明天关，换一个名字继续开。他连那个人的脸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对方脖子上有根金链子，右手虎口有个蝎子纹身。这个信息在法庭上没有用。
    他后来在网上查到一个叫“头套哥”的博主，专门曝光黑中介。他给头套哥发了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附上了收据和聊天记录截图。头套哥没有回复。他又给“高老师说工”发了私信，高老师回复了一段语音，语气很温和，说“兄弟你这情况我见过很多，说实话，金额太小了，法律途径很难走通。你可以试试去劳动监察投诉，虽然他们不一定管，但至少留个记录”。周明去了劳动监察，做了登记，拿了回执。三个月后他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查无此公司，建议你走法律途径”。他又回到了原点。
    他把那张收据和合同叠成一个方块，塞进钱包的夹层里。钱包里还有一张彩票，是他那天路过彩票店花两块钱买的，没中。他把收据和没中的彩票放在一起，觉得它们差不多——都是没用的纸，都是打水漂的钱。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那八百块不是交给了中介，而是买了彩票，至少还有一丝中奖的希望。交给中介，连希望都没有。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餐厅洗碗，月薪三千，包吃不住。他干了大半年，攒了一点钱，换了部手机，搬了住的地方。那张收据还在钱包里，但钱包已经旧了，拉链坏了，他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有一天他掏钱买烟的时候，收据从橡皮筋的缝隙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看了几秒钟，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他没有觉得轻松，也没有觉得不甘。那张纸在钱包里塞了大半年，像一颗没拔干净的钉子，不碰不疼，碰到了就硌一下。现在拔了，那个洞还在，但至少不会再硌了。
    他后来再也没有去找过中介。不是学聪明了，是不敢了。八百块是他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是他老母亲在老家一个月的药钱，是他自己二十天的饭钱。他被骗了一次，不想再被骗第二次。他知道不通过中介找工作很难，工业区的保安不让进，招聘网站上的信息真假难辨，他只能在餐厅、工地、物流园这些地方碰运气。但他觉得，至少这些地方骗他的是明面上的——老板克扣工资，你可以去骂他，可以去堵他，可以跟工友一起罢工。而中介骗你，你连人都找不到。
    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脖子上有根金链子，右手虎口有个蝎子纹身。他心跳加速，跟了上去。那个人拐进了一条巷子，进了一家门店，门头上写着“新起点人力”。周明站在远处看了很久，想冲进去，又怕认错人。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放大，看不清纹身。他犹豫了十分钟，最后没有进去。他不知道进去了能做什么。吵架？打架？报警？他都想过，但每一个选项都通向一个他走不通的路。如果那个人真的就是骗他的中介，他可以报警，警察来了，对方可以说“我不认识你”“你的钱不是我收的”“你有证据吗”。他有收据，收据上盖的是“诚信人力”，不是“新起点”。他没有转账记录——他当初给的是现金。他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转身走了。走出巷子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憋在胸口，像一壶烧开的水，壶盖被蒸汽顶得噗噗响，但就是掀不开。他走到一个垃圾桶旁边，对着垃圾桶踹了一脚，垃圾桶倒了，垃圾滚了一地。一个环卫工人在远处喊他：“你干嘛呢！”他没理，快步走了。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翻来覆去想那八百块，想那个纹身，想那条巷子，想那个“新起点”的招牌。他想明天再去，去那家店里，当面对质。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又犹豫了。他想起律师说的话，“你花在找他的时间精力，可能远不止八百块”。他想起自己现在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稳定。他想起老家的母亲，每个月的药钱不能断。他把被子蒙在头上，又睡了一觉。
    醒来以后，他没有去那条巷子。他去了餐厅，洗了一天的碗。晚上下班的时候，路过那条巷子的路口，他没有拐进去。径直走回了出租屋，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刷了半小时短视频，睡着了。梦里他又见到了那个纹身，但那只手不是在收他的钱，而是在掐他的脖子。他挣扎，醒了过来，一身冷汗。坐起来，喝了口水，躺下，闭上眼，再也没睡着。
    他不想再告了。不是原谅了那个人，是不想再让那八百块折磨自己。他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一个很深的角落，用别的东西盖住——工作、吃饭、睡觉、短视频、跟工友喝酒。盖得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了。盖不住的时候，那八百块就像一根刺，扎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张收据他扔了。但收据上的字他记得。红章，模糊不清的地址，停机的电话，还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他每次想起这几个字，都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这家“服务部”从头到尾就没有注册过，那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做生意。他的钱交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他的合同签给了一个不存在的机构，他去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法院能怎么办？法官能怎么办？法律能怎么办？
    他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说几个打工者告赢了一家中介，拿回了被克扣的工资。他把那条新闻看完了，心里没有任何波动。他知道，那些人是幸运的。他们的中介有营业执照，有法人代表，有可以查封的银行账户。他的中介什么都没有，连名字都是假的。他不是输给了法律，他是输给了“不存在”。你没办法跟一个不存在的人打官司。
    他有时候会想起刘姓周——那个中介跟他说过一句话：“你告我？你告谁？我是谁？”他当时没听懂，现在懂了。在这条街上，很多中介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名字，一个章，一张收据，一部随时可以停机的手机。你今天记住了他的脸，明天他换一个发型、换一件衣服、换一个招牌，你就认不出来了。你拿着一张盖了红章的收据去法院，法院说这个章对应的主体不存在。你拿着一个手机号去报警，警察说这个号已经销户了。你拿着一份合同去找律师，律师说这个合同上连个真实的人名都没有。
    你站在街上，手里攥着一堆废纸。
    风一吹，纸飞了。
    你连追都追不上。

 第29章：日结找不到

    凌晨四点，劳务市场门口已经站满了人。
    不是站，是蹲。蹲在台阶上，蹲在花坛边，蹲在马路牙子上。有人靠着墙打盹，有人裹着军大衣缩成一团，有人把编织袋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把他们的表情染成同一种颜色——那种没睡够、没吃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活干的颜色。
    阿俊也在。他四点就到了，占了一个靠前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他花了两天时间摸清楚的——面包车停靠的地方正对着台阶中间，站在这里能第一个被看到，第一个被点到。他昨天没抢到活，前天也没有。大前天抢到了，是去一个物流园搬箱子，十二个小时，到手一百二。那一百二他花了三天：吃饭、喝水、日租房。今天如果再抢不到，他就只剩八块钱了。
    八块钱能买四个馒头，或者两包最便宜的泡面，或者一瓶水加一个面包。他算过了，省着吃能吃两天。但明天呢？明天的明天呢？他没算，也不敢算。
    四点十分，一辆面包车开过来，车灯刺眼，人群骚动了一下，又安静了。不是那辆车。面包车没有停，开过去了。人群又恢复了之前的姿势，蹲着，靠着，缩着。
    四点二十，又来了一辆。这次停了。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迷彩服的男人，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一沓纸。他扫了一眼人群，喊了一句：“物流园，分拣，要八个，一百三，日结！”人群像被电击了一样涌上去。阿俊挤在最前面，把身份证举过头顶，像举着一面旗帜。迷彩服男人低头看了看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你？手行不行？”阿俊把手伸出来，说：“行。”迷彩服男人看了一眼他的右手，皱了皱眉，说：“下一个。”阿俊被挤开了。他站在人群外面，看着那八个人上了车。车门关上，冒一股黑烟，走了。
    他把手缩进口袋里。手指还是使不上劲，拿不住重东西。物流园的分拣要搬箱子，他干不了。他知道，那个迷彩服男人也知道。他骗不了人。
    四点四十，又来了一辆。这次是去工地的，要五个人，一百五一天，搬钢筋。阿俊没挤上去，因为他蹲下去系了个鞋带，等站起来的时候，五个人已经选满了。他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辆面包车的尾灯消失在路口，把没系好的鞋带重新系了一遍。
    五点。五点半。六点。天开始亮了。路灯灭了，天色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蓝。劳务市场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每一辆车停下来，人群就像潮水一样涌过去，又退回来。涌过去的是被选中的，退回来的是没被选中的。阿俊每次都在退回来的那一拨里。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涌了多少次，退了多少次。他只记得每一次退回来的时候，脚下的地面都比之前更硬了一点。
    七点的时候，来了一辆中巴车，比面包车大。车门一开，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戴着工牌，看起来比那些迷彩服男人正规。他拿着喇叭喊：“电子厂，长白班，坐着上班，包吃包住，月薪四千起，要十五个人，今天面试，明天入职！”人群又涌了上去。这次阿俊没有挤。他知道电子厂不会要他，他的手过不了面试。他站在远处看着那些人挤，看着他们递身份证，看着他们被带上车，看着中巴车开走，留下一团黑烟。他忽然想起三年前，他第一次来这个劳务市场的时候，也是这么挤的。那时候他的手还是好的。
    七点半，车少了。八点，基本没有了。劳务市场门口的人散了一大半，被选走的走了，没被选走的也走了——有的去别的劳务市场碰运气，有的回日租房睡觉，有的去街上发传单、举牌子、找零活。阿俊没走，他还蹲在台阶上，抱着双肩包，看着马路。他在等最后一辆车。他知道有时候九点多会来一辆，是一些工厂临时缺人，补招的。那辆车来的时候人少，因为大部分人都走了，他有机会。但他也怕那辆车不来。昨天就没来。
    八点四十，一辆白色金杯车开了过来。很慢，像是在找地方。阿俊站起来，把双肩包背好，走到路边。车停了，司机摇下车窗，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的，嘴里嚼着槟榔。他看了阿俊一眼，说：“你要干活？”阿俊说：“要。”司机说：“日结，一百一，分拣，干不干？”阿俊说：“干。”司机说：“上车。”阿俊拉开车门，车上已经坐了两个人，都是男的，年纪跟他差不多，脸上写着同样的疲惫。他坐进去，车门关上，车开了。
    车上没人说话。司机放着一首老歌，音量很小，听不清歌词。阿俊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从城中村变成工业区，从工业区变成荒地。他不知道车要开去哪，也不问。反正去了就是干活，干完拿钱，拿完走人。他不需要知道地名，不需要知道厂名，不需要知道老板是谁。他只需要知道今天能挣到一百一十块，能吃上饭，能交得起日租房的十五块。
    车开了半个小时，停在一个仓库门口。仓库很大，铁皮搭的，顶上生满了锈。司机说到了，下车。阿俊跟着那两个人进去，里面堆满了纸箱，空气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一个工头走过来，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双手套，说：“把这些箱子搬到那边车上，搬完结账。”阿俊看了看那些箱子，不大，但很重。他试着搬了一个，双手抱住，食指和中指使不上劲，箱子往下滑。他用下巴顶住，勉强搬到了车上。搬第二个的时候，箱子掉了，砸在地上，里面的东西哗啦哗啦响。工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手不行？”阿俊说：“行，刚才没拿稳。”工头说：“你搬小的吧，那边有小的。”阿俊去搬小的。小的轻一些，但数量多，要一趟一趟跑。他跑了一个小时，腿软了，手抖了，汗把衣服湿透了。
    中午，工头发了盒饭。米饭上面盖着一点炒白菜和一块肥肉。阿俊坐在一个纸箱上吃，吃得很快，烫到了舌头。他没有停下来，把饭菜吃得一粒不剩，还用手指把饭盒底上的油刮了刮，抹在馒头上吃了。吃完饭，继续搬。下午两点，箱子搬完了。工头数了数，说：“你搬了一百三十七个小的，按八毛一个算，一百零九块六，给你一百一。”阿俊接过钱，三张二十，一张五十，找了他一块。他把钱叠好，塞进袜子里面，把鞋穿好。
    司机还没来。他站在仓库门口等，太阳很大，晒得他头晕。他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等了四十分钟，那辆白色金杯车来了。他上车，车上那两个男的已经在了，一个在睡觉，一个在玩手机。车开了，又是半个小时，回到了劳务市场门口。他下车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站在劳务市场门口，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广场。早上这里挤满了人，现在只剩几个流浪汉在垃圾桶旁边翻东西。他想，明天还要来。明天要更早一点，四点，不，三点半。他要站到最前面，让那个穿迷彩服的男人第一个看到他，不让他看到他的手。他要抢到一个物流园的活，哪怕手疼，哪怕搬不动，也要抢。因为不抢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吃饭，不能吃饭就不能活着。
    他回到日租房，交了十五块，拿了钥匙，上了楼。房间里很闷，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坐在床上，把袜子里的钱掏出来，数了一遍。一百一十块。减去明天的房费十五块，还剩九十五块。吃饭要花二十，还剩七十五。他要把这七十五块攒起来，不能花，万一明天没有活，后天也没有活，他要用这七十五块撑过去。
    他把钱压在枕头底下，躺下来。隔壁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的是方言，他听不懂。楼上有人在走来走去，脚步声很重，像踩在他头顶上。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今天搬的那些箱子，一个接一个，堆成一座山。他搬完了一座，明天还有一座。每一天都是一座山，他翻过去，前面又是一座。他永远在翻山，永远到不了平地。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运营商发的，说他的话费余额不足十元。他看了一眼，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没有充值。没人给他打电话，他不需要话费。他只需要活着。

 第30章：讽刺的公告

    那张红头文件贴在街道公告栏的第一天，围观的人不多。
    公告栏在街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旁边，玻璃面蒙了一层灰，里面的旧通知还没撕干净，边角翘起来，风一吹哗哗响。新贴上去的A3纸白底红头，上面印着几行标准字体：
    关于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的通告
    为规范劳务中介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职介、虚假招聘、收取押金保证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举报电话：12333。
    底下盖了两个红章，一个圆的一个椭圆的，看不清是哪两个部门。
    贴公告的是街道办的一个年轻人，戴眼镜，穿着深蓝色夹克，拎着浆糊桶，贴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公告栏前面围了四五个人，伸着脖子看。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看完，嘟囔了一句：“又整治了，去年也整治过。”然后转身走了。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凑近了看，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大概是想留着那个举报电话。一个捡瓶子的老太太从旁边经过，看都没看，直奔垃圾桶去了。
    公告贴出来的当天下午，刘姓周隔壁的“迅捷劳务”门口排队的队伍比昨天还长。红色的传单换了一批新的，上面印的字更大：“急聘！月薪8000-12000！当天入职！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收取任何费用这行字是新加的，用了加粗字体，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但门口那张桌子上还是摆着一叠收据本，还是红色的，还是写着“体检费”“信息咨询费”，一分没少。
    吴胖子站在门口，叼着烟，对着排队的队伍喊：“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身份证拿出来，先登记，体检明天一早。”队伍里有人问：“不是说现在不收体检费了吗？我看公告上写了。”吴胖子瞪了那人一眼，说：“公告上是说不许收，但体检费是医院收的，又不是我收的。你去医院看病不花钱？你要是不愿意，你走，后面还有人等着。”那人犹豫了一下，没走。
    公告贴出来第二天，劳动监察来了两个人。
    他们穿着便装，夹着公文包，沿着那条街走了一遍。走到“迅捷劳务”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没进去。走到“诚信人力”旧址——现在是一家叫“好运人力”的新店，门口摆着花篮，看样子刚开张没几天——他们在门口停了一下，一个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另一个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走到街尾那家“宏盛人力”，推门进去，待了大概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后来听街坊说，那家“宏盛人力”的营业执照是全的，合同也是标准模板，收的体检费都开了收据，劳动监察挑不出毛病，只能口头说了一句“注意规范经营”。说完就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路过公告栏。那张红头文件还在，但已经被风吹歪了，右上角的图钉松了，纸角翘起来，露出底下的旧广告。一个人看了一眼，没停下来，继续走。另一个人走远了又回头看了一眼，大概是想确认公告还在不在。在。但有什么用呢？
    公告贴出来第三天，路边的日结面包车一辆都没少。
    凌晨四点，劳务市场门口还是蹲满了人。阿俊还在，阿水已经不在了，但多了一些阿俊不认识的面孔。面包车还是一辆接一辆地来，还是一辆接一辆地走。司机喊的还是那句“物流园，分拣，要八个”，工价还是一百三，抽水还是二十。有人问司机：“不是整治了吗？怎么还抽水？”司机笑了，说：“整治？整治谁？整治我？我这车是租的，人是我叫的，钱是厂里发的，我跟他们之间没有合同，没有收据，没有一分钱转账记录。你告诉整治的同志，让他们来抓我，抓到了算我输。”那人没再问了。他上了车，车门关上，走了。
    公告贴出来第五天，有人打了那个举报电话。
    是一个年轻姑娘，刚下火车就被一个举牌子的中介拦住了，交了三百八的体检费，等了三天没安排工作，去找中介退钱，中介说“体检了就不退”。她打12333，通了。对方问她在哪个中介交的钱，她说“XX路88号，叫诚信人力”。对方说“我们登记了，会安排人核查”。她问多久能核查，对方说“这个不一定”。她等了一周，没有消息。她又打了一次，对方说“核查中”。她再等了三天，等不下去了，身上只剩两百块，不能再耗了。她去了另一条街，找了另一家中介，交了另一笔体检费。这次她学聪明了，只交了一百八——那家店搞活动，说是“开业优惠”。她不知道那个优惠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再找不到工作，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公告贴出来第十天，那条街上有个中介被抓了。
    不是劳动监察抓的，是公安。原因不是收体检费，是打架。一个求职者要求退钱，中介不退，两个人动了手，求职者被打伤了，报了警。警察来了，把中介老板带走了。第二天店关了门，门口贴了一张“旺铺转让”。隔壁的“迅捷劳务”当天生意更好了，因为那家关了，人都跑他这儿来了。吴胖子站在门口，脸上的笑意藏不住，但又不敢笑得太明显，嘴角抽了抽，像是要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店里。
    公告贴出来第十五天，街道办搞了一次“集中宣传”。
    在劳务市场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严厉打击黑中介，维护求职者权益”。桌子上放着几摞宣传单，印着“求职温馨提示”“常见骗局识别”之类的内容。两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站在桌子后面，见人就发传单。阿俊路过的时候接了一张，看了一眼，叠成方块塞进口袋里，继续蹲到台阶上等活。宣传持续了两个小时，横幅收了，桌子搬了，志愿者走了。地上散落着几张没发完的宣传单，被风吹得到处跑，有的飘进了垃圾桶，有的飘到了马路上，被车碾过，印上了轮胎印。
    公告贴出来第二十天，那张纸不见了。
    不知道是被风吹掉了，还是被人撕了，还是被新的通知盖住了。公告栏上换了一张新的，是社区发的“垃圾分类倡议书”。那张红头文件就这么消失了，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那条街上的一切都没有变。中介还在，面包车还在，红色传单还在，排队的人还在。吴胖子还在门口叼着烟，喊着“一个一个来”。路边的日结司机还在摇下车窗，喊着“物流园，分拣，要八个”。
    阿俊还蹲在台阶上，抱着双肩包，等着那声喊。
    公告贴出来的那一整个月里，那条街上的中介没有一家关门。劳动监察来了两次，走了两次。街道办搞了一次宣传，收了一次摊。举报电话响了几声，登记了几条，核查了几个，最后归档了几个。一切都在流程里走了一遍，像一张印了字的纸，被盖了章，被贴上了墙，被风吹歪了，被撕掉了，被忘记了。
    唯一的变化是，“迅捷劳务”门口的红色传单上又加了一行字，用很小的字号印在最底下：“本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坚决抵制一切违规收费行为。”但还是收着体检费，还是写着“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的合同，还是把人塞进那辆白里泛黄的金杯车。
    金杯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停在街口，冒一股黑烟，拉走一批人，晚上七点开回来，放下一批脸色灰白的人。
    公告没改变任何事。就像去年那张没改变任何事一样，也像前年那张一样。每年都有一张，每年都贴一次，每年都整治一个月。然后呢？然后下个月，还是一切照旧。中介换了一个招牌继续开，工人换了一拨人继续骗，举报电话换了一个接线员继续响。那套流程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每年启动一次，轰轰隆隆响一阵，然后停下来，等明年再启动。
    阿俊不知道那张公告的事。他只知道今天有没有活，明天有没有饭吃。
    他蹲在台阶上，把口袋里那张宣传单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印着几个大号字体：“警惕！求职者应拒绝任何形式的押金和保证金！”他把宣传单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不是他不信，是他信了也没用。他不交押金，就进不去任何一家中介；进不去任何一家中介，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没钱吃饭；没钱吃饭，就不需要看宣传单了。
    风吹过来，那团纸滚了几圈，停在了路边。
    旁边又有人发传单了，红色的，写着“月薪8000”。
    阿俊接过来，看了一眼，叠成方块，塞进口袋里。
    不是他信了。是他已经不知道还能信什么了。

 第31章：公告里面的电话打不通

    公告贴出来那天，李斌是第一个看到的人之一。他刚从劳务市场出来，没抢到活，口袋里的钱只够吃一碗素面。他路过公告栏的时候，余光扫到那张红头文件，“打击黑中介”四个字让他停住了脚步。他挤进那四五个人中间，凑近了看。举报电话，12333。他把那串数字念了三遍，掏出手机存了进去。
    他走到路边一个安静的地方，拨了出去。
    嘟——嘟——嘟——每一声都拉得很长，像一根被慢慢抽紧的线。第三声的时候，他以为要通了。第四声，第五声。然后一个女声响起：“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他愣了一下。通话中。不是没人接，不是忙音，是正在通话中。他等了几秒钟，又拨了一遍。这次更快，只响了一声半，就直接进入了那个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停机。
    他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的号码，确认自己没有拨错。12333，五个数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又拨了一遍。嘟——嘟——“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他站在路边，盯着那堵贴了公告的墙，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着，那五个数字安安稳稳地躺在拨号盘上，像一个永远不会被接通的承诺。
    他不信邪。找了另一个地方，站在一棵树底下，信号满格，又拨了一遍。同样的流程：第一次正在通话中，第二次停机。他换了三个时间段打了十几次，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通话中，停机，通话中，停机，像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他不确定是手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还是这个号码本来就是这样。他问旁边一个也在看公告的人：“你打这个电话了吗？”那人说：“打了，打不通。”李斌说：“打不通是什么意思？”那人说：“就是打不通，忙音，没人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说完就走了。
    李斌又回到公告栏前，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红头，红章，白纸黑字，上面印着“举报电话：12333”，看起来那么正规，那么可信。但那个号码在他的手机里存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被他标记为“无用”。他不是不想举报，是举报无门。那个门开着，但他走不进去，因为门上的锁是坏的，钥匙是假的，门上贴着的“欢迎光临”四个字已经被风吹掉了。
    他想起了彩蛋十里的自己，想起了劳动监察窗口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想起了那个说“你这个金额太小”的女声。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但他还是想试试，万一呢？他把号码复制到另一个手机里，用朋友的手机打。朋友的手机是外地号，拨过去，通了——不是“正在通话中”，是真正的彩铃，那首“我相信我就是我”。他心跳加速，握紧手机，等了四十秒，然后被挂断了。再打，又是“正在通话中”。他用朋友的手机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十几声，然后一个男人接了：“喂？”李斌说：“你好，我要举报一个黑中介。”男人说：“你说。”李斌把中介的地址、名字、收了他八百块的事情说了一遍。男人听完，说：“你这个情况我们登记了，会安排人去查。”李斌问什么时候能查，男人说“这个不一定”，然后就挂了。他再打过去，又是“正在通话中”。他换回自己的手机，打过去，又是“已停机”。
    他蹲在路边，把两个手机都放在膝盖上，一个自己的，一个朋友的。自己的打过去是停机，朋友的打过去能通，但通了也没用。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也许是运营商的系统出了问题，也许是那个号码设置了黑名单，也许根本就是随机性的——有些人能打通，有些人不能，有些时候能打通，有些时候不能。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个贴在公告栏上的电话，对某些人来说，是一堵墙。
    阿强也打过那个电话。他在劳动局门口举了一个月的牌子，那张公告贴出来的时候，他正在马路对面喝水。他走过去看了看，把电话号码记了下来。他回到原来的位置，把牌子靠在身上，掏出手机拨了出去。嘟——“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他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举牌子。
    他不是为了举报自己，他已经不需要举报了。他站在这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但连那个专门用来举报的电话都打不通，他举着牌子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他把牌子举高了一点，上面的字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但他没有重新描，因为他觉得模糊也好，模糊了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不会被人找麻烦。但模糊了，也看不清了。看不清了，还有什么用？
    那条街上的中介都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吴胖子知道，刘姓周知道，那个跑路了的救人的中介也知道。吴胖子有一次在店里跟朋友喝酒，喝到一半，有人提起那张公告。吴胖子笑了，说：“那个电话我打过，想举报一下隔壁那家抢我生意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打不通。第一次说通话中，第二次说停机。我都怀疑那个电话是不是根本没装。”朋友说：“那你不怕被举报？”吴胖子说：“举报？用哪个电话举报？用那个打不通的？”他笑得更大声了，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老韩也打过。他是记者，职业习惯。他看到那张公告的第一反应不是写稿子，而是掏出手机拨那个号码。第一次，通话中。第二次，停机。他换了个手机，换了张卡，再打。这次通了，一个女声接的，说“这里是劳动保障监察”。他说自己是记者，想了解一下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女声说“你打错了，这个号码只接受投诉举报，不接受采访”。然后就挂了。他再打过去，又变成了“正在通话中”。他用第三张卡打，通了，换了另一个人接。他又说自己是记者，对方说“你等一下”，然后等了五分钟，没有人再回来。他挂了，再打，又是停机。
    他后来写了一篇短文，标题叫《举报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公告还剩下什么？》，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量不到一千。没有人转发，没有人在意。他自己也觉得这篇写得没意思，因为打不通的电话太多了，不差这一个。
    那个电话一直那样。有时候能通，有时候不能。能通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等到人接；等到人接了，你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你不一定能拿到钱；拿到了钱，你不一定还能再相信下一张公告。这个链条太长了，长到那张公告上的每一个字都被磨损了，读起来像一阵风。
    阿俊没有打过那个电话。不是他不想打，是他不知道打了有什么用。他的手指还疼着，他还在日结市场里挣扎，他还在每天凌晨四点蹲在劳务市场门口等那一辆车。那张公告他见过，就在公告栏上，跟那些红色的传单贴在一起。他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觉得那上面的字离自己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举报”“整治”“维护权益”——这些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陌生到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去拿起那个电话。
    他把那张传单——红色的，月薪八千——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公告栏上的白纸黑字也歪了，风吹起来，一角翘起，像一张正在脱落的膏药。底下的旧广告露了出来，是一个卖手机卡的，上面印着“月租十九，流量无限”。那张广告也是红色的。两条街上都是红色的，都是承诺，都是假的。
    第二天，李斌路过那条街的时候，公告栏上那张红头文件已经不见了。被谁撕的、什么时候撕的、为什么撕的，他不知道。公告栏上换了一张新的，是“文明养犬倡议书”，上面印着一只笑得很开心的金毛犬。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删了。不是赌气，是不需要了。那个号码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那张已经消失的公告一样，存在过，但跟不存在没什么区别。
    他走到街口，看到“迅捷劳务”门口又排起了队。吴胖子叼着烟，喊着“一个一个来”。红色的传单发到了他面前，他没接。发传单的人把传单塞进他手里，他低头看了一眼，月薪八千，包吃包住，五险一金。他把传单叠成一个纸飞机，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纸飞机飞了两米，栽了下去。
    那个电话还在公告栏上吗？不知道。但他知道，就算还在，也打不通。就算打通了，也解决不了。就算解决了，也只是他那八百块。还有千千万万个八百块，千千万万个打不通的电话，千千万万个被风吹掉的公告。
    他走了。走得很慢，步子很大。他想走出这条街，走出这个城市，走出这个循环。但他知道，他走不出去的。明天他还会来，还会蹲在劳务市场门口，还会看到那张公告栏，还会想起那个打不通的电话。

 第32章：第一轮循环

    三月的第一天，火车站出站口的人流量恢复了正常。
    春运结束了。那些背着蛇皮袋、拖着行李箱、怀里揣着几百块钱的人，又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他们从河南来，从安徽来，从四川来，从贵州来。他们下了火车，走出出站口，第一眼看到的是发光的电子屏，第二眼是举着牌子的中介。牌子上写着“电子厂，包吃住，月薪6000”。红色的字，跟去年一样，跟前年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叫小杨，二十岁，第一次出远门。他在老家听同村的人说，这个城市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五六千。他信了。他下了火车，在出站口被一个发传单的女人拦住了。女人穿着红色马甲，笑容很职业，说：“小伙子，找工作吗？我们这边是大厂，世界五百强，你看这个广告牌。”她指了指出站口上方那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印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工人，竖起大拇指，背景是蓝白相间的厂房。小杨心动了。他跟着女人走了。
    他不知道那块广告牌去年也被另一个人看过。那个人叫老赵，四十岁，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老赵看了广告牌，交了体检费，进了黑厂，干了二十一天，拿了五百三十八块，然后消失了。老赵后来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但广告牌还在，笑容还在，中介还在。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号，换了一个接电话的人。
    小杨被带到了那条街。街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还在，公告栏还在，但上面的纸已经换了，不再是“打击黑中介”的通告，而是一张“春风行动”招聘会的海报。海报上印着几个领导模样的照片，笑容满面，举着大红色的横幅。海报底下有一行小字：“咨询电话：12333”。那个电话，去年是打不通的，今年也打不通。但没有人会在意，因为没有人会去打。
    小杨被带进了“迅捷劳务”。门口贴着红色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他交了380块体检费，200块工服押金，签了一份劳务协议。协议上写着“不存在劳动关系”“七天内离职无工资”。他没有看，因为他看不完，字太多了，时间太少了，门口还有人等着。他签完字，第二天被一辆白色金杯车拉到了一个工业区。车是白色的，漆面泛黄，后保险杠用铁丝缠着，左尾灯碎了，用红色胶带贴了个十字。那辆车跟去年那辆一模一样，也许就是同一辆，只是换了一个司机。
    小杨被安排到一条流水线上，做手机摄像头的外壳组装。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嗓门大，说话带脏字。第一天，组长说：“干快点，别磨蹭。”第二天，流水线加速了。第三天，又加速了。第四天，小杨的手开始肿了。他咬着牙，没有停下来。他想到了家里等着他寄钱回去的父母，想到了那个广告牌上竖大拇指的工人。他觉得自己能行。
    他不知道，去年有个叫李斌的人，也坐过那辆车，也签过那份合同，也在这条流水线上肿过手。李斌后来离开了工厂，去了餐厅洗碗，攒了一点钱，又被人骗了。他还在这个城市里，但已经不再相信任何广告牌了。他不会来提醒小杨，因为小杨不会信。每个人都要自己走一遍这条路，才会知道它通向哪里。
    这条街上的中介还是那些人。吴胖子还在，他的店从“迅捷劳务”改成了“迅捷人力”，招牌换了，但里面的人没换。刘姓周的铺子还锁着，门上贴了一张“出租”的纸条，纸条已经褪色了，字迹模糊了，但没有人撕掉它，因为没有人记得它了。老赵的打印店还开着，他还在帮人复印身份证、打印简历，生意不咸不淡。他有时候会抬头看一眼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他会低下头，继续整理他的纸张。他不会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用。
    阿强还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牌子换了一块新的，上面的字重新描过了，黑漆漆的：“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他已经站了大半年了，从冬天站到了春天。认识他的保安换了一批，新的保安会走过来问他在干什么，他就把牌子翻过来给他们看，背面写着“维权，请关注”。保安看了，摇摇头，走了。劳动局里面的人也能看到他，透过窗户，一个小小的人影，举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像一棵长在水泥地上的树。
    阿俊还在劳务市场门口蹲着。他的手还没有好，还是使不上劲。他每天凌晨四点来，抢不到活，就蹲到中午，然后回日租房睡觉。他还在掉头发，头顶已经秃了一块，他用一顶帽子遮着。帽子上印着一家公司的名字，是他在路边捡的。他不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也不在乎。他只知道帽子能遮住秃头，能遮住太阳，能让他蹲在那里的时候不那么显眼。
    三月的第一个周六，老韩路过劳务市场。他背着相机，穿着格子衬衫，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劳务市场门口站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看到阿俊蹲在那里，犹豫了一下，没有走过去。他想起去年想采访阿俊的时候，阿俊说“采访了有用吗”。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再问。他转身走了，走到公告栏前面，看到那张“春风行动”的海报，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配文：“又到招聘旺季，愿每一个来这座城市的人都能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发完之后，他收起手机，去街角吃了一碗面。面的味道跟去年一样，价格涨了一块钱。
    三月的第一个周日，“头套哥”发了一期新视频。他戴着黑色头套，用着变声器，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背后是一家小中介的门头。他说：“家人们，这家‘好运人力’又开始骗人了。有人举报他们收体检费380，收完就不安排工作。大家记住了，别来这家。”视频发出去以后，点赞十万，评论五千。评论里有人说“头套哥牛逼”，有人说“又是黑中介”，有人说“这个举报电话打不通”。头套哥没有回复那条评论，因为他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他也不想提，因为他提了也解决不了。
    高老师也在同一天发了一期视频。他穿着白衬衫，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杯茶，说：“今天我们讲一讲，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几个字眼。”他把“不存在劳动关系”“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甲方所在地法院”这几个条款又讲了一遍，讲得很清楚，很专业。他的公司“天诚人才”还在往黑厂送人，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比那些小中介干净多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跟自己说这句话，说了一年，已经信了。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小杨在流水线上晕倒了。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是因为他三天没怎么吃饭。他的钱都交了体检费和押金，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他不敢花钱，每天只吃一顿。晕倒之后，组长让人把他抬到休息室，扔给他一个面包，说：“吃完了回去干活，别装病。”小杨吃了面包，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回到流水线上。他的眼泪掉在那些摄像头外壳上，透明的，跟塑料粉末混在一起，看不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会在一个月后离开这个厂，拿着不到一千块的工资，蹲在劳务市场门口，跟阿俊一样。他会被另一个中介骗，会签另一份合同，会交另一笔体检费。他会在某个深夜给他妈打一个电话，说“妈，我挺好的”，然后挂掉，蹲在桥洞里哭。他不知道这些事已经发生在无数人身上，就像一张无限复制的试卷，每个人都要答一遍，没有人能抄到答案。
    但他也许会不一样。也许他能遇到一个好工厂，一个不骗人的老板，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也许他能在劳务市场抢到一个稳定的活，攒下一点钱，回老家开个小店，再也不回来了。也许。这个城市里每个打工人都抱着这个“也许”，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奖一样。概率很小，但不是零。但正是这个概率，让这个循环永远转下去。每年都有人来，每年都有人走，来的人带着“也许”，走的人带着“算了”。来的人不知道走的人的故事，走的人懒得告诉来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
    那条街上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公告栏上的海报换了一张新的，旧的被风撕掉了。红色传单又印了一批新的，日期改了，内容没变。金杯车的尾灯还是用红色胶带贴着十字，司机换了一个，但还是叼着烟，还是喊着“物流园，分拣，要八个”。劳务市场门口还是蹲满了人，阿俊还在，阿水不在了，但多了小杨。
    一切都像是去年，又像是前年，又像是大前年。时间在这条街上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一直在重复同一年。每一年都是“第一轮”，每一年都是“新一轮”。循环不需要起点，也不需要终点。它只需要有人来，有人被骗，有人离开，再来一批人。
    小杨后来有没有走出这个循环，没有人知道。但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只要火车站还有出站口，只要广告牌上还有人竖大拇指，只要传单上还印着“月薪8000”，就会有小杨。
    他们叫他小杨，叫他小李，叫他小张，叫他小王。名字不一样，脸不一样，但故事是一样的。就像一台复印机，按一下按钮，出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再按一下，又出来一张。纸叠在一起，分不清哪张是哪年的。
    第一轮。
    循环结束。
    循环开始。

 第33章：吃长线的人

    他姓钱，但不是月租房那个钱房东。他叫钱德胜，四十五岁，在这条街上开中介的时间比刘姓周还长两年。他的店在街尾，招牌上写着“德胜人力”，四个字用的是楷体，金色的，门面也比别人大一些。他不贴红色传单，不喊“月薪八千”，不站在门口拉客。他的店门口只摆着一张玻璃圆桌和两把藤椅，桌上放着一套茶具，他每天坐在那里喝茶，像一个退休的机关干部。
    他在这条街上干了九年，从来没跑过路。
    不是因为他良心好，是因为他算过一笔账。跑路的中介，一次性骗个几十万，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名字，从头再来。但每一次跑路都有成本——丢掉积累的客户资源，丢掉这条街上的“江湖地位”，丢掉那些已经摸透了的工厂关系网。他不想丢。他觉得跑路是蠢人干的事，聪明人应该坐下来，慢慢吃，吃一辈子。
    他的模式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收体检费，不收保证金，不收工服押金。他什么都“不收”。他只做一件事：介绍工作，然后从工人的工资里抽成，每个月抽，一直抽。不是抽一次，是每个月都抽。工人干一年，他抽一年；干三年，他抽三年。他不杀鸡取卵，他养鸡下蛋。
    他跟工厂谈的条件是这样：工人每小时工资二十块，工厂把钱打给他，他扣掉五块的“管理费”，把剩下的十五块发给工人。工人不知道这五块钱的存在，因为工资条上只写着“时薪十五元”。工厂也不觉得亏，因为德胜人力给他们输送的工人稳定，不闹事，不跑路——至少不会跑得太快。他给工人安排的工厂，不是那种干不满七天就没工资的黑厂，而是正规的、能长期干下去的厂。工资低一点，环境差一点，加班多一点，但不至于让人第二天就想跑。他要的是工人能撑过三个月。撑过三个月，他就能抽三个月的管理费。撑过一年，他就赚翻了。
    所以他选厂很讲究。不要那种太黑的，太黑的工人干一周就走了，他连一个月的管理费都抽不到。也不要太白的，太白的厂自己招人，不需要中介。他要的是那种灰色的——工资低但稳定，环境差但能忍，加班多但给钱。这种厂留得住人，但又让人离不开中介，因为你自己去找，根本进不去。他花了三年时间，在这座城市里建起了一张网。六家电子厂，三家物流园，两家食品厂，一家服装厂。每个月从他手上过的人有四百多个，每人每月他抽五百到一千不等。他每个月净赚二十多万，一年两百多万，干了九年，攒下了两千万。他不跑路，因为他没必要跑。他是这条街上真正的中介老板，不是那种打游击的小鱼小虾。
    他对员工也很好。他雇了八个业务员，每人底薪五千加提成，包吃包住，交五险——不是社保，是商业险，但工人们分不清，觉得有保险就是正规。他的业务员从来不去火车站拉客，也不在劳务市场举牌子。他们有专门的渠道——老家的亲戚、村里的熟人、以前干过的工人。一个人介绍一个人，像传销一样，一张网撒出去，收回来的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他管这叫“口碑营销”。他说：“你把人坑了，他没有口碑。你把人安排好了，他回老家一说，全村都来找你。这叫吃长线。”
    他唯一的原则是：不出事。不要有工人跳楼，不要有工人拉横幅，不要有记者来暗访，不要有劳动监察来敲门。为了不出事，他做了几件事。第一，工人投诉的时候，他亲自处理。谁被克扣了工资，谁被组长骂了，谁想离职不给批，他都会出面跟工厂沟通。他的态度永远很好，语气永远很温和，像个慈祥的长辈。大部分时候他能解决——不是因为他有本事，是因为他跟工厂老板有协议：工人闹事，工厂要及时反馈，他负责安抚。安抚不了的就赔点钱，几百块的事情，不值得闹大。第二，他的合同是正规的劳务派遣合同，不是那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野鸡协议。合同里写清楚了：甲方为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方为劳动者，双方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社保有，但按最低基数交；公积金有，但比例最低；加班费有，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算。所有的都在法律框架内，所有的都合规，但所有的都让工人拿不到该拿的钱。
    他合法地剥削。
    这是最狠的地方。他不违法，所以他不会被查；他不会被查，所以他不用跑路；他不用跑路，所以他可以一直吃，吃十年，吃二十年，吃到退休。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正规的人力资源公司，把黑中介的招牌甩给了那些比他更黑的人。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他不干净，但没有一个人能拿出证据。因为他的账本在电脑里加了密，他的合同在档案柜里锁着，他的工人分布在各个工厂的流水线上，互相不认识，永远不会联合起来告他。
    有一次，一个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跟同厂的其他工人不一样，少了一大截。他闹到了劳动监察。劳动监察来查，德胜人力拿出了合同、工资表、考勤记录、社保缴纳凭证，所有的文件都是完整的、合规的。劳动监察查了一个月，结论是“未发现违法行为”。那个工人不服，去法院起诉。法院立案了，但开庭那天工人没来，因为他已经从那个厂辞职了，去了另一个城市打工。他没有时间、没有钱、没有精力打一场不知道能不能赢的官司。案子撤了。
    钱德胜那天在店门口喝茶，听到这个消息，笑了笑，对旁边的业务员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长线。他不跟了，我们就赢了。”业务员问：“那他要是跟到底呢？”钱德胜把茶杯放下，说：“跟到底的，一百个里面有一个。那一个，我们赔他钱。赔完了，剩下的九十九个还是我们的。”
    他管这叫“风险管理”。
    他不是这条街上唯一一个这样干的人。高老师——就是那个穿白衬衫的博主——也在这样干。天诚人才和德胜人力之间有过几次合作，互相输送过工人。他们不是朋友，但也算不上对手。他们是一条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各吃各的一段，谁也不挡谁的路。
    钱德胜的店里挂着营业执照，墙上贴着“诚信经营”的牌匾，桌上摆着“优秀劳务派遣单位”的奖杯。没有人能看出来这背后是一个每年从工人身上榨取两百多万的老板。他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用来打点关系——逢年过节给劳动监察的人送点茶叶、水果，请街道办的人吃顿饭，给工厂的人事发个红包。这些钱花得不声不响，但花得值。花完了，他的店就安全了，他的人就安全了，他的生意就安全了。
    他知道那些小中介早晚会被打掉。他们太蠢了，太急了，太贪了。收体检费、收保证金、签那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合同，哪一样不是在找死？劳动监察一年整治一次，打的就是这些人。他不干这些事，所以他活下来了。而且他会一直活下去，活得比这条街上所有人都久。等到那些小中介都跑路了，倒闭了，被抓了，他的生意会更好，因为工人没地方去了，只能来找他。
    他有时候会想起刘姓周。刘姓周跑了，他不知道跑去了哪里。他想起刘姓周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钱哥，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他当时没有回答。不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是觉得这个问题太幼稚了。良心？良心能当饭吃？能当房住？能给儿子交学费？能给老婆买包？他做了九年，从来没有因为良心不安而失眠过。他失眠只因为账算不清楚的时候。
    他把藤椅往后仰了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那些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那些蹲在路边吃盒饭的日结工，他们的脸上写着同一种表情——疲惫、迷茫、认命。他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羊。他不是一个残忍的牧羊人，他只是需要羊毛。他不会杀羊，因为杀了就没有羊毛了。他会一直养着它们，给它们草吃，给它们水喝，然后每年剪一次毛。羊不会反抗，因为它们不知道毛被剪了。它们只知道这里有草有水，比外面的荒漠好多了。
    太阳偏西了，他把茶杯里的最后一口茶喝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尘，转身进了店里。玻璃门关上了，门口“德胜人力”四个金字在夕阳下闪了一下，然后暗了下去。明天早上九点，他会准时开门，把藤椅搬到门口，泡一壶茶，继续吃他的长线。一年又一年，直到这条街拆迁，直到这个行业消失，直到再也没有人来。但人来人往，永远不会有那一天。
    他比谁都清楚。
    他比谁都安心。

 第34章：中介竞争

    吴胖子恨刘姓周，不是因为刘姓周骗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刘姓周抢了他一单生意。
    上个月，一个从贵州来的劳务团，二十三个人，本来已经跟吴胖子谈好了，每人收三百八的体检费，安排到他那家“迅捷劳务”合作的电子厂。结果刘姓周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私下联系了那个劳务团的领队，答应每人只收三百，体检费降到两百。领队二话不说，带着二十三个人去了刘姓周的店。吴胖子知道以后，把手里的烟掐灭在桌上，站起来骂了一句：“姓刘的，你他妈不讲武德。”
    他去找刘姓周理论。刘姓周坐在店里，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把瓜子，嗑得很慢，瓜子壳吐在地上。
    吴胖子冲进去，拍着桌子说：“那批人我先谈的，你凭什么截胡？”
    刘姓周抬头看他，笑了笑，说：“你先谈的？你跟他签合同了？他给你付定金了？什么都没有，你谈什么了？”
    吴胖子说：“你压价，你知不知道这行规矩？”
    刘姓周把瓜子壳吐掉，说：“规矩？这条街上还有规矩？你抢别人单子的时候怎么不讲规矩？”
    吴胖子被噎住了，因为上个月他也抢了隔壁老赵的一单。老赵没跟他吵，只是把店里的招牌换了，改成了打印店。
    吴胖子摔门出去。第二天，他把自己店里的体检费降到了两百五，工服押金降到一百。红色传单重新印了，上面加了一行大字：“全街最低价，不交冤枉钱。”
    刘姓周看到传单，也把自己店里的价格调了，体检费两百，工服押金八十。
    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你降我也降，你低我更低。
    打了两周价格战，体检费降到了一百块，工服押金降到了五十。这个价格已经没什么利润了，因为医院的体检成本就要六十，工服押金其实就是纯利，降到底了。吴胖子算了算账，再降就要亏本了。他不降了，但刘姓周也不降了，两个人僵在那里。
    价格战没有赢家。两个店的生意都变差了——不是因为没人来，而是因为来的人都嫌贵。
    他们不知道这条街上的体检费从三百八降到一百，还以为自己捡了便宜，但一百块也是钱。
    有些人听到一百块，转身走了，去街尾那家德胜人力。
    德胜人力不收体检费，不扣押金，工人来了直接安排进厂。
    当然，德胜的套路更深——他们从工资里抽成，工人干一个月才知道自己少拿了五百块，但已经干了，舍不得走。
    吴胖子和刘姓周的价格战打了个寂寞，最后便宜了钱德胜。
    钱德胜从来不参与这种竞争。他就坐在店门口的藤椅上喝茶，看着吴胖子和刘姓周互相压价，像看两只狗抢一根骨头。有人来他店里问：“老板，那边体检费只要一百，你这不收体检费，是不是骗人的？”钱德胜笑了笑，说：“你愿意交一百你就去交，我这不收费，但工资会低一点。你自己选。”那人想了想，觉得不收费的靠谱，就留了下来。钱德胜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在前端收钱，他在后端收。打工人永远算不过这笔账，因为他们只看眼前。
    吴胖子恨刘姓周，但更恨钱德胜。因为钱德胜抢了他的长期工，他只能做短期和日结。他那些体检费、押金收一次就没了，工人干几天跑了，他还要再招新的。钱德胜呢？工人干一年他抽一年，躺赚。吴胖子也想学钱德胜的模式，但他没有那个本钱。要跟工厂签长期协议，要有正规公司资质，要给工人交社保，要垫付工资，他做不了。他的全部家当就是那间十几平的铺子和一辆破金杯，账上的流动资金从来没超过十万块。他只能在泥坑里扑腾，扑腾了一身泥，也跳不出去。
    阿强跟吴胖子不是竞争关系。阿强做日结，吴胖子做长工，客户群不一样。但阿强的存在让吴胖子很难受，因为阿强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牌子上的字写着“黑中介克扣工资”。那条街上的路人都能看到那块牌子，有些本来要进吴胖子店里的人，看到牌子犹豫了一下，走了。吴胖子找过阿强，塞给他两千块钱，说：“兄弟，你换个地方举牌子行不行？你在我店门口举，我生意怎么做？”阿强把钱退回去，说：“我不是针对你，我针对的是所有黑中介。你不黑，你不用怕。”吴胖子被噎得说不出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黑的。
    刘姓周也受过阿强的“牵连”。有一次，一个求职者拿着手机走进刘姓周的店里，把阿强举牌子的视频给他看，说：“你看，你们这条街都是黑中介，我怎么信你？”刘姓周说：“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不一样。”求职者说：“哪不一样？”刘姓周张了张嘴，想说“我不收保证金”，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收。他想了想，说：“你要是不信，你就去别家看看。”求职者走了。刘姓周把那根没抽完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骂了一句：“阿强这个疯子。”
    阿强不在乎这些。他被中介打过，被警察劝过，被劳动局的人赶过，但他还在举牌子。他知道自己的牌子不会让任何一家中介关门，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的牌子在那里，就会有人看到，看到的人就会少被骗一个。他不为了打败谁，他只是为了让这条街没那么好混。
    真正的战争发生在高天和头套哥之间。高天——那个穿白衬衫、做直播、讲合同套路的博主——他的公司“天诚人才”跟头套哥的“新起点人力”在同一个工业区争客户。高天做的是长期派遣，头套哥做的是短期日结，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头套哥开始在他的视频里影射高天。他说：“有些博主，穿得人模狗样，坐在办公桌后面教你们怎么看合同，自己公司用的合同跟黑中介一模一样。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他没点名，但他的粉丝开始扒，扒出了高天的公司名、注册地址、甚至他以前在小中介干过的经历。高天的粉丝回击，说头套哥自己也是中介，戴着头套装正义。两边粉丝在评论区打成了一锅粥，骂了几千条。
    高天私下找人传话给头套哥：“你再乱说，我让律师告你诽谤。”头套哥回了一句：“你告，你告了我把你的合同公之于众。”两个人都没有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们都知道，真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高天的公司经不起查，头套哥的身份也经不起扒。他们像两只刺猬，互相亮着刺，但谁也不敢真的扎下去。最后这场战争不了了之，双方都装作没这回事。但他们的粉丝记住了对方的账号，从此势不两立。
    竞争最直接的形式还是抢人。劳务市场门口，每天凌晨，中介们像鱼贩子一样抢着刚下火车的打工人。一辆面包车停下，司机喊：“物流园，分拣，一百五！”旁边的另一辆面包车立刻喊：“我们这边一百六！”第三辆喊：“一百七，还包一顿饭！”打工人站在三辆车之间，不知道该上哪一辆。有人上了第一辆，发现一百五是假的，到手只有一百二。有人上了第二辆，一百六是真的，但要干十二个小时，中间不休息。有人上了第三辆，一百七包一顿饭，但那顿饭是一包方便面。每个中介都在喊最诱人的价格，但每个价格背后都有陷阱。打工人以为自己选了最好的，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坑。
    吴胖子和刘姓周抢人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清晨面对面地吵了起来。两辆面包车并排停着，吴胖子喊“一百四”，刘姓周喊“一百五”。吴胖子喊“包吃”，刘姓周喊“包吃包住”。吴胖子急了，直接走到刘姓周的车前，对着那些正要上车的人喊：“他那包吃包住是假的！住十二人间，吃白水煮白菜！”刘姓周也走出来，对着吴胖子的车喊：“他那体检费比别人贵一倍，你们别上当！”两个人站在路边互相揭短，揭的都是真的——他们都收体检费，都扣押金，都送黑厂。但他们吵起来的时候，好像自己才是那个清白的人。最后被抢的那批人哪个车都没上，走了。他们去了德胜人力，交了身份证，签了合同，上了另一辆车。那辆车开的路线跟吴胖子和刘姓周的一样，但司机不是他们的人，是钱德胜的。
    这条街上的中介竞争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赢家。吴胖子恨过刘姓周，恨过钱德胜，恨过阿强，恨过所有挡他财路的人。但他恨的人一个都没倒，他自己也没倒。他只是每天都在恨，每天都在骂，每天都在抢。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对付同行上，而不是花在对付自己上。他不会想“我是不是可以不骗人”，他只会想“怎么骗得比别人更隐蔽”。竞争让他变得狡猾，但没有让他变得聪明。
    刘姓周跑了以后，吴胖子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少了一个对手，但他很快发现，刘姓周的那块地盘被别人占了。一家新店开张，招牌上写着“必胜人力”，老板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比他更年轻，更猛，更不讲规矩。体检费只收一百五，但押金收到五百，比刘姓周还狠。吴胖子又开始恨这个新人，又开始压价，又开始骂。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而钱德胜还是坐在藤椅上喝茶，看他们闹。他知道这些小鱼小虾再怎么抢，也抢不到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通过老乡介绍来的，是口口相传的，是粘在他网上的。那些人的命运已经跟他绑在了一起，不是吴胖子一句“包吃包住”就能抢走的。他有时候会怜悯地看着那些打价格战的中介，觉得他们可怜——忙了一年，挣的钱还不如他一个月抽水的零头。但他不会帮他们，也不会提醒他们。他需要他们存在，因为他们是这条街上的***。劳动监察来的时候，首先盯上的是吴胖子和刘姓周，不是他。
    竞争没有让这条街变好，只让它变得更脏。每个中介都在想办法绕过同行的陷阱，每个中介都在研究新的套路骗工人，每个中介都在防着同行举报。他们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老鼠，互相咬，互相抢食，互相踩踏。笼子外面的手伸进来，一把一把地抓走那些被咬死的，扔出去，再换新的进来。
    劳务市场门口的竞争还在继续。每天凌晨四点，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喊价声此起彼伏。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数字越来越高，但打工人拿到手的越来越少。因为喊价的人都知道，你喊得再高，最后扣完各种费用，到工人手里还是那个数。喊价只是一场表演，观众是那些刚下火车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不知道喊价的人其实是一伙的。
    他们只是在演戏。一场抢人的戏，一场竞争的戏，一场没有赢家的戏。
    戏散了，人走了，明天再来。

 第35章：合法化合同

    “帮忙看看新来的法律条规怎么样？嗯，我看看。”
    钱德胜把老花镜推到鼻梁上，接过律师递过来的那叠A4纸。纸很厚，八十克的，摸上去滑溜溜的。封面印着四个字：劳务派遣合同。下面一行小字：乙方确认已并充分理解本协议全部条款。
    律师姓顾，三十出头，穿深蓝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坐在钱德胜对面，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矿泉水。他是钱德胜花两万块一年请的法律顾问，专门负责审合同、跑劳动仲裁、处理工人投诉。顾律师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到点子上。他说：“钱总，今年的合同我重新梳理了一遍，结合去年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把所有有争议的条款都改了。现在这份合同，你拿到任何一个劳动监察大队去，他们都挑不出毛病。”
    钱德胜一页一页地翻。第一条，合同期限。“这不是一年一签了吗？”他问。顾律师说：“对，之前是两年一签，但司法解释说了，劳务派遣合同期限过长的，容易被认定为事实无固定期限合同。改成一年一签，规避风险。”钱德胜点了点头，继续翻。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地点。“甲方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乙方同意服从甲方的安排。”他把这句话念了一遍，说：“这个会不会被工人说强制调岗？”顾律师笑了笑，说：“加了‘乙方同意’三个字，就是他签了字就是同意了。白纸黑字，法院认。”
    钱德胜继续往下看。第三条，劳动报酬。“这个怎么写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分开？不是按小时了吗？”顾律师说：“按小时算容易被认定为非全日制用工，会有双倍工资的风险。改成基本工资加绩效，基本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填，绩效按实际产量算。工人每个月拿到手的钱跟以前差不多，但法律上更安全。”钱德胜说：“那加班费呢？”顾律师说：“合同里写‘乙方同意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已经去人社局备案了。综合计算工时制下，加班费按1.5倍算，不用给2倍。而且我们备案的时候把周期设成了季，工人一个季度内总工时不超过法定标准就行，平时超一点不违法。”钱德胜把老花镜取下来，擦了擦镜片，说：“顾律师，你办事我放心。”
    翻到第七条，社会保险。“按最低基数交？”顾律师点头：“对，合同上写‘甲方依法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但不写基数。工人问起来，就说按公司统一标准。法律上只要求交，没要求必须按实际工资交。按最低基数交，每年能省一大笔。”钱德胜算了一下，他手下四百多个工人，每人每月按最低基数交社保比按实际工资交，一个人能省三百多，一个月就是十二万，一年一百四十多万。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肌肉的记忆。
    翻到第十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乙方连续两个月绩效考核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钱德胜念完，问：“绩效不合格怎么认定？”顾律师说：“我们有一套绩效考核制度，已经公示了，工人入职的时候会让他们签收。制度里写了，产量低于车间平均水平的80%即为不合格。连续两个月不合格就可以辞退。法律上这叫‘不能胜任工作’，合法。”钱德胜说：“那工人要是仲裁，说我们故意提高标准呢？”顾律师说：“标准是跟厂里其他工人对比的，不是我们定的。仲裁委要看数据，我们有数据。”钱德胜不再问了，翻到最后一页，签字栏上面有一行字：“乙方确认：甲方已就本合同全部条款向乙方进行了详细解释，乙方已充分理解并自愿签署。”他说：“这个解释的环节，我们怎么证明解释过了？”顾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合同条款确认书”，列了十几条，每条前面有个小方框，方框后面写着“本人已并理解该条款”。他说：“让工人挨个打钩，打完钩签字。这就是证据。”
    钱德胜把合同合上，靠在藤椅里，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转了一会儿。他说：“顾律师，你说实话，这份合同有没有问题？”顾律师说：“法律上没有问题。所有条款都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我以我的职业资格担保，这份合同拿到任何法庭上，都不会被认定为违法或者无效。”他顿了顿，又说：“但你知道，合法不代表工人不会吃亏。法律只规定了底线，我们只要不突破底线就行。至于底线以上的部分，是商业谈判的事。工人签字的时候，没人跟他谈判。”钱德胜笑了，这次是真笑了。他说：“顾律师，你比我还会做生意。”
    第二天，德胜人力的所有老合同都被收进了档案柜，换上了这份新合同。钱德胜把业务员叫到一起开了个会，说：“以后招人，合同拿这份新的。体检费不收，押金不收，工资按月发。工人问有没有什么费用，你说没有。工人问社保交不交，你说交。工人问能不能随时辞职，你说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行。全部说实话，不骗人。”一个业务员问：“那咱们从工资里抽成的事，要不要说？”钱德胜看了他一眼，说：“合同上写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核算方法也写了，他没有看不懂的道理。”业务员没再问了。
    第一批签新合同的工人有五十多个，都是从贵州招来的，年龄十八到四十五不等，大部分初中没毕业。他们被安排到德胜人力合作的电子厂做流水线，合同在入职第一天就签了，签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解释。他们把名字写在最后一页，按了手印，然后被领到了车间。没有人知道那份合同里写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基本工资只有两千二，绩效工资被扣了五百作为“管理费”，没有人知道综合计算工时制意味着他们周末加班只能拿到1.5倍而不是2倍，没有人知道连续两个月产量低于80%就会被辞退且没有补偿。他们只知道自己签了一份“正规合同”，比那些收体检费的靠谱多了。
    一个月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工人们发现到手只有三千出头，比他们听说的五千少了很多。有人去找厂里财务，财务说工资是德胜人力算的，你去找他们。有人去找钱德胜，钱德胜把合同翻出来，指给他们看：“你看，你的基本工资是两千二，绩效工资是一千八，绩效工资要乘绩效系数，你这个月的产量是标准产量的百分之七十，系数零点七，一千八乘零点七是一千二百六，加上基本工资两千二，三千四百六，扣了社保个人部分三百多，到手三千一。没错吧？”工人看着合同上自己签的字，说不出话。有人问：“那绩效系数怎么算的？我明明干得跟别人一样多，为什么我是零点七，别人是一点零？”钱德胜说：“绩效是按流水线末端合格品数量算的，你的合格品少，可能是因为你操作不熟练，或者机器故障，或者原材料有问题。你要是有异议，可以去查生产记录。”工人去查了。生产记录在车间主任手里，车间主任是厂里的人，跟德胜人力签过合**议。记录上写着他的合格品数量确实比别人低。他找不出问题，因为他不知道那些记录是改过的。
    同样的事情在同一个月里发生了十七次。十七个工人来问工资，都被钱德胜用同样的方式打发了。有两个人去了劳动监察，劳动监察查了合同、工资表、考勤记录，没有发现问题。有一个人去了法院，法院立案了，但开庭那天他没有来，因为他已经辞职去了另一座城市。案子撤了。钱德胜对顾律师说：“这份合同真好用。”顾律师说：“法律的底线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突破的。我们没突破，就没问题。”钱德胜把那杯凉透了的茶倒掉，重新泡了一杯。
    吴胖子也拿到了这份合同的模板。不是钱德胜给的，是顾律师卖给——不，不是卖，是“共享”给他的。顾律师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他把同一份合同卖给两家客户，但他可以“不经意间”把合同落在吴胖子的店里。吴胖子拿到合同以后，找了自己的律师朋友看了看，朋友说这合同没问题，可以放心用。吴胖子把体检费、保证金全部取消，换上了这份“合法合同”。他算了一笔账，不收费只抽成，前期会少赚一点，但工人能留住，长期更划算。他咬着牙把店里的红色传单都扔了，换了一张新海报，上面写着：“正规派遣，不收取任何费用。”他没写“不抽成”，因为抽成是写在合同里的，不是“收取费用”。
    刘姓周跑路之前，也曾想用这份合同。他找顾律师要了一份电子版，打印出来看了三遍，然后放在桌上，抽了一整包烟。他知道这份合同能让他不跑路，能让他像钱德胜一样吃长线。但他也知道，要真正合规，他需要注册公司、开对公账户、交社保、垫付工资，需要至少五十万的流动资金。他没有。他只有那间铺子和那辆破金杯。他抽完最后一根烟，把合同塞进了抽屉里，没有用。一周后他跑路了。
    阿强见过这种“合法合同”。他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拿着合同来给他看。工人说：“阿强，你看看这份合同，我干了一个月，到手才两千八，他们说合同上写了，我签了字，没法告。”阿强看了，合同上每一个字他都认识，连在一起他也看得懂。他没有找出任何违法的条款，但他找出了一行字：“绩效工资的核算标准详见附件一。”附件一是一张纸，上面写着“产量标准根据车间平均水平动态调整”。“动态调整”四个字，就是那根伸缩的尺子，可以拉长，可以缩短，永远不让你摸到。阿强把合同还给工人，说：“你签了字，这就是你的命。”工人说：“那我没法告了？”阿强说：“你告不了。”工人走了。阿强看着他的背影，想喊住他，但没喊。他不知道喊住了能说什么。
    那张公告栏上贴的“春风行动”海报还在，举报电话12333还在。但没有人打，因为没有人相信能打通。就算打通了，也没有人相信能解决。就算解决了，也没有人相信能改变。因为合同改了，套路改了，骗术升级了。以前是明抢，现在是暗偷。以前你被收了三百八的体检费，你知道自己被骗了。现在你签了一份合法合同，干了一个月才发现少拿了五百块，你去问，人家说合同上写了，你签了字。你连被骗都意识不到。
    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以前的骗局，你至少能恨一个人——那个收你体检费的中介，那个写“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老板。现在的骗局，你找不到恨的对象。合同是合法的，工资是合规的，社保是交了的，一切都是“正规”的。但你拿到手的钱，就是比你说的少。你不知道少了的那部分去了哪里，就像你不知道水龙头里流走的水去了哪里。它流进了下水道，流进了德胜人力的账户，流进了钱德胜的藤椅和茶壶，流进了顾律师的西装和领带。它流得悄无声息，不留痕迹，不被追究。
    钱德胜把新合同锁进了档案柜，把钥匙挂在腰带上。他走到店门口，拉开藤椅，坐下来，泡了一壶新茶。街上有个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路过，看了一眼“德胜人力”的招牌，犹豫了一下，推门进来了。
    “老板，找工作。”
    “坐。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
    “我们这边不收费，正规派遣，签合同，交社保。你看这份合同，你先看看，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小伙子接过那叠A4纸，翻了翻，密密麻麻的字，看了两页就看不下去了。他把合同放在桌上，说：“不用看了，我相信你。”
    钱德胜把笔递过去。
    “在这签字，还有这，这。好了，明天来上班。”
    他把合同收进抽屉，倒了一杯茶，递给小伙子。小伙子双手接过去，喝了，烫了一下，龇了龇牙，笑了。钱德胜也笑了。
    两排牙齿，一排白的，一排黄的。都张着，都闭不上。

 第36章：中介竞争与博弈关系

    钱德胜决定开会。不是开那种正经的会，是请吃饭。他让业务员给这条街上所有还开着门的中介老板发了条微信：“后天晚上六点，开发区海鲜酒楼，钱总请客，务必赏光。”
    吴胖子收到了，犹豫了半天，回了两个字：“好的。”他心里清楚，钱德胜从来不会无缘无故请人吃饭。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钱德胜吃饭，要么是收编，要么是清场。隔壁的“必胜人力”老板也收到了，他姓林，三十出头，刚来这条街不到半年，不认识钱德胜，但听说了他的名头，回了个“谢谢钱总”。街尾那家“宏盛人力”的老板老孙也收到了，他是这条街上仅次于钱德胜的老人，开店七年，没跑过路，但也没做大，一直半死不活地吊着。他回了个“收到”。还有三四家小中介的老板，也都答应了。刘姓周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叫他。阿强不是中介，没人叫他。高天和头套哥不在这条街上，也没人叫。
    六点整，海鲜酒楼包间。钱德胜坐在主位，面前摆了一壶铁观音，旁边坐着顾律师。顾律师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件深色夹克，但领带还是打了，坐在那里像一根绷紧的弦。其他中介陆陆续续来了，吴胖子最后一个到，进门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看到钱德胜，把烟掐灭在门外的烟灰缸里，进来坐下。圆桌坐了八个人，服务员开始上菜。鲍鱼、龙虾、东星斑，一桌子硬菜。吴胖子看着满桌菜，心想这顿饭没有三万块下不来。钱德胜花了这么多钱，要谈的事情一定不小。
    酒过三巡，钱德胜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开始说话。他说：“各位，今天请大家来，不是吃饭这么简单。我做中介九年了，这条街上的人来来去去，我见过太多。有的人赚了钱跑了，有的人被抓了进去了，有的人开着开着就没了。咱们现在还坐在这的，都是有点本事的。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为什么越做越累？价格战打来打去，体检费从三百八降到一百，工人都嫌贵。你们不累吗？”
    没人接话。吴胖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没看他。老孙夹了一块鲍鱼，慢慢嚼。小林低着头，在手机上打字，不知道在回谁的消息。
    钱德胜继续说：“我琢磨了很久，想出一个法子。咱们不要再互相压价了，你压我也压，最后谁都赚不到钱。咱们统一定价，统一口径，统一跟工厂谈条件。体检费定在两百八，谁都不许降；工服押金定在两百，谁都不许不收；日结工的抽成比例统一为百分之二十，谁都不许多抽也不许少抽。谁违反了，大家一起找他。”
    包间里安静了三秒。吴胖子第一个开口：“钱总，你说统一定价就统一定价？你算老几？”
    钱德胜没有生气，笑了笑，说：“我不是老大，我是想让大家都有口饭吃。你要是不愿意，你可以继续打价格战，你打不过我的，我有四百多个工人做底，你耗不过我。”
    吴胖子被噎住了。他知道钱德胜说的是实话。他的店只有二十来个工人，钱德胜的店有四百多个，打价格战他撑不过三个月。
    老孙放下筷子，说：“统一定价我没意见，但怎么执行？谁盯着？有人偷偷降价怎么办？”
    钱德胜看了顾律师一眼。顾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我们拟了一份《行业自律公约》，不是法律文件，没有强制执行力，但签了字的，要是违反了，其他签约方有权把他违约的事实向劳动监察、工商部门举报。”
    吴胖子听到“举报”两个字，脸色变了。他说：“你这是威胁？”
    钱德胜说：“不是威胁，是互相监督。你不违约，没人举报你。你违约了，你就是破坏行业规则，大家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
    小林这时候抬起头来，说：“我不签。”
    他看着钱德胜，眼神里没有畏惧，只有一种很冷的平静。
    他说：“钱总，我刚来这条街不到半年，我的客户都是自己一个一个拉来的，我没有抢过任何人的单子，也没有压过价。你让我签这个公约，把体检费定在两百八，我的成本你算过吗？我的店租比你贵，我的业务员底薪比你高，我两百八根本赚不到钱。你做了九年，你有积累，我有什么？我只有一腔热血。你要么让我按自己的价格做，要么我退出这条街，换个地方重来。但我要告诉你，你定这个价，不让我活，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钱德胜看着小林，脸上的笑容没变，但眼睛里的光收了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放下，说：“小林，你年轻，有冲劲，我欣赏。但生意不是靠冲劲做的。你降价，别人也降价，最后大家都死。你愿意死，我不拦你。但你要知道，你降价抢走的那些人，不是从我这抢的，是从吴胖子、老孙他们那抢的。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
    吴胖子哼了一声，没说话。老孙看了小林一眼，说：“你确实抢过我的人。”
    小林说：“我没抢，我价格低，他们自己来的。这能怪我？”
    老孙说：“不怪你，但你也不能让我们饿死。”
    包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僵。服务员端着一盆汤进来，没人动筷子。
    顾律师站起来，说：“各位，公约的事情可以再商量。价格不是死的，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浮动，但浮动幅度不能太大。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谈，谈不拢很正常，下次再谈。先吃饭，菜凉了。”
    钱德胜拿起筷子，夹了一只虾，放到吴胖子碗里。吴胖子愣了一下，看着那只虾，没有拒绝。其他人也陆续拿起了筷子。饭吃完了，公约没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第一轮博弈。钱德胜不会放弃，因为他需要这条街上的秩序。没有秩序，他的长线生意也会受到影响。他不想天天被价格战干扰，不想让工人跑到别家去。他要的是稳定——稳定的工人来源，稳定的抽成比例，稳定的利润。为了这个稳定，他可以跟这些小鱼小虾合作，也可以把他们碾碎。他们不签公约，他还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钱德胜给每个中介的房东打了电话。他在这条街上做了九年，跟每个房东都很熟。
    他没有说别的，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听说你那租户最近生意不太好，小心跑路。”
    房东们听了心里一紧。当天下午，有三家中介接到了房东的通知：“房租要涨五百。”其中就包括小林。小林去找房东理论，房东说：“这条街的行情就是这样，你不租有人租。”小林知道这是钱德胜在背后搞鬼，但他没有证据。他咬着牙把涨价后的房租交了，心里记下了这笔账。
    与此同时，钱德胜让自己的业务员在劳务市场门口散布消息：“德胜人力最近跟几个大厂签了新合同，要招两百人，体检费只收一百五，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这条消息不是真的，但劳务市场门口的人信了。因为德胜人力在这条街上名声最响，“不收费”的口碑已经传开了。消息传出去两天内，吴胖子店里的咨询量下降了四成，老孙的店下降了三分之一。他们都以为是市场不好，不知道是钱德胜在背后放风。
    吴胖子忍不住了，打电话给老孙：“老孙，咱们得联合起来。钱德胜这是要赶尽杀绝。”老孙说：“怎么联合？”吴胖子说：“咱们也搞统一定价，不跟他走，我们自己定。体检费一百八，比他的低，把他的客户抢过来。”老孙想了想，说：“你定一百八，他明天定一百五，你拼得过他？”吴胖子说：“拼不过也要拼，总不能等死。”老孙说：“你拼吧，我不跟你拼，我打算把店盘出去了。”吴胖子愣住：“你不干了？”老孙说：“干了七年，累了。钱德胜这种人，我斗不过。”老孙的店在一个月后真的盘了出去，接盘的是一个做奶茶的。老孙拿着转让费回了老家，临走前来钱德胜店里坐了坐，喝了杯茶，没说太多，走了。
    小林的店撑了两个月，最后还是搬了。他搬到了另一条街，离这里五公里，重新开张。走的那天晚上，他给钱德胜发了一条微信：“钱总，后会有期。”钱德胜没有回复。他看着那条消息，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喝茶。他不在乎小林去了哪里，因为那条街上没有他的竞争对手，小林活不了多久，又会搬。那些小鱼小虾永远在搬，永远在跑，永远在死。而他，坐在这里，喝着茶，吃着长线，像一棵扎根百年的老树，风暴刮不倒，虫蛀不烂。
    高天和头套哥之间的博弈，跟这条街上的不同。他们不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他们在同一个流量池里。高天有七十二万粉丝，头套哥有一百二十万。他们的竞争不是在价格上，而是在话语权上。谁说得对，谁说得真，谁说得让人信，谁就能赢得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工人、更多的生意。但他们的博弈有一条看不见的底线——不揭发对方的中介身份。
    高天知道头套哥就是“新起点人力”的老板，头套哥知道高天的“天诚人才”也在抽成。但他们互相不说破，因为说破了，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们的博弈不是零和，是负和——互相攻击只会让两个人都掉粉，让观众觉得“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偶尔影射，从不点名，骂战控制在粉丝层面，自己不出面。他们的博弈像一场假摔，看起来激烈，其实谁都没用力。
    真正的博弈发生在钱德胜和那些小中介之间。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屠杀。钱德胜有资本、有关系、有律师，小中介什么都没有。他们唯一的武器是价格，而价格在钱德胜面前毫无意义，因为他可以用更低的价把你耗死，然后重新提价，把亏损补回来。这叫“战略性亏损”，互联网大厂的玩法。钱德胜不懂这些词，但他懂这个逻辑。
    博弈的结果只有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泥巴是那些打工的人，是那些睡在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是那些被机器压了手的小何，是那些在流水线上肿了手指的阿俊，是那些签了合法合同却拿不到应得工资的小杨。他们不知道这场博弈的存在，不知道钱德胜和吴胖子在酒桌上吵了什么，不知道高天和头套哥在网上骂了什么，不知道公约、举报、房租涨价、战略性亏损这些词。他们只知道今天没抢到活，明天要早点来，后天也许就好了。
    后天不会好。但他们会一直等。

 第37章：揭发对方

    他叫蒋平，在短视频平台上叫“平哥说工”，粉丝三十多万。他的视频风格跟孟勇有点像——走到一家中介门口，拍下门头，对着镜头痛斥：“家人们看好了，就是这家‘鑫诚人力’，收体检费三百八，收完就消失。大家千万别来，来了就是送钱！”但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他拍的所有中介都不在他住的那条街上。他住在城北的城中村，那条街上也有七八家中介，其中两家跟他有合作关系，他从来没提过。他拍的都在城南、城东、城西，离他至少十公里。他的粉丝不知道这个规律，但觉得他“哪里都敢拍”，很佩服他。
    蒋平以前是中介，现在也是。他的店开在城北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招牌叫“平信信息咨询”，不写“劳务”也不写“人力”，看起来像个正经的服务中心。他不收体检费，不收押金，他学的是钱德胜那套——签合同，抽成，吃长线。他的店里用的合同是找律师改过的，跟德胜人力的模板差不多，合法合规，挑不出毛病。他每个月从六十多个工人身上抽成，净赚三四万。他的视频账号是副业，但副业带来的流量会反哺主业——看了他视频的人觉得他是“正义的”“敢说话的”，于是来他的店里找工作。他一边在镜头前骂黑中介，一边在自己的店里做着“不黑但也不白”的生意。
    他的逻辑很简单：不拍自己那条街上的，因为那些中介是他的邻居、同行，甚至是他的下家。他拍了他们，他们就会报复，会举报他，会去他的店里闹，会在他门口拉横幅。他承受不起这个代价。但拍别的街上的，那些人离他远，不认识他，就算视频火了，对方找过来，他也可以说是“网友投稿，我只是转发”。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信息中转站，而不是一个主动的调查者。
    他拍过的最火的一条视频，是曝光城南一条街上的“诚讯劳务”。那条视频里，他站在那家店门口，用手指着招牌，情绪激动地说：“这家店，收了三十多个工人的保证金，每人五百块，然后关门跑路了。现在工人们找不到人，报警没用，去法院找不到被告。大家记住这个地址，永远别来！”视频播放量两百多万，评论区全是“平哥牛逼”“平哥为民除害”。但他没有说的是，那家“诚讯劳务”的老板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跑路之前给他打过电话，说“这边风声紧了，我先撤，你那边小心”。他当时没有劝亲戚不要跑，也没有提醒那些工人。他只是在亲戚跑路之后，去拍了一条视频，吃了一波流量。
    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他说：“那些工人的钱反正也拿不回来了，我不拍这条视频，别人也会拍。我拍了，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避免再上当。”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工人里有一个人看到了他的视频，在底下留言说：“我就是被骗的工人之一，你能帮我们要回钱吗？”他没有回复。他把那条留言删了，因为回复了就意味着要负责。他不是不想负责，是他负不起。他能做的就是在视频里骂几句，然后让那些工人继续在评论区里互相安慰。
    有一段时间，城东新开了一家“宏达人力”，广告牌做得很大，传单发得很猛，生意好得不行。蒋平店里的业务员跑来跟他说：“老板，那家把我们好几个客户都抢走了，要不要拍他们？”蒋平问：“那家什么来头？”业务员说：“好像是外地人开的，没什么背景。”蒋平第二天就去了城东，拍了那条街，把“宏达人力”的门头、传单、合同都拍了下来，在视频里说：“家人们，这家‘宏达人力’打着世界五百强招聘的旗号，实际送去的都是小作坊。我收到了十几条私信举报他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视频发出后，“宏达人力”的生意急剧下滑，老板在朋友圈骂了三天，但找不到是谁拍的，因为蒋平的视频里没有露脸，只露了手和声音。
    蒋平拍完城东，顺便去了旁边的一条街，又拍了三家。回来剪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新开了一家“新起点人力”，就在他店对面。他的镜头曾经扫到过那家店的招牌，但他在剪辑的时候把那两秒钟切掉了。他不能让粉丝知道他的店对面也有一家中介，更不能让粉丝知道那家中介的经营模式跟他一模一样。他需要维持那个“平哥”的人设——一个仗义执言、不畏强权的打假英雄。英雄的对面不能有同行，只能有恶龙。
    有一天，一个粉丝私信他：“平哥，你住哪条街？我想去你那里面试，我看你视频里好像说过你在城北。”蒋平回复：“我不方便透露住址，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请你理解。我的店在城北XX路XX号，你可以直接过来。”他没有说的是，那条路上还有另外三家黑中介，其中一家就在他隔壁。那个粉丝来了以后，先看到了他隔壁的店，差点进去。幸好他及时出现在门口，把粉丝叫进了自己的店里。粉丝坐下来，签了合同，交了身份证复印件，被安排到了一个电子厂。三个月后，那个粉丝发现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被抽走了五百块，来找蒋平理论。蒋平把合同翻出来，指着“绩效工资核算办法”那一行字说：“合同上写了，绩效工资的百分之十五作为管理费，你签字的时候看到了吗？”粉丝说：“你当时没跟我说。”蒋平说：“合同上写了，你自己没看。”粉丝气得脸通红，但没办法，因为他确实签了字。他站起来，把合同摔在桌上，走了。走出店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蒋平的招牌，又看了一眼隔壁那家店的招牌。两家店挨着，做的是一样的事。而他曾经在视频里骂隔壁那家店是“黑中介”。
    那个粉丝后来在蒋平的视频底下留了一条评论：“平哥，你自己也是黑中介，你拍的别人都是假的，你才是最该被拍的那个。”蒋平把这条评论删了，拉黑了那个账号。他对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剪辑下一条视频。这次他要拍的是城西的一条街，那里有一家“诚信人力”，专门骗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已经在那边踩过点了，拍好了素材，只需要配个音就能发。他戴上耳机，对着麦克风说：“家人们，今天平哥来到城西，带大家看看这家黑中介……”
    他的声音很稳，跟平时一样。
    窗外的巷子里，有人拖着行李箱经过，抬头看了一眼他的招牌：“平信信息咨询”。没有红色传单，没有“月薪八千”，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店面。那人犹豫了一下，推门进来了。
    “你好，找工作。”
    蒋平摘下耳机，转过身来，露出一个标准的笑容。
    “坐。身份证带了吗？”

 第38章：对学生的利用

    小林，不是中介小林，是学生小林。二十一岁，在大三，学的是电子商务。学校要求大三下学期必须参加“顶岗实习”，说是“顶岗”，其实就是送去工厂干活。学校说：“不参加实习，拿不到毕业证。”小林不想去，但他想拿到那个毕业证，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父母等着他毕业，等着他找一份好工作，等着他光宗耀祖。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学校开了实习动员大会。就业办的孙主任站在讲台上，PPT翻了一页又一页，上面全是合作企业的名字——电子厂、物流园、电商仓库。孙主任说：“这些企业都是经过学校严格筛选的，跟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安全可靠。实习期间包吃包住，每月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表现优秀的，毕业后可以直接转正。”台下坐着两百多个学生，有人在玩手机，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小声聊天。小林认真听了，拿笔记了几个厂名。他想去那个做无人机的，觉得高科技，有前途。
    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合作企业”没有一家是直接跟学校签的协议。中间隔着一层中介。学校把学生交给中介，中介再把学生卖给工厂。学校从每个学生身上收取“管理费”，每月三百到五百不等；中介从每个学生身上抽取“服务费”，每月五百到八百不等；工厂付给学生的工资，经过两道抽水，到学生手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一半。这笔账，小林不会算。他只知道老师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他信了。
    实习出发的那天早上，学校门口停了三辆大巴。学生们拖着行李箱，背着书包，像春游一样叽叽喳喳。小林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妈，我去实习了，去深圳。”他妈说：“好好干，别给人家添麻烦。”他说知道了。挂了电话，大巴开了，一路上同学们在唱歌，有人在拍视频发朋友圈，配文是“出征”。小林也发了一条：“第一份工作，加油。”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工资多少，不知道合同上写了什么。他只知道学校安排的，不会错。
    大巴开了五个小时，没有去深圳，去的是隔壁省的一个县级市。车停在一个工业区，四周全是灰扑扑的厂房，没有超市，没有餐馆，没有公交站。学生们下车，站在路边，像一群被卸货的包裹。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名单，开始点名。他说：“我是XX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安排你们的实习。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里。宿舍六人间，空调热水都有。明天开始培训，培训完了上岗。”小林问他：“我们是在哪个厂？”年轻人说：“XX科技，做手机配件的，上市公司。”小林掏出手机查了一下，XX科技确实是上市公司，股价还不低，他放心了。
    他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不是跟工厂签的，是跟那家人力资源公司签的。合同上写着“实习协议”四个字，不是“劳动合同”。他问白衬衫：“怎么不是劳动合同？”白衬衫说：“你们是实习生，不是正式员工，签的是实习协议，一样的。”他看了看合同上的工资条款：“实习津贴：每小时十五元。”他觉得有点低，因为老师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按十五块一小时算，每天干八小时，一个月也就两千四。白衬衫说：“有加班，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到四千。”小林信了。合同上还有一行字：“甲方有权根据生产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他没在意，因为他不知道“调整”意味着什么。
    他被分到了流水线。不是做无人机，是做手机充电器的外壳。他的工位在一台注塑机旁边，负责把注塑出来的外壳修剪毛边。机器每四十秒吐出一个外壳，外壳很烫，他戴着手套，还是觉得烫。第一天干了十一个小时，回到宿舍，手上有三个水泡。他挑了最大的那个，用针戳破，挤出里面的液体，贴上创可贴。宿舍里其他五个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有人手上七个水泡，有人被烫伤了胳膊。大家都没说话，各自处理伤口，各自上床，各自在黑暗中刷手机。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小林到手三千二百块。他算了算，按照十五块一小时，每天十一个小时，一个月三百三十个小时，应该是四千九百五十块。少了将近一千八。他去找白衬衫，白衬衫说：“扣了住宿费、水电费、管理费、保险费。住宿费每月三百，水电费一百，管理费三百，保险费两百，还有个人所得税。”小林说：“实习生也要交个税？”白衬衫说：“超过起征点就要交。”小林没查，因为他不知道去哪查。他只知道到手三千二，比他预想的少了一大截。他想打电话给学校问问，但不知道该打给谁。他翻出实习动员大会上发的联系卡，上面有孙主任的电话，打了三次，没人接。
    他发了一条消息给孙主任：“孙老师，我们工资被扣了很多，到手只有三千二，合同上写的是十五块一小时。”孙主任没有回复。过了两天，他收到一条群发消息，内容是：“各位同学，实习期间如有问题，请先与企业沟通。学校会定期回访，请同学们安心实习。”小林把这条消息读了四遍，没有读出一个解决方案。
    实习第二个月，小林的右手被机器夹了一下。不严重，指甲盖裂了，指腹被压出一道深痕，流了很多血。组长带他去车间办公室，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给他用碘伏消了毒，贴了创可贴，说“没事了，回去干活”。小林问：“这不算是工伤吗？”组长说：“你们是实习生，不是正式员工，没有工伤。回去干活，别磨蹭。”小林回去了，手指疼了一个星期，指甲盖最后掉了，长了新的出来。他后来在网上查，实习生确实不被《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因为实习生与工厂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他又查了查学校有没有责任，查到一条：“学校应当为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但“必要的”三个字像一把伞，挡住了所有的雨。
    他给学校打电话，这次通了。一个女老师接的，说孙主任不在，你打他手机。他说打过了没人接。女老师说那你等孙主任回你。他等了三天，孙主任没有回。他又打，这次孙主任接了。他说了工资的事，说了工伤的事。孙主任听完，沉默了一下，说：“这个情况我会跟合作企业沟通。你先把实习干完，毕业证要紧。”毕业证要紧。这四个字像一针麻药，扎进去，疼，但能忍。小林咬着牙，把剩下的两个月干完了。
    实习结束那天，他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条，攒了一叠。他把每张工资条上的实发金额加起来，算了算，三个月一共到手九千六百块。按照合同上的十五块一小时，每天十一个小时，三个月应该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块。中间差了五千二百五十块。他不知道这五千多去了哪里，但他知道，有一部分流到了学校，有一部分流到了中介，有一部分流到了不知名的账户里。他不会去追，因为他要毕业。
    回到学校，他交了实习报告，换了毕业证。毕业证上印着他的名字，盖了学校的钢印，看起来那么硬，那么真实。他把毕业证拿在手里，忽然觉得这张纸很重——不是因为上面写了他的学历，而是因为这上面压着三个月的水泡、五千多块钱的工资、一根掉了的指甲盖，以及无数个他忍住了没有问出口的“为什么”。他不能问，因为他毕业了。毕业了就意味着他跟学校再也没有关系，学校不会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就算回答了，也只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开始找工作。在招聘网站上投了三百多份简历，接到十几个面试，没有一个成的。他发现自己除了那张毕业证，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技能，没有经验，没有人脉。他在流水线上待了三个月，学会了修剪毛边、处理烫伤、忍住眼泪。但这些不会写在简历上。他去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问他：“你有什么实习经历？”他说：“我在XX科技实习过，做手机配件。”面试官说：“那是流水线工人吧？”他说是。面试官笑了笑，没有再说。
    后来他去了一个电商公司做客服，月薪三千五，不包吃住。他租了一个隔断间，月租六百，每天挤公交上班，晚上回来吃泡面。他每个月给家里寄一千块，剩下的勉强够活。有时候他会想起那个工业区，想起那台注塑机，想起白衬衫说的“上市公司”，想起孙主任说的“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他把这些想起压下去，像压一个弹簧，压下去就弹起来，压下去就弹起来，永远不坏，永远不灭。
    他的弟弟今年也要上大学了。他弟弟打电话问他：“哥，学校推荐我去一个电子厂实习，说是跟学校合作的，靠谱吗？”他张了张嘴，想说“别去”，但他想到自己当年也没听任何人的劝。他说：“你去看看，不行就回来。”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说“别去”，弟弟会说他自己的经历就是成功的——他至少毕业了，至少找到了工作，至少活下来了。没有说服力。他只能把选择权交给弟弟。
    弟弟去了。去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就业办的孙主任，同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同一个工业区。他坐在注塑机旁边，修剪毛边，手被烫出水泡，用针戳破，贴上创可贴。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三千一，比小林当年还少一百。他不知道这一百去了哪里，也许被学校涨了管理费，也许被中介涨了服务费，也许被工厂降了工价。他不知道，也不会去查，因为他的同学跟他一样。
    小林偶尔会刷到“平哥说工”的视频，看到那些揭露黑中介的内容。他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也被骗了。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想多了难受。他只知道那三个月过去了，他拿到了毕业证，他有了一份工作，他活着。至于那五千多块钱，他没有要回来的力气了。他选择忘记。不是原谅，是不想再疼。
    校园里，新一批的学生坐上了大巴，去往同一个工业区。孙主任站在车下，拿着名单，一个一个点名。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希望你们珍惜这次实习机会，为将来就业打下坚实基础。”大巴开动了，车上的学生把窗户摇下来，跟窗外送行的同学挥手，笑着喊：“我们走啦，挣钱去啦！”孙主任也笑着挥了挥手，转身回了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最新的合**议，甲方是“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方是学校，丙方是空白。他把丙方的名字填上：XX科技。然后盖上学校的章，锁进抽屉。
    那把锁的钥匙，他挂在腰带上，跟家门钥匙、办公室钥匙、车钥匙串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响，像一串小铃铛。
    铃铛在响。
    学生在上路。

 第39章：学校与中介合作2

    孙主任的手机响了三声，他接起来。
    “孙主任，新一批学生的名单我收到了。六十七个人，对吧？”电话那头是钱德胜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谈一笔普通的买卖。
    “对，六十七个。下周一出发，你安排车。”
    “车没问题。还是老地方，学校南门。合同我这边准备好了，到了签。”
    孙主任应了一声，准备挂电话。钱德胜叫住他：“孙主任，那个……上批的那个事，处理好了吧？”孙主任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上批学生里有一个女孩在生产线上被机器伤了手指，家长闹到了学校。学校赔了八千块，签了和解协议。钱德胜出了三千，学校出了五千。女孩拿了钱，回了老家，不再追究。
    “处理好了。你那边注意点，别再出这种事。”钱德胜说：“放心，出事的不多，一年一两个，扛得住。”孙主任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他没叫人换，因为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就业办的其他老师都去开“校企合作推进会”了，他没有去，因为他觉得那种会没有意义，真正的合作不在会议室里，在电话里，在协议上，在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数字里。
    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二年。十二年来，他见过无数学生，也见过无数中介。有的中介跑了，有的中介进去了，有的中介做大了。钱德胜是做大了的那个。孙主任跟他合作了六年，从德胜人力还是一个只有三间铺面的小中介开始，一直合作到现在。他们之间没有签过长约，每年都是一批学生一批学生地签，但从来没有换过别家。不是没有别的中介来找过孙主任，开价更高的有，返点更多的有，但他没有换，因为他跟钱德胜之间有一种默契——不出大事。他需要的就是“不出大事”。只要没有学生跳楼，没有家长拉横幅，没有记者来暗访，他的工作就稳了。钱德胜懂这个，所以他能做六年，而别的中介做一两年就出局了。
    学生的实习工资是每小时十六块。钱德胜报给学校的数字是每小时十二块。中间的差价四块钱，钱德胜拿一块五，学校拿两块五。学校拿的那两块五里，孙主任能吃到多少？他从来没有算过，因为不是直接进他的口袋。财务那边有一套流程：钱德胜把钱打到学校指定的账户，学校把“实习管理费”那一项列在预算外收入里，然后以“绩效”“补贴”“劳务费”的名义发下来。孙主任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大概在八千到一万二之间。加上他的工资，一个月能有两万出头。在这个三线城市，够用了。
    他知道这不是干净的，但他也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干。隔壁学校的刘主任，拿的比他多。对面学校的王主任，拿的比他狠。他不算最过分的，只能算中等。这个认知让他的良心不至于太痛。他有时候会想，这些学生要是知道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被学校和中介抽走了，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要是知道”不意味着“真的知道”。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要毕业证。毕业证比什么都重要，重要到可以忽略那几千块钱，重要到可以忽略那根受伤的手指，重要到可以忽略那些没有人回答的“为什么”。
    新一批学生的名单在孙主任桌上摊着，六十七个名字，六十七个学号，六十七个身份证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梦想，但他们被写在同一张纸上，被归类为“第三批实习学生”，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被打上了同一个条形码。孙主任把名单翻了一遍，看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停了一下。那个名字叫陈思思，女，二十岁，学的是会计。他想起这个女孩，上个月来他办公室问过实习的事，问他能不能自己找实习单位。他说不行，学校统一安排。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学校要对你们的实习质量负责。她没有再问，低着头走了。
    孙主任把名单合上，放进文件夹。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在晒太阳。他忽然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实习过，也被安排到一家工厂，也签了一份看不懂的合同，也拿过比承诺少的工资。但那时候他没有多想，因为他觉得“这是必经的一步”。现在他坐在了这个位置，成了那个安排实习的人。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他也遇到了一个像自己这样的就业办主任，他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如果”没有意义。他在这里，做着这件事，已经做了十二年，还会继续做下去。
    周一的早晨，三辆大巴停在宿舍楼下。学生们拎着行李箱下楼，把箱子塞进大巴底部的行李舱，然后上车，找位子坐下，等发车。没有人来送行，因为大一、大二的学生在上课，老师们在办公室，孙主任在就业办窗口看了一眼，确认车来了，又低头看手机了。六点半，第一辆大巴发动了。六点三十二，第二辆。六点三十五，第三辆。三辆车排成一列，缓缓驶出校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
    车上，陈思思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朵里塞着耳机，手机里播放的是一首英文歌，她听不懂歌词，只是觉得旋律好听。旁边坐着一个女生，是她同学，正在跟男朋友发语音，声音压得很低，但她还是能听到一些。“嗯，我走了。”“不知道能不能经常打电话。”“我也想你。”陈思思把头转向窗外，看着街景从学校变成居民区，从居民区变成工厂区，从工厂区变成一片她不认识的土地。她不知道车要开去哪里，只知道是一个叫“XX科技园”的地方。孙主任说那里有宿舍、食堂、超市、篮球场，像一个大学。她信了。
    五个小时后，车停了。她下了车，看到的不是科技园，是一个铁门，门卫室旁边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驻XX工业园办事处”。她站在原地，行李在脚边，不知道该往哪走。白衬衫来了，拿着名单，喊名字。喊到她的时候，她举手，白衬衫看了她一眼，说：“陈思思，女生宿舍在三楼，206房间，跟张小雅、李芳芳、王瑞住。现在去放行李，半小时后到食堂集合，签合同。”
    宿舍在三楼，206房间。房间里有四张上下铺，住了七个人，只剩一个下铺空着。陈思思把铺盖铺上去，把行李箱塞到床底下，坐在床上喘了口气。房间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转起来吱呀吱呀的，墙上有水渍，窗台上放着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是上一个住的人留下的。她拿起那瓶水，走到窗口，倒掉，然后把空瓶扔进了垃圾桶。
    食堂在一楼，摆了八张圆桌，每桌坐十个人。饭菜已经打好了，每人一个餐盘，里面是一勺米饭、一勺炒白菜、一勺豆腐，还有一块红烧肉。那块红烧肉肥多瘦少，油亮亮的，她咬了一口，觉得有点腥，没吃完。坐在她旁边的张小雅把红烧肉挑出来，扔在桌上，说：“这也叫肉？我家的狗都不吃。”陈思思没说话，把剩下的饭扒拉完，去洗了餐盘。
    签合同的地方在二楼会议室。一张长桌，对面坐着白衬衫，旁边坐着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四五十岁，穿深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陈思思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钱德胜。白衬衫把合同发到每个人手上，说：“这是实习协议，你们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陈思思拿起来看。密密麻麻的字，A4纸三页，她看了第一页，觉得头疼，翻到第二页，看到一行字：“甲方有权根据生产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她觉得这句话不对劲，问白衬衫：“调整是什么意思？会把我们调到别的地方去吗？”白衬衫说：“不会，就在这个厂里。比如你本来是做组装，那边缺人让你去包装，很正常。”陈思思又问：“那工资会不会变？”白衬衫说：“不会，工资按小时算，合同上写好了。”合同上写着：实习津贴，每小时十四元。
    她记得孙主任说过是每小时十六到十八。她问白衬衫：“孙老师说十六到十八，这上面怎么写十四？”白衬衫说：“孙老师说那个是加上加班费的平均数，基本津贴就是十四。你们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加下来一个月能到四千多。”她没再问了。她签了字，按了手印。她不知道，那份合同上还有一行她没看到的小字：“管理费、住宿费、水电费由甲方从实习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标准见附件。”附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签的时候附件没有附在后面。她也没有问，因为她不知道附件是什么。
    第二天，她上工了。她被分到二楼的装配线，负责给一种小电器拧螺丝。螺丝很小，要用力才能拧紧。她的手指细，使不上劲，拧了不到两个小时，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就红了。她换了个姿势，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螺丝刀，拧得更慢了。组长走过来，看了她一眼，说：“你太慢了，这边速度跟不上，后面的工位都在等你。”他说完之后，把流水线的速度调快了一点。她手忙脚乱，螺丝掉了三颗，趴在地上捡。后面的工位开始抱怨，有人说“快点啊”，有人叹气，没有人帮她。她咬着嘴唇，把螺丝一颗一颗拧上去，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告诉自己，这是实习，是必经的一步。
    第三天，她的手指肿了。晚上回到宿舍，张小雅看到她的手，说：“你手怎么了？”她说：“拧螺丝拧的。”张小雅说：“你不会用那个电动螺丝刀吗？”她说：“组长说新手先用手的，练好了才能用电动的。”张小雅说：“放屁，他就是不想给你用，电动的效率高，他怕你太快了把活干完了。”陈思思不知道张小雅说的对不对，但她决定明天去找组长，要求换电动螺丝刀。第二天她找了，组长说：“你用不了，那个太重了，你拿不稳。”她看了看那个电动螺丝刀，确实比手动的重很多，她的手腕细，可能真的拿不稳。她没再坚持，回到工位，继续用手拧。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一千九百块。她拿着工资条，看了三遍，以为自己看错了。津贴，八百五十小时，每小时十四块，应发一千一百九十。加班费，四十二小时，每小时七块——她问了人才知道，加班费不是按一点五倍算的，是按零点五倍算的，因为合同里写了“实习期间加班费按基本津贴的百分之五十计算”。那一行字写在第几页？她不知道，因为她没看到。扣款：住宿费三百，水电费一百，管理费四百，保险费一百。实发一千九百。
    她打电话给孙主任。这一次，孙主任接了。她说：“孙老师，我工资只有一千九百。”孙主任说：“第一个月可能扣了一些押金什么的，第二个月就好了。”她说：“合同上写的是十四块一小时，我干了一百九十个小时，应该两千六百六，为什么扣了七百多？”孙主任说：“这个你要问企业，我们学校只负责对接，具体的工资发放是企业的事情。”她说：“你不是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吗？”孙主任沉默了两秒，说：“那个是最高的时候，不是每个月都能拿到。你再干一个月看看，不行的话我帮你问问。”然后他说有个会要开，挂了。
    陈思思攥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外是一面灰色的墙，墙上有几个字，写着“安全第一”，是用红漆刷的，褪色了。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觉得这四个字可以贴在任何地方——工厂、学校、人生。安全第一，安全第二是什么？没有人写，没有人知道。她回宿舍，躺到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没有哭，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她只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那些她看不懂的合同、打不通的电话、回答不了问题的人。
    她不知道的是，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无数个陈思思坐过那辆大巴，签过那份合同，拧过那些螺丝，打过那个电话，听过那句“我帮你问问”，然后挂了电话，再也没有打过去。在她之后，还会有无数个陈思思。她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脸，不同的声音，但她们的故事被复印了无数次，一模一样的开头，一模一样的结局。只有中间的部分偶尔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有的人手指肿了，有的人手指破了，有的人手指被机器压了，有的人手指没受伤但心伤了。但总体来说，没有人在乎这些差异，因为差异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孙主任下个月还要签一份新的协议，还是跟德胜人力，还是那个价码。钱德胜下个月还要送一批新的学生，还是那个流程，还是那个合同。白衬衫下个月还要站在大巴前点名，还是那些名字——不对，名字换了，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数，是人头，是每个人头带来的几百块钱。只要人够多，钱就够多。至于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陈思思的第二个月工资还是一千九百。她没有再打电话，因为她知道打了也没用。她把工资条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枕头套里，跟自己说：再干一个月，干完就回学校，回学校就把这破事忘了，忘不了也要忘。她可以忘掉那台注塑机，忘掉那行没看到的合同条款，忘掉那个打不通的电话，忘掉孙主任说“我帮你问问”。但她忘不掉的是，那三个月里，她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拧螺丝，拧了十几万颗螺丝。十几年后，她可能已经不记得那个工厂的名字了，但她的手会记得。因为她的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有两个永远消不掉的茧。那不是劳动的勋章，那是被骗的印记。

 第40章：揭发对方2

    蒋平的手机里存着三个城市的劳务市场地图。不是用来找工作的，是用来找“素材”的。他把每个区的劳务市场按“竞争强度”分类：红色代表那里有跟他抢生意的大中介，黄色代表有小中介但暂时不构成威胁，绿色代表没有中介或者中介太弱不值得拍。他每个月至少跑两次红色地区域，带上隐藏摄像头，打扮成一个普通求职者，混进那些中介店里，把过程全程录下来，回来剪辑成“卧底黑中介”系列视频。
    这个月他去的是城东开发区。那边的劳务市场比他住的城北大了三倍，每天上午人流量上千，中介门店沿着马路排了两百米。其中最大的一家叫“众信人力”，门面装修得比他见过的任何中介都气派——落地玻璃窗，LED显示屏滚动播放招聘信息，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接待员，看起来像银行。蒋平知道这家店。他收到过不下二十条私信举报“众信人力”，说他们收高额保证金、克扣工资、送工人去黑厂。他一直没拍，因为“众信人力”的老板跟街道办有关系，他怕拍完了惹麻烦。但这段时间他的账号流量下滑了，粉丝催他出新内容，他需要一个大瓜来撑场面。
    他决定拍了。但这次他不打算站在门口拍门头，他要“卧底”。他换了一身旧衣服，把隐藏摄像头夹在衬衫第二颗纽扣上，走进了“众信人力”。店里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女人，化着浓妆，笑着问他：“找工作？”他说对，想找个电子厂，包吃住的。女人拿出一张登记表让他填，他填了假名假电话。女人看了登记表，说：“我们这边有个大厂，做手机的，坐着上班，恒温车间，一个月六千以上。但需要先交三百八的体检费。”蒋平心想，来了。他问：“体检费能退吗？”女人说：“体检了就不退，不体检就退。”他说考虑一下，站起来走了。
    出来以后，他站在马路对面，对着隐藏摄像头补了一段画外音：“家人们，刚才你们都看到了，这家‘众信人力’还在收体检费，三百八，一分不少。我之前收到很多私信举报他们，今天亲自来验证，确实有问题。”他回去剪辑了一条十五分钟的视频，把自己进店、对话、出门的全过程都放了进去，配上字幕和背景音乐，发了出去。标题是《卧底城东最大黑中介，看看他们怎么骗人》。视频火了，不到一天播放量破百万，评论区骂声一片。有人认出了那家店，在底下留言说“我就在这家被骗过”“大家快去举报”。还有人艾特了当地公安局和劳动监察的官方账号。
    “众信人力”的老板姓马，四十多岁，在这行做了十年，比钱德胜还早一年。他看到视频的时候，正在办公室喝茶。他盯着屏幕看了两分钟，认出视频里那个“求职者”就是蒋平。他不认识蒋平，但他认识那件夹克。那件夹克他在蒋平的视频里见过，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款式，左胸口有个不起眼的logo。他让人查了蒋平的账号，找到了“平哥说工”，翻了几条视频，确认了就是同一个人。他拿起电话，打给了钱德胜。
    “老钱，你认识城北那个‘平哥说工’吗？”
    钱德胜说：“听说过，怎么了？”
    “他今天来我店里卧底，拍了我收体检费的视频。我要办他。”
    钱德胜沉默了两秒，说：“你办他，怎么个办法？”
    “我找人去他店里闹，把他那些破事也抖出来。他不是只拍别人吗？他自己也收钱，也抽成，合同跟我的一样，他以为他多干净？”
    钱德胜说：“老马，我劝你冷静。你找人去闹，他反过来再拍你一次，你名声更臭。而且他那条视频已经发了，你删不掉的。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报复，是公关。你赶紧让律师出一份声明，说你那是代收体检费，医院收的，不是你的收费。然后把体检费停了，换个名目。风头过去了再说。”
    马老板说：“我咽不下这口气。”
    钱德胜说：“你咽不下也得咽。我也被他拍过？没有，他不拍我这条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拍了对自己没好处。他拍你，是因为你不在他那个区。这就是他的规则——不碰本地的，只打外地的。你觉得他做得很对吗？不对。但你能拿他怎么办？你跟他一样，都是泥鳅，别把自己当成龙。”
    马老板挂了电话，还是咽不下那口气。他让人查到了蒋平店里的地址，找了三个人，让他们去蒋平的店里“咨询”。三个人进了店，假装是求职者，蒋平的店员接待了他们。三个人没有闹，只是坐在店里，东问西问，磨了两个小时，最后什么都没签就走了。走的时候，一个人拍了店里的营业执照，拍了墙上的服务价目表，拍了合同样本。第二天，这些东西出现在了一条新的评论里，发在蒋平那条视频的评论区，内容是：“大家看看，这个‘平哥’自己开的店叫‘平信信息咨询’，合同里写着管理费抽成百分之十五，跟‘众信’有什么区别？他只是换了种方式骗人。”这条评论被顶到了最前面。蒋平的粉丝开始分裂，有人说“平哥也是中介？”，有人说“打假的人自己就是假”，有人说“只要不违法就行，支持平哥”。
    蒋平看到这条评论，知道是马老板那边的人干的。他没有慌，他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他把自己的店里的合同改了，把“管理费”改成了“咨询服务费”，写在明面上，不再藏在绩效工资里。第二，他发了一条新视频，没有指名道姓，但说：“最近有人故意抹黑我，说我也是黑中介。我想问，我的店所有收费都明码标价，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工人签之前我都让他们读一遍。我做的是合法生意，不像某些店，偷偷摸摸收体检费，收了还不承认。”他没有回答自己是不是中介的问题，他把话题又引回了体检费。他的粉丝大多数是打工人，他们不在乎中介是不是在抽成，他们在乎的是有没有被明着骗。体检费是明着骗，抽成是暗着拿。明着骗的人更可恨，所以他们继续支持蒋平。
    那条评论慢慢地被淹没了，举报的也举报了，骂也骂过了，但没有人真的去查蒋平的店。因为他的店开在城北，那里没有大中介跟他竞争，也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举报一家看起来“正规”的公司。马老板的报复没有伤到蒋平，反而让蒋平更小心了，他后来的视频里连自己的脸都不露了，只露声音和手。他说是为了“安全”，其实是为了“不被认出来”。
    两个月后，“众信人力”倒闭了。不是被蒋平的视频搞垮的，是劳动监察在一次专项整治中查到了他们违规收费的证据，罚款五万，责令停业整顿。马老板觉得再开下去没意思，把店盘了出去，带着钱回了老家。走的那天，他给钱德胜打了个电话，说：“老钱，你说得对，我是泥鳅，不是龙。但蒋平那小子，他早晚会翻车。”钱德胜说：“早晚？早是多早？晚是多晚？你等不到那一天的，因为你已经不在这行了。”马老板没有再说，挂了电话。
    蒋平没有因为“众信人力”的倒闭而收手。他又去了城南，拍了另一家“兴业人力”。又去了城西，拍了“万达劳务”。每条视频都套路一样：卧底，取证，曝光，涨粉。他的粉丝涨到了五十万，他开始接广告，卖职场课程，卖防骗指南。他的店里业务也越来越好，因为看了他视频的人觉得他是“打假英雄”，信任他，愿意来他这里找工作。他不知道那些来找他工作的工人里，有多少人会在三个月后发现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被抽走了百分之十五。也许他们发现了，但他们没有像他一样去曝光，因为他们没有四十万粉丝。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到蒋平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蒋平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他店里的某个工人也像他一样，偷偷录了视频，把他店里的合同曝光到网上，标题写《揭露“打假英雄”的真面目》，他该怎么办？他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因为他会对工人“好一点”——比别的中介好一点。他给工人提供免费宿舍，虽然条件是八人间；他给工人买意外险，虽然保额只有五万；他过年给工人发红包，虽然每人只有五十块。这些“好一点”就像一层薄薄的蜜糖，裹在苦涩的外面，让你咬下去的时候先尝到甜，再尝到苦，等你尝到苦的时候，已经咽下去了。
    今天的视频已经剪好了，又是去城南卧底的新素材。他戴上耳机，对着麦克风说：“家人们，今天平哥又来到了城南，带大家看看这家‘兴业人力’的黑幕……”窗外的巷子里，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路过，抬头看了一眼“平信信息咨询”的招牌，犹豫了一下，推门进来了。蒋平摘下耳机，转过身，露出那个标准的笑容。
    “坐。身份证带了吗？”

 第41章：树立良好服务

    章明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店门口，穿一件熨烫平整的蓝色polo衫，胸口绣着“明哥劳务”四个字。他先擦玻璃门，再用拖把拖三阶台阶，然后把那盆绿萝搬到门外晒太阳。做完这些，他掏出手机，打开直播，对着镜头说一句固定的开场白：“家人们早上好，明哥开门了，今天又是诚信服务的一天。”
    直播间里有两百多人。他不算大主播，但粉丝很铁，都是他一条一条视频攒下来的。他的视频风格跟蒋平、高天都不一样。他不骂人，不揭黑，不拍中介门头。他坐在店里，对着镜头讲“如何找到靠谱工作”，语气温和，语速平缓，像一个耐心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他会拿出两份合同，一份是黑中介常用的“劳务协议”，一份是他自己店里的“正规合同”，一页一页对比着讲：“大家看这里，黑中介写‘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就是坑。我明哥的合同，写的是‘劳动合同’，你跟我们是劳动关系，受劳动法保护。”他讲得很细，把每一个条款掰开揉碎，用大白话翻译给工人听。他的视频里永远不会出现“管理费”“抽成”这些词，取而代之的是“服务费”“咨询费”，而且他会解释：“我们提供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这是明码标价的，工人进厂之前就知道。”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合同跟劳动法要求的“劳动合同”还有差距。他签的是“劳动合同”，但合同里写的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不是无固定期限的。工人在厂里干完一个订单，合同就终止了，不需要经济补偿。这个条款写在第三页的中间，字体大小跟其他条款一样，不放大也不缩小。工人签字的时候，没有人会翻到第三页。就算翻到了，也看不懂“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是什么意思。
    他的店开在城西，不在蒋平那条街上，也不在钱德胜那条街上。他的地盘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工业区和居民区混在一起，马路两边全是招工的小门面。他的店是其中最大的一间，装修花了八万块，做了背景墙，装了大屏幕，循环播放合作工厂的宣传片。店里常年备着桶装水和一次性纸杯，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气，工人进来坐下，先倒一杯水，再慢慢聊。这在劳务市场里是罕见的待遇，很多工人就是因为那杯水选择了他的店。
    他在线上塑造的形象是“最良心的中介”。为了这个形象，他给自己定了三条铁律：一，绝不收体检费；二，绝不扣押金；三，绝不骂工人。这三条他从开店第一天就执行，执行了三年，没有破例。他的收益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向工厂收“人头费”，每送一个工人进厂，工厂一次性给他三百到八百不等的返费；二是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取“管理费”，不是像钱德胜那样按月抽，而是只抽第一个月，抽固定金额三百块，写在合同里，叫“入职咨询服务费”。工人签合同的时候，会看到这一条，但章明会指着那行字说：“你看，这写得很清楚，只收一次，三百块。别的中介收体检费、收押金，加起来六七百，我只收三百，而且是入职以后才收，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你不满意，第一个月没干完，这三百就不收了。”这话听起来很合理，甚至让人觉得他替工人着想。
    他没有说的是，他从工厂拿的“人头费”平均是五百。也就是说，每个工人他实际拿了八百块。而这个数字，他永远不会告诉工人。
    线上他每天直播两个小时，从不间断。他会回答粉丝的问题，声音温和得像一个深夜电台主播。有人问：“明哥，我交了一个中介三百八体检费，他说不做了退，现在电话打不通了怎么办？”他会耐心地给出建议：先去现场找，找不到再去劳动监察投诉，投诉不行就报警。他不会在直播里说“你来我店里，我帮你找工作”，他只会说“你以后找工作，记住不要交任何费用”。这种“无私”的态度让粉丝们更加信任他。他偶尔会暗示自己的店不收费，但从不主动拉客，因为主动拉客会破坏人设。他要的是工人自己找上门，带着那种“明哥是好人，我信任他”的心理。
    他的粉丝群里有一个叫小林的人，就是彩蛋三十八里那个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学生。小林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客服，工资低，想换工作。他在抖音上刷到了章明的直播，听了三天，觉得这个明哥靠谱。他私信问了章明店里的地址，周末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找了过去。章明接待了他，倒了水，问了情况，推荐了一个做汽车配件的工厂，月薪五千左右，包吃住。合同拿出来，章明指着“入职咨询服务费三百元”那一行说：“这个你看一下，从第一个月工资扣，不满意可以不干，不干就不收。”小林签了。他被安排到了那个厂，干了一个月，到手工资四千二。比合同上写的少了八百，他以为是扣了社保，没多想。他不知道那八百里有三百是章明的服务费，五百是章明从工厂拿的返费。他只知道这个工作比之前的客服工资高，干得下去。
    章明的店里挂满了锦旗，都是工人送的。有的写着“诚信服务，值得信赖”，有的写着“明哥好人，一生平安”。这些锦旗有的是真的，工人感激他帮忙找到了工作；有的是他自己做的，花了几十块钱从网上定制的。他挂这些锦旗不是为了骗人，是为了营造一种“很多人认可我”的氛围，让新来的工人更放心。这种心理暗示比任何广告都有效。一个人走进店里，看到满墙的锦旗，第一反应是“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应该不会骗人”。
    他培训员工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让员工喊“老板”，让喊“明哥”。他不让员工催工人交费，让员工先倒水、先聊天、先了解工人的家庭情况。他说：“你要让他觉得你是自己人，不是中介。”他给员工定的绩效指标不是“每天招多少人”，而是“每天加多少人的微信”。加了微信，就是潜在客户，今天不找工作，明天可能找；本人不找工作，同乡可能找。他的微信里存着两千多个工人的联系方式，分门别类，备注写满了——“河南老张，想找包吃住”“贵州小李，能干体力活”“四川小王，要夫妻房”。这些数据是他最大的资产，比店里的装修、墙上的锦旗都值钱。
    他偶尔也会翻车。有一次，一个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比同岗位的同事低了好几百，追查下来发现是章明从工厂拿了返费。工人来找他理论，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不是说你不收费吗？你这还不叫收费？”章明没有生气，没有辩解，他先道了歉，说：“对不起，这个返费是工厂给我的，不是从你工资里扣的。我给你补上。”他真的从自己口袋里掏了五百块给了那个工人。工人拿了钱，走了，没有再去网上曝光。章明算了算账，那笔生意他亏了两百，但保住了口碑。他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从此以后，他只跟那些“返费不降低工人工资”的工厂合作，把返费算进工厂的招聘成本里，不体现在工人的工资单上。工人拿到手的工资跟合同上写的一样，就不会来找他。
    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好中介”。他甚至开始相信自己是好中介。他每天晚上睡前会回想当天做过的事情，有没有骗过人，有没有坑过人。他想了想，没有。他不收体检费，不扣押金，不骂工人，合同上写明了服务费，工人不满意可以不干。至于工厂给他的返费，那是工厂的营销成本，跟工人没关系。他觉得自己比这条街上所有中介都干净，比钱德胜干净，比吴胖子干净，比那些跑路的干净。他是干净的，因为他没有“骗”。他只是在做生意，一个合法的、体面的、有价值的生意。这个想法让他睡得很安稳。
    城西这条街上还有另外四家中介，生意都不如他。他们学他的模式，也挂锦旗，也倒水，也不收体检费。但工人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的店没有章明那么亮，他们的抖音没有章明那么多粉丝，他们的名字没有章明那么响亮。章明不担心竞争，因为他的壁垒不是价格，不是合同，是人设。人设这东西，别人学不来，因为他已经占了那个位置。后来者再怎么学，也只是“第二个明哥”，不是“明哥”。
    有一天，一个工人来到他店里，拿出一份合同，问他：“明哥，你帮我看看这份合同有没有问题？”章明接过来一看，笑了。那是他自己店里的合同，那个工人已经签了字，但还没入职。他翻了翻，指着“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那一行说：“这一条，你要注意，你这个订单结束了，合同就终止了，没有经济补偿。”工人说：“那是不是坑？”章明说：“不是坑，是合法的。但我可以帮你跟工厂说一下，尽量让你干长期。”工人说谢谢明哥。章明把合同还给他，没有改。因为他知道，那个工厂的订单永远做不完，这个条款不会实际触发。
    工人走了以后，章明打开手机，开始直播。今天的话题是“如何看懂合同中的‘隐形条款’”。他拿出一份空白合同，指着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讲。他的声音依然温和，语速依然平缓，笑容依然真诚。直播间里的粉丝们认真地听着，有人在评论区说“明哥讲得太实用了”“明哥是我见过最好的中介”“明哥加油”。他看着这些评论，嘴角微微上扬，不是得意，是一种满足。他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
    窗外的路灯亮了，他把绿萝搬回店里，关掉大屏幕，锁好玻璃门。回家路上，他经过一家还在开门的中介，门头上贴着红色传单，“月薪八千”的字样在路灯下闪着光。他看了一眼，继续走。他没有想着去举报那家店，因为那不是他的风格。他的风格是做一个榜样，让别人来学他，而不是去打别人。
    他到家，洗了澡，躺在床上，刷了一下自己的视频账号。一条新评论跳出来：“明哥，我今天在你店里签了合同，感觉你很靠谱。谢谢你。”他点了赞，回复了一个握手的表情。然后关掉手机，闭上眼睛。明天还要早起，擦玻璃，拖台阶，搬绿萝，开直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装多久。也许不需要装，因为他已经变成了自己扮演的那个人。

 第42章：打击黑中介的人设

    孟勇最近换了一套新的拍摄装备。无线麦克风，索尼的索尼微单相机，还有一个手持稳定器。他站在城南一条陌生的街道上，身后是一家贴着红色传单的中介门店。他对着镜头，手指着那家店的招牌，声音铿锵有力：“家人们，就是这家‘诚信劳务’，收体检费三百八，收完不安排工作。我已经接到十几条私信举报了，今天我就要曝光它，让大家都知道，这种黑中介，见一个打一个！”
    视频发出去之后，点赞破万，评论区一片叫好。“勇哥威武！”“勇哥为民除害！”“这家店我差点就去了，幸好看到勇哥的视频！”孟勇把那些夸他的评论挨个点赞，偶尔回复一条，说“谢谢支持，一起抵制黑中介”。他的粉丝从四十万涨到了五十五万，广告报价翻了一倍。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式——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拍门头，而是亲自走进去，跟中介老板对峙，把整个过程录下来，让观众看到他的“勇敢”和“正义”。这种方式让他的视频更有冲击力，也更符合“打假博主”的人设。
    但他没有告诉观众的是，那家“诚信劳务”的老板姓赵，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两年前，孟勇刚做中介的时候，就是通过赵老板拿的工厂返费。他们之间有过十几笔交易，微信聊天记录还在。孟勇在去拍那条视频之前，已经给赵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老赵，我明天要来拍你那条街，你那边收一收，别让我拍到太明显的违规。”赵老板说：“你拍我干嘛？”孟勇说：“不是针对你，是做内容。你让店员注意一下，别撞上就行。”赵老板骂了一句，但最后还是配合了。孟勇去拍的时候，那家店门口确实没有拉客的，没有发传单的，看起来安安静静。孟勇进去“对峙”的时候，赵老板不在店里，只有一个新来的业务员，被孟勇问得哑口无言。整条视频看起来很解气，但内里全是安排好的剧本。
    孟勇从来不拍自己住的那条街。他住在城北，那条街上有一家他自己开的店，叫“勇信信息咨询”，法人是他老婆的名字。他的店跟其他中介没有任何区别，收体检费，扣押金，签劳务协议。只是他的店从来不贴红色传单，不写“月薪八千”，看起来更像一个正经的服务中心。他在视频里痛斥的那些违规操作，他的店里一样不少。但他不会拍，因为那是他的饭碗。他只拍别人的碗，砸别人的碗，然后把自己的碗藏起来，让粉丝以为他是端着金碗的圣人。
    他的团队有三个人。一个负责剪辑，一个负责搜集线索，一个负责开车。他每个月花在“卧底”上的成本将近两万——油费、设备、给线人的红包、偶尔请粉丝吃饭。这些钱都是从广告和店里赚来的。他的视频账号不直接卖货，但他会在视频里“不经意”地提到：“找工作不要找那些路边小店，要找有营业执照、有固定门店、有口碑的。”他没有说哪家店有口碑，但他的粉丝会私信问他：“勇哥，你有没有推荐的靠谱中介？”他就会回复：“城北有一家‘勇信信息咨询’，我朋友开的，挺靠谱的。”就这样，他源源不断地把粉丝引流到自己的店里。
    他做过一次直播，主题是“如何识别黑中介”。直播间里有两千多人，他拿出一份黑中介常用的合同，指出那些坑人的条款。有粉丝问：“勇哥，你推荐的‘勇信信息咨询’用的合同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大家看看？”他愣了一下，说：“那个是我朋友开的，合同我没仔细看过，但应该没问题。回头我让他发一份给你。”他后来真的发了一份，但不是他店里的合同，是他从网上下载的标准劳动合同模板。他店里的真实合同跟那份不一样——真实合同上写着“劳务派遣”，写着“管理费”，写着“综合计时工作制”。他不会把这些暴露在镜头前，因为那是他的底裤。
    他每次卧底都会选择不同的区域，但从不选择城北。有一次，一个粉丝在评论区问他：“勇哥，你怎么从来不拍城北？城北也有不少黑中介吧？”他回复说：“城北我不熟，没有收到举报线索。大家有线索可以私信我，我安排去拍。”这个回答看起来很合理，但城北的劳务市场其实他比谁都熟，因为他每天都要经过那里去自己的店里。他知道哪家中介收多少体检费，哪家扣押金最狠，哪家送的是最黑的厂。他都知道，但他不会拍，因为那些中介是他的邻居。他拍了他们，他们就会报复，就会来他的店门口闹，就会在评论区揭他的老底。他承受不起。
    他已经砸了三十多家中介的“饭碗”。这些店被曝光之后，有的倒闭了，有的换了招牌，有的搬了地方。他不觉得愧疚，因为这些店确实有问题，他拍的都是事实。他只是选择性的事实——只拍别人，不拍自己。他觉得这不算虚伪，这叫“保护自己”。他经常对自己说：我不是圣人，我也要吃饭。我能揭露一家是一家，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这个逻辑帮他撑过了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
    有一天，他收到一条私信，发信人是一个姑娘，说她在城南一家中介被骗了八百块，希望他能去拍那家店。他看了一下那家店的地址，在城南，离他的活动范围不远，可以拍。他回复说：“好的，我会安排。”然后他把这条私信截图发给他的助理，备注“城南新目标”。他没有问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没有问她有没有证据，没有问她能不能出镜作证。他只需要一个线索，一个地址，一个拍摄的理由。至于那个姑娘后来有没有要回那八百块，他不知道，也没去问。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视频发了，流量有了，广告费收了。姑娘的八百块，不在他的KPI里。
    他的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本店承诺：绝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体检费、保证金，如有违规，十倍赔偿。”这块牌子是他花了两百块在广告店做的，PVC板，UV打印，很精致。来店里的工人看到这块牌子，会觉得这家店很正规，很靠谱。但他们不知道，这块牌子上写的“绝不收取”只是换了名字。体检费改叫“健康建档费”，保证金改叫“岗位预留金”，名字变了，钱照收。十倍赔偿？从来没有工人真的要求赔偿，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块牌子的存在。牌子挂在门口，工人进门的时候看到，坐下以后就忘了，因为他们急着找工作。
    他最近在策划一个大项目：拍一个系列视频，叫“城西黑中介大起底”，连续曝光城西一条街上的八家中介。这个系列如果做出来，肯定能再涨一波粉。他已经去城西踩过点了，拍了几家店的门头，搜集了一些“证据”。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是，城西那条街上有一家店叫“兴达人力”，老板姓钱，是他店里的上家。他店里的工人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兴达人力”转手送到工厂的，每转一个人，他付给钱老板两百块的“渠道费”。他这次拍城西，会把“兴达人力”排除在外，只拍其他七家。他的剪辑师会确保“兴达人力”的招牌不会出现在画面里，如果出现了就剪掉或者打码。观众不会注意到那个缺失，因为那条街上店太多了，少一家没人看得出来。
    他最近掉头发掉得厉害，不是因为压力，是因为他总是要在不同的人设之间切换。在视频里，他是正义的斗士，眼里容不得沙子。在店里，他是不动声色的商人，眼里只有利润。在粉丝面前，他是他们的守护神，温和、耐心、无私。在同行面前，他是最狡猾的狐狸，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这些角色每天在他体内轮换，像一台不停换挡的汽车，油门踩到底，刹车也踩到底，变速箱嘎嘎作响。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台车会散架，但他知道，只要散架的那一天没有到来，他就要继续开。
    今天的视频素材拍完了。他坐在车里，把隐藏摄像头摘下来，把夹克脱掉，换上自己的外套。助理开车，他靠着车窗，翻看手机里的私信。又有人举报了一家店，在城南，可以拍。他回复：“好的，我会安排。”然后他把手机扔到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车路过城北的一条街，他的店就在前面两百米。他没有让助理停车，因为他不想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店里。他的员工会处理好一切。他只需要明天早上八点出现在店里，把昨天的账对一遍，把今天的活安排下去，然后继续扮演那个正义的、勇敢的、无所畏惧的勇哥。
    他的店里，一块新的锦旗挂上了墙，上面写着：“勇哥靠谱，打工人的救星。”落款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他看了看那面锦旗，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话。他走到门口，把那盆绿萝搬到外面晒太阳，然后掏出手机，打开直播。
    “家人们早上好，勇哥开门了，今天又是诚信服务的一天。”

 第43章：演戏的剧本2

    孟勇的办公室里有一块白板，上面用记号笔画着一条时间线，标注了“踩点”“卧底”“冲突”“高潮”“结尾”五个节点。这不是他的创意，是他的剪辑师小周从影视行业带来的工作方法。小周以前在剧组做过场记，懂分镜，懂节奏，懂怎么把一段平平无奇的素材剪出戏剧张力。孟勇付他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其中有四千是“剧本费”。
    “勇哥，下一期咱们拍哪家？”小周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屏幕上是一张卫星地图，上面标了十几个红点，都是他们踩过点但还没拍的中介。孟勇端着保温杯，站在白板前，用笔敲了敲其中一个红点：“这家，‘众鑫人力’，在城南。我收到三条私信举报了，说他们收押金不退。”
    小周放大卫星图，看了看那家店的位置和周边环境，说：“这家店门口有个电线杆，可以藏机位。对面有个二楼平台，可以拍俯视镜头。咱们这次要不要升级一下，加个‘受害者’出镜？”
    孟勇想了想：“可以。找一个之前被骗过的人，让他跟我一起进去，当面指认。那样更有冲击力。”
    “但这个人不能露脸，怕报复。”小周说。
    “戴口罩，戴帽子，声音变一下。”
    “行，我去找。”
    小周说的“找”，不是真的去找一个受害者。他们在粉丝群里发了一条招募信息：“诚邀一位曾被黑中介欺骗的工友，参与勇哥下一期打假视频拍摄，出镜需戴口罩，事后有酬谢，两百块。”很快就有人报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说自己被那家“众鑫人力”骗过三百块的工服押金。小周问他有没有证据，他说没有，收据丢了。小周说没关系，你就按我们说的讲就行。
    拍摄定在周五下午。孟勇、小周、还有那个年轻人，三个人开了两台车。孟勇的车停在对面马路，小周在二楼平台架好手机，年轻人戴着黑色口罩和鸭舌帽，站在电线杆旁边等信号。孟勇在耳机里听到小周说“机位OK”，推开车门，走了过去。
    他走进“众鑫人力”的时候，店里只有一个人在低头看手机。那人抬头，看到孟勇，问：“找工作？”孟勇说：“不是，我来问点事。我朋友说在你们这交了三百块押金，后来没安排工作，你们不给退。”他指了指门外的年轻人。那人看了一眼门外的口罩男，说：“不认识，你搞错了吧。”孟勇说：“没搞错，就是你们这家店，收据上盖的是你们的章。”那人站起来，说：“你谁啊？拍什么拍？出去！”孟勇把手机举起来，对着那人的脸拍，说：“我是做自媒体的，粉丝们，你们看到了，这家店不认账。”那人冲过来要抢手机，孟勇往后退了两步，没有退出门，因为退出去画面就不好看了。他在门口站定，镜头仍然对着那人的脸，那人骂了一句脏话，把门关上了。
    孟勇对着镜头说：“家人们，你们看到了，这家‘众鑫人力’，收押金不退，态度恶劣。大家千万不要来！”整段视频从进门到关门，一共两分四十秒，经过小周的剪辑，变成了一分二十秒，去掉了孟勇说话磕巴的部分，去掉了那人说“你搞错了吧”时的犹豫，保留了“出去”和摔门的声音，放大了戏剧冲突。视频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有人质疑：“那人说‘你搞错了吧’，是不是真的搞错了？”这条评论很快被“勇哥威武”的声浪淹没了。
    那个戴口罩的年轻人拿到了两百块酬劳。他确实被黑中介骗过，但不是被这家“众鑫人力”骗的，是被另一家已经倒闭的店骗的。他不知道“众鑫人力”有没有骗过人，他只知道这两百块可以让他吃一周的饭。他拿了钱，删了孟勇的微信，再也没有联系过。
    孟勇的视频越做越顺，也越来越依赖剧本。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探店”，开始设计更有戏剧性的情节。他让小周写了一份详细的“拍摄脚本”，把每一条视频拆解成八个步骤：
    一、开场：站在目标门店对面，介绍背景，制造悬念。二、走进：推门进去，镜头对准店员，抛出第一个问题。三、对峙：店员否认或推诿，孟勇拿出“证据”，态度升级。四、冲突：店员情绪失控，或者赶人，或者动手，这是视频的高潮。五、退场：孟勇被赶出，站在门口做总结陈词，呼吁粉丝抵制。六、受害者连线：后期插入一段事先录好的“受害者”自述，增加可信度。七、法律科普：孟勇对着镜头念一段劳动法条款，表明自己“有据可依”。八、结尾：号召粉丝转发举报，艾特当地公安和劳动监察。
    这套流程像一个模板，套在哪家中介身上都适用。不同的只是店名、地址和被举报的违规类型。孟勇管这个叫“标准化生产”，小周管这个叫“流水线打假”。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是，那些“证据”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编的；那些“受害者”有时候是真的被骗过，有时候是群演；那些“冲突”有时候是自然发生的，有时候是故意挑衅激怒对方的。一切为了流量，流量为了广告，广告为了钱，钱为了继续拍。这是一个闭合的循环，不需要良心参与。
    有一次，他们翻车了。孟勇拍了一家叫“安达人力”的店，说他们收体检费不安排工作。视频发出后，那家店的老板找到了孟勇店里的地址，带着两个工人和一份营业执照，闯进了他的办公室。老板把营业执照拍在桌上，说：“我店开了五年，劳动监察查过三次，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视频里说的那个工人，我根本不认识。你今天不把视频删了，我告你诽谤。”孟勇看了看营业执照，又看了看那个老板的表情，知道这次踢到铁板了。他删了视频，发了一条道歉声明，说“经核实，该店系正规经营，之前的信息有误，向大家道歉”。这条道歉的播放量只有原视频的十分之一。他的粉丝掉了两万，但一周后又涨回来了，因为他又发了一条新的打假视频，这次拍的是另一家店，骂得更狠，粉丝们觉得“勇哥还是那个勇哥”。
    他学乖了。从那以后，他在拍之前会先做“背景调查”，查那家店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被投诉过，老板有没有背景。他只拍那些没有营业执照、或者已经被劳动监察“重点关注”的店。这些店没有能力反击，拍了就拍了，倒了就倒了。他的视频越来越安全，也越来越没有悬念。观众们看多了也渐渐审美疲劳，点赞从几万掉到了几千。他需要新的刺激。
    他在一次直播里宣布：“下一期视频，我要搞一个大的。”他没有说“大的”是什么，但他的团队已经在策划了。小周写了四页纸的剧本，策划了一出“卧底黑中介内部，拍下他们培训骗术”的戏码。他们花钱买通了一家小中介的员工，让对方用手机偷拍店里的培训会。那个员工拍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内容是一个中年男人在讲“如何让工人交体检费又不留证据”。孟勇把这段视频作为新一期内容的核心素材，配上自己的解说，发了出来。这期视频的播放量破了三百万，他被邀请去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做嘉宾，讲“打假博主的日常”。他在节目上说：“我不是为了流量，我是为了那些被坑害的打工人。”主持人带头鼓掌。
    他不知道的是，那段偷拍视频里讲“如何让工人交体检费又不留证据”的中年男人，曾经是他店里的业务员。那人用的那套话术，有一部分就是孟勇自己教的。他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但他的声音永远刻在那段视频的背景音里，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出来。
    小周有一次问他：“勇哥，咱们这样搞，万一哪天被人扒出来，怎么办？”
    孟勇看着窗外的路灯，说：“不会的。扒出来的人，都是自己不干净的人。干净的人，不会来扒我。”
    小周没有再问。他回到工位，打开剪辑软件，把新素材拖进时间线。屏幕上，孟勇的脸被分成四格，每一格都在义正词严地揭露黑中介。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在响，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小周盯着那些皱纹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剪。
    他知道，那些皱纹是真的，台词是真的，愤怒是真的，眼泪有时候也是真的。但剧本也是真的，演员也是真的，设计好的冲突也是真的。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搅成一锅粥，谁也分不清哪粒米是熟的，哪粒米是生的。吃到嘴里，都是软的。

 第44章：演戏的剧本3

    刘姓周的店关了两个月，卷帘门上的“旺铺转让”已经褪成了淡黄色，胶带粘的边角翘起来，风一吹啪嗒啪嗒响。门口的台阶缝里长出了草，细细的、黄绿的，像从地底下探出来的几根试探的手指。
    孟勇的车停在街对面，他摇下车窗，看了那家店十分钟。刘姓周跑路的事他早就听说了，这条街上的中介换了一茬又一茬，关一家店不算新闻。但对他来说是素材。一家已经跑路的中介，意味着没有老板会冲出来抢他手机，没有店员会跟他吵架，他可以慢慢拍，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最重要的是，跑路本身就证明了“黑中介”的恶——你人都跑了，还洗什么？
    小周把设备从后备箱搬出来，一台微单、一个三脚架、两盏便携补光灯，还有一个道具——半张被揉皱的收据，上面盖着一个模糊的红章，写着“诚信人力资源服务部”。这张收据是小周从网上找的图片打印的，做旧处理过，边角撕了撕，洒了点咖啡渍，晾干了，看起来像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孟勇捏着这张收据，在镜头前晃了晃，说：“家人们，这是我在店门口捡到的，上面还有那个跑路中介的章。看看，三百八的体检费，就这么打了水漂。”他没有说这张收据是他自己做的，也没有说那个章对应的公司根本不存在。
    小周架好机位，调好光线。他选了一个下午三四点的时间，阳光从侧面打过来，把卷帘门上的锈迹照得很清楚，阴影拉得很长，营造出一种荒凉、破败、人去楼空的氛围。这种光线在短视频里叫做“情绪光”，能让观众产生同情和愤怒的情绪。孟勇站在光里，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表情沉重，语速放慢，像在念悼词。
    “家人们，今天我来到一条曾经被黑中介占领的街道。大家看我身后这家店，‘诚信人力’，现在已经关门了。老板跑了，卷帘门拉下来了，但门口还贴着‘旺铺转让’。那些被他骗过的工人，他们的钱呢？也转让了吗？”
    他走到卷帘门前，用手拍了拍铁皮，发出空洞的响声。他又蹲下来，假装在地上寻找什么，然后捡起那张道具收据，站起来，对着镜头展示。“大家看，这收据就扔在门口，风一吹就要飞走了。要不是我今天来了，这证据就没了。”
    小周把镜头推近，给收据一个特写。收据上的日期是三个月前的，但上面写的中介名字跟刘姓周的店名不一样——刘姓周的店叫“刘氏劳务”，不是“诚信人力”。但孟勇不在乎这个细节，他的粉丝更不在乎。他们只会看到一张皱巴巴的收据，一个关门的店，一个义愤填膺的博主。够了。
    这场“探店”没有进入室内的环节，因为卷帘门锁着，进不去。但孟勇不能就这么结束，那样视频太短了。他需要更多的内容。小周设计了一个“周边采访”的环节：让孟勇去隔壁的店铺问问情况。隔壁是一家理发店，老板姓王，在这条街上开了三年，见过刘姓周，也见过刘姓周骗人。王老板知道孟勇是拍视频的，不太想出镜，但小周塞给他两百块钱，他同意了。
    孟勇站在理发店门口，问王老板：“老板，旁边那家中介你了解吗？他们是怎么跑路的？”王老板按照小周事先给的“采访提纲”回答：“那家中介啊，骗了好多人，收了钱不办事，后来被人举报了，就跑了。”这段话不是王老板自己编的，是小周写在一张纸上让他照着念的。王老板念得很生硬，眼睛一直瞟旁边的纸，但镜头只拍了他的侧面，看不太出来。
    孟勇又问：“那你知道他们具体骗了多少人吗？”王老板说：“听说有几十个，每人好几百。”这个数字也是小周写的，实际被骗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但“几十个”比“十几个”更有冲击力。孟勇点点头，对着镜头说：“家人们，你们都听到了，几十个工人，每人几百块，加起来几万块。这些钱，他们还能要回来吗？很难了。所以找工作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找这种路边小店。”
    采访完王老板，孟勇又走到刘姓周店门口的公告栏前。公告栏上还贴着去年那张“打击黑中介”的通告，已经褪成了浅粉色，红章也模糊了。孟勇指着那张通告说：“家人们，你们看，政府早就贴了通告要打击黑中介，可这家店还是开了那么久，骗了那么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光靠政府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看到黑中介就举报，就曝光！”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情绪很激动，声音很大，路过的一个外卖员停下来看了他一眼，又走了。
    拍完这些，素材基本够了。小周收了设备，孟勇坐回车里，喝了口水。小周问：“要不要再补一个‘总结’的镜头？在车里拍也行。”孟勇说好。小周在副驾驶架上微单，孟勇坐在驾驶座上，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语重心长的，像父亲叮嘱孩子：“家人们，今天我来到这条街，看到这家跑路的中介，心里很难受。几十个工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就这么没了。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地址，XX路88号，永远不要来这里。也希望那些还在开黑中介的人，你们收手吧，迟早会有报应的。”
    这段话他录了三遍。第一遍语气太硬，像在吵架。第二遍太软，没有力量。第三遍刚好，有愤怒，有同情，有劝导，层次丰富。小周说“可以了”，孟勇才发动车子，离开了那条街。
    视频当晚就发了。标题是《跑路了就跑得了吗？实探黑中介空壳门店，几十名工人血汗钱被卷走》。封面是孟勇站在卷帘门前的照片，脸上的表情是愤怒加同情，嘴角往下撇，眉头紧锁，眼睛里闪着一点光——补光灯的光。视频播放量一百八十万，评论区两千多条。有人说“勇哥辛苦了”，有人说“这种中介就应该坐牢”，有人说“我当年也被骗过，要是早点看到勇哥的视频就好了”。孟勇挑了几条回复，说“谢谢支持”“一起努力”。
    没有人知道那家店的老板叫刘姓周，没有人知道那张收据是假的，没有人知道隔壁理发店老板的台词是写在纸上的，没有人知道那个“几十个工人”的数字是编的。没有人知道孟勇自己的店也在收体检费，也签劳务协议，也扣保证金。因为孟勇不会去拍自己的店，也不会让任何人去拍。他的镜头永远只对准别人，对准那些已经倒下的、没有能力还手的、跑路的、关门的、死了的。死人不会辩解，不会举报，不会在他评论区留言。
    刘姓周跑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店被一个打假博主当成了道具。他也不知道那张假收据上印的章跟他的店没有任何关系。他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可能回了老家，可能去了另一个城市，可能还在当中介。他跑得了，但他留下的那扇卷帘门跑不了，那面褪色的“旺铺转让”跑不了，那个被风一吹就啪嗒啪嗒响的边角跑不了。它们成了孟勇视频里的背景板，成了正义的注脚，成了一个被反复使用的道具。
    小周在剪辑的时候，特意在视频末尾加了一行字幕：“本视频旨在揭露黑中介骗局，提醒广大求职者注意防范。视频中所涉门店已关闭，请勿前往。”这行字在屏幕上停留了三秒钟，然后消失了。三秒钟够长了，足够让平台审核通过，足够让观众来不及读完，也足够让孟勇对自己说一句“我尽到了提醒义务”。
    视频发出去一周后，孟勇又去了另一条街，拍另一家还开着门的中介。小周更新了剧本，把那家店的门头拍得更清楚，把冲突设计得更激烈。这一次他们要推门进去，要跟店员对峙，要拍出“勇哥当面刚”的效果。剧本第四页，有一行被反复修改的话，最后定稿是：“家人们，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黑中介的嘴脸——收了钱，翻了脸，不认人。”这行字被小周加粗标黄，打印出来，贴在孟勇的办公桌上。
    孟勇每天早上看到这句话，都会念一遍，念完觉得自己又正义了一点。

 第45章：人去楼空

    刘姓周的店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消失的。没有预兆，没有告别，没有最后一天的清仓大甩卖。白天还开着门，门口还贴着那张红色的传单，还有人进进出出。第二天早上，卷帘门拉下来了，门上的“旺铺转让”四个字是用记号笔写在A4纸上的，字迹潦草，像一个人匆忙中写下的遗言。
    隔壁理发店的王老板是第一个发现的。他早上九点来开门，看到刘姓周的卷帘门关着，以为他今天休息。中午十一点，卷帘门还是关着。下午三点，还是关着。王老板给他打电话，关机。发微信，不回。王老板走到门口，透过卷帘门底下的缝隙往里看，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但他闻到了一股味道——不是臭味，是一种空荡荡的味道，像是所有东西都被搬走了之后，只剩下灰尘和时间的味道。
    他不知道的是，刘姓周是凌晨两点走的。他叫了一辆货拉拉，把店里的桌椅、电脑、文件柜、饮水机全部搬走了。那台用了五年的老电脑里存着几百个工人的身份证照片和联系方式，他没有删，也没有格式化，因为他觉得这些数据以后也许还能用。他换一个城市，换一个招牌，重新开张，这些号码还能再打一遍。那些工人不会知道电话那头还是同一个人，还是同一个声音，只是换了一个店名。
    卷帘门上除了“旺铺转让”，还贴了一张纸，是房东贴的。上面写着：“租户违约，擅自退租，押金不予退还。该房屋重新出租，有意者请联系王先生。”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房东王先生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这条街上有三栋楼，刘姓周只是他众多租客中的一个。他不关心刘姓周为什么跑，只关心房子能不能尽快租出去。少收一天租金，他就亏一天的钱。
    这条街上的其他中介对刘姓周的跑路反应冷淡。吴胖子听到消息，说了一句：“早该跑了，他那店撑了这么久也算奇迹。”然后继续喝茶。老孙——就是后来把店盘出去那个——说了一句：“又跑一个，这条街上还剩几个？”然后继续打电话。钱德胜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看报表，头都没抬，说了一句：“跑就跑吧，少一个竞争对手。”唯独阿强，他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的时候，听一个工友说起刘姓周的店关了。他愣了一下，说：“他欠工人的钱还了吗？”工友说：“不知道，人都跑了，还什么还。”阿强没再说话，把牌子举高了一点。
    刘姓周跑路后的第三天，他店门口来了一个人。不是来讨债的工人，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刚出来。他站在卷帘门前，看了看“旺铺转让”的纸条，又看了看手机里的地址，确认自己没有找错。他给刘姓周打电话，关机。他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他把手机揣进兜里，蹲在门口，把行李箱靠在身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王老板从理发店出来，看到他，说：“小伙子，你是来找工作的？”年轻人说：“嗯，有人介绍我来的，说这里能找工作。”王老板说：“这家店关了，老板跑了，你走吧。”年轻人说：“我交了三百八十块的体检费，说今天来报到。”王老板看了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转身回了店里，拿出一瓶水，递给年轻人，说：“喝口水，去别家看看吧，这条街上还有别的中介。”年轻人接过水，没喝，把水瓶攥在手里，攥得瓶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后来去了吴胖子的店，又交了三百八。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身上的钱只够再交一次体检费了。他知道这可能又是一个坑，但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不交，就连那个坑都没有。他交了，至少还有一丝希望。那一丝希望像一根细细的绳子，吊着他的全部重量。绳子会不会断，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如果连这根绳子都没有了，他就真的掉下去了。
    刘姓周跑路后的第七天，他店门口的“旺铺转让”纸条被风吹掉了，不知道飞到了哪里。卷帘门上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房东招租纸，像一块膏药贴在伤口上。有个收废品的老头路过，在门口停了一下，往卷帘门底下看了看，捡到一个打火机，透明的壳子，里面还有一半的液体。他把打火机揣进口袋，走了。那个打火机是刘姓周掉的，他抽烟的时候总是随手把打火机放在窗台上，走的时候忘了拿。现在它在收废品老头的手里，点一根烟，然后就灭了，跟刘姓周一样，短暂地亮了一下，然后灭在了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
    刘姓周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有人说他回了河南老家，有人说他去了广东，有人说他换了一条街重新开张，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没有人去确认，因为没有人关心。他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只是一个跑了的中介。这条街上跑过的中介太多了，多到大家的记忆已经麻木了。就像一片海滩，一个浪打过来，抹掉一片脚印，下一个浪打过来，连抹掉的痕迹都抹掉了。
    他的店在两周后被租了出去。新的租户不是做中介的，是一个卖水果的。他们把卷帘门重新刷了漆，换了新招牌，门口摆了几筐苹果和香蕉。那条街还是那条街，中介还在，黑厂还在，被骗的人还在。只是少了一家叫“刘氏劳务”的店，多了一家叫“老王水果”的摊。卖水果的老王不知道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他只知道租金一个月三千五，签了一年合同，希望能赚到钱。
    那面墙上，刘姓周钉过的钉子还在，拔掉了，留下几个洞。老王挂水果价格牌的时候，把钉子钉进了同一个洞里。旧的钉子眼被新的钉子填满了，从外面看，什么痕迹都没有。好像从来没有一家叫“刘氏劳务”的中介在这里开过，好像从来没有人在门口排过队，好像从来没有人在那张收据上签过字，好像从来没有人在深夜里坐着货拉拉离开，带走一车桌椅和一个没删干净的硬盘。
    人去楼空。楼不空，楼还在，只是人走了。走的人不会再回来，来的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人。楼站在那里，不说话，不记得，不反抗。它只是一栋楼，谁租它就是谁的，谁走它就空着，谁来它就满了。它没有立场，没有记忆，没有良心。它比中介还冷血，但它从来不装。

 第46章：中介的合作

    钱德胜手里捏着一张《都市报》的招聘专版，头版通栏，上面印着一行大标题：“德胜人力——您身边最靠谱的求职管家。”下面是一篇整版的软文，配了一张钱德胜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白衬衫，面带微笑，桌上摆着一杯茶，墙上挂满了锦旗。文章里写着：“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九年来，已累计为超过三万余名求职者提供就业服务，客户满意度高达98%，是本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标杆企业。”
    这篇软文花了钱德胜四万八。
    他不是第一次跟媒体合作了。三年前，他就在《XX晚报》上投过半版广告，花的钱更多，五万多，效果也不错。那次之后，很多求职者拿着报纸来他店里，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广告，觉得靠谱。”他不知道那家报社的广告业务员在签合同的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钱总，你投我们报纸，就是给你自己镀了一层金。老百姓看到报纸，就觉得你是正规军，不是路边野店。”钱德胜觉得这句话说得对，从此每年都在报纸上投几次广告，成了那几家报社的“老客户”。
    合作的模式很简单。钱德胜把钱打给报社的广告部，报社安排记者或者写手写一篇软文，放在招聘专版或者职场栏目里。软文的内容钱德胜可以提要求，但不能太过分，不能写“月薪五万”这种明显虚假的内容。但他可以把“管理费”写成“咨询服务费”，把“劳务派遣”写成“人才输出”，把“抽成”写成“绩效激励”。这些词替换之后，整篇文章就变得很体面，很像一个正规企业在做品牌宣传。
    他不只投报纸，还投杂志。有一本叫《XX人力资源》的杂志，是行业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他投了四期的封底广告，每期两万。广告画面上是他的照片、公司名称、联系电话，还有一句广告语：“德胜人力，让找工作更简单。”这句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觉得简单、好记、不骗人。他不知道的是，那家杂志的发行量其实只有三千多本，大部分被送到各大人力资源公司的办公室里，真正到求职者手里的很少。但他不在乎，因为他要的不是求职者看到，而是那些跟他合作的工厂老板看到。工厂老板看到他在正规杂志上打了广告，会觉得他有实力，值得合作。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曾经动过在电视上打广告的心思。他找了一家本地电视台的广告部，报价是一万五一次，十五秒，放在晚上十点后的非黄金时段。他算了算，太贵了，而且效果不一定好。他放弃了电视，转向了网络媒体。他找了一家本地的新闻网站，花两万块钱做了一个“专题报道”，里面有三篇文章、一个视频访谈、一排合作企业的logo。那个视频访谈是在他的店里拍的，他对着镜头说：“我们德胜人力，始终坚持诚信经营，不收取工人任何费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真诚，语气很笃定，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他的同行们也在走这条路。吴胖子上过一家小报的招聘版，花了八千块，写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广告，上面只有店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效果一般，因为那个报纸的发行量很小，大部分被塞进了居民楼的信箱里，看的人不多。但他觉得值得，因为他在跟工人介绍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报纸上打过广告，你可以去查。”老孙也投过，投的是一本叫《XX招聘指南》的DM杂志，花了三千块，印了一期，后来那本杂志倒闭了，他的钱打了水漂。蒋平没投过报纸，但他投过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流广告”，一条十五秒的片子，花了两千块，播放量十几万，加了一百多个微信好友。他觉得比报纸划算，从此不再考虑传统媒体。
    但最狠的是那些跟新闻报、杂志社搞“战略合作”的中介。这条街上有一家叫“宏盛人力”的店，老板姓方，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跟一家省级报纸签了一份“战略合**议”，报纸给他开了一个“就业服务专栏”，每周一期，专门介绍他推荐的岗位。这个专栏的版面费是每月一万五，年付优惠到十五万。方老板花了十五万，换来了一整年的报纸背书。每个来他店里的工人，他都会把报纸拿出来，翻到那一页，说：“你看，这是我们跟省报合作的专栏，正规不正规？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省报？”工人们看到报纸上的红章和报纸的名字，心里的防备就放下了一大半。他们不知道那个专栏是方老板花钱买的，也不知道专栏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方老板自己写的，报纸只是负责排版印刷。
    方老板还把这十二期专栏剪下来，裱在镜框里，挂满了店里的一整面墙。求职者一进门，最先看到的就是这面墙，满墙的报纸版面上印着他的名字和照片，看起来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荣誉墙。方老板得意的时候会说：“我这就是‘媒体背书’，媒体给我背书，比我自己说一千句都有用。”他不知道的是，那家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连续五年下滑，很多订户都已经不订了。但他的求职者不知道，他们看到报纸就觉得权威，就像看到白大褂就觉得是医生一样。
    《XX都市报》的广告业务员小赵是钱德胜的老熟人。他每个月都会来钱德胜的店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顺便带一些新的广告方案。小赵说：“钱总，现在纸媒不好做，我们报社也在转型。我们搞了一个‘融媒体’项目，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打包卖，一套下来六万八，包年。你投了之后，你的信息会出现在我们所有的平台上，覆盖面翻好几倍。”钱德胜算了算，六万八一年，每个月五千多，能承受。他签了。
    签了之后，他的广告出现在那家报社的微信公众号推文里，每周一条，夹在其他招聘信息中间。推文的量平均在五千左右，其中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会点进来看，看了之后大概有百分之一会打电话来咨询。算下来，每周通过这个渠道来的人也就五六个，一个月二十多个。每个工人的“人头费”加上第一笔抽成，能赚一千多。二十多个就是两万多，而广告费一个月才五千多。钱德胜觉得这笔生意不亏。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那些通过报纸和公众号来的工人，对他的信任度比从劳务市场拉来的高得多。因为他们觉得“报纸推荐的不会错”，所以更愿意签合同，更不会去查合同里的细节，更不会在工资少了几百块的时候去闹。他们相信那个“媒体背书”，就像相信一个盖了公章的保证书。而这个保证书，是钱德胜自己买的。
    小赵后来跳槽了，去了一家地方电视台的广告部。他离职前给钱德胜发了一条微信：“钱总，我换工作了，以后有电视广告的需求找我。”钱德胜没有回。他觉得电视太贵了，效果也不确定，不划算。但他不知道的是，小赵把他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全是他以前在报社的客户，都是像钱德胜这样的老板。他们在群里讨论最多的不是广告效果，而是“怎样才能让工人更信任我们”。有人分享经验说：“我上次在《XX日报》上投了一个整版，印了一万份单页，发给每个来的工人，效果特别好。”有人说：“我找了一家杂志社，帮我写了一篇人物专访，题目叫《诚信经营十几年，他只做一件事》，我把那篇文章复印了几百份，发给每个客户，他们看了都挺感动。”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装裱好的报纸版面，上面是他自己穿着西装的照片，旁边配着一行标题：“让每一个打工人都能找到好工作。”他在这行做的时间不到三年，骗过的人连他自己都数不清。
    钱德胜看着这些消息，没有参与讨论。他的方法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学别人。他放下手机，端起茶杯，看了一眼墙上的那几张报纸版面——他的照片印在上面，笑容慈祥，皱纹被修图师磨平了，头发被染黑了，看起来比他年轻了十岁。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觉得那个人不像自己，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像。
    《XX都市报》后来倒闭了。不是被钱德胜搞垮的，是纸媒大环境不行了。报社关门前，小赵已经走了，接手的是一个姓周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联系钱德胜，问他要不要再投一期“告别版”。钱德胜拒绝了，因为那期报纸发出去之后就没有下一期了，他的广告费白花了。那家报纸的最后一天，钱德胜路过报摊，看到报摊上还摆着几份没卖出去的样报，其中一期的招聘专版上，他店里的广告还在。他把那份报纸买了下来，拿回店里，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不是怀念，是觉得也许以后能用得上。
    过了一个星期，他在另一家报纸上又投了广告。这次是一家发行量更小的报纸，但价格也更便宜。他不在乎发行量，只在乎那一句话——“我在报纸上打过广告。”这句话值钱。值四万八。
    红头文件、媒体刊物、官方报纸的招聘专版——它们本是权威的代名词，是大红色的公章在纸上烙下的信任钢印。但当一个黑中介的广告被整齐地切割、粘贴在这些纸张留白处，那层象征着公信力的油墨就成了一层完美的掩护。纸是纸，墨是墨，印在纸上盖了章的黑字，在白纸黑字的映衬下，渐渐变成了金纸黑字。
    白纸黑字被裱进镜框，挂上了墙。
    金纸黑字揣进了口袋，进了银行。
    灯亮着。

 第47章：客观媒体的利用

    钱德胜发现自己不需要再主动找媒体了。因为会有记者自己找上门来。
    起因是一篇报道。一家省级日报的记者姓沈，三十出头，戴黑框眼镜，做的是“民生调查”栏目。他听说劳务市场上黑中介猖獗，想做一期深度报道，于是匿名走访了几条街，其中就包括钱德胜那条街。他在钱德胜的店里坐了一个小时，假装成找工作的农民工，跟店员聊了很多。回去之后，他写了一篇五千字的调查报道，标题叫《劳务市场的“地下江湖”》。报道里点名批评了几家中介，揭露了体检费、保证金、劳务协议等黑幕。但他也写了一段“意外发现”——“在这条街上，也有一家看起来相对正规的机构，营业执照、服务流程、合同文本都较为规范，它就是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这段话是沈记者自己的观察，不是钱德胜要求的。但钱德胜看到报道之后，第一时间让人把那篇文章复印了五十份，装在透明文件夹里，摆在店里的显眼位置。每个进来的工人，他都会指着那段话说：“你看，省报的记者都说了，我们是正规的。他自己来的，我们没花钱。”这句话半真半假。沈记者确实是“自己来的”，但那段“相对正规”的评语是在钱德胜特意把所有的违规操作都藏起来之后才看到的。沈记者不知道那间上了锁的档案室里放着另一套合同，不知道那台加密的电脑里存着真实的工资表，不知道那个“相对正规”的门面背后是一张精密的剥削网络。他只知道他看到的那些——干净的店堂、齐全的证照、礼貌的员工。他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只看到了钱德胜让他看到的。
    报道发出后，另一家媒体的记者也来了。这次是一家电视台的，要做一期“整治黑中介在行动”的专题片。编导找到钱德胜，说：“钱总，我们想把你作为正面案例来报道，配合这次专项行动，你看方便吗？”钱德胜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现得过于热情。他说：“你们拍可以，但不要影响我工作。”编导说不会。他们在他店里拍了一天，拍了营业执照、墙上挂的锦旗、正在签合同的工人、还有钱德胜在办公室喝茶的镜头。编导问他：“你对这次整治行动怎么看？”钱德胜对着镜头说：“我很支持。黑中介损害了我们正规机构的声誉，我们希望政府加大打击力度，还这个行业一个清白。”这段话被剪进了专题片，播出了，在本地收视率不错。一些看了节目的工人拿着手机截图来他店里，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觉得你很正规。”钱德胜给他们倒了水，拿出合同，一个一个签。
    他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媒体的“宠儿”。不是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多大，而是因为他正好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比黑中介白，比正规机构黑。这个灰色地带让媒体觉得他“有故事”。有些记者想做“黑中介的生存现状”，需要找一个愿意出镜的从业者，钱德胜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看起来最不像坏人。他接受采访时永远穿着那件白衬衫，语气温和，逻辑清晰，从不回避问题，但也从不主动交代。他在镜头前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不会留下把柄，不会让人觉得他是黑中介，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圣人。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做生意的中介，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很体面的、很值得信赖的中介。
    有一次，一个央媒的记者来采访他，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钱总，有工人反映你们的工资比别的中介低，你怎么看？”钱德胜笑了笑，说：“我们的工资是透明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低不低，要看跟谁比。跟黑中介比，我们确实低，因为他们承诺的工资根本拿不到。跟正规企业比，我们不低，因为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那个市场价。工人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承诺了天价工资。”记者把这个回答写进了稿子，发在了央媒的客户端上，标题是《一个中介老板眼中的劳务市场》。文章下面有人评论说“这个老板说得在理”，有人说“中介都是吸血鬼，没有例外”。钱德胜看了评论，没有回复。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只在乎那篇文章帮他带来了多少新客户。
    他的同行们也在学他。吴胖子请了一个新媒体写手，花五百块钱写了一个他自己的“人物专访”，发在一个量不大的自媒体平台上，然后截图发朋友圈，配文：“感谢XX媒体的关注，我们会继续努力。”那张截图被几个工人转到了微信群里，有人问“这家靠谱吗”，有人说“上过媒体的应该还行”。吴胖子从这个“应该还行”里接到了七个咨询，最后成交了两个。他算了算，五百块的写手费，赚回来了一千多，值了。
    蒋平也上了媒体。不是他主动找的，是一家短视频平台做了一期“打假博主”的专题，选了三个博主，其中就有他。编导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因为我见不得打工人被骗。”这段话被剪进了片子，配了感人的背景音乐，很多粉丝在底下留言说“平哥真爷们”。蒋平看了片子，觉得自己确实挺爷们的。他忘了自己店里也在收“咨询服务费”，忘了自己的合同上也有“管理费”那一栏，忘了那个被他派去卧底的年轻人只拿了两百块的酬劳。在媒体的镜头里，他只是一个正义的、勇敢的、不计回报的打假者。这个形象比他本人更高大、更干净、更值得尊敬，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那就是真实的自己。
    高天拒绝过几次媒体的采访。不是因为他不想出名，是因为他怕出名之后被人扒出他“天诚人才”的真实底细。他只接受了一家财经自媒体的采访，聊的是“劳务派遣行业的合规化趋势”。那篇文章没有提他的名字，只写了他的公司名，配了一张模糊的背影照。他在文章里说：“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洗牌，需要淘汰那些不合规的小中介，留下真正做服务的专业机构。”他没有说“我们”指的是谁，但读者会自然地把“天诚人才”归到“真正做服务的专业机构”那一类。这就是媒体的力量——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没说什么。它没说的那些话，读者自己会填上去，填上他们认为正确的内容，然后把那篇文章当作证据，证明自己没选错。
    钱德胜后来总结出了一套“媒体利用法则”：永远不要主动找媒体，要让媒体来找你；永远不要拒绝媒体，因为拒绝会让他们起疑；永远不要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只告诉他们你想让他们知道的；永远不要指望媒体能帮你洗白，但可以利用他们帮你镀一层金。这层金不厚，但够亮，亮到可以反射掉那些质疑的目光，亮到可以掩盖下面那层灰黑色的底色。
    他把每篇提到自己的文章都剪下来，按照时间顺序贴在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里，封面上写着“媒体关注”。这本相册放在办公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每一个进他办公室的人都会看到。没有人会翻开那本相册，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只需要看到“媒体关注”那四个字，就足以在心里给钱德胜打上一个“正规”“可信”“有实力”的标签。那个标签就像超市里的有机食品标志，没有人去验证它是不是真的，但每个人都相信它是真的。
    那本相册越来越厚，钱德胜的茶越喝越淡。

 第48章：第二轮循环

    又是三月。火车站出站口的电子屏换了新的，亮度更高，颜色更艳，滚动着“欢迎来到这座城市”的标语。举牌子的中介也换了新人，去年那个穿红马甲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手里举着的牌子上写着“电子厂，包吃住，月薪6000”，字体跟去年一样，颜色也跟去年一样，红的，刺眼的红。
    小杨出了站。不是去年那个小杨，是另一个小杨，二十二岁，第一次出远门，口袋里揣着八百块钱，手机里存着同村老乡发来的一个电话号码。老乡说：“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人叫刘哥，他会帮你安排工作。”他不知道那个“刘哥”已经不在这条街上了，也不知道老乡给他的号码已经停机了。他打过去，关机。他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他站在出站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
    一个发传单的女人走过来，把一张红色的纸塞进他手里。纸上印着“月薪8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他看了看，心跳加速。女人说：“小伙子，找工作吗？我们这边是大厂，世界五百强，你看那个广告牌。”她指了指出站口上方的广告牌，上面是一个笑容灿烂的工人，竖起大拇指，背景是蓝白相间的厂房。小杨跟着她走了。
    他不知道那块广告牌去年也被另一个人看过。那个人叫老赵，四十岁，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被骗了八百多块，后来去了劳务市场做日结，手被机器压过，住在桥洞里，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但广告牌还在，笑容还在，中介还在，只是换了一个发传单的人，换了一个接电话的号码。
    小杨被带到了那条街。街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还在，树冠比去年大了一圈。公告栏还在，上面的纸换了一张新的，是“春风行动”的招聘会海报，印着几个领导模样的照片，笑容满面，举着大红色的横幅。海报底下有一行小字：“咨询电话：12333”。那个电话，去年打不通，今年也打不通。但小杨不会打，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号码的存在。
    他被带进了一家叫“迅捷人力”的店。店门口贴着红色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字比去年更大，颜色更红，因为换了新的喷绘布。老板站在门口，叼着烟，喊着“一个一个来”。他不是吴胖子，吴胖子两个月前把店盘给了他的小舅子，自己回老家了。现在的老板姓陈，三十出头，圆脸，说话的时候喜欢拍人肩膀，很热情。他拍了拍小杨的肩膀，说：“小伙子，有眼光，来我这就对了。我们这边不收体检费，不收押金，正规派遣，签合同，交社保。”他没有说“不抽成”，因为抽成是写在合同里的，不是“收费”。
    小杨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上的字密密麻麻，他只看了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名字，按了手印。他不知道合同里写着“管理费百分之十五”，不知道“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意味着周末加班只有1.5倍工资，不知道“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意味着干完这个订单就可以随时让他走人且不给补偿。他只知道那个拍他肩膀的老板看起来很靠谱，店里的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锦旗，玻璃门上贴着“诚信经营”的贴纸。他觉得自己这次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正规的中介。
    那条街上的中介店少了两家，多了三家。刘姓周的店改成了水果摊，但旁边的“必胜人力”搬走了，换成了“鑫诚劳务”，门头更大，传单更花哨。街尾的德胜人力还在，钱德胜还在门口喝茶，藤椅换了一把新的，茶具也换了，从紫砂换成了玻璃，说是“更卫生”。他的店还是那条街上最大的，业务员从八个增加到了十二个，因为他跟学校签了新的实习协议，每年能多送两百多个学生。他去年赚了两百多万，今年目标三百万，正朝着这个数字稳步前进。
    阿强还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牌子换了一块新的，木棍更粗，纸板更厚，字是用油漆写的，不会褪色：“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他已经站了快两年了。保安换了两茬，现在的保安不认识他，每天都会走过来问：“你在这干嘛？”他就把牌子翻过来，背面写着“维权，请关注”。保安看了，摇摇头，走了。劳动局里面的人换了一批，新人不知道他是谁，老人懒得理他。他就这么站着，像一棵种在水泥地里的树，没人浇水，没人施肥，也没人拔掉。
    阿俊不在了。他在去年冬天回了老家，不是因为他攒够了钱，是因为他的右手彻底废了。食指和中指的神经损伤恶化，拿不住任何东西，连一杯水都端不稳。他不能再做日结，不能再搬箱子，不能再拧螺丝。他什么都干不了。他走的那天，劳务市场门口没人注意到他，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告别。他把那个破双肩包背在身上，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票，硬座，十七个小时。上车前他给房东发了条微信：“不租了，押金不用退了。”房东没有回复。他把手机卡拔出来，折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上了车，走了。
    老张死了，阿俊走了，但劳务市场门口的人没有少。新的面孔来了，跟去年一样年轻，一样瘦，一样背着双肩包，一样蹲在台阶上等活。他们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叫老张的人睡过，也不知道有一个叫阿俊的人蹲过。他们只知道今天要抢到活，明天也要抢到活，后天还要抢到活。活是永远抢不完的，因为人也是永远来不完的。
    高天还在做直播，粉丝从七十二万涨到了九十万，穿的白衬衫换了新的，办公桌后面的书架换了更大的，上面摆满了法律书籍，但那些书他从来没翻过。头套哥还在戴头套，粉丝从一百二十万掉到了一百万，因为审美疲劳，但他的“新起点人力”还在开，只是从城北搬到了城西，换了一个更隐蔽的位置。蒋平还在拍视频，还是只拍别的街区，从来不拍自己那条街。他的“平信信息咨询”生意越来越好，因为他的人设越来越稳，稳到他开始相信自己是真的大侠。
    孟勇还在演戏。剧本又升级了，现在他会安排“热心路人”在拍摄过程中突然冲出来，指着那家黑中介骂：“就是这家！骗了我三千块！”然后孟勇会安慰他，说“兄弟别怕，我帮你曝光”。这段戏是他自己设计的，那个“热心路人”是他的助理小周假扮的，三千块是编的，愤怒是演的。但观众看不出来，因为小周的表情管理做得很好，眼泪说流就流，声音说抖就抖。孟勇觉得这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的打假视频就是打假艺术。
    孙主任还在就业办坐着。去年的学生走了，今年的学生来了。他桌上那份合**议还是一样的，甲方还是德胜人力，乙方还是学校，丙方还是那个工厂。只是数字变了，管理费从每人每月三百涨到了三百五，因为学校要修一栋新教学楼，缺钱。他不知道新教学楼的名字已经定好了，叫“德胜楼”，因为钱德胜捐了二十万。孙主任在捐赠仪式上跟钱德胜握了手，摄影师拍了照片，发在了学校官网的首页上，配文：“校企合作再结硕果，德胜人力捐资助学。”没有人觉得不对劲，因为钱德胜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慈善家。
    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没变。来的人换了名字，走了的人没有留下痕迹。店名换了一个又一个，合同改了一版又一版，套路升级了一代又一代，但底层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有人要找工作，有人要赚钱，有人在中间吃差价，有人吃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有人吃到最后什么都有了。这个圈转了一年又一年，转到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正常的，转到没有人再去质疑“为什么”，转到每个新来的人都以为自己会是那个例外。
    小杨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五天，手肿了，腰疼了，工资条上写着应发两千一，实发一千三。他拿着工资条去找组长，组长说：“合同上写了，管理费、住宿费、水电费、保险费，你自己签的字。”他想去找那个拍他肩膀的老板，但老板的电话打不通了。他又去了那条街，那家“迅捷人力”还在开着，但老板换了一个人。新老板说：“陈老板上个星期回老家了，你找他什么事？”小杨说：“他扣了我的钱。”新老板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你要不要在我这重新找一份工作？我们这边不收费。”
    小杨站在店门口，手里攥着工资条，不知道该不该再信一次。他想起那杯水，那个拍肩膀的动作，那句“我们这边正规派遣”。他想，也许是他运气不好，也许这一家真的不一样。他推门进去了。
    新老板给他倒了杯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坐。身份证带了吗？”

 第49章：教材学习

    小陈第一天上班，领到的不是工牌，不是工服，是一本A4纸打印的册子。
    册子封面印着四个字：《业务手册》。底下一行小字：“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内部资料，请勿外传。”他用指甲刮了刮那行字，墨是喷墨打印机打的，一刮就花了。册子一共二十三页，订书钉装订，右上角有页码，从1到23，中间缺了第11页，被撕掉了，留下毛糙的纸茬。
    他的工位在德胜人力二楼最里面，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桌上有一部座机、一沓空白收据、半盒中性笔。窗户朝北，对面是一堵墙，墙上有空调外机，嗡嗡响。钱德胜让他先看册子，看完了再下楼跟着老员工学。他翻开第一页，标题是《入职须知》，内容很简短：“本手册为内部培训资料，仅限本公司员工使用。遗失不补，请妥善保管。”
    第二页是《职业道德规范》。他以为会写“诚信为本”“客户至上”之类，但读下去发现不是。第一条：“不主动承诺，承诺必兑现。”他没看懂，问了旁边一个老员工。老员工姓魏，三十出头，在这干了四年，嘴角有一颗痣，说话的时候那颗痣跟着动。老魏看了一眼那条，说：“就是不答应工人做不到的事。你别跟他说月薪八千，你就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他不信你，你拿合同给他看，合同上写的是四千。他签了字，到时候拿不到八千也赖不了你。”
    小陈点了点头，往下看。第二条：“不与工人发生正面冲突。”老魏说：“工人骂你，你别骂他。你让一步，他气消了，下次还来找你。你要是跟他吵，他出去到处说你是黑中介，你生意还做不做了？”小陈说：“那他要是不依不饶呢？”老魏说：“那就退他一半钱。他拿了钱就走了，不会闹。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闹的，你退他一百块，从另外九十九个人身上赚回来。这笔账不会算？”
    翻到第五页，《常见问答》。分两栏，左栏是“工人可能会问”，右栏是“标准回答”。第一条——问：“体检费能不能退？”答：“体检是医院做的，钱是医院收的，我们只是代收。体检了就不能退，这是医院的规定。你要是没体检，随时来退。”后面用括号加了一行小字：“实际情况：体检费我们跟医院对半分。体检报告不给工人，留着下次再用。”
    小陈看到那行小字，心脏跳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老魏，老魏正在玩手机，没注意他。他又低头往下看。
    第二条——问：“工资怎么比说的少？”答：“合同上写的是基本工资加绩效，绩效是按照产量算的。你的产量不够，绩效就低。你要提高产量，多加班，下个月就能拿更多。”括号小字：“实际情况：产量标准是动态调整的，工人永远够不着。加班费按0.5倍算，合同上写了，工人签字了。”
    第三条——问：“合同上写的是‘劳务派遣’不是‘劳动合同’，有什么区别？”答：“劳务派遣也是合同的一种，受法律保护。我们给交社保，给发工资，跟正式工一样。你放心。”括号小字：“实际情况：区别大了，但工人不懂。他要是追问，你就说‘法律上是一样的’，他不会再问。”
    第六条——《遇到劳动监察来检查怎么办》。这是最长的条目，占了整整一页。标准回答：“我们配合检查。把正常合同拿出来，不要拿那份‘劳务协议’。工人名单给一份，但别给真实的，给‘示范名单’。工资表给一份，别给实发的那份，给‘调整后’的那份。记住，来的都是例行检查，不是来找茬的。你越配合，他走得越快。别慌，别多话，他说什么你应什么。他走了以后给钱总打电话，钱总知道怎么处理。”括号小字：“备用方案：如果监察要求查电脑，就说电脑坏了。如果要求查档案柜，就说钥匙在钱总那，钱总出差了。他们不会等。”
    第八页是《招收新工人的标准流程》，分七个步骤。第一步：筛选目标。看穿着、行李、眼神。穿得旧、拖行李箱、眼神迷茫的，优先。穿得好、背双肩包、眼神精明的，不碰，浪费时间。第二步：建立信任。倒水，叫“兄弟”，不要叫“大哥”或“先生”。“兄弟”拉近距离。问老家哪里，如果是同一个省的，说“咱们是老乡”，如果不是，说“我上一份工作就在你们省，那地方人好”。第三步：制造稀缺感。“这个岗位只剩两个名额了，你今天不签，明天就没了。”第四步：展示证据。墙上锦旗、报纸报道、营业执照，指给他看。“我们是正规公司，不是路边野店。”第五步：签合同。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签字栏说“签这”，不要让他看前面的内容。如果他坚持要看，就说“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今天先签”，如果他真的拿回去了，这个单就算了，放弃。第六步：收费。不收体检费，不收保证金，只收“咨询服务费”，三百块，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合同上写清楚，让他签字确认。第七步：送厂。安排车辆，每周一三五送人，不要每天送，显得太忙。车上不要让工人互相加微信，防止他们串联。
    小陈读完第七步，觉得哪里不对。他说不上来，但觉得这份册子不像“业务手册”，更像一本骗术指南。他问老魏：“咱们这是不是……那个……”老魏说：“是不是什么？是不是黑中介？”小陈没说话。老魏笑了，嘴角那颗痣往上提了提，说：“你知道咱们这条街上，哪家中介最赚钱？不是最能骗的那家，是最能留人的那家。工人进来，干三个月走了，你赚什么？你要让他干一年，干两年，你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抽几百，一年下来大几千，比你收他一次体检费强多了。我们不是黑中介，我们是服务提供商。这上面写的那些，不是骗人，是‘提高效率’。你懂不懂？”
    小陈点了点头。他不懂，但他不敢说。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在二楼，把那本册子又翻了一遍。缺了第11页，他不知道那页上写了什么，但第10页的最后一行是“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立即终止招录”，第12页的开头是“如何安抚已经起疑的工人”。中间缺的那一页，大概是更核心的东西，被撕掉了。也许是被某个离职的员工带走了，也许是被钱德胜亲手撕掉的。他不知道。
    他把册子合上，放在桌上。桌上的收据本是新领的，还没开过。中性笔是新的，拔掉笔帽，一股塑料味。他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坐了一个上午，觉得空气很闷，但不想开窗，因为窗外是另一堵墙，开了也看不到什么。
    下午，老魏带他下楼。一楼大厅里坐着一个工人，四十多岁，脸上有晒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脚边放着一个编织袋。老魏走过去，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人，说：“兄弟，找工作？”那人说：“嗯，有没有电子厂？”老魏说：“有，我们这边好几个电子厂，你想干哪种？”那人说：“工资高一点的，累一点没事。”老魏回头看了小陈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是——看好了，怎么做。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小陈目睹了一场行云流水的表演。老魏的语气、表情、手势、眼神，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到位。他问了那人的老家，说“我也是河南的，咱俩老乡”。他拿出合同，翻到最后一页，说“签这”。那人说要看看内容，老魏说“可以，你慢慢看”，但他没有把合同递过去，而是拿在自己手里，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每一页停留不超过三秒。那人没看清条款，但觉得老魏很坦诚，没有藏什么。他签了。
    那人走了以后，小陈说：“魏哥，他要是真的看清楚了怎么办？”老魏说：“看清楚？他初中都没毕业，你让他看清楚什么？那些条款是律师写的，律师都花了三天才看明白，他十分钟能看懂？”小陈说：“那要是他回去以后找人来闹呢？”老魏说：“他找谁？他一个人在这城市，举目无亲。他能闹出多大动静？闹大了，我们退他一半钱，他走了。剩下那一半，从下一个人身上赚回来。”老魏拍了拍小陈的肩膀，说：“你把这本册子看三遍，看熟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别想太多，想多了干不了这行。”
    小陈回到二楼，把那本册子又翻了一遍。这一次他读得慢，把每个括号里的小字都读了，读完之后觉得喉咙发干，想喝水。他走到走廊尽头的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凉水，灌下去，喉咙还是干。
    他站在走廊上，看着楼下的街道。街对面有一家杂货店，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在择菜。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路过，停下来，看了看杂货店旁边的中介招牌，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他不知道那家店是不是也有一本类似的册子，是不是也有“常见问答”和“括号小字”。也许有，也许没有。但那个年轻人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倒水，叫“兄弟”，签合同，扣钱，然后沉默。
    小陈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进洗手池，回到工位，把那本册子塞进抽屉最里面。抽屉里有几份旧合同，几张过期的收据，还有一个用过的打火机。他把抽屉推上，拿起桌上的收据本，翻了翻，空白的第一页在灯光下白得刺眼。他盖上笔帽，把中性笔放在收据本旁边，然后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他还没有开始。但他已经知道，他很快就会开始的。那本册子教会了他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不是如何招工人，而是如何不让工人发现自己被招了。这门课，没有教材，没有考试，只有一个不能问“为什么”的岗位。
    缺了第11页。他一直在想那一页上写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些更直接的东西，也许是“如果工人报警怎么办”，也许是“如果工人受伤了怎么推卸责任”，也许是“如果钱总跑路了你怎么脱身”。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那页纸已经被撕掉了，撕得很整齐，像是用尺子比着裁的。撕掉它的人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但忘了撕掉的痕迹还在。毛糙的纸茬，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藏在订书钉旁边，不翻开看不到，翻开了就再也忘不掉。

 第50章：看书

    钱德胜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本书。不是他买的，是顾律师送的。书不厚，两百多页，封面设计得很素，白底黑字，只有一行标题：《黑中介骗术大全——一个记者的卧底实录》。作者是个化名，出版社是某家不知名的小社，印数三千册，多半卖不出去。顾律师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钱总，知己知彼。”
    钱德胜翻了翻。书里写了三十多个案例，每个案例对应一种骗术——体检费、保证金、劳务协议、综合工时制、绩效动态调整、学校合作、日结抽水、媒体背书、打假博主……他越看越眼熟，因为这些案例几乎就是他自己这九年来的业务手册。他不知道作者是谁，但作者一定在这条街上蹲过很久，或者采访过很多被骗的工人。书里甚至还提到了德胜人力，用了化名“盛达人力”，但明眼人都知道是哪家。
    他本来想把这书扔了。但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停下了。第三章讲的是“如何识别工人中的刺头”，作者采访了几家中介，总结出一套方法：看眼神，看穿着，看问问题的频率。眼神飘忽的，容易跑路；穿着太干净的，干不了苦活；问问题超过三个的，大概率会去投诉。钱德胜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比自己总结的“三看”更细致。他把这一页折了个角。
    第四章讲的是“合同中的语言艺术”。作者把几份黑中介常用的合同逐条拆解，指出哪些条款违法、哪些打擦边球、哪些看似合法实则坑人。钱德胜一边读一边对照自己用的合同，发现有些地方写得不够“艺术”，比如“管理费”这个词太直白了，容易引起工人反感。作者在书里建议改用“信息服务费”或“岗位协调费”。钱德胜觉得有道理，拿起笔在合同模板上改了。改完之后，他让顾律师再审一遍。顾律师看了，说：“这本书写得不错，但有个问题——它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了。工人要是看到这本书，咱们就不好做了。”钱德胜笑了笑，说：“工人看吗？工人连合同都懒得看，会看书？”
    他把这本书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跟那本“媒体关注”的相册并排。不是因为他喜欢这本书，而是因为这本书帮他省了很多试错的时间。以前他要靠经验摸索，现在他可以直接从书里抄作业。哪个案例里的套路被查处了，他就避开；哪个案例里的套路还在用，他就加强。这本书对他来说不是“揭露”，而是“教程”。
    消息传得很快。吴胖子的小舅子——就是接手“迅捷人力”那个姓陈的——听说钱德胜有本“宝典”，专门找人复印了一本。他花了三天读完，读完以后恍然大悟：“原来体检费不能收了，要改收‘信息咨询费’；原来合同上不能写‘不存在劳动关系’，要写‘劳务派遣’；原来工人闹事不能硬碰硬，要退一半钱息事宁人。”他把店里所有流程按照书里的“反面案例”反着改了一遍，生意果然好了起来，投诉也少了。他对员工说：“这本书是咱们的圣经，每个人都要读。”
    蒋平也弄到了这本书。他是从粉丝那里收到的，一个粉丝在旧书摊上花五块钱买的，寄给他，说“平哥，这书里写的都是你揭露过的东西”。蒋平翻开一看，发现书里有一章专门讲“打假博主的内幕”，分析了几个博主的套路，其中有一段写着：“有些打假博主，自己就是黑中介。他们曝光别人，是为了给自己引流。观众以为他是英雄，其实他是演员。”蒋平把那一页撕了。不是因为心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作者在“抹黑”整个打假行业。他把剩下的书看完，记下了其中关于“如何应对舆论危机”的章节——那些方法他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以后用得着。
    高天也看了这本书。他是从网上下载的电子版，看完之后给顾律师打了个电话，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能不能联系上？我想请他吃顿饭。”顾律师说：“作者是化名，出版社也联系不上，好像只印了一版就绝版了。”高天说：“可惜了，这个人要是来我公司做顾问，我年薪给他五十万。”顾律师笑了笑，没有说这个作者可能就是这条街上的某个工人，或者某个曾经被骗过的人，或者某个已经死在了公园长椅上的老张。他挂了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钱德胜。钱德胜说：“五十万？他出得起五十万？他那小公司一年利润都不一定有五十万。”顾律师没有接话。
    阿强也看到了这本书。是一个工友拿给他的，工友说：“阿强，你看看这本书，里面写的那些黑中介，是不是就是你举牌子抗议的那些？”阿强翻了翻，看到了德胜人力的化名章节，看到了钱德胜的套路被一条条拆解。他觉得这本书很好，好到应该让每个来找工作的工人都读一遍。但他也知道，没有工人会读。工人连合同都懒得看，会看一本两百多页的书？他把书还给了工友，说：“你留着看吧，看完了借给别人。”然后继续举他的牌子。
    书里有一段话，写在第179页，字体跟其他页一样，没有加粗，没有标红，很容易被忽略：“本书列举的所有骗术，均来自真实案例。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打工人们擦亮眼睛，不再上当。但作者也担心一件事——这些案例可能会被黑中介当作教材，反向学习，进化出更隐蔽的骗术。如果真是那样，作者就成了帮凶。”
    钱德胜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把书合上了，放在桌上，看着封面发了会儿呆。他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本书的作者真的担心自己成了帮凶，为什么还要写？为什么不把素材交给警察、交给劳动监察、交给媒体，而是写成书出版？一本印了三千册、多半卖不出去的书，能提醒几个工人？又能教会多少中介？这笔账，作者不会算，还是不想算？
    他不知道答案。他也不需要知道。他只知道这本书帮他把生意做得更好了。至于作者是谁、初衷是什么、有没有愧疚，跟他没有关系。他拿起书，翻到第45页，那里写着“综合计时工作制的法律漏洞”，他又看了一遍，确认自己的合同已经把这个漏洞堵得更严了。他满意地合上书，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他没叫人换，因为今天他要亲自去楼下接待一个从贵州来的劳务团，三十多个人，每个人他能赚八百。这个数字比书里写的任何案例都要高。
    那本书后来在旧书网上涨了价。原价三十八，二手炒到了两百多，品相好的甚至标价五百。不是因为这本书有多大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有些中介把它当作了“行业秘籍”。他们买不到复印本就买二手，买不到二手就找人摘抄重点，抄在笔记本上，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前背一遍。他们把书里的每一个反面案例都变成了正面教材，把作者的揭露变成了自己的经验。书还是那本书，字还是那些字，但读的人不一样，读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作者写的是“警惕”，他们读到的是“学习”。作者写的是“不要”，他们读到的是“要这样”。
    钱德胜后来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读一遍，防身。读两遍，赚钱。”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新来的业务员小陈，说：“一周之内看完，看完还我。”小陈接过书，翻开第一页，看到了那行字。他不知道该信哪一句。但他知道，如果他想在这个行业活下去，他只能信第二句。

 附件15：怒骂喊话学校

    从这天开始，杜月笙的势力如同机器一样运转了起来。他晚上先去拜会了黄金荣，正如陈君容所料，黄金荣对杜月笙的主张持怀疑态度。他反复劝告杜月笙要以青帮祖训为重，万不可‘乱’收人。
    “你说什么，你的力量能够击穿囚身困灵阵的壁垒！”李翰的言语中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更多的是震惊道。
    心一沉，沈云悠脚步一顿，接着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头也不回的离开。让秋胜寒看的都觉得有些不舒服。
    在外面的人只是见到陈立被姬宇晨的血海卷了进去，而后便见到了一抹刺目的金光从天而起。
    “祖母不必担心，孙儿心里有数儿。”南宫帆那不以为意，什么大皇子太子，都不过是他的踏脚石，这些人目光短浅，根本就′看不出来自己的远大图谋。
    在他们教室的旁边，学校专门为他设了一个休息室，他没有去教室，而是进了休息室。
    巴塞罗那人早就一窝蜂的欢庆起來，这个点球和进球沒啥区别。这就是几乎百分之百命中的机会，他们当然高兴。
    “这家伙活不过今晚，他死了之后，你别嚷，省得影响咱们睡觉，明儿早上再收尸。”，兵丁临走不忘嘱咐一句。
    在外面，仙界可以说是沸腾了起来，但是，姬宇晨却像是凭空消息了一般。
    只是，反咬一口口的吃，姬宇晨如今，就引导着力量冲击着金丹期境界。
    虽然时间紧，但这一切必须在明年夏初之前完成，想必那时北蛮与邰党郡的大战将会拉开序幕。
    果然，薛杏林也跟着惊叫起来，他再三跟黎云确认，见黎云点头肯定。
    所以，现在的这一个月，他就借助龙艳艳的身份，挑拨一下十大种族的关系，顺便捞点好处，正好打发时间。
    苏俊是什么身份？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的拿人一把兵刃，别说黄金百两，就是千两万两，苏俊也出的起，更何况这柄雪饮刀本身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百两的黄金。
    等到木兰在椅子上坐定，瞧着弘历被丫鬟服侍着洗干净手，在拿着点心一口一口的吃着。
    “喂，你该不会当真了吧，我可是开玩笑的。”娜娜敏凑近观察，一脸严肃。
    “渡部，二岛，我们的乃木坂成员很可爱吧。”设乐转向今天的两位嘉宾问道。
    眼下那柄无形的空间裂刃，距离他只有两丈不到。邪无法身形一动，能够在狂风当中随意的自动。
    这就导致，邹家看起来富可敌国，但在明眼人看来，邹家所拥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过眼云烟。
    “鬼屠，你鼓弄这么半天，到底是啥呀？我怎么一点也看不明白？”厉长空闹着脑袋问道。
    有些人认为AOL社区的注册量肯定作假了，并分析了一大堆理由，徐青看了下，嘿，分析的头头是道，很接近真相。
    夜里反叛的情况还不明了，但眼下城内外守兵不足一千，肯定是无法弹压的。
    “我们有计划让我们的人融合那些其他世界的人吗？”蝙蝠侠在浩克离开后问道。
    “白俊昊！你拿命来！”凌瑀突然大吼一声，冲向白俊昊。通过刚才的碰撞，他知道自己手中的断剑绝不弱于白俊昊手中的仙器，既然在兵刃上白俊昊不占优势，那凌瑀便无所畏惧。
    其实就算凌瑀不说，易寒二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虽然听说过天雷生露，但却一直没有亲眼见过，更别说吞食了。如今有凌瑀在身边，他们就可以安心的服用，这就是对朋友的无条件信任。
    当那十几名平时鲜衣怒马为祸乡里的纨绔子弟，牵着高头大马披挂崭新的红漆札甲手提环首刀耀武扬威的炫耀一番，整个山阳县以及附近几个县彻底炸开了锅。
    本来他们就没有法律支持他们的行为，顶多就是争取一下舆论的支持。
    林晨记得，菲儿当时说过，他那具躯体已经完全没有了元气，不可能恢复，只能用之前的一滴血重新造了一具躯体。
    在通天塔被撞倒后，“天”开始飘向无尽星空，在漂了半个太阳纪之后，黄昏战神设法让“天”停止了继续往外漂，并开始让“天”围绕着盘古大陆公转公转起来。
    就在零七的身体要被阿尔托莉雅的利剑横腰斩断、且鲜血四溅的前一刻，零七的身上轰然炸开一道血光。
    毕竟这些明星只是来这里作作秀，但他们可是实打实需要靠着田地来吃饭的。
    肚子里每动一下，她都如惊弓之鸟般害怕它是不是现在就要出来了。

 附件16：喊话打假博主

    他们几个曾经约定，要猫在宇凌星这个特定的封困环境中，晋入元满境界方始离开，随即进阶出窍初期，以期三人合力不惧任何窍修对手，就算在中央星域也能获得一定的战力与地位。
    于是他对于山本五十六之后的作战计划是非常赞同的。就这样，倭国上到天皇，下到每一个平民都眼睁睁的注视着联合舰队，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我也没问题，昨天红绫姐不是教了我咏春拳，打算今天考我吗，现在我直接用你教的招式跟师兄们切磋一下，看看我掌握的怎么样，如果我表现的好，一会你就不用单独考我了。”叶铭笑了笑道。
    嫁进谢家做儿媳，必须自立更生，白手起家，本来就够倒霉了，再加十条打骂家规，没事找事翻旧皇历，简直不把儿媳当“新世界的人”对待，任谁也不会爽朗答应。
    “圆尾黑环豹，这可是在仙界大陆非常罕见的一种异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过了。没想到被异化之后的黑环豹会出现在这里。”慕寒搓着下巴说道。
    三人点点头，转身走上了飞机，舱门缓缓的关闭后，划行了起来，慢慢的飞向了天空中。
    只要能瞒过普通人的检测，几乎就可以将这个市场乱了，甚至可以让黑市中的破障丹几乎卖不出去，因为在黑市中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自然也就无从查起了。
    倭国方面自从与美帝海军进行中途岛大战之后，虽然还有着庞大的海军，但是损失巨大，有点元气大伤的意思了，正退了回来进行休养。而山本五十六也在积极准备着下次大战。
    立于床铺之前，蒙主背着双手，眯眼盯着墨如漾的面庞。这人已如此强大，居然还如此不懈怠的修炼，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除了张志忠座舰上的影像还在，其他战舰的屏幕，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很严重吗？难道又是非典？”白妈妈一下子就注意起来，要知道03年的非典也是很恐怖的，虽然和他们这里无关。
    一步迈进舱门，迷彩大汉感觉到脖子上的刀已经离自己有近三厘米的距离。因为他眼神往下时，能看到刀背了，他是从刀的宽度来算的这个距离。也是，他和这些人，毕竟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从原则上是不伤人的。
    他和张大人的想法一样，那就是没有必要，方中愈不会那样做，也不需要那样做，对于他来说那样做了之后没什么意义。
    周围人看他们的眼神仍旧有些怪，但两人却是十分坦然，完全不见半点儿不自在的。
    话说，柴安安这次在陆晓晓的提意下特地跑到巴厘岛，那对于这里的sp，肯定也要体验一下、疯狂一回。
    精灵族在恐慌过后，迅速调整阵形，围绕着六位天武师，形成六个包围圈。
    所以，对于这种，看起来是山寨款的手机，还是好几年前，都烂的脱久的模样，他有些不可思议。
    蛔蛔在哀子的提醒下掌握了用键盘发射弹幕的方法，但是在她发出数条弹幕之后，蓝门的BGM依然没有恢复正常的迹象。
    吴昭身形转动，紧跟吉田的节奏，吉田转向哪个方向，他也紧紧相随。
    金鱼现在只能认命了，惹不起王太卡，那就乖乖听话吧。好在王太卡给她的任务都不难。
    三皇子的提议，大家自然是不会拒绝，只不过是把比赛项目重新编排并不会影响到比赛的成绩，还节约了时间，这一提议获得大家一致的肯定。
    虽然青一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赵司令却是听的一清二楚，当即对着青一冷哼出声。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鹏家利用林萧讲给他们的计划，平息了一些扰乱。他们萧氏制药的萧氏正气丸，也彻底的在大西北火了起来？
    明知道这是极度危险的任务，他们还是要去碰触的话。那就必须要做好十足的准备。这并不是说他们退却了。而是为了任务的成功率着想。
    当仆人决定不再杀害白雪公主，而把她留在那儿时，尽管他知道在那荒无人际的大森林里，她十有八九会被野兽撕成碎片，但想到他不必亲手杀害她，他就觉得压在心上的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落了下来。
    周致翰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冷漠地看着武跃，此刻，她感觉眼前的这个男人是那样的陌生，她的心里对他的感情到了冰点。
    榴弹炮学校: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榴弹炮营或团所有人员，都是从这个炮校训练出来的。
    “你这么鲁莽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老人的情绪稍微的平静一下，要是你这样治疗之后让老人十分的暴躁了呢？之后不肯陪我们怎么办？”华子对王子说道。

 附件17：喊话黑中介

    这种少年王者，都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的，越是受到强者追杀，他越是能够爆强大的战斗力，这种是属于妖孽的天赋，其他人无法效仿。
    这个时候，叶宇才从封闭状态中复苏过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看了看背后羽化天门的方向，他踏步朝着远处走去，没有丝毫留恋。
    玄月进攻白俄国时候带去了二百四十万大军，但是如此这多的士卒竟然连熊人与虎人的一刻钟都挡不住，甚至连毫不客气的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而且还白白的损失了大量的士卒。
    映入眼帘的，是橘红色的沙砾，沙坑，一望无尽，无边无际，大地、山峦、沙丘，全都是沙子，没有一丝绿意，也没有一丝其他颜色。
    即便算是二十倍到五十倍的时间作用，林晨最多也就修炼了几百年。
    “杀人者，人恒杀之！你要取我的性命，那么，也就怪不得我了。”陈浩说完，把那老者的头颅一扔，又把他腰间的储物袋一收。然后一个火球术便扔了过去。
    不过……林晨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姜冰雪也不好意思再直接拒绝。
    一个尸王全身干瘪，从这墓穴深处，挥舞着泛着绿光的尸爪对着叶宇抓来，叶宇直接一拳打碎了这尸王，飞身到了墓穴的中央盘膝坐下。
    但那片森林好像有特殊的禁制存在，我们都暂时的失去了御空飞行的能力。
    虫洞是直接暴露在森林里的，这非常的危险，所以薛鈅决定先带一批人过去，将虫洞四周的树木全部清理掉，清理出一片开阔的空白地带。
    同时，大墓深处的王，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一种强大的气场，也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便是彻底的爆出来，就好像是最为恐怖的存在一般。
    鬼知道，在这道高墙后面的“教祖驻所”是什么样，或许只是一间破烂不堪的茅草屋呢？
    系统商城有很多防御手段，防御皮肤就是其中一种很热门的生化皮肤。
    因为这样一来会大量雇佣贫困地区的本地人，给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同时间灵花灵果的加工则能成为一地的招牌，繁荣一地的经济。
    “这基地怎么了？被恶魔烧过？”方天扫视了一眼这个神盾局的基地，到处都是被火焰融化的痕迹，这可不寻常。
    至于云风，其实早就已经看出来这次度假活动有猫腻了，而刚才的那些话，也完全都是他精心设计好的，想趁跟甲田征作单独相处的时候，从这个看着还算老实的医生口中来套话。
    “老大，叶晨真的发现我们的计划了？”一个脸上有着两道刀疤的男子，听到这里，眉头不由的一皱，而后看向身材肥硕的男子，开口问道。
    可能也就是在一年前，肉和尚和狂笑上人来这里寻宝的那时候的事情了。
    紧接着，倒是令云风有点儿感到头大了，毕竟他虽然由于当初的“新手大礼包”而精通全世界各国的语音，但这明显不包括兽语，而在根本无法交流的情况下，又何谈解除误会呢？
    当照妖镜里照出至尊宝的孙悟空托世之身时，大家 都心血朝心头涌，终于孙悟空要出世了。
    他完全没有料想到，那人一句废话都没有，走过来就直挺挺的给了他一个拳头。
    第二批八十二人还真的拿出来上坟的该有的样子了，撒纸钱，放上摘菜，然后八十二人还哭泣了一场了。
    一国的土地何等辽阔，那些偏远的地方很少会有强者过来坐阵，因为没有足够的实力，那些偏远地区经常是被妖兽所统治，稍有不顺意便是被屠城。
    不过叶长风转身的那一瞬间，眼里精芒闪动，敛去了中二不羁，尤为严肃。
    王腾很慌，他有点害怕，他怕高层那些长老把郑天祺抓住之后将他供出来，从此把他的修练之路掐断。
    江苓知这次考试整体发挥的还不错，完全没有被前几天的情绪影响到。
    灯光一闪一闪犹如心跳的提示一般，这就是控制奴隶的高科技产品，海贼王里面最早出现的控制环，只要戴上控制环的人将会意味着失去自由。
    陈父虽然对苏老爷子也是有诸多的不满，但现在还是在苏家的范围内。这要是被别人抓了空子，陈家的境遇不会比现在好多少。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商挚寒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不然她可不会这个样子，他眉头微微一皱没有半点思考便答应了。
    看着面前一幅怜悯众生的家伙，肖强的嘴角有了弧度，好久没有这么有意思了，既然他想玩，那就用他打发一下时间吧。
    汪宏远与宋翔没啃声，眼角余光瞄着宁晓阳，显然是把决定权交给了后者。
    老洛克骂的狠，可手底下却在检查肖强有没有受伤，果然最贴心的就是这老头了。
    没一会儿，杨林和段景住赶着骡子队就进了饮马川。队伍那么人，都在那打火做饭。杨林和段景住被裴宣和邓飞迎接上了山。
    陈龙紧随其后一跃而起，右手瞬间扣住神使的脖子，然后将丹田的龙晶给祭出。
    真神门和圣剑宗最终还是暗地里进行了接触，至于接触的具体事情只有他们自己人才知道，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
    看到域主被陈龙一招干掉，残余的域卫军一个个目瞪口呆，眼中尽是惊恐和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