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明虎被他看得心头一躁，瞬间恼羞成怒。
    他上前一步，弯腰，扬手，两个巴掌狠狠甩在农明斌的脸上。
    “瞪什么瞪？”
    “吃着我家的，穿着我家的，住着我家的房子，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找打！”
    话音落下，他回头对着那两个跟班一挥手：
    “给我打！让他长长记性！”
    两个男生立刻围了上来，拳脚如同雨点一般，落在农明斌的身上。
    他蜷缩在地上，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拳头砸在身上的闷响、少年们的嬉笑声。
    一切，都和那天街头的场景，慢慢重叠。
    仇恨的种子，在这时刻。
    悄无声息，疯狂生根。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
    那天，农明斌拿着毕业证回到大伯家。
    刚进院子，就看见大伯农华山坐在新盖的四层小洋楼门口，翘着腿抽烟。
    “明斌啊，”大伯吸了口烟，吐出一团白雾，“你也大了，有些话，大伯就不拐弯了。”
    农明斌站在门口，没吭声。
    大伯继续道：
    “你也知道，家里供你读书这么多年，不容易。”
    “你大伯母身体不好，你堂哥马上也要读高中，到处都要钱。”
    “这义务教育也上完了，再读下去，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尖碾灭，抬起头看着农明斌。
    “这样，你出去打工吧。自己挣自己花，也省得在家里受气。”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可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
    他回到那间猪圈小屋。
    坐在那张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四层小洋楼的灯光明亮，堂哥农明虎的笑声隐隐约约传出来。
    第二天一早，他离开了欧亚村。
    没有车费，他就步行。
    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县城。
    十六岁，初中毕业。
    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他在县城最破旧的那条街上，找到了一家小店。
    店面很小，油腻腻的，几张桌子歪歪斜斜。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上下打量他一眼，问：“多大了？”
    “十八。”农明斌说。
    老板笑了笑，没拆穿他。
    “洗盘子，一个月几百，干不干？”
    农明斌点头。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
    每天从早到晚，站在后厨那个油腻的水槽前，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洗洁精的泡沫，油腻的污水，永远洗不完的碗盘。
    一个月后，他拿到了几百块钱。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手里捏着自己挣来的钱。
    第二天，他辞了工。
    坐上前往另一个城市的大巴车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县城。
    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只知道，没有力量的他不想再留在这儿。
    新城市很大，人很多，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可他依然找不到容身之处。
    最后，他在城郊找到了一家小工厂。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间铁皮棚子，里面摆着一台冲压机床。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叼着烟，上下打量他。
    “干过活吗？”
    “干过。”
    “行，一个月三千，不包吃住。”
    “冲压件，小心点，这玩意儿危险。”
    农明斌点头。
    他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民房，几平米，一张床，一个灯泡。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走四十分钟到工厂。
    晚上九点下班，再走四十分钟回去。
    冲压机床轰鸣着，一下一下，把金属件压成规定的形状。
    他站在那里，重复着放料、踩踏板、取件的动作。
    从早到晚，日复一日。
    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胳膊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
    有时候，在机床轰鸣的间隙里，他会想起从前。
    想起妈妈在街头倒下的样子。
    想起大伯说“家里没钱供你读书”的样子。
    想起那栋用他妈妈的命换来的四层小楼。
    仇恨还在。
    可它好像被压到了心底最深处。
    被轰鸣的机床声压着，被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压着。
    被每个月的房租饭钱压着。
    他连活着，都已经拼尽全力！
    也是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
    当年残疾的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是多么不容易。
    一年。
    两年。
    他十七岁了，再过两个月，就满十八。
    他原本想过，等成年了，就去当兵。
    那是小时候跟妈妈说过的承诺。
    可意外，先来了。
    那天下午，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机床轰鸣着，他放好料，踩下踏板。
    可这一次，取件的动作慢了半秒。
    机器落下来。
    一阵剧痛。
    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
    血。
    很多血。
    后来的事，他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被人抬上车，记得医院惨白的灯光，记得有人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什么。
    再醒来时，右手没有了。
    从手腕往下，空荡荡的。
    缠着厚厚的纱布。
    他躺在病床上，盯着那个空荡荡的地方，盯了很久。
    没有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
    老板来过几次，垫付了两万块医药费。
    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等他出院了，去找那间铁皮棚子。
    已经空了。
    机床没了，老板没了，什么都没了。
    连人带厂，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站在空荡荡的铁皮棚子里，站了很久。
    风吹进来，吹得棚顶的铁皮哗哗响。
    十八岁，残疾了。
    之后的日子，他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找工作，没人要。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年轻人，能干什么？
    他去过工地，去过餐馆，去过所有能想到的地方。
    得到的答复都一样：
    “不行。”
    “干不了。”
    “你这样子，我们没法要。”
    钱花完了。
    最后，他只能回去。
    回欧亚村。
    那间属于他的破旧老屋，比他离开时更破旧了。
    屋顶漏了几个洞，墙上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杂草齐腰高。
    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里面一股霉味。
    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后山。
    妈妈的坟还在。
    杂草长满了坟头，墓碑上落满了灰。
    他跪下来，用左手一把一把地拔草。
    拔了很久。
    然后，他跪在那儿，看着墓碑上妈妈的名字。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他说不出话。
    只是跪着，流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