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把码头上的防雨布吹得猎猎作响，像是一面没人看得懂的旗。
    细辉的手指已经摸到了枪柄，那种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稍微镇定了一些。他盯着阿正那张满不在乎的脸，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开始打鼓。
    这烂仔太淡定了。
    就在细辉准备下令动手的瞬间，几道刺眼的强光突然从阿正身后的黑暗里射了出来。
    那是几辆重型卡车的远光灯，光柱像是几把白色的利剑，直接要把细辉和他那两个保镖给刺穿。
    轰隆隆的引擎声盖过了海浪。
    卡车后面，没有拿刀的古惑仔，也没有端着微冲的飞虎队。
    只有七八十个手里拿着铁锹、十字镐，光着膀子，浑身肌肉像是花岗岩一样的建筑工人。
    领头的是那个在工地上负责打桩的山东汉子，嗓门大得像破锣：“正哥！砖拉完了！这几个穿西装的是不是想赖工钱？”
    几十把铁锹往地上一顿。
    那种气势，比深水埗任何一个堂口都要吓人。这是真正干力气活的人身上才有的煞气，一锹下去，不仅能铲土，也能把脑袋当西瓜开了。
    细辉的手猛地从腰间缩了回来，像是被烫了一下。
    “误会，都是误会。”细辉脸上的横肉抽搐了两下，把那个装满图纸的信封死死攥在手里，“既然货对版，那就不打扰正哥发财了。”
    他倒退着走了几步，然后转身钻进车里，连车门都差点夹住衣角，那辆奔驰车像只受惊的野狗，喷出一股黑烟，逃命似的窜上了沿海公路。
    阿正把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弹，火星四溅。
    “怂包。”阿正回头冲那群工人大喊，“今晚加餐！猪头肉管够！明天天不亮，咱们就把这些港币换成发电机！”
    ……
    三个月。
    对于坐在中环办公室里的周生来说，三个月不过是喝了几次下午茶，搞了几次无关痛痒的董事会。
    但对于蛇口这片热得烫脚的红土地来说，三个月，足够让荒草变成水泥森林。
    1989年的春节刚过，空气里还残留着爆竹炸开后的硫磺味。
    蛇口工业区的一角，一座并不美观、甚至有些简陋的厂房矗立起来了。没有玻璃幕墙，没有像样的绿化，只有红砖砌成的围墙和那种最廉价的石棉瓦顶棚。
    但这里却是整个蛇口用电量最大的怪兽。
    厂房里，几十台不知道从哪淘来的二手波峰焊机正在轰鸣。那种刺鼻的松香水味道，混合着焊锡融化时的金属腥气，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对于外行来说，这是毒气。
    但在罗晓军鼻子里，这是金钱的味道。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工装，袖口挽到手肘，手里拿着一块刚刚下线的电路板。
    这块板子丑得出奇。
    比起索尼或者松下那种绿油油、布线精美如同艺术品的PCB板，手里这块东西简直像是由于营养不良而畸形的怪胎。
    板基是焦黄色的，那是国产的酚醛树脂板，比玻纤板便宜了整整七成。上面的铜箔线路粗壮得像蚯蚓，为了解决信号干扰，好几处地方还飞着红红绿绿的跳线。
    尤其是中间那块区域。
    原本应该安放日本NEC解码芯片的位置，现在被一坨如同蜂巢般密集的黑色“牛屎”覆盖着——那是为了防抄袭，也是为了保护下面那堆由陈大有手工搭建的分立元件逻辑阵列，特意封上的黑胶。
    “军哥，这玩意儿看着……真的很土。”
    阿正站在旁边，看着那块板子，忍不住咂舌，“要是让鸭寮街那些发烧友看到，估计得骂咱们是搞收破烂的。”
    “土？”
    罗晓军用拇指擦掉黑胶边缘的一点毛刺，眼神里闪着精光，“土才好。土说明它皮实，说明它不挑食。”
    “那帮坐在空调房里的日本人，为了追求所谓的‘高保真’，把线路做得比头发丝还细，稍微受点潮就短路。咱们这个，哪怕你往上面泼杯水，甩干了照样能响。”
    不远处的工作台上，方振堂头发长得快盖住眼睛了，正拿着放大镜，神经质地检查着每一处焊点。
    陈大有则蹲在地上，正在调试一台改装过的冲压机。
    这两人，一个疯子学者，一个野路子技工，在这三个月里打了不下五十次架，摔了十几台样机，终于把那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各项参数怎么样？”罗晓军问。
    方振堂抬起头，那双充满了血丝的眼睛里全是狂热：“频响范围100Hz到12kHz，高音部分比日本货少了两个分贝，低音……嘿嘿，低音比他们的重！因为咱们用的变压器铜线加粗了，推力大！”
    “信噪比呢？”
    “稍微差一点，但是……”方振堂抓起那块丑陋的板子，“咱们把人声部分做了增强，听流行歌，特别是现在那种摇滚，带劲！那种滋滋的底噪，正好能混进电吉他的失真里，听不出来！”
    这就够了。
    在这个年代，大部分人手里拿的磁带都是翻录了七八遍的盗版，耳机也是两块钱一根的地摊货。
    谁在乎那两个分贝的高音？
    大家要的是响，要的是震耳朵，要的是能在广场上放出来让隔壁班女生回头的动静。
    “成本核算出来了吗？”罗晓军转头看向旁边的林婉儿。
    林婉儿瘦了一圈，但精神头极好。她手里拿着个算盘，噼里啪啦地拨弄着，随后报出了一个让空气都凝固的数字。
    “四十五。”
    阿正愣住了：“四十五港币？”
    “不，是人民币。”林婉儿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加上人工、水电、厂房折旧，这一块核心解码板的成本，只要四十五块人民币。”
    “日本那颗NEC芯片，现在的拿货价是多少？”罗晓军明知故问。
    “一百二，还是美金。”阿正咽了口唾沫，“还得求爷爷告奶奶，看那帮贸易商的脸色。”
    一百二美金对四十五人民币。
    这是一场屠杀。
    根本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这就是最赤裸裸的成本碾压。
    罗晓军把手里的电路板放下，脸上没有丝毫笑意。
    “别高兴得太早。”
    他走到厂房角落。那里摆着一台从隔壁小卖部借来的、用来冻冰棍的卧式冰柜。
    这台冰柜已经在满负荷运转了两个小时，里面结满了厚厚的白霜，温度计的指针指在零下十八度。
    “咱们的市场不光是南方。”
    罗晓军指着那台冰柜，“不管是东北的林场，还是西北的油田，只要有人想听歌，这机器就得能转。日本人的机器到了漠河，电池一冻就趴窝，皮带一硬就打滑。”
    “把样机放进去。”
    工人们都围了过来。
    陈大有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台刚刚组装好的随身听——外壳也是蛇口这边的塑料厂开模做的，手感有些粗糙，但那种灰黑色的磨砂质感，反而透着一股硬朗的工业风。
    机盖打开，放入一盘崔健的磁带。
    然后，连同耳机一起，扔进了那台冒着白气的冰柜里。
    盖子合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厂房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冰柜压缩机发出那种如同老牛喘气般的嗡嗡声。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阿正忍不住掏出烟盒，想点一根，被林婉儿瞪了一眼，又讪讪地塞了回去。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台机器在里面冻死了，那所谓的“国产替代”就是个笑话。
    周生和那些等着看笑话的港商，会把“劣质品”这顶帽子扣在君业头上，一辈子都摘不下来。
    “时间到。”
    罗晓军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
    陈大有深吸一口气，走过去，猛地掀开冰柜盖子。
    一股白烟腾起。
    那台随身听静静地躺在一堆雪糕中间，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看着就像一块冻硬了的黑砖头。
    陈大有伸手把它拿出来，手抖得厉害。
    他按下播放键。
    咔哒。
    机械传动的声音有些生涩，像是生锈的齿轮在咬合。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那一秒钟，漫长得像是一个世纪。
    滋滋……
    耳机里先是传来一阵电流声。
    紧接着。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也蒙住了天……”
    那个粗犷、沙哑、充满了力量的声音，即使隔着那层白霜，即使是从那副廉价耳机的漏音里传出来，也依然清晰地钻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